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仁

老子说：君子之道，清静用以修身，俭朴用以养生。清静则人民不被侵扰，俭朴则人民不生怨恨，人民受到侵扰则政治混乱，人民生怨就说明恩德施与微薄。政治混乱，贤能的人就不再为之谋划；德施微薄，勇武的人就不再为之战斗。昏庸的君主就不是这样，一日据有天下的财富，便一日行使君主的权势，竭尽百姓之力，以供养自己耳目视听的欲望，心志专注于宫殿亭台楼阁、沟池苑囿、珍禽猛兽、奇花异草。贫农饥寒交迫，而虎狼猛兽却厌倦了家畜的血肉；百姓日益困苦，然而宫廷之内仍然穿着华贵的绸缎。君主蓄养这些无用之物，而天下人民已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不能安身立命了。

上仁的人，清静以修持身心，俭朴以蓄养人民，这是作为君子的人应当行为的事情。下扰人民，则德薄民怨、政治混乱，这不是君子所为之事。不做无益以妨害有益，不蓄养无用以蠹害有用。

老子说：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容纳。用天下人的眼睛去观察，用天下人的耳朵去聆听，用天下人的智慧去思考，用天下人的力量去争取，发号施令能够上情下达，而且臣民之心意也可得以上闻，百官各司其职，条理通达，群臣一心。高兴也不是因为有赏赐，愤怒也不是因为有诛罚，法令简明而不苛刻，耳目通达而不昏暗，善言恶语每天陈于前而不混逆，所以贤能的人都尽其智慧，不肖之人竭尽其力量，亲近的人安其性命，远方的怀念其恩德，这就是获得了用人之道啊。

淡漠、宁静、宽大、正平，这是施行仁政的具体条件。用人之道以天下人的眼睛观察、耳朵聆听，则聪明就广大无边；以天下人的智慧去考虑、力量去争取，则功业就博大。所以贤能的人尽其智慧，愚笨的人竭尽其力量，近者怀恩，远者服德，以此而论，可以明了三代圣明君主能够长久持有天下的缘故，所以后世没有能超过他们的。

乘坐车马的人不用劳烦自己行走就可以行致千里之远，乘坐舟船的人不用自己游水就可以渡过江海。假如说的话是正确的，是商人樵夫也不能舍弃啊；假如说的话是错误的，是贵为人君卿相也是不可以听用的。是与非的关系之外，是不可以按身份的贵贱尊卑论处的。其计谋可以使用，不要羞耻于他们的地位；其言语可以施行，就不要求其能言善辩。昏庸的君主就不是这样了，群臣全都诚恳效忠的人很少，因为不用他们的智慧，却亲近善于奉迎的奸诈邪僻之人，如此一来，贤能的人不被任用，地位卑下的人不被疏远，竭力尽忠的人就默默无闻了。善于说话的人，必然穷尽他们的言辞，善于进谏的人，必然获罪而遭到诛杀。如此的行为，想要安定海内，抚存四方，离聪明的想法实在太遥远了。

天下事物，可以借我用的应有尽有，剥夺我们使用的还从没有过，假借给我们使用的内涵太大了啊。车马可以代替行走，舟船可以凭借渡涉江海，千里之远可以不用劳累即至，可以借用可是得其力了。君主用臣下以治理国家，臣下可以借君主以实现抱负，失掉可以借的运用唯独是那些昏庸无德的君主而已，天下只有有德之明君而后足以运用假借之说。

老子说：能够尊重生命、看重养生的人，虽富贵荣华也不会因为过于营养而伤害生命，即使贫贱的人也不会因为利益而劳累形体。现在接受先祖遗留下来的产业，必然不能失，而生命之所由来很久了，如果轻易地失去它，岂不太愚昧了吗？所以说把自己的身躯看得比天下珍贵的人，就可以把天下寄存于他；爱护自己的身躯比天下为重的人，就可以把天下托嘱给他。

人们没有不看重自己生命的，所以说要尊生，尊生的人没有嗜好和欲望，因为那是杀伤身体的祸害。人们传承父祖的恩泽而不去自我保养，持守错误，只是奢求于所得到的资养够不够，以至于丧失身体，到了倾覆败家的祸患，迷惑得实在太重了啊。

文子询问治理国家的根本，老子说：根本在于治身。从未听说过身体得以治理而国家混乱的，或者说身已凌乱而国家能够得到治理的。所以说，修持觉悟自养于一身，他的德才是真实的。道极其微妙的原因，是父亲不能把道拿来教给儿子，儿子也不能从父亲那里直接去领受。所以说，道这个东西虽然可以用言语颂扬它，但是颂扬的东西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永恒不变的道；名称虽然也可以叫得起来，但是能够叫得起来的也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永远不改变的。

国家的根本在每个家庭，家庭的根本在每个成员。文子问治国的根本，老子回答其根本在于治身，说的就是身得以治理而后家治，家治而后国治。自身如同国家，而国家犹如一个人的身体一样。《诗》云：手执斧柄，伐木做斧柄，斧柄式样并不远，旧斧柄与新斧柄不完全等同。孔子以此寓意为人之理，斧柄虽是照样制作，斧柄的模样、质地、大小、精细不同，其原则是柄头大小要恰好装在斧眼里。人虽然有千姿百态的不同，但是都要符合为人的行为规范，如斧柄头不合斧眼，即刻削改，人的行为不合规范，即刻改正。

文子说：君主有什么样的德行才能使人民亲近。老子说：依时使用民力并且恭敬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要太过，要恰到好处。天地之间善的东西我就要蓄积它，不善的东西即是我的仇敌。过去夏商两朝的大臣，反而仇恨夏桀和商纣王，而去臣服商汤和周武王；宿沙氏的人民，自己去攻打自己的国君，而后归附神农氏。所以说：别人所害怕的事情，自己也不可不害怕。

虞舜有善行，天下人都仰慕他的为人。文子问：君主有什么样的德行才使人亲近。老子说：依时使用民力，并且要敬重谨慎他们的劳动，善行我就积累它，不善的东西就是我的仇敌，就好比说，国君若将臣下视如犬马，臣下就会视国君如寇敌和仇人。人民如水，国君如舟，水既可以载舟又可以使舟船倾覆，国君对此岂不畏惧吗？

老子说：治理大国，不可以用小道；疆域辽阔的，制度不可以狭隘；位居高位的人，事情不可以繁多；人民众多的国家，教化不可以苛刻。政事繁多就难以治理好，法律苛刻就难以去施行，所求太多就难以满足。一寸一寸地度量，到了一丈之地的时候必然会有差错；一铢一铢地称量，称到一石的时候必然过多。如果直接用石称或者丈量，方法简便直接而且失误很小，用大的器皿较易称量，而且操作方法简便准确。小器皿烦难而且事倍功半，又烦劳民力财力。所以无益于治理，而有益于混乱，这是圣明的人不做的事情；无益于利用，而有益于浪费的事情，智慧的人不去做。所以功业不厌恶简约，政事不厌恶节省，追求不厌恶寡少；功业简约容易完成，政事节省容易治理，追求寡少容易满足。众人诚信就易于成事，所以计较小处就伤害义，因小义而行事就破坏正道，小道治大事必然不能畅通，想要通达必然简约。

度量有宽有狭，智虑有浅有深，地大物博，人民众多，并不是浮浅的智慧、狭窄的度量所能治理的。从小处治理必然有害于大义，因小义而行也必然有害于正道，这是小器量之人所为，君子不为。

黄河因为弯曲所以能够流向远方，泰山也因为有绵延的山岭所以能够显示它的高峻，道因为安闲悠游自得所以能够变化。通晓了一项技能，审视了一件事情，观察了一种能力，只可以辗转委婉地游说，不可以应对全面的问题。调音的人明白，小弦急促，大弦缓慢；立有事业的人知道，卑贱的人勤劳，尊贵的人安闲。用道的语言说：昏昏默默视之不明，看之不清。顺应天的威信，与天同一气息，与道同气的可以为帝，与道同义的可以为王，与道同功业的可以为霸，没有一项与道相同的就危亡了。所以不用言语教化就诚信，不用施舍恩惠就仁爱，不用愤怒就自然有威严，这是与天同心之后而感动万物的人。施舍之后而行仁，说话之后才有诚信，恼怒之后才有威严，这是因受精诚所感化的人。施舍之后而不仁，说话之后仍然没有诚信，恼怒之后仍然没有威严，这是从表面上被感化者的所作所为。所以有道之后再去治理天下，法令虽少，足以得到治理，无道去治理天下，法令虽多，足以使治政混乱。

老子说：鲸鱼脱离了海水，便为蝼蚁、昆虫所控制，人君舍弃了为君之道而与臣下争议事务，便会被有些官吏所制约，仰仗君主为自己谋取私利，守职的大臣就会听从其欲望来取悦于君主，诸多臣下只能隐藏智慧而不能使用，反而把一切事务报由君主专擅处置。做人君的不任用贤能之人而是喜欢独断专行，则智慧日见穷困而且自负其责，对臣下无可奈何而又使政事荒废，行为已经堕落到与君位的仁不符，并且不能行使制约和执持国政。智慧不足以去治理国家，威严不足以行使惩罚，就没有什么东西向天下民众交代了。喜怒之情表露在心迹，嗜好欲望显现于外，那么忠于职守的大臣就舍弃正直而曲意迎合于上，有司官吏枉法而顺从世风，赏赐与功劳不匹配，诛罚与罪行不相应，就会使上下背离而不和谐，君臣相互怨恨，百官不安于职守，且才智不能发挥，互损声誉的现象萌生，正大光明不能得以普照，并非是自己的过失，反过来却要自责。如此一来，人主越辛劳人民越涣散，这样做的结果无异于是代替技艺高超的木工去砍伐树木一般。代替技能高超的木工砍伐树木，很少有不砍伤自己手的啊。

君主失于为治之道，必然受制于大臣，就如同是江海里的大鲸鱼离开了水，结果却被那些蝼蚁小昆虫所制约一样。为君之道在于委托贤能、选择良相而已，得到贤能的良相，百官下臣没有不能匡正的，天下没有不能治理的。一旦失其君主所持守的道，并且与臣下相争贤能，不用等到臣下对他进行制约，他必将会自我被束缚而不能自脱其樊笼。

和快马竞跑，即使累断了筋骨也不能追赶得上，如果乘车手握缰绳御马，即使使马累死几匹，自己也必定安然无恙。倘若让伯乐相马，王良驾车，圣明的君主乘坐，没有驾驭和观察的劳累而能行至千里之远，这是因为善于利用每个人的不同本能罢了。人君之道，无为就有所成就，有所建树而无嗜好。有为即遭非议，有嗜好就有谄媚，非议即刻削弱权势，谄媚就容易被诱惑，因有建树而又被别人所制约的人是不能够治理国家的，所以说善于建立的人坚固而不可以拔取，意思是建立在无形无象之中。神智明彻与道相合的人，没有能战胜他的。中心的欲望不向外释放叫作扃，外在的诱惑不入于内心叫作闭。中心的欲望被扃阻，外在的诱惑被排斥，什么事情不能节制？外闭中扃，什么事情不能成就？所以不使用它就让它作为，如果利用它就让它有所作为，不追究他的语言，不剥夺他的行为，因其名而求其实。由官吏行使职权，以无为清静不知为君道，以禁止烦多苛刻为目的，如此一来，百官所习所行就各有所考证了。

和快马赛跑，就是君主与大臣之间的较量，登上马车驾驭致千里之远，是君主用臣下以成治世之象。君主有为即遭非议，君主有了嗜好就会有臣下奉承。只有神智明彻的君主与道相合，大凡所使用均有节制，使嗜好私欲不能通行，官吏各尽其职，事务均有所考察。

老子说：食物是人民生存的根本，人民是国家兴盛的基石，所以作为人君的人，上应天时之运动，下尽地理之利，中间要使用人的力量，因此众生随即盛长，万物得以蕃茂根植。春季除伐枯槁的草木以利于耕植，夏季收获百木之果，秋季积蓄蔬菜食物，冬季采集柴草，以利于人民生活的资材。出生的没有无用之人，死后没有弃尸不埋的现象。先王的法令：不捕捉正在成长的禽兽，不会使池水干涸而取鱼食用，不会放火焚烧森林而猎取野兽，时令不到深秋不能捕获野兽，时令不到正月不能下网捕鱼，时令未至立秋不能在地上张网捕鸟，草木尚未凋落不得持斧进入山林砍伐树木，昆虫尚未蛰藏不能在田地里烧荒，正在哺乳的禽兽不能打杀，尚未孵化的鸟卵不能拾取，游鱼长不到一尺不能捕取，猪狗长不到一年不得食用，因此万物的生长壮大就像蒸发的热气一样，繁多茂盛。先王之所以这样依时令休养防备就是富国利民之道啊，富国利民之道并不是参看别人已经施行的办法，这是想要利于民生的欲望常常在内心不能忘记的结果，也是人民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完备的啊。

使国家富裕的是人民，养育人民的是食物，这是最基本的言论。遵循天时，应尽地理之宜，使用人力，这是与天地人三才和合相备的，然后众生随即盛长，万物蕃茂，人民赖以生活，国家赖以富强，岂不是说生长的财物是有大道化育的吗？

老子说：古代的明君从下边的收取是有节制的，自己的物质生活是有限度的，一定要按每年的收获而适当收取，计算人民的积累有多少，知道有余和不足的数量，然后再根据实情收取或者奉送，如此即得以承天之覆、受地之载之德，而使百姓不再罹患于饥寒之苦。人君怜惜百姓，国家有饥民就食不知味，人民有受寒冷的就冬不穿皮衣，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则天下就没有悲伤的百姓。昏君就不是这样了，收取人民的财物，从不衡量民力的辛劳，征求民资，不考虑积聚的多少，男耕女织的积累还不足以供给君主的需求，勤苦辛劳而财物尽以奉君，只有劳作没有休息，君主与臣民相互仇视。况且人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翻地耕种，竭尽全力，不能超过十亩；一般的土地收获不超过四石，妻子和儿女以及老年的父母都仰仗这些粮食生活，有时候遇到天灾之年，没有东西供上需求，人主就会可怜他们了。贪求无厌的暴虐之君却要像攫取涸泽的鱼一样对待他的臣民，以满足他无尽的欲望，那么百姓就不能享有天覆和地载之德了。

唐尧为君主的时候，对待人民犹如自己的身体，收取人民的财物有节制，自己生活的奉养有限度，所以人民没有罪恶违逆之事，贤人很多，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可以受到封爵的德行。社会安定，民俗淳朴，因此明君治理国家必然要计算年岁的丰歉，衡量人民生活积累的虚实，然后才决定收取或者奉送，人民没有怨恨，咨询上天也没有受到谴责吧。

老子说：天地阴阳之气，没有大于冲和之气的，冲和之气可以使阴阳调和，日夜得以区分。所以万物依时令到春分之时而出生，秋分之时才成熟，从出生以至于成熟，必然要得到冲和之精气，才能善始善终。所以说如果只积聚阴气就不能生长，只积累阳气也不能变化成熟，只有阴阳相互交接和谐就能达到成为冲和，因此圣人之道宽容而且谨慎，严厉而且温和，柔弱而且刚直，勇猛而且仁爱。太过于刚则易于折断，太过于柔则容易卷曲，道正好在于刚与柔的中间。准绳是用以量度长短的，可以卷起来揣在怀里，需要的时候再拿来伸开，可以挺直地摆布它，长的时候不使用横，短而没有穷尽，直而不刚强，所以圣人能度量它。推行恩惠就显得软弱，软弱就不能威猛，推行严厉就显得威猛，威猛就不能和谐，推行仁爱就显得放纵，放纵之后就不能严令，推行刑罚就有伤害，伤害就没有亲爱，因此圣人之道以和为贵，效法天之间的冲和之气。

气以和为贵，天地阴阳之气和平而万象光明，阴阳二气和平则万物化生，君臣和谐则朝廷国家得以治理，父子和谐则家道已成，上下和谐而人事既济，荣卫和谐则身康体宁，和谐的深义实在是太大了啊。

老子说：国家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是因为得了治世之道，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是大道之理念被阻塞了，所以圣人从变化中就可以观察到或存或亡的征兆。德有昌盛的时候，有衰败的时候，从社会风气就可以观察到存亡的萌芽，所以说得以存在的，必然是有道之邦，国家虽弱小，必然会强大。有了灭亡征兆的国家虽然治理有成，但是其终必然败亡。国家将要灭亡了，即使是大国也不足以为依恃。有道而施行的国家即使小国也不可以轻视，所以能够存在得道而治，不在于国家的大小，灭亡在于失道，并不在于国家的强大。所以动乱国家的主要原因是只顾念于开疆拓土，使疆域辽阔而并不顾念专注于行使仁爱正义，而是专注于高官厚禄，更不修养道德，这是舍弃了其所以存国的根本，却造就了其所以灭亡的原因。如果在上扰乱日月星三光的明亮，在下又丧失了万民之心，如此这般的君主还有谁不能承继大统呢？所以审视自己了解自己的人，就不会随便责备别人。

天下通行不变的称为道，古今不可以改易的称为理，所以道理最大。自古以来有了国家的人，得到了治世之道的就会昌盛，丢失了治世道理的国家就会灭亡。那些只是谋取高位、扩大疆域而不务仁义道德的人，就好比树木没有根本，已经到了枯槁仆倒的程度了。

古代作为君主的人，敦厚而行的叫作道德，浅显而行的叫作仁义，微薄而行的叫作礼智，这六个方面是维系国家的纲常。深入推行道德的，得到的福报就厚重，浅显而推行仁义的，得到的福报就微薄，全都推行的则必然使天下人归服。古代修养道德，就可以匡正天下；修养仁义，只是能够匡正一个国家；修养礼智，也只能够匡正一个乡里。修养道德厚重的人福报大，修养道德肤浅的人福报小，所以有道不用雄壮威武而立，不用坚固强大去争胜，不因为贪图竞争而获得。能够立于君位的，就在于天下推举了自己；能够强胜的，在于天下的自然归服；获得在于天下的给予，并不在于自己的争取。所以低下的容易确立，显示柔弱的就容易获胜，行施仁义的就容易有所得，不与人争的就没有人能和他相争，所以道在天下，就如同江海一样涵宏广大。

道德仁义礼智根植于内心的人，一个人实行它就有浅深，推广它就有厚薄。名誉是从实际的行为树立的，六个方面是有区分的，虽然都是说的善行，然而君主为善则臣民没有敢不善的。后代不修养道德，专以巩固势力作为治政的根本，如此一来国家就危险了。

天地自然之道，根本在于无为，有为则必然败坏，过于执着就会失去它。要想得到天下大治而去有所作为，这样是不能够达到目的的，即使勉强达到了目的，也是不能保持长久的。名声是不可以谋略追求并获得的，要在于天下人给予他名与实相符才能相称，天下人给予他必然天下人归附他，使天下人所归附的就是有了德的缘故。所以说具有上德的人，天下之人都归附他；具有上仁的人，四海之内的人都归附他；具有上义的人，一个国家的人都归附他；具有上礼的人，一个乡的人都归附他。不具有四个方面之一的人，百姓是不会归附他的，百姓不归附就会用兵强制他们归附，用兵强制归附就是走进了危亡之道了。所以说，兵器是不吉祥的东西，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它。使用它就要杀人伤人，即使战胜了，也不是什么美事。所以说死伤人的地方，荆棘丛生，荒芜人烟，侥幸活着的人还时常为之悲伤哀泣。即使是打了胜仗，仍然是依丧礼的形式去处理。因此君子修道德，并不重视使用兵器。

天道自然而无为，有为则失道。名声必须与实际相符合，名与实相合的重要性莫如为君。君主有德政则名声不需要特地追求，而且是天下人给予他的，给予他名声必然会归附他。从这里可以看出，上古五帝三王之所以优秀，而五霸七雄之所以低劣的原因，是五霸七雄不修道德，只关心用兵器争夺天下，他们脱离自然无为的天道太遥远了。

文子询问说：仁义礼智，为什么比道德要薄弱呢？老子说：行使仁的人，必然是以悲天悯人的姿态和给人带来的快乐来论证仁的优点；行使义的人，必然以自己力争取得又施舍帮助他人理解义的好处。普天之下，哀悯和欢乐不能遍及，就是竭尽府库的资财也不足以施与万民，所以用尽心思也不如修道而行德；顺应天地自然之性，万物必将自然归正而且天下万民便自给自足，仁义也就自然依附在里面了。因此大丈夫立身处世以淳厚朴实无为自然，不居于寡德刻薄之地作为操守。礼是道德仁义最细微、末节的修饰文字，仁是行使恩惠的出发点，所以礼是因人情世故而制定的，不能超过人情的实际情况。仁不能出于恩惠之外，悲痛和哀伤在于人情之常，如送别死亡称为仁。

养生不勉强人所不能及之事，不断绝人所不能停止的行为，而是要度量不失其适当，这样是非恩怨就没有缘由产生了。所以即使限制欢乐也足以使内心愉悦，而且不出于和的范畴。明白了死与生的分别，就通晓了奢侈与节俭所要求的标准。未世的时代就不是这样了，言语与行为互相违背，内心与外形不一，礼节装饰烦多，欢乐扰动且淫乱，风俗混浊于世故，是非恩怨聚集在朝廷，所以贤能的人被废置而不用。想要与骏马赛跑，人不可能超过骏马，而如果人坐在车上，骏马就会被人驾驭。所以善于使用道的人，利用人的资质以建功立业，以人自己之所能为来补偿其所不能为之事情。君主依时使用民力，人民就回报君主以财富；君主以礼接待人民，人民回报君主以身死。所以常有危亡之国却没有安定之君，有忧虑之主而没有快乐之臣，德行超过其位的人尊贵，俸禄超过其德行的人凶险。德行的尊贵不分高低，义获取的不会太多。圣人安于贫困仍然以奉守道义为本，不因为欲望而伤害生命，不因为利益牵累自己，所以不违背义而妄自索取。

天下人谈论养生的道理已经很久很久了，能真正得到养生内涵的，他的生命力就旺盛了。所以贤明的君主，不勉强他人做那些不能做到的事情，也不会断绝人所不能改变的事情。人民均得其养育，因此安于贫困而且又以守道为快乐，不因为欲望伤害养生，不违背义而索取，难道这是多欲吗？

古代的人没有德行则不能尊贵，没有能力则不能做官，没有功劳则不受封赏，没有罪行则不被诛杀，选拔官吏以礼，辞退官吏以义。小人持世的时代，选拔有德才的人做官比登天还难，辞退官吏就好像直接被打入深渊。谈论古代意在非议现代啊。相马的人嫌马瘦，选士的人嫌士贫，小猪肥壮只能充实厨房，骨瘦如柴的人不能做官，君子审察实际情况，不会相信谗言。国君有过失而不进谏不是忠臣，劝谏而不听就是国君不明智，人民沉溺在贫困疾若之中而不忧虑就不是贤明之君，所以说持守节操，为国赴难而死，就是尽人臣的职责。寒而给衣服穿，饥而给食物吃，这是慈祥父亲的恩德。以尊大来侍奉卑小叫作变人，以卑小冒犯尊大叫作逆天。前期虽然已登入天，后来一定会跌入深渊。所以乡里按年龄分别对待老弱和贫困不会遗弃他们，朝廷依据爵位高低尊卑有所差别。

选拔官吏的办法，譬如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若有一个方面合格就可以入仕为官；四个方面一个没有，那就是遇到奇迹了。古代的人，无德不能尊贵，无能不可以为官，无功不可以显贵，无罪不被诛杀。所以官不失贤能之人，人不失可用之人。

尊崇显贵的人，因为他接近国君；尊敬老者，因为他接近亲属；敬爱长者，因为他接近兄长。出生在显贵家庭的人骄傲，出生在富有家庭的人奢侈，所以富贵不能明道而自我鉴戒，而能不为非作歹的人就很少了。喜欢学习而且不知满足，这是要治身的缘故，教导而且不知疲倦，这是要治理国家的缘故。有良师益友却要舍弃他们而去为非作歹的人，那是极少的了。能知道人的贤能的人有智，能爱惜贤能的人就是仁，崇尚贤能的人就是义，尊敬贤能的人就是礼，喜欢贤能的人就是乐。

父子主恩，君臣主义，知道恩义而忠孝就可以树立，能够崇贵、尊老、敬长，可以说是知道根本了。能够知贤、爱贤、尊贤、敬贤、乐贤，那么求贤、养贤、用贤之道就可以得到了。

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无为而无所不为，所以能得到天下的容纳，无所作为而有功业。不能得到天下的容纳，只要动作必然凶险。能为天下容纳的人，其审慎好像冬天过江，谨守好像畏惧四邻，恭敬严肃如同作客，流散洒脱如同冰雪消融，纯朴得好像未经雕琢，豁达得好像高山空谷，敦厚得好像浑浊不清，这就是为天下容纳的人。审慎好像冬天过江，是不敢前行啊！谨守好像畏惧四邻，是害怕自己受到伤害呀！恭敬严肃如同作客，是谨慎恭敬啊！流散洒脱如同冰雪消融，是不敢积累储藏啊！纯朴得好像未经雕琢，是不敢速取成功啊！敦厚得好像浑浊不清，是不敢清彻明白啊！豁达得好像高山空谷，是不敢茂盛盈满啊！不敢向前进取的人，是后退而不敢争先的人；害怕自己受到伤害的人，是持守柔弱而不敢矜夸的人；谨慎恭敬的人，是自处卑下而且尊敬别人的人；不敢积累贮藏的人，是自我损弊不敢坚持己见的人；不敢速求成功的人，是自我亏缺而且不敢自是的人；不敢清澈明白的人，是自处混浊屈辱而且不敢弃旧换新的人；不敢茂盛盈满的人，是能发现自己的不足而且不敢自认贤能的人。道这个东西，退后才能为先，守着柔弱才能矜持，自处卑下才能高于人，自我损弊才能坚实，自我亏缺才能保全充盛，自处混浊屈辱才能新鲜，发现不足才能贤明。道是无为而无所不为的，大德的形态是由道所决定的。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无为而无所不为，天下之大，人民和万物众多，没有天下不能容纳的，这就是无为之功之所以大，而天下的百姓之所以爱戴天地而并不重视它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