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假设检验

本文运用Stata统计软件对2004—2012年的26个省以及约200个地级市的党政“一把手”个人特征与教育财政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稳健性固定效应回归分析（见表6）。统计模型显示，地方政治精英的确对所辖地的教育支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省级与市级领导的教育支出影响存在着差异和共性，书记与行政首长之间亦存在不同。

表6 2004—2012年省市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

说明：①*表示p＜0.1, **表示p＜0.05, *** p＜0.01; ②括号内是稳健标准差。

（1）年龄越大的市级领导更愿意支持教育，而更年轻的省级领导倾向加强教育支出。在市级领导模型3和模型4中年龄通过了正显著性检验，证实了假设1。相对于省级领导，市级官员晋升的竞争更为激烈，因此市级官员在GDP考核导向下的政绩压力越大。而年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官员的政治前途。当市级官员晋升可能性越小时，他们会更加回归对地方长期发展的重视，因而更加愿意投入教育；反之，当市级官员晋升可能性越大时，会更加倾向短期的经济绩效，而相对忽视绩效不显著的教育。对于省级官员而言，由于地区经济基础不同、资源禀赋不同以及政治背景不同，GDP对省级官员的晋升重要性不及低层级官员。因此，年龄表征的晋升影响在省级官员那里并未发挥同市级领导相似的作用，而是出现了相反的影响。年龄较大的省级领导在教育方面投入较少，其原因可能是年龄越大的省级领导有所作为的积极性就越小，包括经济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较为年轻的省级领导不依赖经济业绩且有政治干劲，愿意花更多精力于教育之类的国家长远利益上。

（2）在本研究中并未发现地方领导的任现职年限对教育支出的影响。这可能与省市领导的任期普遍较短有关。本文的统计结果显示，市级领导的任职年限平均为2～3年，省级领导的任职年限平均为3～4年。在较短的任职时间里，官员的支出偏好很可能不会发生较大和较频繁的变化。这也可以从我国发展规划的制定周期找到例证。我国各层级政府和部门都是以5年为一个发展规划周期。我们可据此推论，平均只有3年任现职时间的地级市领导，其支出行为的变化可能性不大，而其对教育支出的青睐与否也无法通过任期长短来体现。

（3）女省级领导和女市长更加愿意投入教育。在省级领导模型1和模型2中，性别通过了负显著性检验；市长模型4中，性别通过了微弱的负显著性检验，即女省级领导和女性市长更加重视教育。吴璟、邓永恒等研究发现女性市委书记升迁的可能性较大，相反，女性市长升迁的可能性较小。这可能是可以解释的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在女性官员的职业生涯中，分管教科文卫工作的经历往往多于男性，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女性比男性更愿意投入教育。

（4）省市领导的本土化特征和教育背景影响着其教育支出偏好。市委书记的教育支出行为存在显著的地域偏袒现象，省级领导和市级领导模型中（模型1、模型2和模型4）中，官员本土化变量通过了正显著性检验，出生地域与任职地域相同的省委书记、省长和市委书记呈现出对当地教育支出的偏向。这印证了一些关于省级领导教育支出地域偏袒的观点，并在地级市也呈现了相似影响。来自当地的领导官员除了重视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外，也会比非本地官员更加重视教育，其原因可能在于地方官员与出生地的情感联系促使他们更加愿意为家乡的长期发展而思虑。学历较高的市级领导和学历较低的省委书记所在地教育支出更多，且理工类的省级领导更加重视教育。模型3和模型4中的学历背景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市级层面领导教育程度与地方教育支出具有积极影响。而省级层面领导的学科背景影响当地教育支出。模型1和模型2中的“是否有社科专业背景”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理工类的省级领导所在地教育支出更多。

（5）地方财政自主程度能够影响教育支出。财政自主变量在4个模型中都通过正显著性检验。正如很多学者所认为的地方政府过于重视短期绩效而对教育的相对忽视现状中，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限制地方财政自主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保障地方教育投入。在其他控制变量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均与教育支出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地方教育支出在预算内支出的比重越低。这也从某种角度反映了地方预算决策中经济发展与教育供给的顾此失彼现象。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下，地方对经济建设支出的偏向可能会限制教育支出。在校生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在地级市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地方教育支出能够客观反映当地的教育需求，但是从省的整体教育支出情况看，并未实现教育需求与实际支出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