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6年5月31日，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军事组织信德斯坦革命军（Sindhudesh Revolutionary Army，SRA）——直接挑战了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对信德省的控制——袭击了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市（Karachi）生活的中国工人。恐怖分子在袭击中使用了简易爆炸装置，造成1名中国工程师和其司机受伤。2016年初，中国铁路公司的3名中国高管与其他外国人在马里首都巴马科（Bamako）的蓝色雷迪森酒店遭遇恐怖袭击，不幸遇难。

这两个袭击事件中的中国人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也未得到对当地存在迫近威胁发出的适当预警。在巴马科恐怖袭击中，中国人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仅仅因为他们是外国人——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而信德斯坦革命军袭击中国工人则是为了阻止中国对巴基斯坦疲软的经济提供进一步的经济支持。中国政府对伊斯兰堡的支持已经引起了巴鲁奇部落地区（Baluci tribal region）的公开反对。但是，港口城市卡拉奇仍被认为是中国工人相对安全的飞地。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China 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CPEC，以下简称“中巴经济走廊”）预计投资价值为630亿美元，它连接中亚与巴基斯坦的印度洋港口瓜达尔（Gwadar），是“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倡议由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发起，旨在促进中国与60多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交流合作，是中国重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工作（outbound direct investment，ODI）的先锋。

随着关于工作条件和环境恶化问题的争议正日益引起人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注，当地居民与中国工人之间的冲突在非洲、中亚及南亚并不鲜见。虽然过去10年中国海外投资总额增长了8倍，但中国在“一带一路”投入的资金量前所未有——中方估计为8万亿美元。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必须解决的一个监管问题，即“一带一路”中的海路与陆路沿线需要一系列的安全考量。在卡拉奇袭击中，走向全球的“一带一路”遇到了一个地区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项目的经济和安全影响分析中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缺少的是评估当地社区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抵制心理。根据官方报道可知，事件的袭击者曾留下一张纸条，称此次行动是对“中国帝国主义崛起”的抗议。这一报道显示出某种宣传上的冲突，冲击了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互利共赢、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自2013年“一带一路”建设启动以来，中国公共外交以新丝绸之路的全球互联互通性和可持续性共赢发展为隐喻，试图控制或减轻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焦虑。但这一尚未成功的努力，或可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发生的其他几起冲突的征兆。

虽然中国政府意识到了“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安全风险与挑战，但是解决之道却需在别处寻找，即提供武装私人安保、特殊风险评估、保险以及——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缓解危机的国际公司。

具有“中国特色”的私营安保公司（private security companies，PSCs）当下的角色与私人军事安保公司（private military security companies，PMSCs）在两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稳定运动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然而，在揭示安全威胁和如何最好地利用安全承包商方面，部署私营安保公司的中国国有企业（state-owned enterprises，SOEs）仍在努力克服一些认知差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建设基础设施的多数国有企业和中国私营企业，会低估安全风险，并且希望中国政府与东道国签署协议，为自己提供保护。同时，其他意识到存在安全威胁的公司往往倾向于仅仅将私营安保公司视为“持枪保安”（guns for hire）。

当代的私营安保公司正在努力使自身的商业模式与非洲后殖民战争期间雇佣兵的可耻行径区别开来。可尽管如此，与雇佣兵（soldiers of fortunes）有关的污名仍未消散。

在过去20年中，两极全球秩序的瓦解推动了以提供军事化服务为核心商业模式之一的私营公司的崛起。现代雇佣兵成为承包商，通过脸书（Facebook）等社交媒体提供服务。在这方面，中国对私营安保服务的需要呼吁着一套更复杂的解决方案的出台。中国国有企业需要一套综合服务，而武装人员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来自美国的私营安保公司黑水公司（Blackwater）——也被认为是一家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安保人员在巴格达（Baghdad）的尼苏尔广场（Nisour Square）杀害了17名伊拉克平民，随后，这种行为引起了媒体对雇用私营安保人员的强烈不满。公众的抗议直接迫使黑水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普林斯（Eric Prince）放弃了与美国政府签订的利润丰厚的合同并更改公司名称。但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的一个重要部门和私营安保公司管理层都认为，黑水模式是有效的，这与西方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前黑水公司创始人埃里克·普林斯为其设计的宣传语“黑水关照之下从未有客户死亡”在中国拥趸众多。

因此，普林斯先生在香港的新公司——先丰服务集团（Frontier Service Group，FSG）——在北京设有办公室，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普林斯是受邀参加2016中国私营安保协会年会的少数几位外国嘉宾之一。

然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许多接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其法律不允许在本国动用境外武装私营安保。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与中国安保企业和当地执法机构都有合作的风险评估官员，可以提供重要的帮助。与此同时，刚进入特殊保险市场不久的中国保险公司，必须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以达到与国际最佳实践相一致的水平。特殊保险领域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利基市场，但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特殊保险已然成为高利润行业。中国保险行业的领军企业，如中国平安保险公司（Ping An）和中国太平保险公司（China Taiping），已经伸出寻求与来自英国及其他国家的保险专家合作的触角。

中国安保企业明白，由于经济危机、冲突、内乱、资产国有化和货币贬值等因素相互交织，在新兴经济体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风险包括更高的失败率。与此同时，中国国有企业具有公营性质，商业能力强，还有模糊商业因素与政治因素的界限的倾向。因此，如果出现危险，他们往往会过于乐观地依赖中国政府的支持。

中国政府知道巴基斯坦境内的中国工人面临着安全威胁，但此前的风险分析聚焦于俾路支斯坦地区（Baluchistan area）内那些寻求独立的好战派。伊斯兰堡（Islamabad）已经部署了相当多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该地区的中国公民。而信德省发生的袭击事件表明，随着“一带一路”项目的开展，全面、持续的风险评估缺失了。不但在项目前期评估期间必须进行初步风险分析，而且也必须监测项目在进行过程中对当地社区的影响。

分裂主义和叛乱是风险评估模式中的主要变量，但它们的影响往往被高估，而中国资本和工人涌入在当地引发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考虑。中国基础设施项目破坏了当地权力和财富的动态平衡，造就了一批新的赢家和输家，并诱发了反华危机。从中亚到非洲，从越南到印尼，数起案例已经表明，中国投资在当地引起的变动，有的会以暴力冲突而告终。

中国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陆路沿线（途经中亚、连接中国和欧洲的新铁路）所面临的危机正在增加。风险的范围很广，从区域政治社会不稳定，如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和吉尔吉斯斯坦（Kyrgyzstan）之间的边界冲突、奥什（Osh）发生的吉尔吉斯种族暴力事件（2010年），到当地居民抗议以及中国国有企业工人和当地居民之间不断爆发的暴力行为，如阿克斗卡铜矿事件（哈萨克斯坦，2015年）。

“一带一路”危机处理的基石是政府间的协议（G2G）。这种双边方式使得一种风险评估在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具有法律约束力。然而，这种双边方式也有局限。最明显的是分裂分子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敌对。其他限制包括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联系薄弱、文化和宗教障碍以及历史上根深蒂固的未解决的争端等。面对这些挑战，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要想实现其核心价值，并于长期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可持续发展中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中国私营安保公司要有能力进行准确、持续的安全评估、情景规划，能够预防和处理危机。

自2014年以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为反恐官员开设了专门的培训课程。此外，中国的私营安保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英国和以色列专家的帮助下，他们培训将要在国外开展业务的私人安保人员，但与目前的需求相比，这些还只是汪洋一瓢，微不足道。不断有中国私营安保公司在海外布局，说明这一现象的新颖性，也暴露出目前中国在安保领域缺乏一家领军企业的问题。自新千年伊始，好几家中国公司已经将他们的商业模式从地方性的安保公司——所谓的为富有客户提供保镖服务的公司——发展为在北京设有联络处的国际公司。

一些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中国私营安保公司，整合了当地和国外的混合资源。提供贴身保护和非武装安保服务的中国本土安保公司总数已经超过5200家，安保人员约有300万。其中，具备独立国际服务能力和经验的企业不足30家［如华威安保（Huawei Security）、伟之杰安保（VSS）、中国安保（Chinese Security ZGAB）、德威（De Wei）、鼎泰安元（Ding Tai An Yuan）］。而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保护性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吸引了大量寻求与当地新兴私营安保公司合作的国际企业，如化险咨询（Control Risks）、杰富仕（G4S）和保赛固（Prosegur）。目前中国私营安保公司提供海外安全服务的能力还无法与国外顶级同行相媲美。不过中国国有企业仍倾向于雇用中国安保公司。而且在中国私营安保公司的能力达到高水平之前，与国际安保公司的合作被认为是“必要之恶”。只雇用中国私营安保公司的意愿，不仅与语言和文化敏感性有关，还源于“只有中国安保公司才能保护国有企业的机密信息”的这种观点。具有“中国特色”的私营安保公司会聘用前中国人民解放军（People's Liberation Army，PLA）人员、人民武装警察（People's Armed Police，PAP）或与国家安全机构有联系的中国安全官员。因此，人们认为只有本国私营安保企业才能保护国有企业商业数据完整。中国企业从中国投资银行获得海外投资资金的能力，远强于他们制定准确、持续的风险评估和应急计划的能力。除了油气行业之外，中国国有企业对研究安全问题缺乏兴趣，这种缺乏十分危险。中国企业仍然没有将反华暴力与政治和犯罪活动区分开来，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目前，大部分进入“热点地区”所需的培训是为期3天的安全培训课程，课程不包括情报监控和分析。中国对提供安保服务的私营企业的要求，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冲突期间提出的需求方案（requests for proposal，RFP）大不相同。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中，获得中国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弱小国家，往往没有足够的能力确保地方安全。因此，中国的基础设施和人员很容易成为有政治动机的反叛组织甚至犯罪团伙的猎物。但是大多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尚未充分意识到可能面临的各种危险。

当下，得出中国国有企业海外运营风险评估的类型所需的方法和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如果国有企业将在某地区开展运营，那么就需要了解该项目对该地区的影响。这一评估是整个国家风险预想的关键部分。在大多数情况下，疾病、地方纠纷和车祸造成的人员伤亡要多于通常的恐怖袭击。问题的根源不仅在于国有企业内部缺乏安全和风险管理人员，还在于中国企业在风险上与西方企业持有不同的看法。政治风险以及中国公民被绑架或杀害等事件可能在国内引发的社交媒体风波，最终使国有企业的风险意识水平得到提高。同时，深入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定潜在风险，可以使特种保险公司和安保服务提供者更好地满足国有企业的实际需求。

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个特征是，与东道国开展的其他项目相比，它所涉及的项目规模往往更大。中国国有企业倾向于从一个项目迅速转到下一个项目，而企业为了努力适应当地的生活条件和习惯，每次都要经历一个困难的学习过程。同时，中国国有企业仅雇用中国工人，这些工人居住在工地附近墙围居住区内，这样的行为使当地民众产生了反华情绪。因为人们认为当地的工作岗位正在减少，并怀疑居住区内的环境在不断恶化。通常情况下，当地社区中有一小部分人会为中国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而剩下的这部分人会由于人民币的突然涌入，而被排除在外，生活更加艰难。

中国企业管理层在准备投入下一个投资机会的同时，会对项目交付予以充分关注，但在项目实施前和实施过程中未能了解当地社区的情况。他们总是会产生东道国中央政府会维护他们的安全，并会出手保护他们的企业的错觉并严重地依赖于此。因此，当地社区中新创造出的赢家和输家的存在会助长反华情绪。由于投资被视为一项“资源消耗活动”，因此对当地社区利益攸关方进行风险勘测是一项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任务。

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些风险的存在，但安全风险往往被简单地描述为另一种恐怖主义威胁。毫无疑问，关于恐怖主义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但使中国投资面临更具有破坏性的威胁的是，由项目造成的紧张局势以及利用中国国企弱点的地方犯罪活动。

虽然国有企业雇用越来越多的中国私营安保公司能够提升“一带一路”的安全性，但仍有许多监管灰色地带需要应对。中国的私营安保公司需要一个适当的审查和认证程序，使它们有能力获得提供安保服务的机会。与此同时，在允许中国私营安保公司在海外开展业务之前，中国政府还需要出台一套切实有力的行为守则。而筛选核心竞争力是中国政府需要实施的第一步。

第二步与分析国有企业和服务提供商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有关。对此，究竟由哪一个部门负责甄别工作，仍有待商讨。外交部、公安部以及其他几个部委都声称自己对私营安保公司的监督拥有管辖权。但从严格的法律角度上看，如果私营安保公司在国有企业的名义下发生暴行或者其他破坏行为，国有企业承担的责任仍然需要进一步界定。

另一个中长期问题与透明度有关，这个问题不仅会出现在提供安全服务期间，也会出现在国有企业、私营安保公司和不同的分包商之间的金融交易中。如果没有一套实用且可执行的明确规则和条例，那么追踪资产转移和资金情况几乎无法实现。

许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金融交易源自国有企业总部以及区域分部之间，在一个巨大的银行机构网络中，这些都很有可能会被滥用。为了避免腐败、非法交易甚至洗钱计划，雇用私营安保公司的资金必须遵守严格的银行转账管理规定，以提高和加强透明度、强化问责制。然而，受国有企业所执行的拜占庭式会计准则（byzantine accounting regulations）的影响，中国私营安保公司市场的经济价值仍难以量化。中国的安全协会估计，“三姐妹”即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每年的油气海外安全支出约为20亿美元。

从对国外安保、国内安保或两者混合情况进行的雇佣有效性评估开始，每一个项目都必须考虑到当地的具体状况和需要。有时，完全雇用外国承包商可以产生极好的结果，消除来自当地激进分子的内部威胁。但在其他情况下，雇用外国安保人员可能会点燃激进化进程，而如果没有外来压力的涌入，激进化进程本可处于休眠状态。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中国安保行业仍在推行“恶性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即依靠以低价为核心的竞争来降低成本，提高盈利能力。目前这种偏向低价竞标者的风气，须以提供高水平服务的商业文化取而代之。因此，必须培养合格、能得到高薪支付的安保职员，以此取代目前这种无法吸引人才的人力资源流程。

中国中央政府作为提高和加强中国私营安保公司效率和问责制的推动力量，正在推进私营安保企业的海外部署和国内安保行业改革。虽然中国私营安保行业的职能范围仍然有限，但以新加坡辅警为参照，辅警服务的发展前景并不难预见。在这种情况下，透明度和可靠的法律框架是长期保持高效率且经济的安保服务的基石。目前中国工人和基础设施建设所面临的危险已经向中国政府表明了一个事实——仅仅“向问题扔钱”并不总是最可行的解决办法。

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所增长，这使得其在不久的将来面临国际危机问题的可能性增加。因此，中国企业和中国工人在国外所受威胁预计将会增加。中国国有企业、私营安保企业以及中国政府相关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模式，是保持“一带一路”倡议双赢局面的可行方案。如果采取适当措施，将成功降低“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风险。

如果不能及时了解、防范和化解上述风险，不仅会危及整个倡议，而且会危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