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　古代药物知识的起源和积累

中药的历史源远流长，它的发现与应用经历了长期实践的过程。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传说，它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和疾病做斗争中，发现药物，逐步积累用药经验的历史过程。

在原始社会的初期，人们不知道农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只能共同采集，成群出猎，过着“巢栖穴窜，毛血是茹”的原始生活。在采集野果、种子和挖取植物根茎的过程中，通过无数次口尝身受、观察、体验，逐步认识了哪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有治疗作用，哪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有毒副作用，并进而有意识地加以利用，逐步学会了辨别药物的方法，这就是早期植物药的发现。

进入原始社会后期，人们狩猎和捕鱼时，逐渐发现一些动物也有治疗作用。如我国先秦时期的著作《山海经》，记载了120多种药物的产地、效用和治疗性能，并叙述数十种疾病的治疗及预防方法。如何罗之鱼为治疗痈疽药物，“食之己痈”；如青耕乌、珠鳖鱼和三足鳖为防疫药物，“食之可以御疫”，这就是早期动物药发现的佐证。

在我国一些史书上，如《史纪纲要》中出现的“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记载，《淮南子·修务训》中关于“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述，以及一些典籍中有关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和古谚，虽属历史传说，但有其社会基础。可以说，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从客观上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由渔猎时代过渡到原始农业、畜牧业时代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历史上并无“神农”此人，他无非是这一时期劳动人民的代表；“尝百草”则反映了医药起源于劳动实践的认识过程；“一日而遇七十毒”说明我们的祖先们在发现药物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些通过实践而积累的医药知识，最初只能依靠师承口授，有了文字之后，便逐渐被记录下来，出现了医药书籍。这些书籍起到了总结前人经验并便于流传和推广的作用。中药的发现和应用，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中药”一词的出现确是近代的事情。我国长期以来以“本草”作为中药的代名词。“本草”一词首见《汉书》。为什么以本草作为中药的代名词呢？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药，治病草也。”五代时韩保异也说：“按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药最多也。”这就是说，虽然中药有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的不同种类，其中以植物药最多，所以自古相沿袭，就把中药称为本草，同时记载中药理论知识的文献书籍，也多以本草命名。

现知的最早本草著作为《神农本草经》，简称《本草经》《本经》，非一人一时之作，“神农”为其托名。战国及秦汉医药学家通过对药学资料不断搜集整理，最后写成此书。《神农本草经》全书共三卷，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材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每种药项下都记载有该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并根据功用毒性的不同，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这是中国药学史上最早的药物分类法。上品120种，无毒，大多属于滋补强壮之品，如人参、甘草、地黄、大枣等，可以久服。中品120种，无毒或有毒，其中有的能补虚扶弱，如百合、当归、龙眼、鹿茸等；有的能祛邪抗病，如黄连、麻黄、白芷、黄芩等。下品125种，有毒者多，能祛邪破积，如大黄、乌头、甘遂、巴豆等，不可久服。该书另有序例简要地记述了用药的基本理论，如有毒无毒、四气五味、配伍法度、服药方法及丸、散、膏、酒等剂型，它所述的药物主治大部分是正确的，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如水银治疥疮，麻黄平喘，常山治疟，黄连治痢，牛膝堕胎，海藻治瘿瘤，不但确有实效，而且有一些还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如用水银治皮肤疾病，要比阿拉伯和印度早500～800年。该书可说是汉以前中国药物知识的总结，《本经》的问世，对我国药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几部《本草》，如《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都渊源于《本经》而发展起来的。

到了南北朝，梁代陶弘景（公元452～536年）将《神农本草经》整理补充，著成《本草经集注》一书，收载药物730种，把药物从三品分类法改成按自然属性进行分类，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等七类，其后的本草著作分类，就基本上是在这一方法基础上的发展。该书注重药物的加工炮制及配制方法，对于药物的性味、产地、采集、形态和鉴别等方面的论述有显著的提高。书中还首创“诸病通用药”的分类，即以病为纲，把每一病证之下可用的药物列出，这种分类法也是后世本草学另一种分类方法的雏形。《本草经集注》在本草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新修本草》以后，一直到《证类本草》，都是沿袭着《本草经集注》体系发展的，直至明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问世以后，才代替了它。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医学有了很大发展，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新的记录全国药物的典籍。唐政府指派苏敬、李勣等二十余人主持增修《本草经集注》，于公元659年颁行，称为《新修本草》或《唐本草》。此书收载药物844种，对每味药物的性味、产地、采收、功用和主治都做了详细介绍，并附有药物图谱，开创了我国本草著作图文对照的先例。由于唐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繁盛，外来药物日益增多，所以在新增加的药物中，有一些是外来的，如安息香、龙脑、胡椒、茴香等。《新修本草》的颁行，对于统一用药，促进唐代医药事业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不但是我国最早颁行的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由国家颁行的药典。在国外，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药典颁行于公元1498年，著名的纽伦堡药典颁行于公元1535年，都比中国晚了800多年。

唐代以后每隔一定时期，由于药物知识的不断丰富，便有新的总结出现，如宋代的《开宝本草》《嘉祐补注本草》。到了北宋后期，蜀医唐慎微编成了《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他将《嘉祐补注本草》与《图经本草》合并，增药500多种，并收集了医家和民间的许多单方验方，补充了经史文献中得来的大量药物资料，使得此书内容更为充实，体例亦较完备，曾由政府派人修订三次，加上了“大观”“政和”“绍兴”的年号，作为官书刊行。

明代的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进行彻底的修订，编成了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本草著作《本草纲目》，于李时珍死后三年（1596年）在金陵（今南京）首次刊行。该书编写工作量十分巨大，后人用“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来形容。此书载药1892种，其中植物药1094种，其余为矿物及其他药物，书中附有药物图1109幅，附方11096个。

李时珍在此书中不仅考正了过去本草学中的若干错误，综合了大量的科学资料，也提出了相当科学的药物分类方法，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分为十六纲，六十类，每药之下，分释名、集解、修治、主治、发明、附方及有关药物等项。该书体例详明，用字严谨，是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著作，对动植物分类学、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也做出贡献。此书曾先后刻印数十次，在我国促进了本草学、生物学研究，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出现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的节译本或全译本。其中的一些资料，直接影响达尔文进化论的形成。达尔文对此书也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由汉到清，本草著作不下百余种，各有所长。此外，许多医学和方剂学的著作中也收载了药物的知识。如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唐代孙思邈的《千金备急方》和《千金翼方》、宋代陈师文等所编的《太平惠民和济局方》、明代朱等的《普济方》等，不胜枚举。这些书籍中收载的药物和方剂，很多至今还被广泛地应用着，具有很好的疗效。

其中很多中草药的疗效经受住了长期医疗实践的检验，也被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有些中草药的有效成分和分子结构等也已经全部或部分地研究清楚。例如，麻黄平喘的有效成分麻黄碱、常山治疟的有效成分常山碱、延胡索止痛的主要成分四氢掌叶防己碱（延胡索乙素）、黄连和黄柏止痢的主要成分小檗碱（黄连素）、黄芩抗菌的主要成分黄芩素、大黄泻下的有效成分番泻苷等。

而国外药物知识的发展，以埃及和印度为最早。公元前1500年左右埃及的“Papytus”（纸草本）及其后印度的“Ajurveda”（阿育吠陀经）中均已有药物的记载。希腊、古罗马、阿拉伯在医药的发展中也有悠久的历史，如希腊医生Dioscorides的“Materia Medica”（药物学）、古罗马的Galen（公元131～200年）所著“Materia Medica”（药物学）、阿拉伯医生Avicenna（公元980～1037年）所著“Canon Mediclnae”（医药典）等都是专门的药物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