缮性
矫情刻薄邪僻怪异的行为，若不是出于人的天然本性，就是滋生于社会世俗的虚伪巧诈之心中；虚伪巧诈之心如果使用，那么正信正行正性就要失去；正信正行正性丧失的缘故若不自觉悟，就会仍然以虚伪的面目去作为。
用世俗的学问来修正本性以求回复到本初，用世俗的思想来调整情欲以求达到明智，这样的人称为闭塞愚昧的人。古代修道的人以恬淡涵养智慧，智慧滋生之后而又不以智慧去行事作为，称为用智慧涵养恬淡；智慧与恬淡相互涵养而和的理念便从智慧本性中流露出来了。德，原本是和；道，原本是理。德无所不容纳，内涵有仁的本性；道无所不论理，内涵有义的本质；义理明慧而与物相亲，内涵有忠的性质；中心纯粹质朴而返归于性情，内涵有乐的特质；诚信而行，宽裕汪汪而合乎节仪，内涵有礼的本质，如果礼乐遍行则天下就混乱了。如果彼正而又收敛自己的德性，那么德性就不会显现出来；如果德性轻易地显现出来，那么事物就必然会失掉它原本的天性了。
自然赋予人的天性，根本在于清静而已。清静则明慧，明慧则无所不通达。世俗之人同样禀受自然的天性，但清静之后必然有动，以为清静并不能体现出它的好处来；明慧若不彰显出来，那么明慧就不足以照耀众人。因此向外追逐异样的学问，而寻求达到清静的方法；内在又以思虑念想为务，想使其明慧增加。即使得到异样的学问，其想要达到的清静反而愈加不能，思虑愈精密而其要达到的明慧愈加显得暗晦，因其欲静反动而所要修正的本性又必然复归于静，因其愈晦而役使思虑又必然归复于明慧，这莫不是自寻烦恼之士吗？所以称为暗昧蒙蔽的人。
恬淡就是清静，智慧就是运动。清静出于恬淡，就是所谓的善于用静；运动出于智慧，就是所谓的善于运筹。动必然复归于静，静又必然要归于动。因恬淡而清静则万物没有能干扰的，因智慧而运动的道理如同是出自于本性。所以说智慧与恬淡交相涵养而和气的道理出于它的本性。
德是得到的意思，自我有得则和气不能外出，所以德又为和气；道是道理法则，可以论述的道必然有它的道理，所以道就是理，自我有得而又能容纳就是兼爱博爱了。所以德无所不容纳就是仁爱，可以论述的道理而顺应常理必然恰当；所以道没有不能通达的理，因为义在其中。义恰当就得到中正而事物依附，所以说义理明达而事物相亲，因为忠在其中；中正纯粹质朴而反归于性情，因为乐在其中，所以说快乐是发自内心的。诚信而行宽裕大度而顺乎常情，因为礼在其中，所以说礼是从外观上造作出来的。礼与乐是道德的残余部分，圣人并不专以使用它而治理天下，所以礼乐如果普遍施行则天下混乱。这是庄子不崇尚礼乐的原因。
古代的人在浑沦茫昧之中，举世都淡漠而无所求。在那个时代阴阳之气和平宁静，鬼神不干扰，四时气候有序，万物不被伤害，众生没有早亡的，人们即使有智慧也没有使用的地方，这时称为清静纯一的时代。正当这个时期，不需有所作为，而是一切顺应于自然。
等到德性衰落，直至燧人氏、伏羲氏开始治理天下，只能顺应民心的自然却不能回到清静纯一的时代。德性又继续衰落，又赶上神农氏、轩辕氏开始治理天下，只能让民心安定却不能使民心顺意。德性再次衰落，又赶上唐尧、虞舜开始治理天下，大兴教化而质朴离散、淳厚微薄，背离道去作为，淹没了德去行事，然后又抛弃本性而任心纵情，心与心在斗智，如此一来却不能使天下安定，然后又附以纹饰，增益博学技巧。纹饰毁灭质朴，博物掩溺心思，然后人民开始迷惑混乱，再没有办法返回到恬淡的本性而回他们原本纯一的当初。
由此看来，是时代丧失了道呢，还是道丧失了时代呢？时代与道交相沦丧了，有道的人怎样才能在世上兴起呢？世上又怎样使道兴起呢？大道没有办法兴起于人世，人世也没有办法兴起大道，即使圣人不在山林之中，而他的德性也已经隐藏了。
燧人氏、伏羲氏可以说是朴素无化的时代，庄子以为还不及于混茫的时代，而说他们已经是德性下衰了。神农氏、轩辕氏可以称为达到了极其平和的时代，庄子以为还不及于燧人氏、伏羲氏的时代，而且又说他们的德性又再次下衰了。唐尧、虞舜之时，可以说是治理的最佳时代，庄子以为不及于神农氏、轩辕氏的时代，而且又说他们的德性继续在下衰。所以说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以及唐尧、虞舜，庄子以为都不可取，可取的是古代浑沦茫昧的初始时代，因为浑沦茫昧的当初，人们自我持守其本真天性，凡事听任其自然而然，哪里知道还有仁、义、礼、乐的起因，哪里有高洁之士出众之行，哪里还要砥砺自己、修正本性去效法他们呢？庄子所取的就是以可取来警诫世俗人心。
隐蔽，往往不是自己要隐藏的。古代所谓隐士并不是埋伏身躯而不让人看见，并不是闭口什么也不说出来，也不是隐藏着他的智慧而不轻易暴露，而是时机与命运大相径庭啊。正当时机与命运大行于天下的时候，就返回到纯一没有踪迹的境界了。而不能逢着时机与命运切合的时候，就穷困于天下，只能深沉宁静缄默以待，这就是存养身体的道理。
隐居山林的人，并不是自己想藏匿身体，并不是自己要闭口不言语，也不是自己要隐藏起智慧，只是出于不得已罢了。所以说时机与命运出现了大的误差，因此正当身体盛壮、智慧施行的时候反而不合时宜，只能抱元守一，处于恬淡宁静寂寞无为之中，所谓“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因此当时机与命运该大行于天下的时候，却又反而回归到纯一无有踪迹之境，虽然处于穷困却又不受到损伤。所以深藏而归根，坚固本元还返于道，也就是命不逢时、穷困于天下之时，就要固护根本，处于安静无为以等待时运，如此可保重形体，全活生命，为存身之道。
古代所谓存身的人，不用辩论来文饰自己的智慧聪明，不用智慧来穷究天下之事，不用心思来彰显自己的德性，独处而善养其身，并回归其本性而已，又有什么要做的呢！道本来不需要那些小的行为，德本来不需要些小的见识，然而些小的见识反而有伤于德性，些小的行为反而有伤于正道，所以说修正自己就是了，乐全天性就是通达自适。
古代所谓得志的人，并不是指荣华富贵，而是说自己有无可比拟的快乐愉悦感受而已。现在所谓得志的人，是指具有了高官厚禄。高官厚禄在身，并不是自身本来就具备的，是外因一时偶然碰到而已，如同临时寄放，寄放的东西来到的时候不可抵挡，离开的时候也不可阻止，所以不可为高官厚禄放纵志向，不要因穷困简朴而趋炎附势。因得志而取得高官厚禄的人和平常穷困简朴的人的快乐心志相同，所以他们都没有什么可忧虑的。现在的寄放，一旦失去就不快乐，如此看来，即使有过快乐，何尝不是内心对道的疏漏、荒废呢？所以说：因外物而丧失自己，为世俗而迷失本性的人，称为本来就是颠倒的人。
乐全天性的人，就是乐天知命而本性不亏缺。乐全天性的人知道自然、顺应自然。知命的人就是所谓可以穷究生命意义的人，知天则听任其自然，至命则外物不能役使它，如此则修正天性才能完全。修正天性完全则自有所得，自有所得则心志无有不得，所以说乐全天性就可以通达自适，通达自适的人对于死生、忧患、富贵、穷达都不会牵累，更何况高官厚禄那么微不足道的身外之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