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了解日本人，必须从他们的一句话着手，这句话的意思是 各得其所”。他们对秩序和等级制度的信赖，与我们对自由与平等的 信仰，如天壤之别，我们很难对等级制度这样一种可能存在的社会结 构给予应有的合理评价。日本人对等级制度所怀的信心，建立在一整 套观念之上，它是有关一个人与其同胞的关系以及个人与国家关系的 全部观念，只有通过描述他们的一些国家制度，如家庭、国家、宗教 生活与经济生活，我们才可能了解他们的人生观。

日本人一直按照其等级制度的特殊方式来看待整个国际关系的问 题，正如他们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其国内问题一样。在过去十年间，他 们描绘自己已经到达金字塔的顶端，而现在，既然金字塔顶端的地位 已经被西方国家取而代之，那么他们对于等级制度的看法肯定仍然还 是接受当前分配方案的基础。他们的国际文件一直表明他们对等级 制度的看重。日本于1940年签署的与德国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条约， 其前言中写道：“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政府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各 得其所是持久和平之先决条件……”批准签署这份条约的天皇诏书又

重申了同样的意思：

弘扬大义于八纮，缔造神舆为一宇，实我皇祖皇宗之大训， 亦朕夙夜所眷念。今世局动乱不知胡底，人类蒙祸不知何极。朕 所轸念者，唯在早日勘定祸乱，光复和平……兹三国盟约成立， 朕心甚悦。

唯万邦各得其所， 兆民悉安其业， 此乃旷古大业， 前途

尚遥……

在袭击珍珠港的那一天，日本特使也就这一点向美国国务卿科德

尔•赫尔递交了一份最为明确的声明：

帝国坚定不移之国策……乃使万邦各得其所……目前局势之 长存与上述使万邦各得其所之帝国根本国策背道而驰，帝国政府 断然不能容忍。

日本的这份备忘录是对几天前赫尔备忘录的答复，赫尔的备忘录 提出了美国的原则，它和等级制度在日本一样，在美国是基本而光荣 的原则。赫尔国务卿列举了四项原则：不可侵犯主权和领土完整；不 干涉别国内政；依赖国际合作与和解；平等的原则。这些都是美国人 信奉平等及不可侵犯权利的要点，也是我们认为日常生活与国际关系 同样都要建立于其上的原则。平等是美国人企求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最 崇高、最符合道德的基础。它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不受专制、不受干 涉、摆脱不必要负担的自由。它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改善自己生 活条件的权利。它是在我们所知世界里进行规划安排的人权的基石。 即使在我们破坏它时，我们也支持平等的美德，我们怀着义愤跟等级 制度作战。

美国人建国以后从来就是如此。杰斐逊把它写进了《独立宣言》， 而包含于宪法之中的《权利法案》是以它为基础的。一个新国家公开 文件中的这些正式说法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因为它们反映了这 个大陆上的男人和女人在日常生活中正在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 不同于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有一份杰出的国际报道文献，是年轻的法 国人阿列克斯•德•托克维于19世纪30年代初期访问美国时就这个 平等问题所写的著作。他是一位聪明而富有同情心的观察家，能够在 美国这个陌生的世界里看到许多优点。因为对他而言美国是另一个世 界。年轻的德•托克维是在法国的贵族社会中长大的，这个社会在仍 然活跃并有影响力的人们的记忆里，先后受到法国大革命和崭新而严 厉的拿破仑法律的震撼与冲击。他在评价美国陌生的生活新秩序时是 宽容的，但他是以法国贵族的眼光来看它，而他的书是向世界报道即 将来临的事物。他相信，美国是将要发生的新生事物的前哨，这些新 生事物也将在欧洲发生，不过会有差异。

托克维详尽地报道了这个新世界。在这里，人们是真心认为自己 和别人是平等的。他们的社会交往建立在崭新而宽松的基础上，他们 以人与人的平等身份交谈。美国人毫不关心等级制度礼仪中的小殷 勤；他们既不认为自己应该得到这种礼仪，也不将之提供给别人。他 们喜欢说他们对任何人都没有亏欠。这里没有旧贵族或罗马人观念中 的那种家族英雄，曾经主宰旧世界的社会等级制度消失了。这些美国 人信奉平等，而不信奉其他的任何东西；他说，就连自由，在他们 不注意的时候，也往往在实践中听任其飞出窗外。但他们活在平等 之中。

美国人通过这位局外人的眼睛来看自己的祖先，是一件很爽的事 情，因为他写出了一个多世纪前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国家已经 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主要轮廓并未改变。读了这部著作，我们认识 到 1830 年的美国已经是我们所了解的美国了。在这个国家，过去有、 现在还有如同杰斐逊时代的亚历山大•汉米尔顿一样的人，他们赞成 较为贵族式的社会秩序。但就连汉米尔顿之流也承认我们在这个国家 的生活方式不是贵族式的。

因此当我们在珍珠港事件前夕向日本声明美国将其太平洋政策建 立在高尚道德的基础上时，我们说出了我们最信任的原则。朝我们指 出的方向前进的每一步,都将遵循我们的信念，即我们要改进一个尚 不完善的世界。日本人在声明其“各得其所”的信念时，也是根据他 们自己的社会经验植入他们心中的生活准则。若干世纪以来，不平等 正是在那些可以预见并且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已成为其有组织生活的 准则。认可等级制度的行为对他们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不过，它不是 简单的西方式的独裁主义。行使统治权的人和处于他人统治之下的人 都按照与我们自己不同的传统来行事，而现在日本人已经接受了美国 的权力在他们的国家里处于等级制度的高位，我们就更有必要掌握其 习俗可能带来的最清晰的想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给自己描绘出他 们在当前情况下可能采取的行为方式。

尽管日本有了近代的西方化，但它依然是一个贵族社会。每一次 问候、每一次接触必定会表明人们之间社会距离的性质和程度。每当 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说“吃”或“坐下”时，都会使用不同的词汇，表 明他是在跟某个亲密的人说话，还是跟下级或上司讲话。有不同的 你”，必须用于各种不同的情境，而动词也有不同的词干。换言之， 日本人如同太平洋上的许多民族一样，有一种叫作“敬语”的东西， 他们在说敬语时会伴随有相应的鞠躬和跪拜。所有这些行为都是由详 细的规矩和惯例支配的；不仅要明白是向谁鞠躬，还要懂得鞠躬的程 度。一个鞠躬对某个主人来说是正确而适度的，但对另一个和鞠躬者 关系稍有不同的人而言，会被当作侮辱而怀恨在心。鞠躬有各种方 式，从两手平铺于地板、额头垂至手上的跪礼，到仅以脑袋和双肩前 倾的点头之礼。人人都必须学习，而且必须早早地学习，学习如何将 行礼与特定的场合相匹配。

日本人必须不断地以恰当的行为来确认阶级的差异，尽管这很重 要，但阶级差异并非唯一需要确认的东西。性别和年龄，两个人之间 的家庭关系和过去的交往，都在必要的考虑之内。即便在相同的两个 人之间，在不同的场合也要求有不同程度的尊敬。某平民可能和另一 个平民很熟悉，根本无须对其鞠躬，但是当他穿上军装时，他那位穿 便装的朋友就得对他鞠躬。遵守等级制度是一种艺术，要求平衡无数 的因素，其中有些因素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都可以相互抵消，有些因素 则可能会添加进来。

当然也有彼此之间不大拘泥于礼节的人。在美国，这些人属于你 自己的家庭圈子。当我们回到自己家庭的怀抱中时，我们甚至会把最 细微的礼节也抛到一边。而在日本，人们恰好是在家庭里学习并小心 翼翼地遵守尊重人的规则。当母亲还把婴儿绑在背上时，她会用手摁 下婴儿的头。还在蹒跚学步的婴儿，他上的第一课就是遵守对父兄表 示尊敬的行为规范。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 给哥哥鞠躬，而姐妹不论年龄大小都要给兄弟鞠躬。这不是徒有其表 的姿态，它意味着鞠躬的人承认对方有权自行其是，而接受鞠躬的一 方则相应地承认自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建立在性别、辈分和长嗣 继承制基础上的等级制度是家庭生活的重要部分。

孝道当然是日本与中国共有的崇高道德准则，而日本人早在公 元6世纪和7世纪就接受了中国人对它的构想，同时接受了中国的 佛教、儒家伦理和中国世俗文化。不过，孝道的性质在日本不可避 免地有所改变，以适应日本家庭不同的结构。在中国，甚至在今天， 一个人还有对其大家族尽忠的义务。大家族可以对数万人具有管辖 权，而它也可以得到那数万人的支持。在中国那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 国，不同地区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但在大部分地区，一个村庄里的 村民大都是同一宗族的成员。在中国所有的四亿五千万居民中，只有 四百七十个姓氏，而同一姓氏的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把自己认为同 宗。在某一个地区，所有的人可能只属于一个宗族，而且，居住在遥 远城市里的一些家庭也是他们的同宗。在广东那样人口稠密的地区， 所有的宗族成员联合起来，维持大型的宗祠，他们在规定的日子里祭 拜出自同一祖先的祖宗牌位，那些牌位代表的是数以千计的已故宗族 成员。每个宗族都有财产、土地和宗庙，并有家族基金用于资助有前 途的宗族子弟接受教育。它跟踪散布各处的成员，出版详尽的族谱， 每十年增订一次，以刊载那些有权共享其权益的人们的姓名。它有祖 传家法，如果宗族与当局发生分歧的话，甚至会拒绝把家族罪犯移交 给国家。在帝制时期，这些半自治的宗族大共同体在名义上由更大的 国家政权统治着，通过不断更迭的政府所指派的懒散的官员尽可能漫 不经心地进行管理，因为那些官员在当地乃是外人。

这一切在日本就不同了。直到 19 世纪中叶，只有贵族家庭和武 士家族才被允许使用姓氏。姓氏是中国宗族制度的基础，没有姓氏或 相当于姓氏的东西，宗族组织就无法发展。在某些部落中，有一种与 姓氏相当的东西就是族谱。但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持有族谱，而且他 们这些族谱的记录，像“美国革命妇女会”的做法一样，是从当今在 世者按时间回溯上去的，而不是由古至今地列举始祖所传的所有后 裔。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法。何况，日本是个封建国家。人们尽忠 的对象不是一大批亲属，而是一名封建领主，即人们常住地的最高领 主。领主不同于中国那种任期短暂的官吏，中国的官吏在其辖区内总 是外来人，不可能成为更大的人物。日本人看重的则是你属于萨摩藩 还是属于肥前藩。一个人的关系是属于他那个藩的。

将宗族制度化的另一个办法，是在祠堂或圣所举行远祖祭祀或族 神祭祀。对于那些连姓氏和家系都没有的日本“庶民”而言，这是可 能办到的事情。但在日本没有祭祀远祖的这种仪式。在“庶民”参拜 的神社里，所有村民一起参加，无须证明他们有共同的祖先。他们被 称为其神社之神的“孩子”，但他们之所以是“孩子”，是因为他们住 在这位神的领地上。当然和世界各地的村民一样，这些村民参拜者， 在定居若干世代之后，彼此间是有关联的，但他们并非是出自一个共 同祖先的关系牢固的氏族集团。

日本人对祖先的祭祀是在一个大不相同的祭台前举行的。祭台设 在家庭的居室之内，只有六七名新近故去的人享受祭祀。日本所有阶 级的人每天都在这种祭台前行礼，亲手为他们用灵牌供奉在祭台上的 父母、祖父母和近亲安排食物。而在墓地里，即便是曾祖父母墓碑上 的标记也不再重新刻写，就连第三代祖宗的身份也会迅速地被人们遗 忘。日本的家族关系逐渐减弱，几乎和西方的情况相当，而法国的家 族或许是与日本家族最相似的。

因此，日本的“孝道”只是存在于面对面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有限 范围内。它意味着人们根据自己的辈分、性别和年纪在一个群体内 各得其所”，这个群体充其量包括父亲和祖父，以及父亲和祖父的兄 弟及其后裔。豪门望族可能包括更大的群体，但就连他们的家族也会 分成独立的支系，由小儿子们建立支系家族。在这个狭小的面对面的 群体之内，管理“各得其所”的法则是很细密的。对长者必须要严格 服从，直到他们正式隐退（隐居）为止。即便在今天，一个拥有成年 儿子的父亲，如果他自己的父亲尚未隐退，在没有征得老祖父的同意 之前，他是无法从事任何交易的。哪怕孩子已有三十岁或四十岁了， 父母还要撮合或破坏他们的婚姻。父亲作为一家的男性首脑，在用餐 时家人会先给他盛饭，家庭沐浴是他首先入浴，他接受全家人的深鞠 躬，而他只需点一点头来回应。日本有个流行的谜语，可以翻译为我 们的谜语形式：“为什么儿子向父母提忠告如同和尚想在头顶蓄发一 样？”（佛僧必须接受剃度）答案是：“不管他多么想这么做，也是绝 对办不到的。”

“各得其所”不仅意味着辈分的差别，还意味着年龄的不同。当 日本人想要描述极度混乱的状态时，他们会说某件事情弄得“非兄非 弟”。这就如同我们说某种东西既不是鱼又不是鸡，因为在日本人看 来，一个人若是兄长，就应该保持其作为兄长的性格，就和鱼应该 待在水里一样明显。长子是继承人。游客们谈到“在日本要求长子 自幼就有一副责任在肩的神气”。长子在很高的程度上共享父亲的特 权。在过去，他的弟弟迟早必定会依靠他；而现在，尤其是在乡镇和 农村，正是长子要留在家乡的旧辙里，而他的弟弟或许会奋力向前， 得到更多的教育和较好的收入。但等级制度旧习惯的势力仍然十分 强大。

即便在今天的政治评论中，日本人在讨论大东亚政策时，也会生 动地陈述传统的兄长特权。1942年春天，陆军省一名中佐发言人在 谈到“共荣圏”问题时说道：“日本是他们的兄长，他们是日本的弟 弟。必须让占领地区的居民明白这个事实。对那些居民表示过多的关 心会导致他们在心理上出现滥用日本善意的倾向，给日本的统治带来 致命的影响。”换言之，兄长要决定什么是对弟弟有益的，而且在强 迫其服从时不能“表示过多的关心”。

日本人不论年龄大小，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取决于此人是男性还 是女性。日本妇女行走在丈夫身后，其社会地位较低。即使在妇女穿 着西服与丈夫并肩而行并先于丈夫穿过一扇门的场合，一旦她穿上和 服，她又会落在后面。日本家庭中的女儿只能乖乖地眼看着礼品、关 怀和教育费全部由她的兄弟来享用。即便在为年轻女子开设了高等 学校的时候，在规定的课程中，礼仪教育和形体运动也成了沉重的负 担。女孩子接受的严肃的智力训练，没有达到男孩子的那种标准，这 种女子学校的校长，倡导其上层中产阶级的学生学一些欧洲语言，其 理由是希望她们将来把丈夫的书掸去灰尘之后，能够分辨出哪是封 面，而将封面朝上放回书架的原位。

尽管如此，日本妇女与亚洲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妇女相比，仍然拥 有很大的自由，而且这不仅仅是西方化的一个层面。日本从未有过中 国上层阶级妇女缠足的那种现象。印度妇女感叹日本女人能够出入商 店，在街上来来往往，从不藏匿自己。日本主妇从事全家的采购，掌 管家庭的钱包。如果缺钱了，由她从家里挑选东西送去当铺。妇女 使唤仆人，在孩子的婚姻问题上有很大的发言权，当她当了婆婆的时 候，往往以铁腕管理其家庭王国，仿佛她前半生从来没有做过唯唯诺 诺的羞怯女子。

日本人在辈分、性别和年龄方面的特权是很大的。但行使这些特 权的那些人行事的风格很像接受委托进行管理的人，而不像任性的独 裁者。父亲或兄长要对全家负责，不论家庭成员是活着、已故还是尚 未出生。他必须做出重大的决定并保证其实施。不过，他并不拥有无 条件的权力。人们要求他的行动对全家的荣誉负责。他督促儿子和弟 弟牢记家族的传统，包括精神传统和物质传统，他鞭策儿子和弟弟要 配得上家风。即便他是农民，也要向家族的祖先祈求给予他贵人应有 的品德，如果他属于较高的阶层，对全家人的责任重担就变得更重。 家族的诉求高于个人的诉求。

遇到重大事件时，任何门第的家族首脑都会召集家族会议，在会 上加以讨论。例如关于订婚的会议，家族成员会从日本各个遥远的地 区赶来。做出决定的过程涉及人的所有不确定因素。弟弟或妻子的意 见也可能改变裁决。家主倘若无视众人的意见，就会给自己惹来很大 的麻烦。当然，会议的决定，对于命运被这个决定做出安排的那个人 而言可能是极不受欢迎的。然而他的长辈，他们本身在一生中都要服 从家族会议的决定，会毫不动摇地要求他们的晚辈像他们自己当年一 样地服从决定。他们这种要求背后的约束力，大不同于普鲁士的父亲 遵照法律和习俗对妻儿行使专横权力的那种约束力。在日本，这种约 束力提出的要求并不因此而减少一份苛刻，但效果是不同的。日本人 在其家庭生活中并没有学会重视专制权力，也没有养成轻易服从专制 权力的习惯。服从家族意志是以一种最高价值观的名义提出的要求， 不论它的要求多么繁重，所有的要求都关系到重大的利益。它是以共 同忠诚的名义来提出要求的。

每个日本人最初都是在家庭的怀抱里学习等级制度的习惯，而他 在那里学会的东西，会应用到经济生活与行政方面更广泛的领域。他 学会了一个人要在指定的“其所”上，对那些地位高于他的人百依百 顺，不论他们是不是该群体中真正具有支配力的人物。就连受妻子支 配的丈夫，或者受弟弟支配的哥哥，在形式上也会得到妻子或弟弟同 样多的尊敬。如果另外有人在幕后操纵，也不能打破权利之间在形式 上的界限。表象不会为了适应实际的支配关系而改变。表象仍然是不 可侵犯的。不显山不露水的运作甚至会有某种策略上的方便，那么做 就不大容易受到别人的攻击。日本人通过家庭生活的经验还学会了一 件事情，那就是，要让一个决定具有最大的分量，就要让家族相信这 个决定维护了家族的荣誉。这种决定并不是恰巧坐在家长位子上的一 个专制者突发奇想而用铁拳强加于家人的命令。家长更接近于一份物 质和精神财产的托管人，这份产业对全体家族成员都很重要，要求他 们大家都让自己的个人意志服从它的要求。日本人拒绝使用暴力，但 他们不会因为没有暴力压迫就对家族的要求减少了一点服从，他们也 不会因为没有暴力压迫就对那些具有指定身份的人少了一分极度的尊 敬。尽管家族的长者很少有机会成为使用暴力的独裁统治者，但家族 中的等级制度还是维持下来了。

有关日本家族等级制的介绍是非常枯燥乏味的，由于美国人有不 同的人际行为标准，所以他们阅读这种介绍的时候，很难认同日本家 族中那种强烈而具有约束力的情感关系。日本家庭的团结是相当牢固 的，他们是怎样取得了这种团结，正是本书探讨的问题之一。与此同 时，认识日本人是如何在家庭的怀抱里彻底养成了这种习惯，对于 了解他们为什么要求在行政和经济生活等更广泛的领域里采取等级制 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日本人生活中等级制度的次序安排，在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和 在家族关系中一样，也是等级森严的。纵观日本的整个国家历史，日 本一直是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一个有几百年等级次序习惯的民 族，既有某种长处，也有某种短处，它们都具有极大的意义。日本的 等级观念在其所有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都是生活的规则，甚至早在公 元 7 世纪，它就改造了从无等级的中国吸取的生活方式，以适应它本 身的等级制文化。在7世纪和8世纪的那个时代，日本的天皇及其宫 廷已经给自己定下任务，要用伟大中国高度文明的习俗来充实日本。 日本的使节在中国看到那些习俗，惊讶得目瞪口呆。日本人以无与伦 比的活力来从事这项事业。在那以前，日本甚至还没有文字。在7世 纪，日本采用了中国的象形文字，用它们来写下它自己完全不同的语 言。它已经有了一种名叫四万神的宗教，四万个神管理山岳和村庄， 给人带来好运，这种民间宗教历经其后来的所有变迁存活下来，成为 现代的神道教。在7世纪，日本从中国大规模地引进佛教，把它当成 保护国家至善”的宗教。日本一直不曾有过永久性的大型建筑，不 论是公共建筑还是私人建筑。天皇以中国京城为模型，建造了新的都 城即奈良城，而装饰华丽的大禅院和占地广阔的佛寺也仿照中国的式 样在日本建立起来。几任天皇采用了使节们从中国学来的头衔、官位 和律令。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任何地方找到另一个主权国家如此成 功地有计划地引进文明。

不过，日本从一开始起就未能复制中国无等级的社会组织。日本 采纳的官衔是中国人授给通过了国家考试的管理者的，但日本人却把 这些官衔授予世袭的贵族和封建领主。它们成了日本等级排列次序的 一部分。日本被分成了许多半主权的藩国，其领主总是互相妒忌对方 的权势，重要的社会安排都和领主、家臣与侍从的特权有关。无论日 本多么勤勉地从中国引进文明，它都无法采纳会以中国的任何制度取 代其等级制的生活方式，例如中国的行政官僚制度，或者把各行各 业的人团结到一个庞大宗族之中的中国式大宗族体制，日本都不会采 纳。日本也没有接受中国人关于世俗皇帝的观念。天皇皇室在日语中 称为“云上人”，只有这个家族的人能当天皇。中国常常改朝换代， 日本却从未改换朝代。天皇是不可侵犯的，天皇其人是神圣的。天皇 及其宫廷把中国文化引进日本，但他们肯定无法哪怕是想象一下中国 人是如何安排这些事情的，也不会去猜想他们自己正在做哪些改动。

因此，尽管日本从中国大量输入文化，但这种新的文明只不过为 这些世袭领主和家臣铺平了道路，让他们能够为了控制这个国家而进 行几百年的冲突。在8世纪结束之前，贵族藤原家族已经攫取了统治 权，把天皇扔到了后台。随着时间推移，当藤原氏的统治遭到封建领 主的抵制，而整个国家陷入内战的时候，群雄之一，著名的源赖朝， 征服了所有的对手，给自己戴上“将军”这个古老的军衔，成为全国 的实际统治者。这个头衔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如同日本常有的 情况一样，源赖朝把这个军衔弄成了源氏家族的世袭头衔，因为只要 他的子孙能够持有这个头衔，其他封建领主就在掌控之中了。天皇成 了徒有虚名的人物，他的首要作用就是将军仍然要依赖他来举行象征 性的授职仪式。天皇没有政权，实权掌握在幕府手中，幕府通过武力 来控制不肯服从的各藩，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每个封建领主，即“大 名”，都有自己的武装侍从，即“武士”，他们的刀听凭大名调遣，他 们在动乱岁月里总是要去争夺某个竞争对手或执政将军的“其位”。

在 16 世纪，内乱成了风土病。经过几十年的动乱之后，伟大的 德川家康击败所有的敌手，于1603年成为德川家族的第一代将军。 将军职位在家康一族手中保持了大约两个半世纪，终结于1868年， 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在日本跨入现代的时候被废除了。这个漫 长的德川时代，在许多方面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时代之一。它在日 本维持了一种武装控制的和平，直到其终结前的最后一代，它实行了 一种为德川氏目标提供优质服务的集中管理。

家康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他没有选择容易的解决办法。 一些最强大藩国的领主曾在内战中反对他，只是在最终惨败之后才归 顺于他，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外样大名”。他留下这些领主去管理他 们的藩国和他们的武士。的确，他们继续在其领地上享有日本所有封 建领主中最大的自治权。不过，家康不让他们享有德川家臣的荣誉， 剥夺了他们的所有重要职务。这些重要职位保留在“谱代大名”手 中，他们是家康在内战中的拥护者。为了维持这个困难的政体，德川 氏凭借一种策略，防止封建领主即大名积蓄力量，防止他们当中有人 联合起来威胁到将军的统治。德川氏不仅没有废除封建体系，为了维 护日本的和平与德川家族统治的目的，他们还致力于加强这个体系， 使之变得更加死板。

日本的封建社会精心地划分了层次，每个人的身份都是由世袭固 定的。德川氏巩固了这种体制，规范了每个阶层日常行为的细节。每 个家庭的家长必须在门口展示所需的证据，来表明其阶级地位和世袭 身份。他有资格穿什么衣着，他有资格购买什么食物，他能够合法居 住什么样的房屋，都根据其继承的等级做了规定。在皇室和宫廷贵族 之下，日本人有四个按等级秩序安排的阶级：武士、农民、工匠、商 人。他们之下还有贱民，这些贱民当中人数最多最著名的是“秽多”， 即禁忌行业中的工人。他们是清扫工、死刑犯尸体的掩埋人、死兽剥 皮者和兽皮制革工人。他们在日本是被遗弃的人，更准确地说，是日 本不纳入统计的人，因为就连通过其村庄的道路也是不计入里程的， 仿佛那个地区的居民根本就不存在。他们极为贫困，虽然体制保证他 们能够从事他们的行业，但他们却游离于正式的体制之外。

商人仅仅排在贱民之上。不管这在美国人看来是何等奇怪，在封 建社会中却是完全真实的事情。商人阶级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商 人一旦受到尊敬并有良好的运气，封建制度就衰败了。17世纪，德 川氏通过了世界各国从未实施过的空前严厉的法律，命令日本闭关锁 国，使商人失去了立足之地。日本在中国和朝鲜的整个沿海地区都有 海外贸易，商人阶级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德川氏禁止了所有这些贸 易，把建造或驾驶超过一定规模的船只当成杀头大罪。得到允许的小 船无法航行到大陆或载运贸易物资。国内贸易也受到税卡的严格限 制，税卡设立在每个藩国的边界，严禁货物进出。另外还制定了法 律，强调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禁止奢侈的法律规定了他们能穿的服 装、他们能带的伞和他们在婚礼或丧礼上所能消费的数额。他们不能 居住在武士生活区。没有法律保护商人免于在享有特权的军人即武士 刀下成为受害者。德川氏把商人保持于卑贱地位的政策在货币经济中 当然遭到了失败，因为那个时期的日本是靠货币经济运转的。但这是 一个企图，只是未遂而已。

武士和农民是适合稳定封建制度的两个阶级，德川幕府把他们冻 结起来，使他们无法改变。在德川家康结束内战之前，大军阀丰臣秀 吉已经通过其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这两个阶级的分离。他解除了 农民的武装，把佩刀的专有权给予了武士。武士不能再身兼农民、工 匠或商人之职。即便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再度成为合法的生产者， 因为他是寄生阶级的一分子，这个阶级每年从对农民征收的赋税中获 得一年的稻米薪俸。大名管理着征收的稻米，把收入的配额分派给每 个武士侍从。武士不用操心到哪里去寻找生计，他完全依赖于自己的 领主。在日本历史上较早的时代，封建领主和手下武士之间的牢固纽 带是在藩主们无止无休的战争中编织成的。在太平的德川时代，这种 纽带变成了经济纽带。因为日本的武士侍从和欧洲的骑士不一样，不 是自己拥有领地和农奴的次等诸侯，也不是富有的军人。他们是靠固 定薪俸为生的人，他们的薪俸是在德川时代开始的时候就为其家系安 排好了的。他们所领的薪俸不多。日本学者估计所有武士的平均薪俸 和农民所赚的生计大致相当，而且那肯定就是最低限度的生活费。把 这么少的薪俸分配给几个继承人对家庭而言是最不利的事情，所以武 士会限制其家庭的规模。最使他们难堪的是，必须炫耀财富才能获得 声望，所以他们在自己的行为准则中非常强调俭朴的高尚美德。

有一条鸿沟把武士和其他三个阶级即农民、工匠和商人分隔开 来。后面这三个阶级是“庶民”，武士却不是。武士佩带的刀不单单 是装饰品，也是其特权和等级的象征，他们有权对庶民用刀。在德川 时代以前，他们就已遵循传统采取这种行为，德川家康的法律只是批 准了古老的习俗，其中有这样的命令：“对武士无礼、对上级不逊的 庶民，可当场斩杀。”德川家康设计的制度，没有在庶民和武士侍从 之间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他的政策是建立在等级制度的严格规则之 上。庶民阶级和武士阶级都归大名领导，并直接面对大名。从上到 下，每个阶梯都有法律、规则、限制和相互作用。两个不同阶梯上站 立的人们之间只有距离。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的鸿沟上，根据情况，有 必要一次又一次地架起桥梁，但这并非这个体制的一部分。

在德川时代，武士侍从不是单纯的刀客。他们日益成为其藩主财 产的管家，成为诸如古典戏剧与茶道之类和平艺术的专家。他们处理 藩主的所有文书，大名的阴谋也靠他们巧妙的管理来实施。两百年的 和平是一段很长的岁月，而单个人的舞刀弄剑有它的局限性。他们也 和商人一样，尽管要遵守等级规则，仍然开发了一套生活方式，让都 市化的文雅而愉人的追求有了很高的地位，于是武士尽管佩带了随时 可以出鞘的刀，却开发出了和平的艺术。

至于农民，尽管他们在法律上无法抵御武士的侵害，尽管贵族向 他们征收沉重的稻米税捐，给他们强加种种限制，但他们得到了某种 安全的保障。他们对自己农田的所有权是有保障的，而在日本拥有土 地就能使人享有声望。在德川统治之下，不允许永久性地转让土地， 这种法律对个体耕种者是一种保障，这和欧洲的封建制度不同，欧洲 的法律是保障封建领主的。农民对他极为珍视的东西拥有永久性的权 利，他们在土地上劳作，似乎和他们的后裔在今天耕种稻田一样勤 勉，一样倾注了无限的关心。尽管如此，农民仍然是养活大约两百万 人上层寄生阶级的负重者，寄生阶级包括将军的幕府、大名的机构和 领取薪俸的武士侍从。农民以实物交税，也就是说，他们把一定比例 的收成交给大名。在另一个盛产稻谷的国家暹罗，传统的赋税是百分 之十，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却高达百分之四十，而实际上比这还要高， 在某些藩国为百分之八十，还总是有强制性的劳役和劳工征用，耗尽 了农民的精力和时间。农民和武士一样，也要限制其家庭规模，在德 川氏统治的所有世纪里，日本全国的人口维持着大致相同的数字。对 于一个长治久安的亚洲国家而言，这种静止不变的人口数字说明了政 治制度的许多情况。这个国家的管制是斯巴达式的，对靠税赋养活的 侍从和对生产阶级都是如此来管制，但每个侍从与其上级相互之间都 是比较可以信赖的。人们清楚自己的义务、特权和地位，如果这些东 西受到侵犯，最贫穷的人也会抗议。

尽管农民处在最可怕的贫穷之中，但他们也会提出抗议，不仅抗 议封建领主，还会抗议幕府当局。在德川氏统治的两个半世纪里，这 样的起义发生了不下于一千次。“四公六民”传统重赋的规定并非起 义的原因，农民多半是为了抗议额外的征募。当情况再也无法忍受 时，农民就会成群结队涌向领主，但请愿和裁决的程序是有秩序的。 农民写好要求补偿的正式请愿书，交给大名的管家。如果请愿书遭到 扣压，或者藩主对他们的抱怨充耳不闻，他们便派代表进京，把书面 诉状送交幕府。在著名的案例中，为了确保诉状的呈递，他们只会在 高官经过京城街道时拦舆呈递。不过，不论农民呈递请愿书要冒何种 风险，幕府当局接下来都会进行调查，大约半数的裁决都是有利于农 民的。

然而，幕府对农民的诉求做出裁决，却没有满足日本对法律和秩 序的要求。农民的抱怨可能是正当的，国家尊重他们也是明智的，但 农民领袖违反了等级制度的严格法律。尽管幕府做出了对农民有利的 裁决，但农民破坏了要求其保持忠节的根本法律，这是不容忽略的。 于是起义领袖被判处死刑。他们的事业虽然是正义的，但事业的正义 却与此毫不相干，就连农民也接受这种必然性。被判处死刑的人是他 们的英雄，民众聚集刑场，他们的领袖在这里被投入油锅、被斩首或 被钉上十字架，但农民在刑场上不会骚乱。这是法律和秩序。他们会 在事后为死者建立神龛，将他奉为烈士，但他们接受依法的处决，认 为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律的重要部分。

简言之，德川氏的历代将军致力于巩固各藩之内的等级结构，使 每个阶级都依赖于封建领主。大名在每个藩国中位于等级制度的顶 峰，他可以对属下行使特权。将军在行政上的主要问题就是控制大 名。他千方百计地防止大名结盟或实行攻击计划。各藩的藩界有哨所 或关卡官员守着，严格监视“出女入炮”，以防大名将其女眷送走， 将武器偷运入境。未获将军许可，大名之间不得联姻，以防婚姻导致 危险的政治联盟。藩国之间的通商也受到阻碍，甚至到了听任桥梁损 坏无法通过的程度。将军的探子还会向将军密报大名的开销，如果 领地的金库已经充盈，将军就会要领主承担耗资很大的公共建设工 程，以让其财政状况再次回到可以容许的界限之内。所有规定中最为 著名的是，大名每年要在京城居住半年，即便在他返回自己藩国的住 所时，也得把妻子留在江户（东京）给将军做人质。靠着所有这些 手段，行政机关确保它能够占据上风，强化它在等级制度中的支配 地位。

将军当然并非这扇拱门中最后的那块拱心石，因为他是奉天皇的 指派来实行统治的。天皇及其世袭贵族的宫廷被隔离于京都，没有实 际的权力。天皇的财政来源甚至比较小的大名还要少，就连宫廷仪式 也受到幕府规定的严格限制。不过，这种天皇与实际统治者的双重统 治，就连最有权势的德川将军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废除它。这在日 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自从12世纪以来，将军以被剥夺了实权的天 皇的名义统治这个国家。在若干世纪里，有一个时期，职权的分离到 了严重的程度，以至于影子天皇托付给一名世袭俗人首领的实权，又 被移交给该藩国的世袭政治顾问去行使了。原始权力的委托和转授是 一直存在的。甚至在德川政权最后关头的绝望岁月里，美国的培里将 军也没料到后台还有天皇存在，而我们的第一任使节汤森•哈里斯 于 1858 年和日本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时，才发现原来还有一位天皇 存在。

实际上，日本人对于其天皇的观念，就是人们在太平洋诸岛上一 再发现的那种观念。他是“神圣首领”，可以参与行政管理，也可以 不参与。在某些太平洋岛屿，“神圣首领”参与了行政管理，在另一 些岛屿上，“神圣首领”则是将权力委托给别人，但他本人总是神圣 的。在新西兰的部落中，“神圣首领”是那么不可侵犯，弄得他都不 能自己动手吃东西，就连喂他吃东西的调羹都不许碰到他那神圣的牙 齿。他外出时必须有人抬着，因为他的圣足踏上哪块土地，那块土地 就自动地变得极为神圣了，必须立即划归“神圣首领”所有。他的脑 袋尤为神圣，不许任何人触摸。他的言语直达部落诸神的天听。在某 些太平洋岛屿上，诸如萨摩亚岛和汤加岛，“神圣首领”不会屈尊降 临人生舞台，由一名世俗首领行使国家的一切职权。詹姆斯•威尔逊 在 18世纪末造访了东太平洋上的汤加岛，他描写那里的政府时说， 它“和日本的政府最为相似，在日本，神圣的陛下是将官的一种政治 犯”。汤加的“神圣首领”是隔绝于公务的，但他们履行宗教仪式的 职责。他必须接受菜园的第一批果实，并在人们食用这些果实之前举 行一个仪式。当“神圣首领”去世时，讣告是用这样的措辞宣布的： 天国有空缺了。”他的下葬是在巨大的王陵中举行的仪式。但他不参 与行政管理。

按照日本人的定义，天皇即使在政治上虚弱无力的时候，即使在 他成为“将官的一种政治犯”的时候，他仍然是在等级制度中得到了 其所”。天皇积极参与俗务对日本人而言是与其地位不相称的。在征 夷大将军长达数世纪的统治时期，天皇在京都的宫廷一直是日本人所 保存的一种价值。只有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他的功能才是多余的。日 本人处处都习惯于等级制角色的严格规定，所以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 此事。

封建时代日本人极为明确的等级制度体系，从贱民到天皇的等级 划分，给现代日本留下了强烈的印记。毕竟，封建制度在法律上的终 结只是七十五年前的事情，强大的民族习惯不会在人的一辈子当中 消失掉。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现代的日本政治家也在制定审慎的 计划，以求大量地保存这种制度，而不顾其国家目标发生了根本的 改变。日本人比其他任何主权民族都更习惯于这样一个世界，在那 里，行为中最小的细节都经过了规划，而人的身份都有所指定。在两 百年间，当铁腕把法律与秩序维持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的时候，日本人 懂得了，这种精心策划的等级制度就等于安全保障。只要他们停留在 已知的范围之内，只要他们履行了已知的义务，他们就能信赖自己的 世界。等级制度控制了盗窃行为，阻止了大名之间的内战。如果臣民 能够证明别人有越权之举，他们就可以像农民受到剥削时一样提出申 诉。这种做法就个人而言是有危险的，但会得到认可。历代德川将军 中的佼佼者甚至设置了“意见箱”，任何公民都可以把他的抗议书投 入其中，只有将军本人持有这只箱子的钥匙。日本有真正的保障措施 来矫正侵略行为，凡是不能见容于现存行为规范的行为都会得到矫 正。日本人会信任这种规范，而且只有当他们遵守规范时他们才是安 全的。他们会在顺从规范时表现自己的勇气和自己的正直，而不是在 改变它或反抗它的时候表现这些品质。在规范所明确的界限之内，它 是已知的世界，而且在日本人看来是可靠的世界。它的规则并非摩西 十诫那样的抽象道德原则，而是无微不至的详尽说明，告诉你这种场 合应该如何那种场合又该如何；告诉你武士应该如何平民又该如何； 告诉你兄长应该如何弟弟又该如何。

某些处于暴力等级制政权之下的民族，是既温顺又具有颠覆性的 人民，但日本人在他们的这种体制下没有成为那样的人。日本人承认 每个阶级都能得到某种保障，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就连贱民也得 到了保障，能够垄断其特种行业，他们的自治团体也得到了当局的承 认。这种体制对每个阶级都有很大的限制，但也给了他们秩序和安全 保障。

日本的等级制度还具有像印度这样的一些国家所没有的灵活性。 日本的习俗为运作这种体制提供了一些明确的技巧，不会对公认的方 式造成破坏。一个人可以有几种办法改变其等级身份。在日本的货币 经济制度下，放债人和商人必然会变得富有起来。当他们富起来的时 候，这些有钱人便采用各种传统的策略来渗入上层阶级。他们借助于 土地留置权和田租而变成了“地主”。不错，农民的土地是不许转让 的，但是日本的田租极高，把农民留在他们的土地上是有利可图的。 放债人定居于农民的土地上收取田租，而以这种方式“拥有”土地在 日本既能带来声望，又能带来利益。他们的子女与武士通婚，他们变 成了贵族。

等级体制的另一个传统的运作方法是借助于过继的习俗。它提供 了一条“购买”武士身份的途径。随着商人冲破德川氏的所有限制变 得更加富有的时候，他们设法将其儿子过继给武士家庭。日本人很少 收养儿子，他们只为女儿收养女婿，这种人叫作“婿养子”，这种女 婿成了岳父的继承人。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他的名字从自 家的户籍中删去了，进入了妻家的户籍，他带着自己的名字跑去和岳 母一起生活。其代价虽高，获益也大。因为富商的后代成了武士，而 穷武士的家庭则与富豪结盟了。这没有破坏等级制度，它依然如故。 但体制经过了变通，为富人提供了上层等级的身份。

因此日本并不要求各个等级仅仅在同一等级内部通婚。他们有一 些得到认可的办法，容许不同等级之间通婚。其结果是富商渗透到了 较低的武士阶级，这种情况为加深西欧与日本之间最显著的一个差异 起了很大的作用。当封建制度在欧洲衰败时，其衰败的原因是正在成 长的日益强大的中产阶级所施加的压力，因为这个阶级支配了现代工 业时代。日本却没有如此强大的中产阶级崛起。商人和放债人通过得 到认可的方法“购买”上层阶级的身份，商人和下级武士结成了联 盟。应该指出，奇妙而令人吃惊的是，当两种文明之中的封建制度都 在做垂死挣扎的时候，日本比欧洲大陆在更大的程度上认可了阶级的 机动性，而这种说法提出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就是贵族与资产阶级 之间没有发生阶级斗争。

不难看出，日本的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从事的共同事业是互惠互 利的，不过在法国这两个阶级也有可能是互惠互利的。从西欧若干个 别的例子看来，也存在互惠互利的情况。但阶级的顽固性在欧洲具有 很大的力量，阶级斗争在法国导致了对贵族财产的征用。在日本，这 两个阶级却彼此接近起来。日本有一个同盟推翻了衰落的幕府，这就 是商人金融家和武士侍从的联盟。现代日本保留了贵族制度。如果日 本没有得到认可的技巧来实现阶级的流动，这种情况是很难发生的。

如果日本人喜爱并信赖他们那一套缜密而明确的行为规范，那么 他们就会有某种正当的理由。只要你遵守这套规则，它就会提供保 障；它允许人们抗议非法的侵犯，并可以将它调整到符合自己的利 益。它要求人们履行相互的义务。当德川政权于19世纪前半叶崩溃 时，日本没有任何群体主张撕毁这套规范。日本没有发生法国那样 的大革命，甚至没有发生1848年那样的革命。然而那仍然是一个绝 望的时代。从庶民到将军，每个阶级都陷入了对放债人和商人的债 务。只要看看非生产性阶级的人数和官员开支的规模，就知道这个社 会无法维持下去了。在穷困中越陷越深的大名付不起给武士侍从的定 额薪俸，封建关系的整个网络成了一个笑柄。他们企图增加农民本已 沉重的赋税来免于破产。他们提前几年征收赋税，农民陷入了极度的 贫困。幕府也破产了，难以维持现状。日本在1853年已经到了山穷 水尽的可怕境地，而培里将军在这时率领他手下的美国军人出现在日 本。在他强行闯入之后，日本于1858年和美国签订了一个它自己无 力拒绝的条约。

然而，在日本响起的呼声是“一新”，要“恢弘往昔”，要复辟。 这和革命是对立的，这甚至不是进步的。与“王政复古”这个口号连 在一起的，是同样流行的口号“攘夷”。国民支持回到闭关锁国黄金 时代的纲领，少数领导人懂得这条道路根本行不通，他们虽然在力挽 狂澜，却遭到了暗杀。日本这个不喜欢革命的国家似乎根本就不可能 改弦易辙去顺应任何西方的模式，更无法想象它五十年后会在西方国 家的地盘上跟他们一争高下。但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日本运用 自己的力量，而根本不是运用西方的力量，达到了日本强势高层群 体和大众意见都未曾提出要求的目标。19 世纪 60 年代的任何一个西 方人，如果从水晶球中看见了未来，都不会相信那是将会发生的事 情。地平线上没有一块巴掌大的云块预示在以后几十年间会有席卷日 本的骚乱活动。但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日本民众虽然落后，虽 然受到等级制度的束缚，但他们却急速拐上了一条新路，并坚持走了 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