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郎朗：和莫扎特齐名？等我80岁时再这么说吧

记者：如今你对钢琴的理解跟10年前有何不同？

郎朗：钢琴肯定是我最重要的事业。一天不练琴，我就手痒，感觉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没了。如今，我对钢琴的理解越来越深刻，钢琴不是死的，知识是无垠的，你只能永远学习。我永远不敢说，我什么都明白。

记者：英国权威的音乐电台把你评为史上最伟大的25位钢琴家之一，和莫扎特相提并论，是不是很自豪？

郎朗：我肯定没到那个位置。我当然希望有一天能达到那个位置。我的路还很长，一个钢琴家，30多岁还是很年轻的。我之前也说“昨天的成功对明天没有任何意义”，它对明天的成功可能打下点基础，但它不等于你明天的成功。幸运的是，在今年我把该做的都做了，但未来还是未知数。你一年弹不好，第二年就什么都没了。世界就是这样残酷，我每天都有这样的紧迫感。我的经历也是这样，因为一场演出，一个乐团喜欢你，真的是一点一点从最基层爬起来的。包括你的演出市场、职业荣誉，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我把每场演出当成最后一场来对待。我也一直告诫我自己，要有过这一关的决心。如果将来我80多岁时，或者我退休时，大家说，这是和莫扎特、肖邦平级的人，那我会非常骄傲和自豪。但现在说这话还太早。

记者：你现在才30多岁，已经成为享誉国际的钢琴大师，打个比方，已经站在珠峰峰顶了。接下来的人生有何规划？

郎朗：我连（珠峰）半山腰都没达到呢。可能在外人看来你登了一次珠峰，但你自己心里清楚，只是登了一座小山。我是很幸运的，跟柏林爱乐乐团这样的世界顶级乐团都合作了30多次，跟美国五大交响乐团合作都超过100次了。这些数字不能代表一切，但能代表一定的水准。我希望未来还能继续这样的成就，能每年继续作为开季音乐家和这些顶级乐团合作。随着水平提高，可能到了80多岁时，我就能接近某个山峰的顶峰了。当你看到一些钢琴大师，他们在八九十岁时，一晚上还能弹好几个协奏曲，一连几个小时，你会慨叹，这真是成仙了，神了。这才是顶峰。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达到这个水平。

记者：你会弹到80岁吗？

郎朗：身体吃得消肯定会，至少要弹到70岁。

记者：除了钢琴外，你还有何兴趣爱好？

郎朗：我是体育迷，我会看体育比赛，足球、篮球我都看。我还喜欢艺术品，喜欢去博物馆溜达。

记者：现在琴童热衷于钢琴考级。你对考级是什么看法？

郎朗：总体来说，是好事儿，学习艺术总归是好事儿。当然，如果是逼迫式的那就不一定是好事儿，孩子的心里会有阴影的。考级有用没用？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比赛有用没用？它还是有用的。正确理解就是，别太认真了。准备的时候要认真，但比赛没有赢就不要太认真。我7岁那次参加比赛失败了，我气得要上去打评委！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所以，要用一颗平常的心来处理。现在有很多孩子水平很高的，比赛没比好，或者考级没考过，然后就问我，怎么办呢？我说，你无所谓，明年还可以比嘛！还可以考嘛！找到自己的不足，争取进步！也就是这样，你还能怎么样！很多人对我说，你看我的孩子，十级啊，十级！他还以为是跆拳道呢！黑带、白带的。十级就十级呗！你孩子还得继续练。十级是不是就到头了？是不是就是武林高手了？不见得。十级的琴童就比八级的琴童水平高？不见得。我认为，不要太把这个当成一个魔咒。

以我的经历为例，我参加过很多钢琴比赛，但没考过级。如果考级是为了把曲子弹出来，这也没什么不好。但另外一个角度，你考过这个级了，不代表这个级别的曲子你都懂了，这个级别的曲子有很多。你专攻那几首曲子，不能证明你水平的高低。当然，你有个目标，并且想办法去达到这个目标，总能有点收获，总比不练琴好吧。就像考试一样，不能说考试一点用没有。但不能把它当成完全的标准。艺术的东西，你很难拿一个完全的标准来衡量它。

记者：是不是说，家长不能以培养钢琴家为目标？

郎朗：能不能成为钢琴家，不是说你希望不希望能决定的。我17岁在美国时，尽管我小时候赢了很多比赛，但那时我还是不太自信。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为钢琴家。因为在国外你会发现，钢琴弹得好的人太多了，尤其是我的同学，都是天才。这时，你会打退堂鼓。但你还是要对自己的梦想发起冲击。通过钢琴，孩子可以在别的领域打通灵感、情感，认识很多人。

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我就那样，我也很满足了。但家里人认为，这么不容易地培养你，你必须得成才。更多地去学钢琴当然是好事，但不要把钢琴当作一座大山压在你身上，你要成为钢琴的好朋友。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奇迹就会发生。

记者：有没有一个标准来判定一个孩子是不是弹钢琴的料？

郎朗：直到我19岁时我还不知道我能不能弹钢琴。如果有个这样的标准的话，我可能早就不弹钢琴了。因为在我9岁时，一个老师说我不是弹钢琴的料。谁也不能主观地说，你是弹钢琴的料，他不是这块料。有些人才能多一些，但才能多一些的人不代表他一定能成功。就像体育中得金牌的人不一定是最有才能的人。小聪明的人最后不一定能成大事。

我们没必要去找一个标准，说这个人适合弹钢琴，那个人不适合，这不是成了歧视了吗？有些人适合弹这样的作品，有些人适合弹那样的作品。有人全面，有人不全面，不能说不全面的人就不能当钢琴家。通常我们说手大的人适合弹钢琴，但手大的人不一定最后都能成钢琴家。手小的人成为钢琴家的大有人在。艺术就不是标准化的东西。很多曲子，我听了一通，这是什么曲子啊，乱七八糟的玩意。但就是有人说，你就听不懂吧，这是艺术。那你说人家的作品是不是艺术？是艺术，只不过我不懂。

记者：要成为钢琴家，天赋因素还是后天努力因素更重要一些？

郎朗：一样重要。你不练，你就什么才能也没有。你有一座金山，不去挖，你也什么也没有。钢琴是一门表演艺术，不是说你整天在家里与世隔绝苦练就行。我跟别人不同，有些人人一多就紧张，我在表演时，人越多我越兴奋。钢琴演奏是需要状态的。有些人钢琴水平很高，但一辈子成不了大家，为什么？因为他在舞台上表现不行。除非你是古尔德，整天在家里弹巴赫。但一般人没这个底气。你今天心情不好，影响到你发挥了，完了，你也当不了钢琴家。为什么？职业钢琴家就是不管你什么状态，哪怕生病了，刚打完点滴，头晕眼花，只要在台上，没有任何借口，必须拿出最好的状态。

记者：你有没有这种经历？

郎朗：当然有。我小时候发烧还练琴，但练琴出汗，琴练完了，感冒竟然好了。除非大病，刚做完手术，一些小病小痛，都得忍着。

记者：现在大家在谈论，谁会是中国下一个郎朗。但也没发现谁有这样的潜质。是你的成功道路不可复制，还是说中国不具备培养下一个国际大师的条件？

郎朗：中国的环境是适合的。我想说的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单靠这个国家培养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伟大的音乐家都是通过不同国家文化熏陶出来的，比如巴伦·鲍伊姆，生在阿根廷，长在以色列，最后去了德国。中国钢琴家傅聪，也是出生在中国，后来去了波兰，又去了英国。我也是这样，在中国出生，后来去了美国的音乐学院，后来又去德国学习。每个人成功的道路都是不可复制的，因为环境一直在变。

现在国内不缺人才，但师资力量薄弱一些，我们有5000万人学钢琴，不可能有那么多钢琴老师。广州、深圳两个城市学琴的人数跟荷兰的人口差不多，好老师肯定不够用。我希望更多的好老师能来中国。不光是教学，而是生活在这里。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一些城市就会成为洛杉矶、柏林，国外的钢琴大家把他最有价值的知识留在这片土地上。

记者：你的跨界也引来了一些争议。你如何看待这些声音？

郎朗：对待这种声音，我非常理直气壮。我做这些事情完全没有影响到我的水平，分散我的精力。我是不允许自己犯这种低级错误的。包括做广告，我也是能让更多人认识到，谁弹钢琴很酷，而不是觉得弹钢琴就是把自己闷在家里，像琴痴一样。

记者：外界对钢琴家是不是也有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郎朗：我以前对钢琴家的感觉不是很明确。好像大家都很清高，一个个不食人间烟火，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有人都不懂，就他懂。他们在舞台上很酷，但到了台下，感觉跟正常人不一样。当然，我这话说得比较直接。但我真的认为，这样是不健康的。你说话就说话，你何必端着呢？我也有一些这样的钢琴家朋友，梳着音乐家的头型，说着一些让我听不明白的话。感觉就他明白，全世界都不明白。这不太接地气，不太真实。可能他这人本来不是这样，但他摆出这样一个架子让你有些不习惯。

我是中国人，有些西方人认为我们中国人不适合弹钢琴，但既然我们已经弹了，并且弹出一些名堂来了，我们就做自己就行了。我也希望能让大家知道我在做的事情，比如讲一些音乐的基本知识。如果我不讲的话，很多人对弹钢琴会有误解，他可能真不知道弹钢琴是怎么回事。他可能就认为弹钢琴就是一些老爷爷老奶奶，在琴房里一待一整天。

当然，前提是做的事要跟音乐有关，度要把握好。我看过不少度没把握好的人。有些人光弹琴，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弄了半天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有些人弹钢琴纯粹是为了出名，借用钢琴的名义干别的事，结果自己已经不是一个钢琴家了，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这两方面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我既要把要宣传的东西做了，还要让世界知道我是一个钢琴家。这就是我的目标。

记者：作为国际钢琴大师，如何利用这一身份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郎朗：其实西方世界对中国还是不太了解，还是戴着有色眼镜。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善用我们的文化底蕴来改变这种现状。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走出去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势。但从文化上来讲，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能在世界范围内流传的音乐作品的确比较少。

中国的音乐必须与世界接轨。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尝试的作品，但不是很成功，洋不洋，中不中的。流行音乐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要让中国的流行音乐走向世界，比古典音乐走向世界还难。这就是为什么像格莱美这样的音乐盛会上，很少能看到亚洲的作品。我相信在将来，中国肯定会有在全世界都流行的交响乐，让全世界都认识的音乐人。这一天不会太远。但首要的还是要有作品。

记者：除了钢琴外，你这些年投身公益，有何心得？

郎朗：我2004年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宣传大使，2013年成为联合国和平大使。先后去了非洲、南美洲一些地方，这些地方的教育、健康状况都很糟糕。我当时不知道能做什么，只是不断地为他们演奏。我发现，可以往直接捐乐器、为项目作服务这个方向使劲，而不是说一些假大空的话。2008年，我在纽约成立了郎朗国际音乐基金会，首要目标是培养下一代最优秀的孩子。我们也计划2017年在国内捐赠20个学校的乐器及教材。

这些年投身公益让我感觉到，音乐家不能只是为自己，为自己在小屋子里练琴得到精彩的舞台人生，要通过音乐表达我们对世界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