2.2 经济全球化趋势及其表现形式

2.2.1 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

最早对“全球化”的经济内涵做出解释的是T．莱维。他在1985年发表的题为《市场的全球化》的论文中用“全球化”的新观念形象地概括了世界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国际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大规模地扩散”。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的定义，“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表2.1是里斯本小组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及基本内涵。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阶段，以生产、交换、分配及消费的国际化为特征，突出地表现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和配置，各国经济相互影响加深，联动性增强，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冷战”结束后，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把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作为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定位的基础，这又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安全环境，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和空间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技术平台，也是经济全球化的直接推动力。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国际分工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客观上要求各国在资金、技术、劳务和知识产权等方面进行国际联合，共同开发市场。信息技术特别是国际互联网把各个国家联系在一起，节约了时间和成本支出，使得企业组织跨国生产成为可能，同时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马克思说：“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生产）发生联系，并且才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

经济全球化早期无疑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其基本特征是商品、技术、信息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因而，经济全球化具体表现为生产的全球化、投资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和金融的全球化。

第一，国际分工的变化引起生产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生产的全球化。国际分工使各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网络。生产的全球化有利于世界各国充分发挥优势，节约社会劳动，使生产要素充分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不同于前两次的产业层次上的垂直分工和部门行业分工，而是企业内部的分工，因而跨国公司充当了这种世界性生产网络的核心和纽带。跨国公司实行的全球经营战略，是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基础和巨大推动力。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1997年世界上有跨国公司53000家；1999年就达到了63000家，设立分支机构70万个；21世纪初，跨国公司已增加到65000家，国外子公司85万个。跨国公司为了扩大其在世界各地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还大力推进研究与开发的国际化，在国外设立研究与开发基地，聘用国外科技人才，与国外科研机构合作，把其产品的生产过程分解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各国和地区的比较优势，以实现其成本最低化、效益最大化。

第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导致投资的全球化。跨国公司既是全球性生产网络的核心和纽带，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规模陡然剧增，跨国公司进入了全球化经营时代。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化经营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法宝，而国际化经营就是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因而跨国投资和生产就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特征。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带动了高新技术的流动，促进了资源和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直接导致了生产的全球化和贸易的全球化，各国经济相互渗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特有的新态势。1987—1992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年平均流入额为1735亿美元，“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持续增加，1993—1999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年平均流入额达到4450亿美元。至2016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已达到1.75万亿美元。国际直接投资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国际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将直接引起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高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发展。

第三，生产的全球化直接引起贸易的全球化。生产的全球化的直接结果就是消费的全球化即贸易的全球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推进，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以及公司（企业）都把发展对外贸易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通过国际贸易争得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有利地位。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全球贸易在1990年以来保持了年均7%的增长率，2000年的增长率高达12%,2004年的增长率达9%。2012年，全球贸易额约18万亿美元。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东道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原来规范世界贸易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已经难以适应世界贸易的发展趋势。世界贸易不再局限于商品和货物贸易范畴，而是已经扩展到服务及高科技生产要素等方面，世界贸易组织便应运而生。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推动了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有利于构筑世界贸易各领域的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进一步推动贸易全球化的发展。

第四，投资的全球化必将推动金融的全球化。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际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投资的全球化必将导致金融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深层次发展。金融的全球化促进了经济多元化和更有效率的国际资本流动，各国的相互依存性进一步增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国际化的进程明显加快。1973年，全球每天的外汇市场交易额只有150亿美元，1998年就上升到约15000亿美元，2010年达40000亿美元，2014年更高达5000亿美元（见图2.1），相当于世界每日GDP的30倍。信息革命引发的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将全球金融市场连成一体，为国际金融活动提供了便利，也为巨额国际游资寻找到了增值的途径。金融的全球化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但金融全球化也会导致国际资本的流动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运行，蕴藏着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各国自身经济利益不同，社会历史、政治、文化形态各异，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亦不尽相同，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意愿、动力和程度相差极大，因而经济全球化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

首先，经济全球化为国际投机资本提供了炒作的巨大空间，可能给某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小国家和经济体带来巨大风险。1997年，国际投机资本利用东亚国家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弱势地位，掀起金融风暴，引发东亚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虚拟经济盲目扩张的结果，给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起到了警示作用，因为国际信贷和国际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已经使那些制度不健全和经济环境薄弱的国家深受其害。

其次，经济全球化会将一个国家的经济风险在全球范围内放大，进而演变成国际性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发生次级房屋信贷危机。这本是美国自身的一场金融危机，但是由于美国的次级房屋贷款的金融业务通过衍生工具将其资本运作扩散至全球范围，美国的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各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打击，出台了不同的应对措施，有的国家采取了以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的措施，有的国家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这些措施虽然可能对应对危机起到治标的作用，却使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协调更加困难，国际经济治理面临新的挑战。

再次，经济全球化还引起发达国家的某种程度的反弹。虽然发达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但发达国家内部各阶级各阶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收益也出现了两极分化，从而导致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的发生。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出现的“黑天鹅事件”如英国脱欧和主张“美国优先”的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使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动辄威胁提高关税或实施经济制裁。特朗普上台令美国内政外交变数陡增，给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带来极大冲击。

最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逐渐向政治、文化等领域渗透，产生了世界经济政治化和世界政治经济化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经济的发展决定了世界政治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关系常常渗入政治因素或转换成政治关系。以中国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得到了包括英、法、德等在内的发达国家及众多亚洲国家的支持，美、日等国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其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功能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功能是互补的，美、日所担心的是其丧失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的控制权和主导权，其本质是规则和制度之争。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跌宕起伏、危机频发，引起了人们对全球化的极大质疑，甚至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失业率上升和收入差距拉大归罪于经济全球化，一些学者甚至开始鼓吹“去全球化”，国际社会也出现了反全球化运动。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济全球化步伐确实有所放缓，尤其是在作为危机源头的发达国家，不但政治上变得“内向”，而且经济上保护主义盛行。于是，全球化意识开始淡化，逆全球化行径开始蔓延，“去全球化”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上升的，短期内遭遇的困境并不能改变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长期趋势。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全球化需要一个“升级版”，唯有如此，才能重新赋予全球化新的生命力。

经济全球化的确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为国际社会合理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治理提供了条件，也为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不稳定将成为一种新常态，特别是国际游资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冲击将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性。因而，经济全球化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不断遭遇困境的曲折过程。

2.2.2 区域经济合作呈强劲发展势头

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与经济全球化并行不悖的发展潮流。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趋利避害、趋福避祸，几乎成为所有国家的应对之策。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作为以地缘关系为基础开展的各种政府间的经济合作活动，就成为有关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之所以发展如此迅猛，是因其存在着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根源：

第一，全球性的多边合作机制无法满足所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需求。从现阶段发展看，经济全球化通常是以全球性多边合作机制（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基础，以统一的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规则为标志，促进全球性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的自由流动。而区域经济合作则以双边或地区性多边合作为基础，以区域范围的市场及其运行规则为标志，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的自由流动。区域经济合作比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发展趋势更强劲，双边或区域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从而能使相关国家共同受益。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国家纷纷祭出贸易保护主义大旗，致使很多国家不得不寻求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来规避形形色色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合作既是各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产物，也是相邻国家为减缓经济全球化无序冲击而采取的理性选择。

第二，参与区域性经济合作成为部分国家经济开放的要求和标志。加入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国家虽然有不同的要求和利益差别，但是它们的目标基本一致，即为经济的长期发展赢得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中东欧国家申请加入欧盟都试图向外部世界展示本国的贸易自由化体制及改革所具有的稳定性，从而达到改善其贸易条件，实现规模收益递增，强化竞争，吸引外国投资、扩大对外贸易等目的。中东欧一些国家加入欧盟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借助欧盟平台迅速摆脱经济上的落后局面，追上西欧发展的步伐，而有的国家则将构建区域经济合作当成一种手段，向贸易伙伴施加压力。多年来，美国试图通过签署双边或者地区性贸易协定，采取分化手段，拉拢一些国家，同时又对其他国家设置贸易壁垒。

第三，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本国和本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增强成员应对经济风险的能力。各种数据表明，全球贸易的增长大部分源于各种业已形成或正在建立当中的经济合作组织内部贸易的增长。如今，发生在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中欧自由贸易区和安第斯共同体六大区域贸易集团内部的贸易量，就占到世界贸易总量的1/3以上。全球贸易中半数以上是在各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之间进行的。区域内自由贸易可以产生“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作用。“贸易创造”即由于取消内部关税和其他限制，致使区内交易成本降低，价格下降，从而使区内贸易增长。如，欧盟对外投资的1/3是在成员之间进行的；就北美而言，美国和加拿大都互为最大的投资对象国。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由于其在贸易优惠方面的排他作用，特别是区域内外的差别待遇，可能产生跨区域贸易向区域内贸易转移，从而给其他地区特别是没有开展区域贸易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带来较大压力。

第四，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合力作用使其成为能够左右地区经济乃至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加深，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约束力也越来越强。参与制定新的国际经济规则和修改旧的国际经济规则，成为各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重中之重。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正是由于其有较大的市场规模，对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和完善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果不借助区域经济组织这种整体的力量，单个的国家难以对世界经济事务发挥与其实力相匹配的影响。20世纪后期“欧洲统一大市场”形成之际，美国已经感到其面临的压力，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即为其应对挑战的举措。当今世界，各大经济体都在积极筹建超大型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以真正发挥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虽然特朗普已经废除了TPP，但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及FTAAP（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亚太自由贸易区）等超大型区域经济合作安排仍在筹划之中。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超大型经济体的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世界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产生着深远影响。

根据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程度，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分为六种形式。其一，优惠贸易安排，即通过协定或其他形式，对全部商品或部分商品给予特别的关税优惠，是经济一体化中等级最低和最松散的一种形式。其二，自由贸易区，即由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组成一个贸易区，成员之间统一关税或免征关税并取消其他贸易限制，但对自由贸易区以外国家仍征收较高关税。其三，关税同盟，即成员之间完全取消关税或其他壁垒，建立共同的对外关税，同盟内部商品自由流通和自由竞争，带有超国家的性质。其四，共同市场，即成员在关税同盟的基础上进一步消除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同盟内实现技术、资本、劳动力、商品的自由流动。其五，经济联盟，即成员之间建立超国家的管理机构，制定和执行某些共同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逐步废除政策方面的差异，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其六，完全经济一体化，即成员在经济、金融、财政等政策方面均完全统一，在国家经济决策中采取同一立场，区域内商品、资本、人员等自由流动，使用共同货币，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阶段。

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全球化追求的目标是基本一致的，即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经济效益和增强产品竞争力。区域性经济组织内部实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必将加速资本的相互渗透，深化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国际分工，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然而，区域经济合作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有矛盾的一面。从经济运行规则看，区域性经济合作具有排他性，其内外有别的政策常带有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产生了消极影响，也加剧了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矛盾。但是，区域性经济合作也具有开放性的一面。区域性经济合作并非只着眼于地区性的自给自足，而是要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经贸活动中，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相互联系，具有相互开放性。从长远来看，区域经济合作不但不会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且还将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世界上最早的区域合作组织是苏联和东欧国家于1949年成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之后，欧共体的建立标志着西欧国家开始走上区域经济合作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发展中国家也建立了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20世纪90年代，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欧洲联盟的成立，特别是欧元的出台，把区域经济合作推向了更高阶段。2002年7月，非洲联盟的成立则标志着非洲大陆区域经济合作进入新阶段。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区域经济合作、跨区域经济合作、次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已经遍布世界各个地区，形成了一个个以区域为活动范围和联系主体的经济网络。

欧洲联盟是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自西欧6国于1951年4月18日签订《欧洲煤钢联营条约》之后，欧洲开始走上经济一体化进程。1993年欧洲联盟建立，1999年欧元出台，2002年欧元取代欧元区各国货币，成为欧元区唯一货币。欧盟的超国家力量，在经济上表现出欧盟统一市场的透明性、竞争性与流动性，在文化心理上树立起欧洲的统一形象。截至2016年年底，欧盟有27个成员，人口5亿，盟内生产总值16万亿美元。2009年，欧盟还选举赫尔曼·范龙佩为首位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凯瑟琳·阿什顿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这两个职务被形象地称为“欧盟总统”和“欧盟外长”，表明欧盟将继续朝着经济、政治及外交全方位一体化的方向推进。当然，欧洲一体化进程也遇到了严峻挑战。2010年欧债危机发生且不断蔓延，特别是希腊债务危机久拖不决，暴露出了欧元区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的制度设计缺陷。欧洲一体化从此将进入曲折发展的新阶段。

美国和加拿大于1988年1月通过签署《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1994年1月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启动。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将逐步取消货物与服务进出口关税及投资障碍。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由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组成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1994年12月迈阿密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确定了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最后时间表。美国试图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基础，逐步向南扩展，组建一个囊括整个美洲的自由贸易区。美洲自由贸易区一旦建成，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它北起阿拉斯加，南到阿根廷，包括除古巴以外的34个美洲国家。该贸易区人口近8亿，贸易额占全球的1/5以上。但是，有关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展缓慢，在农业补贴、降低关税、市场准入等关键问题上尚未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一些主要成员的利益难以协调，谈判一直停留在议程和框架层面上。特朗普上台后不仅立即宣布退出TPP，而且就北美自由贸易区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进行谈判。美国在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上采取了消极态度。见图2.2所示。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立于1989年。1993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首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为APEC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形成了高官会议、部长级会议、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三个层次的决策机制。其宗旨和目标是：相互依存，共同受益，坚持开放性多边贸易体制和减少区域内贸易壁垒。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由成立之初的12个成员发展到1999年的21个成员。1999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21个成员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40%，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56%，贸易额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48%。由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不搞立法式的规定，不推行一种模式，任何方案和动议都必须经过成员一致同意。1994年11月，印度尼西亚茂物会议决定在成员中分两步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其中，发达国家和地区于2010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于2020年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目标。2014年APEC北京峰会在已签订的亚太地区43项双边及小型自由贸易协定基础上，力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并通过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标志着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正式启动。

2002年7月由53个非洲国家成立了非洲联盟。非洲联盟以“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作为发展战略，这是一个庞大的一揽子计划，涉及非洲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发展目标明确而具体，是对非洲发展道路的新探索，为非洲追赶世界发展潮流勾画了宏伟蓝图。“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要整合非洲大陆的资源、人力、资金和技术，加强非洲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2011年8月15日，非洲联盟正式接纳南苏丹共和国成为其第54个成员。非洲联盟拟以非洲现有的数十个区域性、次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为基础，逐步缩小各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加强区域间的协调与合作，推动非洲的一体化进程。非洲联盟未来计划使用统一货币、建立联合防御力量、成立跨国家机构。非洲联盟的方案对于非洲未来的发展是一次重要的尝试，是非洲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为防止“被边缘化”而采取的新对策。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正式运行。如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近19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近13万亿美元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推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协调与合作，为本地区的发展与繁荣创造有益环境。中国连续多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东盟目前是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的第一大市场。如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候选国东帝汶、观察员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在申请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参加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是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对我国和亚洲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同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在2015年完成升级谈判，并在此基础上加大自由贸易区内部的次区域合作（如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进而完成RCEP谈判。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机制将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金砖国家机制正在从一个经济概念发展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平台。“金砖五国”（BRICS）是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中国（China）和南非（South Africa）国名的英文首字母的集合。“金砖国家”一词由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首次提出（2001年）。2013年金砖国家峰会决定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2014年金砖国家峰会正式签署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协议（2015年7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立）,2015年金砖国家峰会同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成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金砖国家正在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为基础，依托亚投行、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组织、南方共同体市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数十个多边合作机制，改革和创新国际秩序，引导全球治理。中国提出的“金砖+”模式已获得广泛认可，目前成员已达到35个，为金砖国家参与和引导全球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