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发展困境

（1）现代农业发展乏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滞后

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进步，但农业现代化严重滞后于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从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历程来看，伴随着现代农业发展和经济结构变迁，农业部门的增加值比重和劳动力就业比重将不断下降且逐步趋同，这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必要条件。2015年，世界各国农业增加值占比平均为3.78%，美国、日本已降至1%左右。在农业增加值占比下降的同时，农业劳动力就业占比也同步下降。Lagakos和Waugh（2013）的研究表明，世界最发达的前10%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就业占比平均约为3%，其中2011年美国农业劳动力占比为1.6%(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增加值比重和劳动力就业比重逐步下降（见图1-1），但受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等体制机制的影响，下降速度较为缓慢。从中国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动情况来看，2009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占比首次下降到10%以内，但此后8年该比值仅下降1.2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15个百分点，按照这一速度推算，到2041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占比才能下降到5%。相比较而言，韩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农业增加值比重就从1988年的10.18%下降到1997年的5.02%。再从中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的变动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该比值从1978年的70.5%大幅下降至2016年的27.7%，中国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但从国际横向对比来看，中国农业就业比重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6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超过农业增加值比重19.1个百分点（见图1-1），农业劳动力就业占比过高的症结在于现代农业发展滞后，尤其是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缓慢。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有农业经营户20743万户，其中规模农业经营户为398万户(6)，规模农业经营户所占比重仅为1.9%。由此可见，转移农业劳动力、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仍任重道远。

图1-1　1978—2016年中国农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绘制。

中国的非农部门在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受农业现代化进程滞后的影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难以顺利转化。学术界一般使用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系数来测度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7)。其中，二元对比系数是农业与非农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比较劳动生产率则是某一部门的增加值比重同该部门就业比重的比值，二元对比系数的取值范围是0-1，数值越接近于0，则表明二元经济结构强度越高；二元反差系数是农业与非农部门各自的增加值比重同就业比重之差的绝对值的平均值，二元反差系数的取值范围是0-1，数值越接近于1，则表明二元经济结构强度越高。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一般为0.31-0.45，发达国家一般为0.52-0.86(8)，而中国1978—2016年的城乡二元对比系数的波动范围是0.145-0.259（见图1-2），这表明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存在明显的“刚性”(9)。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大力推进城乡协调发展，近年来城乡二元对比系数波动上升至2016年的0.246，二元反差系数下降至0.191，这表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有所弱化，但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是制约中国乡村发展的主要障碍。

图1-2　1978—2016年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计算。

（2）农村发展问题突出，老龄化、空心化日益严重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村相对于城市地区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但近年来以农业面源污染和农村人居环境不佳为代表的农村发展问题日益突出。从农业面源污染来看，中国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增产高度依赖化肥、农药等农业化学品，长期过量使用农药、化肥、地膜以及规模化畜禽养殖产生的大量排泄物，导致了严重的耕地板结、土壤酸化、环境污染等问题。尽管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中国每公顷耕地的农药和化肥使用量已开始下降，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水平也有所提高，但每公顷耕地的化肥、农药使用量仍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不容乐观。从农村人居环境来看，近年来农村“脏乱差”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但农村建设投资长期不足，导致农村人居环境仍然较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农村仍有48.2%的家庭使用普通旱厕或无厕所，26.1%的村庄的生活垃圾、82.6%的村庄的生活污水未得到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38.1%的村庄内部主要道路没有路灯，52.3%的农户尚未使用经过净化处理的自来水，44.2%的农户使用柴草作为主要生活能源(10)。这种状况与城镇形成了鲜明对照，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和安家落户，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三留守”等问题日益严重（魏后凯，2016）(11)。从农村人口老龄化来看，转移到城镇就业和生活的农民工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2017年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9.7岁，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1.3%，农村呈现出“子女进城务工，父母留村务农”的代际分工模式（贺雪峰，2015）(12)，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2005—2016年，全国乡村60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从13.7%快速上升至19.1%（见表1-1），乡村的这一指标不仅始终高于城市、镇和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乡村高出全国、城市、镇的数值不断增大，2016年乡村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高出城镇4.2个百分点。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人口大量进城还带来了村庄“空心化”问题，集中体现为农村大量住宅长期闲置、宅基地浪费严重。据刘彦随等（2011）的研究，全国“空心村”闲置宅基地的综合整治潜力约为1.14亿亩(13)。此外，受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城镇化进程中还形成了农村“三留守”问题，2017年全国农民工的男性占比为65.6%，其中外出农民工中男性占比高达68.7%(14)，大量老人、妇女、儿童留守农村，这对农村老人赡养、妇女身心健康、儿童教育带来了巨大挑战，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农村发展面临的上述问题，都需要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框架下统筹解决。

表1-1　全国和城乡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