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共同迎接更加美好新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合作倡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作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几千年文脉连绵的文明古国、快速发展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给了世界一个和平、合作、和谐、共赢的宣告和昭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相联相通，表现了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正确的义利观、历史观、发展观、安全观和世界观，将架起和平、增长、改革、文明4座桥梁。“一带一路”重大合作倡议得到了沿线国家和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响应与支持，必将成为全球合作发展的新契机。
一、站在历史的新高度，认识建设“一带一路”的重大意义
20世纪英国伟大的思想家罗素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触，已经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的人文精神，促进了东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接触、交流、互动与友好往来，推动世界历史不断向前发展。2100多年前，中国人开启的丝绸之路推动了东西方平等开展文明交流，留下了互利合作的足迹，沿路各国人民受益匪浅。600多年前，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7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古老的丝绸之路，曾是经济共赢、文明互鉴的合作范本。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重大合作倡议，在开放、发展、和平、共赢、安全、交融的世界新格局下，赋予古老丝绸之路崭新的时代内涵。
（一）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携手迈向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将使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努力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构建各方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共同担当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任，共享发展的权益和利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体现了中国一贯遵循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原则，契合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利益。沿线各国和地区是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也是共享发挥成果的兄弟。这一倡议构想如能变成现实，将共同构建起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初步预计将涵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44亿人口，生产总值（GDP）规模将达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沿线地区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上升期，无论是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从应对金融危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角度看，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都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中国不但需要与大国强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且需要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携手进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关照他国利益，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面，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更显重要和珍贵。
（二）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主张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推进和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让古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2000年前，张骞出使西域，“走出去”的中国力量为一个古老文明注入了开拓进取的基因。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第1大贸易体、第1大制造业国家、第1大外汇储备国、第3大对外投资国，中国的企业也进入全球通商时代，“一带一路”倡议构想的实施，将给中国海外投资和企业“走出去”带来历史性机遇。近两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大大加快。截至2014年9月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8万亿元人民币（折合6184亿美元）。我国对外投资区域也不断扩展，从投资的国别（地区）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已经从传统区域逐步拓展，多元化区域投资特征明显。2014年，中国内地对亚洲增长了48.9%，对东盟投资增长了27.6%，对非洲投资增长了将近22%，对中国香港投资增长了50.8%，对俄罗斯增长了35%。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走向深入，随着沿线国家和地区对这一战略构想和倡议的响应，围绕这一地域的贸易和投资将会大幅增加，这将为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商机。沿线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很多是低收入国家，还有9个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低。据亚洲开发银行和有关专家预测，亚洲地区除中、日、韩三国外，未来10年基础设施每年投资需82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总投资金额分别为1600亿美元和2800亿美元，相关国家自身仅能提供约4000亿美元，资金缺口巨大。过去1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年均增长19%，高出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平均增速4个百分点；仅中国企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就从1.8亿美元扩大到86亿美元，年均增加54%，这充分表明共同投资潜力与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正在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加快紧密合作与深度融合。
（三）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合作架构，积极探索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指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新时期外交发展理念、思路和策略原则的一次重大创新和必要调整。1954年，中国和印度、缅甸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20世纪80年代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思想，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世界局势的全面把握。今天的中国不同于60年前全球冷战时期百废待兴的中国，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迫切需要重新打开国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国。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革和调整的重要力量。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面对全球形势的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化与沿线国家合作，体现全球化条件下大国应有的胸襟和气魄。“一带一路”沿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古丝绸之路“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各国商人排除艰难险阻，跨越万水千山，形成商品贸易走廊，推进了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古丝绸之路历久弥新，已经成为一种文明交流、交往和交互的文化符号，至今仍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其所展现出的互利共赢合作理念以及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精神，将再一次唤醒沿线各国对经贸文化交流的认同。丝绸之路不仅是全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而且以这种柔性的、美好的、和平的价值符号，以“润物细无声”的浸润，共同塑造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新秩序的理念，共同塑造有利于全球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新格局的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新的重大贡献。
（四）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应对或对冲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风险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一带一路”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义，通过强劲的、更有效的、更具亲和力的区域一体化合作格局，借此打破一些国家以霸权主义为主导的所谓“战略再平衡”，有利于构建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战略新平衡，对冲国际战争风险、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有利于增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争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大的战略主动和回旋空间；有利于在大国崛起进程中延长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经济发展周期。环顾全球，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公平等现象仍很突出，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不少国家的民众特别是妇女儿童依然生活在战火硝烟之中。“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处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轴心地位，国家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恐怖主义威胁严重。创造和平环境是大家的共同愿望。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第1大贸易体和产值最大的制造业基地，我国市场规模已稳居全球第2，具备技术优势和可输出的产业越来越多，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丰富。未来5年，我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直接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对外投资合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出入境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将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经济发展方式将从规模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动力机制将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的“市场红利”“开放红利”“创新红利”“人力资本红利”“制度红利”将替代曾经发挥重大作用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等，实现动力机制、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管理方式的重大转换，将使中国继续成为充满生机活力和最具发展潜力、发展韧性、发展空间的经济体。中国愿意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分享发展的机遇，分享市场、投资、贸易、环境发展中的收益，可以搭“顺风车”，也可以共同创造快速车，还可以“搭便车”，满足世界特别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展成为新型大国的新期待。
（五）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形成国际国内互动、互通和互补的跨国界大区域和次区域的新布局、产业新动力、合作发展新格局
多年来，我国区域布局基本上是在国内规划各区域发展，这种规划思路和方法已经严重滞后于今天中国发展的实际，滞后于世界和区域发展的实际。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是我国长期管总的区域布局，将对不适应这一布局的区域规划作出适度、适当和适时的调整，形成国内布局与对外开放布局互为表里、链接一体、相互支撑的新布局。改革开放40多年来，由于受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的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沿海地区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生产力布局的战略核心区，目前中国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0%，内陆地区进出口贸易和外资利用额在全国占比不到15%。西部地区远离出海口，与东部地区平均167公里出海距离相比，西部地区平均出海距离长达2052公里，是东部地区的12.3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区域间开放程度的不平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将使我们在更大范围内来谋划我国产业布局，改变长期以来产业布局仅限于国内现有区域和资源条件的状况，打破长期以来区域、产业和开放领域思维、视野和边界的局限，真正做到以外带内、以内促外、内外联动、内外一体化发展。在此框架下，内陆地区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回旋空间和增长动力源。通过建设“一带一路”，将逐步形成一批纵横交错、互相连接的沿海、沿江、沿边的战略大通道，以外部通道建设加快内部各主要经济区块的联系和整合，缓解西部内陆地区区位和空间劣势，破解我国内陆地区因不靠边、不靠海导致的开放条件制约，加快我国西部地区同长三角、珠三角（含港澳）、环渤海和东南亚地区的连通，弥补传统欧亚大陆桥辐射力的缺失，将西部地区、珠三角和东南亚地区横向地连在一起，以跨境大贸易大合作大通关打造一批重要物流链和关键节点，推动形成具有跨国境要素集成能力、市场辐射能力的我国区域和产业发展新布局。这有利于解决中国新型城镇化“三个1亿人”问题，特别是将加快关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天山北坡城市群的发展壮大，由此可以构建中国新一轮区域发展的“中三角”“西三角（乌鲁木齐、哈密、阿勒泰）”，在更高的水平上优化中国新型城镇化布局。改变目前以东部沿海城市为重点的“一家独大”的对外贸易格局，提升我国对外开放回旋空间。通过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更高水平的合作，推进我国形成跨区域、跨市场、跨国境的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在更高水平上整合或运用不同国家、区域的生产要素，加快各国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深度融合，形成更多领域的、更深度融合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二、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的“个人独奏”，而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集体大合唱”
“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是多层次的。沿线涵盖了中亚、西亚、中东、东南亚、南亚、北非、东非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辐射东亚以及西欧。“一带一路”构想一旦变成现实，将构建起世界上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成为世界经济最具活力和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目前，已经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集体大合唱”的歌声越来越嘹亮。
“一带一路”不是单一国家的计划，更不是把一个国家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利益之上甚至全球利益之上的帝国再造计划。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总的思路是：以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相互开放、合作发展、互利共赢为根本宗旨，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为核心内容，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关键和抓手，以重点国别、重点园区、重点经济带和重点项目开发开放为先导和重点，将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与欧洲乃至非洲部分区域连接起来，促进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共鉴、合作共赢。共同努力将“一带一路”打造成沿线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打造成普惠的、充满动力和活力的经济带，携手走和平合作与共赢发展之路，展现“丝绸之路”曾经的繁荣辉煌与新时代的人文精神，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人类更加美好的世界梦。
（一）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我国百年来首次提出具有全球视野的对外和平发展倡议，是维护我国海权和路权的核心倡议，对于我国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1．勇立时代潮头，“一带一路”应运而生，这是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全球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中。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对世界增长的贡献继续分化，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出现分化，金融货币政策已呈分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加重分化，政治结盟与经济结伴开始分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亮点，中国因素则成为影响世界新格局的重要变量。中国发展与世界新格局交织在一起，与时代发展的潮流融汇在一起，与人类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敢于担当、敢于探索、敢于在百舸争流的大时代勇立潮头，这既是对中国大国崛起的严峻挑战，也是中国的重大机遇。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着历史性变化：中国已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第1大贸易体、产值第1的制造业国家、外汇储量第1且具有强劲资本输出能力的金融大国、第3大对外投资国和创新驱动能力日强的国度，中国企业进入了全球通商时代。中国经济在持续年均两位数增长30多年后进入新常态，即使增速在7%左右，也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仍然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2014年境外投资额达到1400亿美元，成为资本净出口国，未来5年投资额将超过5000亿美元，伴随着投资的产业输出能力、技术输出能力、工程承包能力和配套服务能力将进一步释放。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商品，出入境人数将达到7亿人次。中国声音、中国方案、中国工厂、中国市场、中国服务、中国流动人群的消费能力，正汇成不可阻挡的强大力量，使文明古国焕发出神采和魅力。
当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更加需要世界，世界也更加看好和期待中国。麦肯锡咨询公司估计，今后20年内，全球需要57万亿美元投资于电力、公路、港口和供水等基础设施。亚洲开发银行统计，到2020年，亚洲各国国内基础设施投资需要8万亿美元。目前，世界银行的实收资本为2200亿美元，亚开行未偿贷款仅有530亿美元，这对全球和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是杯水车薪，中国充裕的外汇储备和投资能力无疑是需求者的渴盼。不仅如此，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创造和平发展、携手发展、可持续发展国际环境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对已形成的区域一体化安排存量进行优化整合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大智慧需要大担当。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得到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中国提出的亚投行应运而生，得到57个国家的响应。“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开始被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接受，中国梦与沿线国家及其他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一个古老大国的胸襟和风范必将造福中国人民，必将造福更多的国家和人民。
2．树立崭新理念，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以“五通”为核心内容的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
中国与更多国家携手建设“一带一路”，形成内外联动、海陆统筹的对外开放新布局，使古老的“丝绸之路”拓展为现代版的国际“大合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建设“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是“五通”，“五通”是共建国际化、社会化、信息化、共享化的更有效率和效益的“大流通”，是通向更加美好未来的“中国梦+”，是通达造福更多国家和人民的正确路径，中国将与沿线国家共同开创开放开发的崭新格局。
一是政策沟通，形成相向而行的共同战略和政策选择，为沿线国家相互开放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取得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共识，构建沿线国家多层次政府间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规划项目对接的机制，形成趋向一致的战略、决策、政策和规则，结成更为巩固的“命运共同体”，大家朝着一个统一、共同商定的目标“齐步走”，这无疑将成为世界当代发展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是设施联通，形成“硬联通”与“软联通”共同推进的立体化经济走廊或通道，共享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机遇。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创造性的连接都会使区域经济联系发生巨变，惠及更广阔的地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软、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程已经开启，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将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信息化先导的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贯穿亚、欧、非，连接三大洋，把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和具有更广阔发展潜力的国家结成携手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三是贸易畅通，形成更为自由和便利的自由贸易网络体系，挖掘贸易新增长点。新形势下，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WTO），推进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受阻。推进“一带一路”的重点内容是投资贸易合作，旨在突破各种形式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及其各种壁垒。中国将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建设自由贸易网络体系，拓宽贸易领域；共同优化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服务链，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产业互补、互动与互助；共同探索新的开放开发之路，形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使我国发展更多地惠及周边国家。
四是资金融通，形成顺应世界经济格局的金融新规则，构建支持更大范围开放的金融体系。世界银行、国际基金货币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都表示了与亚投行合作的态度，亚投行正在激活国际金融体系和秩序的变革，改写国际体系变革的方式。金砖国家银行筹建，上海合作组织金融机构开展磋商，“丝路基金”加快组建。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的步伐加快，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亚洲开发银行、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中国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在世界舞台上，一场“化蛹为蝶”超越意识形态的金融开放合作正在进行时。
五是民心相通，增强文化认同感，构筑“一带一路”开放建设的社会根基。文化的影响力超越时空、跨越国界，中国更高层次的开放是获得沿线国家和地区及世界各国的文化认同，具有中国智慧的“中国议题”“中国方案”和“中国声音”被拥戴。要使“一带一路”建设得到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响应，必须立足于各相关国家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复兴，通过提升文化的相互开放水平，推动不同文明交流碰撞，形成更具宽容精神的共同文化和永恒价值，汇聚和释放文化促进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实现更有效率、更具包容性的增长。在开放和碰撞中，提炼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核心理念，形成自己的文化精神，弘扬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世界文化新精神。
3．展开腾飞“双翅”，超越历史赢得未来，更加从容自信地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开放新的里程碑，是中国面临这样的世界展开的“双翅”，必将飞向更加广阔的天空。
在国内外新形势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关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想的伟大实践，是中国把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合作共赢的和平理念体现到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伟大实践，是掷地有声地塑造新时期中国外交理念与格局的伟大实践。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的重大变革，基本上都摆脱不了“修昔底德陷阱”，都是对原有秩序的毁灭性破坏后的重建。今日之世界面临着日益复杂和更加紧密联系的全球性问题，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以不合理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已经不能反映变化着的世界，亟须进行改革。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接受者和受益者，又是全球包容性新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的作用和贡献既是独特的，也是重大的。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动力、推力和定力，中国大国崛起得益于周边国家的积极参与，得益于与世界上更多的合作伙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也得益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为命运共同体。
中国超越冷战思维下形成的国际关系，在国际上占据了更加灵活主动的地位，目前已经与67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基本上覆盖了世界上主要国家和重要地区。中国倡导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公共产品，展现中国的大国责任，在与国际体系和世界更多国家双向互动中“改变自己，影响世界”，在世界的坐标系中，以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建设经济通道和廊带
古代连接东西方的交通道路，有海陆两途。陆路东端起自中国渭水流域，向西沿河西走廊，进入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北非，在公元前2世纪已经形成。在东西方交往的漫长岁月里，大量中国的丝和丝织品皆经此路运销西方，故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ndinand Von）在《中国旅行记》（第1卷）中称之为“丝绸之路”。海路则因之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提出的现代陆路和海上丝路的走向，如《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所提出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方向是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2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的进展。通过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将逐步贯通和连接亚太和欧洲两大经济圈，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另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的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不久的将来，这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带”和“路”，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和共同发展之路，同时为各国各方携手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创造有利条件，从行动上改变历史上“国强必霸”的逻辑以及现实区域合作中大国以权力损害小国利益的问题。“中国创意”“中国方案”“中国倡议”，充分展示出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的真诚，充分展示出中国将自己的发展与惠及各国发展结合起来的广博胸怀，从而给沿线国家带来巨大的共同发展机遇和福祉。
（三）将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创造性的连接都会使区域经济联系发生巨变，惠及更广阔的地域。“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各国携手努力，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就能使区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形成安全高效的陆、海、空通道网络，互联互通达到新水平。预计未来几年，沿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在以下地域取得较快进展。
1．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
新亚欧大陆桥沿桥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已取得重要进展。连云港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和新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是中国中西部地区最便捷、最经济的出海口。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部分东部沿海港口及若干内陆城市为桥头堡，以港口后方铁路为通道，以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二连浩特，以及满洲里为主要出境口岸的多条亚欧国际运输线路。其中，连云港陆续开辟了至横滨、釜山、新加坡、雅加达、曼谷等港口的多条海上直达航线，连云港—霍尔果斯等公路干线竣工、精河—伊宁—霍尔果斯等铁路工程稳步推进，基本形成点线协调交通顺畅的中亚运输网络。中国天津陆桥和连云港陆桥较为稳定，重庆亚欧大陆桥，即“渝新欧”国际大通道发展势头良好。而作为与日、韩隔海相望的青岛，也在积极创建新欧亚大陆桥，并旨在建成“一带一路”东西双向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建设青—韩（青岛—韩国）“门到门”跨境物流高速公路，充分利用胶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成为沟通陆海丝绸之路的综合交通枢纽。从当前和未来的发展看，乌鲁木齐、西安、武汉、重庆、南宁、郑州等内陆港，都将是“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的重要战略节点。广西是中国与东盟海陆相连的省区，海岸线达1595千米，与东盟“一湾连七国”，拥有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北部湾良港。北部湾港开辟了至新加坡、曼谷、海防、胡志明市、巴生等港口的多条国际直达航线，并建立以钦州为基地，覆盖东盟国家47个港口城市的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
2．中巴经济走廊
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堪称“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地缘优势。2013年上半年，中巴两国高层互访后，双方启动“中巴经济走廊”规划建设事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能源是中巴经济走廊联委会讨论的重点问题，双方都在积极推进喀喇昆仑公路、加达尼和塔尔能源项目、瓜达尔港口运营、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等项目等，加快建设“中巴经济走廊”。这条经济走廊使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经新疆与南亚区域连接起来。
3．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积极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并向西北延伸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进入欧洲，形成“第三亚欧大陆桥”，逐步形成泛亚铁路网的西线经济走廊，将中国经缅甸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乃至印度尼西亚连接起来。这些交通线路的建设将推动并形成这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增加各国的就业，逐渐形成这些交通网络服务和相关产业的集群，并由此通过产业集聚和辐射效应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升相互依存度。目前，已经形成BCIM（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及GMS（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开放两翼。云南北上可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下可连接“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唯一可以同时从陆上沟通东南亚、南亚的省份，具有“东连黔桂通沿海，北经川渝进中原，南下越老达泰柬，西接缅甸连印孟”的独特区位优势。其中云南作为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的枢纽，以及中国、南亚与东盟3大市场的联结点，将是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重要战略节点省份和城市，从而更好地发挥“西南开放桥头堡”的作用。此外，域外的曼德勒、吉大港等也是重要节点。
4．中蒙俄经济走廊
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必须首先加强公路、铁路等互联互通建设。蒙古国是中国的战略性矿产进口国，也是中国商品的重要出口国之一，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密切。目前蒙古国正加紧规划建设连接俄罗斯、俄罗斯太平洋港口的铁路运输网，建设与之连接的经济走廊，形成更紧密的中蒙俄合作发展格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共同建设哈尔滨—满洲里—俄罗斯—欧洲路径，以满洲里、绥芬河口岸对接俄罗斯和欧洲市场，拉动欧亚经济带沿线共赢发展，将俄方铁路沿线、港口盘活，形成辐射我国沿海各港口和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海铁联运和陆路货源地，为日本、韩国经我国海铁联运过境出口欧洲（俄罗斯）货源提供新通道。除此之外，还需要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
（四）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逐步形成以点带线，从线到片，促进形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使我国发展更多地惠及周边国家。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将激发和释放合作潜力。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重点、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共建自由贸易区，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预计将有几个重点区域可以更快地见效。
1．中国—东盟自贸区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区域合作平台。东盟与中国陆海相连，历史上是中国移民下南洋，筚路蓝缕进行开拓的国度，是华侨华人最集中的地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重要支撑点。近期的建设重点是在扩大从东盟进口解决贸易逆差的同时，推进深化战略互信、拓展睦邻友好，聚焦经济发展、扩大互利共赢两点政治共识，以及政治、经贸、互联互通、金融、海上、安全、人文7个重点领域合作（即“2+7”合作进程），全面提升中国—东盟自贸区质量和标准，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在农业、渔业、能源、金融等基础产业领域加强对话和合作，建立和健全地区供应链、产业链与价值链，通过产业互动和互补，提升东盟与中国产业在全球的竞争能力。提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水平，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争取到2015年双方双向贸易额达到5000亿美元，今后8年双向投资1500亿美元，力争2020年双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让东盟国家更多地从区域一体化和中国经济增长中受益。
2．中国—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以下简称“南盟”）是世界上重要的区域合作组织，2004年确立了建立自贸区的目标。2012年该地区总人口约15亿人，区域面积近500万平方千米，有4亿中产阶级，经济总量超过1.5万亿美元，南盟正日益成为全球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以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为重要切入点，可以辐射南亚地区。近期内重点提升中巴自由贸易安排水平，启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机制，建设昆明—曼德勒—达卡—加尔各答的铁路或高速公路。打通中国新疆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以及中国云南与缅甸皎漂港的交通线，使中国与中亚、南亚经贸关系更加畅通。
3．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
海湾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是西亚最重要的区域组织，由西亚社会最稳定的国家组成，通过海合会辐射西亚地区是理想选择。该区域能源资源丰富，是我国液化天然气（LNG）进口的主要来源地。该区域人口约7000万，面积近400万平方千米，2012年经济总量近1.5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规模为1.2万亿美元，人均消费水平高、市场潜力巨大。重点方向是推动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尽快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推动中国与海湾国家合作由能源领域合作转向产业链合作，加强双方在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合作建设迪拜人民币境外交易中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4．中国—欧盟
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组织和经济最发达和规模最大的经济体，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终点。欧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进口来源地和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与欧洲的冰岛和瑞士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但都不是欧盟国家。今后，中国和欧盟合作的重点方向，是推动中国—欧盟投资协定谈判进程，争取尽快启动中国—欧盟自贸区谈判，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自贸区战略。中欧合作由贸易向投资和技术研发等重要领域转移，全面深化中欧战略经济伙伴关系。提高中国与欧洲区域合作的水平，争取到2020年双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
5．中国与俄罗斯的区域合作
力争2020年双方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中国与俄罗斯签订的一系列战略合作决定，特别是未来20年能源合作的4000亿美元大单和东西线输油管道实施，将使中俄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与中亚经贸合作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重点，已经开创了良好局面，“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对接与交融，将使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的经贸关系更加密切。
（五）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推进和深化金融合作
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得到了除亚洲国家的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卢森堡等57个国家和地区的响应，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都表示了与亚投行合作的态度。金砖国家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金融机构也在筹建之中，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上提出设立“丝路基金”，也将发挥独特的作用。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的步伐正在加快，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亚洲开发银行、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正在推进。中国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合作日益紧密，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将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的监管协调机制。
（六）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形成互补互动的区域产业布局
“一带一路”将重塑区域产业布局，优化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跨国界、跨区域协同发展，共同提升区域产业的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全面系统地推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在APEC、“10+6”等框架下的价值链合作，提升所有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共同营建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核算体系与政策环境。重点建设一批跨境工业开发区、产业园区和农业示范园区。鼓励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到沿线国家设立研发中心，既充分利用国外的科技资源和人才，也推动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走出去”。设立海外营销和服务网络，开发适应当地市场需求的产品，实现产品价值链从低增值加工制造环节向高增值的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环节延伸，提高服务质量，加强沿线国家产业价值链共享。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未来10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约4000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0%。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产业的合作，推进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产业的合作。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深度合作。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扩大服务业相互开放，推动区域服务业加快发展。
（七）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促进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文化的影响力超越时空、跨越国界，文化是“一带一路”的灵魂，唯有增强各方的文化认同感，才能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要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魅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一带一路”国家不同文化融合发展，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一带一路”不仅要强调经济交流、安全促进、制度建设，更要突出文化融合，促进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一带一路”建设的着眼点要立足于各相关国家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复兴，通过提升文化的相互开放水平，推动不同文明交流碰撞，形成更具宽容精神的共同文化和永恒价值，汇聚和释放文化促进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实现更有效率、更具包容性的增长。“一带一路”建设不是某个国家的单赢，而是所有参与国家的多赢与繁荣，加强文化融合要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进而形成推动人类进步的和平观、义利观、历史观、发展观。加强“一带一路”文化融合还要消除文化障碍，突破“冷战思维”“凉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定式，破解西方文化的排他性，增强东方文化的亲和力和感召力，把“中国梦”和“一带一路”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和“一带一路”发展的广阔前景对接起来。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与“一带一路”各国的文化相适应、与各国社会相协调，共同以各国人民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世界文化新精神弘扬出去。中华文化要提炼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核心理念，形成自己的文化精神，使之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不可缺少的新文化元素。中国每年向“一带一路”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资助“一带一路”国家优秀人才6000次来我国研修培训，支持国内高校在条件适合的国家开办国际大学或分校；鼓励中资机构、社会组织参与孔子学院建设，发挥孔子学院综合文化平台的作用；吸引“一带一路”国家的优秀大学在华开办分校或分支机构。与“一带一路”国家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等活动；加强文化产业合作，互设文化中心，积极开展文化贸易；与“一带一路”国家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旅游精品线路和旅游产品，简化往来手续，扩大旅游规模。共同以文化产业融合共同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结合“一带一路”辐射区内的文化产业特色，通过发展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与建筑设计、工业设计、影视制作、文化旅游相融合，提升各国文化作品的科技含量，共同打造有国别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品牌与产品，推动更多产业的融合发展。
三、中国在“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实施过程中，将形成内外互动互联互通、互为支撑的区域经济新布局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将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一带一路”将重塑国内区域经济布局。
（一）在新疆、福建建设“一带一路”的核心区
新疆位于欧亚大陆中部，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阿富汗等8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达5600千米，占全国陆地边境线的1／4。把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可以充分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的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福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源地，昔日东方大港泉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海丝”起点。将福建作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从丰富的历史积淀中汲取营养，可以从加强互联互通、深化多元贸易往来、推进海洋合作、促进人文交流等方面努力，全方位强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二）塑造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的新区域布局
1．从西北、东北地区看
除了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亮点频仍，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兰州、西宁开发开放，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黑龙江对接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成为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2．从西南地区看
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云南建设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家开展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将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
3．从沿海和港澳台地区看
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通过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深化与港澳台地区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舟山群岛新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都将成为“一带一路”新的增长点。
4．内陆主要从三方面与“一带一路”对接
一是依托长江经济带，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以海陆重点口岸为支点，形成与沿海连接的西南、中南、东北、西北等经济支撑带，推动长江经济带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构筑“H”形经济大格局。积极构建流域、陆地、海上、空域等综合交通体系，以黄金水道贯通长江沿线11个地区，实现东中西的联动，减少地理空间差距。将构筑大交通和大流通格局作为具体抓手，有必要建设西安到成都、西安到重庆、西安到武汉、成都到格尔木、重庆到兰州、成都到重庆、重庆到长沙、重庆到武汉、武汉到长沙的快速通道，这主要体现在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货运铁路、特高压电网、信息高速公路、民航机场等综合型的基础设施建设上，由此推动新的“中三角”变“平”，推动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使皖江城市带、成渝经济区、黄河金三角区域、“渝新欧”国际大通道建设、北部湾经济区、珠江三角洲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能提升互联互通水平，促进协同发展。
二是依托中国5大港口群，全面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目前，我国港口运输行业已初步形成环渤海、长江三角洲、海峡西岸、珠江三角洲和北部湾等西南沿海5个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港口群体。其中，环渤海区域港口群由辽宁、京津冀和山东沿海港口群组成，以大连港、营口港、秦皇岛港、天津港、烟台港、青岛港、日照港为主要港口，以丹东港、锦州港、曹妃甸港、黄骅港、威海港等港为补充的分层次港口布局。辽宁沿海港口群主要以大连港和营口港为主，成为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津冀沿海港口群以天津港和秦皇岛港为主，连接华北及西北部分省区，成为京、津和华北地区及京包、京秦、神黄铁路沿线地区外贸物资和能源、原材料运输的主要口岸；山东沿海港口群以青岛港、烟台港和日照港为主，形成新经济增长带。战略节点城市与5大港口群可充分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要提升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积极拓展沿海港口集疏运功能，谋划建设向西、向北的国内乃至国际大通道，使沿海港口成为新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出海口。特别是应关注阿拉伯世界中的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它们均是具有世界战略意义的重要海上通道，对于国际贸易尤其是国际石油运输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而言，这三条海上通道不仅是我国商品出口到西亚、非洲和欧洲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关系到我国国家利益在国境之外的重要延伸，其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海上贸易往来特别是能源进口的战略利益。同时，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瓜达尔港、关丹港、比雷埃夫斯港、科伦坡港、亚丁港、塞得港、雅加达港、新加坡港，通过一系列交通体系建设，打破现有世界经济地理格局，重构全球性物资运输网络。
5．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接“一带一路”建设
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形成世界级大城市群和大首都经济圈，不仅使北京和河北腹地成为沿海地区，而且通过协同发展，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节点和支点。北京是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四大中心；天津为全国先进制造业研发基地、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示范区和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将由腹地成为沿海地区，河北为商贸物流基地、生态环保与涵养、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基地。京津冀首先进行交通、环保和产业对接，将使三地经济发展融为一体。
四、把握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几个关系
（一）正确把握“带”和“路”的关系，在统筹黄色国土发展与蓝色国土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与融合
“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倡议与沿线各国共同搭建的一个开放平台，是一个放眼更大区域合作、携手更多国家合作、创造更高层次合作的整体布局，但又各有侧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是我国向西开放布局连接中亚、西亚、蒙古国、俄罗斯直至欧盟陆地，我国中南、西南开放布局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合作之“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是加强我国由海路与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乃至欧洲、非洲的开放合作之“路”。“一带一路”中“带”和“路”的关系，实质上是在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在统筹黄色国土发展与蓝色国土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交流与融合，创造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机遇与成果、共建合作发展经济走廊和经济带，共赢未来美好愿景的重大“中国创意”和“中国方案”，是向世界发出的“中国声音”。“带”的重点是黄色国土连接的西向开放，“路”的重点是蓝色国土面向的东向开放，形成了新时期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外交“两翼”。这“两翼”就是中国阔步走向世界的“两个翅膀”，一边西进，一边东拓，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和这些国家结成同盟国，而是诠释中国要与更多的国家结伴前行，和这些沿线国家建立更加紧密、更加友好、更加包容、更加持久的经济、外交、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崭新关系。
（二）正确把握“点”和“面”的关系，加快自身改革和推进自由贸易区试点，主动创造和对接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
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就必须加快自身改革，建立与更多国家、更高标准贸易与投资规则顺畅对接的体制机制。中国只有在规则上向高标准看齐，才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起到更加积极的带动作用。加快改革，抓好试点，是我们在“一带一路”新一轮开放发展布局中的关键一招。为了适应国际上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和投资规则，上海自由贸易区试点先行一步，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试点各有侧重。这些试点和以前的改革方法不同，以前的试点可以慢慢地试，可以“摸着石头过河”，过不去再回来。现在我们的试点，有明确的目标和时间表、路线图，有倒逼机制，搞这些试点是为了更大范围应用，必须可复制、可推广。上海、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试点，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适应面向沿线国家乃至全球对外开放发展的需求。中国正在加快与美国进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启动与欧盟进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外商投资实行“负面清单”管理，这对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全球有77个国家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其中有不少是沿线国家。目前，上海自贸区试点的“负面清单”已下调到122项，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应该看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不仅仅是保护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在对方国家也将用同样的管理办法对待中国企业的投资。中国对外投资额已经排名世界第3，随着更多企业“走出去”成为跨国公司和国际化企业，中国企业在外投资也亟须得到保护。中国的市场是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度一体化和自由流动，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双向的，这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重在“引进来”，主动打开国门，是单向的；现在我们一方面继续吸引外资，利用外资搭载的各种要素，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到了非洲、欧洲、美国和很多沿线国家，这就需要中国在新一轮开放中，不能是跟班者、应对者、被动接受者，而是要从跟班者到引领者，到新规则的参与者、制定者。要打开面上的局面，就必须试点先行，试点快行，使试点成为推动中国加快变革的示范。中国抓紧进行试点的目的、试点的路径和试点的作用都是为了“面”，都是为了使中国更大程度地参与世界经济发展，更大程度地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三）正确把握“内”和“外”的关系，形成内外互动、内外互补、内外互通的新格局
“内”和“外”的关系，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多微妙的变化，中国有1.8万千米的海岸线，2.2万千米的边境线，过去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下一轮对外开放的重点和前沿除了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形成沿海全岸线的开放带和产业带，更为重要的是，将产生中国最大的开放前沿，这就是以2.2万千米边境线为主的“沿边”开放对接“一带一路”，将成为最大的亮点。如国内“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地区新疆，边境线长5680千米，与哈萨克斯坦等几个“斯坦国”接壤，这几个国家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地位，中亚一直到南亚到欧洲，新疆作为与中国接壤的这些国家的最前沿，在全国的地位从过去的腹地变成现在的前沿，新疆的区域定位就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经济走廊或战略通道。过去我们可能注重“内”，忽视“外”，将来在“一带一路”新的布局下，很多看问题的角度和处理问题的方法都需要改变。例如，对我们的产能问题就要重新看，应把我们的产能放在“一带一路”甚至更大的范围内来看，有些产能可能就是我们的竞争力和优势，如果仅仅放在国内用不完就认为过剩了，然后就将其消灭掉了，那可能就是损失。中国制造业产值2011年占到世界的19.8%，跃升为世界第1位，这是来之不易的优势。美国、欧盟和日本向制造业回归，实质上就是要重新取得制造业发展的优势，重振制造业，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再平衡。把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复制和发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使中国及更多国家共同获得发展机遇。
（四）正确把握重要节点、重要通道和重要腹地之间的关系，形成互为支撑的国际大通道、中心城市、重点产业园区
“一带一路”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经济走廊建设特别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和重要腹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非常重要，那些具有综合优势或集成优势的地方尤为重要。例如，国内长江经济带黄金水道，像重庆、成都、泸州、宜宾等地，组合起来既是战略腹地，又是战略通道、战略节点、战略载体，组成了长江的枢纽港。现在的铁路“蓉新欧”“渝新欧”“郑新欧”“兰新欧”或者“义新欧”，都是通过乌鲁木齐到达中亚、南亚，最后到达欧洲，如果形成一个一体化的规划，则可以形成更有效率的立体交通枢纽中心，与各条支线联通，就不至于出现国内自身的恶性竞争和无序对接沿线国家的问题。中国沿海港口的发展也是如此，如果形成枢纽港、支线港和喂给港分工合理的港口群，则产生的组合力量将会是非常巨大的。
在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发展中，也应特别重视这些具有国际大通道、沿线中心城市、重点经贸产业园区综合优势的地方，使之成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支撑。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4月访问巴基斯坦，确立了以中巴经济走廊为抓手，以瓜达尔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1+4”合作布局的共同发展路径。这就为中国推进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塑造集成发展优势，提供了新的示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构建新的发展领域、发展空间和发展理念，是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必要历练，是中国力争实现“奋发有为”抱负的外交主旋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崛起的标志性战略，是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大周边环境的创造性思考和贡献。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将开辟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的新征程。
五、建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效机制，构建机制化、制度化的长效安排
建设“一带一路”，要建立长效机制，促进各方在经贸往来、文化交流、能源共享、安全保障、生态保护和公共物品提供等多领域形成更广泛、持久的合作机制，让“一带一路”涵盖的国家更多，涉及的领域更广，合作的程度更深，发挥的作用更大，这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充分利用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创新多边合作方式
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中，应充分利用、完善、整合和对接现有的多边合作机制和平台，具体包括APEC、上海合作组织（SCO）、亚信会议（CICA）、中国—东盟“10+1”、亚欧会议（ASEM）、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亚洲合作对话（ACD）、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博鳌亚洲论坛等。继续发挥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国际论坛、展会以及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及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前海合作论坛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并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谈判，重视与欧亚联盟的对接。并在利用和整合现有多边机制的基础上，探索发起建立“一带一路”多边合作机制和平台。
（二）完善双边合作机制，有效地进行重大规划和项目对接
在已有合作平台和机制的基础上，与沿线国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双边联合工作机制，制定“一带一路”的建设实施方案、行动路线图，明确双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职责。充分发挥现有的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等双边机制的作用，与沿线国家相关部门主动联络，共同协调推动合作项目实施。对重点国别、优先领域和关键项目，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对于已有的跨境合作区，应充分发挥双边经贸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关键作用，对合作意愿较强的国家，双方可共同编制“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推动签署合作备忘录和协议，确定双方合作的领域、项目、投资主体等内容，尽早建设一批取得积极成效的合作典型项目。
（三）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通关机制，推进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与沿线国家宜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推动口岸操作、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的有机衔接，形成统一的运输规则，达到“一次通关、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便捷通关目标，降低国际运输成本和提高贸易物流便利化水平。推动与沿线国家海关监管和检验检疫标准互认，实现检验检疫证书国际联网核查推进海关监管制度创新，支持跨境电子商务、边境贸易、市场采购贸易等新型贸易形式发展，提高流通速度，降低流通成本。构筑与沿线国家海关的合作网络，促进信息流、资金流、货物流的安全畅通流动，实现沿线国家“多地通关，如同一关”，实现无纸化通关，实现通关信息共享、联通。加强供应链安全与便利化合作，推进跨境监管程序协调，推动检验检疫证书国际互联网核查，开展“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
（四）建立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互动和互补机制，推动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合理布局
重构在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区域产业的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鼓励中国有条件的企业到沿线国家设立研发中心，设立海外营销和服务网络，与当地共同开发适应当地市场需求的产品，实现产品价值链从低增值加工制造环节向高增值的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环节延伸，提高服务质量，逐步建立沿线国家产业价值链和产业链、供应链共享体系。鼓励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较高技术水平的高铁、核电、发电及输变电、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汽车制造、电子信息和通信等行业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兴业。推动新兴产业合作，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推动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支持轻工纺织、食品加工等行业企业，到劳动力资源丰富、靠近目标市场的沿线国家投资办厂，扩大境外生产经营，带动周边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同时也鼓励更多的国外企业到中国投资兴业。
（五）利用好现有合作平台机制，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务实合作
通过与有关机制形成互补关系，加强规则的制定与对接，形成照顾各方舒适度和柔性的联动机制。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要充分利用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中国与东盟“10+1”，全面加强“一带一路”下的双边、区域、多边合作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加强互动、互助、互信，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对待分歧，以建设性和创新性的态度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以长远和战略的眼光谋划共同发展，确保各国参与和合作有利益交融点。要把“一带一路”构想变为现实，必须脚踏实地、细致、有序地做好工作，改变以往运动式、单打一的方法，深入沿线国家和地区深入调研，真正了解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诉求，调动这些国家和地区参与的积极性，同时有针对性地解决国内存在的问题，形成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想的方案和行动。
（六）强化政府间合作交流机制，形成多方面推进“一带一路”的集成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中各项目标能否实现并持续、健康运行，取决于各国参与的内在战略利益和积极性。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利益诉求各异、国家间关系错综复杂，所以对沿线国家应分类指导，一国一策，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做实、做细政府间合作，在中国政府发布《愿景与行动》后，应尽快研究双边或多边可接纳、互动互补、可操作性强的“一带一路”规划或项目方案。应与各沿线国家和地区通力合作，稳步实现与沿线国家形成互动的战略谋划和战略布局，形成互利共赢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在形成高度共识的基础上，构建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政府间交流机制，注重充分发挥现有的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等双边机制的作用，国内各部门应有组织地与沿线国家相关部门对接，协调推动合作项目实施。调动沿线国家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深化利益融合。注重在已有合作平台和机制的基础上，与沿线国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双边联合工作机制，充分解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意图，在合作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一带一路”的建设实施方案、行动路线图，明确双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职责。注重发挥我国驻外使领馆和国内外智库的作用，有分工地加大国别研究，密切关注各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反应，收集各国的合作意向、项目建议，跟踪反馈项目执行中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七）加强智库合作，合作研究可接纳、可互动互补、可实施的落地方案与建议
共建“一带一路”实施方案中目标能否实现并持续健康运行，取决于各国参与的内在实际利益和积极性。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利益诉求各异、国家间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应特别注重智库合作与交流，与沿线国家智库共同谋划分类推进的方案，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做实、做细政府之间的合作，尽快制定研究双边或多边可接纳、互动互补、可操作性强的“一带一路”实施规划。当前非常关键的是发出明确的信号和各国可接纳的方案，切忌“闭门造车”，以自己的主观臆断和意愿，来设计别国如何参与和与我国对接。而应与各沿线国家和地区通力合作，形成更为开放的可操作性强的工作方案，取得共识后再公开公布并实施。应继续加大高层互访，加强高层互访的引领作用，稳步实现与沿线国家形成互动的战略谋划和战略布局，形成互利共赢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在形成高度共识的基础上，构建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政府间交流机制。国内各地方、各部门应有组织地与沿线国家相关部门对接，协调推动合作项目实施。与沿线国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双边联合工作机制，充分解释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良好愿景，在合作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一带一路”的建设实施方案、行动路线图，明确双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职责。注重发挥我国驻外使领馆和国内外智库的作用，有分工地加大国别研究，密切关注各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反应，及时发布国别风险评估和投资项目评估的指导性信息，收集各国的合作意向、项目建议，跟踪反馈项目执行中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并及时向“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反馈。注重“一国一策”的战略设计，对合作意愿较强的国家，可共同成立“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编制小组，签署双边合作备忘录或协议，确定双方合作的领域、项目、投资主体等内容，尽早建设一批取得积极成效的合作典型项目，并对其他沿线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执笔人：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章完成时间：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