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录》与《七略》之体制不同

有校雠之功，然后一书之篇目定，形态成。有叙录之作，然后一书之内容明，价值显。此皆目录学之前事；然其对象仅为一书之本身而非群书之总体；其所定著者为每书之次序而不及群书之次序；其所研究者为著者思想之价值而不及学术源流之关系。且书籍既多，部别不分则寻求不易；学科既多，门类不明则研究为难。故汇集各书之叙录，依学术之歧异而分别部类，既可准其论次而安排书籍，以便寻检，又可综合研究而辨章学术，考求源流；此实为校雠完毕，各书叙录写定后之必然趋势。

然刘向校书之功，终身未毕；虽有分工合作之界域，而分类编目之书，殆未及为。梁阮孝绪《七录序》云：“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所谓《别录》者，不过将各书之叙录另写一份，集为一书，谓之《别录》而已。其书今虽不传，然由《七录序》“别集众录”一语推之，《别录》必系各书叙录之总集。而姚振宗乃云刘向“典校既未及竣事，则《别录》亦无由成书。相传二十卷，殆子骏奏进《七略》之时勒成之。其曰‘七略别录’者，谓《七略》之外，别有此一录也。”《七略别录佚文》。殊不知《七录序》已谓“时”又别集众录，显系刘向等写叙录于各本书时，同时又别写一份，集为一书，随时增益，即随时皆可谓为已经成书；非至刘歆奏进《七略》时，始于《七略》之外，别著此书也。观乎清代之辑校《四库全书》，虽告成于乾隆四十七年，而至五十七年犹未校订完毕。至于《总目提要》，则三十八年即已进呈，撰述者且蒙优异之赏，全部告成，亦先于全书一年。十个足月。参看《通纪篇》。而书成目成之后，校录之功，犹未停止。《四库全书》书上之提要有于乾隆五十一二年进呈者。则知《别录》之成书，不必待刘歆校毕之后。时人急于先睹为快，早已随时传录，流行于外矣。故《七录序》所谓“别集众录”者，乃指于“载在本书”之“录”外，“别”集合为一书；非谓于“《七略》之外，别有此一录”也。据此，则《别录》乃系各书叙录之“别”录，非《七略》之“别”录，可无疑矣。而《隋志》乃以“七略”二字加于“别录”之上，盖与称《太史公书》为《史记》，同属习俗流传之讹，不得据以为辩也。《礼记正义》、《仪礼疏》、《诗大雅疏》、《尚书疏》、《周礼疏》、《史记集解》、《史记索隐》、《两汉书注》，诸书并引“刘向别录”，绝不加“七略”于其上，足证吾说之不诬。

然则《七略》何以名略欤？斯可引古义以明之。《公羊传》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公羊传》之意，盖谓《春秋》记国内之事较详细而记国外之事则较简单也。《七略》较简，故名略；《别录》较详，故名录。先有《别录》而后有《七略》，《七略》乃摘取《别录》以为书，故《别录》详而《七略》略也。《隋志》著录《七略》仅七卷，《别录》则有二十卷之多，即其明证。

然则何以又谓《七略》为分类之书而《别录》则否欤？吾由《汉书》卷三十六所载刘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之“种别”二字而知之。盖所谓种别者，即依书之种类而分别之，明乎“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并未分类，至《七略》始分类编目也。《七录序》载“会向亡，哀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隋志》略同。温室之中书何以须徙于天禄阁上？盖温室为校雠之地，取便学者坐论，不便庋藏书籍。故校雠既毕，乃庋藏之于天禄阁也。书须插架，自不能杂乱无章，故稍依昔日向等分工合作之界域，再分为若干种即类，遂成《七略》，而准以为插架之次序。在未徙书天禄阁以前，纵使因校书人之分工而隐约分部，亦未编为固定之目录。故至刘歆然后“种别”为《七略》也。《汉志》载“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数术略》，有《方技略》”。而篇中所引，仅有六略而无《辑略》，故后人咸不知《辑略》之内容如何，而马国翰、姚振宗等辑古佚文，皆谓《别录》亦有《辑略》。著者既于上文略陈其谬矣。兹更从《七录序》所谓“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一语推之，因知《辑略》即六略之总序及总目，并非分别叙述各科学术源流之文也。试取隋法经《众经目录》较之，书共七卷，前六卷为各书目录，第七卷独名《众经总录》，只有总序一篇说明撰录之缘起及分类之理由。序后则总录部类名称及各部类所收书籍之部数卷数，最后复有总合全录之部卷数。再取隋费长房之《开皇三宝录》观之，其第十五卷亦惟录上书表序及各种经录之总目。隋时《七略》未亡，法经、费长房之书必有所取法。揆以刘向校书叙录，每书必有篇目及叙录之例，则《七略》于六略分别著录各书目之外，亦必另有总目总序以总括六略，其体例盖与法经、费长房同，故彼等得取以为法也。《别录》既不分类，且非有组织之书，书名又无略字，更何从有辑略乎？故知《辑略》为《七略》所独有，而区区一卷，原为刘歆上书时之表序及六略之总目，故班固删入《汉书》，绝无转载之必要，因是而独失传也。

说者又谓《汉志》每类目录后之小序即《辑略》之原文，由班固拆散转录者，是亦不确之论也。试取梁僧祐《出三藏记集》或唐道宣《大唐内典录》与《汉志》参证，即知僧祐之例仿自《七略》，与《汉志》正出一系，《汉志》之小序实即《七略》原有之小序也。彼二书者，于每一类前，必有小序以说明此类之内容及此学之源流，然后列举各家书之目录。每列一家书目毕，必总计部卷之数，略述其人译经本事。《汉志》则先列书目，再计卷数，然后于小序中兼述此类内容，此学源流，及各家要旨而略批评之。其间差异不能以发。彼释氏者方援刘向校书已见佛经以自重，例如《法经总序》，其说实不可靠。则《别录》与《七略》之为其所研习而模仿也，亦不足怪。《广弘明集》收及《七录》，可以为证。故著者以谓《汉志》之与《七略》中之后六略，只有简繁之别，并无体例之歧。证据虽颇薄弱，幸而尚无有力之反证，姑备此说，以俟匡正。

上述诸说如能成立，则《别录》、《七略》与《汉志》三者之关系可得而言：《别录》者，刘向等校书，“论其指归，辨其讹谬”之录，别集而成者也。《七略》者，刘歆取《别录》所载，“总括群篇”，“撮其指要”，“种别”而成者也。《汉志》者，班固取《七略》，“删其要”而成者也。班固对于《七略》，只下“删其要”之工夫，纵有差异，亦不过“出几家，入几家”而已，自注甚明，别无增改也。故由《汉志》可以想见《七略》之原状，由《战国策》、《孙卿书》等书之叙录可以想见《别录》之原状。明乎《汉志》之小序即《七略》之小序，《辑略》为《七略》所有而《别录》所无，则《录》、《略》之别灼灼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