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太平天国的史学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英雄们在发动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激烈战斗、逐步创建自己国家制度的同时，也成立机构，设置史官，撰写自己的斗争史，并对以往的历史重加评述。他们的史学，是我国史学史上颇具特色的一页。
洪秀全、冯云山等太平天国领导人，原为乡村塾师，熟读经史，对于史学是很重视的。早在金田起义以前，他们就动手编写历史了。太平天国最早的史学著作《太平天日》的封面上，题“此书诏明于戊申年冬，今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钦遵旨准刷印铜板颁行”
，清楚地说明颁行于壬戌十二年即1862年的这部书，在戊申年即1848冬已经初步写成。
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随即建立编史机构，开展工作。据《太平天日》及其他史料记载，太平天国的史书叫作《诏书》，编史机构称为诏书衙。《贼情汇纂》记黄再兴时云：“辛亥二月升卒长，因开功折明晰，洪贼（指洪秀全，下同）知其能写字，令入诏书衙编纂伪诏书。”可见在辛亥二月即1851年3月已有诏书衙的机构，黄再兴便参加了史书编纂的工作。有的史料还说，冯云山和卢贤拔均兼领史职，主持编史之事。
1852年11月，太平天国在进军湖南途中，又仿照古代史官制度，于长沙城下设置左史、右史，正副共四人，“主记事记言”，左史为黄再兴，右史为曾钊扬，而后有何震川。《贼情汇纂》在这三人的传中载：
（黄再兴）壬子十月在长沙，诏书编成，以功升左史，职同将军，掌一切文案，及记各伪王登朝问答之辞，谓之记录，月缴一本于洪贼。
（曾钊扬）壬子十月贼势大张，设官分职，授与右史，职同将军，掌记伪王之言动。
（何震川）壬子十二月升伪殿前右史，日登伪朝记洪逆之言动，月成一书，与左史联名呈献。
据此可知，左史、右史的任务，主要是每天登朝，记载朝对中的大事，每月汇成一册上缴。这种由天王洪秀全诏命、史官修史的做法，类似历朝修的帝王“起居注”。所谓“记录”，实即太平天国斗争史实的原始记载。
太平天国编纂的史书，上述《太平天日》是第一部，这可从它首句“诏书一”，以及全书描写1837年洪秀全卧病至1847年他重往广西捣毁甘王庙事得到证实。汪士铎《乙丙日记》叙述洪秀全家世和起义前事说：“洪贼之父名觐扬，母曰李四妹，本花县光禄
农也。……象州有九仙庙，云乃某某之神，故有母尚存，州牧朱以捕贼未获，祷之而获，以为神助也，祀而赠神以袍。洪作诗责神，谓其不孝，而毁其庙，人益畏之，以洪为神人矣。”他在这段话之后特地加注道：“以上乃洪贼自叙，曰新诏书。”这部《新诏书》从内容看，虽然有误，但与《太平天日》相似。汪士铎得读此书在1853年，当时《太平天日》尚未印刷颁行，所以它很可能是太平天国的另一部史书。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云：“贼令人抄伪诏书，自戊申起叙至入金陵城等事，前出冯云山手，后出曾钊扬、何震川诸贼手。”这部书既是从戊申即1848年写起，至1853年攻占南京城等事为止，显系《太平天日》的续篇，《诏书》的第二部。前面提到的黄再兴在长沙编成的《诏书》，似乎是其中的一部分。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记卢贤拔时道：“卢广西人，有知之者，谓在集（贤）镇时称通品，能写名帖、书券约，洪贼以自起事前诡谋，及现在乱迹，令检录之。”《纪略》一书记事终于1856年，它所说的“现在乱迹”，当指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二三年之史事，倘若如此，这部书的内容就比谢介鹤所见到的那部《诏书》为多。近人柴蕚在《梵天庐丛录》中也谈及这部书：“殷溎亭先生曾得太平天国实录一册。录乃春官丞相卢贤拔所纂辑。凡二十二页，高尺余，卷端各刻二黄龙，第二页页首印天王御玺，方径八寸有奇，印围五爪龙，印泥之色，系深硃微带金色。其中所载，颇有为吾人未知者。在集贤镇时，天王赏贤拔为通品，能写名帖文券，字秀丽，能为诏谕敕诰，文茂达，故自金田创义，至金陵后，贤拔均兼领史职，未尝易他人也。”这样看来，太平天国修史不只一次，所撰史书不只一种，大约随着斗争发展到一个阶段便增修一次，不断增添内容。《李秀成自述》开头谓：“自我主应立开塞〔基〕之情节，衣〔依〕天王诏书明教传下，将其出身起义之由，诏书因京城失破，未及带随，可记在心之大略，写呈老中堂（指曾国藩）玉鉴。”这就是说，《李秀成自述》中有关太平天国历史的内容，是据《诏书》而写的。如果太平天国在1856年后继续编写新的《诏书》的话，那么，《李秀成自述》中所提到的天国历史，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太平天国一系列《诏书》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秀成自述》应是太平天国的重要史著。同样地，《洪仁玕自述》也可以认为是天国史书的一部分。这些“自述”，是在失败被俘的特殊情况下“血泪和流”写的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不难看出，太平天国的“记录”数量不少，《诏书》也有几部。可是，太平天国失败后，这些“记录”、《诏书》和其他文献，都遭到清朝政府的销毁，除个别者外，荡然无存。《太平天日》（缺第二页）是至今发现的太平天国自己编写出版的唯一史书。至于洪仁玕口述、瑞典韩山文著录的《太平天国起义记》，由于“著者尽献其所闻，力免删润，且鲜加批判”，保留洪仁玕所述的原来面目，所以也可列为太平天国的史书。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对《太平天日》的补充，其余部分则是《太平天日》的继续，在关于洪秀全身世和太平天国初期历史的各种记载中，“其详实可据，无能出其右者”。
太平天国不仅随时写下“记录”一类的史料和编纂《诏书》一类的史书，而且对中外历史的某些问题加以评论与改写。《金陵省难纪略》云：“洪贼以黄缎数匹续长，界二寸宽，朱丝直阑上下边朱画龙凤，作七言韵句，自盘古氏起讫明季君臣事实，悉加品骘。……朱书楷字约万言，揭于照壁，名天榜。”这是洪秀全所撰的关于古代历史的评论，今已不见。现在能看到的，是洪仁玕《钦定军次实录》中所讲的“论史”一段。《钦定军次实录》中的“葬墓说”对历代墓葬的指斥，洪仁玕《资政新篇》中在阐述世界形势时提到英、美、法、俄、土耳其、埃及等许多国家的历史，太平天国镌刻的《三字经》中从盘古开天辟地至历代帝王的评论，《天情道理书》中关于关羽、张飞、黄忠、赵云、岳飞等人的记述，都涉及历史事件和人物问题，也可说是太平天国史学的组成部分。太平天国还可能改写过以往的历史。《燐血丛钞》说：“逆书多至数十种。如天朝田亩制度、天理要论、天情道理书……三国史、平军书、太平营规……均已灾梨祸枣，然鄙俗不堪入目。”这里所谈的“鄙俗不堪入目”的《三国史》，大概是经太平天国重新改写的魏、蜀、吴三国历史书。
从《太平天日》和其他有关太平天国史学的记载来看，太平天国的历史观，受到他们宗教思想的影响，有明显的迷信成分。《太平天日》开始便提起：“当初天父上主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第七日完工。”这种把上帝说成是造物主的观点，同拜上帝会宣传上帝系“独一真神”，具有无限权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创造万物，主宰一切的说法是一致的。该书接着将1837年4月洪秀全因积愤成疾，病得晕去复醒，写作是“无数天使自天降下”，接他升天去见天父上帝，上帝赐他金玺和宝剑，令他“战逐妖魔”，他战胜回归高天，上帝十分欢喜，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派他下凡诛妖。这个上天受命的神话故事，原是洪秀全为了进行政治鼓动而创作的，但也写进太平天国史书，表明其史学渗透着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马克思说过：“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太平天国的史学也不例外，他们超越不了时代的局限。
太平天国对封建正统史观则进行过冲击，犹如他们对封建制度做过冲击那样。《太平天日》关于鞭挞孔丘的故事曾载，当时上帝向洪秀全“指点凡间妖魔迷害人情状”，“又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上帝指出，“孔丘所遗传之书，即是尔在凡间所读之书，此书甚多差谬，连尔读之，亦被其书教坏了”，从而斥责孔丘道：“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洪秀全也痛斥说：“尔作出这样书教人，尔这样会作书乎？”这是对孔子及其著作的否定。在封建社会里，孔子被视为“至圣先师”，他的《春秋》一书，被奉为使“乱臣贼子惧”的史学经典，太平天国却认为“甚多差谬”，将人“教坏”了，无疑是对封建正统史观的猛烈抨击，其意义不应抹煞。当然，这种抨击极为粗浅，未能采取科学的态度，缺乏必要的分析，没有说服力，不能做出恰当评论。后来还倒退回去，没有贯彻始终。
这种既有批判又批判得不准确不彻底的状况，在洪秀全对古代历史的评论中也可见到。《金陵省难纪略》描述其文曰：“洪贼……避帝字不用，王字加犬旁，如文王武王，作文狂武狂，此系贼所目为正人者。若桀纣幽厉则称妖，臣子忠孝者称名，否亦称妖。”据此而知，洪秀全确实试图批判封建史学所大书特书的帝王将相，可是，他没有科学的革命的思想武器，仍然沿用“忠孝”这套封建道德规范，并结合拜上帝会关于正与邪、神同妖相对立的教义，来评价历史人物。
比起地主阶级文人的简单描述来，洪仁玕所讲的“论史”一段，更真实而确切地表达了太平天国的史观。他说：“粤稽史册，秦汉以来，无有过于光武、洪武之创业者，何也？光武能恢复汉室，洪武能用夏变夷，二人皆起自布衣；虽汉高亦起自布衣，除秦之暴，太宗有除隋之乱，然以下伐长，陷亲不义，借戎兵，伤骨肉，而得不掩失也。宋起后周，虽属天定，究于长下兄弟间难云释然无憾。其余卑卑不足道者，类皆以下伐长，以花〔华〕乱花〔华〕，始役之而终弃之者也。究之光武复汉，仍属当然；而洪武尊花〔华〕，超乎三代，尤为春秋大义所必褒，今古人心所必予者也。”洪仁玕在此极力推崇东汉光武帝刘秀和明太祖朱元璋（年号洪武），对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也有所肯定。这和洪秀全称颂朱元璋、刘邦的观点相同。洪秀全在起义前夕所作的一首诗中有这样两句话：“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慨然以朱元璋、刘邦自许，要起来反抗清朝。洪仁玕肯定朱元璋等人，说出了褒扬的理由，如“起自布衣”“除秦之暴”“除隋之乱”，还有“恢复汉室”“用夏变夷”等等，这些理由，反映了他由于自身所处的阶级地位，勇于冲破封建统治阶级按门第论人的陈腐观念，并赞扬了那种除暴政和治乱世的努力，有其进步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依然不脱尊奉正朔、严夏夷之辨等“春秋大义”的窠臼。他批评刘邦、李世民的缺点以及认为其余封建帝王皆“卑卑不足道”的主要根据，是他们“以下伐长，陷亲不义，借戎兵，伤骨肉”，“以华乱华，始役之而终弃之者也”，同样表露出他受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上下尊卑不可逾越的正统史观的束缚。他对“宋起后周”的评论，还带有天意决定论的观点。这种天命论、君权神授的思想，在洪秀全受命于天以君临天下的各种著述中表现得尤其充分和明显。至于“论史”的内容，都是谈论封建帝王，这说明他没有也不可能清除把帝王将相一类人物视为历史中心的英雄史观。
太平天国史学的书法，继承和发扬了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敢于直书，不用曲笔。《太平天日》记1847年10月洪秀全、冯云山诸人至象州捣毁甘王庙事，就以严词斥责偶象崇拜，指出人们崇拜的甘王爷“正是妖魔”，宣布他“犯了十款大罪，天理难容”。在砸毁偶像后，又在墙壁写上“题诗行檄斥甘妖，该灭该诛罪不饶”等诗句，加以谴责，并且警告当地封建统治者：“永不准复立此妖庙，仍拜此邪魔。倘敢抗命，定与此妖一同治罪。”他们就是这样毫不含糊地把反对封建神权的斗争记录下来。不仅如此，他们也不隐讳自己的犹豫动摇和困难处境。《太平天日》在叙述上帝命洪秀全下凡诛妖时谈到：“主（指洪秀全，下同）心不愿下凡”，“有时天父上主皇上帝催促甚，主不得已，既下几重天，仍然退回”。只因“上帝烈怒”，他才不得不下凡，“临下凡时有难色，天父上主皇上帝曰：‘尔勿惧，尔放胆为之，凡有烦难，有朕作主；左来左顶，右来右顶，随便来，随便顶，尔何惧焉！’”最后，他终于在上帝的支持和鼓励下下凡了。他的下凡，并非没有碰到矛盾。他曾经畏难不前，彷徨后退，甚至因此激怒了上帝，这个曲折过程，该书没有回避。又如记载1847年洪秀全重往广西路上的艰难状况，当时他被强盗抢劫，“行李银钱一空，止剩存些替换衣服。是日到悦城，进退两难，次日由悦城到九官，由九官搭舡到德庆州，时无盘费，心颇烦。……主坐舡愁烦无语”，“主每天只食一餐”。该书对洪秀全心中的愁闷与生活的困难切实做了描绘。其他史书也是直笔记述的。谢介鹤在看了他所见到的《诏书》之后说过：“其淫乱邪怪，亦自供不讳。”这一句话，除去其恶毒污蔑之意外，不是也可说明太平天国史书能“实叙其事”，并不隐讳吗？
太平天国史学的文风朴实，不用典雅文章，而用“评话”体裁。洪秀全、洪仁玕等提倡“文以纪实”“朴实明晓”的文风，“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他们的史书也尽力贯彻这种主张，上引的《太平天日》的文字就不求华丽，而讲确凿。它所载当时捣毁甘王庙的情况是：“主亲到其庙，以大竹敲此妖魔，……命其四人（指冯云山等）将妖眼挖出，须割去，帽踏烂，隆（龙）袍扯碎，身放倒，手放断。”简要明白，使人易懂。见过其他《诏书》者，也认为写得浅显生动。谢介鹤说：“诏书……词用七字句，以话说起，继以不表且说，又以下回分解作卷终。”张汝南道：“内有访石相公（即石达开）一段，叙事如闲书，用‘话说’起，及‘话分两头’，‘按下不提’等语。”柴萼也有同样的评论：《太平天国实录》“后有访石相公一段，叙事如小说，用话说起，及话分两头，按下不提等语。阅之殊饶兴味”。这种“评话”体裁，通俗明了，易为群众接受，具有鲜明的劳动人民的本色。当然，太平天国文风上烦琐堆砌的缺点，也存在其史学著作中。
太平天国的史学，是服务于他们的斗争事业的。“记录”和《诏书》记述了太平天国这次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农民战争的历史，内容与为历代王朝歌功颂德和提供统治经验的封建史书不同；也不藏之皇史宬或名山，而颁行于广大将士和群众中。其目的是要把他们的反抗斗争向军民进行宣传，作为团结教育军民、打击敌人的一种有力武器。以《太平天日》来说，1848年初步写成此书的意图，是为了宣扬洪秀全确系奉命下凡诛妖的真命天子，阐明他领导农民起来造反的正义性，指出斗争的胜利前景，以便动员群众举行武装起义；1862年刊行此书，目的也是要在当时危急的形势下，借用上帝的权威，振奋精神，鼓舞斗志，使全体军民遵从洪秀全的领导，坚持“诛妖”的战斗。《天情道理书》所载关羽、张飞、赵云、黄忠等猛将，也有激励太平军士气的意义。及时反映现实斗争或讲述历史英雄人物，并以此教育军民，发挥其积极作用，这是太平天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历代农民进行过无数次的英勇斗争，创造了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可歌可泣的史迹。但是，只有太平天国英雄们在斗争的同时，用文字记载他们的光荣业绩，并且试图重写以往的历史。可惜他们史学的全部成果已不可复见，仅仅留下个别的篇章。不过，这也是我国史学的一份宝贵遗产。
（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