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文化政治的特质

关于19世纪与20世纪文化政治的研究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本节的意图是让读者熟悉常见的冷战做法，这些做法持续影响着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著。我们会明显地发现，其中一些做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比如，就像17世纪的作家们知道赢得“知识的荣耀和帝国……即使无法胜过对武力的赞颂，恐怕亦将与其同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官员也意识到冷战中的关键因素将会是“‘心理战’（psychological warfare），它被定义为‘国家有计划地利用宣传和非战争活动来沟通思想、交流情况，以此影响国外群体的观点、态度、情感和行为，进而有助于国家目标的实现。’”这种方法并非仅限于面对战场或是面对外敌，大多数的美国知识分子都曾使用过它，其中还有些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参与其中：

不管他们是否喜欢，也不管他们是否知情，在战后的欧洲，绝大多数作家、诗人、艺术家、历史学家、科学家或评论家的名字或多或少都与这一隐秘的事业存在某种关联。不容置疑，在超过二十年的时间里，美国的间谍机构以言论自由的名义，在西方世界、为西方世界经营着一个精巧复杂的、仰赖捐赠的文化阵地。如果我们将冷战定义为“一场人类思想的战争”，那么它拥有一个囤积了众多文化武器的庞大军械库：期刊、书籍、学术会议、专题研讨会、艺术展览、音乐会、颁奖典礼。

想要知道任何一位特定学者是有意还是无意地牵涉上述做法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种策略的焦点乃是塑造出我们现在称之为“话语”（discourse）的东西，而一定时期的所有知识分子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共同参与公共话语的论说。尽管如此，在中国研究方面，“冷战学术”（Cold War scholarship）这个别称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暗指在20世纪中叶至晚期，某些知识分子的立场与国家政策极度吻合。冯珠娣与何伟亚在写于1993年的论文《文化与战后美国的中国史学》（“Culture and Postwar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of China”）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洞察力的评论，就是在汉学话语中，我们认可了什么作为一个普遍的自明之理？比如，本质且恒常的“文化”概念就是汉学研究的主要分析对象。该文恰如其分地开始于对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以及他们常用的东——西二元对立的批评。通过援引费正清关于清朝的崩溃在所难免的分析，他们注意到：“文章此段弥漫着静止与停滞的‘文化’气味，这是一个为西方侵略进行巧妙辩护，并间接把霸权主义美化为拯救者的概念”。

通过上述言语，冯珠娣与何伟亚指出了20世纪以中国为焦点的文化政治的主要特征，即“中国”与“西方”的本质化，以及一种暗示后者最终必将胜利的目的论的历史叙事。但问题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历史事实无法为这一叙事提供正当理由——与欧洲相比具备更强的社会流动性；为选贤举能而非血统出身设计的考试；对抗滥用职权的例行纠察；一个中央集权、任人唯贤的官僚政府。结果就是，20世纪的汉学家必须想尽各种办法打碎或摒弃上述显眼的事实——这些与后来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谓的“胜利者叙事”针锋相对的事实。

和之前分析传教士李明一样，在这里举出一个例证将会很有启发性。对于20世纪中期的冷战学者来说，研究中国史最为困扰的一个特点就是宫廷霸权在艺术领域的消亡（11世纪），这是受到了艺术家个体化的思考与情绪的表达应当是艺术实践的原则目标这一学说的影响（参见第八讲）。这一特点令人困扰的原因在于，在冷战叙事下，西方艺术家摆脱贵族控制得到解放通常被当作是西方现代化（Western modernization）的隐喻，这个隐喻每年都会在全国的西方艺术概论课程中被传授给无数学生。

在50年代与60年代期间，禅宗狂士们放荡不羁地挥毫舞墨是美国艺术界众所周知的故事。这向冷战的鼓吹者提出了挑战，因为在那个时候，作为与苏联暴政形成对照的西方自由之象征，大胆的艺术家已经被官方接纳了。早在1983年，塞尔热·吉尔博特（Serge Guilbaut）就已表明，美国政府巧妙地利用身在国外的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ts）画家作为促进美国自由理念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对禅宗书法的赞赏便稀释并威胁到了美国的自由理念，不出所料，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公开表明了观点，直截了当地否认了东方对抽象表现主义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这样的问题在汉学界也未被忽视。费正清本人在讨论中华帝国的艺术情况时，也回到最为古旧的陈腔滥调——全能皇帝的神话（the almighty emperor myth），以此暗示中国的哲学家、作家与画家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遵从全能帝王的命令：

处于中国世界顶点的是天子，最终在理论上变得全知全能。其作用有军事首领、行政长官、裁决者、信仰领袖、圣贤、品味的仲裁者与文学艺术的资助者，诸职咸集一身。他身负多重角色，因此是超乎常人的存在。

或许费正清是将其描述建立在一些晦涩的古代资源的基础上的，但这种描述与中国唐代之后的情况几无相似之处。这种描述使得他忽略了一个事实：10世纪之后，中国的帝王不再亲自擢升或贬谪文官，并且也不再被视为哲学、文学、书法或绘画的仲裁者；与之相反，中国帝王通常效仿文人的价值观，以期获取文人的认可。通过将中国上古时期与近代早期合二为一（这是“不变的中国”的陈腔滥调），费正清得以掩饰中国画家很早就开始抗拒宫廷的文化霸权这个事实。另一方面，在18世纪晚期之前的欧洲，绝大多数的君主事实上都是宗教信仰、哲学思想与艺术品位的仲裁者，换句话说，费正清是以欧洲专制君主的形象重新打扮了中国帝王。

这并不意味着冷战时期的汉学家摒弃了学术诚信的所有标准。在《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cts and Letters）一书中，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注意到，这些研究确实是“反对苏联政府的好理由”以及反对当时共产主义的好理由。此外，主要“对扩大自由与民主的文化表达感兴趣”的宣传工作在国外出现了，这是一种甚至今天都很少有学者会提出异议的情绪。考虑到那些年间，大多数形式的言论自由事实上在一些共产主义国家是不存在的，我们不难去想象拥有善意良知的美国知识分子可能会愿意在其学术工作中提倡诸如言论自由那样的“西方”价值观念。

然而，费正清在上述段落中所做的，以及无数的其他人所做的，又完全是另一回事。费正清没有批评蒋介石时期或毛泽东时期所采用的具体政策，而是压制、扭曲和歪解历史事实，以此来暗示中国历来都是（并且可能将来也会是）独裁主义的。通过采取文化本质主义（cultural essentialism）作为其分析框架，费正清提倡一种历史的种族主义视角，暗示西方——正如杰克·古迪（Jack Goody）后来总结的——具有“深层的社会—文化层次的优越性”。然而同样如古迪注意到的那样，这种视角唯一的问题在于“相关证据寥寥无几，甚或子虚乌有”。

正是后面这个问题成为冷战时期的汉学家不得不解决的。若要证明20世纪中期的美国在坚持法治方面比苏联或中国更为成功，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若是主张17世纪的英国比17世纪的中国更为尊崇法治，就确实非常困难了（参见第三讲）。绝大多数的美国人，甚至一些汉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很可能直到今天都相信，相比起中国或是其他任何地方，西方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更为民主、更为平等以及更为尊重个体。这种视角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于其对中国或其他国家的诋毁，而在于它以传统群体的身份认同取代历史事实作为学术讨论的基础。在上述目标的盲目驱动下，他们在论著中漫无准则地使用诡辩，破坏了理性本身的权威，出乎意料的是，很多论著均来自学术出版社。

这种过时的学问激起了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eyblank）的大声疾呼：“在当下，很多事情都有赖于在东西方之间创造真正的相互欣赏与理解，如果不为陈腐的刻板印象（比如东方专制主义）注入鲜活的生命，并做出明确的学术调整（针对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研究），将是极大的憾事。”过时的研究最终破坏的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某些政治怪物，而是国际舞台上互相尊重与理性交换的根据。他们将我们带回了启蒙时代之前，当时问题的解决是基于传统群体成员关系，而不是理性或事实（参见第十一讲）。

冷战辩论的逻辑通常是似是而非的，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除了最有判断力的读者，这种逻辑对于其他人来说都是有效的。把麻雀变成凤凰的最常见技巧就是年代误植，也就是我们之前将费正清列为典型的例子。这种技巧圆满地回避了证据“寥寥无几或子虚乌有”的问题。尽管在13世纪，甚至到了17世纪，英国看起来在很多方面都比中国更为专制独裁，但冷战的鼓吹者偏偏避免做那样的比较。他们反而经常拿前现代时期的中国与20世纪中期的美国进行比照，如此一来，问题就解决了。

简单地隐瞒事实也同样有效。如果中国政府很早就通过了一系列诏书来保护言论自由（参见第十一讲），那就别说这件事。如果中国的政治家在法律的框架下明确表达了平等的基本原则，那就不要提及此事。

翻译的行为也为编造事实提供了若干机会。中国传统史学家被称为“勇敢直谏”的官员（即忠臣），当帝王的愿望与人民或国家的福祉发生冲突时，他们便会违抗或谴责帝王之命。然而，研究中国的专家却将“忠臣”译成“忠实顺从的官员”（loyal official），使那些不了解实情的读者相信，无论得到什么命令，官员们都在盲目顺从地履行着受命之事。

此外，8至13世纪之间，那些在中国最受推崇的作家，包括杜甫、白居易、苏轼和陆游，写下了大量揭露和抨击社会不公的诗歌与散文。而在那个时期的西方记载中，可与中国作家比较的文学名人并没有类似文体的写作。如果宣扬中国历来都是专制独裁，而西方一直都是言论自由的天堂，事实无疑会让这样的见解十分尴尬。该如何做呢？那就参考中国关于社会批判，也就是“寓教于文”（didactic literature）的众多记载吧。谁能想到“寓教于文”指的是对社会不公的尖锐指责呢？

而且中国还有御史台（Information and Rectification Department），它负责保护民众，揭露和弹劾政府机构的权力滥用。这样的机构能够逐渐消解关于中国专制独裁的成见，但前提是读者需要知道它的存在；然而，读者并不知晓，也不会知晓，因为这个机构的标准翻译是“Censorate”。大多数读者都会假定这个机构的功能是审查任何可能会对现有社会体制提出批评的人。

关于冷战时期汉学研究的做法还有很多需要了解，但有两点通常在文化政治的历史背景下表现突出：

1. 即使在美国军事力量与文化影响处于最巅峰的时候，在一些美国知识分子的脑海中，中国历史的基本事实仍被视为一个潜在威胁。原因在于帝国力量是通过西方文化精髓具有独特性并必将胜利这样一种叙事所证实的。只要与其矛盾的历史事实可以被有效地封锁，这种叙事在亚洲知识分子心中就会保留其可信度。

2. 尽管20世纪的地缘政治条件改变了，但为了维持上述叙事的完整性，20世纪的学者仍在对17世纪的规则与18世纪的技巧加以利用，比如一词多义或取代置换的方法。

在以下章节中，主要的分析模式会是结构性的。这种分析将会表明，在18世纪后期，中国与英国存在的共同性远远多于冷战鼓吹者想要承认的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