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05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托马斯·谢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博弈论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尤其是在增进人们对合作和冲突问题的理解方面的重要工作。与谢林分享这一殊荣的还有以色列经济学家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

托马斯·谢林1921年生于加州奥克兰，1951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马里兰大学执教，目前是马里兰大学经济系和公共政策学院的杰出大学教授。1991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谢林在长期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1945～1953），参与过战后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并担任过杜鲁门政府的政策顾问。这些政府经历为他日后思考国际政治和军事策略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背景。

谢林的获奖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外。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的惯例，诺奖得主通常是那些对经济学基础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人，这种基础性贡献的主要标志就是在标准教科书里能够找到他们的经典模型，在研究生课程的必读著作和论文目录里一定有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工作一般是高度技术性的。谢林似乎不属于这样的经济学家。他所有著述较少涉及数学模型，也没有广为引用的经典论文，他的名字只有在人们讨论纳什均衡概念时才会出现，而且是和一本书联系在一起，这本书就是196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冲突的战略》。在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奖的新闻稿中就特别提到了他的这本书。毫无疑问，《冲突的战略》是谢林获得诺贝尔奖的最重要的原因。

《冲突的战略》有什么特殊之处，使得经济学界在近半个世纪之后赋予它最高的评价？要真正理解这本书在博弈论发展历史上的独创意义和重大影响，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一些理论背景。在谢林写作此书的时候，博弈论尚处于它早期的发展阶段，纳什于1950年提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并证明了纳什均衡存在的条件。那时博弈论主要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对经济学主流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当人们讨论谈判问题时主要从合作性、零和博弈的角度研究什么样的谈判结果是公平和有效率的。谢林没有受当时博弈论发展现状的束缚，而是从非合作、非零和博弈的角度研究冲突和谈判策略的一般理论基础，该理论可以适用于大国间的核战略、国外援助、黑社会帮派冲突甚至大人对小孩的管教策略。更重要的是，谢林不只是满足于一般性的理论探讨，而是直接关注如何从这些理论框架出发深入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策略互动和选择，尤其是国际事务中的冲突与合作问题。

谢林在《冲突的战略》一书中发展出来的最重要的思想是关于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在冲突或谈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思想最早源于他的一篇论文“论谈判”（1956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后收入本书，成为第2章的内容），其基本内涵是，在谈判和冲突的场合，如果博弈一方能够以可信和可观察的方式限制自己的某些选择自由反而会增强其谈判地位，而赋予一方更多的相机决策权则可能伤害该参与人的利益。乍听起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更多的行动自由总是意味着更多的机动性，即便在最差的情况下，你至少可以将机动性弃而不用，保留它怎么会对你不利呢？大家熟知的“置于死地而后生”是这方面最好的一个例子（谢林在书中也提到这个例子）：炸毁唯一逃生的桥梁可以向你的敌人显示誓死一拼的决心，从而达到阻遏敌人进攻的战略目的。在这里，炸毁桥梁就是一种关于绝不退缩的可信承诺，它限制了你的行动空间，但反而收到了吓退敌人的效果。而如果你保有它，给自己留一条退路，看起来似乎万无一失，可是问题在于，这时你再威胁敌人说绝不后退就不那么可信了，敌人可能推断你心虚，进而发动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说，“相机决策”、“因地制宜”这些似乎永远正确的决策原则在一定的博弈环境中并不一定是最优的。

谢林在书中多次提到以合约或立法形式确立可信承诺的意义。最近大陆和台湾地区政治博弈的进展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绝好的例证。全国人大通过《反国家分裂法》可以看做是大陆方面在两岸谈判僵局中采取的一种新策略，其意义在于以立法的形式向世界做出一种可信的承诺。这个法案的通过确实限制了大陆在突发事件下的回旋余地，但是另一方面，台湾地区宣布独立就等同于武力统一的立法承诺消除了人们对其宣布独立之后大陆可能采取什么立场的种种猜疑和侥幸心态，使大陆在这一问题上的谈判地位大大增强了，有利于维护两岸和平。

谢林的思想启发了德国经济学家雷恩哈德·舍尔顿（Reinhard Selten），后者于1965年提出了子博弈精练均衡概念（subgame perfect equilibrium），是对纳什均衡的一种修正和精练，旨在剔除纳什均衡中含有不可信承诺的均衡。舍尔顿正式发展出子博弈精练均衡概念之后，可信承诺这一重要思想才真正在经济学模型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有趣的是，当我们站在博弈论已经高度成熟和发达的今天，再来重读这本《冲突的战略》，就会发现书中大量关于可信威胁对谈判地位的影响以及如何确立可信的威胁的精辟见解，竟与经济学家二三十年后用严格的博弈论模型所论证的如出一辙，好像谢林当时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精确的数学模型！这种思想的准确性和预见性不得不让人们惊叹。谢林的贡献显然是思想先于模型的典型例证，在这一点上，他和科斯、哈耶克是相似的。舍尔顿的工作也说明了数学模型的力量，思想一旦借助了数学模型就会插上翅膀，展翅高飞。

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说明可信承诺在当代经济学中的一些经典运用。诺斯和温加斯特（North & Weingast）的一项著名研究发现，在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王室财政困难，但又无法在民间金融市场上借到钱。富人不敢把钱借给王室，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君王拥有无限的权力，不管他如何做出口头承诺，他想赖账谁拿他也没办法。后来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富裕地主通过议会限制王权，尤其是限制随意征税的权力。在君主立宪之后，王室借钱就容易多了。君主立宪限制了君王的权力，是一种“自残”行为，但只有这样，君王借钱还钱的承诺才是可信的。所以说，一个强大的专制政府是无法做出可信的承诺的，专制政府也因其强大和权力无边而受到损害。另外一个例子是科尔奈提出的软预算约束。根据德沃特里彭和马斯金（Dewatripont & Maskin）的新诠释，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无法在企业亏损之后做出不予救助的可信承诺，因为政府控制了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只有当政府手中的财力有限，银行的贷款也无法支配或影响的时候，政府对企业不予救助的承诺才可信，企业也就不敢再寄希望于政府了。后来有学者，如安德鲁·沃德（Andrew Walder）、钱颖一和车嘉华教授，在解释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时认为，乡镇企业的预算约束比国有企业相对硬一些，因为乡镇政府控制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的能力要相对弱一些。

除了可信承诺之外，《冲突的战略》还包含许多非常精辟和深刻的见解与思想。比如在第3章中，他把纳什均衡的结果理解为博弈参与人相互预期对方最可能采取什么策略的“聚焦点”（a focal point），一种双方基于共享经验、文化或认知的默契，为人们理解纳什均衡的选择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事实上，“聚焦点”理论已成为博弈论讨论参与人如何达成一致或理性预期的一种经典解释。谢林利用“聚焦点”理论解释为什么交战双方有时会自愿达成某种“有限战争”的默契，如不使用毒气和原子弹等。再比如谢林提出，在动态博弈中，拥有更多信息也许是一件坏事，不知道反而更好。谢林提到一个有趣的例子，一对夫妇在电话里为碰面的时间与地点争执不下，如果此时妻子说完何时何地碰面之后立即把电话挂了，那丈夫也只能听从妻子的意见。小孩有时会故意大声哭叫以装着听不见大人的呵斥和警告。在很多场合，策略地屏蔽信息、变得“无知”是增强自己谈判地位的一条捷径。我们经常说的“眼不见心不烦”“无知者无畏”与谢林的这一观点有相通之处。书中诸如此类的真知灼见不胜枚举，读者可细心体会。

谢林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从核扩散、军控、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到能源和环境政策及种族隔离问题，著述甚广。他另外一本影响较大的书是《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Mirc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1978年由诺顿公司出版，研究在社会领域个体的选择如何导致了社会层面的系统现象，如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谢林自己也承认，对于长达50余年的研究生涯，很难用一种简洁的语言概括自己的研究兴趣究竟是什么，但在他自己看来，这一切研究都相互关联，而其中最重要的纽带是痴迷于理解人们（包括国家）如何相互应对和影响对方。确实，从博弈论的角度研究人们之间的互动及其影响，构成了谢林所有学术贡献的一条主线。

博弈论对于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使得三位经济学家——纳什、舍尔顿和哈桑尼——分享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时隔11年之后谢林和奥曼又因对博弈论的巨大贡献而获奖，这凸显了博弈论在当代经济学中的核心地位。然而，这些经济学大师的原创贡献大都体现为高度技术性的论文，让一般的读者望而却步。所幸谢林的原创贡献是一个例外，他的《冲突的战略》没有涉及多少专业术语和数学模型，完全依靠逻辑的力量展现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无疑是体现博弈论如何帮助人们理解现实世界的最好范例。我相信，任何对博弈和策略感兴趣的读者都将从本书的阅读中直接获益，因为智慧在深层次上是相通的。

华夏出版社的编辑陈小兰博士从去年上半年开始与我商议出版一套当代经济学经典译丛，在我开出的书单里第一本就是谢林的《冲突的战略》。经过译者的精心努力，译稿于今年7月份完成。后又承蒙王勇博士和郑志刚博士的热情协助，他们对译稿进行了全面仔细的校对。在此书的编辑出版之际得知谢林因为此书获得了诺贝尔奖。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想，天底下没有任何促销广告能比这个突如其来的喜讯更具广告效应了。是为序。

周黎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005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