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经过多年多阶段的扶贫工作，我国反贫困斗争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然而，我国民族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形势却仍然异常严峻，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性贫困问题现已转化为贫困者在自然灾害、价格波动、政策调整、疾病侵袭等多重风险作用下的艰难适应与脆弱性问题。贫困群体脆弱性已成为新时期制约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已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国梦”圆的“重中之重”与“难中之难”。西部民族地区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及治理状况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西部民族地区稳定脱贫、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制约着西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以及各民族间的共同繁荣、共同进步和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贫困道路主要是由政府主导、政策推动进行，聚焦“贫困”表象和经济属性是西部民族地区扶贫的重要特点，它曾为西部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绝对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贫困类型的变化及脱贫难度的增加，原有的反贫困治理模式显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缺陷与弊端，尤其是以贫困人口缺乏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主要特质的贫困脆弱性现象及单一的扶贫方式缺陷对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的制约现象逐步凸显。无疑，基于脆弱性的视角拓展西部民族地区减贫手段和创新反贫困制度安排，以消减贫困的脆弱性为核心提升贫困治理绩效是摆在学术界及决策层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金融扶贫作为我国诸多减贫措施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当今高度货币化、信用化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其对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的塑造、市场意识的培育、对贫困地区“输血”与自我“造血”能力的增强及各种风险防范的激励作用不言而喻。从最初的一般商业信贷到现阶段集保险、小微金融于一体的立体化减贫模式，金融发展对于民族地区贫困脆弱性缓解及治理的作用不可替代。但由于受到诸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影响，金融缓解及治理贫困脆弱性的绩效不尽相同，因此，理性看待金融发展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及治理作用，有助于通过构建以脆弱性消减为核心的西部民族地区金融减贫架构，为贫困脆弱性的终极治理贡献“金融”力量，并客观上为国家或地区就相关扶贫政策的拟定提供重要价值判断。

从理论视角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同时，金融在促进资本积累、分散风险、推动消费等方面的作用也较为突出。在贫困治理方面，早期的研究多集中于贫困弱势群体的赋权，公共产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匹配，财政支出等领域，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金融对贫困的治理作用和减贫意义方才凸显。目前，学界关注的领域相应地集中在金融发展对贫困治理的影响机制上面，鲜有涉及贫困脆弱性金融治理的专门研究。为此，从金融减贫视角，深入分析西部民族地区贫困脆弱性的金融治理问题，有助于丰富金融深化理论及金融减贫理论。

基于以上对现实和现有理论的认识与思考，本书以西部民族地区贫困脆弱性为研究对象，以贫困脆弱性的金融治理为研究主题，以金融发展推进贫困治理理论为研究基石，首先对贫困脆弱性及贫困脆弱性与金融治理的相关关系等理论进行梳理，然后结合西部民族地区贫困程度深，政治敏感度高，文化、宗教等非经济因素影响显著，人口较少民族深度贫困问题较为严峻等脆弱性特征，分别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三个脆弱性子系统探究其成因，并对西部民族各代表区域的脆弱性程度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本书讨论了财政扶贫资金、商业性正规金融、小微金融等不同类别金融对这一特殊区域贫困脆弱性的治理现状。从考察结果来看，不同类型金融发挥的治理作用与承担的角色各不相同。概言之，财政扶贫资金在民族地区扶贫进程中的“供血”“输血”主导作用十分明显；商业性正规金融“惧贷”“惜贷”现象较为普遍；小微金融作为内生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特殊金融，其“毛细血管”的角色充当得淋漓尽致，已成为西部民族落后地区增强脆弱性群体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自我“造血”、抑制脆弱性特质的重要金融形式。在分析了贫困脆弱性及金融治理现状之后，本书还考量了各金融变量的治理绩效，从实证结果来看，自然灾害频发对西部民族地区的负向冲击作用十分显著，不断威胁着这一特殊区域承灾、防灾、抗灾及救灾能力，同时自然灾害的空间蔓延进一步加剧了西部民族地区贫困的脆弱性。金融治理变量中，财政支出、人均贷款、保险均对贫困脆弱性具有一定的减缓及治理作用。在社会影响因素作用方面，人力资本对于西部民族地区稳定脱贫、抑制脆弱性具有长期决定性作用，而医疗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也为民族地区贫困脆弱性的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更好地提升西部民族地区贫困脆弱性金融治理的绩效，精确瞄准脆弱性金融治理的对接点，本书明确了金融治理的基本原则及不同类型减贫金融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贫困脆弱性金融治理的政策启示，并提出几方面具有普适价值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