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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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充符

身处人间,历经世态变化,能免于忧患之累的人,是能保全其性命的人。性命全则自然有所得,自然有所得则德有充,德有充于内就不必期待于身外,不求与物相合而物自来相合。这是庄子作《德充符》之篇而在《人间世》之后的缘故。

圣人能成为圣人的原因,是他们能内全其神而外忘其形体,一下子丢掉聪明才智而与造化为一。若能忘形而又去掉智慧与造化合而为一,那么他们所感受到的就比较广泛而且被教化的就比较多,所以德充实的人就具备了大的美德,归向他的就众多,这就是所谓“大而化之”之意,也是仲尼称为圣人的原因。而圣人之心除非是圣人才能明白,这是庄子以此假借他人之口询问仲尼的缘由。

天下的事情没有比生与死更重要的了,然而生与死是事物始终变化的结果。只有圣人能了脱生与死而能达到不生不死的境地,也就不会与变化一起变化了。所以说生与死也很大了,然而不得不和它一起变化。如果了脱于不生不死的境地,那么就寂静淡然地忘却形体而与变化合而为一;即使是天地都崩塌了,也不会有遗憾沮丧的。所以说:即便天翻地覆,也不会改变他的心境,就是说穷尽至理的妙处了。至于说不停息地观察,而仍然是不与他物迁移,不随波逐流,即所谓彻底洞明人类的心身和自然本性;从自然规律中找寻到改变人类命运的宗旨,和谐平衡,生生不息,所谓至于性命的本源,这也是德性充裕的缘故。

物与我形态不同,这是基本的差异;而物与我同受天地之气,这是都相同的地方。从大体的差异来看,万物的形质全都不同;从它们相同的地方去观察,那么它们的根本都是没有差别的。若忘记形体而通达性命的根本,内全其真而外合于万物,把它们统一起来,若非德之所充实的,那么还有什么做到如此呢?所以说:从它们有差异的地方去观察,其差异就像肝与胆、楚国与越国的不同一样;从它们相同的地方去观察,那么天下万物都是统一的。

用耳去听就能听到要听到的声音,然而却听不到哪些靠耳朵无法听到的声音;用眼睛看就能看到当要看到的东西,却看不到哪些靠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这是任用智慧的牵累啊。唯有圣人内充懿德而外黜聪明,所听到的不只用耳朵,所看到的不只是用眼睛,虽然世事纷扰,然而并不比我的所闻所见要多,怎么会有拘累我的视听的事情呢?因此漫不经心地游心于自我所得、恬淡自处的场所,而且平和漠然,居止在内想不出、外想不入的状态。所以说达到这个状态的不知道耳目的用途,而是全心身地游行于德的和气。德充的人与造化一体,天下受其教化而忘其形体,知道了他所要得到的,自然就遗弃了他应该丧失掉的东西。德充的人,即使是外在形体不全,天下之人也能忘其不全的形体,而自然仰慕其德,并不是不见其形体不全,而是因其德充之大而形体不全者小,所以人们喜悦其德之大如同观赏美玉,忘其小如同遗弃土石。圣人使万物喜悦的原因,是以德之大而化之;万物之所以从就圣人者,同样是因圣人之德而化之。

水流动就不能看到须发,水止就可以鉴别天地万物;德亡则万物不能依从,德充则万物所以来合,这是道理的必然结果;所以人们知道用止水去鉴别,而万物所要化合的必然要与盛德相合。天下万物之性,生来没有不安静的,安静的就正确,正确的就镇定,正确而又镇定的性天下都是相同的。只是因为为情所役使,为外物所干扰,所以正确的就不正了,而镇定的就不镇定了。然而不正确不镇定的,因其内无所主宰,所以内显空无则不能止,不能止就不能止其所当止。只有圣人内以德为主而外忘万物所役使,所以根本能正确镇定就能安止,天下众人因其所当止而止,因其所当动则动,所以能自止。所以说,只有止才能止著于众止,这是庄子伤感于时代人性的流放,而又寓意仲尼之言:“唯止能止众止。”

木受命于地,人受命于天,地并非是偏私于松柏而使它们独自青青,上天也并非是偏私于虞舜而让他独自端正。大概因为松柏至坚之性不变,而虞舜能坚守其正性。所以说受命于地唯松柏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虞舜独正。天下之人本不知道舜能守其正,然而却都称他为圣人。这岂是自己的感悟?或者他侥幸地生活在那个时代,本性就正?抑或是自我的约束而达到的正?只要能知道他原本的正而坚守它,就可以端正于众人了,哪能只有圣人才能正呢?所以说侥幸地能端正人生,就可以用来端正众生。

圣人体道而用无为以应对天下,所以天地虽然广大都相信并归其统治,万物虽然众多而任由其庇护阴佑,不用考虑生与死,把形体如同寄存在他那里一样,不用视听而耳目所期待的影像如似储存一般。务实于知道德之所充,而且能以不生为生,以不生为生则可以恰当地去来在我,这是人们特别关切的事情,岂能因为外物而受到牵累?所以说:何况管辖天地、府藏万物,把头身四肢百骸当作寄居的处所,把耳目视听皆当作幻象,因守一而有所知,何况心思始终没有停止过啊!怎么能再以他物为事呢?至人忘却自己而外与万物同其生化,即内同其性命而外忘其形骸,德充而忘形,此其所以与世人有差异。

圣人和贤能的人,士人和普通百姓,他们所不同的就是职守的区分,而所相同的都是生命。通达的人去观察,只不过都是人类罢了,怎么可能有差别呢?

颜回跟随孔子,当初就说要克己,到后来却说还从来没有我颜回呢。所以他做到黜聪明、堕肢体,从没有犯过二次错误。子产跟随伯昏无人,他们都不能做到克己,而且行事想与物争先,又厌恶那些所谓的德充之人,反而又招致过失,这也是子产之所以不同于颜回了。

孟子说:羿教人射箭,一定要强调中靶子,跟他学习的人,也必然是志在箭靶之中。箭靶是弓和箭簇所要射中的地方。上天生育人类,人们都不能脱离荣辱、利害、贵贱、生死的范畴,其中之所以能有荣、有利、有贵、有生的人,就好像是发箭而中靶一样;其中之所以有或辱、或害、或贱、或死的人,就好像是发箭却不能中靶一样啊。中或者不中都是命运所致,怎么能够超越其自然之道理呢?只有圣人无我而且无心于万物,所以荣辱才不能牵累到他们,利害也不能强加给他们,贵贱也不能役使他们,了却于不生不死之境,而且独自处于自得的场所,所谓的穷尽于性命之理罢了,中与不中顺其自然,为何要去预想它呢?

羞耻于形体不全的人是平常的人,愧疚于盛德不充的人是圣贤之人。申徒嘉内务其德全而外忘形体,子产不取其德之充而厌恶其形体之不全,这是他被称为太过的原因。因此说:今天我与你游心于形骸之内,你却寻找我于形骸之外,难道说不过分吗?

天地无心于万物,所以天之覆地之载,无私无为;圣人同样无私心于万物,万物之生化来去都不会受到阻滞。天地岂能因为万物的形体不够完备而不去覆载它们?圣人岂能责难人的身体不与大众同形而不和他们相和?所以说:天地没有不覆载的地方。我把夫子当作天地,怎么能知道夫子也是这样的?孔子说:我孔丘是个粗俗之人啊。然而仲尼并非一定要责备别人不够谨慎,这是庄子高调论述尽心于道的玄妙之处,学习的人应该吸取其中的意义。

圣人内守其正性而外循其常德,恬淡自然,心无挂碍而外物不能牵累,所以即使是生与死这样的大事,或者在可与不可之间徘徊的情况,都不会在胸中停留一下,岂能对于天下齐一的理念还有所思索?假使让圣人有意留心于生与死同一和可与不可的道理,就是让圣人不能忘记所应当忘记的,而且忘记了他所不能忘记的了。如此一来,岂不就远离了常德而逃避了上天的法则和上天的厌恶,成全了圣人之名?常德不可以远离,法则不可以逃避,唯有圣者能完备上天的法则,而且始终不能忘,所以说上天的法则怎么可以懈怠呢?

上天生养人类,均是委积的元气,而且同等地赋予生命,并非有私心于圣贤而厌恶平常的人,大概是因为圣贤能保全天地赋予人的混元的先天德气,端正其应当端正的元始性灵,所以命运能够达到而且德气能够充实;平常的人不知道其中的缘故,而且怀疑圣贤有异于常人是因为圣贤有不同的特质禀赋。

德充的人,并不是要求合于万物,然而万物自然来与他相合。万物之所以来与他相合,并不是喜爱他的形象,而是因为崇敬他的德。所以说有了敬爱也可以改变他的形象。

至人之所以成为至人,是因为他们才智完全。这里说的才是指性命的玄妙至理,唯有圣人能以不完全而使它们完全,完全之后再达到尽善尽美。完全尽善尽美于性命的道理,那么对于死生、存亡、穷达、贫富的变化,在心中全然明白,就不再使人迷惑扰乱。阴阳的更替运行,昼夜的迭兴迁移,恍惚淡漠而不揣度他的始终,事物变化也不足以转移他的和气,忧愁喜乐也不足以动摇他的精神,愉悦舒和而达到日夜忘却造化迁变的到来,所以与万物感应而通达,这是所谓的才智完备罢了。才智完备的人,性命的道理就对他没有亏缺的了,性命的道理既然已不亏缺,那么德就充足了。德充的人并非内心有意地使德充,如同积水的地方,并不是积水有意地使地方因停水而显得平坦,所以说平的原因是水积聚盛大的意思,德之所以充是万物自以为最盛大的了。而水因为是平的,人们拿它作为法度。然而德之所充的人内心有他们所持守的,而且身外没有他所不能搁置的,寂静默然,没有踪迹,然而万物所以归向,内得而持之外不荡散放纵。又说:德不形成的人,事物就不能远离他们。这是极其玄妙的道理,若不是圣人就不能知道其中的道理,即使知道也不能说出来。

忘形则没有踪迹,忘形则忘我,忘智则无知。没有踪迹的人则在世上完全消失净尽,无我的人则浑浑然与万物共生,无知的人则恬淡无欲无为,所以德能充实啊。

所谓的德充之人,并不是他们与常人有什么不同,大概是因为能全其所应当全的,忘却其中所应当忘的;当全当忘之外,虽然有役使心性之物,但也不足以被它们所牵累了。又说:德有所长,则外形有所当忘。

形体是天地所赋予的,德是自我所获得的。大概天地所赋予的,是一气的暂时积聚;自我所得的,万物也不能改变它。岂能爱惜一气的暂时积聚而忘却万物不能役使的玄妙之处吗?唯有至人,内心不忘他不应当忘的,而外忘却他所当忘的,所以才智完全的其德就因而不能形成。所以说:人们不能忘其所当忘,然而却忘记其所不忘,这就是所说的真实的忘记。

圣人有所悠游自适,即所谓驾驭事物以游赏心境。驾驭事物以游赏心境即其身心处在无为之境而听任其自然而然之理;虽然知道用智为灾孽,誓约是胶执,市惠为交接的手段,工于机巧是商贾的行径,这都不是我所有的,而且我还厌恶使用它们呢。

然而我厌恶使用这四个方面的行为,它们却又全是自然所赋予人们又是养育于人的东西,我怎么可以废除它们呢?若废除了就是灭绝天意了。既不废除它又不可增益它,增益它们就等于助长了这样的自然了。灭绝天意则必然招致牵累,助长天意则又反生祸害,如此的话天与人怎么能得到和同呢?唯有圣人听任自然,不废不益。所以说:即便接受了自然天道所赋予的,但是也只能顺其自然,既不灭绝又不增益地为人们使用。

有人的形体的,都是具体真切的同类;无人之情的,都处在寂静淡漠无为之境。同类的,所以能群体而不能有差异;无为的,即所以无是而又无非。所以说:有人之形体,无人之性情。有人之形体就能和人群体生活;无人之性情的,是非就不能侵扰于身。所以形体虽然渺小而能看到的都是看到别人,德已充就不亏损其形体性情的全部了。所以又说:渺小啊!因此它才属于人。伟大啊!唯独它称其为天。

人的情感易于伤害本性。人身有了生命,外貌出于自然规律,形体禀受于元和之气,都是源于正常的自然罢了。唯有情志能戕害其正常的生命状态,致使人们禀受的这种正常的自然生命状态变为不正常的状态。惠子不知道其中的缘故,然而却以为作为人如果没有情感,怎么还能算作人呢?所以庄子回答惠子说:不因为喜好和厌恶而伤害自身,常要遵循自然之道而且不刻意去增补有益于身体的福惠。又说:喜好和厌恶,滋生于情志而且有害于身体,有了喜好和厌恶的分别那么就会有对生命不满足的地方,而想到让自身有过度增益的追求,过度地增益享受就会被外物所役使,被外物所役使就会使用精神,精神如果大用就会疲困,疲困就会有所感触损伤,感触损伤不能休止就会使得自身精神昏沉蒙昧了,如此下去就会被造化所役使,而且再不能与万物合而为一了。圣人要守其正当的本性,而又保全他应当保全的精神,不任意用智慧,不过于使用精神,广阔虚无与造化同一体性,而以万物相为一体,怎么能措置他的情志呢?庄子所谓无情是说人要不因为好恶而内伤其身,常因循自然而不要对后天的身心有过多的充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