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版前言

人们有理由感到惊讶，这样一部军事著作的前言竟出自一位女性之手。虽然对我的朋友们来说，这是无须解释的，但是我还是希望向那些不认识我的人简单地说明一下我这样做的原因，以免他们认为我不自量力。

眼前这部我现在为之撰写前言的著作几乎让我挚爱的丈夫（可惜他过早地离开了我和祖国）耗尽他生命中最后12年的全部精力。完成这一著作是他最殷切的愿望，但是他并无意一定要在他有生之年让它面世。当我劝他改变这个想法时，他一半是开玩笑，但一半也许是预感到自己的早逝而经常这样回答说：“应该由你来编纂出版。”尽管当时我很少认真地考虑过它的含意，但是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这句话常常使我潸然泪下。也正是这句话让我的朋友们认为，我有义务在我亲爱丈夫的遗著的前面写几句话。即使人们对于我这样做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也还是会体谅那种促使我克服羞怯心理来写这篇前言的情感的。这种羞怯心理常常使一位女子即使是出面做这样一些次要的事情也会感到十分为难。

当然在撰写本前言时，我丝毫也不应有自视为一部远在我眼界之外的著作的真正编者的想法。我只想作为一位曾经参与其中的伴随者，在它面世时伴其左右。我应该是有权利以这种身份出现的，因为我在这一著作的形成过程中确实有幸担任过类似的角色^[1]。凡是了解我们的幸福婚姻并且知道我们彼此分享一切（不仅同甘共苦，而且分享日常生活中的每件琐事和趣事）的人都会明白，假如我不知详情，那么我亲爱的丈夫是不会如此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的。因此没有人比我更能见证他在从事此项工作时是抱着多么大的热忱，献给了它多少爱，以及寄予了它多少希望。我还见证了这项工作成形的方式和时刻。其丰富和聪颖的精神世界自少年时代起就让他感知到对光明和真理的渴望。尽管他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但是他的思考主要还是集中于对国家安危极为重要的军事科学，其职业也要求他投身于这门科学。沙恩霍斯特^[2]首先将他引上正确的道路^[3]，后来他于1810年担任普通军事学校^[4]的教官，并同时荣幸地为王储殿下^[5]讲授基础军事课，这两件事对他来说又是新的动力，促使他把自己的研究和努力集中到这一方向上来，并把他自感解开了的疑惑写下来。1812年他在结束王储殿下课业时所写的一篇文章^[6]，已经包含了他后续著作的胚芽，但是直到1816年，他才又在科布伦茨^[7]开始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他在这期间如此重要的四年战争^[8]中的丰富经验使他的思考趋于成熟，结成了这些果实。起初，他把自己的观点记录在简短的、相互之间只有松散联系的文章中。从其手稿中发现的下面这篇没有标明日期的文章看来也是出自这一较早时期：

我认为，这里写下的文字已经触及构成所谓战略的主要问题。尽管我还只是把它们视为素材，但我已经相当有把握将其融合成一个整体。

这些素材是在没有写作计划的情况下写成的。起初我只想用十分简短、准确和透彻的语句写下我自己思考并弄懂了的那些东西，并未虑及针对这些思考要点的研究方法和严谨联系。当时孟德斯鸠^[9]研究其问题^[10]的方法隐约浮现在我的脑际。我认为，这种简短的、提纲式的篇章（起初我只想把它们称为“颗粒”）凭借它们自己已经确立了的观点，以及继续钻研它们可能得出的观点，均可极大地吸引才华横溢的人们。因此当时浮现在我眼前的是那些才华横溢、对战争已经有所了解的读者。不过我那追求充分论述和系统化的天性最终占了上风。有一段时间，我说服自己，从自己针对个别问题所写的文章中（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搞清有关问题，变得有把握）抽出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说将智慧集中于较小的范围进行研究。但是后来，我的天性完全支配了我，开始尽自己所能加以论述，之后也就自然考虑到那些对军事还不是很熟悉的读者。

我越是继续此项工作，越是沉醉于研究，也就越注重系统化，于是就陆续形成了一些章节。

我最后的打算是，对全部内容再过一遍，对早期文章中的一些论据加以充实，对后来文章中的一些分析也许再进行提炼，归纳出结论，从而使这些文章成为一个比较像样的整体，形成一部小的八开本书^[11]。即使是在成书的过程中，我也要避免写那些已经司空见惯的东西，包括那些不言而喻的、已经谈论过千百遍的，以及已经广为大家所接受的东西，因为我的抱负是要写一部不是两三年后被人遗忘的，而是对军事感兴趣的人会不时翻阅的书。

他在科布伦茨公务繁忙，只能利用零星时间从事这项个人写作，直到1818年他被任命为位于柏林^[12]的军事学院院长，才又有闲暇进一步扩展其著作，并用近代战争^[13]史来充实其内容。根据这所军事学院当时的制度，研究工作不归院长负责^[14]，而是由一个专门的研究部领导，因此他对担任院长职务并不十分满意，但是由于可以有充裕的空闲时间，他还是接受了这项新的任务。虽然他没有任何狭隘的虚荣心，没有任何躁动不安的个人野心，但是他想要成为真正有用的人，要让上帝赐予他的才能发挥作用。在他到那时为止忙碌的生命中，他没有得到过能满足这种要求的岗位。对于今后获得这样一个岗位，他也不抱多大的希望。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研究，他生活的目的就是希望他的著作将来能够有益于世人。尽管如此，他内心越来越坚定地打算在他去世之后再出版这部著作。这大概就是最好的证明，证明他追求伟大而深远影响的努力是真诚和崇高的，没有掺杂任何要求得到赞赏的虚荣意图和任何自私的考虑。

他就这样继续勤勉地写作，直到1830年春被调到炮兵部门任职。这之后，他的工作就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开始变得非常忙碌，以致至少在初期不得不完全放弃写作。他整理了他的手稿，分别包封起来，给它们贴上标签，十分痛苦地和这项他如此热爱的工作告别。同年8月，他被调往布雷斯劳^[15]，担任炮兵第二监察部^[16]监察长，12月又调回柏林，担任格奈泽瑙^[17]伯爵元帅的参谋长（在格奈泽瑙任总司令期间）。1831年3月，他陪同其尊敬的统帅前往波森^[18]。在遭受最悲痛的损失^[19]后，他11月从波森回到布雷斯劳，希望能继续从事写作，并争取在当年冬天完成这一工作。然而上帝另有安排。他11月7日回到布雷斯劳，16日就与世长辞了。由他亲手包封的文稿，是人们在他去世以后才打开的！

现在这部遗著就在这里，就是在随后各卷要告诉大家的内容，而且完全是原样，没有增减一个字。尽管如此，在出版该书时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资料要整理和商讨。我谨向在这方面给予我帮助的多位挚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尤其要感谢厄策尔^[20]少校先生，他任劳任怨地承担了付印前的校对工作，并且为这部著作中的历史部分^[21]制作了附图。在这里，我也要提及我亲爱的弟弟^[22]。他在不幸的时刻是我的支柱，并且在很多方面为这部遗著的出版做出了努力。例如他在细心通读和整理这部遗著时，发现了我亲爱的丈夫开始修改本书的文稿（我丈夫在1827年写成的、列在本前言后面的《说明》中提到，修改本书是他要进行的一项工作），并把它放入应属的第一篇（因为其内容仅涉及第一篇）。

我还要向其他很多朋友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我提出的建议，以及向我表达的哀悼之情和友好之谊。尽管我无法一一列出他们所有人，但是他们一定会接受我由衷的感激之情。我越是坚信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不仅是为了我，而且还是为了上帝从他们手中过早掠走的朋友，我的这一感激之情就越是强烈。

我在这样一位丈夫身边度过了非常幸福的21年。现在尽管我遭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但是由于我拥有对往事的珍贵记忆和对未来的希望，拥有我亲爱的丈夫留给我的朋友们的关切和友谊，并且令人振奋地感受到其罕见的价值已经得到如此普遍和光荣的认可，因此我依旧感到非常幸福。

一对高贵的贵族伉俪^[23]出于对我的信任，召我到他们身边任职。这一信任对我又是一个新的安慰，为此我要感谢上帝，因为这一信任为我带来了一份光荣的工作。我愉快地投身于这份工作。愿上帝赐福于这一工作，希望目前由我侍奉的尊贵的小王子^[24]将来能够阅读本书，并受到本书的鼓舞而付诸可与其荣耀祖先比肩的行动！

1832年6月30日书于波茨坦^[25]附近的大理石宫^[26]

玛丽·冯·克劳塞维茨^[27]

布吕尔世袭伯爵^[28]、威廉王妃^[29]殿下侍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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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争论》手稿中有些段落是作者夫人的笔迹，可能是为作者抄写的内容。——译者注

[2]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1755—1813），普鲁士将军，普鲁士总参谋部体制的奠基人。曾创办普鲁士军事学院，后任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等职。著有《炮兵研究指南》《军事回忆录》《军官手册》等。——译者注

[3]1801年，克劳塞维茨被派往普鲁士步兵和炮兵青年军官学校接受三年培训，在此期间与时任校长的沙恩霍斯特中校相识，并深受其影响。——译者注

[4]普通军事学校（die Allgemeine Kriegsschule），即普鲁士军事学院，由沙恩霍斯特于1810年10月15日在柏林创办。——译者注

[5]即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1770—1840）的长子，后来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Ⅳ.，1795—1861），1840—1861年期间为普鲁士国王。——译者注

[6]这篇文章收录在本书第三卷的附录中。——译者注

[7]科布伦茨（Koblenz），今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北部一城市，位于摩泽尔河和莱茵河交汇处。——译者注

[8]指1812—1815年期间拿破仑对俄战争，以及反法联盟对法战争。——译者注

[9]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男爵，法国启蒙思想家、社会学家，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著有《论法的精神》《波斯人信札》等。——译者注

[10]指孟德斯鸠经过27年研究，于1748年11月出版《论法的精神》。——译者注

[11]原文如此（ein kleiner Oktavband）。——译者注

[12]柏林（Berlin），今德国首都。历史上曾是勃兰登堡选帝侯国和普鲁士的首都。——译者注

[13]近代战争（neuere Kriege），指法国革命以后的历次战争。——译者注

[14]当时普鲁士军事学院院长主要负责学院日常行政管理和纪律惩戒。——译者注

[15]布雷斯劳（Breslau），即今波兰下西里西亚省首府弗罗茨瓦夫（Wroc aw），18、19世纪西里西亚的首府和军事重镇。位于奥得河畔。——译者注

[16]1820年4月，普军炮兵部队分为三个监察部，各辖3个炮兵旅。其中第二监察部下辖第1、第5和第6炮兵旅，分别位于东普鲁士、西普鲁士和西里西亚。——译者注

[17]格奈泽瑙（August Wilhelm Anton Graf Gneisenau，1760—1831），伯爵，普鲁士元帅。1806年耶拿会战大败后，与沙恩霍斯特等一起致力于军事制度改革，是普鲁士和德国总参谋部的创建者之一，1813—1815年任布吕歇尔元帅的参谋长。——译者注

[18]波森（Posen），即今波兰大波兰省首府波兹南（Poznan），位于瓦特河畔。——译者注

[19]格奈泽瑙因患霍乱于1831年8月23日在波森逝世。——译者注

[20]厄策尔（Franz August O′Etzel，1784—1850），普鲁士少将。1825—1835年任普鲁士军事学院地形学和地理学教官。1847年晋升少将。——译者注

[21]克劳塞维茨的军事遗著共十卷，本书是其中的前三卷，即战争理论部分，后七卷是历史部分，对一些战例进行了记述和评析。——译者注

[22]即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布吕尔（Friedrich Wilhelm von Brühl，1791—1859），伯爵，普鲁士中将。1828年成为普鲁士元帅格奈泽瑙的女婿。——译者注

[23]指当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1770—1840）的次子威廉王子（Wilhelm Friedrich Ludwig von Preussen，1797—1888）及其夫人奥古斯塔。1861年1月2日，威廉王子在其长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逝世后成为普鲁士国王，1871年成为德意志帝国首位皇帝（即威廉一世）。——译者注

[24]即后来的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Ⅲ.，1831—1888），1888年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在位仅99天即因喉癌去世。——译者注

[25]波茨坦（Potsdam），今德国勃兰登堡州首府，东北距柏林约30公里。——译者注

[26]大理石宫（das Marmorpalais），位于波茨坦附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命人于1787—1792年兴建。——译者注

[27]玛丽·冯·克劳塞维茨（Marie von Clausewitz，1779—1836），伯爵，萨克森将军阿道夫·冯·布吕尔伯爵之女，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本书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之妻。——译者注

[28]布吕尔系历史上萨克森和图林根地区的著名贵族姓氏。本书编者玛丽出生时即为布吕尔伯爵，其父阿道夫·冯·布吕尔曾任萨克森和普鲁士骑兵司令，祖父海因里希·冯·布吕尔曾任萨克森选帝侯国首相，在七年战争中曾与普鲁士为敌。——译者注

[29]威廉王妃（Prinzessin Wilhelm），即普鲁士威廉王子的夫人奥古斯塔（Augusta von SachsenWeimar-Eisenach，1811—1890）。——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