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李连杰：

记者：能说说你创立壹基金的初衷吗？

李连杰：这跟我的人生经历有关。人生的前40年，我像很多创业者一样，创造自己的财富。34岁以后，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活着是为什么。名、利、钱、情，有了这四个，我们就有了安全感，但并不是每个人有了这些都快乐。我的一些总裁朋友，退下来之后，跟普通人一样，还是很失落。那些富豪朋友股票缩水几百亿后，跟我们普通人家里被偷了几千块感觉是一样的。

2004年一场海啸，大水淹到我脖子时，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救孩子，救妇女。我那天一直在打坐，接下来的生命都是捡回来的。我生命的第一个阶段就是用10年时间学武术，第二个阶段是用20多年拍电影，第三个阶段是像一个企业家一样去创业。

我1997年时就开始思考这些了。我喜欢用阴阳相对的办法去看世界。我身边有一些亿万富翁，他们不缺钱，但他们对生活依然有困惑，依然不开心。我以前觉得有钱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后来我发现，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普通人为每个月的几千块、为孩子上学担忧，企业家是在为几十亿担忧，都是在担忧。只是量的区别，本质上没区别。

记者：是海啸的经历让你决定放下吗？

李连杰：海啸可以说是最后一个闸口。在2003年时，我就在香港成立了有缘基金，但都是小打小闹。海啸那次，我离死亡那么近，所以我想，要赶紧做，否则说不定哪天出车祸，人就没了。因为那一年，这种接近死亡的经历我有两三次。

记者：两三次？

李连杰：是的。接下来，我拍《霍元甲》，从12尺的高台上摔下来，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后来去到西藏，在海拔4600米的时候发生高原反应，呼吸急促，我才知道身体里有内伤，有淤血，器官发生了问题。我之前有过面对死亡的锻炼，我感觉到，可能要出事。因为我知道要昏迷前的感受。当时，脚麻腿麻，甚至都小便失禁了，那时我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时没办法，只能往下走，但走到最近的有氧气的地方，要3个小时。我只能呼吸急促地边走边喘。那时我就开始反思，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权力是什么，名利又是什么，你经常面对死亡时你就会思考这个。人来到世上，赤条条来，赤条条走，钱是带不走的，所有的名、利、权、情都是要还回去的。当把生命想通以后，我决定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脱险之后，就把所有的钱交给了老婆，我把烦恼都给她了。

海啸之前，我是为了“小我”而活的。第一目标就是赚钱，我要出名，我妈没钱，我怕没地方住，我要有饭吃。海啸的时候，就在那么一刹那，我和我的女儿就被海浪吞没了，要不是周围的人把我们救出来，就没有今天的我了。海啸之后，我把“小我”和“大我”给转换了。我做了一生的“小我”，为了自己而做事，其实我变相地也使得很多人喜欢武术、热爱电影，带来很多改变，但这不是我的第一目的，是被动的。到后来，我要主动地放弃自己所有的利益，先为社会着想，为周围的人带来方便，把电影也推了，钱也不要了，我想挑战自己，为了“大我”而活，放弃“小我”。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但你总得试试。结果还是让我很欣喜的。所以，今天你会看到，我和以前不同的是，我的状态非常放松。

而如果在海啸之前呢，可能今天拍个电影，有机会赚5000万，做完再说，等有机会可以为社会做点事了，那边又来一个电话，只好再等半年，永远给自己无数的退路和借口去给自己放缓，觉得有的是时间。海啸给我最大的刺激是告诉你没时间了，很多事情你要抓紧做，所以我才下定决心要试试新的活法。

记者：壹基金的口号是每人每月1块钱？

李连杰：在中国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有3种力量推动社会进步。政府、企业、公民。现在我们倡导的是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我提出每个人每个月捐1块钱。其实大多数人都负担得起，中国有5亿手机用户，每月捐1块钱理论上不是难事。如果一个人真能做到每个月捐1块钱。发生突发事件时每个星期捐1块钱，那将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我做壹基金，就是想让奉献变成大家的习惯，变成生命的一部分。比方说，每人每月1块钱，1个小时的奉献，你不做是零，做了就是一，每月1块钱，10亿人就是10亿元。20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能每天10亿元，那是多么惊人的数字啊！

记者：很多人称你为慈善家，你喜欢这个称号吗？

李连杰：我从来没想过做慈善家。我在壹基金里面只是一个义工，我不是雷锋，壹基金也不是一个需要无数雷锋的组织。我只是一个细胞和种子，去传播和分享一些东西。有人说我是武术家、演员、动作明星、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但在我心中，我是个乞丐，全球最大的乞丐，我乞求全球60亿人心中都有善良和爱。

记者：让每个人每月捐1块钱是不是也很难？

李连杰：很难。很多人都劝我，你不要做了，非常痛苦，出钱出力还不讨好，还是做私募算了。但我的理念是要发动大家，你不发动大家的话，就不可持续，万一我不在了，你要等第二个李连杰出现，感觉是在等一个侠客出来救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做主人呢？

记者：怎么才能让大家放心捐钱？

李连杰：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了解市场，我们请了一家美国公司，做了一个市场调查，是关于中国人捐款能力的市场分析。其次，还请了德勤，帮我们做财务。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没有人会捐款给你。再次，我们还搭建平台，通过手机捐款等方式，让捐款变得非常简单。

记者：你之前说过，以前拍戏时当爷爷，现在搞慈善后当孙子。

李连杰：以前拍电影时当爷爷，现在当孙子，不是我装孙子，真是孙子。在国内体现得还不那么明显，在国外，保镖、律师、助手，一出来就是三四十人的团队。40岁以前，我从来不求人。但为了壹基金，为了1块钱，“善有善报”我说了几万次。

你说武术我还懂一些，但在慈善领域我还是新手，壹基金刚刚启动那一两年，我所受的苦，比我前40年受的苦的总和还要多。壹基金不是我一个人的基金，只是我倡议的。这就是我的梦想。哪怕将来我不在了，它还能点点滴滴地帮到很多人。我经常说，人给出的东西才是自己的。我不需要这1块钱，我需要的是一个平台，你这1块钱的累计，为子孙种下善良的种子。现在壹基金走上正轨了，为了它的健康发展，要“去李连杰化”，所以我慢慢退到了幕后。

记者：一开始做公益，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李连杰：在我做公益的梦想里，困难真的超出我拍电影的困难。好在我对困难有所准备，做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遇到困难去解决就好了。最初的困难应该是孤独，而孤独是因为缺少信任。做公益，需要理念被认同。我刚开始做壹基金的时候，号召每个人每月捐出1块钱，很多人批评我说，你那么有钱自己捐就好了，为什么要我们都捐？我不能改变任何一个人对我的看法，我只能让自己脚踏实地地做给别人看，来改变他的看法。

我相信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善良的，他一定愿意出力去帮助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但他怕善良被欺骗，怕付出和结果不成正比，所以我做壹基金的初衷就是想建立一个目标清晰、专业、透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组织。让大家可以信任社会组织，达到全民参与的目标，按我的口号叫人人公益。这样，很多的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所以我必须顶着层层压力坚持，因为这是我的初衷，也是我的信仰。当然我也知道，梦想的实现从来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哪怕你有好的想法，你要把它变成现实，也肯定是不容易的。好在我对这个过程的曲折性有心理准备，所以当后来出现一些波折后我并没有灰心气馁，反而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当年我是一个公众人物，任何公众人物都是一个双刃剑，很容易成为大家的舆论焦点，同时也容易引发海量的质疑，这是我一定要直面的问题。有些人质疑我作秀，我就用实际行动证明，如果我做一次两次公益活动，确实有作秀的嫌疑，但如果我坚守底线，全力以赴做五年、十年，我不用去解释，大家最后一定会信任我。现在证明，我当时的想法是对的。

记者：之前有媒体报道说你在上海的房子值两个亿，说你拿出来的钱只是九牛一毛。

李连杰：我非常感谢提出质疑的朋友。起码你关心壹基金，在通过自己的方式公开监督，这对壹基金是好事情。但起码大家知道我不是贪污了基金的钱盖的房子。换个角度说，我们会不会质疑李嘉诚，你手上还有几百亿，你住的房子还这么贵呢？盖茨投入了几十亿在非洲做艾滋病防治，有没有人说，你的房子咋还值5亿多？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这房子买的时候不值这么多钱，很多人说投资失败了，后来它升值了。

记者：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李连杰：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父亲，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赶紧赚钱为妈妈减轻负担。我是5个孩子里面最小的。三兄弟跟妈妈睡一起，挤来挤去，你踹我，我踹你。没多久，我去学武术了，因为有饭吃，有衣服穿，当时的梦想就这么简单。当时参加武术比赛，代表800万北京人民，再过一段时间，你要代表10亿中国人民，你不能做错事情。我那时每次出国要500元人民币。当时学徒才6元工资，88元的工资已经是教授级，我16岁就已经到顶了。我13岁那年，北京的副市长带我们去伊拉克，16岁当了学徒工才有工资，我等不了3年，我在飞机上坐到团长身边，跟他说家里多穷，希望早点拿工资。飞机飞了8小时，副市长睡着了，醒了说“你写个申请吧”。我回家找姐姐写了个申请，后来市领导批了，工资涨到43块。得一个冠军涨一级工资，我拿了5个冠军，涨了5级，涨到88元。到顶了。于是就转行拍电影。

记者：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境？

李连杰：当然有。我19岁拍完《少林寺》，断了3根筋，当时内侧十字韧带、外侧半月板全摔断了。在医院里做了7个小时手术，医生说，我能保证你行走，但不能做剧烈运动。我当时就哭了，不知道如何面对将来。电影公司不要我怎么办？电影上映后，火得一塌糊涂，我到香港后，却坐在那里垂头丧气。那时大家感觉突然冒出来一个功夫神童，我却更加痛苦和害怕，因为前途未卜。我当时还领了三级残废证。这事对我精神上的打击远大于肉体上的打击。

记者：当年拍《少林寺》时片酬多少？

李连杰：片酬1元钱一天，我拍了两年，前后持续10个月。当年的年轻人没现在这么热情，没有太多年轻人要签名。反倒是东南亚的年轻人热情，来信一麻袋一麻袋的。有一天，两个四川警察找到我说，他们抓到一个国民党特务，在审查过程中对方说有些材料寄给我了，他们说，你介意我看看你的信吗？我说太多了，我都没看过。他俩到了我后院的小房里，打开一看，晕了，他俩原本打算第二天就回四川呢，后来两人在小屋里看了5天才看完。

记者：钱少，所以后来跳出了体制？

李连杰：当时体制是很死板的，大家都属于单位的人，赚钱也是国家的，因为你人都是国家的。那时，香港是市场经济时代，有人找到我说，给你300万，你给我拍个戏怎么样？1982年，300万相当于现在的3个亿，当时大学教授工资才88块啊。1980年到1988年，我拍了4部电影。那时，我挺挣扎的，不能自己做主，我就决定出来单干。

记者：听说你曾经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写过信？

李连杰：当时我非常痛苦，感觉被捆住了手脚，我当时还是个小孩子，于是写了封信给邓小平爷爷。没想到很快就收到回复了。回复有三句话：1．想法很好，但时机不成熟。2．好好学习。3．将来做个栋梁之材。当时我很感动，我不过是个孩子，写了封信，这么快有了回复。党和国家对我的关怀，减轻了我的痛苦，我决定继续工作。过了两个星期，又有人找到我说：“我从中南海来，邓奶奶让我转告你，好好注意身体，长大为人民服务，不过邓奶奶让我带俩梨，但是我给忘了。”我后来写信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也很快得到批复。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这些爷爷奶奶关怀了我，给了我力量。23年来，我没敢忘记他们讲过的每一句话。我也想告诉几位老人家，我在问心无愧地为人民服务，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中华民族的事情。

记者：你的功夫需要接班人吗？

李连杰：我不需要接班人，一个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很渺小的。人家连皇帝的名字都记不住，历史上有那么多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只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作为公众人物被人关注而已。

记者：你平时还练武术吗？

李连杰：我不大练，平时主要是一个修心的过程。

记者：你和成龙谁更厉害？

李连杰：这个很难讲。我们拍戏都是按照编剧的剧本来演的，编剧最厉害了，他说谁厉害就谁厉害。

记者：你在生活中有没有跟成龙比试过？

李连杰：没有。电影都是塑造人物，塑造一个了不起的形象，大家千万别当真。我只是一个演员而已，我不是霍元甲，不是黄飞鸿，不是英雄，我就是真实的普通人，也面临着没有办法继续工作的困扰。荧幕形象和真实生活是两回事。

记者：武术的套路是花架子吗？

李连杰：当然是，这是一种运动，它不提倡搏斗的。

记者：你曾专门学习过面对死亡？

李连杰：是的。我2003年专门学习过这个。当时，我一头扎到青海，3个星期没洗过澡，水都烧不开，这跟平时的生活反差很大。中国人说起死亡，好像很忌讳。实际上，只有了解死亡，你才会好好珍惜生命。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最后一天，有了这种心态，才会珍惜生活的每一天，珍惜和家人的相处。

记者：你的身体状况如何？

李连杰：我全身断了7个地方。2000年在美国，好莱坞帮我买医疗保险，外科医生帮我做核磁共振，脊椎偏了两毫米，手术没法治。医生说，给你两个选择：第一，停止一切运动。第二，自己继续做，将来瘫痪了给自己买一个24K金的轮椅。不过现在你看我，我的身体状况很好，没有坐轮椅，也没有代言药物（笑）。

记者：现在有没有你特别焦急但还没有做的事情？

李连杰：这个事情要分两面看。对李连杰个人来说，他对自我的要求，是没有任何急躁的，有些事急不来。但是为了大众做的，为了利他而创造地太极禅、功守道，这些是有时间点的，因为有人推着你。那个是要推的，因为你要为投资人负责，不能不着急。不是为了你自己着急，是为了项目和那些与产品相关的人，为他们着急。

记者：你怎么教育女儿的？

李连杰：让她们自己随性发展。只要几个大的原则不触犯，第一，不能碰毒品，这是最简单的。第二，不能玩自杀，是吧？这在世界上是很流行的，而且现在越来越流行，必须爱惜生命。第三，不要没有大学毕业未婚就怀孕生孩子，可能你承受不了很多的后果和压力。其他的你不能强迫她接受你的价值观。

记者：这些年你一直在推广太极禅。

李连杰：弘扬太极是我很早的一个梦想。早在1982年，我就有了将武术从体育行业变成体育产业的想法，但当时产业化的基础尚未形成。纵观中外体育产业，美国有篮球、橄榄球、棒球；欧洲有足总杯、世界级方程式锦标赛；日本有空手道、柔道、相扑；韩国有跆拳道。作为一个经济快速起飞并且还将持续增长的大国，中国在体育文化上有什么独特的代表？这么一想，马上就能想明白世界需要中国做什么。

2008年，我还被国家武术院授予“中国武术协会国际形象大使”称号，有关部门还授予我“中国太极文化体育产业推动的唯一授权人”，这就意味着，政府认可并支持探讨太极产业化发展道路。我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力量去推广太极文化，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太极成为中国的年轻人乃至全球的年轻人能够接受的一种哲学和生活方式。

记者：是不是跟马云也有很大关系？

李连杰：几年前我跟马云在一起聊天。他跟我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个利他主义的时代。利他主义是什么？就是先为别人着想，这不正是大乘佛教的思想吗？我一听就浑身兴奋。他说，我们搞一个公司不是说要赚多少钱，而是要给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方便。哪个公司提供的方便越多，哪家公司就做得越大，这就是互联网思维。

我和马云都认为，太极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但这些年却一直没有人在推广。相反，外国的研究倒是热火朝天。在国内的大学里，专门研究太极的人都找不到几个，论文也找不到几篇，可能体育大学有几篇。但是在国外光哈佛大学就能拿出800篇关于中国太极的论文。我们中国人说太极好。怎么好？因为可以强身健体。怎么强身健体？他可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问了很多练了四五十年太极的人，他们说他们的师父就这么说的，祖宗就这么说的。我们就是说一个“好”字，但是没有任何科学或者数据上的支撑。美国人如果告诉你说太极好，他就会说，是因为我们做了测试，比如说失眠，这600人分成两组，300人一组，都有失眠的问题，有一组练瑜伽的，有一组练太极的，三个月之后再检查身体，练瑜伽的这一组人中25%有改善，练太极的可能32%有改善，所以说太极比瑜伽更有效。但它并不是万能的，因为还是有百分之多少是没改变的，没改变的那部分是什么状况，也做了大量的研究。

所以说，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不做太极，那太极将可能会变成韩国的或者美国的。如果我们不做禅修，禅修在美国也搞起来了。现在已经有至少五千家美国学校在做禅修了，很多美国大公司都鼓励做禅修，做了禅修公司还给奖金。为什么？因为做禅修可以减少员工的心理问题，让他的“软件”更健康。关于“硬件”和“软件”的平衡发展问题，我们关注得很早，2009年我们就已经在思考，2011年已经动起来，但是为什么没有大规模地推？就是因为任何一个新事物，让公众接受都有一个过程。因为很多中国人一听到禅修，就觉得是宗教，一说宗教，就觉得是迷信，一说迷信，社会上的一些人又说你这是不入流的东西或者给你戴个大帽子。然后进入这样一个逻辑怪圈，最后说都说不清了。

其实外面已经有相关的产品在做了。比如，我的一个朋友在美国做了一个禅修应用，上线两年多，已经有八百万会员了。难道它的八百万会员都是佛教徒吗？不是，可能有百分之几的佛教徒，但是百分之九十几都不是佛教徒。他们为什么要学呢？他就觉得这个产品对清理他的情绪——就是我说的“软件”方面，是有帮助的，所以他愿意练。你看西方也是包装中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做。明明是我们祖先留下的，被人拿走了，包装完了，我们又买专利回来了，又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为什么要让我们的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被别人拿走，然后再输出到我们这里呢？我们自己主动把它用起来不更好吗？

既然这是一个空白的领域，一方面说明有推广的空间，另一方面说明推广起来有难度，这个空白我们要耐着性子把它做下去，我们做这个东西，不是为了赚钱。你要赚钱，用我们俩的名字去拿土地，各个地方政府都会给，拿了土地在上面盖房子建项目就赚钱，我们可以搞文化产业，周边搞商贸，来钱太容易了。但我们两个一定要做梦想，而这个梦想就是健康和快乐。那怎么样让人健康快乐？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方便？我们要沉住气，5年寂寞，8年寂寞，10年有初效，15年有结果，20年可能就会帮到很多人。对于我个人来讲，这才是有意义的生活。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名、利、权、情你啥也带不走，没人能带走。所以无论是谁，都是暂时保管着那个相对时空里的权力和金钱而已。要做就做一些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

我和马云两个人都是天马行空的理想主义者。所以，如果我俩在古代，应当生活在侠客的世界里，都有着“天下有问题我来解决”的那种情怀。他首先有情怀，然后不断地跟别人去讲，就吸引了有情怀的其他人。他可能不懂电脑科技、技术，但是他能用他的价值观把很多优秀的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聚在一起，把公司越做越大。

他自己坚持练太极30年，但因为日常投入的时间比较少，所以并不是一个顶级的“硬件”水平，但是他的“软件”水平，就是对太极哲学的理解、对太极哲学的运用，一定比中国很多专业的高手都厉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聊天，我们两人会经常探讨生命、儒家、佛家、道家、社会未来等话题，讲人类在30年后、50年后会怎样。别人听我们俩聊天，可能就是两个疯子在探讨宇宙、人生。我们在“软件”的部分做了十年的朋友。当然他在我心目中是亦师亦友，他是老师出身，可以抓到重点，我经常很啰唆，抓不住重点，我说了一大堆，他两句话就整理清楚了，这方面他实在太厉害了。

记者：感觉你现在推广太极禅，跟你当初做壹基金的时候一样，又要重新开始你的布道？

李连杰：是的。又在做同样的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做了六七年，只是我一直觉得没有具备一个基本的社会土壤，我不敢大力推，只能大力推太极，但是不敢大力推禅修。今天人们还认识不到禅修的作用，不理解这个是怎么回事儿，他就会有质疑。也许15年后，大家就觉得太正常了，每天早上有半个小时跑步，运动，出汗，神清气爽，做“硬件”维护；上班工作忙，午休的时候，往这儿一坐，清理一下“软件”，下午头脑又清醒了。这个也许不需要15年。10年前做壹基金的时候没有移动互联网，所以在推广的时候，想法和理念还不能这么快被传递。10年的结果我们今天看到，我已经很放心了，一天有几亿人参与公益，这很好了，就不需要我了。目前这个事情跟当年的事情一样，我不做，一定有人做，我自己也不需要一定要去做这件事。关于这个调理，我已经学了20年，我知道怎么会带来快乐，我只是希望在社会需要什么的时候，我能够看到的时候，我能帮着别人做点什么，能够缩短这个时间，不要等到人的“软件”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之后才去重视它，那时可能就晚了。

我不是做给任何人看的。你怎么评价我都不重要，我都可以虚心接受。因为你不理解，你骂我也正常，我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我做的事情。只要大多数人认同我做的事，那就好。你何必要那百分之四十九的人都支持你、认同你呢？所以我做事根本不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认同或者不认同、理解或者不理解，你认不认同是你的事，我选择了我认准要做的事和我非常开心要做的事，就做了。其实外面的名、利、权、情，对我影响不大，我不需要被这些所束缚。我只会问，我能为他人提供什么样的方便。我既然认定太极禅也是一个利他的事，我就做了。

还是那句话，如果社会需要，我们不做，可能几年后别人也会去做，但我们去做可能会快一些，能够更好地把中国文化分享给世界，那我就去做了。我们做的所有这些事情，“利他”是核心。太极禅的核心也是怎么样“利他”，怎么样把健康和快乐在21世纪与全人类分享，这是更大的公益，是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的时候，应该具备的与世界分享的“大公益”的理念。

记者：现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中国武术能不能打的讨论，你的观点是什么呢？

李连杰：在讨论这个之前，你要搞清楚这个武术指的是什么武术。这其中种类有很多。第一，有人说，我练武是因为我想拍电影，我想出名，想进影视界，我将来要成为功夫演员、功夫明星。这是一类人，他们练武术的目的很多是为了当演员。第二，有人说，我练武术就是为了拿冠军，拿了冠军我就出名了，我的生活就改变了，而且就能弘扬中国文化了。第三，还有一部分人，我就想练练，强身健体。你看公园里的那些练太极的人，肯定没想过当冠军。第四，还有一种人，我要防身，我要格斗，我是为了要打而练武。

所有这些，都叫武术。但是为达到不同的目的，你要学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大家对这个是没有思考的，认知是混乱的。所以，关于中国武术能不能打的讨论，根本上就是在不对称的信息下所做的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讨论。我们反复说中国武术能不能打，你问的是哪一个武术？你问的是哪一个专业？再能打，你出去打一个我看看？马上警察抓你，因为你打架斗殴啊，你在不对的场合行为不当。所以我们这方面的认识太过宏观、粗犷。

此外，你说三国吕布最能打、武功最高，三英战吕布，你三英才跟他打个平手啊，所以吕布身手好啊。但是吕布再能打，却不被人尊重。我们为什么不歌颂吕布呢？因为他人品不行。从古至今我们为什么拜关公？因为他忠、义、仁。所以说，武和德也是密不可分的，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你不能把它简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