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
早在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尧、舜、禹时代，中国就出现了农业管理思想，设立了掌管治水、农耕、渔猎的官职。到春秋战国时代，列国并立，群雄争霸，富国强兵成为各诸侯国一致追求的目标。富国和强兵都离不开农业生产的发展。于是，形形色色的重农思想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其中的“国富论”与“民富论”“上下俱富论”以及“轻重论”（政府控制论）、“善因论”（市场调节论）以及“三才论”等，在历史上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一、“国富论”与“民富论”
最早提出“国富论”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他是卫国公室的后裔，原名卫鞅，亦名公孙鞅。商鞅年轻时在魏国当过国相公叔痤的家臣，后应秦孝公之招入秦，力劝孝公变法图强，深得孝公信任，官至大良造。在商鞅领导下，秦国先后在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三年）和前350年（孝公十二年）两次实行变法，为日后的统一大业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基础。商鞅把“治、富、强、王”列为国家的最高政治目标。这里的“治”指社会秩序良好；“富”指国库充盈；“强”指军事兵力强盛；“王”即统一天下。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他说：“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意思是粮食多了也不能放松农业生产。商鞅首次在理论上将农业定位“本业”，而将农业以外的其他经济行业一概称为“末业”，主张“事本”而“抑末”。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理论由来。“国富”是《商均书》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但是商鞅的“国富”专指中央财政的国库充盈，是狭义的“国富论”。实现“国富”的途径，一方面要加强和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要增加税收，做到“民不逃粟（实物农业税），野无荒草”，由此可见，商鞅的“国富论”，实际上是一种重农与重税论。这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是暂时可行的和有效的，但同时也带有严重的历史局限性和利益分配的偏颇性，特别是在思想理论上对后来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与“国富论”相对立的是“民富论”，其代表人物是孟轲（公元前322—前289年）。孟轲也像商鞅一样渴望国家统一，进而提出了所谓“王道”。商鞅主张以武力征服达到统一，孟轲则主张用仁政感化达到统一。他说：“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施行仁政，首先要使人民生活富足，安居乐业。孟轲提出要让农民拥有赖以生活的“恒产”，即耕地。他指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移，无不为己。”孟轲认为，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要做到“易（治）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人民的粮食充足了，生活富足了，难道还会有“不仁”的行为吗？孟轲反对法家的“禁末”（抑制工商业），认为社会分工是必不可少的，主张“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孟轲所竭力提倡的“仁政富民”思想，体现在农业经济政策上就是“重农不抑商”，这是很值得称道的。
二、“上下俱富论”
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农业宏观管理理论的两大学派，“国富论”与“民富论”都主张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都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主张富国以强兵，实现国家统一；后者则主张仁政以富民，保持社会和谐，长治久安。前者重在“立国”，后者重在“治国”。经过长期的百家争鸣和社会实践，到战国后期，出现了融合两派观点的新经济管理理论，即“上下俱富论”。这个经济学派的理论核心是主张国家在政策取向上必须做到“上下俱富”，否则国富民贫或民富国虚都是危险的。《管子》和《荀子》比较集中地阐述了这种新的理论。
《管子》吸收了商鞅的“农本”思想，把农业称为“本事”，认为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只有发展农业生产，才能使国库充盈和人民富足。《管子》指出，人民生活富裕了，才会遵纪守法，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千古名言。同时，农业生产搞好了，才能抵御外敌的入侵。“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者战胜”。但是，要建立一个富强而祥和的国家，应该是国与民同富，而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他说：“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显然，《管子》的经济观比商鞅的狭隘“国富论”更具有治国的实用性。
荀子的经济思想核心是“以政裕民”，与今天常说的“政策兴农”很相近。如何“以政裕民”呢？荀子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这就是要求统治者要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合理征收集市商品的交易税，减少商人（非农人口）的数量，少抽调民夫徭役，尤其不要妨碍农事耕作，这样国家就富裕了。荀子的理论贡献在于他第一次阐明了“国富”应当是国家财富总量的增加，并将之定义为“上下俱富”，而在他之前的“国富论”往往只是指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荀子主张通过“节用裕民”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管理和促进农业生产，他认为“饮用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粟出百倍”。荀子特别反对搜刮民脂、聚敛无度的做法。他以激愤的语气指责“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
三、政府控制的“轻重论”和市场调节的“善因论”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建立了西汉政权。汉初制定了重农、薄赋、节用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在经济管理上推行“无为而治”，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在“网疏而民富”的同时，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矛盾却与日俱增。国家应当如何管理国民经济，是继续无为而治还是加强控制干预，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于是出现了主张干预甚至垄断国民经济的“轻重论”和主张减少对经济活动干预的“善因论”这样两个理论学派。
“轻重论”的代表人物是桑弘羊（约公元前152—公元前80年），西汉洛阳人，少时入宫当汉武帝的侍从，官拜大司农、御史大夫等职。他是西汉著名的理财专家，参加过武帝时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统一铸币等重要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桑弘羊是历史上第一个敢于对“农业富国”正统思想提出异议的人。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一次著名的“盐铁会议”上，在与参加会议的各方贤良的大辩论中，桑弘羊比较系统而集中地阐述了他的经济观。针对反对派提出的“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的观点，桑弘羊反驳道：“国富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他接着指出：“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这就是说，富庶的地方人口就会繁衍，靠近市镇的人家就容易致富。致富的关键在于技巧和手段，不在于苦力劳作；获利的关键在于住所（店铺）的有利位置，不在于种地耕耘。因此，桑弘羊等人竭力主张国家利用农产品交易中的价格变化规律，控制生产、分配、消费全过程以达到全面垄断国民经济的目的。这一过程的专门术语叫“行轻重之术”。
桑弘羊的理论依据是：第一，影响市场商品价格的要素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年成丰歉和农作物收获的季节变化，“岁有凶穰，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二是商人的囤积聚散，“聚则重，散则轻”；三是政府的赋税征收，“急则重，缓则轻”。第二，国家可以利用“物多则贱，寡则贵”的物价变动规律来增加财政收入，“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这么做即使不向人民征收人口税（万民无籍），财富也会流入国库之中。第三，国家利用“轻重之术”来聚敛财富，在政治上也有多方面的好处：“取之于民而民无以怨”；避免巨商大贾“豪夺吾民”；能使黎民百姓“无不系于上”。因此主张“行轻重之术”以实现国家对农业生产和社会财富的调控与管理。
与“轻重论”相反的经济管理理论是司马迁提出的“善因论”。语出《史记货殖列传》：“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段话的核心是“因之”。司马迁在它之前加上“善者”，观点十分明确，即主张国家应当顺应经济的自然运行，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因之”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让利于民的办法引导人民从事某些有利于国家经济全局的活动，这叫“利道之”；还可以采用教育感化的办法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这叫“教诲之”；还必须采取行政法律手段来强化经济秩序，整顿经济活动中的不法行为，这叫“整齐之”。可见，司马迁并非主张对经济活动采取听之任之的无政府主义。在司马迁看来，政府只是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如果直接参与经济经营就是“与民争利”，就会扰乱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因此，他认为轻重论学派的干预主义是“最下者”。
司马迁的理论依据是：第一，经济活动的动力来自人们的求富欲望。他说：“富者，人之惰性，所不学而俱欲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用不着政府去干预。但是对那些“奸宄弄法”的人，必须实行惩罚制裁。第二，人们的物质需要是多方面的。司马迁有一段话很精彩：“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意思是：农、虞、工、商是国家的四大经济部门。只要人们依法从事经济活动，政府就别去干预他。某种商品的价格低了人们会减少生产，自然就会变贵（物贱征贵），反之也一样。第三，人们的贫富差别是由于人的能力大小造成的，“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总之，“善因论”主张国家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顺应经济的自然发展，只要适当加以“利道”“教诲”“整齐”等手段，就能实现“上则富国，下则富民”的经济管理目标。
四、农业“三才”论
古代思想家对农业与自然环境、农业资源配置利用等问题也提出过许多经世致用的思想，“三才论”是其中具有农业哲学意义的一个宏观性的理论。
“三才”始见于《周易》“说卦”，专指哲学概念的天、地、人，也称天道、地道、人道。战国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三才”之间的相互关系。管子将“三才”称为“三度”，“所谓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孟子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从治国理财的角度强调“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才能实现国家富强目标。《吕氏春秋》第一次将“三才”思想用于解释农业生产：“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里的“稼”，指农作物，也可泛指农业生产活动，“天”“地”则指农业生产的环境因素，“人”是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这段话是对农业生产诸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哲学概括。其中突出之点在于它阐述了农业生产的整体观、联系观、环境观，在我国传统农学中占有重要的指导性地位。
北魏农学家、《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继承和发展了“三才”思想，他指出人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导作用是在尊重和掌握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实现的，违反客观规律就会事与愿违，事倍功半。他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他甚至将“任情返道”（违反客观规律）的行为讽喻为“人泉伐木，登山求鱼”。在“三才”农业哲学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中国传统农学，特别强调生产安排的因时、因地、因物制宜的“三宜”原则。明代农学家马一龙对此有一段富于哲理的阐述，他说：“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
在“三才”思想所推崇的农业环境观影响下，我国在公元前三四世纪以前就产生了保护农业资源的意识，并在政策措施上予以体现。《礼记月令》中明确规定，在“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的孟春季节，“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毋）胎夭飞鸟，毋麝母卵”。及至仲春之月，一方面要求统治者“毋作大事，以妨农时”，同时还强调“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木林”。这种资源保护意识普遍受到先秦思想家的认同和重视，有关的论述不胜枚举。例如，《吕氏春秋》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荀子说：“汗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还特别强调要做到“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孟子说：“斧斤以时人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封，这些先知先觉的资源保护思想，在今天依然放出夺目的光芒。
五、对重农思想的评价
重农思想是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带有深刻历史局限和时代烙印。
（一）重农思想的出发点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重农思想的核心在于重“民”。但“民”从来都不是权力的主体而是客体。“民”在任何时候都是被怜悯的对象，“君”才是主宰。重农的结果只能培育出对“皇权”与“官”的顺从和服从。皇权专制和官本位的存在，使得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封建社会缺乏民主意识，农民从来都不能平等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农民的利益和权益常常被侵犯和剥夺，因此造成了无数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都是在“治乱交替”中发展演进。封建统治者提出“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吏为民役”等“重农”思想，只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的政治话语。一个不能维护大多数社会成员利益的社会不可能做到“长治久安”。
（二）重农思想的本质是加大对农民的剥夺
中国过去几千年都处于农业社会。其主要特征是以农养生、以农养政。人要生存靠农业提供衣食之源。国家政权要正常运转靠农业提供财政来源。历代君王们都深知“国之大事在农”，不得不“以农为本”，实行重农政策，他们把土地、户籍和赋税制度捆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封建制度。虽然有过几次税费改革，只是在纳税对象、方式、时间等方面加以调整，但征税总量有增无减，因此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重税的本质。显然，传统的重农思想重农业生产、重农业税收、重农民力量的利用。目的是实现富国强兵，结果是损害农民利益。简而言之，重农民之“力”，而不重农民之“利”。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农民即使生产再多的农产品，也没有完全享有劳动成果和自由买卖的权力，要么体会被无偿掠夺的滋味，要么忍受终年劳役的痛苦。我们从《诗经·魏风》中就可以看到，春秋时代农民就有“不稼不樯，胡取禾三百廛兮”的不满。后来更有不少文人写下了数不清的怜悯农民、同情农民的诗文，发出了无数像“苛政猛于虎”一类的惊叹。统治者一旦肆无忌惮地向农民横征暴敛，苦难的积聚超出农民的承受程度，农民求生而不能，就只好揭竿而起。历史上发生的100多起农民起义是农民负担太重而引发的。因此，可以看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实行重农政策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而且也曾创造出悠久的农业文明，但是由于统治者往往走进重税的误区，所以也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
（三）重农思想忽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
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注重协调农业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注重治国之道，强调治国安邦的适用性。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基于重农思想而制定的封建农业政策，有效地调控了农业社会的运行，创造了高度的农业文明。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独立于政治功利之外的求真求知、追求科学的精神。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落后，是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落后。由于中国社会“官本位”的影响，“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科技发明被贬为“雕虫小技”。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对行政权力的严重依附性。然而，欧洲各国于14世纪兴起文艺复兴运动，大批知识精英冲破了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束缚，开始为科学探索穷思竭虑乃至为创立新的理论学说而英勇献身。当力学三大定律的发现者牛顿于1665年在剑桥大学接受毕业论文答辩时，我们的一代明君康熙皇帝正忙着以“子击磬于卫”之类的题目“开科取仕”。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在强盛了几千年之后，竟在“历史的一瞬间”就落后到挨打的地步。
（四）重农思想利于造就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
封建社会的重农思想以小农经济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它的全部制度安排都是为了巩固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因此封建社会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制度上都更愿意接受“重农抑商”的政策。它总是把工商业的发展困于小农经济的范围之内。由此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闭关自守、安土重迁、小富而安的民族性格。我国拥有广阔的领海和绵长的海岸线，自古就拥有堪称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可是却形同以农立国的“内陆国家”，因为历史上我们几乎没有从海洋交通中得到过好处。2005年是著名航海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这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还早了近100年。可是郑和七下西洋，却没有引领中国走向世界，没有促进中国走向开放。反而在郑和下西洋400多年后，被西方列强的远洋船队把中国推进了半殖民地的深渊。同样，中国在明朝晚期就通过来华传教士接触了西方近代科学，这个时间远比东郊日本早得多。然而后起的日本在学习西方近代文明中很快强大起来，公然以武力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历史灾难。重农思想主导下的封建社会，使我们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机会。这段沉痛的历史，永远值得中华民族炎黄子孙铭记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