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市群研究的深化阶段

国外对于城市群的研究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无论是城市群理论还是实践方面的相关研究均经历了从结构分析到机制探索，从本国研究到国际化视野的一系统发展。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的爆发，新的时代背景下城市群的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城市群的研究方法又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伴随全球化浪潮与信息科技革命，城市群的相关研究进一步向区域化、信息网络化等研究领域扩展，城市群的研究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一些崭新的理论，诸如“世界城市”⁽⁷⁵⁾“网络城市”⁽⁷⁶⁾等开始涌现，城市群体空间研究尺度的日趋增大，西方学者对于城市群发展的认识也越来越呈现出相对多元化与更为深刻化的特征。

（一）城市群与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爆发，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巨变，全球经济结构面临重组，伴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与全球供应链整合等战略的实施，一方面管理的高层次聚集、生产的低层次扩散、控制和服务的等级体系扩散构成了信息经济社会的总体特征⁽⁷⁷⁾；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出版的《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2011年跨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聘用了6900万名员工，创造了28万亿美元的销售额，7万亿美元的增值”。这些因素对城市群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城市群的相关研究进一步向区域化一体化、信息网络化等研究领域扩展与深化。

跨国公司与城市关系最早可见于霍尔（P. Hall，1966）的研究，霍尔在《世界大城市》⁽⁷⁸⁾一书中提出了基于新型全球经济重组大背景下产生世界城市的概念，并描述了关于世界城市的五大特征：

（1）重要的国际政治中心，国家政府、国际政治组织各类专业组织、企业总部所在地；

（2）重要的国际商业中心，物流集散地、拥有大型国际港和空港，最主要的金融商业中心；

（3）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人才中心，集中了大型医院、著名高校与科研机构、规模宏大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基础设施，拥有发达的信息传播网络；

（4）巨大的人口集聚地，拥有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城市人口；

（5）国际娱乐休闲中心，拥有古典或现代化的剧院、戏院、音乐厅以及豪华的宾馆、饭店和各类餐饮场所⁽⁷⁹⁾。

霍尔认为城市因其对政治、贸易、通信、金融、教育、文化和科技等具有极强的影响和控制能力，因而在城市等级体系中得以占据高位⁽⁸⁰⁾。

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1972）对跨国资本空间结构理论进行了大量非常有意义的探索与研究，海默认为跨国公司总部管理和决策职能需要大量的面对面接触，这一属性要求其选址必须靠近资本市场、媒体和政府，因而可以发现跨国公司最高总部往往集中在世界主要城市；跨国公司内部的垂直分工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空间上相应地反映为由3个等级构成的城市体系：

（1）全球性管理中心位于最顶层，公司总部及相应的服务基础设施不断向发达国家的少数特大城市集中；

（2）大量的地方性金融、管理和服务中心位于承上启下的地位，主要承担协调上层与下层的关系、传递信息与管理职能等作用；

（3）位于最低一级的城市和地区，则承担具体的生产、装配、销售等职能⁽⁸¹⁾。

海默对跨国资本的空间结构理论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认为多国公司会被吸引到一个国家的核心区或次一级的大城市，并且运用“新国际劳动分工”这一术语对世界范围的经济转移现象进行描述⁽⁸²⁾。

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力配置中所起作用的加强，这种作用开始从全球与区域层面上向城市群内部渗透，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城市群空间组合与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已经成为影响城市群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之一，因此大都市带、全球城市的产生并不仅仅是人类居住与生活环境的变迁，更是一种崭新的生产力布局形式的代表。

以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为基础，结合跨国公司的公司决策行为和影响力，研究世界城市兴起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在这一领域科恩（1981）、弗里德曼和沃尔夫（1982）、弗里德曼（1986）、格里克曼（1987）、费根和史密斯（1987），以及诺克斯（1995）和斯莱富特（1989）等学者的论著就是这一阶段研究成果的典型代表；这其中科恩（1981）率先提出新国际劳动分工是沟通跨国公司活动和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桥梁，世界城市是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协调和控制中心；弗里德曼（1982，1986）提出的“世界城市假说”则成为这一阶段研究的系统总结和主要成就⁽⁸³⁾。

1986年，弗里德曼（J. Friedmann）开始对城市体系的等级网络进行研究，并且对城市等级进行了划分，他指出城市体系的等级关系将会成为跨国公司纵向生产地域分工的体现⁽⁸⁴⁾；他认为各种跨国经济实体正在逐步取代国家的作用，使国家权力空心化；全球出现了新的城市等级结构，即世界级城市、跨国级城市、国家级城市、区域级城市、地方级城市所组成的世界城市体系。

1991年，范吉提斯⁽⁸⁵⁾（Y. N. Pyrgiotis）、昆曼（K. R. Kunzmann）与魏格纳⁽⁸⁶⁾（M. Wegener）等学者研究了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跨国网络化城市体系的形成过程，他们认为大都市带形成的实质主要是产业空间重组的结果，其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区域空间组织形式，将会逐渐占据全球经济的核心位置；通过对欧洲城市的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和集团化正在形成跨国网络城市体系，该体系的物质基础是跨国高速公路和发达的电子通信设施。

在经济全球化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产生背景下，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城市发展势头迅猛，引起了众多学者关注，道格拉斯（M. Douglass，1995）对此进行了研究，将其纳为5点：

（1）在某一国家范围内空间极化趋势更加明显，重要的地区及周边跨国公司的活动集中，而腹地发展滞后；

（2）巨大城市地区出现，以区域为基础的城市化升格为以城市为基础的城市化；

（3）世界城市的联合与国际城市体系的形成；

（4）跨境发展，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印尼之间的增长三角、香港与华南地区等著名的跨境发展地区；

（5）国际发展走廊形成，国际性的海陆空交通通道及网络的集聚，加上有效的通信网络，将世界经济连接成一个生产、消费和交易的实体⁽⁸⁷⁾。

1996年，J. G. Papaioannou展示了全球城市网络化发展的模式，并且对城市群的未来发展寄予厚望⁽⁸⁸⁾。

这之后道格拉斯（M. Douglass，2000）又以亚太地区为例，探讨了在全球化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巨型城市区域和世界城市的形成与发展⁽⁸⁹⁾。

首先，从劳动地域分工角度看，大都市带代表着一种崭新的生产力布局形式，是产业空间与经济空间重组的结果，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城市——区域空间组织形式；其次，从城市化的角度看，大都市带则是城市化发展进入高级阶段的产物，占据着全球发展的核心位置，是以扩散为主要特征的地域城市化。

（二）城市群与技术进步

以卡斯特尔（M. Castelles，1989）、布罗奇（J. Brotchie，1988）、巴拉斯（R. Barras，1987）为代表的技术决定论者认为：首先技术变化影响并决定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影响并决定了城市发展，因而他们认为技术是构成城市形态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是城市蔓延的动力源泉。

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现代大城市的蔓延扩展及大都市区的连绵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城市功能、产业结构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制约作用相对开始变小，而经济技术的发展又为人们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选择；随着现代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既有可能带来导致城市空间演化分散的动力，同时也有可能会增加集聚的要求，现代技术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其中关键在于将其影响定位在哪个层次上（Peterself，1982）。

1985年布罗奇（J. Brotchie）和霍尔（P. Hall）的著作《未来的城市形态——新技术的影响》（The Future of Urban Form—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y）探讨了新技术革命对未来城市形态产生的影响；戈斯比（A. Gllespie，1988）、卡斯特尔（M. Castelle，1989）等人也从不同角度对新技术给城市空间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⁹⁰⁾。

（三）城市群与人本主义

随着现代科技对人类生活的渗透越来越深，人类应该重新思考科技与人文的关系，究竟是由飞速发展的科技主导人类发展，还是由人类来主导科技发展方向。

19世纪末的狄尔泰曾经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科学思维方式的泛滥以及技术时代的到来感到悲哀：“我们对于事物的本原，对我们生存的价值，我们行为的终极价值茫然无知，如坠五里云雾之中，在这方面甚至不如一个希腊人……今天，我们被科学的突飞猛进所淹没，甚至已无力回答这些问题，这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严重……”（《狄尔泰选集》英文版）。

进入20世纪以后，人文主义思潮得到迅速的发展。1969年哈格斯特朗（T. Hagerstrand）在出任欧洲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时曾经说过：“区域科学的自身定位是一门社会科学，因为它对人的假设是关于科学宗旨的”；这表明了哈格期特朗的区域研究具有十分明显的人文主义倾向。

1968年，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1900—1980）在其著作《希望的革命——通向人性化的技术》⁽⁹¹⁾（The Revolution of Hope，Toward a Humanized Technology）中指出：“这就是说，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是人的最优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成为所有计划的标准。”⁽⁹²⁾

美国著名城市学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在其1934年出版的著作《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中对于技术与文明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并且指出：“调整技术体系的下一步就在于把它和我们已经开始发展的新文化以及地域新模式、社会新模式协调统一起来”⁽⁹³⁾。

1961年芒福德又出版了著作《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对城市发展历史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指出：“我们必须设想一个城市，不是主要作为经营商业或设置政府机构的地方，而是作为表现和实现新的人的个性的重要机构”⁽⁹⁴⁾。

1990年戈特曼在其出版的论文集《自从大都市带以来：戈特曼关于城市的论文》（Since Megalopolis：The Urban Writings of Jean Gottmann）对戈特曼关于都市带的理论进行了系统总结，修正了早期忽视社会、文化和生态的观点⁽⁹⁵⁾。

有学者认为：“美国大都市在20世纪后半叶的最大失误，是将城市结构扩展成大都会形式，即一种四处蔓延的城市”；P. Hall曾经批判：“美国的规划是不成其为规划的，在这个国家里，看来是由猖獗的个人主义左右着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经济规划总是趋向于范围很大的区域，而物质环境规划却过于地方性和小规模”⁽⁹⁶⁾。

城市群体空间结构的演变绝不能仅仅看作是由单纯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等因素驱动的自发行为，必须对其实施人为的调控措施。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与郊区化浪潮的扩展，原来位于城市边缘的乡村被逐步吞噬直至消失，城市的无序扩张与蔓延，严重破坏了城市边缘地带的生态景观，并且威胁到区域的生态安全。在这个背景下，广大学者与规划师对强调城乡融合的区域城市的研究热情进一步高涨。美国规划师莱特（H. Wright）与利斯泰因（C. Stein）等提出了与自然生态空间相融合的“区域城市”模式（Regional City）；1980年，林奇（K. Lynch）在其研究提出了另外一种模式，构建扩展大都市（Disperpersed Metropolis）⁽⁹⁷⁾；

1985年隆弟莱里（D. A. Rondinelli）总结了区域城市群体间进行相互联系的7种类型⁽⁹⁸⁾；麦克尔劳林（J. B. Mcloughlin，1985）则强调城市群应当通过理性规划的约束从而达到空间持续平衡发展⁽⁹⁹⁾。

一些学者则从人类居住形式的演变过程入手，提出21世纪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必然体现人类对自然资源最大化集约使用的要求；并针对日益显著的大都市带现象，提出了世界连绵城市（Ecumunopolis）结构理论，希腊学者杜克西亚斯（C. A. Doxiadis，1996）则在当时做出了超越时代的预测：随着世界城市的发展，将会形成连片巨型大都市区（Ecumunopolis）⁽¹⁰⁰⁾；其他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费希曼（Fishman，1990）、阿部和俊（1996）、高桥伸夫（1997）等⁽¹⁰¹⁾。

莱斯（W. Ress，1992）提出了“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理论来反证人类必须有节制地使用“空间”这种资源；而一贯信奉城镇自由拓展的美国和加拿大则在用途管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增长控制”（Growth Management）来指导控制城市用地的无限制蔓延（Chinitz，Bewamn，1990，A. Faludi，1994）⁽¹⁰²⁾。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政治经济集团组织，由于各成员国之间及成员国内部发展水平差别较大，协调、均衡空间发展的需求极为迫切，为了促进持续发展、增强全球竞争力、共同实现城市空间的集约发展，1993年欧盟开始了“欧洲空间开发展望”（Europe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这项跨国空间规划工作，并于1999年通过了欧洲空间展望（Europe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作为各成员国空间发展政策和部门政策的引导，成为各成员国对于未来空间发展目标与方向的共识⁽¹⁰³⁾。

联合国人居中心⁽¹⁰⁴⁾（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Human Settlements（habitat，UNCHS））将城市聚集区（Urban Agglomeration）用作衡量城市规模的标准，是指一群密集、连续的城镇所形成的人口居住区。现在城市群的英文名称便来源于此⁽¹⁰⁵⁾。

（四）城市群与新经济地理学

由于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主流经济学理论在解释现有经济现象时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因此，以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又重新回归到经济地理学视角，以边际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与路径依赖为基础，拓展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全球化等经济现象，借此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寻求的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生产要素、知识创新、产业联系等）以及这些内生力量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而“经济关联”和“知识关联”则是影响区域间生产要素流动、知识传递与创新等经济现象的主要因素之一，经济密度的差异、经济距离的大小和经济整合的强弱则从根本上影响了区域间“经济关联”和“知识关联”，进而影响到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Krugman，1995；Fujita et al，1999；段学军等，2010）。

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建立了多中心城市空间自组织模型——边缘城市模型。据此模型得出结论：在任何满足该模型假设的城市中，无论商业活动沿地域分布的初始状态如何，都会自发地组织成为一个具有多个截然分开的商业中心的形态格局。而且对于满足假设的许多城市来说，商业活动沿地域的任何初始分布不但会演化成一个具有多个商业中心的形态格局，而且会演化成这样的形态格局，商业中心在其间大体上呈均匀分布，相互间具有特征性的距离，该距离因模型的细节和参数而异。商业活动的初始分布越均匀，其最终的间隔距离也越均匀⁽¹⁰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