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史学传统的基本内涵

传统不是一蹴而就的，史学传统也是这样。在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奠立史学之前，它曾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前希罗多德时代”。西方史学传统的最初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和史诗，尤其是《荷马史诗》那里。正如英国史家柏立所说，在《荷马史诗》中就隐含着历史的探究精神，这与后来者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的“探究”，确有文脉相通、相互传承的历史因缘和联系。这之后，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显露了“时序”观念；这之后，爱奥尼亚散文史家显露了理性批判精神。这几份“史学遗产”传到希罗多德那里，不仅成了他新的出发点，而且在他那里，还有比他稍后的修昔底德那里，色诺芬那里，在迄今有“史家之史家”美誉的波里比阿那里，随着古希腊史学的日益成长，传统也跟着出现，并日趋成型，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举其要者有：求真探索的传统，人文主义传统，注重历史对现实借鉴作用的传统，具有恢宏的历史眼光的传统，重视史著的表述与史家修养的传统，社会文化史与政治军事史两种史学范型互争雄长的传统，等等。倘举其大者，或可用“求真·人文·垂训”六个字作出概括。这都是在古希腊，特别是在它的“古典时期”形成的。在这里，对这六个字作点说明。

求真。柏立曾言：“希腊人虽不是记录人类史实的第一人，却是批判史实的第一人。换言之，他们首创了史学。”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论资历古希腊远不及古代东方诸国，但古代东方很早出现的历史记载只能算是一种“实录”，而后来居上的古希腊人却以求真探究为职志，终于在希罗多德时代奠立了史学。修昔底德的“探究”，使他取得了“求真的人”的称号。在“希腊化时代”，波里比阿更是把求真作为史家之第一要务。古希腊史学的这种求真精神，在罗马时代，在卓越的罗马史家李维、塔西佗那里，得到了延续与发扬。于是，求真精神成了西方古典史学传统最显著的一种表征。

人文。“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石碑上的这一箴言，再明白不过地昭示世人，从原始先民到古典时代的先哲，无不显示出古希腊人对人的自身及其重要性的认识，这在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传世之作中，都有很明确的表述。《历史》序言称，它所探究的是“人类的功业”，修昔底德借他人之口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后，古罗马史学所映照的也是人事而非神事。总之，西方古典史学（即古希腊罗马史学）是“人类历史的叙述，是人的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柯林武德语），是以人文主义的观念作为赓续的一种传统，经中世纪隔断，而至文艺复兴年代，又重新与古典史学所标榜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连接，在流传中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与时代特色。

垂训。这里所谓的“垂训”，指的是历史的教育功能，即历史对现实的借鉴意义。《历史》序言颇能说明这位“史学之父”很注重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这与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所云“垂诸永远”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到了波里比阿时，他则把历史提到了哲学高度，认为历史是一门以事实为训的哲学，应当把它当成指导人们生活和行动的一种指南。这种传统被古罗马史家所继承，塔西佗说：“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于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把后世的责难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编年史》）历史的垂训传统，在这位史家很明晰的“经世致用”的言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述。至此，到了古罗马时代的盛世，西方史学传统由萌发而成型，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