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刚果之行——途中日记

宁做莽撞行走客，不当谨慎定居人。

济慈

谨以此书纪念约瑟夫·康拉德

由权 译

第一章 中途站——布拉柴维尔

七月二十一日—渡海第三日

难以名状的委顿。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既无内容亦无轮廓。

连着两天坏天气过后，天变蓝了，大海平静了，空气不那么热了。一群燕子随船翻飞。

孩子幼年时期，再怎么摇他们也不为过。我甚至赞成用可以大幅度摇晃的装置让他们安静，哄他们入睡。而我呢，是用理性的方法养大的，奉母亲之命，我只睡过固定的床。当初这种幸运令我今日特别容易晕船。

不过我挺住了。我极力驯服眩晕，而且发现，真的，自己比很多乘客要强。想起前六次渡海的经历（摩洛哥，科西嘉，突尼斯），我就放下心来。

海上的旅伴有行政官员和商人。我相信唯有我们是“出于兴趣”而旅行的。

“你们到那儿去干什么？”

“这要等到了那儿才知道。”

我迫不及待地投入这次旅行，俨然库尔提乌斯[1]纵身投入深渊。好像已经不再是我自己想踏上这次行程（尽管几个月来，我一心想着这次旅行），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让我非去不可——就像我生命中的所有重要事件一样。我甚至几乎忘了这只是“成年后实现的一个年轻时的计划”。去刚果旅行，还不满二十岁，我便有此打算，到如今已整整三十六年了。

我津津有味地从第一篇起重读了拉封丹的所有寓言。我真看不出哪种优点他在书中没有表现出来。会看的能在其中捕捉到一切。但是要有内行的眼光，它轻描淡写的笔触往往太不易察觉。这是一个文化奇迹。如蒙田般睿智，如莫扎特般敏感。

昨天清晨清洗甲板时，我的舱中发了水灾。一泡脏水上可怜巴巴地飘着那本漂亮的皮面[2]小本歌德，是凯斯勒伯爵[3]送我的（我在里面重读《亲和力》）。

七月二十五日

天灰蒙蒙的一片；有种特别的柔和。船一直缓缓南下，今晚将把我们送至达喀尔。

昨日看到飞鱼。今天则见成群海豚。船长从甲板一侧的过道上冲它们开枪。其中一只海豚白肚上翻，流出一股鲜血。

非洲海岸在望。早上一只海燕落在栏杆上。我喜爱它那小巧的蹼爪和怪怪的嘴。我抓它，它也不挣扎。它在我张开的手掌里待了一会儿，然后展翅飞起，消失在船的另一头。

七月二十六日

达喀尔之夜。街道笔直，阒无一人。沉睡的城市暗淡无光。想不出还有比这里更无异国情调、更丑陋的地方了。旅馆前面还热闹一点。露天咖啡座照得明晃晃的。笑声粗俗。我们沿着一条长长的大道走，很快离开了法国区。置身黑人中间很兴奋。一条横街上，有座小露天影院，我们走进去。银幕后面，一些黑孩子躺在一棵参天大树下，大概是吉贝吧。我们在二等座的第一排坐下。我身后，一个高个黑人高声朗读字幕。我们就出来了。在街上又逛了很久；累得只想睡觉。但在我们下榻的“大都市旅馆”，窗下有人在开晚会，喧闹嘈杂之声吵得人好久睡不着。

六点我们就返回“亚洲号”取相机。一辆马车将我们送往市场。马都瘦骨嶙峋，肋部蹭破了，流着血，伤口涂着普蓝[4]。我们离开这凄惨的车马，换乘汽车，去离城六公里的地方，途中穿过几片成群兀鹫出没的荒地。有一些兀鹫蹲踞于房顶，像巨大的秃头鸽子。

实验植物园。道不出名的树。丛丛正开花的木槿。我们钻进窄窄的小路，想提前感受一下热带森林的滋味。几只漂亮的蝴蝶，颇似大金凤蝶，但翅膀背面有一大块珠光斑。不知什么鸟在鸣唱，我在茂密的枝叶间搜寻了半天，却看不到它们。一条很细的还算长的黑蛇倏地钻过，一溜烟逃走了。

我们想到一个海边沙地中的土著村庄去，但一个无法逾越的潟湖将我们与村子隔开。

七月二十七日

一天都在下雨。大海波涛汹涌。很多人病了。一些老殖民抱怨：“这一天太难受了；没这么差的天。”……总的说来，我还受得住。天又热，又闷，又潮湿；但我觉得在巴黎遇见过更糟糕的天；很奇怪没有出更多汗。

二十九日，对面就是科纳克里。本来九点就该下船；但天一亮就大雾弥漫，船走错了路，失去了航位，只能摸索着前进，水砣一次又一次伸到海底。水很浅；珊瑚礁和沙滩之间空间很少。雨下得太大，我们都不想下船了，但船长请我们上他的小汽艇。

从轮船到栈桥码头有很长一段路，但这期间雾渐渐散了；雨也停了。

带我们上岸的客务主管提醒我们只有半小时的时间，船不会等我们。我们跳上一辆人力车，拉车的是个“身材修长四肢强健”[5]的黑人小伙子。树很美，光着上身的孩子很美，很爱笑，眼神恹恹的。天低低的，空气异常宁静温和。这里的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幸福、快活、忘掉烦恼与忧愁。

七月三十一日

塔布——一座低矮的灯塔，像汽轮的烟囱。零星几座屋顶隐没在大片葱绿之中。船距海岸两公里停下来。时间太短，不能上岸；从岸边却来了两条很大的船，载满克鲁人。“亚洲号”从中招募了七十人扩充船员队伍——返航时再把他们带回来。他们大都身体健美，但再露面时，都穿上了衣服。

一条小巧的独木舟上，一个黑人只身排出涌入的海水，小腿拍打船身啪啪作响。

八月一日

从前的《景致》[6]周刊上的画面：大巴萨姆[7]浅滩。风景尽呈长条状延伸。茶色的海面上拖着长长的带状泛黄的陈旧泡沫。海面基本上很平静，但一个大浪打来，在海边沙滩上铺开一大片泡沫。接下来的背景是树，锯齿形轮廓非常清晰，线条非常简单，好像是一个孩子画出来的。天空多云。

栈桥码头上，黑人麇集攒动，推着小翻斗车。码头尽处是一些库房；再前面，左右两边树木成行，树中间夹杂着低矮、扁平的房子，屋顶铺着红瓦。城市挤在大海和潟湖之间。如何想象，就在附近，一过潟湖，便是辽阔的原始森林，真正的原始森林……

为了上码头，我们五六个人坐进了一个类似荡椅的东西里，荡椅通过钩子悬在吊索上，起重机将它提起，吊着它在空中越过波浪，一直送到一条宽敞的船上，然后绞盘松开，荡椅重重落下。

我觉得一切像是布娃娃海难中的玩具鲨鱼和玩具沉船。赤裸的黑人叫着，笑着，争吵着，露出吃人生番的牙齿。小船浮在茶色海面上，海水被红绿色鸭掌形的小桨抓挠翻搅着，就像在马戏团水上节目表演见到的场面一样。有人从“亚洲号”甲板上朝潜水的人扔硬币，潜水者一下咬住，含到口中。大家等着小船坐满人，等着大巴萨姆的医生来发搞不清是什么的证明；等的时间太长了，结果，过早下到划艇上的前几位乘客和过于殷勤地前来迎接他们的巴萨姆的官员在摇摆、晃动、哄闹中都晕了船。只见一个个不是向左就是向右俯下身去呕吐。

大巴萨姆——一条宽阔的大道，中间铺着水泥；两边的房子低矮，彼此间隔一段距离。许多灰色大蜥蜴，我们一走近，它们便四散奔逃，爬到最近的大树干上，就像在做“四角”游戏[8]。各种各样不知名的树，树叶宽大，令游客惊叹。一种很小的母山羊，腿短；公山羊比捕捉穴居动物的猎犬大不了多少，简直像是小羊羔，但已长角，并不时长出长长的泛紫的刺来。

横向的街道从大海通到潟湖；此处的湖面不宽，上面横跨一座好像日式风格的桥。对岸繁茂的植被吸引着我们，可惜时间不够。街的另一端隐没在沙丘似的沙子下。一丛油棕树；再过去就是大海，虽然望不到，但一艘大船的桅杆昭示了它的存在。

洛梅（八月二日）

醒来时，天空似乎要降下倾盆大雨。但没有，太阳升起来了；整个灰色淡下去，直到只剩下一片乳白色、淡蓝色的水汽；任何言语也无法形容这番银色景象之柔和。那笼着轻纱的天空透出无边光明，恰似一个宏大的管弦乐队极轻地奏出的乐段。

科托努（八月二日[9]）

蜥蜴与蛇的厮杀。蛇一米长，黑白交织，极细而灵活，它完全专注于搏斗，我们得以凑到跟前观察它。蜥蜴挣扎着，终于脱了身，但丢下了自己的尾巴，好长时间还在那儿瞎扭个不停。

乘客间交谈。

我想像《日报》[10]上那样在我的笔记本上开辟一个专栏，《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有一家设在大巴萨姆的美国公司，在那里购买桃花心木，然后当作“洪都拉斯的桃花心木”卖给我们？

是否真的在法国卖35苏[11]的玉米只值……诸如此类。

利伯维尔（八月六日），让蒂尔港[12]（八月七日）

在利伯维尔，这迷人的地方，

“大自然赋予

奇特的树木，美味的水果”[13]，

人却在饿死。人们不知如何应对饥荒。有人告诉我们，饥荒肆虐，在内地情况更严重。

“亚洲号”的吊车用网眼很大的网将舱底的箱子提起，然后倒入平底驳船。土著接着箱子，忙乎着，高叫着。箱子经过挤压磕碰、抛来抛去，要能完整送到地方真是奇迹。只见有些箱子像豆荚一样爆裂开来，里面装的罐头豆子一样四处滚落。我抓住其中一个罐头，给一家食品公司的总代理F看。他认出了罐头的牌子，很肯定地对我说，这是一批在波尔多市场找不到买主的变质食品。

八月八日

马云巴——渡险滩时，船夫们激情大发。他们的歌唱富有节奏，各段与副歌交织重叠[14]。每次把桨插入水中，船夫就将桨头撑在赤裸的大腿上。歌曲略带伤感，有种野性之美；肌肉的欢悦；顽强的热情。有三次，小船竖起来，一半船身都离开水面；落下时，溅起的大片水花将你打湿，不过，风吹日晒，不久就干了。

我们俩步行走向森林。一条林荫小径伸进林中。奇特。林中空地上散落着几间芦苇茅屋。行政长官坐着轿子[15]来看我们，并且一番好意给我们带来两乘轿子。我们本来已经往回走了，他又带我们重新进入森林。二十岁时，我的快乐也不会更加强烈。轿夫们吆喝着，颠着轿子。我们从海边回来。海滩上，成群的螃蟹仓皇逃窜，它们的爪子高高撑起身体，活像巨大的蜘蛛。

八月九日，早七点

黑角[16]——萌芽状态的城市，俨然仍处在地下。

八月九日，晚五点

我们进入刚果河。乘船长的快艇到达巴纳纳。每逢上岸的机会我们都上去走走。黄昏时分返回。

快乐也许一样强烈，但没有以前那么深入我心，在心中激起的反响没那么大。啊，倘若可以无视我前面的生命之路在缩短……我的心和二十岁时跳动得同样剧烈。

夜里缓缓溯流而上。河左岸，远处，几点灯光；天边的荆棘林闪着火光；脚下河水深不可测。

（八月十日）

出了个荒唐的意外，结果经过博马（比属刚果）时，没能去拜见总督。我还没有完全明白自己身负使命，代表着官方，现在就是一个官方人物了。要挺胸昂首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实在太难了。

马塔迪[17]（八月十日），晚六点

十二日早六点出发，晚六点半抵达蒂斯维尔[18]。

早七点再次上路，天全黑了才到金沙萨。

次日过斯坦利湖。星期五14日早九点到达布拉柴维尔[19]。

布拉柴维尔

奇怪的地区，并不怎么热却出汗。

在逮不知名的昆虫时，我找回了童年的欢乐。我还在懊恼，因为一只漂亮的草绿色天牛逃掉了。它鞘翅上镶嵌着金丝和条纹，身上弯弯曲曲的虫纹深浅不一；个头和吉丁相仿，头很大，长着钳子般的大颚。我是从不近的地方把它捉住，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它的前胸一路带回来；就在要把它放进小氰化瓶的当口，它从我手里挣脱，随即飞走了。

逮到了几只漂亮的大尾蝶，淡黄色，带黑色斑纹，很常见；还有一只不那么常见，像金凤蝶，但更大，黄黑相间条纹（我在达喀尔的实验植物园见过）。

早上我们又来到离布拉柴维尔大约六公里的刚果河与朱埃河交汇处（昨天日落时我们到过这里）。一个小渔村。奇怪的干涸的河床，莫名其妙地堆积着近乎黑色的“巨形卵石”，仿佛一个冰川的冰碛，在河床中开出一条路。我们从这些浑圆的巨石上一块块跳过，一直来到刚果河岸边。一条小路，几乎就在河边。绿荫下的小河湾，里面停泊着一条大独木舟。大量蝴蝶，各种各样；但我只有一个没柄的网，最漂亮的都跑掉了。我们走到一段树更多的地带，就在支流岸边，此处的河水明显更加清澈。一棵巨大的吉贝树，根部树干大得惊人，大家都绕着走；从树干下面喷出一股泉水。吉贝旁边，一朵紫红色魔芋花，开在一米多高带刺的茎上。我将花撕开，在雌蕊底部，发现一堆蠕动的蛆。有几棵树，被土著点着了，火从底部慢慢吞噬着树干。

代理总督阿尔法萨派给我们非常舒服的棚舍，我就是在这座棚舍的花园里写下这些文字的。夜晚很温和；一丝风也没有。蟋蟀不停地合奏，还伴以青蛙的鸣唱作为背景。

八月二十三日

三游刚果河急流。但这回，我们有备而来，而且，还有肖梅尔[20]夫妇为我们和其他几个人做向导。我们乘独木舟穿越朱埃河的一条支流，抵达河岸边。那里，波浪之高、水流之湍急格外明显。阳光灿烂的天空为这场面定下祥和的调子。壮丽胜过浪漫。时而一个漩涡划出一道深深的沟壑，一束浪花飞溅而起。毫无节奏性；无法解释水流这些不规则运动。

“您能想到吗，这样的场面还在等着来画它的人呢！”同行的一个客人看着我大声说。对这样的劝诱我是不会作出任何回应的。艺术讲究分寸，讨厌过度渲染。十倍的描述不见得比轻轻一笔更加感动人心。有人指责康拉德在《台风》[21]中隐去了风暴的最高潮。我则恰恰欣赏他在一直引领读者走向恐怖之后，却在就要跨入可怕之门时收笔，让读者去自由发挥想像。然而，认为刻画的卓越之处在于主题宏大，这却是一个普遍的误区。在《刚果研究协会公报》（第二期）上我读到这段话：

“这些龙卷风极端凶猛，我认为是赤道自然景观中最美的场面。结束此文时，我要遗憾地说，在移民中竟没有出这么一位音乐家，用音乐将之传达出来。”这种遗憾，我们却一点也没有。

八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桑布里诉讼案。

白人越不聪明，黑人显得越愚蠢。

审判的是一个倒霉的行政长官，太年轻，没有经过足够的训练，被派到一个偏远的岗位。这职位本来需要有的性格力量、道德水准和智力水平他并不具备。既然没有这些，要让土著敬服，便求助于不稳固的、痉挛式的、不加节制的力量。害怕，慌乱，缺乏天生的权威，便试图通过恐怖方式服众。结果失去控制，很快什么也遏制不住土著日益增长的不满，他们平常十分温和，但不公、虐待、暴行逼得他们忍无可忍，奋起反抗[22]。

从这场官司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似乎尤其是缺乏监管。往偏远的荒漠丛林地区应该只派遣那些才能已经得到公认的人员。只要一个年轻的行政长官还没有经受过考验，就要受到严密监控。

辩护律师借此案件对整个管理层进行谴责，他慷慨激昂，还夹杂着杜米埃[23]式的手势，这种肤浅的雄辩术我还以为早不时兴了。总督办公室主任普鲁托先生料到会有这场攻击，勇敢地面对攻击，站在了公共部一边；有人免不了认为这一态度“不合时宜”。

需要指出的是两个翻译很不称职，令人瞠目结舌。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法官提的问题，却还一直在翻译，翻得很快，很随便，不时搞错，闹出笑话。让他们宣誓，他们愚蠢地跟着说“说：我宣誓”，引得全场哄堂大笑。转达证人的证词时，他们含糊其辞，搞得人一头雾水。

被告仅仅被判一年徒刑并受益于贝朗瑞法[24]缓期执行。

我无法知道目睹辩论并听到判决的众多土著作何看法。对桑布里的判决能满足他们讨个公道的想法吗？……

在这场官司三审也是最后一次庭审期间，一只非常漂亮的蝴蝶飞进法庭，大厅所有的窗户都开着。蝴蝶盘旋了无数圈后，出乎意料地落到我面前的斜面桌上，我逮住了它，但并没有弄伤它。

第二天，一位陪审法官×先生来访。

“您想知道这一切的内情吗？”他问我，“桑布里和他手下所有民兵的妻子睡觉。没比这更不慎重的了。一旦这些土著兵不在掌控之中，他们就非常可怕。指控桑布里的那些暴行几乎都是他们干的。但您看到了，所有人的证词都对他不利。”

我做这些笔记都太“为自己”了，我发觉自己没有描述一下布拉柴维尔。开始，这里的一切都令人着迷：气候、光线、枝叶、芳香、鸟语，还有置身其间的我，都那么新鲜，那么令人惊叹，惊叹得不知说什么好了。什么我都叫不出名来，什么我都赞叹不已。人醉意正酣时写不出好文字。我当时是醉了。

接着，最初的惊叹过后，就再提不起任何兴致去谈我已经想要告别的东西了。这座极度松散的城市，仅仅由于气候和临河的地理位置才具有魅力。对面的金沙萨显得丑陋。但金沙萨在紧张的生活中生机勃勃，布拉柴维尔则仿佛在沉睡。相对于城里那一点点活动来说，布拉柴维尔显得太大了。其魅力就在其懒散之中。特别是，我发觉在这里，不可能跟任何东西有真正接触；并非一切都是做作的，而是中间隔着一道文明的屏壁，一切都筛过了才能进入。

行政机构各部门的运作方面有很多需要学习，这一点我并不怀疑；但是要弄明白这种运作，也要了解这个地区。我开始渐渐看出来，殖民地问题极端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布拉柴维尔到黑角的铁路问题研究起来可能特别有趣；但我只能了解别人给我讲述的东西，听到的各种叙述又互相矛盾，叫我谁都不能轻信。人们说得多的是混乱、缺乏远见和粗枝大叶……只有我能亲眼见到的或者充分掌控的我才愿确信无疑。没有翻译，怎么询问我遇到的“萨拉人”？这些从乍得被招来修铁路的高大强悍的萨拉人？他们还什么也不知道呢：他们来了。一大群，站在市政府前，点到名便应声，等着发一份木薯，那是其他土著用大篮子拿来的。据说他们之前去施工的人中间，死亡率令人瞠目结舌，如何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呢？……我初来乍到，太不了解这里了[25]。

我们有幸雇了两个男役和一个厨师。这个厨师名字很可笑，叫泽泽，长得很丑，是克朗佩尔堡人。两个仆役，阿杜姆和乌特曼，是瓦达伊地区的阿拉伯人，这次旅行往北走，他们将离自己的故乡越来越近。

八月三十日

迟钝，可能是衰退。视力下降，耳朵不灵，以至于不能把也许也在减弱的欲望带得那么远了。重要的是这个等式在灵魂的冲动与肉体的服从之间仍能成立。即使这样渐渐老去，也愿我能在自身保持和谐。我不喜欢禁欲主义者高傲的顽强；但憎恶死亡、衰老以及不可避免的一切在我看来就是亵渎。不管发生什么，我要交给上帝一颗感恩和欣悦的灵魂。

九月二日

比属刚果。——乘车去利奥波德维尔[26]。拜访总督恩格尔斯。他建议我们继续前进，直到科基拉维尔（赤道城），并主动提出给我们提供一艘小艇，送我们到利兰加。我们原打算直接去那里的。

我们房前廊下摆满了箱子和包裹。行李必须分成二十到二十五公斤的担子[27]。四十三个小箱子、袋子和旅行箱，装着我们此行第二阶段的物资，将要直接寄往阿尚博堡。我们已经跟马塞尔·德·科佩说好，圣诞节时到那里。而在比属刚果这段弯路，我们随身只带“最基本的必需品”，其余则将由“拉尔若号”十天后送到利兰加。布拉柴维尔已经不能给我们什么新鲜感了，我们迫不及待地要前往更远的地方。

“从‘货栈总货量’（即包装在箱的货物）来看，形势从未像现在这样严峻。1926年1月1日，在马塔迪的刚果装卸公司的货栈里有6089200公斤货物滞留。在这些积压货物中，有694吨是十月出发的‘罗吉埃号’的，这艘轮船到马塔迪已经七十多天了，而我在马塔迪时，还没有一箱货物从船上卸下来。”

第二章 缓缓地溯流而上

九月五日

早上，天一亮，就从布拉柴维尔启程。我们横渡斯坦利湖去金沙萨，然后要在那里登上“布拉邦特”号。巴斯德研究所派来的德·特雷维斯公爵夫人和我们同行，直到班吉，那里有公务等着她。

横渡斯坦利湖。灰色的天空。要是刮风会觉得冷。湖中布满小岛，有的与河岸连成一片。有些岛上覆盖着灌木和矮树；有些小岛则地势低，多沙，只稀稀落落长了点芦苇。有的地方，巨大的漩涡使原本灰暗的水面闪闪发光。水流湍急，但流向似乎并不固定。有逆流，有奇怪的涡漩，还有回流，这些从它们卷起的一丛丛水草便可以看出来。这些草有的是很大一丛，移民戏称之为“葡萄牙租界”。有人告诉我们，而且一再说，沿刚果河上行，这一路没完没了，别提有多单调。我们却不愿承认这一点。有那么多东西要去发现，那么多风景要一点点细细读出。但我们也不断感到这只是旅行的序幕，只有当我们与这个地方更直接地接触，旅行才真正开始。只要我们仍从船上观望，这个地方对于我们就仍像一个远远的不够真实的布景。

我们贴近比属刚果河岸航行。对岸，远远的，只能依稀辨出法属刚果河岸。水面广阔平静，长满芦苇，我的目光在上面徒劳地搜寻河马的踪影。河边有时植被茂盛起来；灌木、乔木取代芦苇。但树也罢，芦苇也罢，植被总是侵占河的地盘，不然就是河侵占岸边植被的地盘，涨水时就会这样（但据说，过一个月，河水水位还会更高）。枝叶浸泡在水中，漂浮着，船经过时激起的漩涡像间接的抚摸轻轻将它们托起。

甲板上二十来个客人坐在一张公用餐桌周围。另一张与之平行的桌子上摆了我们三人的餐具。

湖的尽头一座高山挡住去路，湖面在山前开阔了。漩涡更强劲，波及范围更大；接着，“布拉邦特”号驶进“走廊”。两岸变得陡峭，河道也狭窄起来。刚果河从此就在一座座断断续续的山岭间流淌。山坡上长着树，山顶上则光秃秃的，或者至少好像只生着浅草，颇似孚日山区[28]没有树木的山顶牧场；有牧场，我们便期待着牛羊出现。

两点左右（我的表昨晚让我摔坏了）停在一个木材供应站前。芒果树成荫，十分宜人。几间茅屋草舍，土著在屋前，懒洋洋的。第一次看见正开花的菠萝树。令人惊叹的蝴蝶，我用一个没把儿的网扑了半天也没逮到一只蝴蝶，网柄在金沙萨弄丢了。阳光灿烂；但并不太热。

船在黄昏时分在法属刚果一边靠岸，停在一座破村前：二十个茅草房稀稀落落散布在一座木材供应站四周，“布拉邦特”号在这座供应站补充了给养。每当船要靠岸，便有四个黑人彪形大汉，两个在前，两个在后，跳入水中，游到岸边去固定缆绳。跳板放下了，但不够长，便用长长的木板接上去。我们来到村里，一个和我们同行的卖项链的小孩给我们带路。一件蓝白条纹相间的奇怪的网遮着上身，耷拉在米黄色土布短裤上。他一句法语不懂，但一看他，他就笑，笑得那么甜，我忍不住常常看他。借着最后一点亮光，我们把村子转了一圈。土著全都生着疥疮、头癣或者疥癣，不知叫什么；没有一个皮肤干净健康。首次见到奇异的“barbadines”（西番莲）果。

月几乎还是满月，月光透过薄雾，洒在船的正前方，船径直朝着月亮那片倒影开去。微风不断从后面袭来，把烟囱里冒出的烟吹向前方，吹出一片美妙的星雨；宛如一大群萤火虫。观望良久，之后还是不得不回舱，憋在蚊帐里冒汗。空气慢慢凉爽下来，睡意袭来……奇怪的叫声将我吵醒：我起来下到一层甲板上，那里有烤炉的微光勉强照亮，厨师们正一边烤面包，一边大声笑着、唱着。不知道别人，就是躺在旁边的那些人怎么睡得着。一堆箱子掩护下，借着一盏防雨灯的光，三个高大的黑人围在桌前投骰子赌博；他们是偷偷地玩，因为禁止赌钱。

九月五日、六日

重读致法国的亨利埃特的悼词[29]。除了对克伦威尔的精彩刻画以及开头谈到上帝给宗教改革规定界限的某句话，我看不出有多么出彩之处，至少不合我的口味。不过我还是注意到这句话“……即使在最致命的痛苦中，人也能找到欢乐”；但也有这句“……大事，……似必胜无疑，全部计划尽合于义”[30]，净是虚华空泛之词。

紧接着又读了致英国的亨利埃特[31]的悼词，觉得这一篇优美得多，而且贯穿始终。读这篇悼词，我再次对作者感到无比钦佩。但是，文中的推理何等似是而非！设想有人这样对旅行者说：“不要去看窗外飞逝的风景，还是观看车厢内壁吧，至少它不会改变。”老天！我会反驳说，既然您向我断言我的灵魂不死，我就有全部的时间凝望不变之物；容我赶快去爱那瞬间即将消失的东西吧。

又过了有些单调的一天后，我们在朱姆比里村美国传教士驻地前过夜。船六点就在那儿停泊了（前一夜“布拉邦特”号未停）。经过村子时，太阳正落下山；大片棕榈、香蕉树，都是迄今为止见到的最美的，还有菠萝，以及那些根茎能食的大海芋（芋头）。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传教士不在。一大群土著在岸上等待船上的人下来；因为此前，我们沿途经过很多较大的村子。

吃过晚饭，天全黑下来了，我们再次上岸，身边簇拥着一群嬉笑的撩人的孩子。岸边低洼处，数不清的萤火虫一闪一闪点缀着草地，但刚想捉，光就熄灭。我又上船，在一层甲板上待了半天，周围是黑人船员。我坐在一张桌旁，挨着卖项链的小孩，他打着瞌睡，手放在我手里，头靠着我的肩。

九月七日，星期一早晨

一觉醒来，眼前景象无比壮丽。我们驶入博隆博湖时太阳正好升起。湖面浩淼无际，没有一点波纹，甚至连一丝可能稍稍降低水面光泽的涟漪也没有；这是块完好无损的鳞片，倒映着纯净天空的纯净笑脸。东方，太阳染红了几片长云。西边，湖天珠玑一色，那灰中含着千娇百媚，精美的螺钿，各种糅在一起的色调依然沉睡着，但已经隐隐昭示着白日的华彩与斑斓。远处，几座低低的小岛仿佛失去重力一般漂浮在流动的物质上……这神秘景象的魔力仅持续了片刻；很快，轮廓鲜明了，线条清晰了；我又回到人间。

风有时这般轻，这般曼妙，这般温柔，使人浑身畅快，简直以为自己呼吸的是惬意。

一整天都在岛屿间穿行；有些岛上树木繁茂，有些则长着纸莎草和芦苇。树枝纠结缠绕，非常奇特，密密匝匝浸入黑水中。有时出现个村庄，茅屋依稀难辨，但棕榈和香蕉树的存在通报了茅屋的存在。景色单调但也在变化，始终吸引着我，不忍离开去小憩一下。

奇美的日落，映在光滑无瑕的水面上倍加迷人。厚厚的云团已将天际遮暗；但天边的一角却开了，真是难以言状，露出一颗不知名的星星。

九月八日

讲道者恰恰由于他最世俗的品质也是在他看来最虚妄的品质而活在人们的记忆中，想到这个，真觉得好笑。

本以为植被会让人有种压迫感。眼前的植物确实很浓密，但不太高，而且，既未壅塞水面，也未遮天蔽日。今晨，平滑如镜的刚果河上，一座座岛屿分布得那般和谐，我们仿佛穿行在一座水上公园中。

岸上有的地方，某棵奇怪的树压倒整片浓密的矮树林，在纷杂的植物交响曲中表演独奏。没有一朵花，除了绿没有别的色调，无差别的绿，很深，赋予此景一种凝重静谧，很像单色调的绿洲那种凝重静谧，那种高贵，是我们北方色调多样的风景无法企及的[32]。

昨晚，在恩昆达法属河岸停靠。奇特美丽的村子，在这样漆黑的夜里，想象之中就愈发美丽。我们走上一条沙子铺成的小路，路面微微闪着点光亮。茅屋稀稀落落；不过我们来到了一条街上，要不就是一个长长的广场；远处是洼地，大概有沼泽或河流，几棵参天大树遮着洼地，不知是什么树种；猛然间，就在离这片隐藏的水边不远处，出现一个围起来的小园子，里面三个木十字架依稀可辨。我们划着一根火柴，看上面的铭文。是三名法国官员的墓。园圃旁一棵高大的烛架状大戟颇有柏树之风。

殖民者“莱奥纳尔”大骂不止。这是个大块头，五短身材，黑发平贴在头皮上，巴尔扎克式的，有几绺耷拉到扁脸上。他喝得酩酊大醉，上了“布拉邦特”号的甲板，先是为了一个男仆吵得天翻地覆。一个乘客刚刚雇了这个男仆，他硬要收回去。真要那样，我们都替那男仆不寒而栗。接下来他又和不知哪个葡萄牙人过不去，向他发出污秽的诅咒。我们在黑暗中跟着他到岸上，一直尾随到一条小船对面，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是他所说的那葡萄牙人向他买了这条船，但还没付钱。

“他欠我八万六千法郎，这个混蛋，这个垃圾，这个葡……葡……萄牙人。他哪算得上真正的葡萄牙人。真正的葡萄牙人，人家待在家里。葡萄牙人有三种，真正的葡萄牙人，然后是狗屎的葡萄牙人，然后是葡萄牙人的狗屎。他呢，他就是葡萄牙人的狗屎。混蛋！垃圾！你欠我八万六千法郎……”他反反复复、扯着嗓子叫着同样的话，按着同样的顺序，分毫不差，不厌其烦。一个黑女人拉着他胳膊，大概是他的“家庭主妇”[33]吧。他猛地将她推开，大家以为他要动手了。感觉他有大力士般的力气。

一小时后，他又跑到“布拉邦特”号甲板上来，想和船长干杯；但船长很坚决，不肯给他要的香槟，理由是船上规定，九点后禁止卖酒，对方火了，对他恶语谩骂。最后他终于下船了，但在岸上还大骂不休，而那可怜的船长呢，我去陪他，他躲在甲板的另一头，浑身发抖，眼里噙着泪，一声不吭地吞咽着耻辱。他是俄国人，沙皇的属下，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在比利时找到差事，妻子和女儿撇在列宁格勒。

莱奥纳尔终于离开，消失在夜色中，这可怜的潦倒之人才抗议道：“海军上将，他把我当海军上将……可我从来没当过海军上将……”他害怕德·特雷维斯公爵夫人会相信莱奥纳尔的恶毒指控。第二天，他告诉我们，他一夜没有睡着。乘客们原本一直只是叫他“船长”，这天早上，出于抗议，出于同情，都争相称他“指挥员”。

景色开始接近我原来的预想，变得十分相像。繁茂的参天大树，不再形成一道密不透光的帷幕遮挡视线，而是稍微拉开些距离，露出深深的青葱翠绿的海湾，形成神秘的内室，这里，即使藤缠绕着大树，那弧线也是软软的，藤的拥抱显得情意绵绵，不是要让树窒息，而是出于爱。

九月八日[34]

然而这种欢醉并没有持续多久。今晨，我在写下这几行字句时，正穿行其中的岛屿呈现的只是千篇一律的树丛了。

昨天我们航行了一整夜。今天黄昏时分，我们在河中间抛锚了，等天一放亮就要启程。

昨天，在卢克莱拉中途靠岸，格外动人。趁停船当口，我们仨赶紧爬上那段漂亮的木楼梯，楼梯连接岸边的大锯木厂和俯瞰锯木厂的村子。接着，我们顺着面前的小路进入森林，几乎有些焦急地钻进“布罗塞利昂德”[35]魔法森林。这虽然还不是阴森森的大森林，但已很肃穆凝重，布满各种形状、气味和不知名的声响。

我带回几只非常漂亮的蝴蝶。它们在我们走的小路上飞舞，但飞得太快又太随意，抓起来很费劲。有些蝴蝶天蓝色，闪着珠光，像morphos[36]，但翅膀是锯齿形的，长着长尾巴，就像法国的黄色黑斑大蝴蝶。

有的地方，枝枝叶叶下面有狭长的水道，很深，让人很想乘着独木舟前去探险；什么能比它的神秘幽暗更吸引人呢？最常见的藤本植物是那种柔软的攀缘棕榈，沿着它弯曲的茎，交错分布着巨大的环生棕榈叶，虽很优雅，但有点矫揉造作。

九月十二日

九号抵科基拉维尔。没有连续记日记。担心自己如果不逐日记录，会对这本日记失去兴趣。总督派给我们一辆车，国王的检察官，可爱的雅多先生陪我们走遍这座地域辽阔尚未成形的城市的各个街区。我们赞叹的不是现在的这座城市，而是人们希望中的十年后的这座城市。相当不错的当地医院，尚未建完，但已经或几乎已经什么都不缺了[37]。

这家医院的院长是法国人，一个看着精力充沛的阿尔及利亚人，听说医术很高。很遗憾，微薄的薪水未能将他留在法属刚果，那里是那么缺乏医疗救助[38]。

十一日，参观埃阿拉实验植物园，这是这次绕道比属刚果的真正目的。园长古桑斯先生向我们介绍了他最有意思的苗木，令我们叹为观止：可可树，咖啡树，做面包的树，出奶汁的树，做蜡烛的树，做缠腰布的树，还有这种奇特的马达加斯加香蕉树，称作“旅人蕉”，在它们叶柄底部划一刀，就能在那硕大的叶子下接上一杯清纯的水来，供旅人解渴。我们前一天已经在埃阿拉度过美妙的几小时。古桑斯先生的学识真是渊博，而且不厌其烦地殷勤满足我们如饥似渴的好奇心。

九月十三日

最有趣的日子恰恰是那些无暇做任何记录的日子。昨天便被一大早来接我们去埃阿拉的车打断，在那里，我们登上篷船[39]。夜里刮了一场龙卷风，让空气稍稍凉爽了一点，不过，仍然热得很。我们上溯布吉拉河，在隶属于埃阿拉的博隆博对面的芦苇丛中下船，古桑斯先生在博隆博建了他最大的苗圃和油棕园。在我请求之下，有人带我们在森林中走了两小时。我们沿着一条几乎看不出来的小路走，前面一个土著拿着大砍刀开道。在不知名的植物间这样穿行虽很有趣，还是得承认，这座森林令我失望。希望在别处见到更好的。这里树不够高，我本来期望见到更幽暗、更神秘、更奇异的森林。没有花，也没有乔木状的蕨类植物；当我提出来，就像要求上演漏演的节目单上的节目一样，回答是“这地方不长那些”。

快到晚上时，乘独木舟上溯，要一直到×地，有车在那里等我们。大片芦苇在河岸边铺开它温柔的绿色。独木舟像在乌木板上，穿行于一片白色睡莲间，然后钻进一块被水淹了的林中空地的枝叶下面；树干向它的倒影俯下身，光线斜射下来，照得枝叶上斑斑驳驳。一条绿色长蛇在树枝间溜过，我们的仆人想追它，它却消失在浓密的树丛中。

九月十四日

早八点离开科基拉维尔，乘上一条运棕榈油的小船，本来要去通巴湖；但我们必须在十七号赶到利兰加乘“拉尔若”号，时间很紧。通巴湖很“险”，我们可能遭遇龙卷风而被耽搁。我们将在伊莱布离开“卢比”号，十五号就在那里过，然后从那儿乘篷船去利兰加。天空阴云密布。昨夜，可怕的三叉闪电照亮夜空；这里的闪电好像比欧洲的大得多，但没有声，或者离得太远听不到雷声。在科基拉维尔，我们简直被蚊子吞噬了。夜里，蚊帐里闷得透不过气，浑身是汗。个头巨大的蟑螂在我们的洗漱用品上玩耍。

昨天，市场上，有人叫卖河马肉，臭味难闻。人群拥挤喧闹，讨价还价，争吵不休，尤其是女人之间，但最后都以笑告终。

“卢比”号两侧有两条和它一般长的篷船相随，载着木柴、箱子和黑人。天气凉爽，潮湿，暴雨欲来。“卢比”号一上路，三个黑人便开始在一个葫芦和一只木鼓上敲起来，咚咚声震耳欲聋，鼓像一种轻型长炮那么长，雕刻粗糙，涂得花里胡哨。

重读致奥地利的玛丽—泰莱丝[40]的祭文。精彩的篇章。我想比起给两个亨利埃特的祭文，我更喜欢这篇。

九月十五日

“卢比”号黄昏时将我们送到伊莱布。受到马梅特将军接待，他领导的军营是比属刚果最早的营地之一。沿河（或者至少是流向通巴湖的一条支流）一条美丽的棕榈大道，棕榈已长了三十年，路一直通往为我们预留的茅舍。在将军家吃晚餐。被蚊子围攻。

今天上午，乘篷船去游通巴湖。船夫们的歌唱令人叫绝。船尾的金属箱做鼓，一个黑人拿一根大木柴在上面不知疲倦地敲；全金属的篷船都在震颤，仿佛活塞有规则的升降节奏，协调着船夫们奋力撑船的动作。敲大鼓的黑人身后，一个更年轻的土著手执一根小棒，在音乐间歇处，以规则的切分音，打破一成不变的节奏。

在马可可（博洛可）停船。这个小村位于连接刚果河和通巴湖的宽宽的航道上。时间不够，不能开到通巴湖了。天气炎热。正午骄阳似火。我在岸上追逐黑色带天蓝色亮纹的大蝴蝶。接着，趁做午饭的时候，我和两个同伴钻进村边的森林。不知名的大蝴蝶出现在我们脚步前，在我们前面蜿蜒的小路上随意飞舞，然后消失在纠结缠绕的藤蔓中，我的网够不到它们了。有的蝴蝶特别大，抓不到让我非常恼火。（我还是捕到几只，但最出奇的却逃脱了。）这小小的森林一隅在我们看来比在埃阿拉附近长途散步时见到的一切都美。我们走到一处水漫过的洼地，黑水更衬出穹隆树顶的高深，一棵粗壮的大树主干奇形怪状，根部向四处蔓延。我们正走近大树，树影深处迸出一声鸟鸣，远远的，承载着幽暗，整个森林的幽暗。它悠长的啼鸣自高向低划过音阶的每个音，十分奇特。

九月十六日

从伊莱布乘篷船启程。利兰加几乎就在对面，下游方向不远处，但刚果河此处河面极宽，遍布岛屿，渡过去花了四个多小时。船夫们懒洋洋地摇橹。渡过一些宽阔水域，水好像静止不动；然后，有些地方，特别是岛屿边上，水流猛然变得非常湍急，船夫们奋力摇橹也很难上去。因为不知为什么，我们划到太低的地方了；船夫们好像认识路，越往上游行船可能越不安全。

一个葡萄牙人，住在利兰加唯一的一个白人，接到布拉柴维尔发来的电报知道我们要来，来接我们。领导利兰加大传教会的神甫病了，上月不得不离开岗位去布拉柴维尔治病，还带了十个病得最厉害的孩子，这个地区昏睡病肆虐。我们要住的传教士驻地离上岸的地方一公里多远，仍然是河边，但河岸岩石很多，一定吨位的轮船不能靠近，至少在低水位期。村子沿河铺开，并有果园相间其中。

过了一条美丽的棕榈大道，我们来到一座砖砌教堂前，旁边是一座很大的低矮建筑，我们就要住在那里。一个“讲授教理”的黑人给我们开了门，所有房间都给我们使用，所以我们将非常自在。天又热又潮，憋着一场暴雨。透不过气。餐厅幸好很通风。吃过饭，午睡；起来时浑身是汗。沿一条小路散步，穿过一些大香蕉园，香蕉树树叶非常宽大，和我迄今为止见过的都不同，非常美；过了香蕉园，小路变窄，接着深入森林。每隔二十步就有一个新的意外吸引你去看，这样可以走上几小时。但夜幕降临了，可怕的暴雨正在酝酿，陶醉让位于恐惧。

一天三次，一小时的教理问答课，用当地语言讲授。五十七个女人和几个小男孩机械地反复回答着讲授教理的老师单调重复的问题。有时可以听出没能翻译过去的几个词：“圣体；临终涂油礼；圣体圣事……”

九月十八日

气温不太高（不超过32℃），但空气中充满电、潮湿、翠翠蝇、蚊子。蚊子攻击的目标尤其是小腿，还有脚踝，那里低帮皮鞋保护不着；它们也冒险钻进裤腿，进攻腿肚；甚至隔着布料，膝盖都被叮得一塌糊涂。午觉根本睡不成。再说这也是捕蝴蝶的最佳时刻。我渐渐大致将它们认全了；一出现一个新种类，就倍加兴奋。

九月十九日

空等了两天的“拉尔若”号一大早来了。我们在传教士驻地前面悬挂起一面白旗；“拉尔若”号停靠在小码头，这样我们就省了吃力地拖着大箱子上独木舟的麻烦了。蚊子和翠翠蝇的不断骚扰让我们毫不留恋地离开利兰加。

“拉尔若”号是艘五十吨位的轮船；相当舒适，船舱很好，前面有客厅，餐厅很大，处处有电灯。按当地习俗，大船两侧各有一条平底篷船。除了船长加藏热尔，我们是船上仅有的几位白人。但与我们同行的有“小梅莱兹”，是黑白混血儿，相貌举止都很令人愉快。他父亲是“峡谷走廊”一带最有名的殖民者之一。

我们离开刚果河驶入乌班吉河。夹带淤泥的河水变成牛奶咖啡色。

两点左右，一场龙卷风迫使我们在一座岛前停靠了一小时。景色有种史前风味。三个健美的黑人游到岸上。他们穿行在纠结缠绕、泡在水中的密林间，想砍下些长枝测水深用。

快晚上时，一条窄窄的独木舟向我们划过来。那是下一个木材供应站主人W，他想知道我们是否给他带来邮件。他去科基拉维尔治病，他说，他“结结实实挨了五六闷棍[41]”，这是此地对发热的俗称。

在布班吉停船过夜。赶来的村民既不漂亮，也不友善，且毫无奇特之处。有人证实了小梅莱兹对我们说的话：这个村的茅舍在汛期有一个半月都泡在水中。水一直漫到大腿中部。因此床都支在桩子上。人们在小土堆顶上做饭。出行只能坐独木舟。由于茅舍是用混着干草的黏土盖的，水把墙根都泡烂了。船长对我们说有些村子在水中要泡上三个月。

九月二十日

此地景色单调，让人工作兴致倍增。读完了克莱松的一本小书《哲学问题的当代观点》。他对柏格森哲学的阐述让我相信我早就是个柏格森派却浑然不知。倘若出版时间吻合，也许有人会在我的《安德烈·瓦尔特笔记》里发现几页像是直接受到《创造的进化》的启发[42]。一种体系的出现正好可以满足一个时代的口味，而其成功部分便由于它迎合时代，对这样的体系我很怀疑。

九月二十一日

《论欲念》。没什么值得记住的东西，除了恰恰是博絮埃认为最无益的品质，以至于他自己便走向自己立论的反面。

无论在一个民族的生活中，还是我们的个体生活中，没有什么是不能拿来做神秘的、目的论之类的阐释的，而且，只要人一定要这样做，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看出上帝和魔鬼的共同作用。我深知这一点，因为我也常常试图做这样的阐释；这种阐释甚至还可能显得最令人满意，仅仅因为它最形象。如今，我的整个精神都对这种迎合人心理的把戏感到厌恶，因为我觉得它不太诚实。尽管如此，这篇《论欲念》的语言却非常美，博絮埃从未在任何其他作品中表现出他如此高超的作家和伟大的艺术家才华。

九月二十二日

两天来雨几乎下个不停。“拉尔若”号昨夜停在比属河岸上的博博洛村前。木材供应站和砖厂。

今天早上八点到安普封多。沿河一条美丽的长街扩建成了公共花园。上游和下游是土著的村子；茅屋寒酸破烂；但至少这里整个法属地区整齐悦目，一片繁荣景象。这让人看到聪明而持续的治理可以收到的效果。行政官员奥吉亚先生正在巡视途中，明天才到。安普封多附近很美。河边一些小河湾，独木舟在那儿休憩。陆地与水的博弈呈现出人意料的景色。紧接着，森林的气势恢宏起来。但必须承认，上溯乌班吉河实在单调极了。

天很阴，但并不低。三天来频频下雨；细雨随风飘洒，有时又是一阵浓密的骤雨。没有什么比在这样的阴雨天起床更难过的了。“拉尔若”号缓缓前行，慢得让人灰心丧气。我们本应在贝图过夜，但由于木柴质量太差，我们可能只能明天中午左右到那儿了。木材供应站没人监管，给我们的都是腐烂的木柴。到处都能感到人员不够。需要更多下属职员，需要更多劳动力，需要更多医生，首先需要更多钱给这些人开工资。到处都缺药，到处都让人深切感到可悲的匮乏，使本来可以轻易战胜的疾病获胜甚至蔓延。一索要药品，健康部门往往拖很长时间，寄来的也只是碘酒、硫酸钠和……硼酸！[43]

沿河村子里遇见的人，很少有谁皮肤没有受损、溃疡、带着丑陋的瘢痕（往往是雅司病所致）。而整个这逆来顺受的民族仍笑着，闹着，安于现状，可能根本想象不出更好的状态，尽管他们那种快乐很不牢靠。

在东固停靠过夜。安普封多的行政机构正是被搬到东固。我们黄昏时下船。欧洲人的住宅面对面分布，住宅前面，公园般的林荫道既将各家分开又不彻底隔离。林荫道上的橙子树被绿色的橙子压弯了腰（这里就连橙子、柠檬也失去本来的颜色、光泽，和整齐划一的深绿融为一体）。树还年轻，再过几年，这个公园将会变得非常美丽。对着码头，有块牌子上写着：“安普封多，45公里”。通往那里的公路朝相反方向延伸，一直通到我们夜里去的土著的村子。

九月二十三日

森林的面目有些改观，树更美，摆脱了藤蔓的缠绕，树干更加清晰；树枝上垂满嫩绿色地衣，就像在恩加丁[44]的落叶松上见到的那样。这些树有的高大无比，远远超过法国的树。但一旦离得远点，河面又那么辽阔，就无法对树的大小做出判断。省藤属植物前几天还那么常见，现在却消失了。

向晚时分，天终于放晴了。重见蓝天真是欣喜若狂，不是在夕阳方向，而是东边空旷的水面镀上一层美丽无比的金色，中间还混合着柔和的紫红色。

在拉恩扎村前过夜。黄昏时我们去这个平平常常的小村里走了一圈，没什么兴致。在一间茅舍里，一个女人刚刚分娩。孩子还没哭第一声。他还连在胎盘上。当着我们的面，接生婆仔细地把脐带拉到小孩头上，再绕回到脖子处，然后用一把木刀砍断剩下的脐带。胎盘则用一张香蕉树叶包起来；也许要按某种仪式将它埋起来。门口挤着好奇的人，门太低，必须把腰弯得很低才能进来。我们给了一“帕塔”（五法郎）庆祝小维罗尼克来到人世，然后返回到船上，没过多久，遭到一群可爱的绿色小蝉的进攻。“拉尔若”号凌晨两点又出发了。正近上弦月，天空澄澈无比，空气温和。

九月二十四日

重读《愤世嫉俗者》前三幕。这远不是我最喜欢的莫里哀的剧本。每次重读，我的判断都更明确。将情节推向高潮的情感，莫里哀所讽刺的荒唐可笑的东西，本来可以刻画得更细腻，更微妙，却不太能承受这样的夸大和在《贵人迷》、《没病找病》或《悭吝人》中我那样激赏的“轮廓的磨蚀”。阿尔塞斯特的性格有点斧凿之痕，而且恰恰因为作者加入了自己的成分，才显得不那么自如。常常搞不清他在嘲笑什么，嘲笑谁。这个主题更适于小说而不是戏剧，戏剧要过于外化；阿尔塞斯特的情感便表达得过了头，给他的性格带上一种质量不高的表面的滑稽。最好的场面也许是他本人不出场的时候。总之，看不出来，除了他的直率（往往也只是难以忍受的粗暴），他有什么超群的品质，像剧中暗示的那样，让他本来堪任要职。

十点船停在贝图村前。当地土著属莫让博族，比起其他土著更健康，更强壮，更漂亮；他们显得更自由，更直爽。我的两个同伴沿着河岸去村里，我则走向森林公司驻地。一帮非常年轻的姑娘正忙着给驻地前的土地除草。她们边干活边唱歌；身上穿着一种棕榈叶纤维编的短裙；好多姑娘脚踝上套着铜环。脸很丑，但胸脯健美。独自漫步了很久，穿过木薯地，追逐奇特的蝴蝶。

接着去了村里，村子非常大，但没有魅力。远处，灌木丛中隐约露出座教堂，已经荒废弃置两年了，因为这个民族从来不想接受传教士的教育，也不想服从他们的道德。教堂门窗开着，已经长满荒草。沿河一大群孩子正在从河岸顶上跳水。

两点左右，小梅莱兹离开我们，乘独木舟去比属河岸的博马—马塘盖，带着他的“家庭主妇”和一个十二岁的小仆人，小仆人负责窥探那女人，并充当报事的。

九月二十五日

我们在比属河岸一棵巨树下靠岸，准备过夜。十一点左右到蒙古姆巴村。高高的木台阶，两边种着芒果树，一直通往驻地。河岸高十五米左右。

乌班吉河水流速度大大加快，“拉尔若”号的行程便更加延误。有一些树虽然很美，却不能打破沿岸森林的单调。我们看见树枝间四只黑白相间的猴子，我想就是人们叫做“嘉布道会修士”[45]的那种。

重读《巴伦特雷的少爷》[46]。

每天一点到四点，这几小时比较难熬。但我们在船长借我们的一叠报纸上读到，七月底时，巴黎气温竟达到36摄氏度。

半圆的皎月如酒杯悬在河上，向河水洒下它的清辉。我们已经在一座岛的侧面靠岸，轮船的探照灯将丛林奇幻般照亮。整座林子仿佛都在颤动，回响着一种尖利而持续的啾唧。空气温和。但不久，“拉尔若”号所有的灯都熄了。一切都进入梦乡。

九月二十六日

我们靠近班吉。重见摆脱河水的地区十分欢喜。今天上午沿河的几个村子看着不那么凄凉破烂。树不再有任何矮树丛遮住根部，显得更加高大。一小时前就远远望见班吉，它逐级上升，直升到半山腰，这座高高的山矗立在河前面，迫使河水折向东流。房屋半掩在绿荫中，十分悦目。但下起雨来，而且不久将大雨滂沱。东西都收拾好了，旅行箱也盖上了。一刻钟后，我们将离开“拉尔若”号。

第三章 在车上

十点

总督办公室主任布维先生受总督之托上船来看我们，总督等着我们共进午餐。我们把行李交给仆人阿杜姆照管，然后坐进两辆车里。雨还一直在下，车将我们拉到为我们准备好的两间茅舍。德·特雷维斯夫人的那间很迷人，我们那间非常舒服，宽敞通风。我在这里写下这几行文字，马克则去管行李的事。挨着一扇敞开的窗子，我坐在一把灯芯草编的大扶手椅里观望大雨滂沱的景象；然后又一头扎进《巴伦特雷的少爷》里。

九月二十八日

和朗布兰总督的交谈非常令人鼓舞，他每顿饭都请我们和他一起吃。我多么喜欢这个谦逊的人，他令人钦佩的政绩显示了聪明而不懈的管理可以收到怎样的成效。

参观班吉上游沿河的村庄。观看了很久棕榈油制作，这是从木质果肉提取的初榨油。另一种油[47]将稍后在压碎果核后从核仁里提取出来。但首先要将核与包着核的果肉分开，为此要先煮种子，然后在研钵里用捣锤柄捣碎，捣锤的接触面积很小，硬壳滚到旁边，而压皱的果肉同时脱开，很快就成了一堆橘黄色的麻皮样的东西，在指尖碾压便渗出油来。干这活儿的女人给自己的犒劳就是嚼嚼榨油剩下的饼渣。这一切看着相当有趣，讲起来却没多大意思，剩下的就留给课本去讲吧。

今天上午九点驱车前往姆巴利瀑布。一辆小卡车陪同，载着我们的全套卧具，因为我们次日才能返回。德·特雷维斯夫人本来要到班巴里执行任务，为了陪我们，获准推迟出发两天。一路美不胜收，这句话常常见于笔端，特别是在睡了一宿好觉之后。我觉得心情和精神都很轻松，不那样迷迷糊糊了，看到什么都欣喜不已。大路钻入一片高高的广阔的乔木林下。树干不再有矮树丛的壅塞，显出它全部的高贵。这些树比我们欧洲的树实在高多了。很多树在枝桠分叉处——因为树身直冲而上，没有旁枝，一下冲到绿色树冠——长着巨大的淡绿色附生蕨，颇似大象耳朵。沿途一直有成群结队的土著，男男女女，赶往城里，头上顶着他们遥远村子里的产品：是木薯还是黄米面，不知道，装在盖着叶子的大篮子里。所有这些人，我们经过时，都摆出持枪站立姿势行军礼，只要稍微向他们做出回应，他们就会大叫大笑；穿过众多村庄中的某一座，我要是向孩子们挥挥手，就会掀起一阵狂热，疯狂地顿足，既是激动又是欢喜。须知，出了森林，我们便走上一个农耕区，一切显得欣欣向荣，老百姓看着很幸福。

我们在一座大村子一头的过路人草屋[48]停下来，吃午饭，不一会儿，沿着草屋周围的栅栏聚集起一大群孩子；我数着不下四十个。他们待在那儿看我们吃饭，就像在驯化外国动物的动物园人们争先恐后围观海狮进餐一样。随后，渐渐地，在我们鼓励下，他们胆子大起来，拥进栅栏，过来聚集到我们身边。其中一个，跪在我的椅子前，像莫希干人[49]那样，头顶戴着一根大羽毛。

午饭前，我们顶着烈日一直到了另一个村子，它附属于前面这个村，几乎与之相连，位于一片林中空地：它是那么美，那么奇特，我们好像找到了此行的理由，进入到此行主题的核心。

中途休息之前不久，还有一次惊心动魄的渡河经历。一群黑人在岸上，对岸也有一群在等待。三条独木舟连在一起组成渡轮；在连接几条独木舟的木板上，两辆车安置下来。一条金属缆绳从此岸拉到彼岸，摆渡者抓住它，这样可以顶得住急流。

姆巴利瀑布，要是在瑞士，周围就会大旅馆林立。这里，却是荒僻寂静；我们将要在里面过夜的一两间茅舍，稻草房顶，不会破坏这里的野性和壮丽。距离我写字的桌子五十米就是瀑布，那雾气蒸腾的巨大帷幕在透过大树枝桠的月光照耀下银光闪闪。

布阿里，九月二十九日

第一宿在行军床上睡，睡得比在任何其他床上都香。太阳升起时，阳光斜照，镀上金色的瀑布格外美丽。一大片青枝绿叶将水流分开，形成两道瀑布，使人无法同时观看它们。当弄明白我们欣赏的这道瀑布的壮丽和气势才仅仅源自一半的河水，真是不胜惊奇。走到岩石边，我们发现的那道瀑布一直被岩石的褶皱遮挡，藏在暗处，一半埋在茂盛的植物中。灌木和花草，说实话，看着毫无异国情调，若没有位于瀑布上游不远处一堆长着气生根的奇特的露兜树，这里没有什么能提醒你几乎身在非洲的心脏。

当天晚上，班吉

返程无事，除了遇上一场龙卷风。但幸好，当时我们刚在昨天同一个宿营站同样愉快地吃完午饭。狂风刮倒了我们身旁的一棵小树。滂沱大雨下了近一小时，我们就趁这段时间组织围着我们的一帮孩子做游戏。做操，唱歌，跳舞。最后排成长长的一列纵队。刚才忘了说，开始，从房顶上流下的雨把孩子们都淋了个透，所以最初的活动目的是让洗了雨水浴后有些冻僵的孩子们热热身。

班吉，九月三十日

德·特雷维斯夫人和博塞尔医生走了。他们要在格里马里地区进行预防昏睡病的“309炉”实验行动。朗布兰总督提议我们驱车在当地转两周[50]。那个农耕区，我们打算之后步行再去，他希望我们收获前看到那个地区，这样可以更好地感受其繁荣兴旺。他不能亲自陪我们，但他的办公室主任布维先生将为我们一路介绍当地情况。

十月一日

我们要坐的那辆车从锡布堡回来时状况很差，需要修理，我们因此在班吉一直待到六点。跟随我们的小卡车行李装得太满了，两个男仆只好像兔子一样蜷缩在我们的车里。夜幕很快降临，我们又没有车灯；但不久，一轮满月升上纯净的夜空，我们可以继续赶路了。真佩服我们的司机的耐力，这个忠厚的莫巴伊是朗布兰一手培养出来的土著。他刚刚从非常疲劳的旅行中回来，就马不停蹄地又出发了。好几回，我们问他是否愿意到下一个宿营站停下来，在路上过夜。他摇头表示不用，他能“挺住”。我们直到将近午夜才停下来，在月光下，公路中央，迅速支起桌子，匆匆吞下点鸡肉，佐以葡萄酒，但并没吃饱。凌晨三点到锡布堡，筋疲力尽。累得睡不着觉。

十月二日

十分凑巧，我们到锡布堡正赶上每月的集日。土著纷至沓来，他们用大篮子带来收获的橡胶（是从叫“塞阿拉”的橡胶树上提取的，在朗布兰总督倡导下，公路沿线地区新近种满了这种植物）。这些橡胶呈暗黄色长条状，和燕窝或干藻类相仿。五个商人乘车赶来，等着开市。该地区尚未被承包，还是自由贸易[51]，拍卖开始了。但非常奇怪，拍卖刚开始便停止了。我们很快明白这些先生是“一伙的”。其中一人以每公斤七法郎五十生丁的价格收购了全部橡胶。这价格在土著看来已经够合理了，就在最近，还只卖三法郎；然而在金沙萨，商人们一段时间以来转手出售橡胶的价格保持在三十到四十法郎之间，差价非常可观。这些先生将去干什么呢？跟土著一成交，他们便聚集到一间密室，开始新的拍卖，他们之间分摊利润，土著就没份了。行政长官面对这种地下拍卖始终无能为力，地下拍卖尽管看上去违法，但听说却不受法律制约。

这些小贩大都很年轻，没有自己的货栈，因此没有总务费，常常只是过着充满风险的生活，很不稳定。他们来到这里，抱着一个念头，就是要发财，迅速发财。在损害土著和这个地区利益的基础上，他们达到了这个目的。

从锡布堡到格里马里风景有些单调，路旁几乎都是塞阿拉种植园；四年以上的橡胶树已经浓荫蔽日；只有达到这个树龄才能定期割取胶液。这种做法会很快耗尽树的汁液，沿着树干留下长长的斜疤。

有时一条小河将平原一分为二；于是，便会在窄窄的河谷里，重现一小片森林，那里的凉爽美妙宜人。美丽的蝴蝶在阳光明媚的河岸边翩翩飞舞。

班巴里，十月三日

班巴里坐落于一块高地上，俯瞰离宿营站三百米的瓦卡河以外的整个地区。昨晚，我们乘渡轮过的瓦卡河。今天早上，参观学校和医务所。今天还是每月的集日，我们又去了，很想看看昨天那些先生到不到这儿来，会不会重演同样的勾当。但今天只是过秤，明天拍卖。有人说，上月这里的橡胶卖十六点五法郎。

班巴里集市，十月五日

前一天见到的卖七点五法郎的那种橡胶，这里拍卖到了十八法郎，质量完全相同。库安格公司代表布罗谢先生是班巴里的重要商人，他和那些不法商贩针锋相对。其中一个小贩知道布罗谢意欲收购全部橡胶，想至少让他花大价钱，便抬高报价。但布罗谢突然放弃，那人十分狼狈，因为他出的价钱超出了自己的财力，结果只好把橡胶全数卖给布罗谢。

班加苏，十月八日

这几天没腾出时间做任何记录。风景发生改观。非常奇特的乳头状突起使平原不再单调。这是些低矮的小丘，很规则的圆形穹丘，布维先生说是由以前的白蚁巢形成的。我也的确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原因能解释这种地面的隆起。但奇怪的是这一带看不到一处新近的大型白蚁巢。而形成这些坟头的巨大白蚁巢应是早就没了白蚁，很有可能达几个世纪之久了。雨水仅仅极为缓慢地侵蚀这些堡垒或教堂，它们几乎垂直的墙壁像砖头一样坚硬。我在埃阿拉附近的森林便对这种堡垒或教堂赞叹不已。也或许这是另一种白蚁的作品？这些白蚁巢始终是圆形的吗？不过，所有的蚁巢好像都很久不住白蚁了，为什么？好像另一种建造小型蚁巢的白蚁来这儿取代那些巨型白蚁占据了此地。稍后我看到，为了让公路通过，其中有些小丘被切开，露出内部的秘密：走廊，厅堂，等等。坐在车上，来不及更仔细地观察这一切，我不由得咒骂起汽车来。

一路上，五十公里沿线几乎都是连续不断的村庄和各种各样的作物：塞阿拉，水稻，黍，玉米，蓖麻，木薯，棉花[52]，芝麻，咖啡，芋（根茎可食），油棕，香蕉树。两边长着亚香茅的公路像公园里的林荫道。每隔三十米左右，便有一座尖顶头盔状的芦苇草屋半掩在枝叶丛中。这些花园新村沿公路铺开，形成没有厚度的布景。在此居住的民族人口过度稠密，长得不太漂亮；他们以前生活在灌木丛林里，归顺才两年。老人仍然带着野性，像猕猴一样蹲着，汽车经过几乎看都不看；一点招呼也不打[53]。相反，女人们跑过来，胸前的乳房随着一颠一颠的；阴毛剃光了，有时用一束叶子遮着，叶茎夹在屁股中间，绕到后面，再系在腰带上，然后耷拉下来或竖起来，形成一种可笑的尾巴。一大堆孩子，看见汽车开近了，跑到马路中间坐着或躺下。是游戏？是挑战？布维认为是好奇：“他们想看看车是怎么跑的。”

六号我们在距莫巴伊二十公里处过夜，我们不想夜里到莫巴伊。在穆萨勒宿营站前，令人瞠目结舌的达姆达姆鼓，开始是在我们的男仆举着的玻璃烛灯下敲，后来在一轮明月下敲。精彩的轮唱赋予人们的情绪以节奏，既支撑也缓和着这群魔殿的热情与疯狂。从未见过[54]这样令人困惑、这样充满野性的场面。渐渐地像一种交响乐构建起来；孩子的合唱和独唱此起彼伏；独唱的每句末尾都融入再起的合唱中。唉，可惜我们时间有限，得在天亮前出发。

七号清晨，离开这一站，心中只盼着几个月后从阿尚博堡返回时再重游此地。黎明的银色曙光与月光交织在一起。地形变得高低起伏。岩石堆积成一百到一百五十米高的小山丘，公路环山而建。十点左右到达莫巴伊。

宿营站高踞于河岸边上，位置绝佳。上游就是乌班吉的激流，在比属河岸那边，大水几乎淹没一座棕榈树掩映下的迷人的小渔村。

卡卡维利医生带我们参观他的诊所医院。病人有时从很远的村子来，手术治疗生殖部位的象皮病。这是本地常见病。他给我看了几个他准备给动手术的可怕的病例；我们愣住了，没有马上反应过来土著身子下面拖着的大囊肿是什么东西。由于我们大为惊讶，卡卡维利医生说，我们这里看到的象皮病大概重不过三四十公斤，他给病人摘除的肥大的结缔组织块有时重达七十公斤，反正他是这么说的。他甚至还做过一个八十二公斤的病例。“而且，”他补充道，“这些人竟然还能走十五到二十公里来治病。”我表示同意他的话，但是不可能搞明白了。

今天上午的一个病人还很年轻，想自己手术，结果把自己割得一塌糊涂。他以为这可恶的囊里都是脓，就用刀乱割，希望把脓挤出来。

“里面有什么？你们想看看吗？”

卡卡维利带我们到手术台边一个木桶前，里面几乎装满了一种带血的发白的凝块，这是他今天的工作成果。手术成功了，他说，尊重保留了病人的生殖器官，它埋在过度生长的结缔组织里，但丝毫没有受损。就这样，三年来，他已让二百三十六个废人恢复了生育能力。

“好了，第二百三十七个。请走近点……”

我们想留点胃口，很快离开了。

一吃完午饭，立即出发去佛鲁姆巴拉。地形高低起伏，但景色并不太吸引人。所过的村子居民丑陋。汽车吓跑了几只珠鸡。可怕的暴风雨大有欲来之势，但在最后一刻却掉头而去了。大约五点到佛鲁姆巴拉。驻地空着[55]，这儿地处科托河畔，位置甚佳；几棵大树非常漂亮。宿营站前，浓荫下的广场上，一群学校的孩子，由于在上纺织课，人人手里都拿着个小纺纱杆，杆上吊着个线轴，就像蜘蛛悬在线的尽头，拇指一拨，轴就旋转。他们站成一排，嘴上挂着微笑，仿佛要唱起一首古诺的合唱曲。接着，做体操，一个土著老师指导。接着，非常快乐的足球赛，我们也参加进去：一只橙子当球。这些孩子都说点法语。

晚饭后又见到他们，在稻草点起的篝火映照下跳舞，外出不在家的民兵的妻子也来了。其中一个孩子样子非常可怜，躲在暗中，离其他人远远的；夜晚有点冷，他好像在发抖，我便叫他靠近篝火。但其他人马上躲开了。他是个麻风病人。他的村子距此地走路要三天，他被赶出来[56]，在这儿谁也不认识。马克过来告诉我，他已见过这个孩子，还给了他吃的。甚至还给一个当地女人一些钱，保证这个被排斥的小孩一星期有饭吃；那女人答应下来。我们得重新经过此地，那时就会知道她是否守约。但是，唉！如果孩子的病好不了，延长他凄惨的生命又有何益……

八号，一出佛鲁姆巴拉，便乘船渡过泛滥的科托河。广阔的棉花地和木薯地相间，四四方方，齐整规则，和法国的农田一样。有的地方，地上堆满溜圆的葫芦，状似药西瓜，有鸵鸟蛋那么大；这东西是一种瓜，听说，土著吃里面的籽。

接近班加苏后，便开始遇见一些发型异常奇怪的人：头的一边都剃光了，另一边则扎满小辫儿，小辫飘在头上，又梳到前面。他们是恩扎卡拉人，苏丹国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部落。

班加苏，十月八日

我在我们的茅舍游廊下写这几行文字。班加苏有点让我失望。整个城市也许受到军事占领的影响，大大失去了自己的特色。糟糕的一天。先是弄断了一颗牙，接着艰难地剔出一个巨大的跳蚤，弄得我的脚疼痛无比。头痛，布维先生又带我去参观美国传教士驻地，搞得我筋疲力尽。在埃布尔先生处的午餐没完没了。分区行政长官埃布尔先生来自圭亚那（他写了一本薄薄的桑戈语语法书，我已研读了一个星期），是个了不起的人，又讨人喜欢……头越来越痛，身上发抖，是发热了。我回去躺下，让马克独自去看达姆达姆鼓伴奏下的舞会，但不久，一场猛烈的龙卷风席卷而来，驱散了跳舞的人。

十月九日

我睡了一觉，早上感觉还有精力陪我的同伴去乌安戈。驻地优美地坐落在一个高地上，俯瞰姆博穆河（乌班吉河在上游地区的名称）的一个拐弯。这里的行政官员伊藏贝尔先生，刚刚皈依新教，仅有的一点空闲时间都用于研究《圣经》注解和神学。不幸我太累了，不能和他像我原来希望的那样交谈。而且，任何交谈都越来越让我筋疲力尽。我做出交谈的样子。我们只在最平常的问题上，或者说在“事实”[57]方面意见一致，那也得看是什么事实。我说出完整的一句话很困难，因为我太担心那些表达了我真实想法的话得不到什么反响。

这里来跳达姆达姆舞的女人都穿着鲜艳合身的棉织短上衣和短裙子。个个都很干净，喜笑颜开，洋溢着幸福的神情。是否该得出结论，黑人民族只等着有一点点钱就能穿上衣服[58]？

十月十日

我感觉很好，可以做去拉法伊这样的长途旅行，本来我还很遗憾，以为得放弃此行呢。拉法伊是乌班吉—沙里地区仍有苏丹的最后一个苏丹国。埃特曼（1909年掌权）之后这种制度将彻底消亡。现在给埃特曼留了一个面子上的宫廷和权力。他与世无争，微笑着接受了现实，也不为他的任何一个儿子索要权力。法属赤道非洲政府为他特制了一套行头，他好像挺乐意穿。他的前三个儿子在达喀尔对面的戈雷岛学习了一年（土著首领和显贵的子弟在那里接受法国教育，以备将来担当领导职务）；现在一个在班吉，一个在拉密堡服兵役，老三还不到二十，回到拉法伊，待在父亲身边。这是个腼腆的高个男孩，过来和我们握手，然后就退下了。苏丹的官邸位于一个山丘上，对着驻地所在的高地。我们到达两小时后乘车前往苏丹官邸。（但之前苏丹已先到了，在我们的平台上坐了一阵。）高地上，先是一段长长的空地，人群列队在路的一侧向我们欢呼。然后我们进入一座清真寺式的建筑，苏丹的亲信都在那里。

十月十一日

苏丹由他的家人和日常的随从陪同来向我们道别。一幅没落宫廷的可怜光景。它曾经的显赫的最后幸存者，几个吹笛子的，仿佛是从一个假面舞会里出来的。竖笛上绕着两圈长毛饰物，笛子一吹，它们便盛开成花冠。

拉法伊驻地由于人员不够，已弃置半年，破破烂烂。房间看着肮脏不堪，虽然宽敞，格局也很舒适，但满是别提多令人恶心的垃圾[59]，损坏的工具，被虫蛀了的破家具，所有这一切上面都盖着厚厚的灰尘。要不是有豹子，我们就睡在游廊下面了。据说，豹子敢到村子里来，最近还在离驻地五十米的草屋里吞吃了一个土著。

不过，要离开拉法伊我们还是很依依不舍。驻地花园所在的平台高踞于壮丽的欣科河上，美极了。我甚至认为比起乌安戈的平台，我更喜欢这里。

十月十二日

从拉法伊返回[60]。在班加苏停车，今早从那里出发。又在佛鲁姆巴拉过夜，汽车需要清洗。宿营站很舒适，但村民疥疮生得非常厉害。我的脚痛得穿不上鞋，只能坐着，继续读《巴伦特雷的少爷》。

那患麻风病的孤儿，被所有人抛弃，马克本来给了钱，够他吃一星期的木薯（但应该给他食物的女人没有守信）……一生中没见过这样悲惨的生灵。

班巴里，十月十三日

脑海里不断浮现那个小麻风病人，响起他微弱的声音，仿佛已经远去的声音——从佛鲁姆巴拉到阿林道，在阿林道午餐，又到班巴里，已是黄昏（即开了十小时的福特），一路上接二连三的意外小事故；各种各样的故障；一座桥在我们车下裂了，我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没栽到河里。

班巴里，十月十四日

早晨一醒来，就是达克帕人的舞蹈[61]。二十八个八至十三岁的小孩从头到脚涂上白色，头戴一种竖着四十来支黑红色芒刺的帽盔，额头饰有小金属环做的流苏。人人手里拿着一条和绳子编在一起的灯芯草做的鞭子。有的眼睛周围画了一圈黑红格花纹。一条酒椰纤维短裙给这奇异的装扮更添怪异。他们一个跟一个站成一列，表情严肃，在二十三个长短不一（三十厘米到一米五）的土制或木制喇叭伴奏下跳舞，每个喇叭只能吹出一个音符。另一组达克帕人，十二个，年龄大点，一身黑，向前一列舞者的相反方向舞动。十二个女人不久也加入舞蹈行列。每个舞者都有节奏地迈着小步向前移，脚踝上的脚环随之叮当作响。吹喇叭的围成圆圈，中间一个老妇人用一簇黑色鬃毛打拍子。她的脚下有个块头很大的黑魔在尘埃中扭动，假作受痉挛折磨状，同时还不停地吹手中的喇叭。嘈杂声震耳欲聋，因为在喇叭刺耳的声音之上，除了那群白色的小舞者，所有人都不知疲倦地扯着嗓子唱着、吼着一首奇特的曲子（我还记录了下来）。

两点左右出发去莫鲁巴。晴天。非常漂亮的村民；终于有干净健康的皮肤。村子很美。要不是外面的装饰画，那些圆形茅舍便都差不多；那是些粗略的三色壁画，黑、红、白，简单勾勒出人、动物和汽车，有的画得很优雅。这些装饰画有屋檐遮风挡雨，宽大的屋檐也遮着环绕茅舍的一圈走廊。

路两侧非常漂亮的禾本科植物，好似巨型燕麦，发黄的旧银币色。

灌木丛林中遇上朗布兰总督，激动不已。

一小时后，离我们要过夜的莫鲁巴二十公里，见到德·特雷维斯夫人和博塞尔医生，正统计他们刚给接种过疫苗的人数，忙得不可开交。

十月十五日

在莫鲁巴过夜[62]。

朗布兰昨天建议我们到克朗佩尔堡看看，而不要直接去锡布堡。

这一带景观发生变化：森林稀稀疏疏；树木不比我们的高，树荫遮蔽着高高的禾本科植物，还有一种新的蕨类植物。姆布雷用午餐。风景非常秀丽，岩石环绕；简直以为身在枫丹白露。我一枪便击落一只栖身在一棵枯树顶端的大秃鹫。我从未打过猎，获得这样的成功，真是又惊讶又得意[63]。

在姆布雷和克朗佩尔堡之间，遇见一群狒狒；它们任人靠得很近，有几只个头巨大。

村庄还算漂亮，但很穷。其中一座村子里，六十几个妇女正一边唱歌一边捣能出橡胶的根茎；没完没了地干，报酬低得可怜。

在克朗佩尔堡，黄昏时分，突然刮起一场骇人的龙卷风，宿营站周围，特别是我们的住处和行政官员格里沃先生家之间，大量柔弱的塞阿拉树被刮倒，有些树枝飞到远处。我们到格里沃先生家吃晚饭，就在回来的路上意外遇上龙卷风。风太猛了，我们几乎要被刮跑，加上闪电暴雨，什么也看不清，我和马克两人走散了，就像格里菲斯[64]的电影中的情景，狂风大雨中晕头转向，直到宿营站才又见面。

阿杜姆和乌特曼在这儿见到了阿贝歇的朋友，我们一回来，便向我们请假，去纳纳河对岸的阿拉伯村玩一宿。我们没指望他们回来，但天刚亮，他们已经在干活了，烤面包，熨衣服……

锡布堡，十月十六日

半路刮起强劲的龙卷风。风景（我指的是这里的地貌）少有变化；除非在有一点水的地方和洼地、斜坡地带，才会突然又出现树干底部变粗像爪形、有气生根的高大树木，还有藤本植物纠结缠绕以及林下灌木的全部潮湿的秘密。两座“森林长廊”之间，长长的一段空间里，不高的树木，矮树丛，全都盖满攀缘植物，以至于只能看出一种连续的软垫似的隆起。这种绿色的隆起只有在让位给玉米地和稻田时才中断，作物中间树仍然很多，树干终于摆脱了攀缘植物。许多树枯了，但好像并不总是死于大火。即使在干枯的支流，大批枯树仍然令我惊讶。树皮往往全脱落了，树好像成了秃鹫的栖息之所。不知道几年之后，这种持续、经常、有意或是偶然的林木毁坏是否会导致降雨状况的巨变。

穿过村庄时，总有妇女孩童热情行礼致意。他们奔跑过来，孩子们到路沟边猛然刹住脚，向我们行的类似军礼；大一些的，像在音乐厅里谢幕一样，向前躬身，上身微微偏向一侧，左腿向后蹬，笑得嘴咧得大大的，牙齿全露出来。我想还礼，抬起手，一开始他们害怕了，纷纷逃走，但一明白我的手势的意思（我把手臂抬得更高，伴之以最灿烂的笑容），便是一片叫喊，欢呼，顿足，尤其是妇女，这种狂热既出于惊讶，也出于欢喜，因为白人旅行者能在意他们的主动亲近，并真诚作答。

十月十七日

四点起床。但要等天光稍稍放亮才能动身。我多么喜欢这些日出前的启程！不过在这个地区的出发没有沙漠中的粗粝高贵之美，也没有我在沙漠中体验过的那种既粗犷又绝望的喜悦。

十一点返回班吉。

附录

乌班吉—沙里公路网全长4200公里，是朗布兰总督1917年担当殖民地领导职务以来建起来的。

加蓬的总督一届又一届，都没能让这个殖民地（可以行车）的公路超过十二公里。因此我们看到那个地区仍在实行搬运劳役，百姓饱受其苦。

我很清楚朗布兰总督占了地利，土质好，地势起伏小。但是人不管做什么大事，一旦成功，总有人觉得他占了什么有利条件。这一巨大工程最令人瞩目的是它是在没有工程师、技术员等的帮助下完成的[65]。殖民地极为有限的财政预算无法应付技术人员的咨询和领导开支。我钦佩朗布兰总督，他能信任土著并坚信他们可以独立承担交给他们的艰巨工程。他组建培训的团队经受住了考验；他们表明黑人的聪明灵巧完全能胜任一项他们懂得其目的和益处的工作。虽然有时超过了原定的服劳役的天数，但这不要紧；土著自己并不反对一项他最先获益的工作。（相反，在那些定期发大水的地区，他知道，公路要不断重修，他的辛苦将永远得不到回报，他就不愿意去干这活儿了。而恰恰是这些地区，河运可以行得通。）

要想明白乌班吉—沙里公路网结束了什么样的危难，只要看看搬运劳役制使土著处于何种境况。

我们在1902年的一份报告中读到：

一年多来，形势日益艰难。筋疲力尽的曼贾人再也受不了，再也不想干了。他们现在做其他什么都愿意，哪怕是死，就是不愿去搬运……

一年多来，各部落开始解散。村庄瓦解，家庭离散，人人为了躲避抓壮丁的人，抛弃自己的部落、村子、家庭和庄稼，到灌木丛林中去，像被围捕的野兽一样生活。没有了作物，也就没有了粮食……饥荒接踵而来，近几个月，曼贾人成百成百地死于饥饿和赤贫……我们自己也尝到苦果；克朗佩尔堡受到前所未有的断粮威胁；它是由姆布雷高地和巴坦加福供应站供给食物的，两地的挑夫要走五天的路送来面粉和黄米，因此对于每个运粮挑夫来说，就是每月平均要走十到十二天路。

招募人员为了找到挑夫，要穿过空荡荡的村子和被抛弃的田地进行真正的围猎。为我们服务的做地方卫兵、甚至临时帮手的曼贾人，被派到自己家乡去征募挑夫，他们当中没有哪个月没有人受到攻击、伤害，还常常被杀和吃掉。

为了阻止大批出走的人口过法法河和瓦姆河，我们的小行政驻地“采用军事方式”[66]，东南西北，曼贾人四面受到驱赶，像被围捕的孤独的困兽，或藏在丛林中的某个角落，或躲进某个一般人到不了的岩洞里，变成穴居人，悲惨地以草根为生，直到饿死，也不愿来挑担。

什么办法都试过了……必须这样（着重号是我加的）。给养超过其他任何考虑。武器、军需品、交换的商品需要运输。安抚，鼓励，威胁，暴力，镇压，犒赏，报酬，今天面对曼贾人可怕的恐慌，这一切都不灵了，而几年前，几个月前，这个民族还是那么富裕、人丁兴旺，聚居在广阔的大村子里。

再有几个月，包括整个格里宾吉河流域范围内，东至格里宾吉河，西至法法河，南至温古拉，北至克朗佩尔，都将成为一片荒漠，破败的村子和废弃的农田散落其间。没有粮食和劳动力，这个地区就完了。

如果在近期之内不彻底取消搬运劳役，格里宾吉河流域，至少在纳纳和克朗佩尔堡之间的地区，将无可挽回地消亡，没有人手和粮食，我们到时候能做的唯有撤离一个荒凉、破败的地区了……

在《行政长官助理博比雄先生关于1904年七八月政治形势的报告》中，也有：

在纳纳地区，搬运问题变得日益尖锐。纳纳的曼贾人筋疲力尽了。他们一次又一次想尽一切办法逃避服搬运劳役，他们再也不想干了。他们现在做其他什么都可以，哪怕是死，都不愿去搬运……

聚居区一个接一个解体，任何办法都不能制止这些迁移，这个地区已变得一片荒凉，而过去它曾经作物丰富，人口众多。

今年，和之前做的承诺相反，要求这些居民完成的任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额外的苦役，首先是招募大量劳工去修公路，运送换班人员及修路器械，一车队弹药需要一次性卸走，最后还有运送“于泽斯”号[67]。这之外再加上粮食需求更大更频繁，而土著连自己起码的生活需求尚不能满足。而且就在雨季、土著最需要照管他们的庄稼的时候要他们做出所有这些努力。

查阅前几任的报告，我们发现，1901、1902、1903这三年，每年都给曼贾人两个月休假，让他们可以照看庄稼。今年，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假期。这些不幸的人死于饥饿和劳累；他们从来不在家里，无法种地。

在本地指挥官、行政长官布吕埃尔的报告及我的前几任托马赛、罗尔和托克的报告中，都多次陈述这种状况。

要想走出这种困境，只有积极推动公路建设，并且刻不容缓地在法国订购运输用的必要器材，取消搬运劳役。[68]

“必须这样……”，我在上文给这富于悲剧意味的话语下面加了着重号。

必须这样，为了维持非洲内陆行政机构驻地的存在。必须这样，否则已开始的大业就要濒临破产，就要眼睁睁看着巨大努力的成果化为乌有。有了定期汽车运输服务，今天搬运劳役变得没有用了，但正是这种搬运劳役，也只有搬运劳役使汽车运输成为可能；因为这些汽车必须运到那里，只有轮船能把它们运到目的地，必须由人把拆卸了的汽车扛着运到船上或船下，先是在过了刚果河最初几段急流的斯坦利湖，然后是在乍得流域。这种可怕但临时的制度，能得到许可，是为了更大的利益，正如修建铁路必然带来痛苦和死亡一样。整个地区，说到底是土著自己最终从中获益。

特许开发公司强加在土著头上的可恶的制度却另当别论。我们一路之上有机会见到这个或那个特许开发大公司使被称为“橡胶放血者”的土著所处的境地并不比上文描述的情况强多少；而这仅仅为了几个股东的利益，仅仅为了他们发财致富。

那些大公司，作为回报，给当地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做[69]。授予这些公司特许开发权，是希望他们“开发”当地，而他们却“利用”了当地，这不是一回事。这里的血被吸干，像橘子一样被榨干，不久只剩下空空的橘子皮被一扔了之[70]。

“他们对待这里的做法就像我们不该留下这个地方似的。”一位传教士对我说。

这里就不再有什么必须这样站得住脚了。这种恶没有用处，决不能这样。

通过种植塞阿拉，土著就不受特许开发公司的制约（因为这些公司无权经营种植的橡胶，而只能经营丛林橡胶），朗布兰总督的这一举措为土著从而也为殖民地带来的好处和他建的公路网一样大。

我刚刚读了上奥果韦公司董事会（1926年十一月九日的常务董事会）董事长D. R.先生的报告。我没有到过加蓬，只是从传闻得知那里的惨状。我对上奥果韦公司一无所知，很愿意相信它与各种指责、各种怀疑无关。但我承认无法理解报告中的这几句话：

市场的暂时复兴使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业务，我们十分高兴，因为没有了这些地区存在的唯一这项经济活动，我们不禁要担忧土著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你们公司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他们的命运。对那些对此表示怀疑的人，我们很容易用官方数字来回答，并表明上奥果韦公司的特许开发过去是加蓬土著居民的保护者，今天是加蓬土著居民的蓄水池。[71]

真是太好了！如此说来这个公司与众不同，他把土著的命运挂在心上。不过，竟然说：没有我们，土著将会变成什么样？在我看来还是显得有点缺乏想象力。

第四章 班吉与诺拉之间的大森林

十月十八日

一上午雾蒙蒙的。不下雨，但是阴天，灰蒙蒙的一片。马克说：“并不比法国的阴天更愁惨。”但在法国，这样的天就会让人进入沉思、阅读、研究之中。在这里，则转向回忆。

我之前对这个地区的想象太鲜明了（我想说的是我那样强烈地想象它的模样），以至于怀疑以后这种错误的形象会不会和回忆作对，比如，回想到班吉时，究竟浮现出的是真正的班吉还是起初心目中想象的班吉。

思想怎么努力也不能重新产生那种惊奇和激动，惊奇会为事物的魅力增添一种奇特与迷人。外界的美依旧，但那新鲜的目光却已丧失了。

五天后我们就要最终离开班吉。从那时起旅行才真正开始。马塞尔·德·科佩在阿尚博堡等我们。如果走一条近得多尤其好走得多的路，去那里很容易；那就是邮包和急着赶路的人走的路：坐两天汽车到巴坦加福，再坐四五天船。离开乌班吉河流域，在巴坦加福就接上流入乍得湖的河流；只要顺流而下就是了。但这对我们没什么吸引力，我们又不急着赶路。我们想做的，恰恰是离开通常走的路，去看平常看不到的东西，深入地、贴近地进入这个地区的内部。理性有时告诉我，我也许已经有点老，不宜扎进灌木丛林里冒险；但我不这样认为。

十月二十日

昨天日暮时，我独自一人重新走上那条深入林中的路，这条路一出班吉就抵达小山顶上。那巨大的树干令人目眩地直冲云天，又突然间分出枝桠，我怎么看也看不够。最后几缕阳光依然照亮树梢。先是一片寂静；然后，随着黑暗逐渐蔓延，森林里便充满各种令人不安的奇怪声响，鸟儿的啼叫与歌唱，不知名的动物的呼唤，树叶摩挲的簌簌声。想必一群猴子在不远处这样晃动着树枝，但我看不见它们。我已到了山顶。空气温热，我大汗淋漓。

今天我提前一小时又来到同一地点。终于靠近一群猴子并长时间观察它们跳跃的绝技。逮住几只非常漂亮的蝴蝶。

十月二十一日

乘车直到姆拜基，穿越森林，沿途非常迷人。车过得太快。这段路真值得步行[72]，过几天我们有幸还会重新经过这里。毗邻姆拜基的森林里，树高耸入云。有一些，那些吉贝树，近根部的树干粗壮无比[73]，仿佛长裙的褶皱。仿佛树在行走。

掀开一棵倒下的吉贝半腐的树皮，我发现一大堆鞘翅目昆虫的肥大幼虫。听说，这些虫晾干熏过后，可作土著的食物。

在姆拜基拜访森林公司代表B先生。看到在他的廊檐下坐着两个传教士，面前摆着开胃酒。

这些大公司代理人太会讨人喜欢了！对他们过分的热情没有防范的行政长官，之后如何能站在与他们对立的立场？之后如何能在他们的小过错面前不施以援手，或者起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接着在那些重大的滥用职权行为面前又如何呢？

姆拜基附近村庄土著的茅屋和苏丹地区见到的很不一样；远不如那里的漂亮干净，甚至常常肮脏不堪。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我们已经不在乌班吉—沙里地区，因为那里朗布兰总督责令按照当地政府采用的几乎统一的样式翻修土著的茅舍。有些人反对这样不够慎重的要求，想任凭黑人按自己的爱好建房；但这样盖的房子看来证明朗布兰总督是对的。它们一座挨一座连成一长排，也许是为了省工吧；直的土墙用横的竹子支撑；房顶低矮。不过，没准这些丑陋的聚居区也是奉命修建的。（之后，我们在哪儿也没见到这么缺乏异国情调、这么丑陋的村子。）

班吉，十月二十六日

准备出发。我们将三十四只箱子直接发往阿尚博堡。我们要随身携带的包裹放到了两个小卡车上。阿杜姆跟我们上了福特车。三点从班吉出发。正行在森林中，夜突然来临。虽有月光，路还是几乎辨不清。

在姆拜基分区区长贝尔戈斯先生家非常令人愉快的晚餐。

十月二十七日

在博达进午餐，同席的有阴森森的帕夏（见下文）和卡诺的行政官员布洛先生，布洛先生要回法国了。帕夏没有一丝笑容。他一定是个病人。

三点左右从博达出发。所经村庄只见到老人、儿童和妇女。

路缓缓上升。突然地势下斜；我们居高临下，俯瞰一大片广阔的森林。到达恩戈托时天全黑下来了。

恩戈托地势较高；这不过是地面褶皱而已，但可以俯瞰一片相当开阔的地区。森林公司在此有个驻地；房子没人住，公司代表曾告诉我们可以在那儿小住。我们对这里的景观却略感失望。另外，我们也不想欠森林公司的情。只想重新启程。但车汽油不够了。贝尔戈斯向我们担保说路上能加润滑油和燃料，我们信以为真。博达什么也没有；恩戈托也没有。只能将两辆车丢在这儿了。已经陪我们去过拉法伊的朗布兰的司机莫巴伊将开卡车送我们一直到终点，带着厨师泽泽和卧具，然后自己回姆拜基找油和燃料，再给那两辆抛锚的汽车送来。我们的男仆六点左右和六十名派给我们的挑夫往前走了。我们后来在汽车公路终点“大涝洼”和其中一部分会合，又在班比奥见到另一部分，他们走了一夜后于中午前后到达那里。从那儿起，旅行才真正开始。

应加隆先生之邀吃晚饭。他是个经验丰富的猎人[74]，到恩戈托已经四个月，不过他打算离开了，因为这里打猎的收益不大，而且他在这里无聊极了。

早早回到旅客茅舍，我们俩躲在蚊帐下，都睡得很沉。凌晨两点左右，脚步声和说话声将我们吵醒。有人想进来。我们用桑戈语喊道：“Zo nié？”（谁在那儿？）是一个重要的土著首领，我们吃晚饭时他已经来过。他打算和我们谈谈，但担心影响我们，本来想把谈话推迟到明天；但博达的行政官员帕夏派来追踪他的一个信使刚刚向他转达命令，叫他立即回自己村子。他只能遵命。但是看到和我们谈话的希望要落空，他觉得非常遗憾，便自作主张在这样不适当的时刻来见我们。他一口气说了很多话，我们一个词也听不懂。便请他让我们睡觉。等有了翻译时，他再来。我们为他的延误负责，答应在可怕的帕夏面前保护他。帕夏出于什么目的阻止这个首领桑巴·恩戈托跟我们透信，早上，通过翻译莫巴伊，我们从桑巴·恩戈托那里得知下面的情况后就毫不费力地明白了：

十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六天前）杨巴中士被博达行政长官派到博当贝雷去对该村（博达和恩戈托之间）居民施行惩罚。因为这些村民拒绝服从命令，不想放弃他们的庄稼，所以不肯把家搬到卡诺公路边上。他们还有一个理由是在卡诺公路边上定居的是巴亚人，而他们是博菲人。

杨巴中士带着三个卫兵（我们仔细记下了他们的名字[75]）离开博达。和这支小分队同行的有头领巴乌尔和他手下的两个人。一路之上，杨巴在所过的每个村里抓两三个人，锁上带走。到了博当贝雷，惩罚开始了：十二个人被绑在树上，而名叫柯布雷的村长逃走了。杨巴中士和卫兵邦若向被绑的十二个人开枪杀死了他们。接着又对妇女进行屠杀，杨巴挥动大砍刀砍她们。然后他又抢了五个年幼的孩子，将他们关进一间草房，然后点上一把火。桑巴·恩戈托告诉我们，总共有三十二个受害者。

这之外还要加上姆比利的头领，他逃离了自己的村子（布巴卡拉，恩戈托附近），杨巴在恩戈托北边的第一个村子博苏埃抓到他。

我们也得知桑巴·恩戈托正要回他住的博达，已经快到了，在路上遇上朗布兰总督的汽车，车正拉我们去恩戈托。他以为遇见的是总督本人，想求助于他，便原路折回来。他肯定走得飞快，因为我们到恩戈托没多长时间，他就到了。这个能向白人长官申诉的意外机会，他不想错过[76]。

十月二十八日

桑巴·恩戈托陈述了两个多小时。天下着雨。这可不是龙卷风过境时的阵雨。天空遮着厚厚的乌云；雨要下很久了。不过我们十点还是出发了。我坐在莫巴伊旁边；马克和泽泽在卡车里，勉勉强强挤在睡袋上，篷布下面有些憋闷。公路被雨浇得泥泞不堪，车开得慢得让人泄气。稍微有点坡的地方以及沙子太多的路段，我们就得下车，在雨里推陷在泥沙里的卡车。

听过桑巴·恩戈托的证言和加隆的叙述，我们的心情异常沉重，连路上遇见一群在整修公路的妇女时都冲她们笑不出来了。这群可怜的牛马在雨里浑身淌着水。其中很多人边干活边喂奶。每隔二十米左右，路边便有一个大坑，往往有三米深。就是从那里，没有合适的工具，这些可怜的女工挖出沙土来铺路堤。不止一次，不结实的土地塌陷，将在坑底干活的妇女和孩子埋在下面。好几个人都和我们这么说[77]。这些妇女的村子往往离干活的地方很远，晚上不能回家，就在森林里让人盖起临时的窝棚，用树枝芦苇搭成，四处透风。我们听说看她们干活的民兵让她们干了一整夜，就为修复这次暴雨破坏的路面，好让我们通过。

到达汽车公路的终点“大涝洼”。大部分挑夫在这儿等着我们。男仆跟剩下的挑夫走到前面去了，要到班比奥才能见到他们。两点。雨停了。我们匆匆吞下冷鸡肉就又上路了。离班比奥只有十公里。我们毫不费力就能走完。总的来说我们很少用轿子[78]，既是因为喜欢走路，也免得我们可怜的轿夫太吃力。

“大涝洼”令人惊叹；这一带还没见过如此奇特如此美丽的景色。这是片大沼泽，将一片不太高的森林分开，穿过沼泽要从藤本植物和树枝搭的窄桥上走；沼泽地里长满水生植物，大部分都说不出名。巨大的海芋擎着微微张开的小号角，露出一个白色的秘密，茎是深紫红色，茎上的条沟带刺。五百米过后就到河边了。一片神秘的寂静中不时响起几声看不见的鸟儿的啼鸣。大量矮矮的棕榈树俯下身躯将棕榈叶浸入流水中。乘独木舟到了姆巴埃雷河对岸。这里森林将你团团包围，变得更加迷人。水从四处漫进来，桩排上的路不断被小木桥截断。终于有几种花了：淡紫色的凤仙花，以及其他一些让人联想起诺曼底的柳叶菜的花；我往前走着，处于一种说不出的陶醉与兴奋之中（没有想到，唉！之后再也见不到这么美的景色了）。啊！要能在这里停下来，要能没有这些挑夫跟随重返此地，他们把猎物都吓跑了……有时这群不离左右的陪同让我觉得很烦，很恼火。我渴望体味自己的孤独，体味被森林紧紧包围的感觉，我加快脚步，跑着逃开，试图与挑夫拉开距离。但他们立即全小跑着跟上来。我不耐烦了，停下来，拦住他们，在地上划了一道线，只有听到我走远了吹的口哨才能迈过这道线。但一刻钟后又得返回头去找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整个队伍停在那儿不动了。

快到班比奥时，森林到头了，或者至少是敞开一片林间空地。叫喊声、歌声通知我们，村庄就在附近。一群妇女儿童跑来迎接我们。我们和列队以持枪姿势立正的几个首领握手——甚至出于热情也是由于搞错了，和几个普通士兵握了手。我们扮演白人高级长官的角色，昂首挺胸，像部长检阅一样微笑着频频挥手致意。一个披着兽皮的结实的大个儿敲打着挂在颈上的巨大的木琴，指挥着女人们的舞蹈。女人们唱着，发出野性的大叫，扫我们前面的路，挥动木薯的茎秆，或者哗哗抽打我们脚下的地，把茎秆都折断了；真是极度亢奋。孩子们又蹦又跳，跺脚踏步。穿越村子这一路真是十分风光。欢迎的队伍带我们到了行路人住的茅舍，在那里终于见到我们忠厚的男仆和第一队挑夫。

十月二十九日

上午去见昨天来迎接我们的一个当地首领。晚上他来回访。长时间交谈。阿杜姆作翻译，坐在我和首领中间的地上。

班比奥的首领的叙述证实了桑巴·恩戈托告诉我的一切。他特别给我们讲了博达上次集市的“舞会”。我在此将从加隆的私人笔记上就此事的记述抄录如下。

九月八日，在班比奥，为森林公司干活的古安迪队十名采胶人（其他消息说是二十名[79]）被判罚在烈日下扛着非常沉重的木梁围着代理商行转，因为上月没有送来橡胶（但这个月他们送来了双倍的收成，四十到五十公斤）。如果有谁倒下，就有卫兵用皮鞭抽打他们，叫他们起来。

“舞会”从八点开始，持续了一整天，就在帕夏和森林公司代理人莫迪里耶先生眼皮底下进行。十一点左右，一个叫马兰格的巴古马人，摔倒后再没起来。有人禀告帕夏先生，他只说了句：“我才不在乎呢……”命令继续开“舞会”。这些都是当着聚集来的班比奥居民和邻村来赶集的所有村长的面发生的[80]。

首领还向我们讲了博达的监狱制度，讲了土著的困境，讲了他们逃向不那么可恶的地区的成批出走……我当然对帕夏深感愤慨，但森林公司起的作用更加隐秘，在我看来更为严重。因为毕竟它什么都知道（我想说的是公司的代表）。正是公司（或公司的代理人）从这样的事态中获益。公司代理人赞成帕夏，鼓动帕夏的做法，和帕夏相互勾结。就是在他们的请求下，帕夏将上交数量不足的土著随意投入监狱；如此等等……[81]

我想把致总督的信写好，决定将出发时间推到后天。在法属赤道非洲的短短数月已经告诉我，要提防那些“真实叙述”，提防那些对一点点事件的夸大与歪曲。唉！倘若相信我一一问过的直接证人的话，恐怕“舞会”那场戏并不是什么特例。帕夏令他们恐惧，他们求我千万不要说出他们的名字。也许他们之后会“溜”，会否认看见过什么。总督巡视当地时，下属会在场，而且会在报告中，介绍那些他们认为最能取悦于总督的情况。我担心，我要向总督汇报的情况可能是他调查中了解不到的，有人会小心地扼杀可能让总督了解真相的声音。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旅行，我相信有时会耳闻目睹那些最底层的难以被了解到的东西。

接受交给我的使命时，我一开始并不太清楚我该干什么，我的角色是什么，我能起什么作用。现在我知道了，而且开始认为自己不会白来一趟。

自从来到殖民地，我就意识到问题多么错综复杂，这些问题不是由我来解决的。我绝不想就我能力不及而且需要深入研究的方面提高嗓门大发议论。但这里涉及的是一些具体的事实，完全与一般意义上的困难无关。可能地区长官通过其他途径得知了这些情况。按土著所说，他似乎不知情。一个行政区太辽阔了；一个人，没有快捷的交通工具，事事都监督根本做不过来。像在法属赤道非洲各处一样，这里又碰到了那两大令人忧虑的状况：人员不足，财力不足。

从恩戈托（大约四十八公里）来了两个人，给我送来我在那里弄丢的剥树皮工具。我给他们“matabiche”[82]时，他们显得很惊愕。

月光下，在宿营站后面巨大的空场上，召集所有挑夫查核人数。马克点数；让他们十人一组站成行，教他们报数。听懂了的人见另一些人不明白，放声大笑。我们分给每人一勺盐；他们又是感激又是推辞，非常激动。

十月三十日

无法入睡。班比奥的“舞会”的阴影整宿不断出现。对自己说，法国人占领之前土著更加不幸，人们也常常这样自慰，但我觉得这是不够的。我们对他们承担了责任，我们无权逃避这种责任。从此一大片哀怨之声时时响在我心头，我了解一些事，绝不能容忍的事。是什么鬼使神差促使我来非洲？我本来要在这个地方寻找什么？我当时很安心。现在我知道了；我要开口讲话。

但是如何让人听我讲话？迄今为止，我一直在讲，却毫不考虑是否有人会听；我一直在写，为明天的读者而写，唯一的渴望就是经久不衰。我羡慕那些声音立即远播的记者，哪怕那声音随即便消失了。迄今为止，我是否只是行走在谎言的屏壁内；我想走进幕后，到布景的后面去，看看后面究竟藏着什么，哪怕那很丑恶。我觉察到的就是这“丑恶”，我想看的就是这“丑恶”。

一整天都在写信。

十月三十一日

五点前起床。简单的早茶。收拾行李准备动身。房后的空场上，我们的挑夫集合起来（六十名挑夫，加上一个民兵，一个当地向导，我们的两名男仆和厨师；还有三名妇女，是陪民兵和向导的）。首领来与我们道别。月光朦胧。在黎明前微弱的光亮下，我们出发了，我们和男仆、轿夫、向导、卫兵和为我们背包的挑夫走在大队人马前面。

无边无际的森林对我们永不枯竭的耐心是个考验。昨天我没能写完给总督的信。唉！不可能在轿上写东西，连简单记上两笔或阅读也不行。走了五小时之后我才不得不上轿：走得很累人，因为地面先是有很多沙子，到后来几公里变得又黏又滑。在轿上短暂休息之后，又走了五公里。中途没有宿营站。这一站再长也得走完，因为我们不能在森林里过夜，让挑夫没有住处，没有食物。森林异常单调，缺乏异国风光。要不是时而有某棵参天大树，比欧洲任何树都高一倍，真像是某座意大利森林，比如阿尔巴诺的森林，或内米的森林。巨树的树尖在其他树之上铺展开来，蔓延得很远，相形之下，其他树仿佛缩成矮树林了。这些树的树干上一半覆盖着苔藓，像圣栎或月桂的树干。路旁矮小的绿色植物让人想起我们的欧洲越橘；另一些则像“喀耳刻[83]之草”；这和在前天的洼地里的情形一样，一些水生植物让人想起我们北方的柳叶菜和凤仙花。我们的栗子和这里的种子比起来毫不逊色，一样奇特，一样漂亮，我们只看到这些种子在地上的毛茸茸的荚壳。没有花。为什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一带森林特别有趣，特别美呢？

一路走来路都很平坦，到尽头时，缓缓下降，一直通到一条树荫遮蔽的浅浅的小河。清澈的水在白沙质的河床上流淌。挑夫下水了。

听说这地方在河里洗澡很危险。我怎么也不相信这话，又没有鳄鱼，又没有日射病。不是这些，有些医生说（马克也跟着他们对我说）是肝充血，发热，丝虫病……昨天我已经下过水了。结果怎么样？舒服极了。今天，我更不能抗拒水的召唤，美美地投入它清凉透明的怀抱。从没洗过这样美的河水浴。

一些首领来迎接我们，还有两只达姆达姆鼓，由孩子带着。两大“巴孔戈”（人们这样不加区分地称呼为森林公司干活的人）村。旁边一个很小的村子，恩代雷，今天只住了五名精壮男子（正在森林里采橡胶），五名活动不便的人照看庄稼。不用说这些在森林里的人，没人看着，都尽可能少干这份报酬那么低的活。于是便招来惩罚，通过这些惩罚，森林公司的代表试图唤起他们的“责任”感。

和巴孔戈村两名村长长谈。但是先和我们单独讲话的那个人，见另一个走过来便立即不说话了。他再也不说什么了；当我们问及他自己被关过的博达监狱犯下的暴行时，没有什么比他的沉默和怕受牵连的恐惧更让人揪心的了。后来等他重新单独和我们在一起时，告诉我们，他在监狱见过一天里有十个人受虐待致死。他自己身上还留着鞭痕，他把伤疤给我们看。他证实别人已经对我们说过的情况[84]，囚犯每天一次全部的食物是一个木薯团，就像（他比画了一下自己的拳头）那么大。

他谈到森林公司经常对土著施行罚款（我差点说：从土著那儿先取走的），因为他们交来的橡胶数量不够——罚款四十法郎，也就是他们一个月能指望拿到的全部报酬。他还说，要是那不幸的人没有钱交罚金，只有向比他钱多点的人借才能免于进监狱，如果他能找到这样的人的话——甚至交了罚金有时仍会被投入监狱。一片恐怖，周围的村子人都跑光了。后来，我们和别的村长谈话。问到他们“你们村有多少男人”时，他们会指名道姓，并扳着手指头一一数出来。极少有超过十人的。阿杜姆担任翻译。

阿杜姆很聪明，但法语不太好。我们在森林里停下来时，他说，我们找到了“un palace[85]”（要说的是：une place一个地方）。他说“un nomme”[86]。但当我们通过他问某个村长“你们村有多少人逃走或多少人被关进监狱”时，阿杜姆回答：“这儿有十个nommes；那儿六个nommes，再远点，八个nommes。”

很多人来找我们。这个要张证件证明他是许多村子的大巫师，那个要张证件允许他去远点的地方“自己建个小村子”。每当了解博达监狱关了多少囚犯时，不管问谁，得到的唯一回答是：“很多；很多；太多了；数不过来。”被关的可能还有很多妇女和儿童。

十一月一日

挂念的事太多睡不着觉。不到五点就出发。二十五到二十八公里一站路，没有一刻用轿子。没有路标，只能通过花的时间来估计路程的长度。我们平均每小时大概走五六公里。最后几公里是在沙地上顶着烈日走的，特别累人。森林又变得非常单调，起初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然后突然间，半路上，出现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水清得令人赞叹；可以看到，在约莫有五米多深处，大量水草在一座弯弯曲曲的靠不住的桥下摆动，桥看着很不结实，是用圆树枝搭的，用藤捆在一起，但捆得不紧，几乎贴着水面架在大木桩上。简直就像过水洼时不让脚弄湿走的那种树枝和劈柴搭的小窄道。而且在令人心悸的深水上一低头就难免感到晕眩。过了河（博丹格河？），有一两公里的森林重又特别奇异美丽。我在这个笔记本上很愿意将这两个形容词连用，因为景色一旦变得不再奇异，就立即让人想到欧洲的某处风景，它勾起的回忆总是对它不利。也许，要是我见到过爪哇或巴西，对这长满附生蕨和大海芋的林下灌木丛也一样会不利；但是，由于它勾不起任何回忆，我就会觉得它美妙无比。

我们在多坤加—比塔宿营。到这儿之前，经过三个可怜的小村子。只有女人。照例男人都去采橡胶了。首领们从很远赶来迎接我们，带着三只达姆达姆鼓，由一个干不动活的老头和几个孩子敲。然后，快到多坤加时，受到女人和娃娃的欢迎：尖声大叫、歌唱、疯狂扭动。越老的越疯狂；这种成熟女子可笑的乱舞看着让人受不了。人人手里都拿着棕榈叶和大树枝，或者给我们扇风，或者扫我们将要踩上去的地面。俨然“进入耶路撒冷”一般。女人没有什么衣服，只有一片遮羞的叶子（或一块破布），叶茎从屁股下绕过，在后面连到缠腰的细绳上。有些女人后面拴着厚厚的新鲜树叶或干树叶，不过也并不比1880年前后时兴的支撑裙褶垫高臀部的东西更滑稽。但到了最后一个村子，除了这些，女人个个还缠上藤枝做饰物。

一个信使从班比奥跑步出发，比我们提前两天到，通知我们的到来。在村子入口和出口，几百米的路上，有时（有时就是在森林中或小灌木丛中，不知为什么）杂草被拔除或割掉了，撒上了沙子。有的地方，贴着沙子，开着漂亮的淡紫色花，让人联想起卡特来兰（在埃阿拉附近的森林中散步时我已经见过这种花）。莫不是就是这种花结那种珊瑚红色的大果子，状如蒜瓣，土著吃里面的白色果肉，味似茴香。就在旁边，像小棕榈叶的叶子，一米五左右高。这些花是清扫路面以后开的吗？还是有意把它们留下来的？我乐意相信是后者。我赞叹这条沙径，什么都除掉了，唯独花没有。

每到一个村子歇脚，我们都与村长交谈，劝说他们只有森林公司同意每公斤按应付的两法郎收购橡胶才给他们。因为我们听说公司常常只付一点五法郎，二十公斤以上才付两法郎。而且，我们想说服土著学会自己称橡胶重量，他们只知道体积的度量单位（他们以篮为单位计算），这就给森林公司代理人可乘之机，可以在分量上欺骗他们，只要他不够诚实，而行政官员又不在场表示反对[87]。

我们一停下来，便有一堆人赶来求助于我们，解决纠纷，治病，等等（不一而足）。有个人，由一个兄弟和一个姐妹陪着，来求我们罚他的邻居，他说，那人和他怀着三个月身孕的妻子睡觉，结果他妻子流产了。他要求五十法郎赔偿金，补偿孩子之死，诸如此类。

十一月二日

到达卡塔库奥时十二点多了；我们是五点从多坤加—比塔出发的，七个小时马不停蹄地走，其中半小时坐轿。只有一处美景，就在渡河一段。走在由藤扎在一起的茎秆上面，一条布满蚂蚁的细藤充当扶手。其他地方全都单调极了。大片高高的禾本科植物，其间散布着一些矮树，像栓皮槠，树带有时位于森林边缘，也许树下有条河流，我们看不见。

大片尚未收割的木薯地，已成了矮林，再往前的蓖麻地同样没有收割，所有的男人，不是去采橡胶了，就是进监狱了，要不就是死了，或逃走了。离开这个可恶的博达行政分区的最后一个村子后，一个魁梧结实的大汉突然宣布他再也不回去了，不回村去继续干采橡胶的活，他从上一个村子村口起就一直陪着我们，走在我身边，和我手拉手（我还以为那是个首领）。他声称再也不离开我们了。但他当头的兄弟（同父同母的兄弟，他强调说，因为这个地区人们常常管一个普通朋友也叫“兄弟”）极力反对他出走。争论了半天。“这事的责任要落到他头上。会把他下到监狱”，诸如此类。给了他小费后，他便平静下来并决定自己回去了。

卡塔库奥（有些地图上标的是卡塔波）。重又见到人了，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已不在博达行政分区了。村长赶紧给我们看他的政绩簿，上面写道：“该村长没有能力；毫无活力；无替换人选；村中没有能力更强的土著。”

卡塔库奥是个长约一公里的大村子。只有一条街，倘若可以把那座走不完的长方形广场称为街的话。广场两边所有的茅舍一字排开。

向晚时分，我来到一条树荫遮蔽的小河边，从一棵枯木的大树干上滑到白沙为底的清澈的水中洗澡。一只小松鼠跑来看着我，很像我们那儿的松鼠，但皮毛颜色深得多。

十一月三日

黎明前早早便从卡塔库奥出发；在森林里摸索着走了很长时间，太黑了，要不是有向导前面引路，我们都辨不出那弯弯曲曲的小路来。天亮得很晚，灰暗无光，说不出的愁惨。单调的森林；几处还算美的乔木林（但很多树干已枯），周围环绕着木薯田——木薯又没有收割，虽然我们已不在博达地区。我试图询问我们歇脚的村子的村长，这是个呆头呆脑的人（和上一个村子及下一个村子的村长一样），他递给我政绩簿，上面又写道：“该村长没有能力；对村民没有任何权威。”这也看得出来。我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及时收割木薯”就是得不到回答。通常，土著都理解不了“为什么”；我甚至怀疑在他们大部分的方言中是否存在对应的词。在布拉柴维尔的那场诉讼过程中我已经注意到，对“为什么这些人背井离乡”的问题，回答总是“怎么样，什么方式……”。这些人的大脑似乎无法建立起因果关系[88]（而在下面的旅途中我又屡屡观察到这一点）。

每个村口都有妇女跳舞。上了一定年纪的肥胖女人的扭动看着极为难以忍受。最老的总是跳得最欢。有的简直扭得像疯子一样。

我们的一个挑夫病了。吃了一片Dower[89]后，他感觉好多了；但走不了路，就用吊床抬着他；马克给另一个挑夫医脚。我们根本没用轿子；乌特曼的脚割破了，伤口很深，他在一顶轿子上坐了较长时间。没什么可记的，除了傍晚去下河（我们中午前后已到孔古鲁）。好几枪没打中，让我信心大减。最初几次成功之后，我骄傲极了。之后已经不瞄准了。

十一月四日

三点左右抵诺拉，途经尼埃梅拉站没有停留，四十多公里路，其中三十多公里全是步行。出发时，皓月当空，像阿杜姆说的，“正当午”（那时尚不到四点）。没有什么比后来取代月亮的灰暗抽象的光亮更愁惨、更暗淡了。一上午雾蒙蒙的。一连几个小时都在穿越长着树的大草原，大片轻盈高大的禾本科植物被雾气蒙上一层露水，一时间为草原平添几分优雅。这些高高的野草向路中央倾斜过来，沾湿了行人的前额和裸露的胳膊。很快人就像淋了一场雨一样浑身湿漉漉的了。沙路上满是脚印（母鹿，野猪，水牛），但看不到任何猎物的影子。我们一行人发出的声音，或许还有气味把它们吓跑了。我们冲鸟开了几枪，都没打中，它们离得太远。渡过一条河时，一群蝉发出震耳欲聋的聒噪。民兵抄起跟我们走了两天的那个小男役（和他的主人即首领雅莫鲁的信使一起）的长标枪，将其中一只钉在了树干上，这大昆虫长着虎纹翅膀，带着绿宝石的光泽（下面的翅膀紫红色）。昨晚，天完全黑了才到我们不得不露营的村子；那儿离宿营站所在的孔古鲁三公里，但宿营站刚刚住下一个商客，把原本留给挑夫的木薯全抢光了。我们干等等不来说好给我们的口粮，到孔古鲁村长那儿得知这一情况，为此又额外多赶了六公里的路。这个村长出来迎接我们，一身阿拉伯人打扮，非常和善。他解释说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先招待先到的人，这我们也很容易接受；但挑夫得吃饭。我们便举着火把，挨家挨户，在村长帮助下，终于凑够了木薯，然后筋疲力尽地回来。

离诺拉还差几公里，小路一出茂密的森林，便猛然到了埃克拉河边（再往前就是桑加河）。河边建了一座小渔村。我们下了轿，在一座茅舍的阴凉下，坐在一棵树头榈的树干上，看了一阵六个可怜女人跳舞；出于礼貌，她们实在又老又丑。又走了三公里，经过草原、香蕉及几株可可种植园，便来到奇特的诺拉对面，可以依稀看到河对岸诺拉的几座房顶。我们乘独木舟过河。到目的地了。总算到了。我们全都精疲力竭。但总的说来，这五天一路走过来，没有出什么大麻烦。（昨天，谨慎起见，我们又招了五个轿夫，原来这些轿夫看着让人可怜。）

（班比奥的）雅莫鲁首领借给我们一个小头目带路，他还有个任务是要把被一个民兵拐走的雅莫鲁的一个妻子从诺拉带回去。到了诺拉，我们得知那民兵和女人前一天离开去卡诺了。

第五章 从诺拉到博祖姆

十一月五日

挑夫危机。挑夫们都想走了，至少是那六十个由政府招募的挑夫。昨天给他们拿来了很多香蕉，但木薯很少，这一下招来极大不满。政府每天付给挑担的人1.25法郎，不挑担的人75生丁。但这笔钱往往全数交给首领，以致有时相关的人什么也拿不到。我们的挑夫说，到时候肯定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一来我们非常为难，这里没有任何法国政府代表，极难找到替换的人；另一方面，我们也觉得把这些人拖到离村太远的地方很不人道。我们开始以为可以乘独木舟沿河上行直到诺拉，但埃克拉河由于下雨涨水，水势汹涌，只有往下游走还能行船；急流十分危险。迫不得已就要原路返回到孔古鲁，然后从左岸赴诺拉，因为据说另一条路已被弃。路一旦没有养护，植物丛生，就几乎没法走了。

我们的挑夫用一根一端开叉的竹竿极为熟练地叉下悬在我们遮住游廊的房檐小梁上的“筑巢蜂”的巢，这是一个小小群落，有二十来个巢房；手下人告诉我们，幼虫或蛹还是乳白色时十分美味。我们也见过他们扑向被手提灯吸引来的成群白蚁，也不拔掉白蚁的大翅膀就立即塞到嘴里大嚼。

十一月六日

为手下人找木薯十分困难。最后总算送来了，但未经捣碎，挑夫们不悦。为了新招募一批挑夫，我们决定后天再出发。不过我们还不敢即刻遣散这些挑夫，尽管他们情绪低落，互相鼓动着不听话。

傍晚乘独木舟过埃克拉河。参观森林公司代表处，它由两个十分热情年纪很轻的代理人管理。他们看着很诚实[90]。我们在他们的“店铺”买了各种用品，然后到了河边一座大村子。这里卡代伊河与埃克拉河交汇，形成桑加河。村子对面有座坡势很陡的山，山坡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据说林中各种猿猴出没，特别是很多个头巨大的大猩猩，人用网猎捕它们。村民给我们看挂在茅舍门上的这些结实的大网，网眼很大。村口有个猎豹的陷阱。

挑夫危机突然有了转机。有人来告诉我们可以乘篷船上溯埃克拉河，直到巴尼亚。这样走不会超过四天时间。

十一月七日

两个土著刚刚用大砍刀砍死了一条一米五长的蛇，相对其长度，这蛇非常粗。遗憾的是蛇皮被砍坏了。这皮很美，背部的花纹不呈菱形而是十分规则的浅灰色矩形，周围镶着黑边，黑边外两道浅一些的括号般的花纹，是蟒蛇的一种，在别处再没见到。

午饭时同席的还有B医生和维雅尔公司的一个代理，该公司做皮革生意[91]。两人都从巴尼亚回来。医生向我们详细讲了森林公司的事，说公司竟然有办法逃避明智的医疗规章制度，一个村一个村地招土著组成“巴孔戈”给他们干活，却不进行体检，不管这些人有没有健康证明，结果导致昏睡病蔓延，无法控制[92]。他认为森林公司在劫掠、在毁掉这个地区，他就此事给总督发过秘密报告，但他肯定这些报告仍积压在卡诺（由于人员不够，诺拉暂时隶属卡诺）寄不出去，以至于总督仍对此事不知情。

昨夜，一场龙卷风似乎要来却未来；闷得透不过气；徒然指望降一场暴雨，好带来些许凉爽。天空乌云密布。一道道闪电，但它们所在的地方过于高远，一点雷声也听不到；闪电划破云层，霍然现出层层叠叠的乌云。我半夜起来，在茅舍前静坐良久，观看这壮观的场面。

一连两夜，一只大猴（？）都来我们的茅舍上跳舞，简直要把我们的屋顶跳漏了。

人想象不出还有比热带灰色天空下的上午更阴沉、更暗淡、更愁惨的了。中午前天空没有一丝光线，没有一点笑容。

昨天在B医生家吃晚饭，同席还有那位维雅尔公司的代理。饭吃到一半，听到吹起“紧急集合”号。着火了吗？这里火灾时有发生，因为土著点着丛林，也不考虑火苗可能会殃及茅舍。嘈杂的人声越来越近，突然，我们就座的游廊下冲进附近代理商行的那个葡萄牙人，我们上午在他那儿给挑夫买过烟草。他只穿了长裤。情绪异常激动，不能控制。他说民兵想“打破他的头”，因为他的厨子拐走了一个卫兵的女人，等等等等。医生非常坚定地对他讲了一番话，讲得真的很好，把他打发走了。经过核查发现，这个女的正是卫兵从雅莫鲁那儿拐走的女人，陪我们一路的小头目博博利的任务正是要将她带回去，但听人说那女人和卫兵已去卡诺，博博利昨天已经一个人回去了。

今天上午我们把人犯叫来审问。引诱那女人的卫兵，我们的随从中一个一讲话就止不住结巴的卫兵兼翻译，葡萄牙人的厨子，最后是那个当了他四天情妇的女人。这女人全部的衣服就是一小把树叶，用一条珍珠腰带系住。真是个夏娃，“永恒的女性”；如果不在意耷拉的乳房，她很美；胯骨、骨盆至小腿连成非常纯净的弧线。她立在我们面前，双臂抬起撑在遮挡游廊的竹屋顶上。审问没完没了。所有土著都咕噜着一口法语，滔滔不绝，不知所云。不过，有一点清楚了，和几乎总是发生的情况一样，整个故事只是一个钱的问题。雅莫鲁想讨回的并不是这女人，而是当初为得到她付给她父母的150法郎。还有10法郎的女人税，那卫兵付过，厨子又偿还了卫兵……真把人搞糊涂了。我们决定让女人回到雅莫鲁那里，因为卫兵和厨子都不愿付给雅莫鲁那150法郎。那女人听着她最近的两个丈夫对她说她太放荡不值得设法留下她，那任人摆布的神情真是难以名状。卫兵甚至说：“她变得太婊子了。”我们还是让他还了她离开雅莫鲁时戴的缠腰布，加上5法郎——卫兵和厨子各出一半——保证她一路的口粮。这一切花了无穷无尽的时间。

之后仔细观察蚁狮的漏斗形陷阱，我们还让小蚂蚁滚下去给它们当食物。

昨晚算是能非常愉悦地阅读了几页《巴伦特雷的少爷》。

十一月八日

最终我们放弃乘篷船，但这一来也放弃了巴尼亚；我们取道贝贝拉蒂去卡诺。解雇了六十五名挑夫；有人答应我们另雇四十名，这应该足够了。几乎全部时间都用于准备各种具体事宜以及复校、打出给总督的长信。一个徒步信使昨晚给我送来马塞尔·德·科佩的信，这封信在蒙古姆巴等了我两个多月了。这个信使昨晚给一个卫兵讲桑巴·恩戈托被关监狱的事，这我早就料到了。但今天上午，问到这个信使，他却矢口否认，甚至不承认讲过话。他从地上抓起沙子触碰额头，发誓说桑巴·恩戈托是自由的。可以感觉得出，他想到可能遭到报复而异常恐惧。

明天出发。

十一月九日

加玛，位于埃克拉这条大河边上。对面是莫克洛，在大河对岸；须知我不敢把一条能让塞纳河自惭形秽的河流仅仅称为“河”。一块坡地上几间茅屋，我们住在其中非常宽敞的那一间。极小的苍蝇，大概是“俘虏蝇”[93]，成群嗡嗡袭来，弄得人痒得很不舒服。茅屋里面、竹子和屋顶的茅草全都磨得发亮，熏得漆黑；倒让这间破屋显得光亮干净。我们一到就开始下雨，夜幕几乎随即降临。这一站比别人告诉我们的长得多，我们八点出发，晚上才到加玛。有的挑夫累得筋疲力尽；特别是一个可怜的老头，他给我们看他腹股沟的淋巴结，肿得跟鸡蛋一般大。我们只招到了四十个挑夫，以至于有些担子一直都是两个人挑的，现在要一个人承担。行李挑运问题，甚至还有轿夫问题，影响了我旅行的兴致；一路上我都在不停地想这件事。

这回穿越的森林比诺拉之前的森林有趣得多，因为不断有小溪从中间穿过。林中小径向着小溪陡然下降。森林本身更奇特；一棵不知名的高大植物，叶子宽大美丽，使矮树林呈现异国风光。几株令人赞叹的树，近根部的树干粗大。气温难以忍受，倒不是多热，而是气压太低，雾气弥漫，让人大汗淋漓。坎肩脱了，全湿透了；衬衫也脱了，能拧出水来。我把它们挂在轿子上，但一整天都没晾干。天空很低，灰蒙蒙一片；一切暗淡无光；恍如行走在一场令人感到压抑的梦里，一场噩梦。声声鸟鸣，怪怪的，令人不安，倘若停下来，会让人心悸——如我这般，一个人，走在大部队前面，迷失在这无边无际的世界中。

我想在此记上几笔昨晚那诡异的情景。我们在B……医生家吃晚饭，同席的还有维雅尔公司的年轻代理A……（他才二十二岁）和刚从布拉柴维尔来的河运船长L……。我们很快便发现医生的状态不太正常；除了他讲话很激动，我还注意到，他给我倒酒时，我很难把酒杯对准他伸过来的瓶口，他总想把瓶颈伸过头。有好几次，他从盘子里叉起食物，不是送到嘴里，而是把叉子连食物放到桌布上。他只是渐渐兴奋起来，不过并没喝多少酒；也许为了庆祝轮船的到来，他已经喝了很多。但我怀疑他兴奋并不是由于酒而是另有原因。前一天，我让他看了写给总督阿尔法萨的信，其中有对帕夏严重罪行的指控；他显得很愤慨，接着，当我不慎说到要将此信的副本寄给部长时，他害怕了，也许出于某种利害关系，今晚他便开始辩解说，很多行政长官和公务人员都是诚实、尽职、认真、出色的。我反驳说我并不怀疑这一点，而且我也见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正因为如此，不让有些糟糕的例外（我特意补充说，在我见到的大量各级官吏中，我只见到一个这样的例外）毁了所有其他人的形象才尤为重要。

“但您阻止不了，”他叫道，“公众的注意力主要被例外吸引过去；而且舆论就将建立在这个例外上面。这就糟糕了。”

他这番话里有很多真实成分，我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我也觉得他担心前一天读完我的信后赞同得过了头，现在反驳的正是这种赞同。因为他随即跌入赞同对黑人实行暴政的怪圈，声称要想从他们那里得到点什么，只能通过暴力、通过杀鸡骇猴，哪怕这些办法很血腥。他竟然说自己有一天还杀了个黑人；然后赶紧补充说是出于正当防卫，不是自卫，而是为了一个朋友，否则那朋友肯定要送命了。然后说只有让黑人畏惧才能得到尊重，并说到一个同行，×医生，也就是他在诺拉的前任，好端端地穿过卡塔库奥（或卡塔波）村（我们前一天还穿过这个村），却被抓住，捆了起来，扒光衣服，从头到脚被乱涂一气，然后被逼着一连两天，伴着达姆达姆鼓跳舞。直到诺拉派去一个班，他才被放了……这一切，越来越离奇，越来越自相矛盾，越来越兴奋。我们都不说话了，只有B……医生在讲。要不是我们要准备次日的行李，起身告辞，他大概会说得更多。他差一点就要赞成帕夏了；至少他讲这一切，背后的意图就是辩解，就是和我分道扬镳。他还对我们说（话是千真万确，十分重要），村中得到政府承认的首领往往在他应该领导的黑人中间没有任何威望，这些从前的奴隶，是些挡箭牌，被选出来承担责任，遭受惩罚，“处分”，他们被下狱时所有村民都很高兴。真正的首领是一个秘密领袖，法国政府往往无法知道是谁。

我这里仅能大致记下这些话；我无法写出当晚那种不安、诡异的气氛。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很多技巧；而我是信笔写来。还有一点，医生是晚饭一开始便冷不丁单刀直入进入话题的，显然是事先想好的，他问我：“您去参观过诺拉墓地吗？”待我做出否定回答后，他说：“知道吗，那里已经有十六个白人的墓了。”诸如此类。

十一月十日

当地豹子很多，而且据说时常会造访人家。但茅舍里闷得透不过气，我们宁愿把椅子支起来横在门口，也不愿关上树皮门，不通风。

没有表，神经绷得太紧，过早起床，而且就我一个人起来。夜还太深，需要等待。重新躺下。

黎明启程，仍睡意正酣。这站路程据说很短，我们却觉得怎么也走不完。四点左右才到姆班戈住处，途中只有中午稍事休息。步行走了大约十五公里，付出了极大的艰辛。但我越来越讨厌坐轿，轿上颠得很不舒服，而且我心中没有一刻不在想轿夫的辛苦。我们每天都向奇异世界推进得更远。今天一整天我处在一种昏沉和无意识状态，

“仿佛饮下了毒芹”[94]，

失去了时间、空间和自我观念。

傍晚时天空有些放晴了，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夜幕升上晴空。我们终于摆脱了逼人的森林。有时，森林很美，参天大树越来越多，树的底部仿佛患上了象皮病似的。但是没有阳光时，森林仿佛完全沉睡过去，万分凄凉。树叶全都结实而有光泽，与月桂和冬青槲的叶子一样；却不像，比方说，榛树叶，软软的茸茸的，仿佛能吸光的海绵，令透过树叶的光线带上一种绿绿的金色，让诺曼底的荆棘丛有种神秘感。空气太潮湿，直到中午，树枝都在淌水，小路上的黏土很不保险，走在上面异常艰难。轿夫有三次滑倒了。渡河时，有时我们很想多逗留些时光。姆班戈和加玛一样，建在旷野上，这片空地是向森林夺来的，四面森林环绕。这突然出现的稀树草原上长着高高的禾本科植物，人走进去便会消失不见。有些怪鸟，我很想离近点看看，开了三枪都没打中。

我们的男仆表现出的殷勤、周到和热情如何赞誉都不过分，而厨师给我们做的饭菜是在当地尝到的最香的饭菜。我仍然相信而且越来越相信，我们听到的对当地仆人不绝于耳的种种指责，错主要不在仆人而在对待他们的方式，对他们讲话的方式。对我们的仆人，我们有的只是满意——我们对他们讲话从来都是和颜悦色，对他们我们无话不谈，当着他们的面，我们什么东西都随便摆放，而他们至今为止都表现出绝对的诚实。我甚至可以说，当着所有挑夫的面，当着所有不认识的村民的面，我们随便摆放那些对他们来说非常让人动心的小东西，这些东西若被偷了极难查出来——在法国我们当然绝不敢这么随意——然而至今什么东西也没丢失。在我们和手下人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和友情，所有人，无一例外，迄今为止都像我们对他们表现出的关切一样对我们体贴备至[95]。

我继续给阿杜姆上阅读课，他表现出的专心令人感动，而且他日有进益；我对他的喜爱也与日俱增。白人对黑人的愚蠢发脾气时，表现得多么愚蠢啊！不过我认为黑人只能有很小的发展，他们僵硬的大脑往往在浓浓的黑夜里停滞不前，可是，多少次，白人似乎一心要让他们在黑夜里陷得更深！

十一月十一日

终于有一站较短的路程了。六点左右出发，两个半小时后到达萨普阿，中间穿过一片较美的森林。再次出现省藤属植物。

一路步行。萨普阿，是一般村子的三四倍，长一公里多，位于一大片稀树草原上，原野上散布着高大的糖棕。远处，森林环绕。很多孩子，有的很漂亮，我们叫他们待在身边。有一个演奏一种奇怪的乐器：一个葫芦，人用腿夹住，中间一根竹子，像一张拉在六根（？）弦上的弓。他的歌唱非常微妙甜美、细腻多姿，我们的翻译译道：“我的脚上寄生了那么多跳蚤，不能走路了。”

傍晚，我在四个孩子陪伴下穿过稀树草原，来到森林边上。人们都在一条茶色的河里洗澡，河水清澈，河底是白沙。别的孩子给我拿来一大堆漂亮的小金龟。尽管种类性别都一样，我却惊叹它们彼此差别何其巨大。在自然博物馆，已经有人向我展示了这种多样性的各种例子，似乎只有雄性才有这样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热带地区特有的吗？

热得透不过气。

给挑夫的木薯送来了。二十四只小篮子，由二十四个小姑娘用头顶着。每个木薯饼上有一把炸毛虫，还有几个甘蔗。“这些给五法郎吧，”下士说。我给了双倍的价钱，因为昨天我才明白，让白人支付的价格比实际的价值低很多。鸡就是这样，白人给一法郎，土著却要付三法郎。我们的一个挑夫，昨天求我们替他买只鸡，他自己买就要花三倍的价钱[96]。

有人给我们送来河虾。个头儿非常大，和“瘦虾”相仿，只是前爪特别长，爪端还有很小的钳子。做熟后，肉依然软软的黏糊糊的。

十一月十二日

昨夜，平庸的达姆达姆舞会，是应我们的要求开的；我很快便离开了，马克却被留在那儿直到很晚。平庸无比的夜；茅舍周围山羊咩咩叫个不停。五点半起来，纯净的黎明，天空如洗，弯弯的月牙几乎挂在头顶。许多粗大的糖棕（树干中央鼓起，叶呈扇形；串串橘红色硕大的果子）给大草原平添一分高贵与奇异。一丝风都没有，高草纹丝不动。我们要走的是一条白沙小径。出发有些困难，昨晚我们让姆班戈借给我们的四个人回去了，因为首领保证说萨普阿可以找到替换的人。点卯时，等的那四个人未到。必须出发。我们把卫兵留在后面。直到第一站（我指的是穿过离萨普阿十公里的第一个村子），我们才发现新来的四个挑夫是女的，卫兵告诉我们，所有健壮男子在最后一刻溜到丛林里去逃避征调。令我们更为气愤的是，别的挑夫留给这些女人的是那些最重的担子。经常是最结实的家伙抢去最轻的担子迅速跑到队伍前面，以避开检查。我们给每个女人一张一百苏[97]的钞票，希望以我们的慷慨让男人后悔——这希望很徒劳，因为女人一回村就要把这些钱交给男人。

今天上午的行军颇似凯旋。从第一个村子起，便受到盛情迎接；歌唱、欢叫，有板有眼；人们看上去干净健壮。我们下来走，我的轿夫走到前面去了。这不再是走路，简直是在赛跑，达姆达姆鼓相随，一群笑逐颜开的孩子簇拥着，好几个自荐要做男仆。从这个村开始一直到巴科里，都有一队随从相送，我们十一点到巴科里宿营；轿夫、村里人的歌声（轮唱）不断。巴科里之前经过四五个村子，一个比一个奇特，村民情绪也越来越激动。这一切，我恐怕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太奇特了。我们总算走出了森林的噩梦。草原上出现稀疏的树林；树不太高，像栓皮槠，时常还有一种漂亮的攀缘植物，仿佛葡萄藤，覆盖在树身上。有人告诉我们有很多珠鸡，但狂热的村民的欢叫把什么都吓跑了。这里的居民，我说了，看上去幸福健壮；男人几乎个个刺着奇怪的面纹[98]，从额头直到鼻子底下划了一条中轴线，线条隆起十分突出。

我们的队伍（四十名挑夫加上八名挑夫的妻子，其中三个体侧还吊着吃奶的孩子）极度壮大。都认不清谁是谁了。俨然“我们出发时五百人……[99]”连首领们都要跟我们走，起码是直到下一个村子。我们停下来握手以示道别。但是几公里之后还看到那些我们以为早已别过的人。

巴科里是迄今为止见到的最美的村子，我们在这儿停下来。村里孩子的数量多得难以想象。我试图数数有多少，数到一百八十，不数了，我头都晕了；孩子实在太多了。这群人将你团团围住，争先恐后地兴奋上前握住你伸过去的手；而且全都又叫又笑，这是表示爱的一种情绪抒发。简直像场食人盛宴。

巴科里，晚上。这座大村美妙极了。有风格，有气派；村民显得很幸福。宽阔的街道兼广场（俨然延长了的纳沃纳广场[100]）颇似细沙铺成的竞技场。茅舍不再是姆拜基附近那种既不卫生又一律丑陋不堪的破草房，它们宽敞、漂亮、外观各异。有的更大些，我们住的就是。这些大房子要登六级台阶进去，它们建在一些小丘上，小丘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很像莫巴伊和班巴里之间的平原上我们认为是从前的白蚁巢的那些鼓包。和阿尚博堡的中士护士谈了很久，他得到六个月的假（假期从1906年起未经允许一直放下来，其中十年是在乌奇奥医生手下工作）。我们得知，这里和附近所有地区[101]（我想在整个卡诺行政分区都是这样），土著缴清税款，即在森林采完足够纳税的橡胶后——大约要花一个月时间，便可以忙他们的农活。他们这里只种植木薯、芝麻、甘薯和一点蓖麻。

护士告诉我们，白人买山羊和鸡的价钱的确比土著买便宜得多，土著其实也不花钱，因为他们从来不买这些东西，或者至少不吃这些东西，或者几乎不吃（同样，土著也从不吃鸡蛋。顶多把坏鸡蛋给孩子吃——其他的蛋，没孵小鸡的，就留起来给过路的白人）。山羊和鸡是用来交换的东西。货币就在最近，就在今天，仍是矛尖，是土著自己铸造的，约五法郎一个。山羊值四到八矛尖。买女人不加区别地用矛尖或山羊（十到五十矛尖，即五十到两百五十法郎）。白人无须花钱买呈给他的山羊，那是黑人首领送他的，白人原则上什么也不欠，他给一点显然与实际价值不对等的小费，而首领还总要感激地接受。不过有个基本定价：一只鸡一法郎，一只山羊四到五法郎。白人认为确凿无疑的是，土著不知道任何东西的实际价值。整个地区，没有一个集市，没有任何供求。整个村子从头至尾，没有一个土著除了自己的妻妾、畜群以及或许几个手镯或矛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没有任何物品、任何服装、任何布料、任何家具——即便土著有钱，也没有任何可买的东西唤起他们的任何欲望。

十一月十三日

十一点左右到达贝贝拉蒂。全然不同的地区，连天空都变了样，空气质量真好。终于能畅快地呼吸了。穿过美丽的荒野，长着三米高的禾本科植物的草原，不时中间又出现森林。此地冈峦起伏很大；放眼望去看到很远。我们住宿的政府驻地，即行政官员的房子（由于人员缺乏已无人管理），位置甚佳，坐落于高地的背面，可以俯瞰一片广阔的区域。但在这个大得无边的地方总是如此，没有任何中心；所有线条没头没脑地向四处逃逸，什么都无边无际。只有村庄有时还有些组合排列，它们不再仅仅建在路旁，而有了各种各样可能的前景；茅舍不再成行排列，而是形成各样的小村落，有的颇为迷人。

过了巴科里之后的第一个村子扎奥罗杨加的村长送给我一个奇怪的小动物，关在此地当鸡笼用的一种棕榈编的篮子里。我想这是个“树懒”[102]。它的前爪只有四个指头，食指萎缩；后爪抓缚性很强，拇指与其他指头明显分开。颈椎有尖尖的骨突，将皮肤顶起。它有猫那么大，尾巴极短，耳朵像切开一样。动作非常缓慢。在地上行走很笨拙，样子很不优雅，但极善攀缘和大头朝下倒挂在任何载体上。它很愿意吃我们喂它的东西，果酱，面包，蜂蜜，尤其显得爱吃炼乳。

有人给我送来一只特大的“巨花金龟”，我费了好大力气把它放进氰化瓶，虽然瓶口那么大。

参观传教士驻地，神甫们友好地接待我们，请我们喝上好的奶。

回到驻地，我们长时间观察筑巢蜂干的了不起的活儿（这一只蜂腹部狭窄，呈金丝雀般的淡黄色，而不是最常见的那种黑色）。它把一只蜘蛛逼进泥巢，仅仅几分钟，就将它完全封在里面。我一刀戳破它的巢，发现在大蜘蛛旁边还有几只小的。不一会儿，破坏的地方就被修复了。晚上，我颇为费力地把整个巢从一片竹子上剥离下来，这巢就紧紧地附着在竹片上。这东西如鸽子蛋那么大，由四个长条形蜂房组成，是用泥做的，硬得像砖或几乎像砖。我弄破这些小间，每间里面都有四五只蜘蛛，比较小，但都胖乎乎的；蜘蛛还都很新鲜，好像没有死而是睡着了；其中只有一只虫，从样子和大小看，像条蛆。显然，这是幼虫的食品储藏室，我想筑巢蜂（是不是泥蜂？）在蜘蛛旁边，或者在蜘蛛腹中产了个卵，这条虫就是从卵变来的。不幸我的视力下降很厉害，不能“聚焦”那些有些精微的东西。

马克对驻地的一个“卫兵”大发雷霆，因为他竟然打了我们的厨师耳光。

十一月十四日

传教团的神甫盛情挽留，我们决定在贝贝拉蒂多待一天。我们的“树懒”竟然在夜里解开拴住它的爪子的绳子逃跑了。经过一番寻找，我们发现它栖息在游廊的顶檐下。传教士驻地派来两匹马，我们要去那里吃午饭。

今天上午不得不遣散我们的四十名挑夫。其中有些人非常朴实善良，和他们道别时，眼泪涌入眼眶。他们从诺拉陪我们到这里。特别是其中一个，大高个，像个莫希干人，一个耳朵眼里插着我们射死的一只隼的羽毛，动作有些不协调，有点活宝，爱说笑话，他本想陪我们一直到卡诺，要离开我们他也很依依不舍。当指给他看猎物留在沙路上的脚印时，他说：“很小，它的肉……”

和传教团的高级神甫饶有兴致地谈话。午饭前，他带我们去看两公里外的一大群瘤牛，是从恩冈代雷运来的。我们晚上才离开传教团驻地。

十一月十六日

昨天没能记日记，傍晚到巴菲奥驻地时太累了。这段路三十五公里，不过几乎全坐轿子。如果轿夫抬轿技术不佳，乘坐这种运输工具可真累人。颠簸摇晃，像骑在小跑的劣马上。无法看书。沿途景观发生了变化。地势起伏加剧。高原广阔。从贝贝拉蒂起，见不到翠翠蝇，也见不到昏睡病了；这才有了传教团的牛群和村庄首领的马匹。村子不再沿路笔直排开；茅舍也不再是方的，而是圆的，土墙，尖顶，房顶是茅草和芦苇做的。已经开始感觉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首领终于有了自己的服装，而不再滑稽地裹着欧洲人抛弃的破衣裳。他们穿的是博尔努人[103]或豪萨人[104]那种长袍，有蓝有白，绣着花边。令人有些困惑的是，我们经过那些村庄时，村民就为我们组织达姆达姆舞会，但却围着首领跳；村民哪儿是欢迎我们，分明是向首领致敬。首领往往骑在马上，并且很乐于策马疾驰、扬蹄蹬地，近乎阿拉伯骑兵的马术表演了。他们颇有气派，高贵，可能还有不可一世的骄矜。其中一个，给我们的挑夫送来木薯，给我们送来鸡和鸡蛋，我付了钱后，又递给他一张五法郎的钞票，他傲慢地接过去，随即不屑一顾地递给他的一个随从。另一个首领没有马，是由手下人用肩扛着，像凯旋的英雄一样；所有的欢呼都是冲他而发的。巴菲奥[105]的两个儿子，骑着马前来迎接我们，他们十分英俊，干净（表面看上去），庄重。到了跟前，他们口渴，要喝水。我看错了吗？其中一个画了个十字后才把葫芦放到唇边。我大为惊讶，便询问，难道他“皈依基督教”了？……没有。他没有放弃伊斯兰教，画十字是个多余的动作。两个人都还很年轻，彬彬有礼，十分可爱。他们的父亲的下巴包在来发[106]里；据说这是为了遮住胡子，像豪萨人那样（？）。

每过一条河都看见非常漂亮的蝴蝶。它们全都“成群结队”。昨天，头一次看见一群金凤蝶，大多黑底带天蓝色斑纹；有一只我头一回见到，黑底上交织大量绿色条纹，翅膀背面有一条金色曲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翼上有金道的蝴蝶，不是黄色，而是金色。这群蝴蝶落在地上，大概那儿有粪便的痕迹，它们一个挨一个，翅膀尽管合拢还是彼此相碰；它们一动不动，专心致志，仿佛没有知觉了，人用拇指和食指一捏，就能抓住它们，当然决不能抓翅膀，会碰坏的，而要捏前胸。我就这样抓了十来只，全都色彩鲜艳，美不胜收。

真让人瞠目结舌：一大群蜜蜂在蝴蝶翅膀边沿上来回爬着，忙个不停；开始我以为蜜蜂要咬这些蝴蝶翅膀，将其折断，其实不是，它们顶多是在上面吮吸什么……我猜想。蝴蝶听之任之，这一切真够费解的[107]。

马克可能中了暑，很难受。空气闷得令人窒息；天并不太热，但空气似乎带了电，还是怎么，呼吸起来异常困难。我们决定在这里休息一整天。

今天上午花了很长时间驯化我的树懒。它对抚摸显得特别敏感，而且一蜷到我的膝上，就别想再把它撵走。

昨天，在离巴菲奥约十公里的丛林中，遇到了从卡诺紧急派来的信使，他给我们送来了法国寄来的最意想不到的信件。

卡诺，十一月十九日

卡诺和我的想象毫无相似之处。

镇子坐落于小山肩膀上，从山上，隔着曼贝雷河可以俯瞰这个地区。但风景依然没有定型，无边无际的辽阔土地上覆盖着森林，甚至不能确定总的地势和走向，河流似乎很难选择自己的分布。

十七日（前天）的一件大事是和行政官员布洛的相遇。他是刚被突然召回到这里进行一场行政调查的（我们已得知此事），因为森林公司领导层向他发起起诉。布洛是个壮汉，肌肉丰满，气色很好，一脸喜气；他是博凯尔[108]的一个药剂师的儿子，自称有四十二岁，但看着并不像。我们之前经过博达时见过他，我前面说过。他在博达逗留结束后，回法国了，他的妻子和六岁的女儿在那儿等着他。我们和阴森的帕夏同桌吃那顿午饭时，布洛告诉我们他要起诉森林公司严重违反规定与协议条令的行为。一得知他的起诉，森林公司便抢先下手，和巴黎的领导层通了几次电报后，便决定让布洛信誉扫地。办法很简单：强烈指控他和自由商人勾结，并收受他们贿赂。要不然，他怎么会挑森林公司的毛病呢？所以，我们得知他突然被召回到卡诺（班吉市长马舍苏要在那儿调查他供职期间的行为表现），然后要返回诺拉，就知道应该见见他，便设法在半路上和他见面，而且在午饭时，希望能共进午餐。但离开巴菲奥点卯时，有些挑夫未到，一片混乱，耽搁了将近一小时。十一点左右，在道路的一个拐弯处，我们的轿夫和他的轿夫突然撞个正着。这正是在稀树草原上，那几棵生长不良的树只能提供可怜的一点阴凉……布洛比我们还想聊聊，他建议回到渡河处，人们习惯在那里歇脚吃饭。于是就这样做了。这地方选得太好了，树木高大，树下河水流淌，水流湍急，水量很大，而且那么清澈，很难抵御下去泡一泡的诱惑。仿佛这样我就可以与自然更亲密地融为一体了……总之，我只是泡了泡脚。布洛的大桌子支了起来，摆上三副餐具，那边准备着午饭，这边布洛把所有指控材料都拿了出来。森林公司对布洛的种种指控，我一无所知，而经过一路所见所闻，我却毫不怀疑他对森林公司代理人的指控。所以，我强烈希望他自己没有给人留下反击的把柄。但就这一点，我不能做任何保证。布洛似乎极度烦乱不安，这的确是有原因的，这些大公司的势力和手腕绝非等闲。布洛顺带告诉我们，内阁发生变化，安托内蒂[109]延长在巴黎逗留的时间。

十一月二十一日

我们在这儿又见到朗布兰的司机，就是开车带我们去班比奥的那个，他是来送马舍苏先生的。他告诉我们经过博达时，听说了桑巴·恩戈多和他的儿子入狱的事。而帕夏在巡视途中，杨巴中士陪着他。

另外，马舍苏先生已不在卡诺，他在诺拉调查，布洛要去那儿见他。

和拉巴布先生长谈。他是补此地行政长官的空缺。这是个大块头，胸腔共鸣很好，嗓音热情、激动，声若洪钟；他尚年轻，人很聪明，对自己想要产生的效果以及自己产生的效果清清楚楚。有时他把左手食指抬起指着自己的眼睛，表示“他清楚着呢”，“别人骗不了他”。仿佛是要证实他的姓氏[110]，一把浓密的黑髯遮住了脸的下部。他只有一个助手，温和的尚博先生，此人因患贫血，请求返回波尔多与妻子和两岁的小女儿团聚，他还没见过自己的女儿呢。拉巴布本人也声称自己受够了，再也受不了了……他白白地请求援助。他的前任斯托先生，已经调走，借口说自己的妻子“会打字”，便辞退了该行政分区的“笔杆子”，那人本该作行政长官的秘书。现在好，怎么也找不回来了，他，拉巴布，不得不什么都自己干。而安托内蒂经过时，还谈什么“扫地出门”！本来就没人了，他还想解雇人！不过这也好办：他，拉巴布，已经下了决心，让文件在桌上堆着去吧，看看最后什么结果；既然不派人来帮他。他把自己的所有东西都留在巴布阿了，他是从那儿刚刚突然被召到卡诺来接替布洛的，他明天就要走，去取他的东西。又要有个职位没人管了。这地方简直溃不成军。没有医生，没有官员。剩下的那点人忙得不亦乐乎，只想走。没错，一个个都跑了：真是乱了营了。在这个谁也不愿来的该死的上桑加地区，什么也买不到，一丁点物件都没有，食物也没有；海关税执行严格，一丁点食品都要卖到让人不敢问津的高价[111]。还有多少烦恼，多少麻烦事！……他最近一次回来时，海关没收了他的双筒望远镜，这个望远镜到处跟着他，谁都见过……因为他弄丢了之前交税的收据，无法出示能看出购买价的发票。总不能老保存着所有单据吧，见鬼！……再说他们就留着他的望远镜好了；他离开的时候都不会去要回来的……

昨天我们坐轿——那是在一场猛烈的龙卷风之后（雷鸣电闪，加上随之而来的一切），我们在午休的睡梦中隐隐听到这场风暴——去离卡诺半小时路的萨拉古纳（渡过一条十分美丽的河，桥晃晃悠悠，都快坍塌了，又有趣又有点惊险）。起初，我们怀疑普西沙里的真实性，据说这“绿洲”离卡诺三天路程。但听说这村子和其他许多村子一样搬走了；村民抛下他们的草舍，到离那里有几天路的地方重新盖房——为什么？——因为有几个人死了，他们便认为原来的村址受到诅咒，闹鬼，谁知道……一无所有的人，没什么可割舍的人，他们要走，从来没多大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一走近，村中的妇女都突然冲过去拔草。

今天早上比希望的晚很多离开卡诺，因为不得不等了一个多小时新挑夫。出城坐渡轮时，八点已过。三拨人，我们是最后那拨里的，有些提心吊胆，因为水流太急。在单调的草原（草原上稀疏的森林，树比草高不了多少，那些高大漂亮的禾本科植物将树包围，淹没，它们无所不在的厚厚的屏障不断挡住我们的视线）上走了一小时后，遇上一大堆挑夫，然后是十五个女的，两个男的，前后连成一串，脖颈上捆着同一条绳子，由手执五股皮鞭的卫兵押着。一个女人怀里还抱着孩子。这些是从当戈洛村掳来的“人质”。卫兵奉政府部门的命令去那个村征调挑夫，所有男人一见他们来都逃到丛林离去了[112]……马克拍下了这痛苦的队伍。这一站路比拉巴布告诉我们的长得多。不得不在我们原打算午休的地方过夜，我们四点过后才到，这是在巴基萨—布干杜伊村，和班比奥地区的村子以及卡诺之前穿过的所有村子都很不一样。圆形茅舍，土墙很低，尖尖的茅草屋顶，这些茅舍或散开或集中，纯任偶然，十分优雅，既没有一字排开，也没有环抱任何广场，毫无规划，没有街道。我们位于一座光秃秃的高原的最高处。四周，至少是东、北、西三面，放眼望去，可望到很远，灰暗得令人绝望的天空下，阴沉广袤的大地上覆盖着清一色深绿的森林。

我应该不失公允地说，中午前后天是晴的，很晴。但所有早晨，所有的，无一例外，都是灰色、黯淡、阴霾，透出难以言状、无可比拟的愁惨。今天早上，至少出发时，浓雾倒让那大片绿树的色调变得柔和，而且，限制了视野，这样正好，不然，一起来，目光所及尽是无望的天空下暗淡的、死气沉沉的绿色，那里面似乎没有居住任何神明，任何仙女，任何牧神，那景象毫无神秘色彩，毫无诗情画意，却避不开，移不走。

坐在轿上无法看书，脑子里重温了《恶之花》中会背的所有诗篇，又学了几首新的。

晚上，离我不远处，开起了达姆达姆舞会，但我一直坐在支起的小桌前，就着防雨灯昏暗的光亮，和《亲和力》待在一起，那本《巴伦特雷的少爷》重读完了。一弯新月几乎就悬在我桌子上方。感觉自己被诡异无边的夜团团包围。

稍后，我还是去看跳舞了。一个大圆圈中央，荆棘生起很小一堆篝火。为圆圈舞活跃气氛的是两只鼓和三只发声的葫芦，葫芦里装满了坚硬的种子，安在一个短柄上，这样就可以有节奏地摇晃葫芦了。节奏讲究，奇数节拍；十拍一组（五拍加五拍），几组之后，在相同的时间间隔里，一组四拍音——同时伴有两声铃铛或金属响板[113]。奏乐的人在圈子中央，他们旁边有一组四个舞者，两两相对。围着跳圆舞的人按个子大小排列，从最高的开始，接着是孩子，直到最小的，才四五岁吧。接下去是妇女。个个都不停扭动，抖肩晃臂，极其缓慢地从左边挪到右边，既沉闷又疯狂。我把手搭到一个小孩的肩上，他便离开圆圈，过来紧挨着我。一些在看跳舞的男人见此情景便叫另一个孩子到我的另一侧来。舞会暂停时，他们俩便拉我走。后来我们吃饭时，他们就在我的椅子旁席地而坐。他们希望成为我们的仆人。又有一些孩子也过来了。黑夜将他们吸进去，只能辨清的是他们紧盯着我们的双眼，还有一笑时露出的白牙。我的手一空着，他们便握住，贴在胸口或脸上，吻个不停。在我身边，椅子上，小“树懒”在打瞌睡；我感觉到它在我腰边散发的温热。我现在叫它“丹迪基”，是土著给他取的名。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刚到时，这个村子（以及上一个村子）表现出一种不情愿，甚至近乎敌意。这敌意不久在我们的主动接近面前雪释冰消，取而代之的是极度友好的热情流露和表示。村长本人也是，一开始躲避推诿，声称找不到给我们的鸡蛋，给挑夫的木薯，现在也十分殷勤，主动提供的食物比我们开始要的还多。

十一月二十二日

六点前离开了巴基萨—布干杜伊村（真像郊区的名字！），所有孩子都跑来送我们，一直送到村口。我们钻进浓雾中。风景开阔起来，地面褶皱变得更开阔。沿着“山脊线”走了很久，然后下到深谷里。整个上午，几乎一直到中午，都在走（中间停了一小时），毫无倦意；就这样大概走了近二十五公里。倾盆大雨下起来，我们才被迫上了轿，这时还没到站。这之前，我们都躲过了龙卷风，它都是在夜里或吃饭时爆发。但眼下，这不是场雷阵雨，天灰蒙蒙一片，感觉雨要下很久了。到第一个村子时，雨变本加厉下得更大，但这既不影响敲达姆达姆鼓，也不妨碍叫喊和歌唱。但现在不再有酒神女祭司的合唱，特别是每个村子都要见到的那样一个被我们称为“疯婆”的老妇人，这回不在场。

经过一小时有点沉闷的等待，雨停了，我们又上路了。我把丹迪基放到了轿子上，所以又上轿坐了一阵。一个半小时后，到了塞萨纳，村子很大（格局和巴基萨—布干杜伊村一样，也和本地区所有村子一样），我们在这里停下吃午饭。一吃完饭，又是长长的一站路，不过这回是坐轿。四点左右到达阿博—布瓦雅菲，筋疲力尽。行政长官告诉我们第一天可以过夜的就是这个村子。欧洲人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最后发现几乎总是错的[114]。

十一月二十三日

由于担心言过其实，我低估了昨天走的路程。我们这天走了十小时路——中间休息两小时，还有一个半小时坐轿。即步行六个半小时，时速约六公里。须知我们走得很快。疲劳过度，几乎睡不着觉了。天接近凉爽却又很闷。有人告诉我们次日的路很短。但不得不指出，这个信息，尽管来自土著，却和之前的信息一样不准确。本来中午该到阿巴，实际四点才到，虽然我们不到六点就出发，而且紧赶慢赶。得承认这无边无际的路程太令人失望了。接连几小时，几十公里，一成不变的稀树草原在我们面前伸展。高大的禾本科植物变成了芦苇。比它们高点的总是那些纤细的小树，同样的生长不良、歪斜、疲乏，想必是周期性的火灾搞的，这些小树形成一种稀疏的矮林。一天里唯一的乐趣是过一条藤桥（我们走过的第一座藤桥），藤桥架在一条又宽又深水流湍急的河——“走人”河——上，代替坍塌的木桥。没有什么比这个像蛛网一样轻薄的网更优雅的了，它显得那么柔弱，人走上去胆战心惊。不远处，一棵巨大的露兜树扎入河里，为这幅画面更添了一分异国情调。在整个这段将我们可怕地分隔万里的旅程中，我神思恍惚，想着法国的事情：忧心忡忡地想着玛……唉！起码能知道她情况好不好，知道她能不能忍受我不在也好……我想象自己在台尔特马丁·杜伽尔[115]身边，在卡尔卡松阿利贝尔[116]身边……

村长没有诚意。到达尼科。我们派一个人先跑去，想给挑夫弄到做好的木薯，我们可以立即继续赶路。没有木薯。不得不到村民茅舍里去搜。还是给了这个愚蠢顽固的家伙报酬，但同时让他明白，如果他亲自心甘情愿地送来挑夫需要的食物，我们本来会给他是现在双倍的报酬，他本来可以轻而易举立即从地里收来那些食物的。这是头一次我们不得不显示权威。

太阳刚冲破浓雾，就变得酷热难当。大大增加轿子的使用率，因为刚走一小会儿就大汗淋漓，简直难以置信。向晚时分，霞光绚丽辉煌。接近阿巴。离村两公里，一个前来迎接我们的使者，敲响钟铃通报我们的到来。他走在前面，轿夫们跑起来。首领骑马出现了。他下马，我们也下轿。一群人立在一块高地上。气势不小，我们庄重地向前行进。村里的茅舍宽大漂亮，和前面村子的相仿，只是尖屋顶顶端放个黑陶做的大圆罐，细颈朝天。茅舍分布无序，但由于地表起伏，形成和谐的群落。这里俯瞰一片广袤的区域。太阳辉煌地落山了，随即，轻轻的蓝色薄雾，其中还夹杂着村里升起的炊烟，水平地拉开了帷幕，似乎使附近森林的边缘向后退去。天上没有一片云。当空悬着半个月亮；远远的，两颗星熠熠放光。村里生起一堆堆火。一开始，万籁俱寂，接着空中充满蛐蛐尖利的合奏。

迟迟未到的挑夫一个个艰难地走来了，好几个一瘸一拐，显得疲惫不堪。我们让其中几个服用了奎宁。木薯发下去了，他们聚集在一大堆篝火周围。满天星斗。

我没把丹迪基放回到笼中。它一天（昨天也是）都在轿子上，要么死死抓住支撑做顶篷的席子的竹茎，要么蜷缩在我身边。真想不出有更轻信的动物。喂它什么，它都毫不犹豫地接受，不论面包、木薯、奶油、果酱还是水果，它不加区分地吃下。只有一件事它受不了，就是强迫它快走，或试图叫它离开它的支撑物。那样它就会大发雷霆，发出尖叫并拼命咬。根本没法让它松口，倒会把它弄散架。然后，一将它抱到怀里，它就安静下来，舔着你。哪只狗，哪只猫也没这么喜欢得到爱抚。我在村里散步时，它就或钩在我的腰带上，或吊在我衣领上，耳朵上，脖子上。

入迷地读了几页《亲和力》。我每晚都给阿杜姆上一堂阅读课。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昨天待在阿巴，休息了一天。马克去茅舍室内参观一番后，拉我去欣赏一些屋里的土屏风墙，厚厚的，略微凹陷，成了放在门对面的低矮长凳的加高的靠背。屏风后面，正好掩藏一个“客来夸”[117]，换句话说即床席。宽大的屏风上简朴地绘着大大的几何装饰图案，有亮黑色和红土色（专用），煞是好看。旁边，靠着圆屋的墙堆着些大号上釉陶土瓮，绘着凸起的花纹，犹如纹身一般。瓮中或盛水，或放木薯。它们和“客来夸”（即床席）便是屋里仅有的物件或者说家具了。和往常一样，一群孩子簇拥着我们，大都蓬头垢面，我们羞他们，叫他们感到不好意思，各回家去，不多时，又出现了，个个都洗得油亮亮的。

马克在广场组织孩子们赛跑，大概有六十多个孩子参加，他们的父母兴致勃勃地观看比赛。村长十分友好，想是因为我们礼貌客气，出手大方。挑夫们组织了达姆达姆舞会；有一个跳单人舞的，舞蹈动作极具风格，模仿母鸡、发情的牝马，还有不知是什么动物，简约传神，观众情绪被激发起来，尤其是孩子们，纷纷效仿。

好几个挑夫来找我们包扎脚上的伤口，我们不得不辞退其中四人。还有一个步履蹒跚，我们觉得他是想揩点油。果然，次日，他又跟我们走了，明白了不挑担就得不到工钱，便再不喊痛了。

清晨，不到六点出发。

中午，在一个十分秀丽的大村落（巴尔巴扎）停下来。房屋样式相同，布局一样，均分成一片一片的，没有明显的顺序，依地势而建。房屋间慢慢踏出些小路来，几乎可算街道了，路两旁时有栅栏，分隔出一个个茅舍群。屋顶上仍都摆着那种黑釉大陶罐。

又是一站长路，比班比奥到诺拉之间的几站路长得多（只有头一站除外，即班比奥到恩代雷）。我们不到六点从阿巴启程，下午四点才到阿博—布格里马，中间只停了一小时吃午饭。视野越来越开阔，河谷更宽更深，地面褶皱益发明显。在过了阿巴的头一个村庄（这是否已是巴尔巴扎？），我们停下来打尖。村子很大，人口很多，刚才描述过了。有歌声吸引了我们。那是挽歌。我们走进一个大院，里面聚集了五六间茅舍，是大村的一个小分区。原来一个老太太去世了，她的儿女亲朋在那里，唱着一种类似圣歌的曲子，很有节奏，抒发心中的悲痛。有人向我们介绍死者的儿子，高高的，已上了年纪；他的脸上老泪纵横；我们向他问好，他继续边哭边唱，抑或是边唱边哭，单调的旋律不时被呜咽打断。人人脸上都淌满泪水。我们走近哭声最密的茅屋，没敢进去，探身向门口张望，那门和鸽笼或蜂房的入口差不多。这时，歌声戛然而止。屋内一阵骚动，几个人走出来，给我们让出路进去看看遗体。她安然横卧地上，和睡着的人一样。昏暗中可以辨出一大堆人，他们马上又继续丧仪。有几个人走到老太太尸体跟前，俯身扑上去，似乎要将她唤醒，他们抚摸她，抬起她的胳膊。我们能依稀看见的脸上都闪着晶莹的泪光。大院里，离茅屋不远，两个土著在挖坑，坑很深，但不宽，料想他们要将死者立着下葬。我们继续绕村巡视，见到茅屋附近散布一些小方块地，上面撒满白色碎石，四周围着树枝做的矮篱。有人告诉我们，这些是坟茔。我们也早猜到了。然而我们听人说过无数次，中非土著根本不把死人放在心上，随处一埋了事。至少这儿的人例外。

抵达阿博—布格里马时，我们真有些精疲力竭了。泡过澡，喝过茶，我别无他念，只想继续埋进那本《亲和力》里。没有字典，真遗憾，尽管如此，很多都理解了，这远远超出我的期望。黄昏时分，马克和乌特曼一道出去，想打几只珠鸡。我便沿客舍后面一条被高草半掩的小径信步而行，不多时便来到布格里马一个荒废的小区。宽阔的坡地上，许多被抛弃的草屋，房盖都没了，草屋间的空地形成一片广场。圆舍和圆舍间均隔着段距离，颓垣断壁，露出内墙，凹陷如壁龛，又当矮凳的靠背，我前面提到过。尽管红日将沉，壁上的彩绘仍被照得清清楚楚，我可以尽情欣赏。最初我以为只有黑色，后来发现用了三种颜色，那两种是砖红和赭石。花纹都上了釉，砑了光，虽经风吹日晒，也没怎么损坏或褪色。旁边（好像都在右侧），一些奇形怪状的柱座是用来摞大瓮的。这些废墟显得整洁干净，想必房顶被掀掉后便被烧毁或重新利用了，一丝草屑、木片也没有剩下。

这荒村遗址上荆棘横生，颓败的屏风上时而附着一种妩媚的阔叶攀缘植物，它倒垂下来，成了那奇特的断壁的画框或花彩，衬得壁上的色调益发丰富明亮。这俨然一座黑人的庞贝古城；可惜马克不在，时间又太晚，不能拍下几张照片。孤独宁静。夜幕降临。自从踏上这片土地，很少有什么场面让我如此心潮澎湃。

十一月二十六日

终于是阳光灿烂的一天。好久以来头一个明朗的早晨——我甚至觉得，自从来到法属赤道非洲，我只见过雾蒙蒙的灰色上午。哦！天空并非纯净如洗，但火热的阳光比任何时候都充足。是否仅仅由于这灿烂的阳光，这里显得分外美丽？我不这样想。有时刚有点裸露于地面的岩石为整幅画面勾勒出更明显的线条，也有些巨大的花岗岩“卵石”。树不比我们那里的高，但在草原上形成连绵不断的稀疏的森林。时现几棵树头榈。天空蔚蓝，深邃柔和。空气干燥轻盈。我畅快地呼吸，一想到要长途行军，要穿越面前伸展到远方的广袤土地，整个人都兴奋不已。

不过，除了河边午餐和之后烈日下横渡曼贝雷河之外没什么可记的。轿夫们到河里去泡了一阵，我也想下河，马克拦着不让，我嘟哝着作罢了。

离巴布阿还很远，两个新首领来迎接我们。他们是法国政府承认的村长的两个兄弟，那位村长最近逃往喀麦隆了，携带着行政长官交给他支付村民编的席子的七百法郎[118]。两位首领骑着马，立在我们面前，长矛高高指向我们的轿子，发出的喊叫那么粗暴，我们开始还以为他们要阻止我们前进。一匹马尥蹶子，踩破了一只达姆达姆鼓，撞翻了马克的轿子。我下了轿，微笑着走上前。一番解释，一片骚乱之后，我们组成了先头部队，重新上路，前面五名骑士开道。其中那两个未被承认的首领，身着阿拉伯服装，纵马疾驰中带起的风将衣裳鼓起，在周身飘动，英姿勃勃。我们把仆人和挑夫甩得太远了，在记这篇日记时，我们已经刮过脸，洗去风尘凉快下来，品尝了橘子和香蕉，而他们还没到。

巴布阿，十一月二十七日

昨晚，别人到了很久之后，阿杜姆才到，一瘸一拐地，显然承受着淋巴结炎的病痛。我担心他得上蜂窝组织炎，不知怎么办，除了用湿料敷。我还让他服了奎宁和罗啡因。他在黑暗中躺下睡着了。在路上，他因为呕吐，不得不停下两次。天热得可怕。

“司令”（行政长官）的房子和我们下榻的客舍离村几百米。日落前，在翻译和两个新首领陪同下，我们去了村子。惊讶地发现村里荒无一人。真正的村长逃走时也引得村民离乡背井，这些人要以此表示对首领的忠诚。听说，三十个男人（带着家小）陪他到了邻近的行政分区，属于喀麦隆地界。另有两百个左右分散到远远的丛林里，已经在那儿生活了几个月。我们走进被弃的村长家，是从泥墙和芦苇障组成的迷宫进去的，迷宫是为了便于埋伏和防守而建。房子后面，是女眷的草舍，半圆形，门朝向一个院子，——到处空空如也。

晴朗之夜。晚上，达姆达姆鼓响起来，开始很遥远，接着，声音越来越近。读完一大段《亲和力》，给阿杜姆上完阅读课，我们去看舞会。尽管村里人都跑光了，竟然还有六十来个人，男女老少都有。想不出有比这舞蹈更沉闷更愚蠢的了，其中抒发的激情没有任何精神成分使之升华。伴着鼓点以及不厌其烦地反复合唱的一个乐句，所有人，一个接一个，组成一个大大的圆圈，转着圈子，速度极为缓慢，同时全身有节奏地扭动，仿佛抽去了骨头，身子向前倾俯，双臂摆动，脑袋径自一前一后地点着，像饲养场里的家禽。他们就是这样表达自己的陶醉，表现自己的快乐。月光下，这昏暗的仪式好似不知什么地狱的秘密庆典，我观望良久，就像在俯身观看一个深渊，就像安东尼注目愚蠢的垂头长颈怪兽：“它的愚蠢吸引着我。”[119]

今天上午，天空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明净、最晴朗的天空。空气轻盈，阳光四射；从天的一边到另一边，灿烂炫目，铺展开来。估计巴布阿海拔近1100米。昨夜几乎算得上冷了。拉巴布快中午时到的，太疲劳了，没能接受我们的邀请共进午餐。他要了结一些紧迫事务，主持公道之后才能吃饭——也许就根本不吃了。我们决定三点左右再去见他，并带着越来越难受的阿杜姆。这可怜的男孩睡不着觉，连躺着都不行，几乎整宿就在“客来夸”上蜷缩着身子。拉巴布学过医，我焦急地等着他提些建议，或许还能采取治疗。他告诉我们，他得刺破脓包，将纱布条放进伤口引流脓血。阿杜姆不肯让人抬，硬是自己挨着走到不远处的司令宅邸。让他脱衣服时，他好像特别窘迫。我开始还以为他是怕难为情。唉，短裤脱下后露出大腿根上一大堆化脓的大包。从阿杜姆一开始的迟疑，拉巴布便已明白究竟，因此他又是冷笑又是对阿杜姆大加挖苦。那不是一般的淋巴结炎，而是性病，必须采取不同的治疗。另外，那些脓包也快破了，拉巴布首先也只是用热水敷。他开着玩笑询问病因。原来是在经过克朗佩尔堡时，这可怜的男孩被传染上了，离现在刚好四十天，就是那个对我们始终是个谜的狂欢之夜。真是惨不忍睹，这漂亮的身躯，还那么年轻，线条那么纯净，却被那些丑陋的伤疤完全玷污、破坏、糟蹋了。拉巴布倒是声称土著知道某些草能根治梅毒。他还说，梅毒在他们这里根本不像在欧洲那么严重。他觉得没见过哪个土著幸免于此病——也没见过谁死于此病。

巴布阿，十一月二十八日

仍是同样碧蓝的晴空。我们又带阿杜姆到拉巴布处。昨夜脓包破了，让病人的痛苦大为减轻，终于能睡着了。他躺在席子上，我握着他的手，拉巴布按压肿块，挤出一大堆多得难以置信的脓。病人痛得蜷缩起来，而把蘸了碘酒的纱布条深深插入脓疮里时，病人痛得就更厉害了。

休息和阅读的一天。感觉头脑似天空一样清新澄澈。四点左右，逃跑的桑巴骑马来了，另一个骑马的人跟随着他。他知道等待他的是监禁。但他也知道已经下发四张逮捕证通缉他，他无处可逃了。他身着亮闪闪的类似锁子甲的东西，由许多穿透的五十生丁的硬币直接缝在一种黑色紧身上衣上做成。他纵马疾驰，长矛举在前面，向我们冲过来，非常英俊，高贵，甚至还有点凶悍。然后，当拉巴布出现时，他下了马。拉巴布非常庄重、威严，像大法官一样，抬起手，落下来，当胸轻轻推了桑巴一下，将他交给两名卫兵押送他去监狱。桑巴虽然伏法，走向监狱，却将他们甩在后面几米远。他被指控并认定犯有一大堆罪行，贩卖奴隶，谋杀和暴行，窝藏武器、弹药等等。在场的村民看着他走远，没有一声抗议，连惊讶的表示都没有。发生的一切尽在预料之中。不过，晚上又去村里时（白天酷热难当），村中基本上又住上人了。这村子很大，总能发现新聚居区，新茅舍群落，集中着十座、十二座、十五座或二十座茅屋——它们位于地面起伏的凹处，或者一开始被荆棘丛高大的禾本科植物遮住了。太阳，鲜红的火球，落到一层紫色的薄雾后面。随即一轮满月升上天空，开始皎皎发光。

十一月二十九日

黎明从巴布阿启程。新挑夫队伍；分行李时便出现犹豫和争执。而且，还要准备一张吊床抬阿杜姆，他不能走路。我让马克去处理一行人的安排事宜，自己先出发了。我精神焕发，几乎整段路都步行，走在队伍前面。晴空万里。路没有清扫过，高草也没有像前面走过的一路那样被砍倒，方便我们通行。我也丝毫没想过草会成为障碍，因为路很宽（两米五至三米），但草太高了，弯下头来，将路完全覆住，影响走路；草上还积满露水，而我必须从这些草中间开出路来，不一会儿便浑身湿透了。接近一片洼地时就更糟了，路在繁茂的植物覆盖下消失不见了。

走了大约六个小时，我们来到一条横穿道路的小溪前。这回不像往常，小溪上面没有高大的树木成廊，而是暴露于太阳下。这条小溪既不格外清澈，也不太深，水量也不太大；但它在那么洁净、那么光滑的花岗岩石间欢腾跳跃，稍远处，溪上又有个小树丛为它遮阴，那是一棵矮树，它那般美妙地散发着芳香，我于是听从了水的劝诱。

自从岩石不时出现，景色变得明确、突出，地面起伏似乎更加分明。人烟稀少。将近十点，到冈布戈村，很贫困——村长很殷勤——未停留。一点过了之后，到洛克蒂，吃午饭。村子要迁址。已经可见新屋的骨架，尚未加房顶。新址离旧村几百米，旧村被施了魔法。无法夜里过纳纳河，尽管我们很想在月光下继续赶路；只能在迪巴停下。这是个贫苦的村子，宿营站更加寒酸，只能凑合了；让人用稻草把门洞掩上一部分，又让人烧毁了一个蚁巢，那群蚂蚁着实吓人。

十一月三十日

空荡荡的广场上，三棵树，其中一棵很粗大。广场四周散落着一些草房。月光皎洁。温热而无边的夜。清晨十分凉爽，露水充沛，仿佛降了场骤雨。我们出发时，黎明迫近，月亮的光芒开始暗淡下来；这是奇幻的时刻，是女巫离开巫魔夜会归去的时刻。路一直向下通往纳纳河谷；天空呈斑鸠色，太阳在上面划出一个深红的伤口。我们浑然不觉在上行，猛然间惊讶地发现竟来到那么高的所在，脚下是一片浩茫的大地；迟迟未散的雾在远处形成座座大湖、条条河流。

一直步行到纳纳河。行李堆在一条窄窄的独木舟上缓缓地过河。河对岸大树丛生；河岸的坡度比较陡峭，树在上面错落分布，更显高大。天空之前充满升腾起来的雾霭，现在放晴了；又是近日那阳光明媚的好天气。独木舟离开河对岸，出了遮蔽它的浓荫，艄公使劲撑着长篙推动船行，长篙撑到河底，看着这一幕，从那撑船人的渺小和那叶扁舟的柔弱，方知周围树木的伟岸。

没到纳纳河之前，离河半小时远，有个村子，我们如果知道就在那里过夜了。所有这些村子，隶属巴布阿的卡加马[120]，几乎都荒无人烟，既是由于桑巴的逃走和害怕随之而来的惩罚和镇压——也是因为担心（唉！可惜，这太容易理解了）我们这些白人，后面跟着司令，到这里来是想抓壮丁修铁路，千方百计地抓到他们。对他们表示得再友好，他们也不信，原因自不必说了。

不过，过了纳纳河，邻近的村子热情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们在那儿，在一棵叫不上名的参天大树的树根天然的台阶上，错落有致地上下列开，里面有村长，达姆达姆鼓手，村长的随从；随从中有村长的儿子，是个十三岁的孩子，干净漂亮，脸上奇怪地刻出一条条黑道，前胸斜挎着一长条灰色毛皮。在他身旁，有三个人，有点怪的美，十四五岁左右，戴着蓝白两色的珍珠项链和腰带；手腕、前臂、胳膊肘、脚踝、腿肚上方都套着铜镯。我一只手搭在其中一个肩上，另一只手搭在村长儿子肩上，拉着他们走在队伍的前面。后来，这些孩子主动帮我们背包，一直送到村里，离刚才的地方有半个小时的路。他们跟我们一起进了外乡人茅舍，我们让人打开折叠椅，他们先是在我旁边席地而坐，接着，当我和村长聊天时，他的儿子就蜷缩到我的膝间，像个家养的小宠物。

景色壮丽；这个词可能有点太重了，因为风景并没有什么特别迷人之处——甚至让人想起法国的景色——但这是我喜悦心情的写照，终于走出了不定型的地貌，重见清晰的冈峦，确定的山坡，和谐分布的树丛……终于，从早上起，景色便在我们面前展开、呈现，要知道自从离开班比奥，除了极个别情况，我们都是走在一个封闭的区域内，无论森林还是草原，我们都被一片高高的植被包围着，高得看不到五十米以外——甚至常常十米以外都看不到。攀上耸立于德卡前面并将其半包围的高地，看到那高高的禾本科植物终于消失，让位于一种浅浅的草地，嫩绿嫩绿的，心中何等欢畅！目光越过草地放眼望去，可以看到很远，草地也让那散落分布的不高的树木露出整个身躯，而这之前，树木仿佛都被高草淹没、窒息了。（我说过，草太高了，人骑在马上都不会高过它们；人行在草间如同小猫走在燕麦地里。）终于，我觉得自己身体处于一种无比惬意欢畅的状态，即使是最不稀奇的景色，也能让自己发现快乐、高贵与美。我走了很多路，但当我终于准备坐轿时，固定轿子的绳子却随即砰的一声断了，我一下摔倒在地；只好接着走。烈日当头，又赶上艰难的上坡路。这些山丘不会超过五百米，人们之所以称之为山，只因为整个地区没有更高的地势。在高地上待得久了，看山下地势下沉尤为剧烈，仿佛又一次居于比登上的高度高得多的地方。稍后一个荒唐可笑的意外事故迫使我不得不等着修好我的轿子。烈日下没完没了地爬了半天之后，我汗流浃背（那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刻），热切盼望有条河可以泡一泡。我们来到一片近乎泥潭的水洼；没办法——我得设法一下跳过去——因为没有小桥；溪水很宽；因此，一脚踩住一个小踏板，我纵身跃起；但脚下一滑，整个身体躺到泥潭里。我从里面出来，浑身是散发着恶臭的烂泥，赶紧坐在一块滚烫的石头上，想立即换衣服。我在背包里找到内衣，在旅行箱里找到裤子，却怎么也找不着鞋，那双备用鞋已经随着第一批挑夫走到前面去了。我只能穿拖鞋，根本不适合走路——但我竟然穿着拖鞋又走了几公里，胸中流动的诗情勃发，身体舒服得像是醉了，景色正因此被冠以我刚才用的那个形容词“壮丽”。

我晚饭后写下这些文字——在我们过夜的达伊村上空，一轮满月洒下无边的清辉；东边，透过薄薄的蓝雾，依稀看到我们明天将要攀登的布阿尔高地。地上没有一丝风，满天没有一丝云，夜空并不显得漆黑一片，而像海一样湛蓝，月光那般皎洁。离我们不远，是男仆和挑夫们的篝火，再远点，是村民的篝火。村民没有逃跑。我们一到，便有一百来个人围上来，那时夜幕已经降临，他们紧紧簇拥着我们，像吃人生番一样表达热情，挤得我们简直要透不过气来。

布阿尔，十二月二日

几天来，丛林着起大火。从远处就听到毕毕剥剥的声音，夜里，从更远的地方都可以看到火光。大火向天空吐出滚滚浓烟。昨天一点左右到达布阿尔。虽然十分炎热，空气却很清新。好像并没有登多高，但离布阿尔这个大村很远、海拔近千米的布阿尔驻地却俯瞰辽阔广袤的地区：西边，伸展着我们这两天里走过的地方，天边横着我们前天过夜的高地。南边，卡诺方向，投向纳纳河谷的目光可以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昨天太阳落山时紫红的霞光铺满天空。今晨，我在写下这些话时，天空呈现难以形容的纯净；但空气里饱含太多的水汽，显得不那么清澈透明，在森林的墨绿和稀树草原的青绿之上，又淡淡地抹上一层天蓝的珍珠色。茅舍前，近景是干燥的平地，东一处，西一处，被巨大的圆滑的花岗岩顶破；几座卫兵的茅舍，是村里最边远的房子了，村子在驻地右后方伸展开去；几棵树，很像法国的栗子树——紧接着，树之外，便是斑斓夺目的浩茫空间，眼睛已注意不到地势突然的下沉。树就在五十米外，树和之后的平原中间并无他物，而平原却显得异常遥远。

布阿尔，十二月三日

参观了一公里外的德国驻地旧址；已经被一场龙卷风毁了一半；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地区，视野甚佳。残存的芒果树大道，还有那种芦荟，在其花梗上部，有时沿着花梗，长着新的一代；以至于，当你摇动花梗，纷纷落下的不是种子，而是完全成形的小芦荟，叶子已经很壮，还有根。贴着驻地中的一座房子，长着几株西红柿秧；我带着它们的果实回来。

茉莉、铃兰、丁香、玫瑰，都没有我前天下水的地方旁边那棵灌木的花那样浓郁醉人的芬芳。伞房花序，小花白里透着粉红，四片花瓣围着一个细细的管口。这株灌木的形态、叶和花像荚蒾。香味：浓缩了忍冬的全部芳香。

十二月四日

早上很晚离开布阿尔，因为要等新挑夫；拉巴布昨晚到，又得和我们一起走，但他去卡诺，我们去博祖姆。昨天和挑夫结了账，好让他们离去；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事先已经得到行政当局发的一法郎伙食费，所以本来该只给他们三法郎而不是四法郎。而且，拉巴布告诉我们，不用付木薯钱，我估计每人每天大约需要五十生丁[121]。拉巴布声称他们每天花的伙食费不会超过二十五生丁。我这会儿和不久前确实相距甚远了，在让蒂尔港，得知国家只给每个囚犯每天七个苏，我快义愤填膺了。政府每天付给挑夫一法郎（而不是像我开始以为的一法郎二十五生丁），不走路时每天给五十生丁，返程每天二十五生丁。一般返程时间比去程少算一半。

有时挑夫们腰上系一条皮带或绳子，在黑皮肤上划出一个简单的线条，正好与腹股沟的皱褶吻合；一片棕色或红色的树皮，或者一块破布片窄窄地裹住生殖器，然后从大腿间穿过，再在骶骨上方与腰带连接。这一切的线条简洁利落，令人叫绝。有时那块树皮的色调很美，在后面像花冠般盛开。

昨晚，小型达姆达姆舞会在昏暗的夜色中举行，月亮尚未升起。十二个年轻小伙子聚起来，跳些不痛不痒的小舞蹈。卫兵营地，茅舍前，生着露天篝火。舞会跳到很晚。我们逗留在火堆旁这段时间，泽泽和阿杜姆却在赌博，并被卫兵掠走了刚给他们的这个月的全部工钱。阿杜姆连上个月的工钱也输掉了，那是他小心翼翼地留下，真心实意（我相信这一点）想要不久后交给他在阿贝歇的母亲的。他离开母亲已经四年了。

这些卫兵专门等到最后一晚来这一手，料到我们今天早上太忙，不会有时间过问此事。其实，等我看到阿杜姆闷闷不乐，询问他，他才说出来，而那时我们离布阿尔已经很远了。我尽量让他明白，他做得像个傻瓜，让不老实的赌徒给耍了，这些卫兵暗中搞鬼。阿杜姆听到“搞鬼”这个词很开心，他之前还不知道这个词呢。

十二月五日

今天早上，浓雾弥漫；在没有开好的小路上湿漉漉的高草间前行。十点过后，太阳才终于驱散云雾，重现一片纯净无瑕的天空。没多大意趣的地区。昨天，离开布阿尔一小时后，每隔大约两公里就有一个村庄。这个地区不太服从政府，我们对冷遇早有准备。的确，一些村子的人走了一半。见我们来，许多胆小的土著都四散逃到灌木丛林里去了。但当留下来的人明白我们来这儿不是要损害他们，他们又是多么容易被笼络住啊。消息传得很快，所过的一个村又一个村，出现的村民越来越多，接待也越来越热情。为法国重新赢得这里的民心的感觉很好。

应该把这么多天以来穿过的草原上的树木稀稀落落的分布和诺曼底果园的树木分布相比，和农家院的苹果树相比，和意大利锡耶纳地区支撑葡萄藤的榆树相比；高大的禾本科植物淹没了这些树的树干。我惊叹这些树的顽强，竟能顶得住周期性的野火。今天，风景单调得令人绝望，只有间隔更大的树木才带来点变化。今晚我们停宿的村子[122]是通往博祖姆路上的第二站，除了光照充足别无他美。和往常一样，在迎接我们进村的队伍中，我选一个最喜欢的，手搭在他的肩上倚着他，或者让他拉着我的手走在旁边。选中的往往是村长的儿子，这样产生的效果最好。这回这个孩子格外英俊，修长，优雅，让人联想起波德莱尔笔下的西西娜。晚上，他告诉我，他和他的两个伙伴，三人都想一直送我们到博祖姆。

中午泡得真舒服！那河水多清澈！今晚的夜真晴啊！我甚至不知道我们住宿的村子叫什么。我们走的这条路极少有人走（当然，指的是白人）。浩茫的未知世界从四面包围着我们。

这边，我愉快地读《罗密欧与朱丽叶》，那边，马克在照顾伤口，发药，然后“主持公道”，这一切花了无穷无尽的时间。

十二月六日

在巴塔拉停下来。我们十一点左右到这个大村庄，周围幼小的塞阿拉通报我们回到了朗布兰的属地——博祖姆行政分区。

在蛮荒的、萌芽状态的、了无生息的地区穿行了这么久，重新看到一座整洁、干净、欣欣向荣的村子无比欢喜；一个得体的村长，穿着一点不显滑稽的欧式服装，戴着洗涤一新的帽盔，说着过得去的法语；一面旗升起来向我们致敬：这一切令我感动到了荒谬的程度，竟呜咽起来。

想到在上一站对村长表现得不够慷慨，心中十分不安，我们便把两张一百苏的钞票放到信封里，让巴塔拉的信使送去。今早他在接过我给的六法郎小费时惊愕的神情在我心中挥之不去。食物没有价格，无法知道对人家提供的服务你的报酬给得合适、太多还是太少，这的确是在这个地区旅行的一大麻烦。在这里，什么都没有法定的价格，在这里，语言中没有什么词表示谢谢，在这里……

十二月八日

昨晚到达博祖姆，又回到可通车的公路上。就此我们旅行的这一长篇章节便告一段落。朗布兰的车就是要在这里接我们，送我们去阿尚博堡。三周前，按总督的意思，我从卡诺给他写了封信，告诉他我们到博祖姆的日期；我们早到了一天。我们应该分两站走完最后这段路；但清晨四点就从巴塔拉出发，一点就到了奎格雷，天黑前还有时间走完距目的地的二十公里，我们便决定三点左右又出发了。心中急不可待，下了轿，我们几乎小跑着赶了一段路。一上午，景色单调之极。结籽的铁线莲属植物——毛茛或侧金盏花（尚未到花期）及含苞待放的芍药（像在哈德良堡[123]附近）。从奎格雷起，非常漂亮的花岗岩石，甚至形成高高的隆起，有时和枫丹白露森林里的隆起一样。每当风景有了形，有了轮廓界限，趋于一定的格局，就会让我想起法国的某个角落；不过法国的风景总是构建得更精致，更清晰，具有一种更为特别的优雅。于是，快到奎格雷时，渡过的一条河，之后大树下流淌的河水，阻挡水流的岩石，河边延伸的一段路，这一切让我们喜不自禁地笑着说：简直以为身在法国！

到达博祖姆感觉非常美好。分区区长伊夫·莫雷尔在等待我们。他不听别人对他说什么，只顾自己连着重复了六遍同样的话——不过他一点不蠢，我觉得他的判断常常很准确，而且，尽管语速太慢，讲的东西却颇有意思。

在他借给我们的一期《巴黎评论》（还有各种花花绿绿的报纸杂志）上，有篇苏代的文章（八月一日号），肆意抨击《布里塔尼居斯》[124]。这一出色的剧作，他却认为“既无诗情，也无思想”，这位不能容忍对雨果甚至戈蒂耶稍有微词的人，却如此诋毁拉辛真有点令人恼火（见本书末尾附录）。

他告诉我们他开始在黄金海岸干过很久。我们问他是否更喜欢此地：

“当然喽！”他叫道。“在黄金海岸什么也干不了。想想吧：在那儿，黑人几乎都能看书写字。”

他按每月二十五法郎雇用土著采橡胶，每周六加一法郎“配给”，不管食宿，自然也不付橡胶钱。这些是“自愿受雇者”，他们宁愿接受这种悲惨的状况也不愿被政府征用。政府吓得他们离乡背井躲进丛林偏僻之所。“另一个躲避劳役的办法（他笑着对我们说）就是淋病。这些耍花活的家伙知道政府不招得淋病的人，而他们认识一些可以让他们染上这病的女人。”

他每月（据他说）挣四千法郎，“再加上奖金”。今年公司管理部门可能给了他一万二千法郎奖金（或者分红）。

他毫不掩饰对英国商人的愤怒，他们竟然笨拙地按商品市场价直接付给土著，这“把这一行给砸了”。他恬不知耻地承认，从商品上赚不到足够的钱时，“就会在分量上作文章补回来”。

当地首领要给我再捉一只丹迪基（我后面要讲到这只小动物），当我提出想给他一百法郎小费（报酬）时，他耸耸肩：

“什么也不要给。”

“按道理毕竟应该……”

“什么也不给。”

“为什么？”

“这些人，给他们小费，就会立即以为你偷他们的。所以，比方说：我跟您讲过的一个首领有一天给我送来一只黑猩猩，我随后在杜阿拉卖了一千五百法郎……”

“您什么也没给他吗？”

“我给他！我反倒把他臭骂一顿……嘿！几天后，他又给我送来一只黑猩猩。您明白了吧。”

他对政府牢骚满腹，说它“毁了商业”，但这指的是上级行政机构，相反，对他从业所在的地区官员，他盛赞有加：“黑鬼自可以来投诉；喏！他很快就能让他又乖乖地听你的。”

第六章 从博祖姆到阿尚博堡

博祖姆，十二月九日

此行一开始，自马塔迪起，面对那群全都一模一样的孩子，可爱得毫无差别的孩子，……在最初几座村庄，面对千篇一律的茅舍，里面装着相貌、喜好、习俗、可能性毫无二致的牛马一样的人，……不存在个性，不存在个体化，无法进行区分，这令我多么郁闷，而这一点也是这里的风景令人感到痛苦的地方。博祖姆居高临下，可以俯瞰整个地区，我站在这偏红的赭石色红土铺的平台上，出神地凝望阳光普照的灿烂美丽。这个地区高低起伏，地面褶皱很大，如此等等——但何必一定要到此处而不是别处？什么都千篇一律——没有一处景点，没有一个可能偏爱的去处。昨天一整天，我一点都不想动。遥望天际，从一端到另一端，视线无论投向哪里，都没有那么一个地方，我特别想去。但空气又是多么纯净！阳光多么明媚！何等融融暖意包围周身，浸入你的身体，让你浑身舒畅！呼吸多么痛快！这里生活多舒服……

我在这里获得的这种区别的观念，精致与稀罕都依赖产生于它，这种观念太重要了，在我看来这是该从这里带回去的最重要的启示。

伊夫·莫雷尔躺下，解开衣扣——他年纪尚轻，却已一副老卡拉马佐夫[125]模样。风湿病发作有时痛得他龇牙咧嘴，发出轻微的呻吟。尽管如此，他是个出色的小伙子。我们谈政治、道德、经济，等等等等。他对土著的看法证实了我自己观察的结果，因而更显公正。他和我都认为，人们通常既过分夸大了黑人的好色和性早熟，也过分夸大了黑人舞蹈的猥亵意义。

他跟我谈起黑人种族对包含迷信成分的一切的超级敏感，黑人对神秘的恐惧，等等，这种敏感与恐惧特别不同一般，尤其因为，另一方面，他认为这个民族的神经系统的敏感度远远不及我们——所以才更能忍耐痛苦，等等……在他曾任行政长官的中部刚果行政分区，有个习俗，病人在康复后要改名字以示他病好了，那个生病的人已经死了。当莫雷尔到一个好长时间没去的村子统计人口时，由于不知情——某某女人，听到叫她原来的名字，由于恐惧或震惊，陷入近乎僵住症的神经病发作状态，像死人一般，有时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恢复知觉。

路上捡到一条小变色龙，带回客栈，观察它近一小时。这真算得上造化生出的最惊人的一种动物。我在写这几行文字时，在我身旁，有只可爱的小猕猴，是今天上午有人给我送来的，这只小猴一见我这张白面孔就害怕，跳着往黑人怀里躲，不管他是谁，只要正好经过，它能够得到。

在灌木丛点火，这快乐有点暴虐无道。只消一根火柴，不一会儿便燃起可怕的大火。黑人跑过来，扑向被火源处的热量烤得四散奔逃的大蚱蜢。我捡起一只非常小的螳螂，就像是枯叶做的，比那些到处都是的长长的麦秆虫更匪夷所思。伊夫·莫雷尔病了。是昨天风湿发作的结果；他整宿不停呕吐，快中午时，我们去他那里吃午饭，他躺在暗处的床上，还在吐，我们就在隔壁房间吃饭。我们让他服下氧化镁和碳酸氢盐，让他觉得好一点。驻地除了奎宁什么药也没有。

什么也无法形容博祖姆这些夜晚的美丽。

十二月十日

莫雷尔的呕吐仍在继续。我们一度琢磨他的不适是否还加上醉酒的因素：昨晚为我们开的一瓶苦酒，我们当时几乎没怎么动，现在空了一半，还有一瓶威士忌也是；好像他身上有酒气……总之，我最后直截了当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的否认显然是真诚的，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他的男仆趁主人生病和我们在场，指望让我们替他们担纵酒的名。

朗布兰答应派给我们的车没有到[126]。

十二月十一日

丛林大火，蔚为壮观——黄昏时分，平原上，近近远远，天边四面八方——甚至还有那边，看不见的大火，从地平线以外，奇特地映红天边，宛如“晨曦初现[127]”。高草往往仍充满汁液，任凭火在下面蔓延自己却烧不尽，于是透过黑黑的茎秆网络可见火苗在蹿。

博祖姆，十二月十二日

天空难以形容的纯净。好像任何地方都从未这样晴朗过。清晨非常凉爽。阳光镀上了银色，简直以为身在苏格兰。一层轻轻的薄雾笼罩了平原最低的部分。空气甘美，清风微拂，抚摸你的面颊。我让马克自去拍摄丛林野火的片子，自己则安然静坐，与歌德为伴。

十二月十三日

仍旧没有朗布兰的汽车和消息。怎么办？等待。艳阳高照；天空不可能更纯净，更深邃；阳光不可能更灿烂；空气不可能更温暖更清新……读完《亲和力》第一部分，浏览了大量《巴黎评论》。莫雷尔好些了。昨晚我们给他打了一针吗啡后，他的呕吐终于止住了。

十二月十四日

重读完了整部拉封丹的《寓言》。还有哪部文学作品曾给人更精致、更智慧、更完美的东西？

十二月十六日

仍然困在博祖姆。这已不再是休息，而是焦躁不安。没有活动，睡眠差多了。莫雷尔劝说我们，这里有豹子出没，夜里敞着门窗很不谨慎。于是什么都关上，结果憋得不透气。是该启程了，哪怕是步行。

莫雷尔借给我们的一堆报纸杂志（邮差刚给他送来的）中有篇克雷芒·沃泰尔[128]的文章，读来够惬意的，我在里面和“兰波、普鲁斯特、阿波利奈尔、絮阿雷斯、瓦雷里、科克托”一道受到指责，成了法国“无论如何”也不想要的“晦涩费解”作家的样板。——我读到歌德的一句话：“没有什么比一个人觉得可笑的东西更能说明他的性格的。”[129]

十一月十九日发来的一份无线电报通告：瓦雷里入选法兰西学士院。

恩加纳莫，十二月十七日

真得下决心走了，不再等政府的汽车了。我们已经后悔等了这么久，计算着浪费的时间，我们都可能到阿尚博堡了……又征调了一个四十八人的挑夫队伍，其中十六个轿夫。这是第七批了。再没有比这条路更没情调的了；骄阳酷热之下，我们品尝它十足的单调，不怎么下轿。颠簸得太厉害，看不了书。但一到站，我立刻一头扎进《亲和力》里。晴朗的傍晚，和最近几天一样。太阳还高悬在地平线上，如莫雷尔形容的，“很像橘子”。它的热度与光芒已退去，只是橘红色的一团，望着它看毫不晃眼。这是美妙的时刻，帽盔用不着了。就在依旧被残阳染红的地平线上那一点的正上方，初升的细细的月牙现出来，像阿拉伯语中的“noun”[130]。我一直往下走，到了一条不远的小河边，在林荫小径上，顺着小河的水流徜徉了一段时间。多么安静！鸟儿啁啾；之后，太阳刚落山，蚱蜢的音乐会便开始了。暮色中，我看到一只令人目瞪口呆的鸟几乎就在我们茅舍顶上飞。它比乌鸫大一点，两根羽毛长极了，在身体两侧像杂技演员的平衡棒一样，鸟似乎靠着这平衡棒在空中表演飞行杂技。

稍后，夜幕降临时，我陪马克到他刚刚去过的小村；大块砂岩乱石堆后面，一片破破烂烂的茅屋群，在篝火微光映照下，俨然一幅史前景象。

博萨，十二月十八日

二十五公里的一段路（和昨天一样），五点半就出发，由于路上停留长达一个小时，将近一点才到站。从博祖姆起，轿夫们不再唱歌。草原上树木更加稀疏，甚至完全消失，露出大片草地。这也不再是那种和我们的果树一般高的灌木，而是和欧洲最高的树一样高的美丽的大树，但还没有达到大森林里参天大树那么高。我真想看看春天里的这些大草地，当草还不高，颜色嫩绿之时；但我也怀疑，也许，新草之上，是否依然充塞野火没有烧尽而只是熏黑的茎秆，丑陋不堪。大片大片烧过的土地；极度萧瑟荒芜，也许超过了任何一个冬天。树没有落叶，但所有树叶都变成单调的古铜色，烈日下，这颜色和地面的黑色组成的和声是那样令人愁闷而无法逃避。仿佛这片烧焦了的土地上再不会出现任何新的生命，而那大火过后已冒出三天的细草嫩嫩的绿色几乎像是一个错音。俨然一个嘴巴不严的知情者过快透露一个可以让不安的观众放下心来的秘密，影响了戏剧效果。

路上之所以耽搁，是因为太阳升起一小时后，遇上了一队囚犯，由邻村的头头押送着。囚犯共十一人，脖子上套着绳索——所谓绳索，其实只是一条细绳，将他们拴在一起。他们的样子太惨了，看到他们的可怜样，真是揪心。每个人头上都顶着一份木薯，肯定很沉，不过对一个身体健康的男子并不过分；但他们看上去连自己都几乎撑不住了。其中只有一个什么也没顶；一个十到十二岁左右的孩子，瘦得不成样，困苦、饥饿、疲劳已经压垮了他；有时他四肢战栗，肚皮一阵阵抽搐抖动。他的头顶像被锉过一样，有些地方的头皮不像头皮，而像伤口或身体表面烫伤后长成的皮肤。他仿佛永远都不会笑。而且，他那些苦难的同伴都那么悲惨，眼里几乎找不到一星半点智力之光。我们一边询问那个头头，一边把布挎包里的东西都倒到孩子手里，可惜运气不好，包里只有三块干面包。我们确信很早就能到站，让挑夫走到前面去了，自己没带什么路上吃用的东西。孩子像饿狼一样吞下这几块硬面包，一句话也没说，连个感激的眼神都没有。他的同伴，虽没有他那么虚弱，饥饿程度却似乎不亚于他。经过一番追问，我们得知他们好像已经五天没吃东西了。那个头头说这是些逃跑的村民，在丛林里生活了三个月，我猜想他们在那里活得就像被围捕的野兽。但是接下来，我们询问下令抓住他们的邻村村长科特，晚上又问这些人的村子也是我们过夜的村子的几个首领，得到的说法互相矛盾。我们不知道他们跑到丛林里究竟是去看村子里生病的山羊，还是要躲避害死了他们好几个孩子的厄运，还是在村长要求下，为行政当局把花生“装袋”，还是仅仅是违抗命令，不肯种庄稼。（值得一提的是邻村的作物非常多，我们好久没见过这样的景象了。）听说他们在丛林定居一年了，在那里形成了一个村。按他们自己的陈述，他们受到科特和科特村里人的粗暴虐待，把他们捆到木桩上之后，往他们身上泼满垃圾秽物。真是好难弄清什么，好难明白什么。而且，应当承认，这些人的瘦弱，这些人一望而知的困苦，好像与我们沿途经过的村子里的居民的瘦弱与困苦没什么两样。没有什么比这些村民生活居住的棚屋更悲惨的了，他们乱糟糟地挤在里面（这个里面装十一个人，那个装十三个）。我们经过时，没有一丝微笑，没有一声招呼。这与我们进入诺拉地区的热烈隆重场面反差多么大啊！……我本来应该在讲这次路遇之前谈到莫雷尔说的联合“行动”，行动从我们离开博祖姆的前一天开始，为这次行动，莫雷尔派了五个民兵（每人配二十五发子弹，命他们只有紧急关头才能开枪），这些人要和另外三个行政长官指挥的其他民兵在指定地点会合。四路纵队互相向对方挺进，不能放跑那些拒不服从的反抗者，他们生活在四个行政区的边界地带，每当其中一个行政区的长官追捕他们，他们就跑到另一个行政区——这种情况已持续很久，直到朗布兰总督决定结束这种抵抗的那一天。是否该把今早那一队人看成是这一命令的间接结果呢？

十二月十九日

和往常一样，黎明出发。昨晚，经过的那些村庄有不少病人，瘦得不像样——是昏睡病？那么，两天来布满轿子并专等我们不注意时便下口叮人的牛虻是否就是翠翠蝇呢？

风景发生改观。草地广阔；树木更稀疏更高大。一个挑夫指给我们看一群羚羊。离公路两百米，依稀可以辨出草丛里金黄的斑点，有二十来头……乌特曼和一个挑夫抓起卡宾枪和毛瑟枪，我从一个斜坡高处观看狩猎。一枪射去，整群羚羊落荒而逃，包括我们看见的所有羚羊和许多被高草遮住的其他羚羊。我赞叹它们跳跃的英姿。突然间，它们全都停住了，仿佛是听到了号令。但它们已经跑得太远了，没有时间追。

天很热，但空气非常干燥，我们走路也不出汗。

终于面对瓦姆河了；风景并没有改变多少；究竟这里有什么，还是我的内心有什么变化，让此地显得非常美？一个缓得察觉不出的斜坡路通到河边，岸边一大片草地。河对岸稍高些；左边不远处是小山丘，在这样平坦的地区，真要称这些山丘为大山了。瓦姆河和马恩河[131]一样宽，也许和塞纳河一样宽……这些大小问题和树的高度问题一样……比例发生变化。我来到河边本想钓鱼，但河边的草太高，我的钓竿太短，我的金属鱼刚好能碰到水面。下游一些非常漂亮的岩石阻断水流。太阳落在布满沼泽的草地上方，那片草地刚被放火烧过；到处都是猎物的踪迹。急流上游，瓦姆河展开一大片平静的水面……看来，它起码……和塞纳河一样宽。河水里裹挟着淤泥；布阿尔以来的所有河流都是如此。

十二月二十日

起得太早。在玻璃烛灯微弱的光亮下读书，等候天明。天很冷，手指冻得发麻。挑夫们之前燃起了一大堆篝火，现在很不情愿地离开；每人拿了一根没燃尽的柴火举在胸前，几乎贴在胸口了。横渡瓦姆河；河水水流上面，有条雾之河，流得更缓慢，轻舒漫卷，又渐渐散开。初升的太阳给薄雾染上淡淡的红色。

很多不起眼的小村——倘若可以把聚在一块的几座破草房称为村子的话，住在草屋里的人对着一小堆火，或者待在门口，我们走过，不和我们打招呼，连回头来看一眼都很难得。这些草房让人想起法国森林里烧炭人的临时简陋小屋。再差点，就像是兽窝了。我们到来没有迎接，我们经过没有微笑和问候，我觉得这并不表示敌意，而是最深度的麻木、愚笨迟钝。你走近他们，他们和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动物一样不怎么动弹；你递给某个孩子一枚新硬币，他很惊恐，不解你想要干什么。他根本想不到别人会给他什么东西，当某个年长点的人，或我们的挑夫试图给他们解释我们的善意，他露出惊异的神情，然后伸出双手，合成一个碗的样子。

我们宿营的村子的困苦、肮脏、一无所有、污秽不堪丝毫不亚于路上经过的村子。茅屋里面，一股难以形容的臭味。我怀疑孩子们是否洗过澡。水也许用来做饭，之后就没有用于个人卫生的了。水取自一个浅浅的水沟，是从离村二百多米远的一个沼泽流出来的，然后又消失在一个坑洼里。

然而，从今天上午起，一路有很多农作物；黍（有取代木薯的趋势）、芝麻，尤其是塞阿拉，真正的塞阿拉种植园。植株还太幼小，还不能采橡胶。几片棉花地。

收获的黍和芝麻装在椭圆形大筐子里，挂在村周围的树枝上。

十二月二十一日

六点半出发，十一点左右到博桑戈阿。很多队修路民工，路正要完工，我们的车应该是第一批从路上经过的。大量农作物（特别是黍）；但村庄和村民比昨晚的还让人难过。有时，稍微离开公路一段距离，几座草草搭成的简陋的草房，带叶的树枝做门。没有招呼，没有微笑，走过时，几乎一眼也不看我们。

在博桑戈阿，民事助理马丁先生迎接了我们，他暂时代替去巡察的行政长官马西拉西先生行使职务。很大的政府驻地；芦荟大道。鸟儿众多，其中一群群那种非常漂亮的白色涉禽，人称“啄牛鸟”；几只驯化了的疣猪[132]。

午睡后，酷热难当。

博桑戈阿，十二月二十三日

夜里非常凉；快到早晨时甚至冷了。这一宿刚开始只盖了一条被单，到最后盖了两条毯子、两件毛衣、两件睡衣、一件大衣都不嫌多。我昨晚由于重感冒很疲乏，一吃过晚饭就躺下了。

不过马克还是去营地周围转了，这是他的好习惯，要看看没有暴露在明面上的东西。他很晚回来，情绪非常激动，因为他刚刚意外发现了一件事情：离宿营站不远，在卫兵营地里，一大帮孩子，有男有女，九岁到十三岁，在寒夜里，畜群般挤在用草生起的微弱的火堆旁边。马克想问问这些孩子，便叫来阿杜姆，但阿杜姆不懂巴亚语。一个土著自告奋勇做翻译，他译成桑戈语，阿杜姆再译成法语。原来这些孩子可能是人用绳子套住脖子把他们从村里弄来的；已经让他们干了六天活，不给工钱，还什么吃的也不给，指望他们的父母、兄弟、朋友给他们送吃的，因为村子离这儿没多远；没人来，那就算他们倒霉。

这些问答经两次转达难免有模糊之处；但事实仍很清楚……清楚到马克前脚刚走，那个好心的翻译就被一个卫兵抓起来，投入监狱……这是阿杜姆在我们一早起来时告诉我们的。

今天上午，马克和我想去再见那些孩子时，有人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回自己的村子去了。至于翻译，在监狱过了一宿后，天刚亮就被两个卫兵带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干活，他们说不出，或者是不想说出走了哪条路。

看来，这里确有什么事情怕让我们看到。想和我们玩捉迷藏吗？我们当即决定，那就玩到底。首先要让他们放了翻译。不能容忍的是，他因为和我们讲话便受惩罚，就像桑巴·恩戈托一样。我们询问他的名字，但人人都避而不答，声称不知道。顶多给我们指出一两公里外的一群茅舍，那里住着个土著，可能认识那个翻译。顶着炎炎烈日，我们到那个小村里去，但没有打听到那个人的名字，却得到早上将他带走的两个执勤兵的名字。就在我们询问之时，那头一个卫兵，即昨晚抓翻译的那个却来了，心神不安，一脸狐疑。他手里拿着一张纸；那是我们的挑夫的名单，他请我们签字，这事我们完全可以之后再做；显然是来找我们的借口。他想知道谁跟我们讲话，跟我们讲什么。但我们担心连累别的人，中断了查问。由于这个奸细似乎决心不离我们左右，我们便和他一起去了马丁先生那里，把整个事件一五一十给他讲了。唉！他也躲躲闪闪；好像不把我们的叙述当回事。不过，在我们坚持之下，他终于决定装模作样地调查一下，稍后我们再去见他，他向我们宣布，一切正常，我们是在瞎担心。那个翻译被关监狱并不是由于我们以为的原因，而是因为偷了一头小山羊，那是个惯犯，根本不值得我们关心。他还言之凿凿地说那些孩子都吃得好好的，我们的同情也是多余的。让他们回家仅仅是因为他们已经干完活了，很轻的除草的活。这中间纯属偶然的巧合，没什么可疑的。你们满意了吗？——还没有。

十二月二十三日

我们的执著是否能最终解开这错综复杂的迷局？我们对那个“一等兵”摆出威严的姿态，他慌了神，在我们追问之下，答话自相矛盾，破绽百出，最后终于承认，他对马丁说的偷山羊的并不是翻译，这么说只是要麻痹马丁。那个翻译刚和马克讲完话就被关进监狱。两个执勤兵今早将他带走，在去往博祖姆的路上（我们就从这条路来的，他们可以肯定我们不会再经过那里），把他交到了卫兵多诺手里，此人负责“让他干活”。这么说，阿杜姆的叙述是确凿无误的。

这令我受到鼓舞，我的信心也开始影响了土著。一些人决定开口讲话。我们派人去找多诺，不顾那“一等兵”的抗议，我们单独审问多诺。经确认，那些孩子今早都回村了，一些跟孩子一块被拉来的妇女也回村了，他们并不是自己逃走的，而是有人急急忙忙把他们打发走的，因为那“一等兵”无视任何规定让他们干活，还什么吃的也不给。陪同马西拉西去巡查的中士的妻子，一个聪明的苏丹女人（我们稍后去拜访了她），出于同情，把其中几个孩子保护起来，叫他们到她家旁边的大院里，让他们取暖，给他们吃的。“一等兵”可能还让服劳役的养路工挨饿，他本该负责提供他们食物；还有那些被招募来运黄米供给黑角的铁路员工的挑夫也一样，他六天没给人家吃的。也不知道挑夫们在拿什么东西果腹，野草，树根，还是偷来的东西[133]。

这些审问一直持续到晚上。我们本来次日一大早就得出发，已经和马丁先生辞过行了。但我们不能不让他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一切，我们刚刚知道的事情。借口有封信要交给马西拉西，我们去了政府驻地。已经九点，灯全熄了。那也顾不得了。马丁已经躺下，只好又起来。

“现在这里有个人，是他们企图蒙骗的对象，”我对他说，“不是您就是我。卫兵告诉您的情况和我们刚得到的情况不一致。我不愿意撇下一件没有澄清的事情就走，所以决定晚走几小时；明天就用这些时间把一切搞个水落石出。”

今天早上，我们让那两个带走翻译的执勤兵到庭。昨晚找不到他们，但我责令“一等兵”把他们带来。此外，这个一等兵慑于我的坚决态度，让那个翻译本人也来了。现在案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中士跟行政长官走了，趁他不在，这十天来，“一等兵”滥用权力，违反规定，任意征调民夫，把本来该给服劳役的人和挑夫的食物留给自己。而且，中士这时回来了；这是个苏丹人，皈依了伊斯兰教，法语讲得还过得去，给我们的印象极好。我们把事情告诉了他，把那个不幸的翻译托付给他，翻译因为跟我们讲话而受刁难，他得保护他，不要遭到怀恨在心的卫兵的报复。我们把一切告知了马丁，这样让他不能不介入。保护和助长这样的滥用职权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哪怕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这里面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卫兵不会这样费尽心机掩盖真相。

离开博桑戈阿前我们又来到营地。一切恢复了正常：那里只有成年人，围在火堆旁，用来生火的不仅有草，也有树枝[134]。不过他们那样胆怯，那样恐惧，假装完全不懂桑戈语，好不用和我们答话（稍后我们发现他们桑戈语讲得非常好）。他们不敢接我递给他们的烟，至少是经过一刻钟的接近和慢慢的驯化才接过去。想象不出更惨的像牛马一样生活的人。

两点左右离开博桑戈阿，之前参观了朗布兰新近创办的农业学校，由年轻的M领导，看上去管理得井井有条。

过了离驻地五百米的瓦姆河；这边的人似乎不那么麻木；有几个和我们打招呼，几乎带点微笑了；所过的许多村子的茅舍又有了墙壁；居民也干净些。有几个女人还算漂亮，有几个男人身材相当匀称。我们停下歇脚时，五点了。太阳虽算不上炙热，势头却好像很凶。而后，突然间，它变红了，熄了火焰。到站前，先经过一座漂亮的大村子。宿营站所在的村杨达卡拉也相当漂亮，我们在这里停下来，在一片开阔的平地前吃晚饭。宿营站附近，大块灰色花岗岩石板刚刚露出地面，很漂亮。

十二月二十四日

吃完饭从杨达卡拉出发。月光皎洁。天太冷，不能长时间坐在轿子上，但我竟能在上面昏昏欲睡。将近十一点到达一个不知道名字的村庄；清晨又在严寒中出发了。气温不会超过6℃。一路很单调；有些农作物。

猛然间，奇迹发生了：我们已经不再抱希望的汽车出现了。它没走博祖姆，而是迎面而来。朗布兰已经料到，车迟迟不到，我们可能不等车就上路了。我在卡诺写的那封信，通知他我们到博祖姆的日期，尚博不知为什么没有直接寄往班吉，而是发往蒙古姆巴，结果这封信要在那儿等“拉尔若”号经过，结果车便迟到了十五天。要是有人生病，或者求助，这样笨拙的行为可能是致命的。

一辆卡车跟在轿车后面，载着三箱盐，是送往博桑戈阿的。箱子太大，不能交给挑夫运，我们便决定挑夫一直跟我们到下一站，空卡车从博桑戈阿回来，再在下一站和我们会合。

宿营站位于一个不知其名的小村的尽头；不远处流淌着一条河，博博河，我们的公路将跨过这条河。桥附近，河拐了个弯，形成一个深水池，很清澈，一些孩子在水里玩；再往前，这条河又将满涨的河水掩藏在倾斜下来的高大树木的环抱中。

多亏有车，这一程不怎么累。吃完午饭，我们放弃午休，立即来到博博河边。高草中间有条几乎看不出来的羊肠小道，顺着它可以向河的上游走。树木不甘心待在岸上，它们倾斜下来，在水面上蔓延伸展，侵占领地，像是要渡河一样，向河对岸抛下桩子，那是一张气根大网，齐着水面，成了联结两岸的座座小桥。再往前，出现一片较为开阔的空地，上面粗壮的树枝铺陈伸展：枝叶的浓荫有种宗教气氛；一座座小土包，间隔很规则，将黑色地面顶起来，像坟头似的。这是墓地吗？不，是实验咖啡种植园，——实验失败了，和此地几乎所有其他咖啡种植实验一样。

有了车，我们今晚就能到布卡。结完账，我们遣返了挑夫，将近两点又出发了。一个仆人上了我们的车，泽泽、另一个仆人和从卡诺起跟着我们的小帮厨很不舒服地挤在卡车里那一大堆行李上面。从布阿尔跟着我们的另两个小帮厨不想离开我们，他们离不开我们就像丹迪基离不开它的栖息处一样。车上没有地方了，那也不妨，他们走着去。的确，我们次日在布卡见到他们，他们走了整整一宿才到，而之前已经走了几乎一整天。他们想跟我们一直到阿尚博堡（至少是在那儿和我们再见）。如此的忠心耿耿令我感动，即使这其中困苦的成分居多，还有那种要牢牢抓住某种有营养的东西的需要，不管是什么东西，这在所有寄生生物上都能看到。这两个小帮厨，说起来，很难看，一句法语也不懂，从布阿尔起，我跟他们总共说不上两次话。但有人不粗暴对待他们，这对他们而言已经够好了。我已经给过每人一张五法郎的钞票，但在布卡，早上，看他们一心要走到阿尚博堡，我又给每人几个五十生丁的硬币，因为我知道，没有零钱，兜里有五十法郎都能饿死——要知道，在所过的任何一个村子，都找不到换零钱的。这是此行的一大困难；事先知道这种情况，我们从布拉柴维尔带了几袋五生丁、五十生丁和一法郎的硬币。

十二月二十五日

巴坦加福，我们停下来吃午饭。坐车走这段路，反而显得更长了。要求过高；景色更显单调，因为从细节上看还没有从整体上看那么明显；风景飞逝而去，让感觉模糊起来，只见灰灰的一片。

我们争取今晚赶到阿尚博堡，因为答应过科佩，到那儿过圣诞。

车在夜色中飞驰。树木渐疏，景色变得高贵起来；又出现了树头榈。在一片林间空地，一头大马羚就在我们身边，车子停下来也不逃走；俨然圣于贝尔的奇迹[135]。大涉禽；黑夜里依稀看到萨拉人的大村庄。公路边有篱笆墙。

卡车没有跟上来，需要等它。

我们在路边一堆篝火旁停车，在那里烤火的萨拉人一下都跑了；然后，又一个一个回来，接过我们的香烟。一块小山羊皮仅仅遮住后屁股；但他们把生殖器夹在两腿间，也算找到了遮羞的办法。

子夜刚过到了阿尚博堡。叫醒科佩，他做了夜宵，与他一直聊到早晨。

第七章 阿尚博堡，拉密堡

一早就被灿烂、强烈的阳光照得眼花缭乱。这是地狱的另一边。阿尚博堡位于伊斯兰地区的边界。越过未开化地带，我们接触到另一种文明，另一种文化。这文化也许还很初级，但已经带来文雅细腻，带来高贵和等级意识，带来一种尚无目标的精神生活和对非物质的兴趣。

我们所过地区，只有被践踏的民族，他们也许并非卑贱，而是受人轻贱、奴役，对生活条件只怀有最起码的向往；那群人是没有牧羊人的可怜的羊群。而这里我们终于又见到真正的住宅，终于有了个人财产，终于有了专业分工[136]。

阿尚博堡

土著人城区。芦苇编的篱笆墙围成长方形大院，里面是萨拉人的茅舍群，各家单独居住。篱笆的高度恰好叫一个中等个头的人看不到院里。骑马经过，便居高临下，目光越过篱笆，看到里面奇特的私生活景象。这是异国情调的精髓。茅舍的房顶藤枝编成，稻草镶边，好似马赛克，煞是漂亮。简直像昆虫的作品。围墙内，那几棵大树，在年年发生的大火中保存下来，已长得非常美丽。地面是白色沙砾。座座悬空的谷仓，架在柱基上，山羊够不到，使这特别的微型城俨然一座利立浦特王国[137]。攀援植物，类似牵牛花或弯弯曲曲的阔叶葫芦科植物，更让人感觉到时间的铺展和缓慢，感觉慵懒、迟钝而舒服。难以言说的祥和、忘忧和幸福氛围。人们都面带微笑，是的，连残疾人、病人也微笑着。（我想起博祖姆分区的第一个村里那个患癫痫的孩子，他曾经掉到火里，漂亮的脸半边全都烧伤了，可另外半边却在微笑，天使般的微笑。）

我不再记录日期。这里，日子一天天流逝，没有分别。我们黎明即起，我一直跑到沙里河边看日出。天气凉爽；河边鸟儿众多；不怕人，因为从未受到射猎和追赶；鱼鹰，兀鹫，鸢（？），翠绿夺目的蜂虎，脑袋像角豆树的小燕子，还有好多灰白两色的小鸟，和刚果河边的那些鸟很像。河对岸，一群群大涉禽。回去吃早饭，麦片粥、茶、奶酪或冷肉，或者鸡蛋。阅读。访客。去马塞尔·德·科佩处吃午饭。午休。工作。科佩处喝茶并修改他翻译的本涅特[138]的《老妇谈》。骑马兜风。

很奇怪，这个对节奏如此敏感的民族，却把我们的军号声漫画式地变形了。音符还是那些音符，但节奏变得让人认不出整个曲调了。

阿尚博堡小学。一个愚蠢、无知透顶、简直有点神经不正常的土著老师让孩子们一再重复：有四个方位基点：东、阿西[139]、南、南[140]。

一个苏在这儿值八颗蓝珍珠。一个孩子买了一把花生，找给他四颗珍珠。

我们留在布卡的那两个小帮厨一月一日晚在这里找到我们。

接触到伊斯兰文化后，这个民族振作起来，有了精神生活。而基督教呢，因为他们接受的往往是迷信和对地狱的恐惧，往往造就懦夫和阴险之徒[141]。

布拉柴维尔—大洋铁路是个吞噬生命的可怕家伙。阿尚博堡这不又要派去一千萨拉人。这里是法属赤道非洲地域最广阔、人口最密集的行政区，成为土著劳动力的特别输出地。派去的第一批征夫吃尽了苦：在路上，运送他们的船装备很差[142]，在工地上，居住问题尤其给养问题似乎事先都未经充分研究。死亡率超过了最悲观的预期。为了换来殖民地未来的舒适生活，还要付出多少条生命？在行政长官的所有职责中，招收“志愿兵”无疑是最艰难的责任。但马塞尔·德·科佩在这些黑人民众中赢得的信任正表现于此，他们觉得科佩爱他们。元月一号的庆祝活动公告引来了一大群人。然而，正是在十二月三十一日，负责征募劳工的民兵结束了在本区各村的征工，带回一千五百人。这些人要进行体检，米拉兹医生要留下其中的一千人。这些人被安置在卫兵营地专门腾出的地方，受到卫兵严密监视。马塞尔·德·科佩清楚这些人不能参加节日庆祝的遗憾，便取消两天禁令，允许他们自由行动，他对他们说：“我信任你们，并希望你们在第三天点名时都能到场。”

由于很多人死亡，铁路工程臭名昭著（阿尚博堡的土著对他们“兄弟”的悲惨命运一清二楚），尽管如此，却没有一人开小差[143]。

这也许令人钦佩。但这些不幸的人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是否真的采取了更好的预防措施维持他们的生存？否则，这种对他们的信任的滥用从道义上是不能接受的。科佩大概也这么想。但一个行政官员能做什么？他得服从领导。不过他也提醒上司：“这次征调还行得通……下一次我可不能保证了。”

阿尚博堡

拜访两个主要村长：贝佐和他的表兄弟博朗加尔，是萨拉族中的马津加人。他们都把自己的长子送到拉密堡学校。两个孩子刚回到阿尚博堡。奇怪的是，他们做了个交换；我问起贝佐：

“现在，你们俩要领回自己的儿子了吧？”

“不，”他说，“我带他的，他带我的。”

“为什么？”

他向我们解释，两个父亲都怕对自己的儿子表现得太宽容太软弱[144]。

沙里河下游河岸风光绮丽。长时间独自漫步（这样做很不慎重，科佩说）。岛屿；大片沙地；各种各样不知名的鸟。

重读《西拿》[145]，非常入迷，重新品味开头部分。

我们的文学在多么奇迹般地迅速走向反自然！我希望看看那些《公民进步周刊》的读者和克雷芒·沃泰尔面对本剧开始时埃米莉的独白的表现。

卓越复仇的焦灼渴望

萌生于我父亲的死亡，

仇恨生下的狂躁孩童

被引诱的痛苦盲目拥抱……

抽象、典雅、浮夸、反现实主义（我不用“矫揉造作”这个词）都被推向极致。我没见过更精彩的诗句。这是艺术对自然的胜利。对于事先没有准备、不熟悉高乃伊的观众，马拉美最艰深的十四行诗也没有这交错纠结考究晦涩的文字难懂。

随后立即重读《伊菲革涅亚》[146]。要有高乃伊这样的反自然，人们才谈得上拉辛的“现实主义”！

阿尚博堡，一月十日

马塞尔·德·科佩被任命为乍得临时总督，要在五天后赶到拉密堡。我们将陪他去。三天来非常热。太热了。傍晚有些发烧。夜里过得很糟糕。尽管我在窗上挂了席子，门上堵了报纸，蝙蝠还是钻进房间，很烦人。

刚重读完《伊菲革涅亚》，我又重新读。今天将它读完了，赞叹之情仍在增长，还想再捧起来。今天我觉得这部剧作和拉辛其他任何一部作品一样完美，比那些姐妹篇毫不逊色；但也许没有比这出戏剧更难演的了。其中任何一个角色都不能被留在暗处，都不能被牺牲掉。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主角，我们希望看到伊菲革涅亚、阿伽门农、克吕泰涅斯特拉、阿喀琉斯、厄里费勒依次得到最好的演绎。

拉辛极为出色地理解和表现了阿伽门农的性格。当阿耳卡斯担心阿伽门农那样滥用阿喀琉斯的名字，总之，借他的名义作假，阿喀琉斯会表示抗议，阿伽门农惭愧地回答：

“……阿喀琉斯不在。”

直至细节表现，这种迟疑不决，这种反复无常：

“去吧，我说，把她从我自己的软弱中解救出来。

但千万别……”等等。

以及这种怯懦，

“……别让我听到一个愤怒母亲的叫喊。”

一月十七日

沿沙里河顺流而下（我差点说溯流而上）——这条奇特的河，转身背向大海。我们离开阿尚博堡时，岸上聚集了一群人。

“于泽斯”号两边跟着四条篷船，我和马克占了右舷的两条。三点时，酷热高温下上船。

五点

大片大片的金色沙岸，灼热纯净，隔上一段距离便缀上块草地，是河马和水牛的牧场。

一月十八日

“于泽斯”号停下来。不远处，巍然耸立着一些花岗岩巨石。布勒托内[147]的队伍就是在那儿全军覆没。太阳要落山了，但我忍不住要走近这些奇特的大岩石（刚开始我还以为是砂岩）。我拉着同伴急行军，先穿过一块非常累人的沙地，然后又过了些泥沼。最后爬上其中一块高高的岩石——但同伴们在等我，天也已黑下来。

一月十九日

“适宜狮子”的风光。矮小的埃及姜果棕；大火烧过的丛林。粗犷野性之美。

猎捕羚羊。科佩打死三只大的。

鳄鱼的美丽斑纹。

既无时间也无愿望记录什么。完全沉浸在静观之中。

一月二十日

景色没有明显改观，只是开阔起来，植被慢慢稀疏，趋于荒凉。不过树木还是不少，都不是棕榈；有时它们离河岸很近，这时地势较高，树不会受到汛期洪水泛滥的威胁。这些树我不认识，它们颇似大金合欢和耨笃香。

接着出现了低矮的埃及姜果棕，形态似龙血树，几公里之内，都将是这种树的天下。

不过，动物经常比植物更添景中意趣。沙汀不时缀满五颜六色的涉禽，大小野鸭，成群飞鸟，种类各异，着实可爱，让人目不暇接。岸上时而有只庞大的凯门鳄，我们一经过，它醒了一半，倏地堕入碧蓝的水中。

岸渐渐远了，眼前一片蔚蓝。景色空灵。河水伸展如镜。

我得扔掉那盒为博物馆收集的鞘翅目昆虫了。原以为把它们在太阳下晒干有好处，结果它们都变脆了，没有一只剩下完整的腿儿和触角。

船常常陷入流沙；船员们都下到齐腰深的水里，像推车一样推船。有时要一个多小时才能摆脱困境。不过，面对这样辽阔舒缓的景致，人倒并不希望匆匆而过。

一条巨大的鳄鱼离大船很近。砰砰两枪，它在河里扑腾。我们停下来，将小船开回现场，却找不到它。被这样打死的动物会立刻沉下去，直到若干小时以后才会浮到水面上。

黄昏，夜色将近，我们又一次见到那种怪鸟在沙汀上飞翔，没到布卡时，我就提过它。科佩放了一枪，鸟掉进河里，阿杜姆把它捞上来。它的翼端伸出两支长长的羽箭，没有羽毛，只有中轴，和其他羽毛几乎垂直，差不多是鸟身长的两倍，远离身体的羽箭末梢十分反常地长着两簇不小的羽毛，呈圆盘形，好像能活动和抬高，用不着动翅膀。科佩把鸟给我作博物馆收藏，他叫它“飞机鸟”，并断定有些博物学家肯出六千法郎，倒不是它异常稀罕，而是它只在夜幕降临时出现，那怪诞的飞翔又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

博安加尔

这是座小村庄，有很多织机，大多由孩子操作。马克给其中一个孩子拍了段电影，他年纪虽小，动作却非常娴熟。织出的布条只有几厘米宽，像包扎用的绷带。把这些布条一一拼起来，就成了一块布料。做一条齐腰高的裤子要四十八块这样的布条。织机再简单不过：两个踏板交叉缠着纬纱；梭子每过一回，横悬在布条上的机杼便打一下经纱。纬纱由放在远处地上的一只平底小篮拽着，里面压着石子，使篮子贴住地面。“加巴克”布条越织越长，男孩边织边将它缠在两腿间，小篮也越拉越近。他一边劳作一边哼着小调，伴着梭子的穿行，唱出它的韵律。

更远些，一个芦苇编的篱笆墙内，并排放着七台织机。大概当局要求本村生产相当数量的加巴克。有人说，这活常常交给俘虏干，种地和放牧才是“体面”的工作。

织布过程之优美，当地原料之艳丽，这一切未经任何篡改，我们从头至尾观看了生产过程，一人操作，没有他人参与。有人要改革，何必改呢？也许赶赶时髦，这种“手工织造[148]”会在市场上走俏。

河中央有只鱼鹰，被它的猎物拖住，这个猎物过于肥大了，鱼鹰奋力挣脱出来，扇着翅膀仓皇飞向岸边。

拉密堡。丑陋不堪，俗不可耐。

该城位于沙里河与洛贡河三角洲，堤岸上种了不少树，除此两点外，和阿尚博堡一比，它实在是太狭窄了！一出城，便见河的上游两座令人瞠目的塔楼耸立，高度一般无二；这样庞大的砖质建筑，可想而知，当初耗资惊人，而今又无人知道有什么用处。

土著的城区位于法国人区的对岸，沿河伸展开去，实实在在形成了两座城。两城都肮脏不堪，尘土飞扬，有点像撒哈拉沙漠城市，让人想起阿尔及利亚南部绿洲，可那里比这儿美多少倍！房屋墙壁用的黏土颗粒粗糙，灰不溜秋，掺了许多沙子和麦草。居民看上去都诚惶诚恐，心怀叵测。

听说由于回归热和人口外流，这座沉闷的城市居民人口锐减，十分萧条。土著没有自由，不准聚会跳舞，甚至不准在自己的村中走动，天一黑就百无聊赖，于是逃奔他乡去了。白人因工作滞留此地，无可消遣，只好咬紧牙关忍耐。

我带阿杜姆去拉密堡医院，请×大夫用显微镜给他验血，我急待弄清这个小伙子是否真像拉巴布说的，染上了梅毒。

化验结果竟是阴性，那么在布阿尔的淋巴结肿大是怎么回事？——只不过是科罗病，我和马克也得过。到他那儿，由于淋巴结肿大，情况就复杂了。阿杜姆没有病毒，他听了这个结果，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我早就知道我没有梅毒，我哪能得这病呀？”

“可能在克朗佩尔堡啊，那天晚上你不去寻欢作乐了嘛。”拉巴布曾计算过，从那天起，恰好过了足够的时间，淋巴结炎会发作。

“我根本没寻欢作乐。我一开始就跟你们说了。”

“可后来，你自己跟我们说，那天晚上，你和一个女的在一起。”

“我这么说是因为你们好像坚持这么想。大家老说我肯定去花天酒地了。我没法说我没有，说了你们也不信。”

这段小插曲不会说服任何人，只是让我更加深信不疑：怀疑过头和信任过头一样常常会出错。

一月二十八日

我们决定丢下马塞尔·德·科佩在这儿履行他的新职能，沿沙里河下行一直到乍得湖。明天乘“于泽斯”号启程，半个月后就能返回拉密堡。

一月三十日

景色缺少气势。我料到会有沙岸，正想着，荒凉的沙漠已在眼前了。噢，不对，还有许多树，不高不矮，枝叶繁茂，形状浑圆，勉强装点着河岸。

刚刚还奇怪怎么没有见到更多的鳄鱼，突然间就出现了一大群，多得难以置信。我数了数，在这么一个五十米长的小沙滩上，就有三十七条。大小不一，有的刚有手杖那么长，有的大得吓人。有的长着条纹，有的一身灰。船一走近，在沙坡上的大都重重地掉进水里，离河远点的，直起身来逃跑。它们入水动作有些慵懒之态。有的过于懒惰或睡着了，动也不动。一小时里，我们见到的鳄鱼不下百只。

到达古尔费依（属喀麦隆）时，天太晚了，不过，要是在大白天拜访苏丹，也许不会留下那么奇特的回忆。城的四周城墙环绕。我们跨进城门时，天已全黑了。前面横着一面笔直的长墙，只露出一个黑黑的墙洞，我们随着苏丹的几个大臣穿过洞口。神秘莫测的黑暗中，两道不低的土墙之间，有一条狭窄的街道，像走廊一样，曲曲折折，不时突然拐弯。有时见一黑影侧身站到门洞里，把手举至头部，轻声致意。过了一会儿，街道变宽了；枝枝叶叶围成的篱笆遮蔽下，一座类似前厅的院落，里面坐着一些人。白天酷热时刻，那里肯定舒服极了！再往前，墙敞开了，到了一个空场。一棵大树荫蔽着宫殿的入口。

在窄街上，我们已见过苏丹，但彼此看不清对方。到的太晚，我们已表示歉意。想等返程时再去拜望。（那位穆斯林领袖器宇轩昂，举手投足都令我肃然起敬，胜过一切华而不实的头衔。在他面前我不能不表现得谦恭之极，甚至有些低声下气。）但苏丹坚持请我们参观，好奇心驱使，我们便随他一路穿行小厅和走廊。至此一直在暗中行进。终于，有个侍从拿来一盏灯笼，我们才看见走过的小厅墙面都是有光泽的，仿佛涂了仿大理石的涂料，上面挂着图画及饰物，虽嫌简陋，倒也漂亮。我们到了一间客厅，比其他的只稍大一点。屋里有几把椅子。苏丹请我们落座，自己也坐下。在我左侧，靠门附近蹲着个英俊的男孩，有十五六岁，是苏丹的儿子。“于泽斯”号的船长给我们翻译。我们依阿拉伯习俗互相客套几句，便向主人告辞，打算回到村里，这时，即将月上中天了。

怎样描述这次夜间漫步呢？再没有比这座城市更奇特、更神秘的了。广场上，街角处，遍布着奇妙的树林，它们可能受到顶礼膜拜，至少是得到保护。围墙里有一条巡逻道，道旁是斜坡，尽管很陡，仍可以爬上去。一大片广场，半废的工事。月光皎洁，这一切那么怪诞离奇。住宅上面，依稀可见穹隆状屋顶。在一家门口，我们和四个少年攀谈起来，原来他们是苏丹的另外几个儿子。他们陪我们走了很久。不知不觉，我们肯定拐了弯，因为走了一刻钟后，又回到他们宅前，于是就此分手。

一月三十一日

风很冷。今天上午，几只大乌龟从轮船经过留下的波痕里探出头来，追随大船走了一阵。河岸绿多了，布满矮小带刺的荆棘丛。

我没有说到，昨天，船停下来的四个小时里（需要去打点柴火，因为没有现成的了），我们去丛林里打猎。珠鸡多得难以置信。我们带回了七只，丢了三只，它们虽然受伤了，我们还是没能追回来。丛林里树很少，广大的空间一半是裸露的，光秃秃的地上点缀着金合欢。成群大羚羊。

打鱼船样子很奇怪：大独木舟，但是由很多块用藤和细绳连起来的木板拼成，因为当地再没有足够大的树可以拿来凿制小舟。这些船的船尾翘得很高，可以做支点，支撑拉在两个长长的斜桁之间的大渔网；一种平衡系统让人可以将网不费劲地沉入水里再拖上来。

二月一日或二日

昨天下午两点船停靠在河边一座村旁（右岸）。岸上有一群孩子，但一见我们走近便都跑开了。村子很破。很多人干制作靛蓝颜料染布的行当（像前几个村一样）。

妇女用棒子敲打埃及姜果棕的果实，使木质果肉变软，再像嚼烟叶一样嚼。黍的收成不好；可以预感到会闹饥荒。

酷热难当，特别是光线太强，受不了。我等到傍晚才去周围转转。马克和乌特曼去拍照片了，阿杜姆和一个卫兵去打猎。我不顾叮嘱，一个人走的。橘黄色的迷人光线斜斜地洒在这片广阔的天然果园上。我信步前行，乐在其中。牛群走的小路在地上织成一个网络。牛是当地的财富。好多鸟儿陶醉于暮色中。我想象着这些眼下大多干枯的树丛，到了春天，叶绿花发，挂满鸟巢，蜜蜂飞舞，嫩草遍地，蝴蝶翩跹……

夜里又启程了——凌晨两三点左右，船长想借着月光赶点路。进入乍得湖时，我们睡得正沉；即便起来了，光线这么弱，我也无法随心所欲地看清植被的变化。但起风了，迫使我们停下，不久，我们赶出来的时间又失去了。其实这样赶也毫无意义，唯一的效果是隐去了我特别希望看到的东西。风卷急浪向我们抛来，浪夹在篷船和大船之间，激起大股水柱，横扫甲板。转眼间，什么东西都打湿了。我们赶紧收起所有零散的东西，叠起床铺。小轮船摇摆得太厉害，一张桌子四脚朝天地翻倒。一片惊慌，如遭遇海难。而这里的水深不过一米五而已。旁边的篷船摇摆得非常可怕，剧烈地撞击“于泽斯”号的船身。我们急忙在两大丛纸莎草和一种高大的苔草[149]丛之间找到一个临时避风港。

我就是在这个暂时的避风港写下这些。面前，碧蓝一色的天空下，一片浩渺的水面，像北海一样青绿。身边，一丛高大的纸莎草冒出水面，非常漂亮，尽管大部分枯萎了——颇似“水棕榈”；身后，能够想象出的草与水最奇异的交融；又是那种浩大，那种无形，那种模糊，没有打定主意，没有轮廓，没有整治，在第一阶段的旅行中令我难过之极的一切，正是此地最大的特点。但这里这种自然的交织暧昧，这种不同元素的结合与渗透，这种青灰绿与蓝、草与水的交融[150]那么奇异，想不起我国的任何景观与它相像（要不也许就是卡马尔格[151]地区或艾格莫尔特[152]附近的某些水塘），我简直无法把视线移开。

从太阳升起便停在半路前进不得，我们躲在纸莎草丛中，一直等到将近中午，风才平息一点。其实风也不是太强，要是和西洛哥风[153]及密史脱拉风[154]比起来，也就刚刚算得上正常的海风。纸莎草丛的色调介于迷人的绿与红棕色之间；乍得湖则青灰绿中泛着金黄。船两侧的篷船被解下拴到船后面拖着……

经过三小时左右的横渡，眼前是对岸的岛。纸莎草和一种开黄花的灌木及高大的芦苇相间。开黄花的灌木比纸莎草刚高一点（好像是蝶形花科？），上面有时攀爬着淡紫色的喇叭花。芦苇和我们称“蒲苇”的相仿，上面顶着大麻灰的大羽毛饰，美丽极了。

我赞叹赤道地区那么多植物努力趋于对称形状，像晶体似的，这形状在我们这些北方国家是根本想不到的，所以波德莱尔才会说到“不规则的植物”[155]。

纸莎草、棕榈、仙人掌、烛架形大戟，都围着一个中轴按明确的节奏生长。

我们在一座无人居住的岛前抛锚，船长原来指望走的通往博尔的通道阻塞住了。夜晚降临。我们登上陆地，但没走出多远，因为不一会儿我们的腿上便满是扎人的小种子，甚至要拔除它们都不能不冒着被针刺扎进手指的危险，很痛，针刺在手指里会折断，引发脓肿[156]。再者，风景毫无意趣，除了我们走的那片广阔的干草地上的一种奇怪植物，长成灌木，叶子非常宽大，泛绿的灰色非常柔和，厚厚的，被绒毛（我是想说叶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绒毛）。花是漂亮的绛紫色，但很小。

夜里不太冷。但有蚊子，全体船员都要在大堆篝火边睡觉。停靠在一座岛上，岛上满是白山羊。真不明白它们能找到什么吃，因为地面只是干涸的粗沙砾，精打细算地点缀着那种奇异的灌木植物，我刚刚描述过，灰绿的树叶和山羊的白色相得益彰，十分和谐。很多山羊一只蹄拴在一根插进沙里的桩子上。我想这是要挤奶的羊，不想让小羊羔吃它们的奶。不远处，几座茅舍，但更像临时避难所；几个土著样子贫苦又没好气，船长费了很大劲才有一个人肯为我们在这些岛屿间领航。不过他们还是给我们拿来四个鸡蛋和一大碗奶。船长买了只小山羊，几乎可以说是强抢来的，不过作为交换，他留下一百苏，但卖主还要两法郎，船长只好给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土著捍卫自己的价格，甚至可以说“定”价格。有人的确告诉过我们博尔地区的居民很“犟”。在别处，你给得再少，他们也毫无异议地接受。前天，我们的一个步兵（中士）在我们停船的一个小村花五十生丁买了一只鸡。我对他说这是战前的价格，现在他一只鸡该付一法郎了。他被说服了，和我回去又补付了枚硬币。因为他很乐于这样做，我主动提出承担这份开销，可他不要我递过去的五十生丁，但我坚持给他，他便把钱送给了路过的一个男孩。一只鸡只付五十生丁，很自然，土著见到这样的白人上岸便很恐慌[157]，根本不设法发展回报如此低的买卖。

我们遇上“莱昂·布洛特”号，它停靠在一座小岛旁。船上，我们见到那位曾给让蒂尔[158]引航通过乍得湖的老引航员。马克给他拍了照片，而且，我们特别兴奋，给了他一大笔小费。这让他嘴角露出微笑，眼里涌出泪花。

那个我们强行带走给我们引航的老人显然没指望得到任何回报，因为当我把小费塞到他手里时，他一直拉着的脸舒展了。我拿他阴沉的脸色跟他打趣，他笑起来，抓住我的一只手，握在两手间，紧紧握了又握，真挚之情令人感动。多么淳朴的人！多么快就能征服他们！得用什么样的魔鬼般的手段、以什么样的执拗不肯理解人家、什么样仇恨与敌对的政策才会得到那些能为粗暴、勒索和虐待行为辩护的借口[159]。

风一起，大团水花便打湿甲板，不知何处立足。

我放弃翻译《马克·鲁瑟福德》[160]。我此中的兴致仍然有点过于特别。

我非常愉快地扎进《浮士德》第二部。得承认我还从未完整地读过该作的剧本。

岛屿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地露出水面。出现了沙子并微微耸起成沙丘。除了纸莎草、芦苇和岸上的类似鱼鳔槐的植物，又见到金合欢和埃及姜果棕。但为什么很多埃及姜果棕死了呢，特别是在一座岛上？是自然死亡吗？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也许因为埃及姜果棕底部盖满枯叶，土著够不到果实，放火焚烧底部的树叶，结果把树给烧了？

大批树死亡了或快要死亡，从旅行一开始，这现象就令我十分惊讶。

将近日中时分抵达博尔。

驻地的小围墙样子很奇特，筑有雉堞，边边角角都软化、钝化了。墙都不超过一人高，人几乎可以从墙外把头探进雉堞中间。墙是玉米饼色。尽右头有个带拱顶的小碉堡，左侧什么也没有。

村子在右边不远处；几间破茅舍。居民很少。男男女女，差不多都穿着衣服。沙子；几乎仅仅装饰着那种奇异的灰绿色植物[161]，我终于能看见它的果实了：状似一个大炸糕，对称的两瓣组成，果实里面，一种嵌着丝线的绒毡质地的东西中间，悬着一团种子。种子像锁子甲一样包住一些绒毛，绒毛则像种子的帽子一样，并使种子能飞起来。再没有比这更巧妙、更奇怪的了。种子那么紧紧地一个挨着一个，像屋顶的瓦片一样，人根本想不到里面还掩藏着茸毛；开始看见的只是一个硬壳，外观和荔枝壳一样。一压壳，壳就破裂，种子便散开，露出丝一般的宝藏，相形之下，蒲公英的冠毛黯然失色。这奇妙的银色宝藏获得解放，立即鼓起、膨胀，随时准备一有风吹来便随风而去。

布尔奈中士（特别友善）一个人领导博尔分区。我们请他到船上进晚餐。他来这里七个月了，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他却烦闷得要死。他说让他干、要求他干的活超出他的能力。他一个人不够用；他没有准备干这样的工作。他也就刚能看书写字，而现在却完全扎在复杂的公文和账目里。“一个比我文化水平高的人二十分钟干的活，我得花一上午，”他说，“想想看，我只是个普通的中士。博尔需要的是一个军官。我真受不了了。”总之，他不多的几句话里透着坦率和诚实。此外我还记下他告诉我们的饥荒威胁的情况、食品价格，特别是黍的价格。博尔的土著必须上交十吨[162]，他们没有这么多，被迫要走三天的路（或更远）以每桶（二十公斤）三四法郎的价格向博尔努人买，而行政当局只会付给他们一点五法郎。

他也跟我们谈到人口统计，是四年前做的，已经过期。但村子按这个统计数字纳税，居民继续为死者（由于回归热死亡率很高）和逃走的人纳税，逃走的人数年年上升，用不了多久，村里就会只剩下老弱病残、痴傻呆苶，他们要承受由于死亡和外逃造成的三倍甚至四倍的税务负担，给死人和不在的人纳税。（牲畜的存栏数也是一样。）

“如果重新清查人口，”他说，“如果每个村子都按当前真实的人数交税，收起来就再容易不过了，因为税额一点不过分，每个土著都会心甘情愿地缴纳，也就没人再想逃走了。[163]”

那大片大片的纸莎草丛漂浮不定，一起风，便开始移动，只见草一簇接一簇地离开原地，顺水漂流，在远处重新形成凌乱的草地。就这样，只需几个小时，湖上的通道就能被堵塞了。

亚库阿

自图古尔特[164]起，我没见过这么多苍蝇。

没有做独木舟的木头。人们用厚厚的纸莎草垫子制成一种漂浮的平板样的东西，长条形，前头像威尼斯的贡多拉高高翘起的尖嘴。再想不出更奇特的东西了。这玩意靠长篙推动行于水上，篙是从很远的地方弄来的。

其实水边生长着那种黄花灌木，我提到过。它的木材孔隙极多，轻得可以漂在云端。我们非常惊讶地看见一个很小的孩子扛着这种木头做的一根粗大的梁。他要骑上去，靠它渡水。他趴在上面，手脚划动，有风相助时，没多长时间就能渡过较宽的湖汊。

据说这一带湖面鳄鱼很多[165]，但奇怪的是它们从不袭击人类[166]——也许是鱼到处都是，鳄鱼喂得饱饱的。它们毁掉土著撒下的渔网。再加上漂流的纸莎草碍事，土著几乎彻底放弃了打鱼。

沿着湖岸向东望，纸莎草和芦苇形成厚厚的屏障，望不到水，也不能通行。纸莎草和芦苇下面掩藏着沼泽，人会陷到膝盖深，齐腰深，人也会整个陷进去。有时，这层大幕中断，独木舟和艄公可以进去，来饮水的牲口也可以进去。我从未见过这样漂亮的牲口。开始是在一群女人旁边的一头牛，淡黄色，和我之前见过的所有牛都迥然不同；也许很像某座埃及浮雕。牛角刚刚有点向内弯曲，外部的线条是额骨线条的延伸，形成头饰，像埃及法老的双冠。线条是无法形容的，但我可以说，这曲线是那般高贵，我立即想到了阿庇斯神牛[167]。

往前一点，我停下来：遇上一群另一品种的牛；由一些奶牛和一头公牛组成；公牛是淡淡的灰色，接近白色；牛角巨大，大得不仅超过我见过的所有牛角，也超出任何可能的想象。和前面遇见的那种牛正相反，牛角完全弯成弓形，顶在额上，构成可怕的威胁，我不了解这动物（那可是公牛）的脾气，觉得还是后退为好。后来，和马克及乌特曼一起再次经过时，我发觉这可怕的家伙是拴着的。

很多美得惊人的鸟儿。其中一只，天蓝色，闪着虹彩，太迷人了，我都狠不下心来射它。但好奇心和想近距离看它的渴望还是占了上风。它的头是棕色的，背部羽毛是淡雅柔和的浅蓝色；整个腹部是浅蓝色。翅膀的色调从这种淡蓝到最深的深蓝。尾巴深蓝，很长，尾稍很尖。再往前一点，我看到竟然有七只黑黄两色的鸟，和椋鸟一样大，落在一头驴背上。

我向前走，周围云雾缭绕，俨然一个神；但那云非他，而是一群苍蝇。金合欢上面，大量槲寄生，和我们那里的很接近。很健壮，枝条繁茂，叶长，灰不溜秋，暗红色的种子，长条形。

沿着湖岸走，顺着岸的方向自然拐弯，我们一直走到岛的另一边：再穿过小岛回来。有趣的是看到从沙子里冒出那种列当草，当年在比斯克拉[168]南部沙丘很欣赏这种草。但当时的列当草是柔和的淡紫色，而今只像是一个个干火把，近乎黑色。

土著不断在岛屿间往来，湖汊有时宽达五百多米，渡湖用的是那种木质超轻的田皂角树做的小木梁。他们趴在上面，脑袋和后背露在水面上，但湿淋淋的，颇似海豚上的阿里翁[169]。

二月……

我们今早乘篷船一直来到邻近岛上的亚库阿村。中途，在头一座岛上停靠了一下。非常漂亮的牛群，马克拍了照片。人赶着牛群游过湖汊，大大的空心牛角像浮筒一样漂在水面，牛头靠着牛角浮起。

土著非常殷勤，不失尊严。好像越往北走，居民越文雅，越有精神生活。一个很老的首领骑马来迎接我们；他下马，请我上他的坐骑，其实他比我们更需要它；再说村子也不远。在沙地上艰难行走。到了地方，首领下马，简短的接待仪式；在一种库棚下面彼此客套一番。老首领面部神情优雅高贵。双手瘦骨嶙峋，皮肤上生了白斑。他的两个年轻的儿子（或孙子）代他陪我们在村子里转，须知他已筋疲力尽。马克试图拍些“纪录片”场面，但拍出来的很一般。他要拍的是成群的游泳者，主要是游泳的女子。挑了半天，挑出来的还是不太漂亮。没法拍出一个群泳镜头。有人告诉我们，男人女人同时游泳不成体统。男的要在女的十分钟之前游。由于女的待在岸上，男的突然难为情起来，都遮住身体，系上腰带，套上长裤。马克跟我解释说，他们将在入水时脱掉衣服，顶在头上，不让水沾湿衣裳，他指望着这场面能产生些效果。但羞耻心盖过了一切，男人们宁愿衣服湿了，因为太阳一晒，衣服很快就干。如果一定要他们脱衣服，他们就甩手不干了，跑到埃及姜果棕下赌气。马克很恼火，的确不是没有理由。轮到女人下水了。她们也是，必须穿着衣服才肯下水。尽管这样，她们还要求，除了我们，男人、所有观众都走开，退到远处。这一切，由于装模作样，拍出来的场面很失败。正午了，骄阳似火。重新登上篷船，但是逆风。没有桨，只有长篙推动，没想到，这里水又很深，人几乎胳膊都伸直了，长篙才刚刚触到水底。船不往前走。我们没办法，只好沿着湖岸奋力划，最后终于到了博尔（“于泽斯”号上，午饭等着我们），这时快两点了。

另一条篷船去另一座岛上“打柴”，还没回来。我们只能明天出发。

昨天傍晚我又扛着猎枪出去了，但什么也没打。鸟儿太不怕人了，就在你枪口前面，你不忍心射它们。辉煌的日暮景象。沙丘一点不高，但站在上面，宽宽的湖汊一览无遗，夕阳的金晖倒映在湖上。壮丽安详，漠然而缺乏柔情。

清晨五点起锚。天空有种撒哈拉的纯净。昨夜又非常寒冷，但没风，还能忍受。

七点左右在中途站停下来，这是一座较大的村子，人都跑光了。有些茅屋被仔细关好，像设了路障一样，表明居民有回来的意思。我们终于在一座茅舍后面，找到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太太，蹲在那儿，衣衫褴褛，满身泥土。她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解释说，她没跟着大批人出走，因为她太虚弱，已经半瘫痪。这时，我们看到，另一座茅舍前，还有一个老太太，说是留下来照顾她的。我们轮流询问这两人，但两人的说法不一致，阿杜姆把我们的问题和她们的回答转达得很糟糕。我们问其他村民走了多久，回答是村长的姓名和到他们所去的岛屿需要经过多少个水汊。这两个被遗弃的老太太的饶舌简直让人做噩梦。她们啰里啰唆，翻来覆去地讲个没完。她们之所以没跟别人走，也是因为她们不会（或不能再）游泳。其他人走了二十一天了。残疾得更厉害的那个老太太在沙地上用食指画出二十一个道道表示数目。不管问她什么，她都要神经质地用手指画线去统计计算，随即再用手掌一下抹去。人们离开是去设法挣纳税的钱或者逃避纳税；搞不清楚[170]。倘若人口统计能够及时更新，倘若每人不用根据四年前的人口统计为有时三到四个不在的人纳税，这些人也许纳税毫无困难，因为税额并不过分。

将近正午，到了一座大岛。靠岸十分困难，岸边布满纸莎草、芦苇和一丛丛田皂角。我在水中发现好几种能游水的鞘翅目昆虫，还有一种小巧精致的植物漂在水面，使水面泛着淡红色。像我们的浮萍一样，它只有一片叶子；叶子三角形，叶片分叉，像蕨的叶子。我们把两条篷船首尾相接，还是够不到岸，还剩下一段沼泽，我们要让人背过去。向岛内走了半小时（植被始终很单调：金合欢，特别是那种渗出白色汁液的鱼鳔槐），可以看到村子了。我们走过去，所有茅舍里都空无一人。不过我们隐隐看到一间茅舍前有群人。三个男子看见我们走近便逃到丛林里去了。通过两个翻译——一个是阿杜姆，一个是船员中的一个家伙，长着赫丘利斯[171]一样的肌肉，面孔清秀，名叫伊德里萨，我们叫他辛巴德——我们和留下的人讲话，那是五个妇女和三个男孩。马克拍了照片，我们给他们发了几个五十生丁的小硬币，他们不知道这些硬币的价值，我们只好给他们解释。和我们说话的最大的男孩的面孔多么优雅，多么温柔，多么高贵！马克让人问他是不是村长的儿子。并不是，他父亲只是个普通的庄稼汉，和村里所有人一起走了。三个男孩开始显得很胆怯，但慢慢不怕了。他们告诉我们，有的父母要交三十甚至三十五法郎的税，他们自己要交七法郎，尽管两个小点的肯定不超过十三岁。他们请我们吃装在灯芯草编的瓶子里的凝乳，当我给每人五法郎时，他们显得异常惊讶，几乎是激动。他们讲，四天前，他们再次受到区长卡亚拉·克拉米的手下刁难，他们抢走了小山羊，把一个人“拴住”，用皮鞭抽打。

（这落在一人头上的三十或三十五法郎的税，也许把他们拥有的牲口也算进去了，每头牛要缴纳一法郎。）

另有两件事也记下来了，一是销往尼日利亚的牛的关税问题（必须到马霍缴纳关税，大约要走二十天），一是行政当局征调牲口，只支付价值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我们继续在岛屿间航行。岛屿全都一模一样。不知道船长怎么认得出来。现在，船上的货物都卸掉了（运往法达和法雅的无线电报、葡萄酒、面粉和各种供给），我们可以自由支配轮船，也不用赶时间，我们便要人带我们去有人居住的岛屿。“于泽斯”号再次停在纸莎草和灌木丛中间。五点了，我们走向岛的中心。很多羊粪和牛粪。牛粪不太新。走了一刻钟，有一个较大的村子，但空无一人。连像今天上午那个村子里看到的被弃的残疾人都没有。但我们看到远处一群山羊的白色斑点，便朝它们走去。植被突然变了。山羊在一片茂盛的金合欢树林边缘。夕阳透过交错的树枝斜照下来，山羊在其间形成移动的浅色斑点。羊群散布在很大一片空间里，半座林子都有它们的身影，总共也许有四五百只。它们都朝一个方向走，我们也跟着它们朝前走。不一会儿，丛林中间出现两间孤零零的茅屋。我刚打了一只珠鸡，一个土著闻声出现了；他举着双手向我们走过来。跟着他还有一个穿着十分得体的蓝长袍的高个少年，一个女人和两个很小的孩子。穿长袍的少年答应带我们过湖汊一直到一座岛上去，分散在四处的各村村民临时聚集到那里，区长（更准确地说是他的儿子）来收税。天已晚了。太阳落山。一丝风也没有，水面平滑。抛锚时，天已黑下来半天了。村子不远，我们带着阿杜姆和伊德里萨—辛巴德前往，我们的领航员提着防雨灯走在前面。区长过来了（或者至少是他儿子——就是他被指控犯下虐待和勒索行为）。他一副讨厌相，鹰钩鼻，长在黑脸上尤其令人生厌，眼神放肆，嘴唇紧闭。他礼貌得过分，几乎是卑躬屈膝。我们很快离开他，答应第二天再来。这次夜间侦查主要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要接近村民，特别是孩子。我们给孩子们分发了一大堆硬币。乍得附近的这些孩子不再有乌班吉孩子的大肚子，但手脚常常丑陋地变了形，手掌变得像海绵一样，手背布满鳞屑。

回到船上，吃完饭，我们已经准备休息了，阿杜姆来告诉我们，五个土著刚才来过了，很想向我们“叫喊”[172]（申诉），船长刚刚叫他们明天再来。想起桑巴·恩戈托，想到这些夜间要吐露的心声一旦错过，很可能再也听不到了，我们让辛巴德火速去追赶申诉者，请他们回来。然后，我们一边等着，一边就着玻璃烛灯微弱的光亮读起书来（《马克·鲁瑟福德》和《浮士德》第二部）。很长时间过去了，我越来越懊恼，想象辛巴德被迫一直追到村里，才找到那五个人，泄露他们的活动，连累他们，毁了他们。半小时后，阿杜姆通报来了一个新的喊冤的。他从附近一座岛来。一看见汽船经过，他就跳上独木舟，指望能碰上个白人，可以向他申诉。他弯下身，露出脖颈上一大块新近留下的非常明显的伤疤；掀开长袍，他又给我们看肩膀之间的另一道伤。这是区长的追随者（？）用鞭子抽的。那个人先是抢走他在茅屋前放养的四只奶羊中的三只，那些羊是用来养活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的；因为那人好像又要去抢第四只，他不干了，于是这个卡亚拉·克拉米区长的手下便打了他。

稍后（和第一个申诉者的交谈刚刚结束），另外四个就来了。其中一个说卡亚拉·克拉米把本该由他继承的他父亲的兄弟死后留下的八头奶牛据为己有。第二个讲他为了被任命为村长给了卡亚拉·克拉米二百五十法郎，但卡亚拉·克拉米还要勒索那么多钱，对方说他没那么富裕，拿不出那些钱，克拉米便威胁说要杀了他——先给的那二百五十法郎也不还给他了。最后两个受到卡亚拉·克拉米的恐吓，被迫生活在丛林里，只有夜里出来到村子附近去见给他们送来食物的父母或朋友。

我描述不出的，是这些土著美丽的眼神、动情的声调、举止的稳重与尊严、手势的高贵优雅。相形之下，多少白人就像粗人。他们感谢和道别时，神情多么庄重严肃，微笑中带着忧伤；对终于愿意倾听他们的申诉的人，他们怀着怎样绝望的感激。

今天早上，天刚破晓，就有新的申诉者到了，等着我们的善意相助。其中有个村长，我们让他先说。我说过的昨晚那些人的所有特点，在他身上都更加明显。他治下的一个人陪着他，我们请他坐下，他却蹲在村长的脚边，蜷缩在他长袍的褶皱间，像小狗一样，不时把头放到村长膝上或靠在上面，以示尊敬，甚至是忠诚，但仿佛也含有温情。

村长给我们看那人后背的伤疤和被打的痕迹。他给我们讲克拉米的勒索行为，村民感到恐惧，都逃往邻近的行政分区了。法国行政当局采取新措施之前，村长们不归区长管，一切都很好……不，不，他要指控的不是法国当局，啊！要是当地有更多的白人就好了，或者哪怕白人更了解情况也好！只要他们，那些白人统治者，知道克拉米干的坏事的四分之一，就肯定不会不管的。但是，是克拉米本人向白人汇报情况，或者是被吓坏了的人，受到恐吓的人。唉！克拉米家人口众多；就算他死了，他的儿子或者他的兄弟会接替他，一切只会越来越糟。我们问他，除了克拉米家族，他是否认识什么土著能取代这可憎的区长；于是，他说自己可以，看上去非常谦逊，老老实实，十分自然。马克记下来他的名字，像之前记下其他申诉者的名字一样。再说他自己没有什么要申诉的，他是以村民的名义讲话。——他正在讲话时，克拉米本人向这边来了，跟着他的亲信、卫兵以及所有随从。克拉米来向我们致意，但同时也看看是否有人来揭发他的恶行。我问村长是否害怕克拉米恨他来跟我们讲话。他扬起头，微微耸耸肩，让翻译告诉我们他不怕。

我们很为难，不知怎么办才能不连累其他申诉者。我们怎么想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吓住克拉米，阻止他在我们走后刁难他们。我们决定先接待他——并立即跟他说我们要赶紧去他村里拍照片。我们很快吃了早餐出发了，左右簇拥着这帮人。不过，背着克拉米，我们让人告诉申诉者，要他们中午前后再来就是。

村子在沙地上。芦苇盖的草房，彼此间隔一段距离。遍地是山羊，成群结队，大多是白色的。产奶的羊的羊蹄被拴在木桩上，木桩是树枝剥掉皮插入沙地里做成的。

出村时，我们向克拉米告辞，实在不想让他跟我们一直到船上，申诉的人会到那儿找我们。但不一会儿，好奇心驱使，他还是又来见我们了。重新道别。他走了，但留下三个卫兵。这些人执意待在岸上，等着我们的船离开，而且，他们显然负责向克拉米汇报所有要来告状的人都有谁（这些卫兵正是那些打了土著的人）；我们叫他们过来，问他们是否有话要跟我们说，如果没有，为什么要待在那儿？他们回答说这是习俗，为了向有地位的白人表示敬意。我给他们看我已经记下他们的名字，问他们是否知道来了新总督，告诉他们我特地来这里是因为我知道这里“有些不好的事”，但所有的恶行都将受到惩罚，他们可以转告他们的首领。他们于是很巧妙地回答说，他们的首领和他们都是按照白人首领的命令和指示行事的。

（当然，如果博尔的中士更强有力，不是忙不过来，本来该由他来全盘监督，防止勒索行为发生。）

还有一群孩子，可能是间谍，也要打发走。开始，岸上足足有六十来人，然后陆续走光了。我们同昨晚和今天早上来申诉的四个人上了船。他们请我给他们亲笔写一张字条，可以让他们免受克拉米的报复。他们向我告状，这家伙是不会放过他们的！他们以为，我的一张纸条就能使他们不致挨打。最后我给他们留下一封写给科佩的信，放在信封里，如果有人难为他们，就可以把信寄往拉密堡。他们显然对我为他们做的这一点小事感激不尽。其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握了好久，眼里充满泪花，嘴唇颤动。这份难以言传的感动令我心潮起伏。他肯定看出我也多么动情，目光中带上了感激与爱。这可怜人多么悲伤，多么高贵，我真想将他紧紧搂在怀中！……我们起航了。

结束了。我们已抵达此行的终点。现在已经是返航了。我有些依依不舍地向整个乍得以外的地方道别，或许是永别。（也许这是说出是什么如此吸引我到沙漠的时机[173]。）我从未感觉自己如此勇敢坚强。

至善肯定存在

必能在某处找到。[174]

船靠着一座小岛躲在纸莎草丛间过夜。算是能避点风，但整宿船还是喧嚣不止，链条的吱嘎声、尖头船碰撞的咣当声、门的乓乓声，让人完全无法入睡。

很早起锚，却接二连三地搁浅。水扫过后甲板，我们不知何处立足，也不知怎么能不把床和东西弄湿。我想这勇敢的船长可能有点晕头转向。要不是一开始他试图走沙里河的一个支流，很快又发现那里不能行船……反正我们又朝北航行了。

终于来到流动水域了。开始只有高大的芦苇丛，地面缓缓上升。巨大的白蚁巢。

我们沿着左岸（属喀麦隆）航行，几乎是突然间，岸上覆满了森林，并不太高，但异常茂盛。大树向四外蔓延铺展，拱形树冠密密匝匝地覆满藤本植物。这和我们之前见过的景象迥然不同。我可以不惜一切钻到那神秘的浓荫下面——而且只要跟船长说一声，叫他停下来就行，因为已经约好船按我们的意愿行驶。确实经过好几处没有芦苇的地方，下船本来再容易不过，是什么阻止我下命令呢？担心打乱计划，担心不知道什么，但主要是特别厌恶自己的愿望高于一切，特别反感显示权威，发号施令。我错过了最佳时刻，等我终于征求船长意见时，森林已经远去，越来越厚的芦苇丛将森林与岸边隔开。船长本来也要去找木柴，说前面还有一片森林。说话就在眼前了。我们靠岸。黏土质的河岸形成峭壁，不过还不太高，借助几个树根我们还能攀上去。马克带上他的“Holland and Holland”，那是阿贝尔·谢瓦莱[175]甘愿借给我们的上等枪；我则拿上猎枪，以及一大堆各种直径的子弹。阿杜姆跟着我们。这座森林远没有刚才的浓密幽暗，唉！不再有，或者几乎不再有藤本植物，树不那么老，林下灌木丛也不那么神秘。在这里看到的景象更让我遗憾我们刚才错过的东西。很多不知名的树，有些粗大无比，没有一棵比欧洲的树明显高出多少，但枝杈多么遒劲！铺展蔓延得多远！有些树的气根纠结盘曲，需要从中间钻过去。大量藤本悬钩子属植物，长着刺，带着锋利的钩。有一片奇怪的矮树，树枝大多干枯了，树叶也掉光了，因为是冬天。人能在这密林中穿行，多亏了多得难以置信的羊肠小道，都是猎物踏出来的。都是什么猎物？我们细细察看足迹，俯身观察粪便。这堆粪便是白色的，像高岭土一样，是鬣狗的粪便。这是豺的，那是罗伯特羚羊的，那是疣猪的……我们像围猎的人一样几乎是匍匐前进，神经和肌肉都绷得紧紧的。我在前面开道，觉得回到儿时在拉罗克[176]树林里探险的时光；同伴们紧紧跟着我，因为这样只带一把上了子弹的猎枪冒险是不太谨慎的。有时有股很冲的动物园味。阿杜姆很内行，给我们看一片沙地上狮子的痕迹，还是刚刚留下的；看得出来，那野兽在那儿躺过；那些半圆是它的尾巴扫出的。但远处，另外那些痕迹显然是豹子的。我们来到一个枯树干下，面前一个好大的坑，通到一个地洞口，洞口很大，阿杜姆半身都能钻进去。当然不用说，他进去时是加着小心的，因为他一开始就跟我们说那是豹子窝，而且的确有股冲鼻的野兽味。近旁很多豹子吞吃的各种鸟的羽毛。不过豹子居然有洞穴，我还是很惊讶。但是，突然。阿杜姆大叫起来：不！不是豹子，那是他不知道叫什么的一种动物。他极度兴奋。他在地上找来找去，终于，得意地指着一根豪猪的长刺给我们看。但总不是这只豪猪吞下这些鸟呀……稍远一点，我惊动了一头红棕色的大母鹿，长着白色斑点。接着有很多珠鸡，我却很不光彩地都没打中。我真想知道我在枝下追了一段时间的这些鸟是什么，它们和山鹑一般大，动起来的样子也像。但枝叶太密，没法射击。一只灰色大猴冒冒失失地过来在树枝间荡来荡去，然后在离我们头顶几米远处突然害怕了。一阵咯吱咯吱响，只见树枝晃动，它一跃而逃，转眼已到远处，又冲我们回过头来，一张小灰脸，双目闪着光。有时树枝散开；有些林间空地，不久之后，便会充满迷人的春色。啊！我多想停下脚步，坐在这儿，在巨大的白蚁巢的斜坡上，这棵粗大的金合欢的浓荫下，观看猴子的腾跃，赞叹不已，乐而忘返。要射中的想法，这打猎要达到的目标，减少了我的快乐。我只要一动不动地待上几分钟，大自然必定会把我团团围住，一切将仿佛我不存在一样，连我自己都会忘记自己的存在，仅仅成为一个幻象。啊，难以言表的沉醉！很少有什么时刻比现在更强烈地渴望再活一次。当我走向这未曾感受过的战栗时，我忘记了那已经逼近的阴影：这一切，你现在还在做，但也许就是最后一次。

树林稀疏起来，猎物踏出的小道越来越多，不久又见到稀树草原，很像最近到乍得前穿过的草原。

重新登船，只打到一只珠鸡。

船的前面，黏土峭壁上有很多马蜂窝的窟窿，可以看到它们双脚抓挠过的痕迹。

日落前一小时，在一座很大的村庄（法国河岸）——马尼村——停下来，又见到来时混熟了的孩子。苏丹，那个傲慢无礼没有笑模样的家伙，大概看我们对下人不拘礼节，认为我们无足轻重，不屑于露面。但他的小儿子来到我身边，我让人把扶手椅搬到陆地上，他坐在我膝上——他的亲热表示抵消了他父亲的傲慢。

弄不清日子了。权且写：次日。黎明启程。天空纯净一色。很冷。这些天早上我都是五点半起床，裹在三条长裤（其中两条是睡裤）和两件毛衣里，一直待到九点半或十点。

昨天打的珠鸡鲜美可口。

我乐此不疲地观看沙滩上那些大鳄鱼，船经过时，它们慵懒地起身，有时在沙子上滑动，一直滑到水里，有时靠四足直立起来，颇有远古大洪水前的景象，又犹如置身自然史博物馆。

一条小独木舟，上面有两个人，追上我们的大船。我没有看到它靠近，但轮船停了片刻，一个土著跳上甲板，尽管身上穿的长袍很破，但不失尊严。他替昨天的苏丹带来四只鸡，并代他表示歉意。他声称昨晚我们在村里散步时他就追我们。苏丹昨晚已经送来这些鸡，但来得太晚，阿杜姆（十分机灵地）拒绝叫醒我们。“总督在睡觉。”苏丹的态度的确有失礼数，但我想幸好，阿杜姆的拒绝让他感到羞愧，立即派使者追我们。这位使者曾经当过村长。他从陆路走，少绕了一个河湾，终于赶上“于泽斯”号，弥补过错。我们表现得既有尊严，又通情达理，慷慨大方。之后，我重新埋头读起《浮士德》第二部。

十点左右，船停下来去“打柴”。我们上了岸（属喀麦隆）。这个地界又同以往风格迥异。时而大树参天，时而枯草遍地，两者交替出现，十分奇特。猎物很多，到处踏出羊肠小道，人可以不费力气地沿着小路前进。天气好极了。开始我们顺着河岸走，我打死了一只野鸭，一只珠鸡。后来我们像昨天一样钻进灌木丛，惊起了一头肥硕的疣猪，它藏在一丛人钻不进去的矮树枝下睡觉。树枝低垂，下面可能曾是沼泽，而今只剩一层变硬的泥。我们追了一阵疣猪，却没能再看到它。但这时我们又被一小群am'raïs[177]分了神。总之，若没有开始打的野鸭和珠鸡，我们就得空手而归了，但心情却十分舒畅。我不会忘记那棵双干大树，金合欢属，枝桠低矮，伸展得很开，浓荫遮蔽着一大片空地，四周环绕着一圈小些的金合欢树；俨然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寿星被子孙们簇拥着。这棵大树比法国的所有橡树都“强壮魁梧”。树上一群猴子跳来跳去，我们一走近便一哄而散。整棵树上依附着一种古怪肥硕的攀缘植物，像仙人掌似的，四面射出藤条，全都一般粗细；它们像蛇一样在金合欢的枝桠间盘旋缠绕，在树顶端交织成一张大网，又围绕大树向四外垂下，宛然一张毯子垂下的流苏。

泥滩上鳄鱼不计其数。它们紧紧贴在地面上，扁扁的，一动不动，颜色跟烂泥和臭虫一样，简直像由淤泥直接生出来的。一枪放出去，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化了，溶入河水中了。

返回古尔费依。天黑方到，苏丹仍然来看望我们，但我们说次日再去拜见。入夜时，莫名其妙地感觉不适。天气并不太热，近乎凉爽，但却很闷。焦虑不安，不用点药别想睡着。我头一次试用了索内里尔（“滑石粉和淀粉”，马克看着说明书念道），不多时便见了效。可篷船摇晃，篷布摩擦我的蚊帐，就在我耳边。这莎莎声很轻微，但持续不断，实在难以忍受。我起来三回，吃力地拖床，直到听不见这种声音为止。离天明还有很久，一阵鸟的嘈杂声将我吵醒。我分辨出有珠鸡的呼唤，野鸭的聒噪，声音近在咫尺。终于，我忍不住了，摸索着穿上衣服。正在这时，阿杜姆来取猎枪和子弹，原来他也被喧闹声吵醒。我们俩蹑手蹑脚走出去。三枪打死五只野鸭。最后这枪几乎在黑暗中放的，结果惊讶地发现，和野鸭一道，竟有三只小鸟也落在地上不动了。第二只被打中的野鸭向前又飞了一段才掉到河里；其余的都飞走了——此时我目睹了一个奇特的场面：一只跑掉的野鸭又飞到落水同伴的附近，停在水上，开始离得稍远些，缩头缩脑的，后来便游到近前；我又放了一枪，它毫不在意，这一枪没打中；放到第三枪，它才逃去，仿佛仍不情愿，又到同伴上空盘旋，直到独木船去打捞亡者，它才义无反顾地飞去了。马克也来了，我把枪递给他。他又伤了四条命，太阳才升起来。

我们想回去梳洗吃早点，可苏丹及其朝臣们已经到了。我们放下篷布，换衣服，穿戴整齐。一个白人也来了，虽说是白人，皮肤颜色却很深，因为他是马提尼克人。这是让—巴蒂斯特中士，洛贡河防疫站的。据他说，有时每天能打六百针。本地昏睡病肆虐。

我们再度走进这座城，前番夜里路过时，它显得那样奇特。白天风格依然不减，我们原来的看法果然不错。古尔费依的确令人叫绝。苏丹引我们到了他的府邸。一连串很小的厅堂十分低矮，用坚硬的泥土筑成，走进去要经过迷宫般的走廊、过道，还要穿越跨院。房屋院落都很小，但颇具气派，仿佛一座十分原始的宅院。墙壁异常厚实。这一切令人尤其想到奥尔维耶托[178]或丘西[179]的伊特鲁里亚人的坟墓。参观沿途，每到走廊拐弯处或步入庭院时，便有一群妇女儿童慌忙回避，躲到更隐秘的所在。酷似拉福格[180]的《莎乐美》中场面，一见使节，“淡黄底黑点薄纱裙衫”倏然消逝。一些台阶宽大的楼梯通往平台。参观结束后，马克上去拍了几段片子。之前，苏丹让我们在一间小客厅稍候片刻，有人打开折叠椅，生起火，接待我们。他去换上华丽的长袍，回来时，光彩照人。尽管如此，此人十分纯朴，快活，带着天真的微笑。他不在时，让他的叔叔（已故苏丹的弟弟）和儿子留下陪我们。这少年一表人才，矜持、腼腆得像个小姑娘。两人都衣着华贵，尤其是孩子，穿一条宽大的灰绸裤，绣着深蓝色花边，据说这是的黎波里塔尼亚[181]货。二人都戴着灯芯草编的圆帽，点缀着五色绒线。他们彬彬有礼，善意迎人，精致细腻。

中午，我们又上路了。

三点左右，船在另一座喀麦隆村庄停下。

我们一靠岸，人们便四散奔逃。小姑娘、小男孩像猎物一样逃命躲藏。先追回来的帮着接近其他孩子，不多时，全村人都被征服了。其中一些孩子很可爱，很快便吊在我们胳膊上，和我们百般亲热，简直是温情大发。可我们刚走近大船，他们赶紧道别，原来是心有余悸，怕被我们带走。

我们表示渴望更清楚地观看鳄鱼。他们便在“于泽斯”号船尾拖挂了一条独木舟，船上有两个村民。四点左右，船停在法属河岸。我们迅速下到独木舟上，渡过宽宽的沙里河，到达对面广阔的沙滩上。然而为时已晚，看不到鳄鱼了。我们便和阿杜姆及那两个撑船人钻进灌木丛。走了不到三百米，马克打死了一头白斑大母鹿。又前进一百米，面前出现一个巨大的洞穴，听那两个土著的描述，我们以为里面住的是个食蚁兽[182]，可如今让位给另一个肥胖家伙了。隐约可见洞底那家伙的鼻尖。我站的位置看不见它，马克能看到，举枪瞄准，第一枪没放出去。一头疣猪，没错，就是疣猪，蹿出洞来，后面跟着两个大的和一窝小的。它们从我们腿边一溜而过。不明白怎么谁也没被撞倒。第二枪打倒了其中一头大的。阿杜姆笑得直不起腰来，原来一个艄公害怕了，想往后退，结果被一个树桩绊倒在地。虽然一头野猪也向我直冲过来，就差两米远，我却片刻也不曾想过会有危险。至少，我的意思是，显而易见，野猪想要逃跑而非进攻。不过，我以为会被撞倒，那家伙腰肥体壮，比马克刚打死的那头还大，但在最后一刻，它从旁边一跃而过。我们继续四处搜寻，兴奋异常，可只打到一只珠鸡。清晰地听到狮子的吼叫，土著说这里狮子很多，这头可能就在附近。太阳已经落山，视线开始模糊，虽不甘心，却只能怀着万分遗憾回去。地面上动物的足迹和粪便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有一些看来是刚刚留下的，有疣猪的，有各类大小不一的羚羊的，也有猛兽和猴子的。不过，我们不想放弃那个战利品，刚才把它远远留在后面，由一人看守，负责驱赶鬣狗或豺。这头疣猪重得要命，两个艄公将猪蹄两两系住，用一根长长的树枝穿着，费了好大劲才抬到独木舟上。阿杜姆扛的那头母鹿，分量和他的体重差不多。而疣猪呢，肯定顶上一个贝罗[183]了。

乘独木舟返回，黑暗中渡河，船吃水很深，几乎贴着水面，摇摇晃晃，很不平稳。

十三日到达拉密堡。博尔之行历时十一天。

男仆随我们到丛林区以来，天天都有肉吃。乌特曼声称：“我们吃得好就幸福，因为吃好就不想了。”[184]我们问：“想什么呀？”他避而不谈自己，却说他的同伴：“阿杜姆吃不好，就想阿贝歇，想老娘。吃好时，就什么也不想。”

法国邮件到了，但没有信。

我从《笑》[185]里，挑出附在一幅平庸漫画下的精彩题词：

“喂，小伙子，我早就对您说过：您要是不喝酒，就能成为下士了。”

“不错，上尉；可事实上，我喝了酒，就觉得自己是上校了。”

丹迪基扑向一群蜉蝣[186]，抓了满满一把，狂咬大嚼。

我研究了丹迪基的伦理观和美学观，它特殊的移动、抵抗、自卫方式。每种动物都会找到“自己”的手段，否则，恐怕就没有一点得救的机会了。

拉密堡，二月十六日

昨天，阿杜姆在土著的一座茅舍里安静地睡觉。两个白人来了：一个中士、一个下士。他们要找一个女的，认为有人把她藏起来了，或者不肯交给他们。阿杜姆开始没吭声，假装睡觉，但当他看到这些士官点燃稻草放火烧房时，他挺身而出。“这黑鬼管什么闲事？敢跟我们多嘴让你去坐大牢。”“是吗，”阿杜姆说，“放火的是你们，坐牢的却是我。”刚说到这儿，那中士揪住阿杜姆，狠狠抽了一鞭子，今天上午，他的后背上还留着那道斜斜的鞭痕。房子起火，招来很多人，其中有检察官太太扎拉和科佩的男仆阿尔发，他们恳求阿杜姆不要抗议。

我今晚获悉此事有了下文。一份长长的报告交给了科佩，市长在报告中强烈要求军方处分肇事者。

1923年订购了一批无线电收音机，为满足1924年一些部门的工作需要，但我们离开时订货还没到拉密堡，甚至连消息都没有……据解释，这些延误主要是由于各环节的错综复杂。政府订单先要集中到殖民部一个专门办公室，有专门的经办人负责和供货商洽谈。这些经办人从未来过殖民地，随意按照他们个人的判断修改订单，往往根本不考虑特殊的要求[187]。

拜访兽医佩科，待了很久。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告诉我在卡诺森林好几次放跑的红蝴蝶是一种异常稀有的品种，很多人想要。我好自责！我相信我见过（五六次）的红蝴蝶是两个品种，起码是两个不同的变种。个头不太大，颜色非常漂亮，偏深的铅红色。

我们两天后出发。

我们将乘坐瓦姆和纳纳河运公司的篷船到普斯，在那里征调八十名挑夫。

为了把行李分得更合理，也检查一下物资，马克打开所有箱子。结果发现，从布拉柴维尔带的那十二铁皮箱面粉（每箱十公斤），没有一箱没被包装箱子的钉子扎出洞的。这些白铁皮箱焊接得很严实，但象虫从那些窟窿进去了，而且一部分面粉也潮湿变质了[188]。

二月二十日，清早

我们乘三条篷船离开拉密堡。返航了。从现在起，每一天都离居维尔维尔[189]越来越近。

附录

我要感谢普瓦延—贝利勒热心为我提供下面的情况。

Ⅰ

征服乍得以后，法国军人除了后勤部发的口粮，只能拿到四十到五十法郎月薪。这种措施一举多得：在转账十分困难的当时，免除了这一麻烦；迫使军人攒钱，他们要在回国时，到布拉柴维尔领取补发的整个乍得服役期间的军饷，但同时也迫使他们不按土著当地产品实际价值付钱。

一开始，这些产品的行市没有货币定价，甚至根本就没有定市价，也没带来多大不便。但自从买卖的收入变得很有把握，进口产品被投入乍得市场并且不再仅仅是首领才能购买这些外国产品，不公现象便开始了。即使在战前，法郎贬值前，土著被迫购买或自己想购买的进口产品的价格与强加给这同一个土著的农产品或自己制造的产品的价格之间就已经没有可比性了。不公于是产生。买便宜货是法国人最重视的生活习惯，正因为他们又有能力把这变成一条准则，便更加在意。自1918年进口产品不断涨价，直到1926年，没有人想过（或者即使想过也会把它当成不愉快的想法而赶走）付给土著的价格应该提高。十几年前，拉密堡地区当地产品的价格大约是这样：一头牛25—50法郎；羊1.50—2.50法郎；肉，零售每公斤0.20到0.25法郎；蛋，一个甚至两个，0.05法郎；鸡0.25到0.5法郎；黍每公斤0.05法郎；奶每升0.10法郎；花生油和黄油每升0.70法郎。那时，虽然生活费用明显对于欧洲人非常低，但不生产而必须在市场上购买必需品的土著的物质生活也还是容易的。上述比较仅限于当地产品。可是，法郎在贬值，不公也在增长。以最常见的进口商品为例，1925年末，一码粗布十法郎，而1918年顶多0.75法郎。其他进口产品的价格都以同样比例上涨。

由于欧洲人一意压低当地产品的市价，土著也可以便宜地买到食品。主要食物黍每公斤0.05法郎，每百升4法郎，大大低于实际价值。生产者受到损害，但本地消费者却从欧洲人强加的定价中获益。欧洲人想要的就是省钱地生活，这种意愿不讲任何道理和公平。

1925年底，一个新因素的出现使问题复杂化：黍到处都歉收，许多地区颗粒无收。十二月，几吨运到拉密堡市场上的黍，按照政府命令，要以比邻近的喀麦隆市场低很多的价格出售，拉密堡于是出现一粒黍都买不到的局面。直到正式宣布彻底自由买卖，黍才在拉密堡市场上重新出现。每个市场上投放的数量都能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但价格很快涨了上去，一连数月保持每公斤1.5法郎。土著的生活指数陡然从1升至20，甚至更高。这之前，供给拉密堡的欧洲人的产品价格已经略有提高，而在丛林里，却仍保持1918年的价格。在拉密堡，黍涨价后，一只鸡0.75到1法郎，肉店的肉每公斤1法郎，一个鸡蛋0.10法郎。生活费用和1918年相比，对于欧洲人平均上涨了150%，而对于土著，用货币计算，黍的消费翻了二十倍，而进口产品则涨了1500%。换句话说，1918年，只要三只鸡就能买二十公斤黍，或一码多粗布；而1926年初，要卖三四只鸡才能得到两公斤黍，十只鸡才能买一码粗布。例子不胜枚举，结果将会完全一样，无懈可击。

德·科佩总督的到来可以说阻止了一场灾难，因为之前当地政府有个既简单又实施不了的想法：对黍征税。当时，如果采取了这个措施，黍就会从所有市场上消失；如果村子里还有储备，就得要手持武器去征收了。但由于村里没有储备，这样一项旨在获得实际收效的措施就将毫无效果，而且，还带来不利方面，就是中间商不愿到喀麦隆和尼日利亚去进货。要知道自由交易激发很多人经商，可以这么说，多亏那些中间商，饥荒没有在拉密堡地区肆虐。他们以五法郎银币购买黍，同时考虑到当地银价的波动性（二十到三十法郎纸币值一银币），黍大约是以每公斤一法郎纸币卖给他们的。这个价格之外，要加上船、牛、人的运输费，还有途中产生的开支，拉密堡市场上每公斤1.50法郎的价格并不过分。

当地产品面向欧洲人涨价已成定局，不是德·科佩，换了谁要想反对都必然有失公正。应该指出的是土著一般并未滥用给他们的自由。1926年12月，拉密堡每公斤牛羊肉卖2法郎，一个鸡蛋0.25法郎，一只鸡2.50至4法郎，黄油和花生油每升5到6法郎，奶每升0.50法郎。和1918年相比，所有产品物价平均增长百分之六七百，如果考虑到1918年，价格由政府制定，生产者没有发言权，在官方价格与产品的市场售价之间存在相当差异，这一增长就很正常。

贸易自由带来的生活费用的上涨引起可谓普遍的不满，不满的另一原因则是工资待遇没有以同样比例提高。事实不错，但（除了政府为了竞选目的而优待的公务员，比如小学教师）同样的不平等在法国也存在。殖民地单身一级行政官员，1917年在巴黎领八千法郎薪金，今天领两万四千六百法郎。只要这个制度给他的办事人员报酬低——而且永远都将如此，因为人实在太多——这些人一旦有可能，就会忍不住对土著不够慷慨。

支持乍得自由贸易还能提出的一点，就是在我们的所有殖民地，这一自由取代了欧洲人一开始想付多少就付多少的自由。别的地方是逐步实施的；在乍得，情况所迫，收成不好，必须让土著搞到收入可以购买昂贵起来的黍，不得不有些粗暴行事。必须这样做，而且这样也很好，人们会很快习惯新体制，批评它的理由只能是个人利益，丝毫没有最基本的公道考虑。

唯一的障碍是土著离开了他的村子、他的临时居所、他日常生活的点滴习惯，便缺乏尺度和判断力。一直习惯于忍受首领专制的他，很可能由于商业领域得到的与白人平等相待的权利而不知所措。也许，通过可调整的市场价目表，规定合适的价格，并强制实行，会更好地保护当地生产者。

在黑人地区，尤其是伊斯兰化的地区，权威，即使有失公正，也比那些在我们的臣民看来有些软弱、放弃权力的最好的措施可取。权威必不可少，正因为几年来白人在乍得的威信大为下降，尤其是在下沙里河一带，我们的统治只是徒有其名。如果我们不尽快恢复在首领们和他们辖下的村民正在失去的记忆，我们就将迅速走向无政府状态，不愉快的事件将会发生。诚然，需要关心土著，爱护他们，但如果他们感觉到领导他们的人软弱无力（过于明显的善意总会被他们视为缺乏力量），首领在他们眼里很快便不再是首领。

Ⅱ

我正要授权将这本书付印，有人给我拿来一期《巴黎评论》（1927年5月1日号）。很荣幸，苏代先生在这期上对我这部游记第五章末尾的几行文字做出反驳。

没必要回应。但读者可能忘记我当时指的是哪些文字了，请苏代先生允许我在此转引：

“……您痴迷《布里塔尼居斯》？当然，剧情构建得很好，写得不错，但是用泰纳明确定义的那种演说式的学院派的风格写的。剧中情感是最基本的情感。纳喀索斯让尼禄彻底改变态度的那有名的大段台词大受吹捧，说到底就像随便哪个小媳妇挑拨丈夫诋毁婆婆的话：‘她在你背后嘲笑你呢！她夸口说牵着你的鼻子走！’诸如此类……这有什么难的……‘内行人的悲剧’在我看来远不如高乃伊的历史悲剧，不如《西拿》，甚至连《尼科麦德》都不如。拉辛主要是个刻画爱情的大师：他的杰作是《安德洛玛刻》、《巴雅泽》、《费德尔》。他身上还有一种诗情，在宗教热情作用下，例外地在《阿达莉》中得到了发展。但《布里塔尼居斯》中既无诗情，也无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