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两部门工资差距时空差异的内在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要素市场化改革一直滞后，政府的行政垄断产生了国有部门要素价格的非对称扭曲：一方面，政府压低资源、能源的价格，以确保国有部门获得“超额利润”，进一步转化为“高工资”和“高福利”^[14]，[16]；另一方面，国有垄断部门劳动力享受着较高的制度“红利”，具有正的工资升水^[2]，[3]。那么，在国有部门效率较低和其他非经济目标（如就业稳定）等因素的影响下，政府便不得不通过行政垄断等手段维持国有部门的“虚假”利润，并进一步转化为“高工资”^[17]，[18]。行政垄断和要素非对称扭曲相互依赖，密不可分。与此同时，这种要素配置方式是以“挤出”非国有部门的要素投入量为代价的，这导致了非国有部门的利润被“侵蚀”，工资增长缓慢。因此，行政垄断和要素非对称扭曲构成了理解两部门工资差距拉大的重要逻辑。

1. 国有部门资本价格的向下扭曲（低估）与两部门的工资差距

资本价格扭曲主要体现在价格低估和信贷所有制歧视两个方面：①在财政分权以及“晋升激励”等因素的作用下，地方政府通过补助、定价调控等方法，将土地、电力以及包括水在内的其他公共资源等关键投入品的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16]；②在资金的分配使用上，银行的信贷资金存在着典型的所有制“歧视”，作为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力的民营经济在贷款门槛、抵押担保以及筹资渠道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国有金融部门的差别对待，中、小企业普遍融资难^[19]，[20]。根据卢峰和姚洋^[21]的估计，非国有部门对GDP的贡献超过了70%，但其所获得的贷款不超过银行正式贷款的20%。资本价格的扭曲和信贷所有制歧视改变了资金的分配流向，引起了“软预算约束”和国有部门的低效率。其结果将导致国有部门不得不通过“寻租”“游说”或者“施压”等方式向政府寻求帮助，政府也被动地通过行政垄断（具体包括补贴、扭曲价格、进入规制以及提高进入壁垒等方式）维持国有部门的“虚假”利润。与此同时，国有部门产权安排的固有缺陷（所有权“虚置”）扭曲了“委托—代理”机制，这使国有部门工资的决定机制偏离了利润最大化机制，公司管理层通常具有通过提高职工工资的方法来增加自身“权威性”和“邀买人心”的倾向，其结果导致国有部门的部分垄断利润转化为“高工资”^[22]，[23]。

然而，资本价格的扭曲和信贷所有制歧视虽然增加了国有部门的垄断利润和工资，但却阻碍了非国有部门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价格的扭曲和信贷所有制歧视虽然使国有部门获得了大量的信贷资金，但在软预算约束等因素的影响下，国有部门的效率一直较低。在这种情形下，政府便不得不通过行政垄断的方式维持国有部门的“虚假”利润。这种资金配给方式间接“挤出”了本应用于非国有部门的资金，极大地损害了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机会和利润，产生了极大的宏观效率损失。例如，丁启军和伊淑彪^[24]发现，2006年全国11个行政垄断性行业由于行政垄断所造成的包括内部生产效率损失、寻租成本和社会福利损失在内的总福利损失达到30691.56亿元，占当年GDP的14.55%。刘瑞明和石磊^[25]、刘瑞明^[26]也发现，信贷所有制歧视和国有部门比重的增加对非国有部门和总体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的拖累。据此可以进一步推论，在国有部门就业能力较低的前提下⁽⁴⁾，即使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和就业由市场机制决定，其增长也会因为利润被“侵蚀”受到极大的影响。因此，行政垄断和资本扭曲的程度越高，两部门工资差距和失业率便越大。

2. 国有部门劳动力价格向上扭曲（高估）与两部门工资差距

1978年以来，市场化改革使得国有部门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举步维艰”，具有高人力资本的国有部门劳动力通过“下海”“跳槽”等方式进入非国有部门。可以说，一段时期非国有部门的工资水平是高于国有部门的^[8]，[27]。但随着产权改革的稳步推进，国有部门逐渐从竞争领域退出，并通过“资产重组”“抓大放小”等方式加强了其在石油、能源、化工等关键领域的影响，其绩效稳步提高、工资水平不断增长^[1]，[6]。但国有部门的利润是“虚假”的利润，是依靠其垄断地位获得的，其高工资也不能反映正常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该部门的劳动力享受着制度红利——“工资升水”^[2]，[3]。

不仅如此，就业稳定是政府除了经济增长外的又一个重要目标。与非国有部门相比，政府干预国有部门的成本较低^[28]，[29]。在这一背景下，冗员就业、承担社会性保障功能就构成了国有部门政策性负担的重要来源^[30]。但是，国有垄断部门的要素禀赋优势和工资决定机制又决定了其解决就业的能力较弱，其结果使得国有部门存在着普遍的“冗员”。例如，Bodmer^[31]发现，83%的国有部门存在过剩就业，工人的实际就业量超出需求水平大约20%。Dong和Putterman^[32]的研究也显示，国有部门的平均劳动冗员率从1991年的28.6%上升到1994年的44.4%。普遍存在的冗员导致国有部门背负了沉重的“政策性负担”，影响了这些部门的绩效，这又使得政府不得不通过扭曲信贷、提供补贴和提高进入门槛等方式维持其利润。然而，这种方式是以损害非国有部门利润和就业能力为代价的，不仅限制了国有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同时还挤出了本应用于非国有部门的资金和就业需求，进一步导致非国有部门的利润和工资水平较低，总体的失业率较高^[33]。因此，行政垄断和劳动力扭曲的程度越高，两部门工资差距和失业率也越大。

结合以上讨论，本文提出可供验证的3个研究命题：

命题1：行政垄断和资本价格扭曲的程度越高，非国有部门的工资水平越低，两部门（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差距也越大。

命题2：行政垄断和劳动力扭曲（高估）的幅度越大，非国有部门工资越低，两部门的工资差距也越大。

命题3：行政垄断和要素非对称扭曲的程度越高，总体的失业率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