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每次比赛都拿第一”

郎朗3岁时正式师从沈阳音乐学院的朱雅芬教授学习钢琴。郎朗回忆说，当时父亲不理解朱雅芬教授的教学思想，总是担心她对自己太松了。父亲认为，不管是多难多深的内容，只需练习得更刻苦就行了。如果需要的话，父亲希望他可以没日没夜地练。

朱老师告诉父亲：“小孩子需要娱乐。他们需要休息和游戏。他们像植物一样需要阳光和营养。你不能揠苗助长。”但父亲坚持要求她不断地给郎朗施加压力，给郎朗更难的曲子弹，好让他比一般的孩子记谱记得更快。他相信郎朗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对她说：“对他太松只会害了他，只会延缓他的进步，耽误他的前程。”

在郎朗童年所处的文化氛围中，一切都是为了成为最优秀的而努力。他当时住的大院里有很多小孩子，大家聚在一起也会一起练钢琴。“如果你是一个有明显天分的小孩，那第一名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你的符咒。第一名就是我的符咒。我从来没有央求父母给我减少压力。我接受了那份压力，甚至喜欢上了那份压力。在这帮跃跃欲试的‘钢琴家’之间的竞赛对于我来说是场游戏。也许我小时候很害羞，但当我面对一批对手的时候，即便是只有5岁的我也可以很大胆。一定要赢的决心当时就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在夜晚，它塑造了我的梦想；在白天，它推动了我的修炼。”

在郎朗5岁的那年，他参加了沈阳市少儿钢琴比赛，并在比赛中拿了第一名。那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正式比赛。之后，他举行了自己的第一场独奏音乐会。在1987年，西方音乐表演在中国还是颇为少见的，他上台前是按照京剧表演来化妆的，脸涂得红红的，眼圈的妆也很浓，看上去就像一只小猫。他喜欢在舞台上表演时，温暖的灯光照在身上的感觉，那种自己是全世界焦点的感觉让他很享受。他喜欢听众的掌声。从那时起，他就下定决心，要当一名钢琴家。

到该上小学的时候，一想起要回到教室上课，他就紧张极了。他非常不善于和其他孩子相处，绝大多数时间独来独往。这也是为什么每天午饭期间他一路跑回家去练琴时总是很开心。父亲为他列了一张作息时刻表：早晨5点45分起床，练一小时琴；7点整上学；12点回家吃午饭：15分钟吃饭，45分钟练琴；放学后练两小时琴，然后吃晚饭；晚饭吃20分钟，这20分钟，可以看动画片；晚饭后练两小时琴，然后写作业。只要是和钢琴有关的事情，父亲总是异常严肃，只有在拉他的二胡的时候，他才能放松下来。

◎小时候的郎朗

因为弹琴弹得时间太长，弹得太狠，结果弹断了很多踏板和琴弦。踏板和琴弦断了，弹起来就更有难度。在他6岁的时候，参加过一次钢琴大师课。一位钢琴家对课上的学生说：“要记住，当钢琴家很容易，你要做的只是挪动你的手指。但要当一名伟大的钢琴家，你必须使用你的智慧。”郎朗把他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大师班的活动深深地打动了他，活动结束后，他央求艺术家们给他签名。钢琴大师的中文翻译拦住了他，冲他吼：“别缠着艺术家，他们不想受打扰。”但一位美国的钢琴家非常礼貌地朝他走来，微笑着为他签了名。

郎朗说，自己一开始弹钢琴时也是菜鸟，并不是说从小到大都是一路拿第一名的那种。在7岁时，他报名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二次钢琴比赛，一等奖是一架钢琴。当时他非常想得到一台新钢琴，因为家里的那台钢琴已经很旧了。他准备了一首莫扎特的曲子、一首车尔尼的曲子、一首巴赫的曲子，还有一首叫作《红星闪闪》的中国曲子。

“我觉得那首曲子很合适，因为我一心一意要照亮整个赛场。我弹得那么热情洋溢，那么有声有色，那么激情澎湃，我想我肯定能获奖。我听了其他参赛者的表演，觉得他们弹得没有我出色。我好像已经看到了一架新的钢琴立在我沈阳的家中，我想象自己坐在琴凳上，一等奖的奖杯就放在钢琴上。颁布获奖名单时，父亲和我坐在大礼堂的后排，礼堂里的气氛很紧张。三等奖给了一个女孩子。我松了口气——如果我得了三等奖，我就得搬回去一台电视机。评委接着念二等奖获得者名单，我用手堵住耳朵，让我的意志力阻止他说出我的名字。那台电子钢琴微弱的声响在我们家可占不了一席之地。评委念出了另一个男孩的名字。我坐得笔直，只等着一下子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冲上舞台，接受一等奖，还有人群中传来的热情的掌声。评委主席念到一等奖名单时，刚开始我还以为他也许念错了我的名字，但是他没有。他念出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虽然是一个男孩的名字，但显然不是我的名字。我没有拿到第一名，最后拿了第七名。”

郎朗回忆说，他当时非常伤心，一下子哭了起来，他跑到评委跟前，嘶声大喊：“太不公平了！你们骗我！”一个也没有获奖的女孩子摸摸他的肩膀，说：“没关系，我们拿了一个安慰奖。”安慰奖是一个金丝毛玩具小狗。郎朗当时很不客气地说：“你弹得差劲，活该拿不到奖，和我不一样。我该得奖的。”郎朗说，直到今天，他还为当天的表现感到羞愧。他觉得自己那天太没有风度了。

朱雅芬教授倒是看得很开。她安慰他说：“你不会一直赢。没人能那样。一个艺术家的生命会充满了失意，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一定要学会走过失意，继续生活。如果每次竞赛失利，你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准备下一次的竞赛就会难上加难。”

1990年，郎朗8岁那年，郎朗的父母接受了朱雅芬教授的建议，送郎朗到北京去发展，一切只为了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当时在沈阳，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小钢琴家，我的照片还上过报纸。但在北京我什么都不是。在沈阳，父亲是一个身居高位的警官，别人对他又怕又尊重；在北京，没人理睬他，他只是一个骑着一辆三手自行车，车后带着一个胖小孩的男人。在沈阳，我们认识每一条街道、每一条马路，我们坐着他的警用摩托车穿过了所有的大街小巷；在北京，我们隔几分钟就迷一次路。在沈阳，一切都在我们掌控之中；在北京，我们的生活却是一团糟。”郎朗回忆说，他们当时住在一间冬天窗户会透风的破房子里，每年冬天都冷得要命。

◎小时候的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