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城市弹性研究主题

就城市弹性的研究主题，学者们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城市学等多个视角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与分析。在早期研究中，学者们优先关注了城市新陈代谢流、城市管治网络、城市建设环境和城市社会动力四个方面（Chelleri, 2011; Resilience Alliance,2007）（见图2－5）。城市新陈代谢流重在支撑城市生产消费功能的发挥，重点关注人类最基本的生产、生活需要，以提升城市人的生活质量；城市管治网络的作用在于支持城市机构与组织的有序运行，主要涉及城市的社会学习、社会适应以及自组织能力，以提升城市的管理与治理能力；城市建设环境重在关注城市系统中的生态环境，主要包含城市形态、城市基础建设、城市空间关系等，以优化城市的生存环境；城市社会动力重在探讨社会公平，主要涉及人文关怀、人力资源和社会均衡等，以缓解城市的社会矛盾（蔡建明等，2012）。这几个主题实际上是城市经济、城市工程、城市社会和城市生态等维度的不同侧面（Leichenko,2011; Pu & Qiu,2016）。

图2－5 城市弹性研究的四个相关主题

随着弹性城市研究的逐步细化，学者们主要从经济维度、基础建设维度、社会维度与生态环境维度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并逐步形成了以城市经济弹性、城市工程弹性、城市社会弹性和城市生态弹性为代表的四个研究主题（Pu & Qiu,2016；蔡建明等，2012；彭翀等，2015），见表2－4。

表2－4 城市弹性研究主题

注：根据蔡建明等（2012）、邹祖钰与彭翀等（2015）的相关文献整理而成。

2.3.1 城市经济弹性

城市经济弹性主要涉及城市中的个体、家庭、公司、市场和宏观经济不同层次，是相关利益主体为了避免外来干扰而积极采取的使得自身损失最小化的行为和措施，是城市系统积极应对风险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快速响应和适应的能力（Rose,2004），其主要从经济地理与城市规划视角研究城市经济系统和产业系统弹性（Martin & Sunley,2007）。同时，有学者关注了气候变化（Müller,2010; Pike, Dawley, & Tomaney,2010；王量量、韩洁、彼得·纽曼，2013）、油价峰值（Newman et al.,2009）、灾难事件（Fleischhauer, 2008; Rose,2004）等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此外，还有学者尝试对其进行测量（Polese,2010; Rose,2004; Simmie & Martin,2009），意在增强城市的自给自足能力。比如，侯俊东、肖人彬与吕军（2013）为精确测量地质灾害的经济弹性，他们根据地质灾后的构成和作用机理，将其视为一个四位结构，对其进行了操作化定义和数学描述；朱瑜葱（2015）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研究了浙江省温州市企业的经济弹性，得出其主要受到路径依赖、惯例创新和锁定效应三个方面的影响。

2.3.2 城市工程弹性

城市工程弹性主要关注自然或人为灾害发生后城市基础设施、人口及社区迅速而有效的恢复能力（McDaniels et al.,2008; Stevens, Berke, & Song, 2010），目的在于提升基础设施的防灾减灾技术和耐久性，以此确保城市经济和社会的有效运行。学者们对城市工程弹性从多视角多维度进行了探索。比如，Attoh－Okine、Cooper与Mensah（2009）建立了城市基础设施主观效应评价体系，并以城市高速公路网络为例计算其弹性指数；Bruneau et al.（2003）认为城市基础设施的坚固性和快速性最为重要；Ouyang与Wang（2015）认为城市基础设施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构建了多系统联合恢复模型，并以飓风背景下美国休斯敦和德克萨斯州的电力与天然气系统为例总结出五种恢复类型；冯璐（2015）认为可通过完善景观基础设施提升城市应对风暴潮的适应能力。

2.3.3 城市社会弹性

城市社会弹性重在研究城市中的社区和人群应对环境、社会等因素干扰时的能力（Adger,2000）。该领域重点关注了环境变化情景下时间（Gallopín，2006）和空间（Fleischhauer,2008; Zhou, Wan, & Jia,2010）两个尺度上不同社会群体和组织结构的脆弱性（Cutter et al.,2008; Imrie &Lees,2014）以及灾后城市社区弹性指标（Cutter, Burton, & Emrich,2010），意在保持城市社会系统的多样性以提高城市弹性。如：张秀兰与张强（2010）认为社会弹性的概念为现代风险管理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属于社会制度与文化层面；朱华桂（2012）认为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风险增大，增强社区弹性能有效地提升社会风险管理水平；张惠（2015）以弹性社区理论为基础，将社区看成城市风险治理的基本单元，认为社区弹性能力的高低对城市应对不确定性风险能力有着直接影响，并构建了弹性社区模型。

2.3.4 城市生态弹性

城市生态弹性是指城市系统在面临灾害后与形成新的结构和功能前，积极尝试重组所能化解干扰与危机的能力，目的在于提升城市系统应对偶发性、非线性风险的能力，通过提高城市的自组织能力，以实现人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Folke,2006; Pickett et al.,2014；蔡建明等，2012），意在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气候变化（Larsen & Barker－Reid,2009; Leichenko,2011;Tașan－Kok, Stead, & Lu,2013）和城市化（Ernstson et al.,2010; Collins et al.,2000）对其影响最大。比如：王群、陆林与杨兴柱（2015）借用稳定性景观模型，运用集对分析法从脆弱性和弹性两个层面评价了浙江省杭州市西郊千岛湖社会—生态子系统的恢复能力，揭示了该地区社会—生态子系统弹性的影响机理和曲线规律；王文婕、葛大兵、周双与黄静虹（2015）从区域可持续发展入手，通过绿色GDP核算优化模型评价了城市生态弹性；赵强、李秀梅与谢嘉欣（2015）认为城市生态弹性是城市生态承载力研究的基础，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山东省济南市的生态弹性能力进行了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