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湖畔的小花朵
距今约六十年前，在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畔，有一所不受人注目的低矮简朴的小平房。宅边栽着一棵小杨柳树。这是屋主人亲手所植。小平房也就因此而名为“小杨柳屋”。
这一天，在“小杨柳屋”的“那间天花板要压到头上来的、一颗骰子似的客厅里”，屋主人——我父亲丰子恺——和他的知心朋友朱自清先生正在翻阅着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漫画集。他俩都是白马湖畔春晖中学的教师：一个教图画、音乐，一个教国文。然而这位擅长诗文的朱自清老师显然又是美术爱好者。他被漫画中的意境吸引住了。他吐露自己的体会说：“无论如何，我总得惊异；涂呀抹的几笔，便造起个小世界，使你又要叹气又要笑。叹气虽是轻轻的，笑虽是微微的，似一把锋利的裁纸刀，戳到喉咙里去，便可要你的命。”有感于漫画的锐利的社会作用，朱自清便对小杨柳屋主人说：“老兄，你可和梦二一样，将来也印一本。”这可不是信口开河。因为在这“骰子似的”小客厅的壁上，早已贴满了主人的“那小眼睛似的漫画的稿；微风穿过它们间时，几乎可以听出飒飒的声音”。(1)
夏丏尊先生的爽朗的笑声又响彻了整个小杨柳屋。在紧张的教课之后，到这里来喝几杯酒，聊上一会天，似乎成了春晖教师们的一种共同的乐趣。除了夏丏尊、朱自清，还有朱光潜、刘薰宇、刘叔琴等。他们都是“小杨柳屋”壁上这些漫画的最早的欣赏者。其中夏丏尊先生——漫画作者昔年的老师，当时的同事——尤其热心。他初看到这些画，便对作者大加鼓励说：“好，子恺，再画，再画！”
就在师友们这样热情的鼓励劝勉之下，我父亲在白马湖畔迈出了他作为漫画家的第一步。
其实，父亲根本没有料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漫画家。我祖母期待于他的，也只是当一名普通的教师，因此当初把他从家乡浙江省石门镇（今属桐乡县）送到杭州，进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可是在这里，也真是有缘，父亲遇到了一位图画、音乐老师李叔同先生（后来出家为弘一法师）。师生志趣相投，就此决定了他一生必然要走上艺术的道路。可是，艺术的门类多着呢，李先生本人在留学日本时办过“春柳剧社”，演过话剧；弹过钢琴，作过曲；擅长书法金石，又善于作画；语文也好，会做诗词。我父亲将来究竟走哪一条路呢？
他在师范毕业以后，在上海当了一阵子教师，终于决定于1921年赴日本进修。他在日本观歌剧，看画展，听音乐会，学小提琴，画西洋画，跑旧书店……十个月过去了，借来的钱也用完了，只得回国重执教鞭。然而，十个月过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再当教师时，难免觉得拘束。教课时倒能认真对付，等到开会的时候，注意力就很难集中。在校务会议上，人家在提什么议案啦，表决啦，我父亲却觉得茫无头绪。他更感兴趣的是观察与会者的各种神态。当他看到那些垂头拱手伏在会议桌上的同事们的生动的样子时，印象特别深刻，直至散会后还萦于脑际，久久不能忘怀。于是随手铺开一张长条的纸，提起平日爱用的毛笔来，寥寥数笔，勾勒了出席校务会议的人们的姿态。这种信笔涂抹的小品，他怕被学生看见了不好，便拿来贴在门背后。后来作者自己供认说：“这画惹起了我的兴味，使我得把我平常所萦心的琐事细故描出，得到和产母产子后所感到的同样的欢喜。”(2)于是，“小眼睛似的”漫画稿便一幅幅陆续诞生。画纸是极不讲究的，有时用包皮纸，有时用旧讲义纸，甚至香烟盒儿的反面也派了用场。画材是多种多样的，起初以平日信口低吟的古诗词句为题，画中人物却是现代的；接着，周围的孩子成了他作画的对象，同时也画生活的速写；后来，社会上的种种现象引起了画家的注意。于是，古诗词句、儿童相、社会相三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位画家早期漫画的题材。
那时候，白马湖畔的朱自清和北京的俞平伯合办一个不定期的文艺刊物《我们的X月》，请我父亲画封面。在1924年出版的《我们的七月》上还登载了他初次发表的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见本书第23图）。然而朱自清并不满足于发表单幅画。他劝我父亲像竹久梦二一样也印一本画集。这愿望终于因得到郑振铎先生的支持而得以实现了。郑振铎对于绘画本来兴趣不大，可是发表在《我们的七月》上的那幅漫画，却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说：“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3)他记下了作者“丰子恺”这个名字，便向去白马湖的朱自清打听有关作者的消息。1924年，我父亲来到上海，与春晖部分同人创办立达中学（即后来的立达学园）。这时，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周报》恰好需要一些画来插入文中，他便请胡愈之先生找我父亲要了好几幅，连续刊载于1925年的《文学周报》上。郑振铎还给这些画冠以“漫画”这一名称。从此，我父亲的画便以“子恺漫画”见称于世。不久，“子恺漫画”的发掘者郑振铎与我父亲会了面，并提出要为他出一个集子。
一个星期天，郑振铎约了叶圣陶、胡愈之二位一起来到上海郊区江湾的立达学园，打算挑选“子恺漫画”。我父亲把漫画一幅幅陈列在窗格上、桌上，一时好似举行一个小小的展览会。学校里的许多同事、学生都跑进房里来观赏。我父亲答应郑振铎的要求，替他选了一批，交给他带回去再复选。后来郑振铎说：“当我坐火车回家时，手里执着一大捆的子恺的漫画，心里感着一种新鲜的如占领了一块新地般的愉悦。”回去后，郑振铎与叶圣陶、沈雁冰先生一同进行复选，“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可弃的东西”(4)，便把大部分都收载在集子中，于1925年12月以“文学周报社”名义出版了一册《子恺漫画》（1926年1月起又改由开明书店出版）。封面上由作者画了一幅《一江春水向东流》图。这是我父亲的第一个画册。1927年开明书店又出版了《子恺画集》（封面由我大姐陈宝题字，三姐宁馨作画）。以后，《学生漫画》（1931年，开明书店）、《儿童漫画》（1932年，开明书店）、《儿童生活漫画》（1932年，儿童书局）、《云霓》（1935年，天马书店）、《人间相》（1935年，开明书店）、《都会之音》（1935年，天马书店）等画册陆续问世。
师友们给漫画作者以热情的支持和鼓励。郑振铎、夏丏尊、丁衍庸、朱自清、方光焘、刘薰宇诸先生都给《子恺漫画》写了序，尚未见过面的友人俞平伯还从北京寄来了跋。出版《子恺画集》时，我父亲所崇敬的马一浮先生亲笔为他写了序言，朱自清先生又为这集子写了文章（《跋》），而且还担任了选画的工作。
朱自清在为《子恺画集》写的《跋》中说：“这一集和第一集显然的不同，便是不见了诗词句图，而只留着生活的速写。诗词句图，子恺所作，尽有好的；但比起他那些生活的速写来，似乎较有逊色。第一集出世后，颇见到、听到一些评论，大概都如此说。本集索性专载生活的速写，却觉得精彩更多。”既有诚恳的批评，又有热情的赞扬。而赞扬远比批评为多。我父亲的漫画，用朱自清先生的话来说：“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作者“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使人看了“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5)俞平伯先生的评论是：“既有中国画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虽是一时兴到之笔，而其妙正在随意挥洒。譬如青天行白云，卷舒自如，不求工巧，而工巧殆无过之。……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那便是我看了《子恺漫画》所感。”夏丏尊先生说：“子恺年少于我，对于生活，有这样的咀嚼玩味的能力，和我相较，不能不羡子恺是幸福者！”郑振铎先生看了这些画，觉得“正如一个贫窭的孩子，进了一家无所不有的玩具店，只觉得目眩五色，什么都是好的”。郑振铎还特别指出《买粽子》这幅画（见本书第3图），说是“这幅上海生活的片断的写真，又使我惊骇于子恺的写实手段的高超”。朱自清先生对《买粽子》也感兴趣。他认为《花生米不满足》《阿宝赤膊》《穿了爸爸的衣服》《瞻瞻底车（二）脚踏车》《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见本书第25、1、29、42、49图）……“都是很好的儿童描写”。至于《春昼》《断线鹞》《卖花女》等画（见本书第62、63、64图），他认为“简直是纯粹的诗”。我父亲画这些画，是摹仿日本画家蕗谷虹儿的笔法。朱自清惊讶地说：“这是一种新鲜的趣味！落拓不羁的子恺，也会得如此细腻风流，想起来真怪有意思的！”《编辑者》（见本书第19图），这是画的父亲的好友刘薰宇。朱自清看了这幅画，竟惦念起这位久别的老友来了。提起我父亲到上海后所作的一些描写社会相的作品，朱自清一针见血地指出：“你那平和愉悦的诗意，不免要掺上了胡椒末；在你的小小的画幅里，便有了人生的鞭痕。”(6)
是的，人生的鞭痕，血泪斑斑的！在那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中，平和愉悦的情趣怎能不受到侵扰？！于是，苦闷，怀念，憧憬……画家认为，唯有天真烂漫的儿童世界，才是最可贵的，最可喜的，最可爱的。他要挽留孩子们的黄金时代，让它永远驻留在画册里。“然这真不过像‘蜘蛛网落花’，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7)为了表达这种心情，画家果真在《子恺画集》的扉页上画了一幅蛛丝网落花图，背面摘录了高观国的诗句：“檐外蛛丝网落花，也要留春住。”在1925年出版的《子恺漫画》里，也有《留春》一画（见本书第14图），那蛛丝网的中心是一只蜘蛛；可是在1927年出版的《子恺画集》的扉页上，坐在蛛丝中心的已不是蜘蛛；而是一个人——一个男人，我父亲，他自己！
春，毕竟是留不住的。于是，有着“人生的鞭痕”的画越来越多了。画家终于辛酸地画出了《二重饥荒》《最后的吻》《脚夫》等漫画，用以控诉在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
1945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了作者重绘的《子恺漫画全集》六册：《古诗新画》、《儿童相》、《学生相》、《民间相》、《都市相》、《战时相》。抗战期间又出版了《漫画阿Q正传》《大树画册》《子恺近作漫画集》《客窗漫画》《画中有诗》等。抗战胜利后，《又生漫画》《劫余漫画》等又相继问世。解放后，我父亲又为鲁迅先生的其他短篇小说绘制插图，出版了《绘画鲁迅小说》（1950年，万叶书店）。
父亲一生出版的画册，据初步统计，有四十余册之多。他用数量庞大的这些画写下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表达了对儿童的缱绻深情，记录了或歌或泣的感情，抨击了人间的不合理现象，暴露了旧社会的黑暗，歌颂了光明美好的新社会。这一切的一切，在他的画册中得到了最好的见证。
父亲也写随笔，作诗，编著艺术理论，翻译文学作品；然而，他毕竟首先以漫画家的身份铭刻在读者心中。讲到他作漫画的动机、他的画风、画材等等，不由得使我想起了他自己所作的五首诗。那是1963年他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丰子恺画集》所作的“代自序”。这五首诗总共只有一百四十个字，却把画家一生作画的概况全部勾勒出来了。诗末特别表达了他如何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了解放——画“蛛丝网落花”的《留春》图的作者终于盼来了百花齐放、天地回春的新社会。由于该画册已经绝版，现在我把这五首诗抄录在下面，供读者参考：
阅尽沧桑六十年，可歌可泣几千般。
有时不暇歌和泣，且用寥寥数笔传。
泥龙竹马眼前情，琐屑平凡总不论。
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音。
也学欧风不喜专，偏怜象管与蛮笺。
漫言此是新风格，尝试成功自古难。
当年惨象画中收，曾刻图章曰速朽(8)。
盼到速朽人未老，欣将彩笔画新猷。
天地回春万象新，百花齐放百家鸣。
此花细小无姿色，也蒙东风雨露恩。
壬寅小春于上海日月楼
本书所选的这些画大部分作于解放前。为了显示对比，特地从解放后的作品中也选取了一部分。数量虽然不多，却使人读后产生一种明朗轻松的感情。旧社会的穷孩子为童车中的小主人当小奴仆；新社会里的小朋友却高高兴兴地坐在幼儿园的接送车里向过路的婆婆阿姨问好。他们不再任性地向妈妈要天上的月亮，而是渴求着：“妈妈，我也要个红领巾！”看着孩子们这样活泼愉快地成长，老一辈的人打心底里高兴。孩子们唱歌拍手欢度儿童节，“邀请公公列席，祝他返老还童”。这个公公，自然也代表着作者他自己！
大部分的画，都是距今半个世纪左右所作的。画中的题材，今日年青一代读来也许不是全部能理解，例如《高柜台》《施粥》等。青年人，那可是你们的幸福啊！还有像《三等车窗内》《东洋与西洋》这类画中的情况，问一问老一辈的人，他们会给你们讲解的。至于《ㄛㄌㄨㄌㄨ……》，那是呼唤狗的声音，是旧时的注音字母。按现代汉语拼音应该是《olulu……》。
应出版社的要求，我为画册的选材略作了一些补充，然后给每幅画注上创作年代。做这工作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父亲的画册，只有少数在目录中给各幅画标上创作年代，大多数是不标的。我必须根据种种线索来考证年代。即使是标了年代的画，有时同一幅画出现在两个册子中，年代上有出入。为了考证何者正确，颇费了我一番调查和思索。举几个例如下：《阿宝赤膊》一画，《子恺漫画全集》定为1926年，显然是父亲记错了。1926年时，我大姐阿宝已六岁，而那幅画中的小姑娘还不过二三岁，所以《丰子恺画集》中所标的1923年是正确的。《离亭燕》在《丰子恺画集》中定为1947年，这幅画初次发表在《劫余漫画》中，从该画集序言中来看，这幅画肯定作于抗战前，而不是1947年。但具体在哪一年呢？可巧在1981年5月上海举行的“丰子恺先生画展”上展出了汪子豆同志收藏的一幅画，题名《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作于1935年。画面与《离亭燕》一样。由此不妨推断，《离亭燕》也是那时候的作品。又如《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一画，《子恺漫画全集》定为1925年所作。实际上，如前所述，这幅画发表于1924年《我们的七月》上，所以应为1924年所作等等。
我所做的这番工作难免有欠缺、错误，要请熟悉“子恺漫画”的读者不吝赐教，俾得改进。
丰一吟 1981年7月
(1) 以上引文均见《子恺漫画》朱自清《代序》（1925年11月2日）。
(2) 引文见《子恺漫画》《题卷首》。
(3) 引文见《子恺漫画》郑振铎《序》（1925年11月9日）。
(4) 引文见《子恺漫画》郑振铎《序》（1925年11月9日）。
(5) 引文见《子恺漫画》朱自清《代序》（1925年11月2日）。
(6) 引文见朱自清为《子恺漫画》写的《代序》。
(7) 引文见《子恺画集》作者所写代序《给我的孩子们》。
(8) 父亲曾在他那些描写社会黑暗的漫画上盖上一个图章“速朽之作”，表示他切盼画中的惨象迅速消灭，光明社会立即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