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罗马史家的“走”与“坐”

罗马史学起源甚早，而成熟较晚。大约到裘里乌斯·凯撒撰写《高卢战记》，算是其早期的代表作。这篇作品虽然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叙述，前7卷却是作者的亲身经历。第8卷由部下伊尔久斯续写完成。续写者特地申明：“我自己不曾有机会亲身参加亚历山大里亚和阿非利加战役。那些战役的一部分情况我是直接从凯撒本人的谈话中得知的。”这段话应该是针对这样一个原则而发出的，即历史记载应该写亲身经历的事情。

凯撒之后，萨鲁斯特号称史学名家，其所撰作品保存完整的有两部：《朱古达战争》和《喀提林阴谋》。这两部作品与其仅存残篇的《历史》属于一个系列：《喀提林阴谋》是当代史，为作者亲身经历的历史大事。《朱古达战争》和《历史》则属于近现代史，是《喀提林阴谋》的前篇。这三部作品都是为“内战史”而做准备的。凯撒和萨鲁斯特都是政治家和高级将领，出入元老院，转战各地。因此，罗马史学的早期史家，如同希腊史家那样，以当代战争为主要描述对象，强调“行走”和亲身经历以获取见闻。就在他们去世之后不久，历史学家李维却充分展现了另一种历史写作体裁——编年史——的魅力。李维的名作《罗马建城以来史》从罗马起源讲起，叙事一直延伸到当代。一百年后，塔西佗也写作了名著《编年史》，续接李维。讲述了元首制建立之后、自己出生之前约半个世纪的历史。

从体裁而言，《罗马建城以来史》和《编年史》都属于编年史，与作为体裁、叙述当代史的“史志”（Historia）相区别。“编年史（Chronica）则是包括多年的事情，按照年代顺序，依次编订。”尽管编年史涉及的历史年代久远，但是也包含作者生活的历史时期。从李维和塔西佗的作品来看，甚至还是详今略古。142卷《罗马建城以来史》，从第91卷开始记叙作者出生之后（约公元前58年）的历史。文艺复兴时期学者重新发现塔西佗的两部作品残篇，遂按照古代史学流行的这一体裁分类标准，分别定名为《编年史》和《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现存5卷，其实只讲述了公元69—70年两年间的史事。

史学家普遍认为，李维没有什么政治履历，既未从政，也没有当兵，而是在家乡帕多瓦求学，然后迁居罗马，专门从事创作。“他依靠文献写作历史，而且他也不为此感到羞愧”。塔西佗似乎也不怎么“行走”。塔西佗自成年迁入罗马之后，只有四年时间离开罗马。这一点从塔西佗的另一名作《日耳曼尼亚志》可以最为清晰地得到反映。按照标题和内容，这部作品属于人种志类型的作品，应该是由作者实地考察，进行调査之后得出的一手资料组成。但是，关于他是否曾经踏上日耳曼尼亚，现代学者颇有争议。目前流行的看法是他本人是否在莱茵河地区服役，是存疑的，因为缺少证据”。现代史家对塔西佗的史源的系统研究表明，塔西佗并不依赖单个的史源，而是折中各种文献史料和在罗马的见闻，加以拼凑剪裁，以其非凡之史笔重加打磨来创作其作品。

因此，在元首制时代，罗马史家似乎不怎么靠自己“行走”以获取见闻，收集历史写作的史料。他们甚至都不费言辞交代自己的史料来源，史源意识较为淡薄，说明当时获取史料比较容易。值其时也，天下遗文古事靡不集于罗马。李维依靠奥古斯都·屋大维的庇护，得窥禁中秘书；而塔西佗身为元老，坐在元老院中，就能够接听到各种外交报告，参与到军政大计的讨论之中。而且他们的写作对象皇帝长期驻留罗马。相形之下，依靠个人“行走”，搜罗见闻，以便入史的必要性，对他们而言，自然不如希腊同行和罗马前辈那么强烈。李维和塔西佗，乃至萨鲁斯特似乎都旨在运用修辞手段，综述各种信息，通过巧妙的历史叙事，提供一个可读性强、而又颇具说服力的历史阐释版本。因此，他们要非常郑重地申明自己不偏不倚的评述立场，以便于折中各种史料。

但是，在古代希腊罗马，“历史”（Historia）不仅泛指历史写作，也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写作体裁，即“史志”，与“编年史”相对应。“史志涉及自己的事情，讲述者在现场”。或者说，“史志意味着对当代事情的认知”。因此，狭义的“史志”体作品，还是需要作者“行走”和“亲身经历”，以便获取个人见闻。4世纪的著名史家阿米安自称“以战士身份和希腊人的身份撰史”。强调的还是亲身经历和希腊人“行走”的传统。

因此，在罗马时代，史志体与编年体史书，二体角力。史志类历史作品，继承希腊史学传统，以当代史为主题，尤其聚焦于战争。虽然作者也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文献史料，但是，总体而言，更加偏向于以亲身经历和个人见闻作为史料的主要来源。为了收集史料，需要史家不仅读千卷书，更要行万里路，积极参与到历史进程之中。为此，史家“行走”各地，以广见闻。个人见闻与亲身经历不仅提供一手的材料，而且也有助于揭示政治军事史的奥秘。罗马元首制的建立，使得首都，尤其是皇帝宫廷成为信息中心，皇帝成为史家描述的主要对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史家“行走”的必要性，但是“行走”和“参与”的传统，也由于阿米安等希腊人史家的强调，而显示其顽强的生命力。

相较而言，编年体史书，虽然也包括作者生活的时代，但由于涉及历史年代久远，大部分历史时期的材料，来自于文献资料。但是，罗马最为著名的编年史家们，仍然将当代史也当作撰述的重点之一，从而与史志体裁作家一样，非常依赖于个人见闻，或者亲身参与，至少是使自己迩近政治核心圈，得闻机密，了解政治军事谋略。对于李维和塔西佗来说，如何折中文献与个人见闻，变得更加重要。随着基督教史学的兴起，注重于文献乃逐渐有压倒个人见闻之势。

3世纪晚期，被称为“基督教史学之父”的尤西比乌，广泛创作，写作过《教会史》《编年史》和《耶路撒冷殉道者列传》等作品，从多方面奠定了基督教史学的传统。如果最后一部作品来自于作者的个人见闻，那么前两部作品，都主要来自于各类文献史料。其中包括各种书信、布道辞和各类前人作品。《编年史》分为两卷，第一卷被称为《准备》，是关于各地王朝大事记的汇编，摘录自各种文献史料。第二卷编年史，采用表格的形式，依次排列自亚伯拉罕出生以来的各地各王朝年表和大事记。不仅文字很少，而且几乎没有作者个人游历所得见闻的痕迹。

10卷本《教会史》记录自耶稣传道以来的整个历史，前后近三百年。“圣使徒统绪的传承以及从我们救主所处的时代直到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的事情；教会历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几处最著名基督徒群体的杰出领袖；历世历代藉着口传或书写宣扬上帝之道的人；如下一些人的名字、数目和所处时代：这些人喜欢标新立异，不仅已走入错误极端，而且自称是知识的源头（这是误称），他们如同饿狼般残忍掳掠基督的羊群；整个犹太民族在密谋杀害我们救主后的命运。异教徒对圣道的攻击行径和努力捍卫圣道之人的英勇事迹，其中有些人为之饱受折磨甚至付出生命;我们自己所处时代的殉道事迹及满有恩典的拯救”。虽然这每一项都跨越整个教会历史，但是，只有最后一项才是真正的当代史，需要作者主要靠个人经历以获取见闻。在行文中，自第7卷第26节开始，尤西比乌使用了转折语句，表明了开始记录当代史。“关于狄奥尼修斯，就写到这里。让我们转而描述我们自己这一代吧”。

教会史固然需要见证者，见证基督教的胜利时刻，不仅包括对异教徒的胜利，而且也包括对各类异端的胜利。因此也需要作者对于这一时刻有着个人的亲身感受和广泛见闻。如尤西比乌对于戴克里先时代大迫害及其被取消的见证。但是，在整个《教会史》的写作过程中，尤西比乌都主要依靠文献史料，尤其是代表性人物的书信和作品。他说：“我从古代作家留下的零星回忆中选取一些合适的资料，这就好像是我从前人的文献园地采集一些花朵一般。我将把这些资料融入到一种历史性的叙述当中……在以前的《编年史》中，我概述过这些资料；然而，在眼前的这部作品中，我将给出详尽的叙述。”这些文献中的绝大部分，现代学者几乎都可以确定。

其他续写《教会史》的史家，如苏格拉底（Socrates of Contantinople）、索佐门（Sozomen）、提奥多拉（Theodoret）和伊万格里乌斯（Evangelius）等，都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提供了关于正统基督教与阿里乌斯教派长达三个世纪的斗争的见证。但是，他们主要的史料，还是文献。例如，苏格拉底生、长、老于君士坦丁堡，他承认作品的头两卷原本抄自鲁斐努斯，但是，因为他发现了阿塔纳修的一些作品和其他书信，决定重新写过，而且模仿尤西比乌，抄录书信和文书。

对于早期教会史家而言，历史写作的根本宗旨与他们的教外同行并无二致，都是通过记载“言”和“事”，提供历史真实、说服读者。但是，“言”和“事”却不尽相同。古典作家的“事”主要为“事关军国”，“言”则多为“奇谋异策”。为了深刻理解其“事”，需要史家去亲身参与到政治、军事斗争之中；为了撰写适合特定的“事”之需要的“言”，要了解当时特定的场合和背景，熟谙政治演说的草拟和发表机制。为此，需要史家既了解政治军事运作的机制，也要能够模拟帝王将相依据特定的政治需要，发表演说，以便真实记录“帝王将相”及“军国大事”。而基督教史家所载之“言”和“事”，颇有异于此。其“言”主要为“圣徒”之“言”，其“事”则为上帝通过圣徒所行的“奇迹”。诚如尤西比乌所意识到的那样：“其他史家的作品仅限于记录战争的胜利、指挥官的功绩和士兵的英勇，这些人为了国家、家族和财富的缘故大肆屠杀，双手沾满了成千上万人的鲜血。我的作品与此恰恰相反，我要记录的是那些为灵魂之和平而战的战争、那些在这样的战争中不为国家而为真理、不为家族而为信仰而战的人物，为的是让这些战争和这些人物一并永留青史。”

一方面由于历史渊源，《新约》中的使徒书信较多，各地教会之间书信交流的方式较为常见；另一方面，教会通过开会解决各种争端，从召集主教到决议的散发通知，通常采用书信的方式。所以教会的“言”的载体主要为书信和各种《圣经》注疏。而“事”，则是各地教会传诵或者记录在册者，尤其是通过书信、圣徒传等载体广而告之者。为了获取这些“言”和“事”，固然需要去旅行，但是，更为常见的方式，是买书、藏书和抄书。尤西比乌的史学作品大量征引书信和基督教作家的作品，凯撒利亚教会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功莫大焉！据现代学者研究，这里的藏书至少经历三代学人的苦心经营，到尤西比乌的时候，少则288种，多则400余种。“最大的特色是宗教文献丰富，古典史学、诗歌和演说方面的作品数量较少，而以中期柏拉图主义作品收罗最多。”

文献乃至文书成为历史信息的主要来源，要求作者依托于良好的图书馆，进行广泛阅读，而个人的亲身经历和行走以收集见闻之色彩悄然淡化。但是，只要罗马帝国还在，信息的交流和人员的流动在帝国范围内得以较为正常地进行，史家都能得到广泛的个人见闻。随着5世纪西部罗马帝国的消失，也随着教会制度化建设的加强，尤其是修道主义的传播，使得基督教史家的行走受到限制，由此影响到收集史料的方式。史家越来越局限于一隅，信息闭塞，见闻有限，“行走”方式让位于“坐”拥书城，对文献的依赖逐渐压倒了个人的亲身经历和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