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觉得，喜欢读史的人应该设立三个目标，拾级而上。

第一个目标是了解。

这大概没有什么好办法，唯有捧书一卷，埋头细读，点点滴滴地梳理那些人和事，在心中稍微搭建一个框架。这就宛若绘画，先描出轮廓。此时，眉目尚不清晰，但已大略得知，有这样一些人做了这样一些事，构成这样一个时代。

第二个层次是品味。

这时候，需由粗浅的整体认知，进入鲜明的个体品味。在诸多历史人物中挑出几个，仔细揣摩。他为何这样做？有着怎样的背景？有着怎样的性格？挥洒出怎样的魅力？体味到深切处，大概便如曾国藩所说：“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读到这种程度，才能让陈年旧事复活。他们的言笑举止都渐渐在心中变得鲜明生动。和古人做朋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个目标是深思。

品读了很多人很多事，那么多多少少要从这些人、这些事里面悟出些道理来。有人或许会问，读史可以获得智慧吗？当然，若局限于一时一地，能汲取的智慧自然有限，史书上的人和事都有其特定的环境。比如，刘邦平定三王，岳飞抗击金兵。你读过，可以照搬吗？肯定不行。脱离其环境，很多人和事便会是另外一种情境。

高明者，能由枝叶直达根本，而平凡者，顶多是碎片化的感触。但是，若眼光旷达一些，大概任何人都可以自史书中熏陶出一种智慧，那便是平和。这份心平气和，宛如曾经沧海。自书中见过很多人、很多事之后，即便无法成为智者，也能学会知足，变得通达。

由读史的三个目标，我觉得有志于写史的人，也应该设立三个层次，拾级而上。

第一个层次是记录。

史书是一种记录。这片土地上，曾生活着这样一群人，有的热血，有的冷漠，有的旷达，有的狭隘。然而，不管他们怎样热闹地折腾过，现在俱已烟消云散。任谁都无法逃离时间的掌控。史书，无疑是这种掌控的一点记忆。而这需要历史学家心存激荡，笔怀冷峻，客观公正地去记录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时代。通过记录，他们将旧日繁华的一鳞半爪归拢到笔端，让后人得见一瞥。

第二个层次是裁剪。

记录归记录，但世事万千，哪些应该浓墨重彩，哪些应该笔削删减？

记录之难，在于认识事物的困境。黑泽明的经典之作《罗生门》便展现了这一点，无论何人，都无法逃离自己的眼睛。人非上帝，不能拥有全能视角，如何能够窥见一个人的全部呢？即便拥有全能视角，又怎能肯定透过文字所展现的，便是真实的人和事。这时，史识的重要性便显现出来，一番裁剪，几笔描摹，那人、那事、那一代风貌便跃然纸上。

第三个层次是贯通。

我们知道，司马迁的追求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宋代的郑樵，早就提出史学的会通观。吕思勉先生著史也注重贯通，认为写史只是堆积史实，无益有害。说起来，人真是无奈的一小点，局限于时空之中，踽踽前行，而要突破这种局限，读史无疑是一种途径。因此，真正伟大的史书，能够让读者贯通古今，思接千载。

由读史的三个目标，写史的三个层次，我们再说到这套《少年读中国简史》。

读完之后，可以看出作者是有追求的：不简单地堆积史实，而是力求梳理历史的脉络。这明显是不满足于写史的第一个目标“记录”，而是希冀“贯通”。

围绕这一目标，作者的努力体现在：一是注重历史的演变。且不说周秦之变、晚清之变这些大关节，即便秦汉、明清间的小变化，也做出不少剖析，使人明白中国历史在不同阶段，是具有不同风貌的。二是注重视角的扩展。历史是多方位的，不仅仅是王朝更迭，还有世事冷暖。作者写三国时提到平民伤亡，写北宋时提到汴京一角，写元末时提到潼关怀古，这都是力求展现多角度的历史。

当然，这两册书有优点，也有一些缺点，但白璧微瑕，仍值得向少年儿童力荐。字数少，可以轻松读完，奠定一生的历史基础；视野宽，能够触目生春，搭建一生的历史格局。

2020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