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地，编织自己的梦

1

小李走出铁东的“工”字楼。

天冷，雪大。他把那顶没毛的棉帽子摘下来，放下帽沿儿，戴好后，又在下巴颏底下紧紧地系了一个扣儿。

个子不高，鼻梁上架副眼镜。列宁服套在羊皮祅的外面，白羊毛时不时地露出一截儿。走路很快，脚下的雪被踩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正巧，这时有一辆马车从一旁擦身而过。

“大爷，搭个车行吗？”他问。

“去哪呀，小伙子？”

“去……”他忘记那个地方叫啥名了，“就是要建肥料厂那个地方。”

“上来吧，那叫泡子沿。”

小李上了马车，随手拽过一条麻袋垫在屁股底下，整个身子缩在上面。

天实在太冷了，拉车的马儿从鼻孔里呼出一股股白烟。真没想到坐车更遭罪。冻得不行了，他从车上下来开始跑步。

从铁东到泡子沿有二十多里路，所经过的地方，处处呈现出一片荒凉，寂寞又孤独。

跑着跑着，猛地被什么东西吓了一跳，原来是一只野兔子从蒿草中穿过马路。小李不禁又想起了吉林化工区的过去。

三八年，登龙潭

龙潭山呵泪涟涟

眼望祖国好河山

日本魔爪来摧残

抓来劳工建工厂

刮骨吸血盗富源

水泥墙中葬白骨

电石炉边血斑斑

这首民歌式的打油诗曾经在许多人的口头上流传。它缩写了吉化沧桑的往昔，并给那带血的历史抹上一层防腐剂。

共和国成立后，加快建设化工基地便成了当务之急。1951年年初，吉林化工厂厂长林华，随以姚依林为首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化学工业部门谈判，签订了由苏联派专家援助吉林“三大化”建设的协议；几乎与此同时，东北重工业部化工局夜以继日，开始编制吉林合成氨厂（今吉化化肥厂）、吉林碳化钙厂（今吉化电石厂）、吉林染料厂计划任务书。年底前，以最快的速度报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批。

1952年1月13日这天，周恩来总理伏在铺满阳光的写字台上，细心地读了这份文件，抬手从笔筒里取出笔来，在上面写了四个字：“同意，照办。”

吉林化工区建厂筹备处组成，马国治任筹备处主任。筹建工作进入了紧张状态……

小李这次来吉林任务不是很多，但很重要。作为东北重工业部化工局的工作人员，他被派来看看，了解工程建设的进度。站在一个山头上，眼前依然是满目凄凉，但他知道，明天，这里将发生一场辉煌的工业革命，恢宏而壮阔的大建设景色已经为期不远了……

想着想着，小李真的有些心急如焚。

依然靠步行，只是行色更匆遽地向着筹备处的方向走去……

大建设红红火火地进行着。

江北大地，从此彻底地结束了亘古的荒凉和静谧！

春风牵来明媚的阳光铺满大地，四周的树木似乎为此提早地绿了。古老的龙潭山显示出青春的容颜，松花江加速了奔腾的节奏，浪花日夜不停地在欢笑……

共和国把建设吉林化工基地当成了头等大事。

缺干部。一个县长专列在暮色苍茫的时刻抵达吉林。他们背好行装，摆渡过江，到“三大化”筹备处报到。

一支支建设劲旅会师于江城。中央有色金属局第四工程公司，化工局土建安装公司，化工局大连安装公司，冶金部的电装公司、管道公司、金属结构公司、筑炉公司，吉林铁路管理局以及吉林建设公司和六个附属企业组成的吉林化学冶金建设公司……

他们高举旗帜，唱着歌儿，潮水一般涌进工地，荡起滚滚尘烟，好不威风！

化工区的建设震动了当地的人们。

这天，一个17岁的小伙子，见吉林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社前挤了很多人。他抱着膀儿凝视着墙上那张招工广告：吉林化工厂招收苯胺工人和练习生。他向跟前凑了凑：“我报名。”

“什么文化？”招工的人问。

“小学毕业。”

“哟，还是知识分子哪！你学会计怎么样？”

“不，我干笨胺。”话很坚定，愣小子那时还“苯”“笨”不分。

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苯胺是什么玩意儿，只觉得苯胺这两个字挺神秘的。刚一报到就去沈阳实习，他连行李都没带。正常的伙食费不够用，只好借钱填肚子。几个月下来，欠了一屁股债。回吉林后，生产上竟然是把好手。一次，车间发生火灾，火越烧越大。化工厂着火，谁敢上？他就敢，找两条麻袋，塞到水桶里，再捞上来，披在身上，直冲装置的顶端。把该关的阀门关掉以后，火熄了。

在场的领导和工人没有不夸他的。有个多嘴的人不知是表扬他还是嘲讽他：“这小子欠公家好几百块钱呢。”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厂长问：“干什么欠的？”

“全免了！”

办个手续，就这么简单。

这人是后来当上了吉化公司党委书记，现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的冯锡瑞。

随着大建设的推进，化肥厂和电石厂有13个工号已破土动工。施工现场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汽车马车装载着各种建筑器材日夜奔忙。工地上广播喇叭声，混凝土搅拌声，掘土机隆隆声，汽车的鸣叫声……汇合成一支雄壮的劳动交响乐！

时令很快就进入冬季，化肥厂整体吊装白钢排气筒的日子临近了。

此时那庞大的排气筒像一位巨人般卧在地上，身长100米，体重100吨。要把它从地面安安稳稳地立起来，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因而，已经准备了两月之久的人们，显得格外慎重、紧张……

整个施工任务要在年底之前做最后一次冲刺，很多要吊的物件都在急切地等待吊装器械。

1955年12月3日上午，化工局大连安装公司副经理王炳臣来到工棚，给这个工区的百十号人开会。这是位典型的北方汉子，高高的个子，黑黑的脸膛。性格火爆得像干透的柴禾，不点都能着。许是任务重、压力太大的缘故，今天，他往前面一站就火气很足：

“他妈的，排气筒能不能竖起来，就看我们的了。整个工地上万双眼睛等着，反正他妈的不能丢人现眼……”

哪里是开会，简直是在骂人。

“按现在的进度不行，必须要提前，提前到10号，10号……”他故意把10号加重地说了两遍。

“看着！”他的目光死死地盯在工区主任初世灿的脸上：“10号这天排气筒吊不起来，我他妈撤你的职！”

坐在下面的初世灿，手拄着下巴，眼睛紧紧地盯着王炳臣。他很冷静，更理解王炳臣副经理的火气。

“好，散会。”

初世灿带领工友们没黑没白地干。连起码的10吨重的卷扬机都没有，所谓的起重工具都是边研究边凑合起来的。这样，准备工作就需要时间，否则就没法保证万无一失！

几百个铆点，上千米的钢丝绳，要一点一点地检查。钢丝绳是6股19丝的，一旦有一根细丝被电焊打了，就容易出现问题。每一根木桩是谁埋的，埋了多深；每一颗螺丝是谁装的，拧紧了没有……

没有卷扬机，4台斯大林800号拖拉机代替。

用一种土法来吊这个庞然大物，必须打破常规，靠旗语口号不行。即便是超八级工匠也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此，初世灿苦心研究，自行设计了一套吊装指挥系统，把指挥台设在“753”号厂房的屋顶，指挥台上有信号盘，几十个岗位和指挥台相连，用红绿灯说话……

8号了，准备工作仍不充分，10号起吊无法进行。初世灿想想，费了好大劲在别的工地找到了王炳臣。

“王经理，10号不能起吊，你撤我的职吧。”

王炳臣想了想，他对进度是有数的，这么大的事可不能操之过急！随后，眼睛眨了几下：

“回去继续准备，要撤也得等吊完了再撤……”

一切准备就绪，起吊定在15号这天。

明天要起吊了！初世灿比平常早了一点回到宿舍，想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为打赢明天这一仗养好精神。可是，因为心里有事儿，睡不着。凌晨不到3点他就醒了。起身推开门，嚯！不仅冷得要命，风也出奇地大。真可谓冷风暗夜，朔雪飘零。

接近8点了，他来到工地。风力足有7级，现场上风雪弥漫，气温是零下37℃。

赶上这么个鬼天气，吊装成功的把握恐怕要减几分，他心里多少有些担心。

化肥厂第二厂长杨浚拍拍他的肩膀：“世灿，开始吧，我们在你身后……”

初世灿顿时增添了信心和力量，大步走了。

片刻，登上“753”厂房的顶端，他那不算很高大的身躯变得高大了。一尊钢铁铸就的剪影镶嵌在天空之中。

飘舞的雪直往他脖子里灌。他喘了几口粗气，稳稳神儿。靠近指挥台，把麦克风握在手里。

“各岗位集中精力，准备——”

两排红绿指示灯在眼前闪烁。各岗位事先都编好了号，操作者铭记在心。

开始起吊！

“三号起……”

“十二号落……”

“五号定位……”

“八号掌握平衡……”

……　……

麦克风把他铿锵果敢的命令传了出去，满天都回荡着颤音。

各岗位的操作和起落程度在指示灯上变得一目了然。

4台斯大林800号拖拉机加足了马力，拉紧钢丝绳，一并发出了震天的吼叫……

51米高的抱杆渐渐地带起了排气筒。当与地面形成15度角时，初世灿命令停吊，派葛鸿达、冯哲、何亮三名技术员分头检查，然后再下命令重新起吊。抱杆与地面形成45度角时又稍作停顿，接着三段起吊开始，终于把这个钢铁巨人立起来了！

围观的人们欢呼雀跃，现场的广播喇叭播出雄壮的歌曲。所有的人心里仿佛都漾着蜜甜！

这时工区的一个滑小子见王炳臣乐得像个孩子，拽了把他的衣袖，显得有些诡秘：

“经理，还撤我们主任的职吗？”

“妈的！排气筒都吊起来了，还撤个屁。”说完，把手重重地拍在滑小子的肩上。

工地上车水马龙。

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从化肥厂、染料厂到电石厂，战役一个接着一个。

李名益从这个工地跑到那个工地。刚把硝酸排气筒一次整体吊装成功的消息报告给北京，“680”工程的建设者们又成功地安装了一台水洗塔……

腿勤，嘴勤，整天地忙碌，但不觉得累。他不仅是上级派来的“督察员”，也是吉林三大化建设的“义务兵”。

马国治召开党委会，出于礼貌，让他到会给说上几句。作为一名大学生，毕业就扎进大建设工地，来来往往，所见所闻，特别是关于工程方面，有感慨，也有想法，他不客气地参加了会，红着脸也要说上点什么……

隔很长时间他明白了，当初真不该参加这个党委会，自己连党员还不是……他羞个没法。

他太年轻，尽管没有什么官衔，国家三亿多元的投资，却都攥在他手里，要通过他去平衡。杨浚曾笑着向化工部部长彭涛告状：你们那个小李子真是个“吝啬鬼”。

1956年，筹备处上报计划书中需要7台小汽车。李名益说啥也要给减掉一台。杨浚找到他：

“小李子，这车不能不批呀，那是给外国专家用的……”

“用钱太多了。”

“工作需要，钱多也不能不买。”

“工程更需要钱……”

搞这么大的建设，哪儿都需要钱。李名益说不出更多的理由，反正他就是不同意，杨浚也拿他没办法。

冬天的一个晚上，路上下着很大的雪。李名益下班回去，突然发现一台轿车在胜利桥上停下了，下来一个人，把抱小孩的两位女职工让了上去，然后打发那车走了。

他很佩服那人。

走到跟前一看竟是杨浚。

俩人边走边唠着工地上的事情。这时的李名益有些内疚，杨浚工作如此辛劳，今天却走着回去。他心里想，那时多批一台车该多好。

登上龙潭山则是另一番景象了。

松花江像一条飘动的玉带，装点得吉林化工区这颗璀璨的明珠更加光彩夺目。

化肥厂的造粒塔顶天屹立；

染料厂整齐的建筑像起伏的海；

电石厂的电石炉恰如站立吼叫的雄狮；

好一尊大工业立体的雕塑！显然，这也是一幅画，它象征着共和国崛起的化学工业已踏上了新的旅程。

1957年10月25日，是吉林化工区最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这一天三大化工厂开工投产了！

上午9时，盛大的开工大典开始。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首先致词。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省长栗又文，吉林市委书记、市长张文海，中国重工业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江浩然讲话。

苏联化学工业部副部长、代表团团长米·依·伊万诺夫以那不很流利的中国话说：“祝贺中国，祝贺吉林，祝贺化工了不起的成就……”

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化学工业部部长彭涛十分激动，他要说的话太多了。

是啊！三大化工厂，是我国化学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中央及国务院各部委派人来了。

化肥厂第一厂长李艺林满怀深情地表示答谢。徐凯宁、杨浚代表化工区的建设者和生产者向苏联专家献上锦旗，并把第一批产品赠给苏联朋友。

开工盛典一结束，剪彩仪式相继开始……

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我们要建设强大的化学工业》。社论说：吉林化工区的建成，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对于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对于发展化学工业本身，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的化学工业在曙色中起步了！

晚上，庆祝活动又掀高潮！

5点一过，四处灯火辉煌，鲜艳的旗帜和松枝搭起的彩门被映照得更美了。化肥厂的高跷队扭得最欢……

杨芳远已50开外了，可今天又蹦又跳。凝望厂区，仿佛听到了里面机器的欢唱，心里美滋滋的。他亲手安装的电气设备今天开始运转了。

劳动模范王友仁更是满面春风，总是抿着嘴乐。是啊，混凝土建筑中凝结着他和他的伙伴的汗水……

8点钟，土城子广场，焰火腾空，露天舞会的乐曲把人们引向了新的狂欢高潮。

沸腾了！美丽的化工区之夜。

沸腾了！美丽的松花江之滨！

友谊是最值得赞美的。

友谊是甜甜的思念，友谊也是美好的回忆。130多名苏联专家和我们并肩作战，难忘的600个日日夜夜。他们很能吃苦，也很热爱中国。三大化工厂的每一台机器的周围，几乎都留下他们勤劳的汗水！

看，那不是萨巴乔夫吗，工作之余总是叼着那支斯大林式的烟斗，吧嗒吧嗒地，抽得好香。笑起来，那胡子都跟着颤动。

女专家盖维奇娃走来了。她麻利又泼辣，走路特快，一头金色瀑布般的长发总在身后飘动……

在这苏联专家队伍中，有一位防腐专家，他个子不高，胖胖的，经常穿一身工作服，戴副黑框眼镜，对人和蔼热情。他的名字叫努西诺夫。

努西诺夫快60岁了。为了中国人民的建设，放弃自己的一切，加入了吉林化工区的建设队伍。

一生没有别的嗜好，烟不抽，酒不喝，就是喜欢工作。25岁大学毕业，工作快40年了，越老劲头越足。

努西诺夫来到中国，每天都有许多人围在他身边研究问题。他对工作极认真，无论大小问题都要反复琢磨，一点也不疏忽。处理事情一定先到现场，经过一番检查和了解之后才决定。

1957年8月，正是染料厂建设紧张的时刻。车间的耐酸设备已经装好，可谁能鉴别质量？厂里有个说法，没有结论的设备不能生产。

努西诺夫得知后，急忙赶到现场。

听说专家要自己爬设备，翻译急坏了。黑森森的贮罐台有一丈高，只有边沿有一尺来长的孔。冷眼望去，像个庞大的怪物。

“他年岁大，身子又那么胖……”翻译想着。

“怎么，你害怕了吗？”他望着翻译的神色说。

“没关系，放心好了。孔再小也得想法进去。”他补充道。

他手搭设备，将身一跃，跳到贮罐的盖上。先伸两腿，手摆在两旁，胸围几乎和孔径一般粗。孔口碰到胸部，他深吸了一口气，缩一下身子进去了。

罐里热烘烘的发闷，没干的油漆味儿直冲鼻子。往上看，那孔愈显得小了。进一道白光，给里面一种可怕的感觉。

他小心翼翼地摸着砖的缝隙，抠下点胶泥用手捏着，再用锤敲。

有时，他掏出一支红铅笔，在一块砖角旁端端正正地划个圈儿。这圈儿表示不合格。

别看圈圈小，在砖后胶泥的空处，都是大的祸根。

一个小时后他出来了，浑身沾满了污泥，鼻尖凝着汗，显然很累了。

“请专家歇会儿。”

“不，我没有权利休息，还有好些设备等着检查呢！”

……　……

1958年1月10日，苏联专家告别化工区，要返回祖国了。

朝夕相处的人们依依不舍，化工区的领导也到车站送他们回国。列车启动了，彼此眼睛都湿润了。挥着手和专家们告别，不知是谁道出了两句诗：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正规化的大生产开始了。

彭涛部长又一次来到吉化。这一次他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把染料厂、化肥厂、电石厂联合起来，组建一个公司。

组建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的担子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李艺林的肩上。化工部任命他为吉化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

公司成立后，困难和难关一个接着一个地来了。六十年代之初不光人吃不饱肚子，工厂也面临着严重的饥荒。

煤炭断档了；

用电几乎全停了；

汽源也枯竭了！

经历过抗日战争，并在冀西游击战中出生入死的李艺林面对这种险恶的局面，却显得格外沉着、果断。

新中国成立后，李艺林在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作巡视员，谭震林是主任。后来这个办公室撤销了，组织上安排他去搞外贸，他对此不感兴趣。当年在太行山相识的彭涛听说了，找到李艺林。

“大个子，到化工部来怎么样？”

“行啊！”

李艺林过去没在工厂干过，又不懂化工。但对于搞工业早已是情有独钟了。

“化工部刚成立，机关缺人手。”

“不，我到企业去。”李艺林说出了心中的愿望。

彭涛默默地赞成这一选择。心想，像李艺林这样拿得起、放得下、信得过的人，应该作为顶梁柱安排在一个重要的合适的地方才是。他想到化工行业的那个宝贝疙瘩。

“那就到吉林吧，那里的三大化建设很重要。”彭涛说得很兴奋。

于是，李艺林踏上了北上的列车，这是1959年2月27日。

车经河北大地，刚刚落了一场不算很大的雪，斜掠而去的地垄呈现着点点斑白。村庄、树木一闪而过。李艺林想到了生他养他挚亲挚爱的土地和诞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1938年年初，他在冀西游击队只身潜入东南民团，在吴村、胡里等村庄，冒着生命危险做抗日工作，后来使这个民团终于成为冀西游击区司令部的一个直属区队……

火车隆隆行进，他知道自己的脚下已是吉林的土地了。天很冷，他心却是热的。吉化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破土动工两年了，现在即将投产。不是很了解化工，但他能想出一番热闹的景象来。人这辈子说不准自己能干什么，到吉林是他从没有想过的。搞战争和搞建设是一回事儿，它不但吸引着你，也要求你只能打赢，决不允许败下阵来。想到这儿，40多岁的人好像青春的血在身上奔涌着……。

来到吉林江北岸，大建设恢宏的景致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奔涌的松花江拒绝冬天的封条。人们也好像在向冬天挑战，隆冬季节里的雪国大地回荡着不息的春潮。

工厂建设已有了规模，几个装置陆续开始单体试车了……

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他对公司的生产早已形成了全局性的指挥。可眼下的形势是没有想到的。

化工厂离开了煤、离开了电、离开了汽，就像人身上突然断了血液一样，生命难以维持。况且各种原材料也发生了极大的缺口。

总工程师杨浚实在没有招儿了，赶到铁东招待所，找到正在生病的李艺林。

“生产开开停停，原材料没有，上面又要产品，可咋办哪？”由于急切的关系，杨浚说这番话中间没有一点儿停顿。

李艺林思考了一会儿。

“除焦炭炉外，其余的全停。营城运来的煤，我们一点不留，全给电厂，保设备要紧。”

“这……”

“不要紧，这责任我来承担。”

其实这是没办法中的唯一办法。

不久，李艺林到北京开会，碰见了彭涛部长。彭涛赞佩中打趣地说：

“大个子，你胆子不小，生产说停就停了。”

李艺林笑了：“道理很简单。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零下40℃，我没冻坏一台设备。”

彭涛也笑了。

渡过了饥饿和痛苦之后，形势转好，吉化又开始昂首挺胸了。

大生产带来了大效益，日日夜夜为共和国创造更多的财富。周恩来总理视察吉化，殷切希望全体职工再接再厉艰苦奋斗，把工厂建设得更好。他给人们送来的是力量。

李国才着魔了。

一个个未知数无时无刻不在他脑海中旋转。特别是对机械，他有着浓厚的兴趣。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行的，都在他琢磨之列。

隆冬时节，从化肥厂通向电石厂的一条2.5公里长的管线冻结了。电石厂被迫停产，化建公司上千名职工搁下别的活儿，投入大会战。挥锹舞镐，隔几米就挖个坑，点燃木头，试图使冻管内的积水融化。然而流出的汗水换来的是寒风肆虐的嘲讽。

烧那么多木头，李国才心疼啊。他想，得赶快琢磨个招法。晚上回家，累得一头栽倒在炕上，可脑子里还在想着。怪了！烧了那么多木头也没个结果？对，热是向上去的。在管子上面烧能传多少热呢？

他家住草房，做饭要拉风箱。他见妻子又做菜又拉风箱忙不过来，便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过去，接过风箱拉了起来。强大的风力吹得炉膛烈焰熊熊，他猛地觉得眼前一亮，冲妻子说了一声：“我不吃了！”拔腿就跑了出去。

他把工友找到加工班，几乎干了一夜，一台火焰喷射炉制成了。第二天运到现场，炉膛喷出的烈焰像一条长长的火龙飞进管道，坚冰开始融化了，结果一天就给吹开了。

被誉为“矛盾乐”的李国才攻关成瘾。

化肥厂耐酸塔本是白钢制成的，当时到国外买不来，国内又没有。怎么办？李国才想用瓷砖代替白钢。这就带来了矛盾。

要砌耐酸塔，就要把瓷砖切断。试试看，十块砖保不住一块，眼看白花花的瓷砖打碎一地，实在叫人难受。用电焊割，气焊切，烘炉烧，都不行。李国才根据热胀冷缩的道理，终于研究成功了一台瓷砖切割机。一次能切几十块，齐齐的，像豆腐，一块都不坏。

后来又碰到了切瓷管的矛盾。

“国外有切瓷管机，进口一台一万七千多元钱，快订货吧。”有人说。

“别说是一万七，就是一百七也不要，咱们走自力更生的路。”李国才不干。

根据同样原理进行改进，不到两星期，就造出两台切瓷管机。总共才花3元7角钱。用进口设备切一个管口，要30分钟，而李国才的土机器3分钟就完活。

耐酸塔便落成了。

李国才成了闻名遐迩的革新迷。

一天，一家工厂请他去做报告。俱乐部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终于鼓足了勇气：

“我是个大老粗，不会讲话，只能说点实的。我琢磨着：干活，干活，就是要把活儿干活。苦干加苦干，顶多吃一肚子苞米面；苦干加巧干，生产才能大提高，生活才能大改善。搞革新这玩意儿，谁也别说谁不行。行不行，实践是度量衡；好不好，汗堆里去找。这么说吧，劲使足了，汗出透了，时间到了，笨，多学一点，成功就排着队找你报到了！”

话音未落，掌声雷动。他着急还想接着说，不行，掌声还在响着……

侯德武是以创造喷洒盘而著称的。

当完成了一百多项革新之后，感到浑身没劲儿，他不相信自己是累的。

从扫盲班上学会写自己的名字。然后，他又读完了初高中课程，现在正在攻读大学功课。

学校在吉林火车站附近，而他家在20里路远的江北。几个孩子都在上学，家里生活拮据。尽量节衣缩食，把多一些的饭菜留给孩子。他中午带饭，不过是能当水喝的一点稀粥。六十年代初，有多少人在饿肚子。

由于头晕，险些摔倒。

到一家传染病院去诊断。

队排得好长，一群瘦弱的病人。“嗳，你知道吗，要多吃一些金鱼胆，肝炎病就能好得快。”

侯德武排着队，下意识地揉了揉自己的肝部，隐隐地一阵胀痛。

“肝炎。”医生盯了一下枯黄面孔的侯德武，在诊断书上写下这两个字。

往回骑车时，他想了许多。自己是公司的劳动模范，在染料厂大小是个头儿，况且现在建设这样紧张，唉，就这样按医生说的歇上3个月吗？

他把那诊断书悄悄地藏起来，照样上班，班后照样奔往夜校。

可他确实很累，觉得身体有些挺不住了，便想起那个人说的“金鱼胆”来。

“买金鱼胆可得花不少钱哩。”他盘算了一下，“普通鱼胆不行吗？”

假日他骑车来到碧水荡漾的松花湖。岸上三三两两的卖鱼人在大声吆喝着。他上前买了两条回家，把鱼胆剥出来，蘸点糖，悄悄地吞了。两条鱼几块钱，这一回行了。如果再花几次钱买鱼，恐怕那盒稀饭也带不成了。

“咋办呢？”他在松花湖岸上悄悄地盯着那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儿。

他来到一个饭店门外，看见店主正在给鱼开膛。凑上去笑眯眯地：“我来帮忙。不过，我求你们一点事儿。我想要你们扔的那些鱼下水，我要用鱼胆治病。”店主一愣，看他那朴实的样子：“那好说，你把鱼胆拿去吧！”

这一回得到十几个鱼胆。他挺高兴，不用花钱就弄到鱼胆了。这以后，他又到职工食堂和老师傅商量，再也不用到松花湖了。

几百个鱼胆就这样被他吞到肚子里去了。

3个月后，他觉得眼睛格外明亮。抽空到那家医院找医生复查。医生吃惊地说：“咦，你的肝炎恢复得很快呀，再歇1个月就可以上班了。”

侯德武一天都没休过。他暗自笑了，还歇啥1个月，再吃些鱼胆就妥了。

2

滔滔汾河。

巍巍吕梁。

历史，被历史的创造者们写在起伏的山脉，那山脉有巉岩凸出，多像英雄的脊梁。

汾河，那样动情，蹦着，跳着，哗哗地流着，把那并不十分久远的凝重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岁岁如斯，月月如斯……

刘老工程师受组织委派，从南京到太原的第一天，望着这山这水和这片即将耸起工厂的土地，着实动情了好一阵子。

他今年已经68岁了。这个年纪，正是在家中抱抱孙子，下下棋，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可今个儿站到这儿，总觉得好几十年前的青春一下子又回到身上了。他想到当年在永利宁厂任工程师时，和范旭东、侯德榜一起创业的艰辛。解放后，他亲身感受到党和政府在拯救工厂、公私合营中所做的努力……特别是把像他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当成了“宝贝”，他真的感慨良深。

听说太原要建设大化工厂，他心里漾着愉悦。

恰巧，中央重工业部化工局的领导看中了这位几乎一辈子从事地质勘测和土建施工的老工程师。

“我去吧，为了新中国的化学工业，扔了这把老骨头也认了……”

于是，他敲开了工地筹备处办公室的门。大家对这位高个子老头儿还都不认识。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刘声达，是来这里工作的。”

“啊，刘工程师！”

人们期待的人来了。刘老工程师笑了，笑出了很慈祥的样子。

这是1951年的冬天。从这一天开始，刘老工程师便带起人马，走临汾，下洪洞，跑运城，对10个地区进行勘察。资料一无所有，设备又十分简陋，给勘测工作带来相当大的困难。

“困难是块顽石，只要你用力去敲，总会把它敲碎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遇到这样或那样棘手的活儿，刘老工程师总是这样对周围的同志们说着。他的话里更多的是力量。

刘老工程师是大家尊重又爱戴的老人，稳重而又执着。走路时脚步迈得很轻。话并不是很多，可说出来人们就爱听。整天忙个不休，那把身骨像重新注入了生机一样。他穿着并不讲究，限于条件也讲究不起来，藏青色的土布大衣不离身。使他最爱惜的是鼻下的那撮呈“八”字形的胡子，总是用剪刀修饰得工工整整的。“老爱胡须少爱发”，在刘老工程师的身上得到了验证。

到农村勘察，向农民了解情况，吃在农民家里。老乡们把好吃的东西留给他，说他一大把年纪了，东跑西颠的真不容易。中午到了无村子的地方，提早用张纸把一块高粱面饼子和几只醋渍辣椒包好，掖进怀里，到时弄点干柴点把火烤烤就打发肚子了。

野外风餐露宿，时闻野狼嗥叫。备尝艰辛的刘老工程师不顾体弱年迈，风吹雨淋也好，山高壁陡也罢，总是坚持在现场指导测量。

还是在他没来的时候，由于人们建厂心切，厂址最初选在晋祠以南的王郭村。

土地买了，水井买了，连树木都买了。

建筑材料也运来了。

刘老工程师进行实际勘察并对水文地质等方面做了研究，觉得这不是建工厂的地方。理由是土层太薄了，不足两米深的地下就是厚厚的流沙层，搞建筑就要打桩，桩子打不了几下就落下去了，这哪成啊。大家也好像突然地明白了什么似的。

毫无疑问，厂址要重新选择。刘老工程师根据建设大化工区的规模要求，最终选定在太原市南堰一带。

于是，“一五”期间156项工程中的太原化工厂、太原磷肥厂和为之配套的电厂拉开了大建设的序幕！

还有多少土建工程等待着刘老工程师去设计去指挥啊，可让人痛心的是他的身子不行了。1954年8月，刘老工程师不幸逝世。临终前老人还不忘太化的建设。他对周围的人说：“我死后把我埋在晋祠，我还要看看太化的将来。”

老人带着遗憾走了，也带着如愿离去。出殡这天，8个抬棺人都是与他一起搞勘察的青年，他们以泪洗面送别老人。每个人心中几乎都想着，今后工作中再碰到难事去问谁呢？

路，长长的，宽宽的，上面挤满了人，前面有喇叭哀挽，后面是人声哭泣。人群中有职工，也有与他相熟相知的村民和喊他爷爷的孩子。

从此，在晋祠难老泉边多了一座坟茔。

大建设不断地掀起高潮。晋泉引水工程破土动工了。

晋泉当然和晋祠有关。传说古时候，有一个年轻媳妇整天担水。婆母故意刁难，一担水不管前桶后桶，只要脚步行进时带进一点儿泥土，一担水就要改成两担。天老爷感此不公，送给媳妇一个宝物——如鞭杆那么粗的木棍儿。只要把梢儿这端插进缸里，水缸永远是满的，婆婆也就没了挑剔。一天，媳妇回晋源娘家，婆婆见这缸里插根棍子，伸手拔出，顿时水泻如注。盖好缸盖，婆婆一屁股坐上，水流却是越来越大，由此便形成了难老泉……

如今难老泉造福于后人，成为化工建设的血脉！

晋泉引水工程是太原化工区最大的厂外工程之一，需要将8.62公里长、直径1.25米的预制钢筋混凝土管埋设在地下，技术要求高，所经地区复杂，任务十分艰巨。3000多名施工者在绵延数里的战线上投入了开工以来的第一场战斗。

天很热，开坦克吊的孙景耀脱光了身子只穿了一条裤子，在吊车上一坐就是3天3夜。

哨声，红绿旗。施工人员一天天，一夜夜，栉风沐雨地奋战在现场，完全忘记了什么是疲劳和困倦。这项工程只用了119天就完成了任务，比计划提前23天，很快就正式试水了。

到1958年，太原化工厂大部分装置已具备了投产条件。继硫酸装置和氧气站提前试车之后，7月10日，太化建设史上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当晚22时，随着试车总指挥一声令下，电解开始送电，至次日20时30分，氯气纯度已上升到96％，完全达到了设计标准。同时，合成盐酸车间的氯化氢合成炉点火。

太化人实现了保证一次试车成功的诺言。

汾河西畔的另一个战役——太原化肥厂的建设进入了攻坚阶段。

不到两年时间，在1000多亩土地上耸起了座座厂房。从1958年4月1日破土动工到1960年年初就使全部生产进入了正常运行状态。这，不能不让人钦佩，那该是怎样的速度啊！人人都有一个心愿，要像建设自己的家一样把工厂建设好。至今在化肥厂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他叫吴外保，当年27岁，从农村来城里念书。太原第一化学工业学校毕业后，来到硝酸车间当了一名操作工。

个子不高，身体瘦小的吴外保戴副眼镜，天生是个少言寡语的人。那是吃不饱肚子的年月，好多人饿得跑回了农村。吴外保一心想学门技术，强忍着饥饿在现场跑上跑下。见了外国专家那神气劲儿，他心里总有种不服的感觉。

上班想问题，下班后躲在简陋的住处就写东西，写他的操作技术总结。饿得实在不行了，趴在案上眯一会儿，用睡眠充饥。既是同学又是同室的曹纯见了，悄悄跑出去，用自己的钱买来一碗豆腐渣给他。外保感激得差点落了泪。

透平压缩机在“洋人”的手里很不老实。车开了一次又一次，直到第13次，感到头疼的专家一气走了，回宾馆睡觉去。

一次次开不起来，轴瓦老是被烧。那昂贵的轴瓦是用飞机从兰州运来的，吴外保心疼得嘴唇有些发颤，他想说……但又能说什么哪？

轴瓦剩一块了，只有最后一块。

厂长刘刚来了。他知道吴外保勤学苦练技术上是把好手。琢磨了好一会儿。

“外保，咱们自己开，来它个一锤子买卖怎么样？”

吴外保没说什么，只是自信地凝视着厂长点了点头。

“好！由吴外保控制油门。”厂长分外果断。

要知道，所有的技术和难度全部集中在那只手柄上了，此时这只手柄已紧紧地握在吴外保的手里。

准备，检查，万无一失。

人员各就各位。厂长高喊：“推闸送电！”

吴外保这位平时怯生生的小伙子，此时格外冷静沉着，手握油门，节奏舒缓，上上……下下……

“嗡……”声音由弱到强，透平压缩机终于放开了它那美妙而动人的歌喉，在厂房内回旋。

“成功了！”

“成功了！”

人们忘形地欢呼着，蹦得很高。这时吴外保笑都没笑，眼睛盯着压缩机的那个关键部位，泥塑的一般，两行热泪在流淌。这是另外一种激动。

和吴外保一样年轻的另一个人，名字有点怪，叫武六毛。

武六毛本来有个很文雅的名字：武进林。

山西人有个习俗，娃子生下来起个乳名总离不开猫猫狗狗的。武六毛按叔辈排行老六，自然叫六猫。武六猫8岁丧母，13岁丧父，后寄养在姐姐家，不幸姐姐也去世了。

到了能干活的年纪，也实在受不了饥饿之苦，想到城里找个工作。于是，到县政府开介绍信。开信人和他是同村，一声也没问，就写上了武六毛。他拿着信，拎起一个粗布八叶被卷来到了太原。这时他才发现怎么能叫武六毛哪？想回去改名，兜里只剩5元钱，盘缠都不够，心想先对付着叫吧。

这样武进林就成了武六毛了。

武六毛在水汽车间干上了管工。看到那刺破青天的高塔和密密的管线，心里美滋滋的。心想这要是爹活着多好，六猫今个儿当工人了。

如果给武六毛画像，离开肯干和苦干的笔触也就没戏了。他说，化工厂里有甲醇、乙醇、煤气、盐酸、硫酸……干管工必须要弄清楚每一条管线里淌的是什么，要不就没法干活。你焊这条管线，旁边的那条碍不碍事？比如氯气电解出来去哪了？从这个工号到哪个工号去了。一根一根地，不是一个车间，而是全厂的每一条管线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地面的搞清楚了就去搞地下的，地下的更是交叉重叠，上水、下水、工业两水、有机水、无机水、粪便下水，还有轻易不敢触碰的电缆。

“干管工的，不管地上还是地下，有管线漏了，你处理不了，损失不说，也丢人哪！”

由于酸碱腐蚀，下水果真不通了。人们焦急中看见武六毛匆匆地赶来了。他左瞅瞅，右转转，用脚尖敲了敲地面。

“在这儿。”他说。

按他的指点，地被掘开。果然不错，是“四合一”重叠交叉的管线坏了。

酸盐下水漏了最是麻烦事儿。夏天还好说，脱光身子，抹上凡士林油，钻进地井，但关两圈阀，就得把身子探出去呼口气……冬天什么都不穿说啥也不行，而穿上皮裤出来走不了几步腿就弯不下了……

吴俊明16岁就跟武六毛学徒，如今已是水汽分厂的厂长了。

“徒弟跟我受了不少罪。过去厂里活儿多，礼拜天待不消停。我常去找他，‘走吧，厂里有事’，说走就走，徒弟跟着。”

“真不愧为‘四抢管工’武六毛，脏活、累活、难活、险活，没有他干不到的活儿。看见哪儿跑气漏水，真的比他自己丢了钱还着急。”徒弟说。

1995年武六毛退休了。在这之前他找了两个大学生在厂里转了好大一圈儿，把“地面活地图，地下活字典”的本事毫不保留地交给年轻人。这是一位20多年老劳模的希望。

当年，武六毛作为太化的一面旗帜，至今没有褪色，其精神依然在感染着今天的太化人……

3

兰州每天每夜都能听到一种音乐。

兰化人把这种音乐当成奋进的旋律，那就是黄河的咆哮。

多少年，多少代了，祖祖辈辈的农民，在黄河岸边的这片土地上晨出暮归，春耕秋收，克勤克俭地过着没有多少色彩的日子。

应该说，大自然对于人类是善良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领悟。许是人们的悟性表现得过于迟钝了。终年喧嚣的黄河从西南部的山间呼啸奔来，在这里划了一个酷似问号的弧形，又匆匆忙忙地向东流去，它似乎有意告诉人们点什么，或者向人们提示着什么。然而，别说纯朴的农民，就连历代才子、达官贵人也都没意识到大自然的启迪，他们只是鼓励老百姓修筑既高且厚的城墙。人们希冀着在这城墙的保护下安居乐业，繁衍生息。以致使这里的地名都成了坚固城墙的缩写：西固城。

真正懂得黄河语言的是年轻的共和国和她的建设者们。

该如何无愧于黄河的嘱托？最好的方式乃是用智慧铸就一枚惊叹号，然后交给黄河。说到底，这也是黄河儿女的责任。

1952年秋天，兰州郊外。

一挂马车在山间颠簸行进，把长鞭甩得啪啪直响的车夫，头戴白色礼拜帽，显然是位回民。他最熟悉这里的路了。刚从河口出来，要去达家川。车上坐的是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化工局派来的厂址勘测小组的人。4天了，行进不足百里。他们在进行地形踏勘，收集各方面的资料。路太难走了，几乎见不到绿色，到处都是白色的石头。可车上的人却充满了乐观，不管厂址定在什么地方，大化工厂将在西北高原上耸起。

戴白色礼拜帽的车夫被他们的情绪所感染，哼起了西北民歌：

老北风

吹得土发黄

发黄的土地哟

奔跑着牛和羊

……

车进靖远北湾，突然马被在稀疏的林木里出没的野兽吓惊了，立时四蹄扬空，疯了一般，车被一块石头撞翻，人被甩个东西不一，车轮不偏不倚地从李复生的腿上碾过。

李复生是位年轻人，天生活泼。

感觉中疼痛难捱，送到附近医院诊断：骨折。开始他没太在意，一个年轻人，大不了养几个月就是。不料，越来越糟……厂址选定在最为理想的西固城，这个时候他的一条腿做了高位截肢手术。

至今，兰化的开工元老们还念念不忘，李复生为兰化最初的建设所做出的牺牲……

1956年春，荒芜沉睡的西北高原黄土地刚刚解开一层冰凌，几千年来空旷寂静的西固黄河滩开始沸腾了。

开发大西北。

建设大西北。

向大西北挺进！

北国江城的吉化建设者移师西北，没等抖去征尘便匆匆赶往工地；

身上还沾着海腥味的大化支援者也来并肩作战了；

还有最可爱的人——志愿军部队复员的官兵……

他们在荒凉的西固城安营扎寨，开始了改天换地的建设者的创业生涯。

坦率地说，没有一个人愿意来。俗话说：“老不走东，少不走西”。意思是说，东面“棒子手”多，去那儿说不准碰上什么；西面是没有人烟的地方，有去无回……

就说大化人吧，他们不恋别的还恋海哪！兰州有海吗？当时有这样一则笑话，大化人生在海边，爱吃鱼。到了兰州，听说有卖洋芋（鱼）的，求人买了一袋子。人家给送到家，才发现原来洋芋就是土豆。

为了建设大西北，他们毕竟还是来了。还有什么比祖国需要更重要的吗？祖国要什么，我们给什么，我们是她的儿女呀！

西固，真是荒凉得可以。没有一条正规的马路，建设者们从驻地到工地，天天要在崎岖不平的乡间小径上步行十几公里；生活用水是从黄河里舀上的黄泥汤，一碗水沉淀出半碗泥；晴天扬（洋）灰路，雨天水泥地……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一头扎进工地，有谁道过一声苦哪？

不夜的灯光，一座座小山似的建筑材料，数不清的设备、物资，川流不息的建设人群，热火朝天的劳动号子，不时传来报捷的锣鼓，还有那欢快奔腾的黄河水，绘成了一幅绚丽多彩，激动人心的画卷。

1957年4月，化肥工程开始主厂房建设。全国有300多家厂矿企业为工程建设赶制了数以千计的配套设备和备件；兰州5万军民在省长邓宝珊的带领下参加挖掘管沟的义务劳动，其规模和声势在甘肃省年鉴大事记中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仅用半年时间，就使30多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具备了安装设备的条件。

“立体交叉平行流水作业法”在工地上全面铺开，具有高压、高速、深冷分离技术的空气分离装置75天建成；“多段安装一次找正法”的实践，使单件体重为260吨的两台大型卧式往复压缩机28天安装就位……对此，苏联专家惊讶不已。这样的建设速度不能不使人叹为观止。

人们在和时间赛跑啊。1958年在兰化历史上，够灿烂辉煌令人刻骨铭记的了。

“五·一”空分试车；

“七·一”造气烘炉，压缩试车；

“十·一”生产甲醇；

“十一·七”生产出合格的硝铵！

看出来了，他们差不多为共和国的每一个节日都呈上了一份厚礼！

在往分离塔装矿渣棉时，装置已经开始升温，人们身披防热服，脚穿耐热胶靴，冒着摄氏三四十度的高温，抱着矿渣棉钻进钻出。没一会儿，身上的内衣就拧出汗水来。

5月1日，空分装置高压压缩机按时正式开车，送出了合格的氧气，胜利完成了兰化建设的第一个战役。紧接着，后三个战役也一个接一个地传来胜利的捷报。

全部工程提前实现了预定的目标！

西北的三月，春天该来了，大地上仍存有冬天的余韵。凉风嗖嗖有些袭人。友谊宾馆里却温暖如春。

兰化肥料一期工程交工签字仪式在这里举行。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焦善民、副主任吴亮平在验收书上郑重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1959年3月16日，人们盼望已久的投产剪彩典礼开始了。

标语，锣鼓，唢呐，更多的是笑脸……

焦善民以洪亮的嗓音向大家报告：“兰化是甘肃，也是西北人民的骄傲……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工程，原计划三年建成，实际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同时，还为国家节约投资3700多万元、钢材5000余吨……”

焦善民稍作停顿：“国家验收委员会认为，工程质量达到了设计要求，验收的总结论是优良！”

台下，掌声持续了很久，还没有停下来。

面对这样的场景，苏联国家化学委员会驻中国专家技术局局长纳乌莫夫实在抑制不住心中的高兴，他耸了耸微微前探的鼻子，显出不可等待的样子，几步走向主席台，抓过麦克风：“请允许我们为你们的巨大成就而欢呼！”

掌声，掌声……

“并祝你们在工作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掌声，掌声……

那会儿，好多人不知不觉地流下了泪。

也许是阶段性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厂长袁荣调至北京工作，化工部任命江浩然为党委书记，郭宜民任厂长，芮杏文、慕守忠、惠彦祥任副厂长。

技术革新、设备挖潜、改进工艺流程和大生产一块进行。党委一班人提出：要通过一系列的攻关，使合成氨生产在原设计能力的基础上再翻一番。

这口号像铁铸的，敲一下都会有声响。

苏联设计的这套生产装置年生产能力只有5万吨。按年运行8000小时计，平均日产只有149吨。

改造，增产……

增产，改造……

时间像黄河的浪花，一闪即逝。从5月中旬至8月末，仅仅3个月的时间，合成氨果真创日产308.6吨的好成绩。

1960年，这个年份给人的痛苦太多了。它留给父辈们的是由于饥饿和其它原因所造成的身心不良症。这种创伤靠医治已经无法奏效了。

按合同，苏联援助合成橡胶分厂的开工专家于元旦一过陆续来华……

这个时候国内反右倾斗争的硝烟尚未散去。兰化的“一班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党委书记和厂长被撤职，班子瘫痪了。

企业陷入了混乱。

没多久，苏联大使馆指示：在合成橡胶分厂工作的苏联开工队专家全部撤回。

兰化人最珍惜自己创下的业绩，在这风云动荡的日子里，他们在做些什么……

酒精法制丁二烯系统开始试车；

苯乙烯生产正式试车，且是全国最早生产的乙苯装置之一；

5月20日下午2时20分，第一批合成橡胶问世了，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通用型合成橡胶的历史！

大生产一开始就屡屡受挫。由于酒精库存不足，化工部不得不指示兰化丁苯橡胶系统减产运行。

甘肃的经济生活更糟，职工体质下降，患病人数剧增。有30％以上的人患有浮肿、肝炎、闭经等病。兰化为此开办了营养食堂，但这可怜的补救太微不足道了。为什么会这样？还不是缺粮食嘛。连人都填不饱肚子，生产原料用粮就更难保证了。原料没有了，兰化几乎达到了停产的地步。

形势严峻！

“能不能不用粮食？”党委书记金崇治在思索，厂长石志达、副厂长林殷才也在思索。他俩分别担任合成橡胶厂的正副厂长，装置停车的压力使他们夜不能寐，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那套5000吨乙烯装置。

那套苏联设计的5000吨乙烯装置，自进厂以后一直没有开起来，原因是人们依赖粮食法酒精，曾以为偌大的中国粮食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谁想到今天真会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

吴嘉祥、吴经城、武官英组成的“三吴”（武与吴谐音）攻关小组成功了，那套5000吨乙烯装置投入开车，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乙烯，终于生产出了丁腈橡胶，不仅满足了当时军工的急需，更重要的是迈出了以石油化工为原料生产合成橡胶的第一步。

副经理、总工程师林华失眠了。他想到兰化职工的现实生活和企业今后的发展，乃至于中国化学工业的前途。想着想着，翻身起来，拧亮灯，把纸铺开了——

梁副部长并党组：兰化合成橡胶主要原料严重匮乏，目前，已发展到与民争粮的程度，供应实在困难，致使开车后不能正常运行……目前世界石油化工大有勃兴之势，我意兰化应向石油化工全面转变。

建议也应考虑我国化学工业如何走上石油化工的道路，此事越来越迫切了，请斟酌。

……

签上名字。

写下时间：1962年3月9日。

没几天，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梁膺庸接到了这封信。他佩服林华。石油化工确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这种超前想法的孕育是对中国化工的贡献。

梁副部长把这封信转给了部党组，部党组旋即上报中央。

中南海对此非常重视。立即组织赴西欧考察团，对英国、瑞士、法国、荷兰、比利时进行考察。团长林华回国后，提出引进12项成套装置的建议，由国家计委报送周恩来总理。

仅隔两天，副部长李苏带着林华，向周总理作了口头汇报。周总理听了十分高兴。那双富有力度的大手拍板了！批准引进12项石油化工生产装置（后来其中5项装置建于兰化），并指示由柴树蕃、李苏、李强、沈鸿、张有萱组成5人小组执行。

此时似乎已经听到了裂解炉发出蝉翼般的鸣叫了。

石油化工，像英俊少年摇举灿烂的花束组成壮阔的阵容，用绚丽的色彩为自己编织未来的梦……

从硝酸岗位来到空分装置现场的郭宜民，见几个人正抬着一根粗大的钢轴，赶忙跑几步把肩膀伸了进去。大家知道劝他别干是徒劳的，所以有意地给他腾出个位置。习惯了。

只想往自己的肩上加更多的重量，总是舍不得让自己的工人去吃更多的苦。

从开工那时起，他当过党委书记、厂长和经理，是位备受尊重的人。可谁能看得出他是位领导呢？黑黑的脸膛和那身穿上就不想脱掉的工装，即使毛料制服也当工装穿，时间久了，脏兮兮的不说，那上面总要有几个被烟头烙下的洞痕……如果有人提问谁对兰化感情最深，不少人算来算去，无论如何也不会漏掉郭宜民的。

他1938年参加革命，山西洪洞人。

八年抗战给了他一身铁骨。共和国成立后，进军大西北，成为兰化的奠基者。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这片黄土地了。

下棋，是郭宜民唯一的爱好。他常常把兰化看作一只偌大的棋盘，走步，看下步，大建设宏伟的蓝图上融进了他的心血。

和工人一道流汗。

安装设备，郭宜民的手上沾的油污比工人还多。

郭宜民是五六十年代企业领导者纯朴的缩影。

历史和人开起玩笑来往往是冷酷的。1965年，郭宜民调任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党委书记，没过多久，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革得他一身轻飘……

这时，被军管的兰化生产连连下跌。为挽救局面，化工部派刘祺瑞来兰化担任革委会主任。刘祺瑞来了，对设备、人员和这里的一切尽管不是很陌生，但要真正搞好这么大的企业，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于是便请示部里，点名道姓地要郭宜民回来。

离开不到两年，郭宜民没想到工厂会变成这个样子，大部分厂处级干部正在寻找调离的出路。这怎么能行呢！当过党委书记、厂长的郭宜民曾经不止一次地扳着手指如数家珍一样向别人细述兰化有一批好干部，他们是兰化的财富啊！如今他们要走了。

“什么，初世灿要走？”

“不是要走，而是发配。”

“去哪？”

“青海，调令都开了。”

素以平易近人著称似乎从没脾气的郭宜民发火了。

这个初世灿正是当年在吉化吊装硝酸排气筒的总指挥。郭宜民太了解这位35岁的年轻人了，当过化建公司副经理，基建设计处副处长，曾作为援助阿尔巴尼亚中国专家组组长兼总工程师，受到国外好评。还到云南解放军化肥厂帮助搞设计，并兼贵州剑江化肥厂技术指导……人才难得啊。

晚上，他来到初世灿家。

一个大木箱子里塞满了书籍和杂物。看来马上就要起程了。

“世灿，不走行吗？”郭宜民恳切地说。

“郭书记……”这位生于北方长于北方，几乎从没落过泪的汉子落泪了。年初，初世灿刚从阿尔巴尼亚回来，军代表找他谈话，要他支持并参加“红三师”造反派。初世灿想了想说：“支持可以，”他不敢不支持，“要参加我不干……”后果便是刁难，停止工作，乃至于到了发配的地步……

“好，不走了。咱们一起建设兰化的明天！”

俩人谈得很投机，直到月挂中天。

其实，绝不止一个初世灿，先后有30多名处级干部解放了，又回到岗位，情绪饱满地投身于忘我的工作之中……

追溯往昔，更难忘六十年代初，《40小时会议纪要》在兰化史上呈现出很重的笔墨，那是兰化以江浩然为首上报省、市委的一份协调企业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会议纪要，没想到被打成反党纲领。中共兰州市第三次党代会变成了批判会，当时郭宜民身为市委委员在主席台就座。

有人指令他：必须承认江浩然是反党的，否则就退出主席团。

“江浩然有缺点，但是个好同志。”

“那好，请你离开主席台。”

离开就离开，他一身正气地走了下来。

工作组进入兰化了，集中处级干部揭发江郭反党集团，每人每天3张大字报。最后又集中了400多名党员科级干部……

这天，郭宜民来到厂门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厂里正常生产时他听惯的那些声音没有了，再这样下去工厂就垮了。咬咬牙对自己说：承认了吧，历史会弄清楚的，这样好让干部和职工下到生产岗位上去，让机器转起来……

为了他酷爱的工厂的生存，违心行事是他当时唯一的选择。

1973年，郭宜民的身体一天天衰退，吃东西总感觉在心口窝堵着。去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确诊为胃癌，并且已是晚期了。术后回兰州这天，接他的人很多。下了车他对身边的人说：

“你们弄个车，拉我到厂里转一圈看看。”搀扶他的经理、副经理心疼地阻拦：“先到医院去休息，明天我们带你去。”

第二天，车子停在医院门口，当大夫得知人们的意图，摇摇头：“不行了。”

赵文秀来看他。

郭宜民知道他俩将来是亲家了：“能不能把孩子的事办了？”郭宜民只有一个儿子。

“好！”赵文秀说。

翌日，两个年轻人毕恭毕敬地来到郭宜民的病榻前，施礼，共同喊了一声：“爸爸。”

郭宜民笑了笑，随后便闭上了眼睛。

这位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为兰化建设鞠躬尽瘁的人，一生从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生前还住着两室的房子。屋里两只木箱子，那把破了又缝上帆布的旧藤椅（中间还连根绳子）好多人都坐过……而今他那唯一的再简单不过的要求就是要最后看看兰化却没有实现。

所有的人都在哭泣。

流泪最多的是副经理初世灿，因为他还想到了好多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