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开路先锋“863”

1977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大力抓好运载火箭、潜射导弹和通信卫星的研制工作。曾经组织过原子弹试验的张爱萍将军再次出山，组织实施攻关。他向中央和军委立下军令状，保证在80年代前半期完成任务。国防科委在张爱萍主任的主持下，制订了战略火箭和航天技术新的发展规划，确定了80年代的主要目标是：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发射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从水下发射固体燃料火箭。于是，这场国防科技的大会战有了一个浅显明了的代号——“三抓”。张爱萍要求担负研制任务的单位，要抓住不放，抓住时机，抓紧时间，一抓到底。

1978年，国家恢复正常秩序，改革开放的春风为科学技术向现代化进军提供了大好时机，被知识分子称作“科学的春天”。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人把崭新的眼光投向世界时，惊讶地发现，我们已经落后了。

1979年2月初的一天，美国的载人航天基地休斯敦航天中心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走到1972年飞上月球的“阿波罗17号”面前，不仅仔细参观了指令舱和月球车，还在资深宇航员弗雷德·海斯的引导下，登上即将试飞的航天飞机的模拟器，亲身体验了航天飞机从10万英尺（1英尺≈0.305米）高空降落到地面的模拟情景。在参观“天空实验室”太空站的实体模型时，邓小平不时询问太空生活的种种细节。在美国宇航局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邓小平还向陪同的宇航局官员详细了解了载人航天飞行的军事、经济和科学意义。

这次访美归来后，邓小平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也深化了他对人类航天事业的认识。他意识到，60年代，没有原子弹、导弹，在世界上说话就不算数；70年代，没有人造卫星说话也没有分量；80年代以后，航天成为世界高科技发展的主流之一，中国作为一个有着飞天传奇的文明古国、一个正在崛起的航天大国，没有理由缺席。

此时的中国，不仅有前20年的坚实基础和经验教训，还有改革开放后激发出的开拓、创新精神，航天战线瞄准国际水平迈开了赶超的步伐。邓小平专门作出指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空间技术方面，不参加太空竞赛，不必上月球，要把力量集中到急用、实用的卫星上来。”邓小平的批示指明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方向，更进一步推动了“三抓”任务的推进，思路和目标也更为清晰。

第一步是发射运载火箭。全国一千多家工厂、几万名科技人员和部队官兵展开会战。1980年，第一支远洋航天测量船队起锚远航。5月9日，新华社发布公告：中国将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0′、东经172°33′为中心，半径70海里（1海里=1.852千米）的圆形海域，发射运载火箭。在浩瀚的太平洋上，这片海域微乎其微，但中国划出了这个圈，等于让全世界都来检验自己的运载火箭技术。5月18日，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半个小时后，准确击中目标，数据舱被顺利打捞出海。1981年，“一弹三星”成功发射。

第二步是发射潜射导弹。1982年10月12日，首次潜艇发射导弹试验获得成功。中国拥有了自己的海基战略导弹发射平台。

第三步是发射通信卫星。1984年4月8日，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被送入地球同步轨道……

至此，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史上著名的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卫星通信发射试验“三大战役”在短短几年间全部顺利完成，惊人的发展速度让世界刮目相看，国外纷纷猜测，中国的航天事业将面临从技术试验阶段向应用阶段的历史转变，接下来就要搞载人航天了。

中国人再一次启动载人航天的幕布是在1985年，拉开大幕的是年届70岁的老人任新民。当时，任新民正在担任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还兼任着中国宇航学会的理事长。在“三抓”任务完成后，任新民开始思索下一个30年怎么干、干什么的时候，几个曾经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在他的脑海中不断闪现——

1978年6月，时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任新民带领中国航天代表团到日本进行学术访问，在东京市的一家餐馆就餐时，被闻讯赶来的记者团团围住。其中一位日本记者问他：“你们中国航天准不准备上人？”

相隔不过两三年后，美国众议院一个专门委员会的主任访问中国，点名要见任新民。两人见面后，他问的第一个问题也是中国航天准不准备上人。

1984年春节期间，任新民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加发射任务，香港《文汇报》的一位资深记者在采访时问他：“中国航天下一步干什么？是否打算上月球？”

这三个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提问，可以归结为同一个问题：中国要不要发展载人航天？而偏偏就是这个问题把任新民给问住了。30年来，任新民的心思全部都用在了导弹火箭和卫星工程上，没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去思考未来的事。而且，航天员上天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就像茫茫的太空一样遥远渺茫。

如今，任新民觉得已经到了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该谋划载人航天的事了。他怎么想都觉得，开展载人航天，无论是对国家的战略需要还是对航天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从国家需要的角度来讲，围绕地球有这么一个平台，可以在上面做很多科学研究；从航天本身来讲，没有这种大型工程的带动，人才就培养不出来，甚至流失到了国外，下一步的发展就很困难，所以必须通过大任务的实践来保留和锻炼队伍。载人航天技术是现代最新科技的高度综合应用，如生命保障、救生、人机工效及地面模拟实验用的大型设备，医监电子仪器等，都需要医学、生理学、生物学、工程技术、电子技术诸多学科的参与，是一项复杂且涉及面广的大工程，涉及人、人和机器、人与环境多学科跨专业的边缘学科，要求学医的、学工程的、学计算机的，除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之外，还要向相关专业延伸。几个、十几个专业的科技人员组成集体，既可让知识和技术相互渗透，又可使人人都有用武之地。开展这一工程，最适合培养和保留人才队伍。

任新民反复琢磨着、思考着，促使他在1985年的盛夏，以航天部科技委的名义在秦皇岛主持召开“中国首届太空站问题研讨会”。中国科学院、冶金部、有色金属总公司、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的有关单位的领导和专家们齐聚北戴河。从火箭谈到飞船，从太空站谈到载人飞天，从国防科技规划谈到世界航天格局，从航天对社会的应用谈到对国家经济的促进……任新民听了大家的发言、看了大家的论文后，深有感触地说：“太空站迟早是要搞的，但等到人家都成了常规的东西，我们才开始设想就晚了。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就应该有一个长远规划，对其中的某些单项关键技术立即着手研究，一旦国家下决心发展，载人航天就能及时起步……”

任新民之所以在这样一个场合讲这番话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综合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形势之后，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判断的。

1983年3月23日，美国宇航员乘“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回地球的当天，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发表了一次震惊全球的关于“星球大战”的电视演说，提出了一个要在高科技领域独占鳌头、抢占21世纪战略制高点的计划——《战略防御倡议计划》。1984年1月，里根宣布要用10年时间建造“自由号”大型空间站。针对“星球大战”的话题立即在全世界炒得沸沸扬扬，到了1985年，几乎整个世界都行动了起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东欧集团制定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提出了苏联的战略防御计划；法国总统密特朗与欧洲17国联合签署了一份建立“技术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核心是新技术革命和空间产业化；日本开始了人类新领域研究计划，出台了“科技振兴基本国策”；印度发表了《新科技政策声明》；就连韩国、南斯拉夫等国也开始制定国家长远发展的构想，把目光集中在了航天领域。后来，1987年11月，欧洲宇航局部长会议决定建立独立的欧洲载人航天系统。

面对这场世界宇航大国掀起的以经济、科技为重点，带动军事力量发展的新一轮竞争，中国航天面临的形势是，要么彻底放弃，甘于落后；要么摆开阵势，迎头赶上。中国的科学家们坐不住了，密切关注这一事态发展的任新民更是焦急万分，他在会上呼吁，“我们要争取在21世纪初，在地球的近地空域翱翔着中国的永久型太空站，在太空和地球之间有中国的运载工具，装载着人员、物资、设备穿梭往来，我国的航天员、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太空站上紧张有序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活动”。

这次研讨会只开了短短几天，但却在新的历史阶段，把沉寂了十几年关于载人航天的议题重新提了出来。以至于在会议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专家们仍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多次针对中国的载人航天应该怎么搞这个话题，进行了深入的、积极的、激烈的学术辩论。他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虽然许多意见大相径庭，但却有一个共识：发展载人航天是大势所趋。不过，大家也都清楚，开展载人航天既需要成熟的高新技术做基础，又需要雄厚的资金做后盾。而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各个领域的建设都亟待资金的投入，对载人航天能否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呢？

1986年的春天，乍暖还寒的北京城里，正悄悄酝酿着一股暖流，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一个玉兰飘香的日子，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王大珩和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航天测控专家陈芳允一起在国防科工委参加一次会议。谈到世界高科技变革形势时，两人发言的内容完全一致，都认为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我国应该拥有自己的高科技。会后，陈芳允意犹未尽，连夜来到王大珩家中，继续着白天的话题，越说越兴奋，不觉便到了深夜。临走时，陈芳允问王大珩：“要不要写个东西，把咱们的想法向中央反映反映？”

王大珩点点头说：“对，是应该让国家高层了解我们的想法，为国家决策提供些帮助。”

陈芳允走后，王大珩当即伏在案头，拧亮台灯，铺开信纸，一笔一画地写下这样一行字：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建议写完了，王大珩感到，要想促成此事，仅凭自己和陈芳允两个人的力量还不够，应该得到更多人的呼应。第二天清晨，王大珩找到了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王淦昌和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杨嘉墀。这两位科学家听到这个想法后，也非常赞同，当即和王大珩一起斟酌修改完善了建议信。

……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王大珩）关心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对策。为此，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现经我们签名呈上。敬恳察阅裁定。

四位科学家在这封信中，建议国家制定“高新技术发展规划”。他们说：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高科技研究的实效要花力气和时间；提高技术不仅可以集中现有的科研实力出成果，而且可以培养新一代高技术人才，等等。

信写好了，可应该呈送给谁呢？王大珩说：“还是报给小平同志吧，以他的胆略和魄力，最有可能引起中央的重视。”大家表示赞同。于是，第二个问题出现了，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把信送到邓小平手里呢？按照常规，应该先报给中国科学院，再由中国科学院逐级上报，但这样做必然要等很长时间，还不敢保证邓小平一定能看到。

世界局势的急剧变化和我们落后的国情不允许再等下去了。王大珩心里十分焦急，他从办公室的座椅上站起身来，笑着问坐在对面的助手张宏：“张宏同志，怎么办？你说怎么送上去？”

张宏有个特殊的身份，他是邓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楠的丈夫。王大珩话一出口，张宏就明白了这位老科学家的用意，也深知这件事的重要性，更理解王大珩的心情，就爽快地说：“把信交给我吧。”王大珩等的就是他的这句话，马上把写好的信和《建议》一起装进信封交给张宏。张宏也毫不含糊，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当即就骑着自行车赶回家里，把信和《建议》亲手交到了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的手中。这一天是1986年3月3日，邓小平当天夜里便读到了这封信。

面对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国应该不甘落后，要从现在就抓起，用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而不能等到十年、十五年经济实力相当好时再说，否则就会贻误时机，以后永远翻不了身……

当读到这几句话时，四位科学家的《建议》与邓小平的战略思考产生了共鸣。他提起笔来，在信的空白处写道：“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国务院主持，找一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邓小平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远远超出大家的预期，他在批示中还特意强调说：“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邓小平的批示下达后，国务院的领导同志高度重视，立即会同有关部委、院、所，组织不同领域的几百名专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论证。8个月后，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形成一个详尽的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由于促成这项计划的建议的提出和邓小平的批示时间都是在1986年的3月，所以，这个由科学家和政治家联手推出的计划被称作了“863计划”。

“863”立项后，主管这项工作的国务委员张劲夫把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征求他们对“863计划”经费的意见。张劲夫说：“你们这个计划估算一下，大概需要多少钱？”

四位科学家没有马上回答，他们知道，对于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创伤中走出的中国，钱是个最头疼的问题，一时难以张口。

张劲夫看出了他们的顾虑，便说：“没关系，你们大胆说个数字，我才好向国务院汇报，做经费预算时也好有个底。”

四位科学家互相看了看。王淦昌咳嗽了一声后，开了口：“我来说吧，我们搞国防科技一直都是艰苦奋斗，这次也不例外。每年有几百万……一两千万……一两个亿都行。”

“你们的意见呢？”张劲夫又问另外三位科学家。

“我们也赞同，”三位科学家说，“我们知道国力有限，可以先拨一部分，把工作做起来，以后慢慢再补充。”

张劲夫在工作日志上记下了他们的话。

四位科学家做梦都没有想到，后来，党中央、国务院为“863计划”拨下来的专款竟然是100个亿。

“863计划”是一项具有明确目标的国家科技计划，国家给予长期、重点支持，并随着每个阶段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实时调整。其主要原则是：瞄准世界高技术发展前沿，加强创新，实现从重点跟踪到突出跨越的战略转变。它的内容也非常丰富，从世界高技术发展的趋势和中国的需要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开始先选择了生物技术、航天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以及新材料技术等七大领域的17个主题项目。当时制定的目标是，在之后的15年里，在选取的这7个高技术领域，严密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同国外的差距，并力争在我国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

其中，航天技术是7大领域中的第2领域，两大主题项目都与载人航天紧密相关——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这两个系统工程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使命。这两个课题连起来的意思很明朗，大型运载火箭是登天之梯，天地往返系统是天河之舟，建立空间站是目标，而开发利用空间资源是根本。

尽管“863计划”明确要进行载人空间站及其应用项目的研究，但中国为什么要搞载人航天？怎么搞？搞什么？特别是在并不富裕的中国，搞这样高投入、高风险的事业，是否能够获得对长远发展有实际效益的高回报？这些问题是需要明确的。

从国际上看，截止到1986年，全世界共进行了100多次载人航天飞行，开展了大量的空间实验活动，但这些成就是几十万人用20多年的努力和数以千亿美元的投入为代价的。尽管付出了这么多，但人类似乎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回报，不少人对此提出了质疑。

在国内，意见也不统一。一种意见认为，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们已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专业齐全、完整配套的航天研究、设计、试验、研制、生产、发射和测控体系，完全有能力开展载人航天。另一种意见认为，开展载人航天研制不仅投资巨大，而且风险很大，很多人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我们不应该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搞一些没有经济效益的事情。

两种意见不分上下，引发了“为什么搞载人航天和值不值得搞载人航天”的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不光在其他领域，就连航天战线也长期存在着这样的分歧。消息传到中南海。中央的态度是慎重的，决策者们并没有直接表态，而是在1986年的第24号文件中决定，先在航天领域安排概念研究，论证充分之后再行决策。

这是一场“百花齐放”的科学论战。在国防科工委的组织下，任新民、屠善澄、黄纬禄、梁守槃等航天界的知名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开始系统全面地论证。星夜兼程的26天过去了，专家们逐渐意识到，人类已经进入了大航天时代，世界上能够制造卫星的国家已远不止美国、苏联少数几个国家，卫星应用已经成为各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部分，载人航天更是人类开发、利用太空资源的重要手段。同时，载人航天是宇宙天文科学、大气地球科学、航天医学、空间科学、近代力学，以及系统工程、自动控制、计算机、推进技术、通信、遥感、新能源、新材料、微电子、光电子等高科技领域能力与水平的综合体现；是引领和带动通信与定位、航天遥感应用、计算机及其应用、微电子集成、特种材料制造和冶金、海洋运输、能源交通，乃至现代农业等重要产业部门发展的动力。因此，载人航天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在政治、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重要战略意义不言而喻。就像60年代以后，如果中国没有“两弹一星”的话，中国就没有现在的国际地位。同样，如果21世纪中国不搞载人航天，也就不会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就只能是停留在纸上的一句空话。

论证期间，专家们还深入到火箭、航天器研制及发射、测控和生产一线考察调研。他们欣喜地看到，自1956年以来，经历了艰苦创业、配套发展、改革振兴和走向世界几个重要时期，中国的航天事业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我国独立自主研制的11种不同型号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将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提升到了8吨，成功发射了几十颗卫星，进行了20多次对外商业发射；掌握了返回式卫星的制造和回收技术；建成了酒泉、西昌、太原3个航天发射场；航天测控网已初具规模……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卫星特别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第四个掌握了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在许多重要的技术领域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如果想再进一步利用空间环境、开发空间能源和物资资源，就需要发展载人航天。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技术水平较20年前有了长足的发展，已具备启动载人航天工程的基础。

专家委员会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应该迎难而上，发扬当年搞“两弹一星”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立即着手开展载人航天工程的研制，这是新一代航天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重任。

1987年2月，“863计划”航天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专家委员会由国家高科技领导小组直接领导，组长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兼任，副组长是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屠善澄为首席科学家，王永志、闵桂荣、黄克成、顾诵芬、李自广、胡文瑞为委员，囊括了国内航天领域的优秀专家。

当时，“863计划”课题组虽然描绘了载人航天发展的总体蓝图，但飞船采用什么构型，专家们并没有明确。特别是载人航天工程开展起来后，第一步怎么走，起点多高，与后续发展如何衔接，这些具体问题都留给了刚刚成立的专家委员会。这个难题让专家们苦苦钻研、思考和争论了4年之久。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用什么样的运输工具往返于天地之间。

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国际上航天飞机发展的黄金时期，美苏两国的成功经验给正在进行论证的中国专家们以深刻的印象和影响。虽说美苏两国的宇航员最初都是乘坐载人飞船飞向太空，但自从1964年美国开始着手研制新一代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之后的十几年间，航天飞机的发展突飞猛进。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于1981年首飞成功，苏联的“暴风雪号”航天飞机在1988年进入太空，日本、欧洲也都在研制航天飞机……

这股热潮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为就航天技术本身而言，从飞船到航天飞机是一种技术上的进步。这种思想也影响着中国的航天专家们对开展载人航天路径的判断，进而形成了两种观点和看法，究竟是以飞船起步，还是下大力气研制航天飞机？

支持航天飞机方案的人认为，中国的载人航天虽起步晚，但应当有一个高起点。飞船是一次性的，而且运载量有限，作为天地往返运输手段已处于衰退阶段，而航天飞机却可以重复发射、运载量也大，结合了航天器和飞机的特点，既能代替运载火箭把人造卫星等航天器送入太空，又能像飞机那样在大气层中滑翔着陆，还可以搭乘多名航天员，显然具有更多的优势，代表了国际航天发展潮流。

支持载人飞船方案的人认为，航天飞机无论是造价还是维修以及发射场的建设都相当昂贵，中国还不具备生产的工艺条件。而飞船既可搭乘航天员，又可向空间站运输物资，还能作为空间站轨道救生艇使用，而且经费较低，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根据这两种不同的意见，中央专委并没有急于作决策，而是由课题专家组在1987年4月发布了《关于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概念研究和可行性论证》的招标通知，向全国招标。应标的单位相当踊跃，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航天部、航空部、国家教委、中科院、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等系统的60多家单位的2000人参加了这场大论证，提出了11种可供选择的技术方案。专家组从这11种方案中，筛选出了空天飞机、火箭航天飞机、小型航天飞机、可部分重复使用的小型航天飞机、多用途载人飞船5个技术途径方案，要求他们在1988年6月底前，完成技术可行性论证报告，以便参加高层专家的评审。

1988年7月下旬，专家组在哈尔滨召开的天地往返系统论证结果评审会上，针对这5个方案，经过激烈的辩论，达成三点共识：一、空天飞机和火箭航天飞机虽然是未来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可能的发展方向，但我国还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基础和投资能力，不宜作为跟踪目标；二、带主发动机的航天飞机要解决火箭发动机的重复使用问题，难度比较大；三、可供进一步研究比较的是多用途飞船方案和不带主发动机的小型航天飞机方案。

此次会议之后，载人航天发展途径的选择就集中在载人飞船和小型航天飞机之间，并逐渐倾向于采用小型航天飞机方案。专家组组长钱振业将一份厚厚的报告送到了钱学森的案头，这便是航空航天部呈送国家航天领导小组办公室拟报中央的方案。这一年，钱学森已年逾古稀，虽已从工作一线退了下来，但仍密切关注着这场大争论。这份报告是国家航天领导小组在正式上报中央之前特意征求钱学森意见的。

拿到这份报告后，钱学森迫不及待地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报告中说：载人飞船作为天地往返运输手段已经处于衰退阶段，航天飞机可重复使用，代表了国际航天发展潮流，中国的载人航天应当有一个高起点。搞飞船做一个扔一个，不但不能争光，还会给国家抹黑……

读到这里，钱学森明白了这份报告的核心意见是，航天飞机方案优于飞船方案，建议选择航天飞机方案。钱学森思考良久后，拿起钢笔，在报告上慎重地写上了一句话：“应将飞船案也报中央。”

钱学森的建议虽然只有9个字，但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清晰地表达了他的主张。钱学森深知航天飞机的绝对优势，但他更清楚中国的实际情况。左右载人航天起点之争的，其实并不是两种航天器本身的优劣，而是经济和技术实力。当时，我国的飞机研制水平还很落后，假设要生产飞机，光是一个起落架就做不了，而航天飞机的起落架比一般飞机要难得多。还有，航天飞机是在大飞机基础上研制的高度复杂的航天器，而我们别说大飞机了，就连一般的飞机都生产不了，航天飞机显然不是当时的国情和科技水平所能企及的。所以，钱学森认为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因己制宜，放弃航天飞机方案，走载人飞船之路。

钱学森赞同的载人飞船方案，便是由航天部第五研究院也就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专家们提出来的。当时正担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主任的王希季院士，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题为《重复使用的并不都是经济的》的长篇论文，对航天飞机的使用费用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详尽分析，指出期望以耗资巨大的航天飞机实现“廉价航天”是不可能的，他强调说，“在国家财力有限的现实条件下，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要以是否系国家急用实用为取舍标准”。

根据钱学森的建议，航空航天部委托庄逢甘、孙家栋两位专家主持召开“航天飞机与飞船的比较论证会”。议题只有一项，最后在航天飞机和载人飞船两者之间选择其一。经过对技术可行性、国家经济承受能力和技术风险等方面仔细比较和论证，专家们接受了钱学森的建议，认同了王希季的观点，逐渐统一了思想，一份《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系统可行性及概念研究综合报告》终于出台了。这份报告提出，从载人飞船起步，充分利用返回式卫星的回收技术，研制多用途飞船，尽快突破载人航天技术。这次会议结束了载人航天的技术途径之争，推动了载人航天工程的决策实施。

会后，屠善澄亲自赶到钱学森家里，向他汇报了这次会议的论证情况。钱学森听后，深有感触地说：“将来人上天这个事情，是国家的最高决策，就像当年搞‘两弹一星’一样，不是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能定的，而是中央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要为中央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啊！”后来的实践证明，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从飞船开始一步一步向前走，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1989年9月19日，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林宗棠向国家航天领导小组呈报了《关于开展载人飞船研制的请示》。10月8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成立了由国务院总理李鹏兼任主任的新一届中央专门委员会。

1991年1月7日，为进一步推动载人飞船工程立项，航空航天工业部决定成立载人航天工程领导小组，统一组织论证工作，由航空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任组长，并由19名专家组成联合论证组。这个领导小组与“863计划”的航天专家一起负责进行需要确定的技术指标、需要攻关的关键技术、需要建设的大型设施等的论证，以便为中央的决策提供基础。在刘纪原的主持下，经过三个月的工作，联合论证组完成了《载人飞船工程实施方案》，提交中央专委审议。中央专委认可了这份方案，正式将一份《关于发展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建议》上报中央和邓小平，建议中特别写道：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面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创建的、得来不易的航天国际地位得而复失的危险。恳请中央尽快决策。2月，航空航天工业部在呈送给中央的《航空航天重大情况（5）》中，汇报了一些研制工作的情况。

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件事，事情进展得也非常迅速。3月14日早上，正担任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的任新民一走进航空航天部办公大楼，迎面碰到了刘纪原。刘纪原向任新民转达了刚刚接到的国务院秘书局的电话通知：李鹏同志将于3月15日下午15～17时邀见任新民和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听取汇报。刘纪原明白这次汇报的重要性，特意将任新民和钱振业请到办公室，对他们说：“向总理直接汇报的机会很难得，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争取工程早日上马。”

第二天下午，任新民和钱振业准时来到了国务院202会议厅，刚一落座，李鹏就步履匆匆地走了进来，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你们来，主要是想听一听有关载人飞船的情况。”任新民胸有成竹地汇报说：“我国已具有研制飞船的技术基础和研制条件。从运载火箭上看，在已有的长征二号E的基础上，可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可靠性，使其达到发射载人飞船的要求；就载人飞船而言，返回技术有卫星返回技术可供借鉴，防热材料已有研究成果和产品，运行及返回控制技术有导弹和各类卫星控制技术的基础，我们已掌握用多台计算机的冗余和容错技术对航天器进行控制等；航天员的培训及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技术等，有70年代研制‘曙光号’飞船时的基础和预研成果；我们在固体火箭发动机和空气动力学技术方面也是有技术基础的。”

汇报完现有的成熟的技术条件之后，任新民又实事求是地说：“载人与不载人是航天技术一个质的飞跃，在工程的研制实践中还需要付出努力，但据目前的分析，还没有不可逾越的重大技术关键，新研制的主要是飞船上升段的应急救生技术，也就是飞船逃逸技术，我们过去没有搞过，需要研究寻求解决的途径。”

李鹏总理认真地听完两位专家的汇报后问：“中国搞载人航天工程需要多少投资？研制周期要多长？”

钱振业看了一下汇报提纲后说：“大约需要30亿元人民币，如果投资能多一点，保证及时到位，研制需要6～7年。”

李鹏听后笑了笑说：“钱虽然有困难，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就从飞船搞起，争取在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让载人飞船上天！”

谈话结束后，李鹏亲自将任新民和钱振业送到门口，看着他们上了车。两位科学家回来后，当即向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和航空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作了汇报。

第二天，李鹏又请刘纪原单独去中南海谈了两个多小时，详细地询问了载人飞船方案论证的有关情况和各种不同认识的看法。

3月20日，航空航天部机要室收到了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转来的机要文件，机要室当即呈送刘纪原审阅。刘纪原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份不同寻常的文件，他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里面装着的正是他不久前报送中央的那份《航空航天重大情况（5）》。刘纪原发现，原本干干净净的扉页上留下了江泽民、李鹏、刘华清等中央领导的名字和他们的亲笔批示。

刘纪原逐字逐句看得非常认真。刘华清写下了深有感触的一段话：泽民、李鹏、尚昆同志：最近几年，许多专家都希望中央尽快下决心搞我国的载人航天技术，建议中央下决心干起来，不要再拖延。经济是个大问题，但二十多年的时间，每年分担出，也是可行的。当前财政实在困难，动用国库的金子，每年出点儿也得干！李鹏批示道：此事由专委讨论后报中央。在刘华清和李鹏的批示上方，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画圈和签名，落款的日期是：1991年3月9日。

看到这些批示，刘纪原意识到，载人航天工程的论证与立项工作已经步入快车道，进入了全面、紧张、有序的状态。

在刘纪原的组织下，一批俄罗斯的航天专家应邀来华讲学，专门介绍载人航天技术，特别是研制“联盟号”飞船的技术和经验。航空航天部还派了20名年轻的技术骨干到俄罗斯学习两年。后来，这批人成为了中国航天各部门的领导和业务骨干。

1991年4月，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庄逢甘主持召开了针对“载人飞船工程实施方案”的讨论会。庄逢甘是中国空气动力学的首席专家，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在洲际导弹研制、风洞建设方面屡建奇功。这次会上决定由航空航天部一院、五院和上海航天局根据会议提出的技术指标和要求，一边完善各自的实施方案，一边招标择优。

6月29日，中央专委召开第四次会议，听取了“863计划”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关于发展载人航天的意见》和国防科工委《关于发展中国载人航天及其应用的意见》。“863计划”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在《意见》中建议：在20世纪末建成载人空间站工程大系统，并对工程的研制经费、时间进度和组织实施提出了具体方案。

会后，航空航天部组织航空航天部一院、五院及上海航天局进一步开展了载人飞船工程方案的论证工作。经过半年多紧张的工作，1991年11月，3家单位分别提交了整套的《载人飞船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屠善澄、任新民等专家参加了这3套方案的评审。在此基础上，航空航天部综合他们的方案优势，最终形成了《关于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建议》,12月，正式提交中央专委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