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现实背景

技术创新能力是决定一国在国际竞争中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Grossman & Helpman，1991）。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世界各国纷纷进入依靠创新繁荣实体经济的深度调整时期，创新全球化加速了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的跨国流动，这不仅为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带来了良好机遇，而且带来了严峻挑战。为在全球大调整、大变革中掌握主动权，中国必须加快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从引进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集成创新转变，从跟随者向领导者转变，抢占技术创新的制高点。我国经济进入转型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正从传统的增长点向新的增长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在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变，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转变。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原材料、用工成本、环境保护成本逐年上升，迫切需要依靠技术创新来缓解资源能源与生态环境的约束，集中解决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目前，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效率仍处于较低水平，进一步提升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技术创新活动是由大中型企业、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由于自身的复杂性，技术创新主体在技术创新活动过程中存在合作与协调等诸多问题，因此，一系列组织和制度因素成为影响技术创新活动的新因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技术创新都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进行的，制度环境决定着企业技术创新模式与资源配置效率，并通过“扩散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直接或间接影响技术创新能力。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框架、制度安排以及制度创新，将直接影响国家、区域、产业、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本质上说就是制度变迁⁽¹⁾的过程，制度环境的改善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动力。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指出，要把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第一动力，推动我国社会主要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的有机统一。因此，分析制度环境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一方面源于企业内部的自主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来自于参与全球市场竞争获得的国际R & D技术溢出。全球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科技资源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充分利用国际R & D技术溢出已经成为提升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吸引来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但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一直严格封锁核心技术。随着我国整体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成熟的技术已无法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的跨国公司必须走出国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在海外建立产品设计与研发中心，利用技术合作、战略联盟以及跨国并购等方式构建研发资源平台，并利用企业内部机制向母公司转移和扩散先进技术，促进母公司生产率进步与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同时使这些先进技术在母公司所在国的企业间扩散和再创新，才能最终提升企业、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水平。

进入21世纪，全球对外投资体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对外直接投资流入与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相互作用，从传统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投资，转变为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投资。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以及各项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中国跨国公司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范围在逐年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在逐步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与流量也开始大幅增长。截至2014年底，中国1.85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6个国家共设立了2.97万家境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3年的28.55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1231.2亿美元，连续3年位居全球国家（地区）的第3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2014年底达到了8826.4亿美元，境外资产总额在2014年底达到了3.1万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201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和金额的大幅度增加，已经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不仅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

欧美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显著提升母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Gazaniol & Peltrault，2013；Yang et al.，2013）。然而，我国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吸收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中国如此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否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如果存在逆向技术溢出，逆向技术溢出的大小又如何？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否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我国东、中、西部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能力存在巨大的差距，各地区都能享受到逆向技术溢出带来的益处吗？从实践上对上述问题给出逻辑一致的解释，以便对迅速兴起的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进程提供指导，已经成为学术界和相关职能部门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

1.1.2　理论背景

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一方面依赖于广泛使用先进的技术生产设备、从事自主研发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并不断向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参与全球市场出口获得“出口中学习”效应，另一方面更要依赖我国所处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制度环境的改革与完善（张杰等，2011；吴延兵，2006；成立为和孙玮，2012）。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级政府加快了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的步伐，逐渐从计划型政府转变为市场型政府、从决策集权型政府转变为民主参与型政府、从权力集中型政府转变为分散的多中心政府。由于政治传统、经济结构、社会性质、历史文化等原因，制度环境在我国不同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制度一方面决定了区域经济主体的行为，另一方面影响着制度变迁的方向，进而会影响各个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甚至经济增长方式。因此，从理论上分析区域制度环境差异对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意义重大。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去解决所有的技术难题，也不可能形成长期技术垄断。因此，各国应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OFDI）等渠道产生的国际R & D技术溢出，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发生在加入WTO以后，学术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关注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等渠道获得的国际R & D溢出。我国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逆向技术溢出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从理论上证明，相较于FDI和国际贸易渠道，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快速获取国际R & D技术溢出、提升母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另外一种有效方式（Pradhan & Singh，2009；赵伟等，2006；邹玉娟和陈漓高，2008；白洁，2009；李梅和柳士昌，2012），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升了母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相关实证结论却存在较大分歧。有些学者的研究结论显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确存在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可以有效提升母公司乃至整个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

赵伟等（2006）利用1985—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验证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企业技术提升的影响逐渐显现。邹玉娟和陈漓高（2008）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逐年扩大必然会影响母国的技术进步，并利用1986—2006年的相关数据检验了全要素增长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二者存在同步关系，这就意味着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李梅和柳士昌（2012）基于2003—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分析了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检验了影响OFDI对TFP和各种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特征。实证结果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发达地区逆向技术溢出效果要优于中西部地区。沙文兵（2012）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以专利授权量为代表的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显著提升投资母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白洁（2009）基于1985—2006年中国对14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L-P模型测度了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通过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得知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比例较小、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非技术密集型产业等。陈菲琼等（2013）基于2003—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在L-P模型中引入技术吸收能力和通过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交互项，检验了OFDI与区域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OFDI无法显著提升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

国内外很多学者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技术创新的影响，但结果却莫衷一是，可能的原因是在方法、数据、视角等方面存在差异。首先，中国的技术创新具有典型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征，这不仅表现在时间上的前后连续性，在空间上（横向）也存在相互关系，即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或者空间相关特征，若忽略这种空间相关性的影响，必然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因此，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必须考虑空间集聚（溢出）效应和空间相关性。前人的研究由于计量方法和数据获取方面的限制，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技术创新的论文较少，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其次，现有文献在衡量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效率时，普遍使用专利申请受理数量（批准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指标（欧阳艳艳，2010；沙文兵，2012；陈菲琼等，2013），但这种做法在逻辑上等同于用创新绩效来衡量技术创新能力，显然这两者应属于不同的研究范畴。另外，现有研究在分析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时，大多没有将吸收能力纳入研究框架。最后，相关文献中“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测算公式以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东道国GDP的比值作为权重，但该做法的假定过于严格，加之不同作者对折旧率的选取标准不同，导致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检验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

针对上述问题，首先，本书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同时考虑了空间依赖和空间自相关特征，并控制区域单元之间的个体异质性，提高了回归模型的一致性与准确性（LeSage & Llano，2013）。其次，针对技术创新能力与技术创新效率指标的选取问题，技术创新能力测度方面，从技术创新的投入能力、产出能力、扩散能力、环境支持能力四个方面衡量技术创新能力，以期更为全面地反映各地区的实际技术创新差异；创新效率的测度方面，根据企业层面、区域层面、国家层面的实际状况，分别采用O-P方法、增长核算方法测算相应的技术创新效率。另外，本书在研发资本存量折旧率的测算方面，结合世界银行与OECD Factbook 2014公布的数据，以及各国的实际情况，选择恰当的折旧率。最后，与现有文献将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技术创新三者割裂开来研究不同，本书从母国制度环境入手，创新地将三者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回归结果更符合现实情况。

综上所述，本书在分析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非均衡发展的影响时，将空间集聚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纳入分析框架中，为研究技术创新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如何有效地借助OFDI获得国际R & D技术溢出，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产业优化升级提供外源性的助推作用，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