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

就弗雷德里克森的观点而言，笔者偏向于为涉及基本人权的相关讨论与制度寻求一种更好的理论理解，比如近代早期的平等或者言论自由。然而，当涉及人权与中国时，弗雷德里克森提及的另一种研究类型更为常见，即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情形令人意外，因为原则上来说，完成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任务并非易事。人类共同体从一开始就是互相关联的，并且这种联结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为复杂。有多少共同体能够不凭借其他群体的成果就贡献出自己的发明创造呢？但是，为了构建民族天赋（national genius）这一假象，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必须将其祖国描述成独一无二的存在。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民族主义历史学家肯定会把历史上最重要的进步归功于自己所从属的传统群体。反过来，这种行为需要压制其他传统群体的贡献。因此，20世纪中叶，在意大利长大的孩子获知意大利是最伟大的国家，在德国长大的孩子获知德国是最伟大的国家，在美国长大的孩子获知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中国则是例外：中国的小孩学到的是，相对于西方在20世纪的领先地位，自己的国家曾发展迟缓、歧视女性并受到沉重压迫。

显而易见，尽管美国、意大利、德国的教科书全部都在传播“西方”历史的故事，但每一个国家都发展出了适应本土偏见的不同叙事。民族主义叙事的真正问题并不是偏见，而是深受其内在固有矛盾之害。民族神话（national myths）寻求证明的是文化上的纯粹性与价值上的稳定性，然而文化政治说明的是，这样的神话创作根本就不纯粹。文化政治——

1. 就其本性而言是辩证的：当来自某种传统的知识分子解释或重新解释另一传统时，它就出现了。

2. 通常是自卫的，是为了回应来自某些“他者”的挑战而设立的。

3. 通常具有战略性以及机会主义的特征，而不是根深蒂固的信念产物。为了替想象中的民族荣誉辩护，知识分子可能会诉诸含糊其辞、信息替换、知情不报或转移焦点等方法构建民族神话。

就此而论，近代早期欧洲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中国对欧洲的看法）更宜理解为一系列文化对决中的自卫性姿态。正因如此，那些姿态都不应该理解成是由任一对立方单方面引起的，因为双方在上述条件下参与的是一种一对一的辩证交流。当其中一方突进猛冲的时候，另一方则采取自卫性的闪避，就这个意义而言，每一方的行动都是由另一方所塑造的。

我们知道这些之后，就可以更容易地理解欧洲对中国的描述了，这些描述似乎通常旨在使书写者的自尊心受益，或者是迎合贵族赞助者的自尊心。不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不能将看到的叙述幼稚地当作某些固定的民族性格的表达，更不必说是真实的历史情况的表达。相反，正因这些书写呈现防御性，它们很可能就是由中国的文化实践所塑造的，而中国的文化实践却被书写者认为是对于法国、英国、意大利或欧洲“荣誉”的挑战。

法国传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的《中国近事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众多示例：

1. 中国城市的规模、人口以及热闹繁华的商业活动给李明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又写道：“大人，对我们来说，聊以自慰的是，这些号称世界之主宰的城防工事和华美的城市，都不得不向福音打开大门，并部分地屈从于信仰。”

2. 在李明写信的时候，由于茶叶以及作为茶文化一部分的瓷器的大规模进口，欧洲经济已经感受到贸易失衡所带来的影响。然而，李明所主张的理论是——尽管并不是重要的发现——饮茶这个行为在中国仅只是为了掩盖污水的味道而已。

3. 奢侈豪华与庄严宏伟的皇宫建筑似乎给李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又忍不住对中国建筑缺少欧式建筑那种“高贵的简约”（noble simplicity）特质发牢骚。李明对此坚持己见，尽管在他写作之时，法国主流的建筑样式其实是巴洛克风格（Baroque）！

将上述案例视作酸葡萄心理而拒绝接受是错误的。在每个案例中，李明的主张都是对中国文化实践的直接回应，他认为此类实践是对欧洲颜面的威胁。从李明的修辞策略中，我们可以辨别出若干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均源自他对跨文化相遇论战式的认知。首先，李明的评论一成不变地建构了一个二元的、我们／他们（us/them）的框架用于比较。其次，他的主张遵循一套特定的公式：“是的，他们有X，并且那似乎让人印象深刻，但我们有Y”；或者“因为Y的缘故，他们的X根本算不上什么”；如此等等。最后，在想要挽回颜面的绝望境地中，李明屡次做出直接与实际事态相矛盾的断言。这在最后一个案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即使是一个对于巴洛克艺术极为狂热的爱好者，也不太可能用“高贵的简约”来称赞当时的建筑。李明对于术语措辞的择取，可能是要通过证明法国人也有相似甚至更好的东西，以此与中式建筑“庄严宏伟”（stately）的特质相抗衡。法国建筑实践的实际状况则并不重要。大致相同的逻辑也适用于其他例子：如果茶叶的唯一功效是其掩饰污水之味的能力，那么这种观点就很难说明为什么欧洲人（我们必须将其设定为喜爱清洁饮水）需要进口如此之多的茶叶，以至于竟造成了贸易失衡！

作为一种尝试，让我们来展示这些比较的其中一部分，将那些文化实践，即被李明视为文明程度更高的欧洲国家的典型特征罗列出来：

李明不会知道上述比较的存在，但鉴于后见之明的优势，我们可以意识到，那些被他诋毁的中国风俗实际上比他认为值得赞赏的欧洲风俗更接近现代的行为。规模庞大、熙攘繁华的城市当然显得更具有现代生活的特质，但李明却将宗教看作是更为荣耀的象征。

自18世纪以来，欧洲的商铺也像中国商铺那样，开始在店铺外或者橱窗里贴标语宣传，但李明却把它当作东方的古怪行为。

现代建筑重视非对称性与惊奇意外多过于对称性，李明却将这种做法归结成中国人对建筑外观的毫不在意。

在美国比较发达的地区，孩子更有可能将时间用在准备考试上，而非学习武器知识或“荣誉”的基本原则，然而李明却将这种现代的行为看作全然错误的。

最后，现代公民通常衣着闲适，甚至会袒露部分身体，居家之时尤为如此，正如17世纪的中国人一样，但李明却因这种做法而感到惊骇。

最后一种误解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如同李明所代表的欧洲，当一个社会的秩序是由对社会上层阶级的尊重这种内化感受来维持的时候，衣饰服装或许就是引发恰当情感的主要促进物（参见第二讲）。换句话说，在一个社会角色主要是由像才能或学问这样的内在属性来决定的共同体中，可以期待对某种行为涉及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给予清晰的区分，不拘小节的文化（a culture of informality）就会因此形成。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18世纪英国的价值刻度变得越来越类似于那些被李明诋毁的中国实践，而不是他欣赏的欧洲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