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登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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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经济篇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或者说写下这里的大部分篇章时,我正孤身一人住在我亲手搭建的一间小木屋里,这间小木屋位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瓦尔登湖畔的树林里,方圆1英里内没有一位邻居,我仅凭一双手养活自己。我在那里住了两年零两个月。现在,我又重新回到了文明社会中。

要不是我的乡民们对我的生活方式进行细致入微的打探,我是不会跟读者们说的,虽然有人觉得我的生活方式有些不可理喻,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况,那是非常合理的。有人会问我吃些什么,会不会感到寂寞,会不会害怕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有人好奇地想知道我的收入中有多少用于慈善事业;还有一些富贵之人想知道我抚养了多少个穷人家的孩子。所以,请那些对这些问题并不感兴趣的读者原谅,因为我要在这本书中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在我的大多数著作中,我不会使用第一人称“我”,但在这本书中,“我”被保留了下来,并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其实,大部分书,都是第一人称在讲述,只是我们总把它给忘记了。如果我是了解别人就像了解自己的那种人,我是绝不会过多地谈论我自己的。可惜的是,我的生活阅历很浅,只能谈论这一个主题。再说,当我作为旁观者时,我会要求其他作家能够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朴实无华、真心实意地叙述,而不是空谈他们听说过的别人的生活,就像从远方给亲戚寄书信那样,要想感人肺腑,就必须很真实地融入生活,而且一定是在遥远的地方。本书中的某些章节,对于清贫的学生特别适合,至于其他读者,他们会选择适合他们的部分阅读。我相信,没有人会为了把衣服穿在身上,而故意把衣服撑破,毕竟只有穿着合身的衣服才会觉得舒服。

我谈到的一些事,并不涉及中国人和桑威治岛上的居民,而是与本书的读者——生活在新英格兰的人民有关。有关你们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周围的外在环境,比如你们生活着的城镇的环境,甚至整个社会的环境。无论你们糟糕的生活环境是否能够得到改善,我都会在书中提及。

我去了康科德的很多地方,无论是商店、公事房,还是田野,在我看来,这里的居民正在用各种各样怪异的方式苦修着。我听说,婆罗门信徒打坐时会在周围燃起熊熊烈火,两眼直视太阳;有的信徒将自己倒悬于火堆之上;有的会抬起头仰望苍穹,一动不动,直到脖子扭曲变形,除了液体,任何东西都无法进入胃囊;有的人双脚拖着锁链,栖身于一棵树下;还有的人像毛毛虫一样躬身爬行,用身体丈量帝国的疆土;有的人则单腿立于梁柱之上……其实,他们的苦行方式远不只这些,我目睹的情景更多且更加难以置信、触目惊心。赫拉克勒斯 [1]的12件苦役与我的同胞们所承受的苦行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因为赫拉克勒斯毕竟只有12件苦差事,而且有做完的时候,可我却从没见过这些苦修的居民宰杀或捕获过任何一头巨兽,他们的苦修也没有结束的时候。

我看到过的年轻人,也就是我的乡友们,他们继承了农场、房屋、谷仓、牲畜以及农具,这些家产来得容易,想要舍弃他们却很难。如果他们出生在空旷的田野,被狼喂养成人还好些,因为那样他们就可以用更加敏锐的目光去审视自己劳作的土地。是谁让他们成为土地的奴隶?为什么一些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忍辱负重,而另一些人却能拥有60英亩肥沃土地的收成?为什么他们从出生开始就要为自己挖掘坟墓?他们不得不面对这种生活,为这些继承来的一切辛苦劳碌,尽力让自己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我遇到过许多可怜虫,他们几乎被沉重的负荷压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他们在生活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为赚得一个40英尺高、75英尺长的谷仓辛勤劳作,却从来不打扫牛棚,他们在100英亩的土地上耕种、除草、放牧、护林,并终其一生!而那些没有祖产的人,虽然可以不被这些累赘所拖累,但依然要拼命地劳作,才能养育自己这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

其实,人们被这种种劳作束缚了手脚是错误的。人们最好的音容才智很快就会被犁入泥土之中,成为肥料。就像古书里所说的,人们受命运支配,沦为财富的奴隶,而他们积累的钱财会遭到虫蛀、锈蚀,还会引来贼人偷盗。这就是蠢人们所过的生活,直到临死前才会明白的道理。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只将石头从头顶扔向身后才创造了人类——

从此,人类铁石心肠,历尽辛苦,

以证明我们的出身来历。

或者有如罗利吟唱出的诗句:

从此,人心坚硬如磐石,任劳任怨,

证明我们的身体源于岩石。

如此盲从荒谬的神谕,将石头从头顶扔过身后,却不在意它们落在了什么地方。

就算是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家里,大多数人仅仅因为无知和过失,就被生活中没完没了的劳作和不必要的忧虑所累,却根本不懂得享受生活中的快乐。他们的手因为不断地劳作而变得粗糙不堪、颤抖无力,因此无法采摘生命之果。说真的,始终在操劳的人们根本没有时间休息,以使身体得以恢复。他们无法保持一种高尚的关系,他们的劳动到了市场上也会贬值。他除了充当一台干活的机器外,哪有时间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怎样才能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呢——他们正是靠这种无知才成长起来的——尽管他经常会让自己的无知派上用场。在评价他之前,我们无偿地为他们提供温饱,并用我们的热情让他恢复活力。我们天性中最优秀的品质,就像结出硕果的花朵一般,需要最精心的呵护才能得以保全。可惜,我们无论是对待自己还是他人,都缺少如此的温情。

我们都知道,在读者中有些人生活贫苦,求生不易,有时甚至感觉被生活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我毫不怀疑,在你们之中,肯定有人已经无法为食物埋单,有些人的衣服鞋子快要或者已经被穿烂了,却没有钱购置新的,或许还有些人用从债主那里借来或偷来的时间来阅读这几页文字。你们中有很多人都过着低劣卑微的生活,我阅历丰富,一看便知。你们有的人总是身处生活的低谷,很想做些事来改变负债累累的生活,却深陷泥潭无法自拔,就像拉丁语中所说的“总是困在别人的铜币中”一样——他们的铜币是用铜铸成的;他们从生到死,使用的都是别人的铜币,最终又被别人的铜币所埋葬;他们总是满口答应还债,明天就还,却在今天死去,而欠下的债直到临终也未还清;他们活在世上竭力阿谀奉承,以求得惠顾,使尽浑身解数,只求自己不至于锒铛入狱;他们溜须拍马,言不由衷,为别人投票选举,自愿被繁文缛节框住,而外表却做出一副慷慨大方的绅士模样,以说服邻人,取得他们的信任,从而获得为他们做鞋子、衣帽、马车篷,以及帮助他们代买食品杂货的机会;他们把自己弄得奔波劳累,却依然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积攒银钱,还将他们塞进一个旧箱子里,或者泥灰墙后面的一只袜筒中,甚至为了更加保险,将钱藏进砖块中——无论钱财多少,总是要东藏西藏一番。

有时,我会暗自纳闷,我们怎能如此轻率地推行那种臭名昭著的黑奴制度。现在,无论是美国的北方还是南方,尖酸刻薄的奴隶主无处不在。南方的监工坏,可北方的监工更加坏,然而,当你自己监督奴隶时,会比他们还要恶劣。不要跟我说什么人身上的神性!看看那夜以继日地往市场赶牲口的车把式,难道他心里还有什么神性在激动吗?他的最高职责就是给驮马喂水加料!与他的运货收益相比,他的命运算得了什么?他还不就是给一位乡绅驾驶牲口的人?他要什么神性?要什么永世不朽?瞧他那副畏畏缩缩、鬼鬼祟祟的样子,整天胆战心惊,哪来的什么不朽和神性?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之所以落得这般田地,完全是因为他墨守成规,以奴隶和囚犯自居,给自己干的活儿挣个好口碑罢了。与我们自己的个人见解相比,公众舆论不过是一个没有权威的暴君而已。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这决定了他的命运。在现在西印度群岛,自我解放还只是一种空想——奴隶解放者威尔伯福斯为什么没有把他的思想带到那里呢?同样,那些在这块国土上天天编织梳妆垫的妇女们,直到世界末日来临也不会放下手中的活计,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漠不关心!仿佛就算你消磨大量时光,对于永恒却毫无损耗!

人们在绝望中默默生活,那种所谓的听天由命,其实本身就是一种绝望。他从绝望之城走向绝望之乡,还要在水貂和麝鼠表现出来的勇气中寻求安慰。即便是在人类所谓的游戏和消遣中,也潜藏着人们不易察觉的绝望。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毫无快乐可言,因为真正的快乐需要抛开一切烦恼。聪明人才不会去做让人绝望的事。

当我们理性而严肃地思考一下,什么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追求,什么才是生活中真正的必需品,以及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是我们真正向往的,似乎每个人在深思熟虑后都会选择最常见的生活方式。其实,他们心里明白,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不过,心智健全的人都知道,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所以抛开我们的偏见,从来都不会太晚。任何一种思考方式或行为方式,没有一成不变的,那些自古流传至今的至理名言,如无证实都不可信。今天人人称道的真理,明天却有可能被证实为谬论;有些人被这种云山雾罩的谬论遮蔽了双眼,还以为那是会为他们的土地带来甘露的云雨。那些古人们认为不可能办到的事,你要敢于尝试和创新,只有这样,你才能发现你是可以做到的。古人有古人的办法,新人有新人的办法。古人只知道不断添柴就可以让火苗不灭,而新人却可以在火车锅炉中放点干柴就可以让火车绕着地球跑。对于年势已高的老人家而言,不能仅凭年龄就说自己有资格成为年轻人的老师,因为他所失去的要比得到的多得多。任何人都有权怀疑,那些最聪明的人是否真正发现了生活的价值。说实话,老一辈人并没有什么至关重要的忠告留给年轻人,他们的生活经验如此不完美,他们的人生因为某种个人原因过得如此悲惨失败。也许阅历中还给了他们一些有悖于那种经验的信心,可惜他们已经不再年轻。我在这世上活了三十多年,却从没在我的长辈那里得到过一个有价值的忠告或建议。他们讲不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却总是说一些不得要领的话来教训我。这就是生活,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我并未尝试过的实验;他们尝试过了,对我来说却毫无益处。如果说我有什么自以为有价值的经验或感悟,那么我一定会想,这是我的导师们都没有提到过的呢!

有一位农民曾对我说:“你不能只吃蔬菜,因为蔬菜对你的骨骼来说毫无营养。”于是,他整天都花大量时间去为他骨骼所需的营养而辛苦劳作,他一边跟我说着道理,一边跟在耕牛的后面,而他的那头驮着铁犁艰难前行的耕牛不正是以草为食吗?在一些场合,有些东西是生活中的必需品,但如果换个场合,它们可能就成了一种奢侈品,要是再换个场合,它们甚至可能成了从来没有见过的稀罕物。

在某些人看来,整个人类的各个领域仿佛都已经被前辈们涉足过——无论是美丽的高山还是幽深的峡谷——所有的问题也都被关注过。按照伊夫林的说法:“聪明的所罗门曾下令规定了树与树之间的距离,要求国民遵守;罗马的地方官也规定了人们可以几次去到邻人的田地上捡拾掉下来的橡树果实,如果超过规定次数就要受到法律制裁,甚至还规定了多少份捡拾的橡树果归邻人所有。”希波克拉底还为我们留下了如何修剪指甲的方法,即我们的指甲不可剪得过长,也不能过短,要与手指头平齐。有人认为,那些冗长而乏味的规定会把生活的多样化和趣味性消磨殆尽,这种想法如亚当一样古老。可是,人们的各种才智不可估量,我们不能根据任何先例来判断人的能力。因此,无论到现在为止,你经历过多少失败,“别难过,我的孩子,谁有权力对你尚未完成的事情妄加评论呢?”

我们可以通过上千种简单的实验去尝试我们的生活,就像太阳照亮地球般把光和热洒向整个太阳系。只要我记住这点,就可以少犯错误,但我在锄地时却没有这样的想法。今夜的星辰闪耀着奇异的光芒!此时此刻,在茫茫宇宙中,有多少相差甚远、形形色色的人们为了同一个问题而冥思苦想?大自然和人生如同我们的体制一样千差万别。谁能规定另一个人的生活前景是怎样一种状态呢?还有什么比我们在一瞬间两两相望所传递出来的情意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可以在一个小时内游历完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时代,甚至可以看透所有历史变迁。历史、诗歌、神话——我知道,没有什么能比阅读这些更能增加一个人的阅历。

通常情况下,被我的邻人们称之为善的东西,在我的心底,我认为它们是恶的;如果说我有什么是需要反思的,我想可能是我曾做过的善行。我是被哪个恶魔缠住了吗,我竟如此善良?!你可能会说,老兄,那些最聪明的话你尽管说好了——你已年过七旬,而且活得体面——可我却听到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声音,要我远离善行。后代像抛弃了一只搁浅的船一样,抛弃了上一代的事业。

我想,我们可以笃定的相信很多事,就算那些事是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我们对自己的关怀不妨少一些,这样就可以更真心实意地关怀他人。大自然能接纳我们的长处,也能包容我们的弱点。有些人整日忧心忡忡、紧张焦虑,甚至成为一种不可治愈的顽疾。我们生来就爱夸大我们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可我们还有很多工作是尚未完成的啊!我们是如此小心翼翼,唯恐自己被累垮。我们谨小慎微又诚惶诚恐,在敬畏生命的同时,又否定着变化的可能性。我们说这是唯一的生活方式,可从一个中心可以画出好多半径来,而生活方式也一样有很多种。一切变革都是奇迹,值得凝神思考。孔子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减少臆想、多些理解时,我敢说,所有人最终会在那个基础上打造他们的生活。

让我们想一想,大多数人在烦恼和忧虑什么?这些烦恼和忧虑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如何小心应对呢?尽管我们置身于看起来文明高雅的社会之中,但过一种原始而幽静的生活似乎更有益于我们的身心——只要我们知道生活必需品是什么,通过什么方法可以获得这些必需品。哪怕是翻一下商人们的旧账本,看看人们通常会在商店里买些什么,商店里存货最多的是什么,也会获益匪浅。因为时代的变迁对于人类基本的生存法则并没有多大影响,就像我们的骨骼同我们祖先的骨骼并没有多大区别一样。

依我看,生活必需品是人们通过自己努力所获得的一切,或者换句话说,它从一开始(或是经过长期使用)就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所以没有哪个人,无论是出于野蛮、贫穷或者是达观的哲学心境,曾想试想摆脱它而生存,却几乎没有人能够成功。许多人认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那就是食物。对生活在大草原上的美洲野牛来说,除了那几英寸长的可咀嚼的青草和可以饮用的清水外,还要在森林或者高山有栖身之地。动物们的生活必需品无外乎食物和栖息地。

对于人类而言,生活的必需品可以极其精确地分为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几大类,有了它们作为保障,我们就能够去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有望获得成功。人类不仅建造了房子,还发明了衣服、食物;在偶然中发现的火可以用来取暖,于是一直沿用至今——最初,烤火取暖也许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但现在围坐在火炉边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猫狗也具有这种习性。人们只要住处合宜、穿着得当,就能合理的保持正常体温及热量;可如果我们室温太高、穿得太多,我们的体温也会随之升高,岂不是变成炙烤人肉了?自然科学家达尔文在谈到南美洲火地岛的原住居民时说,当他和同伴们穿戴整齐地坐在火堆边烤火时,那些全身赤裸的原始人躲得远远的,可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竟也被“烘烤得汗流浃背”。同样,据说新荷兰岛上的居民赤身裸体地走来走去也不觉得寒冷,而穿着厚厚衣物的欧洲人却冻得瑟瑟发抖。这些野蛮人的抗寒力与文明人的机智聪明难道不能结合在一起吗?根据李比希 [2]的说法,人体相当于一座火炉,而食物则是维持体力的燃料。我们在寒冷的日子里吃得多些,在炎热的日子里吃得少些。动物体内的热量是内部消耗缓慢的结果,内耗太快,疾病和死亡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而如果缺乏燃料或者通风不足,生命的火焰就会熄灭。当然,生命的体温与炉火并不能混为一谈,这种类比就此打住。但根据上文所述,动物生命和动物体温息息相关。食物可以被看成维持我们生命的内部燃料,它可以增加我们的体温,而住所和衣服则可以保持由此产生和吸取的热量。

因此,对人类的身体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温暖,必需品是延续生命的热量。我们为此劳心费神,不仅要有食物、衣服和住所,还要有我们的床铺;我们掠夺鸟儿们胸脯上的羽毛为自己搭建温暖的床,就像鼹鼠用枯草和树叶在洞穴中做窝一样。贫穷的人常常抱怨这个世界如此寒冷;我们生理上或社会上的疾病,都被归罪于世态炎凉。然而在某些地方,那里的居民们到了盛夏时节就会过上天堂般的生活。在那里,除了煮熟食物以外,燃料就不是必需品;太阳就是一团火,许多果实仅靠阳光的照耀就可以成熟。一般来说,可供他们采摘的果实种类繁多,而且唾手可得,衣服和住所也变得可有可无。如今,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我觉得有一把小刀、一柄斧子、一个铁铲、一辆手推车等几种简单的生活工具,就可以过日子了。对于那些勤学之人,还可以再添置一盏灯、一些文具和几本书,这些物品的成本不高,且属于次要的必需品。可有些并不明智,他们跑到地球的另一端,在危险的蛮荒之地做一二十年的生意,为的就是能够生存下去——也就是说,为了追求维持生命所需的热量——可到头来还是魂归英格兰。奢侈的有钱人不只是得到了温暖、舒适,而且暖和得太过反常;就像我前面说到的,他们的身体被烤成了熏肉——不用说,这已经是一种很时髦的做法了。

绝大多数奢侈品,以及那些所谓的生活舒适品,不仅不是必需品,而且阻碍了人类的进步。就这一点来说,最有智慧的人要比穷人过得更简单、朴素。无论是在中国、印度、波斯还是希腊,那些贤哲之士都是一样的,也许从外表看,他们的生活极其穷困,可从内心看,他们比谁都富有。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还不够,可这足以令人赞叹不已。如果近代的改革家也能做到这一点,那真是整个民族的幸事。不管是农民、商人、文学家还是艺术家,如果不能安贫乐道,他就无法成为一个公正、睿智的观察家。在当下的社会中,到处都是叱咤讲坛的哲学教授,可真正的哲学家却一个也没有。教授们拥有令人羡慕不已的生活,而作为一个哲学家,不仅要有独到的思想与见解,甚至还要独立门派,除了要热爱智慧,还要按照智慧的指引过一种简朴、独立、豁达而虔诚的生活。这就要求他不仅要从理论上,还要在实践中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大学问家和大思想家的成功,既不是帝王式的,也不是壮汉式的,他们通常是侍臣式的成功。他们谄媚的对应生活的变化,获得的成功既不尊贵也不高尚。他们只是设法过活,与父辈们所做的一切如出一辙,像这样的人是不会成为一个高尚民族的始祖的。

人类为什么一直在退化?是什么使得许多家族家道中落?奢侈导致国家的衰落,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是否能够断言,我们的生活中绝对不存在奢靡之风?可以说,哲学家们从表面上看是领先于时代的,他们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与同时代的人不同。他们既然被称为哲学家,怎么会没有比别人更好的方式来生活呢?

如果一个人已经用之前所说过的各种方式取得了温暖,接下来,他还会想要些什么呢?当然不会是更多同样的温暖,更多更丰富的食物,更大更豪华的房子,更多更漂亮的衣服,以及更持久更旺盛的炉火,等等。在得到这些生活必需品后,他不会再要那些剩余品,而选择其他的东西。换而言之,他要脱离卑微的劳动,开始度假,向新生活迈进!对于种子来说,泥土不仅可以使他们的根向下延伸,还能使他们的嫩茎不断向上生长。可是,为什么人在扎根泥土后,不能像植物一样向着天空茁壮生长呢?要知道,植物是否名贵,取决于它在空气和光的作用下结出的远离地面的果实,与比较低等的菜蔬不可相提并论。那些菜蔬,哪怕是两年生的品种,也常常被摘去枝叶,所以到了开花的季节,人们多半认不出来它们了。

我可不想给那些性格坚强勇敢的人制定什么规章制度,他们无论是在天堂还是地狱,都会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也许他们的住宅建造得比富豪们更豪华,他们也会挥霍无度,但却并没有让自己因此陷于贫困。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生活的——如果就像我们在梦中见到的,世界上确实存在这种人的话。我也不打算给另外一种人制定规章制度,他们可以从现状中得到灵感和勇气,并以恋人般的强烈情感呵护它——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认为我就是这种人。有些人无论周遭环境如何,他们都能过得安心,而且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做到了安居乐业——这番话并不是对这些人说的,而是针对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他们原本可以使生活得以改善,却整天叫苦不迭,无所事事,而且将不幸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命运多舛。在我看来,这世上还有一种人,他们看上去十分富有,可实际上却是最穷的人,他们积攒了一生的财富,却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们,更不懂得如何摆脱它们——他们用金钱为自己打造了一副镣铐。

如果我对大众说一说这些年我渴望的生活方式,恐怕会让多少了解我实际生活情况的读者感到惊喜,也会让完全不了解的人感到惊奇。在此,我稍微谈一谈我所热爱的几件事。

不管天气如何,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我无时无刻不想改善自己眼下的境况,甚至将这种渴望雕刻在我的手杖上;现在就是过去与未来交汇的时刻,而我则站在这个起点上。我的话可能有些晦涩难懂,请多多谅解,因为与大多数人相比,我的职业有着比他们更多的秘密;并不是我要刻意保密,而是我的职业离不开这个特点。我十分愿意把我所知道的一切说出来,而且绝不会在门上写上“禁止入内”。

很久以前,我丢了一条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而且我至今还在寻找它们的下落。我跟许多观光客念叨过它们,还描述过它们的模样,以及它们会发出什么样的叫声做出回答。我遇到过一两个人,他们说曾经听到过那条猎犬的叫声,也听到过马蹄声,甚至还曾看到斑鸠消失在云层之中;而且他们看起来也在着急地把它们找回来,就好像是他们自己丢了它们似的。

值得期待的不只是日出和黎明,如果有可能,还要对大自然本身怀有热切的向往!无论多少个寒冬酷暑的清晨,在左邻右舍还没起床为生计奔波时,我便已经起床忙自己的事儿了。我有很多乡友,他们中有天刚亮就起床赶往波士顿的农夫,也有出门干活的樵夫,他们都碰到过我一大早干完活儿回来。是的,我从来没有为日出出过力,但毫无疑问,在太阳升起时的那一刻,我是亲历其境的人。

有多少个秋天,是的,还有多少个冬天,我是在城外度过的,我试图探听风中有什么事即将发生,然后将它传播出去!我为此几乎倾尽所有力量,迎风奔跑,累得气喘吁吁。如果有关于两个政党的信息,那它肯定最先出现在各大报刊上了。有的时候,我会守望在山巅或树上等待夜幕降临,以便能捕捉到点儿什么,虽然我收获不多,因为那天赐的灵感会在日出后消融殆尽。

我曾在一家发行量并不大的杂志社担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记者,那里的编辑从不觉得我写的稿子可以发表;可能许多作者都有这种感受,我们呕心沥血的写作,换来的却只有痛苦。不过既然如此,我们就把痛苦本身当作对这件事的回报吧!

许多年来,我任命自己为暴风雪和暴风雨的督察员,而且忠于职守;我还兼任检查员,检查公路或是森林小道,以确保它们一年四季畅通无阻;另外,我还测量过峡谷桥梁——接踵而至的公众足以证实我的工作十分有效。

我还看守过城镇周围的野兽——它们常常跳过围栏,使恪尽职守的牧羊人吃尽苦头;我对农场里人迹罕至的角落也很注意;虽然我并不知道约纳斯或者所罗门今天是否在哪个特定的地方干活儿——反正与我无关;我还曾给红色的越橘、沙地樱桃树、荨麻、红松、黑梣、白葡萄藤和黄色紫罗兰浇过水,否则它们极有可能在干燥的季节里枯萎。

总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这么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专注而负责地做着我的工作,但后来我越来越明显的发现,我的乡友们根本不想把我列为本镇的公职人员,甚至不想给我一个薪酬微薄的闲职。我可以起誓,我做的账目非常准确可靠,但从来没有人来核查过,更不要说结账付款了。好在我并没有对这件事有过奢望。

就在不久前,一位四处流浪的印第安人到我住处附近的一个知名律师家推销篮子。“你们想买篮子吗?”他问。律师说:“不,我们不需要。”“什么?”印第安人边走出大门边大声嚷嚷:“你们存心想饿死我们!”看到勤奋的白人邻居们过着富足的生活——律师只需将论据编好,财富和地位就会随之而来——这个印第安人自言自语地说:“我要做点生意,我要编篮子去卖,干这事儿我肯定行。”他以为篮子编好了就会大功告成,白人就会来买他的篮子,可他没有想过,他必须把篮子编得值得别人购买,或者说至少让人觉得物有所值——当然,他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东西,让购买者觉得值得付账。我也编过一只质地精良的小篮子,可我没办法做到让别人觉得值得购买。对我来说,我认为编这些篮子是有价值的,我研究的不是如何让人觉得篮子值得购买,而是如何才能做到不在篮子编好后必须卖掉。人们赞赏并被定义为“成功”的生活,其实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罢了。我们为什么要夸奖一种生活方式,贬损另一种生活方式呢?

我发现,我的乡友们不可能在法庭、教学或其他任何地方给我一个职位,我只好另谋出路。于是,我把目光更专注地转向树林,我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我决定开始做生意,但并不像平时那样筹措一大笔资金,我之前积攒下的微薄的积蓄已经足够。我到瓦尔登湖去的目的,不是因为那里所需的生活费用便宜或者昂贵,而是为了在干扰最少的情况下经营私人业务,避免因为缺乏业务常识和做生意的才干而一事无成,最后落得像傻瓜一样的下场。

我一直在竭尽全力的养成严格的经商习惯,因为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想与天朝[3]做生意,那你至少在塞勒姆港沿岸有一间账房,这样才能有效地开展业务。你可以把国内生产的产品出口,比如那些纯正的土特产,还有冰凌、松木、花岗岩。这些都是赚钱的买卖。事无巨细,你都要亲自过问;你还要兼任船员和船长、货主和保险商;你要买进、卖出,兼管记账,一一过目收到的信函,亲自拟写或审阅发出的邮件;你要夜以继日地监督进口物品的卸货,与此同时,你要出现在沿海各地——因为装货最多的大船往往都在泽西海岸卸货;自己做电报员,不知疲倦地将信息发送到各地,同时还要和驶往沿岸的船只通话;你要源源不断地给一个遥远却需求旺盛的海外市场提供商品供应;你自己要熟悉市场行情,看到战争与和平的前景,预测贸易与文明的发展趋势——利用所有探险活动的成果,使用新开辟的航道和所有一切先进的航海技术;还要研究海图,明确暗礁、新灯塔和浮标的位置,对航海图标不断校正,因为万一出了差错,本应抵达友好码头的船只往往会被礁石撞得四分五裂——法国航海家拉·佩鲁茨未知的命运很可能就是如此;要紧跟宇宙科学的脚步,要研究从汉诺 [4]和腓尼基人直到现在所有伟大的发现者和航海家、伟大的冒险家和商人的一生;最后,还要统计货仓里的货物,以便清楚自己目前的情况。以上所说的种种问题会让你费尽心力、精疲力竭,由于涉及利润、亏损、利息、净重计算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而且全都要用精确数字测定,因此必须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否则无法胜任这项工作。

我觉得瓦尔登湖会是一个做买卖的好地方,这里不仅有铁路,出产冰块,还有其他有利条件——不过,泄露商机可不是好主意——这里有良好的港口和良好的基础。在这里,你不用像在瓦涅河那样需要填平沼泽,虽然你还需要打桩加固。据说,瓦涅河只要发水,再加上西风和河中的冰块相助,圣彼得堡都会被他们冲走。

做生意通常必备的资金还没有到位,我也想不出去哪里获得资金,可我已经开始了。

首先说说衣服的问题:在买衣服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常常被爱好新奇和别人的看法所左右,却不考虑衣服的实用性。让一个需要做事的人回想一下穿衣服的真正目的:首先是要保证维持生命的体温,其次是在现在的社会里,必须用衣服将身体遮盖起来,不至于一丝不挂。他还可以判断一下,有多少必须和重要的工作是不必给衣柜添置衣物就可以完成的。

国王和王后有御用的裁缝为他们制作新衣,但每一套衣服只穿一次,所以他们无法体会穿上一件合身衣物的乐趣。他们就像挂上一件干净衣服的衣架。

其实,我们穿着的衣服天长日久后会与我们融为一体,它们会凸显穿衣人的性格,直到我们不舍得丢弃它们,就像不舍得丢弃我们的躯体一样。我知道,就算有人穿了带补丁的衣服,他也没有低人一等;但我也清楚,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穿着入时,或者至少干干净净,没有补丁,至于穿衣人有没有健全的道德品质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其实,就算是衣服破了没有缝补,所暴露出来的缺点不过是大大咧咧罢了。有时候,我会用这样的方法来测试我的朋友们——有谁会穿膝盖上有补丁或是裂了两条口子的裤子?大多数人相信,他们如果穿了这样的裤子,他们的前程也就毁了。他们宁可瘸着一条腿进城,也不愿意穿一条破裤子出门。

如果一位绅士在一场事故中腿部受了伤,通常有办法治疗,可如果是他的裤子在事故中被弄破了,那是无法补救的——他关心的不是真正令人尊敬的东西,而是那些受到人们尊敬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人屈指可数,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不计其数。把你的衣服给稻草人穿上,而你一丝不挂地站在旁边,有谁不马上向稻草人致敬?有一天我经过一块玉米地,走过一根穿衣戴帽的木桩,一眼就认出了农场的主人。与我上次见到他相比,他略显憔悴。我曾听说一只狗,它只要见到穿戴整齐的人经过他家主人门口,就会狂吠,却对全身赤裸的小偷无动于衷。这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人们如果都不穿衣服,还有所谓的等级差别吗?在这种情形下,你还能准确地分辨出谁是最受尊敬的文明人吗?

菲佛夫人 [5]在她由东至西的环球探险之旅中,差不多要抵达亚洲境内的俄罗斯时,在即将会见当地地方官时,她觉得有必要脱去旅行服,因为她“现在是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那里的人们会根据衣着打扮来判断一个人”。甚至在我们这个民主的新英格兰城镇里,一个一夜暴富的人,只要衣着华丽、宝马香车,一样会赢得众人的尊敬。不过,尊敬他的人虽然人数众多,却都是不信上帝的人,说真的,确实有必要送他们一位传教士。而且,衣服都是一针一针的缝起来的,那是一种没完没了的活计——至少一个女人的衣服是一辈子也做不完的。

一个终于找到工作的人,上班不一定非要穿新衣服。对他来说,有一身旧衣服就行了,即便那可能是已经放在阁楼里不知接了多久灰尘的衣服。一位英雄穿旧鞋子的时间,要比他的仆人穿旧鞋子的时间长多了——如果他有仆人的话——光着脚的历史要比穿鞋子的历史更久远,就算是赤脚,英雄一样能走路。只有那些去参加晚宴和进入议会大厅的人非穿新衣服不可,而且他们还要一套又一套地不断变换,就像那些去那里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一样。我认为,只要我穿戴整齐就可以向上帝祷告,难道不是吗?谁会去注意旧衣服呢?当他的旧衣服早已经破烂不堪,甚至变成了破布片,就算送给一位乞儿也算不上什么善行,说不定这个乞儿还会把它送给一个比自己更穷苦的孩子!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位乞儿非常富有,因为他就算少穿一件衣服,照样能过日子。我想要强调的是,我们要提防的是那些需要穿新衣服的事业,而不是穿新衣服的人。要是没有新人,怎能给他裁制合身的新衣服呢?如果你想做什么事,不妨穿着旧衣服去试试看。人们需要的是做出了不起的事,或者说是成为了不起的人,而不是敷衍了事地做事。也许我们根本不需要置办什么新衣服,无论旧衣服有多破、多脏,我们依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奔波忙碌,或奋发图强,或扬帆远航,并从中找到脱胎换骨的感觉。人在换衣服的季节里,就像鸟儿换羽毛一样,必定是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潜鸟会躲到人迹罕至的湖边换羽毛,蛇蜕皮和蛹出壳也是这样,全靠体力拼搏苦斗;衣服不过是我们最外层的表皮而已,甚至是一层带有尘世烦恼的表皮。如果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被认为是在欺世盗名,到头来不可避免地被自己和全人类所唾弃。

我们穿上一件又一件的衣服,好像我们是需要依靠外部的附加物才能生长的植物一样。穿在我们外面的奇装异服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那不是我们的皮肤,也不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即便全部剥下来也不会造成巨大伤害;我们常常穿的破旧的厚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壁,或者说是皮层;而我们穿的衬衫却是我们的韧皮,或者说是真正的树皮,一剥下来,必定连皮带肉,使我们遍体鳞伤。我相信,所有物种到了某些季节,都会穿上类似于衬衫的东西。我们所期望的是,一个人就算衣着简单,只要伸出双手,就能在黑暗中摸到自己,而且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都能做到谨小慎微、有备无患,哪怕是敌人占领了城池,他也能像古代先贤一样,从容不迫的空手徒步出城。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件厚衣服等于三件薄衣服,所以顾客可以根据自己能接受的价格买到便宜的衣服。厚外套好几年都穿不破,而且只要五美元,一条厚裤子只要两美元,一双牛皮靴只要一块半,两角半就能买到一顶夏天的帽子,六角二分半能买到一顶冬天的帽子,或者说,只需花很少的钱就能自己在家做一顶质地更好的帽子。如果一个人因为贫穷而穿上这样一身自己制作的衣服,难道不应该有人向他表示敬意吗?

当我想定做一件款式特别的衣服时,女裁缝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现在人家不流行这个了!”她的话里压根儿没有强调“人家”两个字,仿佛她指的并不是某个人,而是像命运女神一样的权威。我发现,我很难得到我想要的款式,仅仅是因为女裁缝并不相信我说的话,就好像我是随便说的似的。当我听到这神谕一般的话时,一时间陷入沉思,我让自己把每个字都了解透彻,以确定自己真正懂得了这句话,弄清楚“人家”与我之间的关系到了怎样的亲密程度,以及在这件与我关系密切的事情上,“人家”究竟有多大的权威;最后,我神秘兮兮且不强调“人家”两个字地告诉她:“不错,前一段时间确实不流行这个,可是现在又流行啦!”她没有量我的个性,只是量了一下我的肩宽,仿佛我就是那挂衣服的钉子,这样的测量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们所崇拜的不是美惠三女神 [6],也不是珀尔茜三女神 [7],而是时髦女神。她是掌管着纺纱、织布、裁剪的权威。巴黎的猴王头戴一顶旅行帽后,美国的所有猴子变群起效仿。在这个世界上,要想借助他人的力量来完成一件事是如此困难,即便那是一件极其简单且平常的事——有时候,我会对这一事实感到极度失望。如果人们被送进一个强而有力的压榨机,可以把他们的旧观念从头脑中彻底挤压出来,让他们的双腿无法立即站直——这样一来,你就会发现,许多人的脑袋里长满了蛆虫;人们不知道这些蛆虫是什么时候钻入大脑中,并在那里产卵、孵化,就算用烈火也烧不尽。可你别忘了,古埃及有一种麦子,正是从一具木乃伊身上长出来的——这个传说流传到了我们这里。

总体来说,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的服装水平已经达到了艺术的高度。眼下,人们还只是有什么就穿什么的水平,就像遭遇船只搁浅的水手,他们在沙滩上能找到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只要相隔稍远,人们就会彼此嘲笑对方身上的服饰,而每一代人都会嘲笑上一代人的时尚,同时又在虔诚的紧追新的时尚。我们看到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衣服时,会觉得很好笑,就像这些都是食人岛上的酋长和酋长夫人的衣服。衣服一旦离开特定身份的人,就会变得可怜又奇怪。唯有用严肃的眼神凝视穿衣人的生活,才能抑制住嘲笑,觉得他们身上所穿的衣服跟神圣。就算是喜剧丑角,如果他们突然急性腹痛,他们的行头也会体现出这种痛苦的神态;当士兵被炮弹击中,他们身上被炸烂的军装会犹如帝王的紫袍般高贵。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喜欢新款式,这种幼稚而粗俗的品味位得多少人不停地摇着万花筒,眯起眼睛,不断地窥探,好像这样就能从中发现这一代人所需求的独特款式。制造商们知道,人们这种趣味总是反复无常的。两种款式的衣服,不同之处仅仅是衣服上有几根线条在颜色上略有不同,可是一款衣服很快畅销,而另一款却无人问津;仅仅过了一个季节,无人问津的衣服反倒成了最时髦的热门款,风行一时。这种事屡见不鲜。相比之下,将文身称为“可怕的陋习”似乎并不恰当——不能因为文身的印记深入皮肤且无法清除,就认为那是野蛮的行为。

我不认为我们的工厂制度是使人们有衣服可穿的最佳模式。我们的工厂里,工人们的状况越来越像英国的状况;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据我所见所闻来说,工厂制作衣服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人们穿得更加舒适美观,而是为了使公司赚更多的钱。从长远来看,人们只会迎合他们所制定的目标。因此,尽管人们会在短时期内失败,但他们还是觉得应该把目标定得更高一些比较好。

至于住处,我并不否认他是生活的必需品,尽管也有这样的例子:在比我们这里更加寒冷的地区,有的人在居无定所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生存下去。塞缪尔·莱恩 [8]说:“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拉普兰人在寒冷的天气里,身穿皮衣,头和肩套在皮袋里,就这样一夜又一夜地睡在雪地上——那种寒冷的程度,足以冻死穿着羊毛衣服的人。”他曾亲眼看到过他们就这么睡在雪地里。莱恩还说:“他们并不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壮实。”但也许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发现,住在一幢屋子里有许多便利之处,家庭生活也舒适安逸——这话最初可能更多的指房屋令人称心满意,而不是对家庭生活感到满意;可在有些地方,一提到房屋,我们的第一反应会将他们与冬天或雨季联系在一起,而一年有2/3的时间人们只需要一把遮阳伞就够了,并不一定需要房子。所以,上述说法非常片面。在夏天,像我们这种气候的地方,房子不过是夜里能够遮风挡雨的地方而已。在印第安人的记录里面,一间棚屋也就代表了一天的行程,在一棵树的树皮上刻下或画上多少座棚屋,代表着他们曾宿营多少次。人生下来就不具备大而强健的四肢,所以他必须设法将自己的世界缩小,用围墙建造一个适合于他的空间。人类最开始时全都赤裸地生活在户外;虽然在阳光明媚、温暖宁静的天气里很愉快,可一到雨季和冬天,或者遭遇炎炎烈日,人类如果没有栖身之所的庇佑,可能在种族萌芽阶段就夭折了。根据传说,亚当和夏娃在穿上衣服之前就先用树荫为凉亭了。每个人都需要有个家,一个温暖舒适的地方,只有身体感到温暖,才会对感情上的温暖产生渴望。

我们可以想象,当人类正处于婴儿时期时,一些富有进取心的人爬进一个岩洞去寻求庇护。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小孩都在重演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探索,他们喜欢待在户外,即便是雨天或是寒冷的日子里也如此。玩盖房子和骑木马的游戏,是孩子们的本能。谁能忘记小时候看到一块倾斜的岩石或走近洞穴时感受到的乐趣呢?这是我们最原始的祖先留在我们身体里的天性。我们的栖身之所从洞穴逐渐进步到用各种材料建造的屋顶,有用棕榈叶做的,有用树皮和树枝做的,有用亚麻织物做的,还有用草皮和稻草、木板和木瓦、石头和瓦片等做屋顶的房子。最后,我们终于忘记了露天生活是什么样子,而我们的生活却比我们所想的更加家居化。壁炉边到旷野的距离变得那么遥远。如果我们无数的日日夜夜都与天体之间毫无障碍,如果诗人不是在屋脊下滔滔不绝的吟诵诗歌,如果圣贤不在屋子里住那么久,也许我们的生活会更好。鸟儿不在岩洞里歌唱,鸽子也不会在鸽棚里觉得自己天真可爱。

可话又说回来,如果一个人打算建造一所住宅,他就应该像我们新英格兰人那样机智,免得日后发现自己住的是一个劳教所、一座走不出去的迷宫、一家博物馆、一所救济院、一座监狱,或一座豪华的陵墓。先要想一想:这样一所住宅是否有必要建造?我曾在这个镇上见过佩诺布斯科特河流域的印第安人住在用薄棉布制成的帐篷里,而他们周围的雪差不多有1英尺厚,我当时在想,如果积雪再厚一些,能帮他们挡住风,他们一定会很开心。如何能用诚实的手段去谋生,同时还为自己留下追求正当目标的自由?这曾经是一个让我苦恼的问题,可现在的我变得有点麻木了。那时,我常在铁路边看到长6英尺、宽3英尺的大箱子,晚上,工人们会将工具锁在里面。这给我一个启示:每个生活艰难的人都可以花一元钱买到这样一个箱子,接着在箱子上钻几个洞,让空气能够流通,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在下雨天或者晚上躲在里面,盖上盖子,既拥有了自由,他的心灵也得到了解脱。这不是什么坏事,也不是可鄙视的选择。你可以彻夜不眠,无论你什么时候起身向外走,都不会有个大房东或二房东追在你的身后要租金。多少人为了支付一个更大更豪华的箱子的租金奔波劳碌,可他们如果选择这样的一个箱子就不会有这种烦恼,也不会被冻死。我绝不是在开玩笑。经济学是一门曾受到轻视的学科,但现在人们却不能等闲视之。大部分粗鲁强壮、生活在户外的民族,后来建造了舒适的房子,他们所用的材料都是自然界中随手可得的原料。马萨诸塞殖民地印第安人的总管古金曾在1674年写道:“他们最好的屋子用树皮做屋顶,看起来很整洁,而且既牢固又温暖,那些树皮是在汁液旺盛的季节里从树干上剥下来的,趁树皮还是绿色时,用沉重的原木将它们压成大块的薄片……稍微差一些的房屋用灯芯草编成的席子覆盖,同样紧密、温暖,只是没有前面所说的房屋那么好……我还见过一些房屋,有60或100英尺长,30英尺宽……我常住在他们的棚屋里,觉得那里跟英国最好的房屋一样暖和。”他还说,他们会把做工精美的绣花席铺在地板上或挂在墙上,而且各种用具一应俱全。在通风方面,印第安人会在屋顶的通风口悬挂一张可以用绳子拉动的席子,以便人们调节通风效果。这样的房子,人们最多花一两天的功夫即可建成,而且几小时便可拆掉重建。每个印第安家庭都拥有一幢棚屋或棚屋中的一个隔间。

在蛮荒时代,每个家庭都有一处最佳的栖身之所,这个地方足以满足他们粗犷而单纯的需要。我一点也不过分地说,就算天空中的鸟儿有自己的巢,狐狸有自己栖息的洞,野蛮人有自己居住的棚屋,可在现代的文明社会里,居者有其屋的家庭不超过半数。在一些文明特别发达的大城市里,拥有住房的人只占全体居民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的人每年都需要支付房屋租金,以便使自己有这么一件外衣度过寒来暑往,可这笔租金原本是可以买下整个印第安人村子的棚屋的,可他们却因此挨穷受苦。我不想说租房和买房孰优孰劣,但显而易见,野蛮人拥有自己的房屋,是因为造价低,而文明人租房,则是因为他们买不起房子;从长远来看,就算是租房,他们也未必一直租得起。可有人会说,贫苦的文明人只需付出租金就可以住在一幢房屋里,而这幢房子与野蛮人的棚屋相比简直就是皇宫。他一年的房租只有25元到100元(这是乡下的价格),就可以享受那些经过几个世纪改进后的成果,宽敞的房间、干净的涂料和墙纸、拉姆福德式的壁炉、抹灰泥的墙面、软百叶窗帘、铜质水泵、弹簧锁,还有宽大的地窖以及许多别的东西。可这是怎么回事:那些被认为享受这些东西的人,通常是贫穷的文明,而不享受这些东西的野蛮人却像野蛮人那样富有?如果说文明使人类的生活状况获得改善(我也认为这是对的,尽管只有聪明人才能利用好有利的条件),那么就必须证明——文明创造了更好的住所但没有提高价格;而所谓物价,我打算称之为需要为它付出的“生命”,无论是立刻支付还是以后支付。在附近这一带,普通房屋的价格大概为800元一幢,要存这么大一笔钱,需要一个劳动者付出10年到15年的生命代价,即便他并没有家庭的拖累——这是根据每个人一天一块钱的酬劳计算的,因为有的人收入高于此数,而有些人却低于此数。因此,他们通常要花掉半辈子的生命才能挣到那间棚屋。假设他是租房子住的,那也只不过是在两个坏事之间做出令人可疑的选择。难道野蛮人会在这样的条件下,用他的棚屋去换一座皇宫?

拥有这种多余的房地产,最大的好处就是储存资金,可就我个人而言,这主要够支付他自己的丧葬费用罢了。不过,一个人也许用不着埋葬自己。可不管怎么说,这件事表明了文明人与野蛮人的重大区别;毫无疑问,他们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费尽心机,将文明人的生活设计成一套制度,并将每个人的生活纳入其中,目的是保存文明种族,使其臻于完善。不过,我还是想说,要获得这种好处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我们本来就可以不必遭受任何损失而得到所有好处的。你们说穷人总是和你们同在一起或者说父亲吃过酸葡萄,孩子们的牙齿也酸倒了,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

看啊,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于我,为子的也照样属于我,犯罪的,他必死亡。

我一想到我的邻居,康科德的农夫们,他们的境状至少也和别的阶级一样富裕,可我却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辛苦劳作20年、30年或40年之久,只为了成为其农场的真正主人,这些农场通常是他们带有抵押权而继承下来的,要不然就是用借贷的钱买下的——我们可以把他们劳动的1/3当作他们置业的费用,但这笔钱通常他们还没有付清呢。不错,那种抵押权有时超过了农场的价值,结果农场本身变成了一个大累赘,反正会有那么一个人来继承它,据他说是因为他对农场太熟悉了。我在向评估官询问情况时吃惊地发现,他们居然没办法一下子说出镇上十几个完全拥有自己农场的人来。要想了解这些农场的底细,你不妨去银行询问有关的房产抵押情况。那种依靠劳动还清农场债务的人微乎其微,就算有,任何一个邻居都能把这个人的名字说出来。康科德能否找得出几个这样的人,我都表示怀疑。据说,100个商人中,有97个人肯定要失败,对于农民来说也是如此。不过,说到商人,有一个人说得很中肯:商人的失败,大部分并不是在金钱方面失败,而是没有履行诺言,也就是说,信用道德垮掉了。可这样一来,问题变得更加糟糕,而且还会使人联想到,说不定百人中的那3个人也拯救不了自己的灵魂,比起那些老老实实失败的人,他们的失败可能更加糟糕。破产和拒付债务是一块块跳板,我们的文明有好大一部分是从这里一次一次跳起来,不断在翻跟斗向上蹿,可野蛮人却一直站在饥饿这块没有弹性的木板上。不过,每年在这里举行的米德尔塞克斯耕牛展览会照例让参赛者兴高采烈,仿佛农业这台机器的所有联结都运转顺畅。

农场主一直在想方设法解决生活问题,可使用的方法却比问题本身更为复杂。为了赚到蝇头小利,他们居然做起牲畜生意来。他们凭借完善的技艺,用细如发丝的弹簧设置陷阱,企图捕捉舒适和独立自由,不料他一回身,自己的一条腿反而掉进了陷阱。这就是他贫穷度日的原因。基于与此相同的原因,我们全都是贫穷的,尽管我们被各种奢侈品包围,却比不上野蛮人的千种乐趣。查普曼唱得好:

这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尘世的伟大

把天上的欢乐淡化得无影无踪。

农夫得到了他的房屋,却没有因此变得富有,反而更穷了,因为不是他占有了房屋,而是房屋占有了他。按照我的理解,这正是莫摩斯[9]反对密涅瓦[10]建造的那幢房屋而提出来的令人信服的意见。莫摩斯说密涅瓦“没有建造出一幢可以移动的房屋,因为如果能够移动,就能躲开坏邻居了”。这种意见如今仍然成立,因为我们的房屋是如此笨重,与其说我们是住进去的,还不如说是被关进去的;而那个应该躲开的坏邻居,恰恰是我们卑鄙的“自我”。我知道,在这个镇上,至少有一两个家庭,他们差不多期盼了一代人的时间,想要卖掉镇上的房屋,搬到村子里住,无奈一直未能成行,只有一死,才能使他们获得彻底的解放。

就算大多数人最后终于拥有或租用了一幢房屋,里面有更先进且完美的设施与装修,可文明使我们的住房得到改进,却未曾使住在其中的人也同样得到改进。文明打造了一座座宫殿,可要想打造出贵族和国王就不那么容易了。如果文明人追求的还不如野蛮人追求的有价值,如果他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追求粗劣的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享受,那么,他为什么还非要拥有比野蛮人更好的居住条件呢?

那些贫穷的少数人是怎么过日子的呢?你也许会发现,一些人的外部境遇会比野蛮人要好,另一些人的外部境遇成正比地比野蛮人要差。一个阶级的奢侈是由另一个阶级的贫穷来维持平衡的。一边是宫殿,而另一边则是贫民所和“沉默的穷人”。修建法老陵墓金字塔的成千上万的劳工,靠吃大蒜头过活,死的时候可能连像样的埋葬都没有。建造了皇宫飞檐的石匠,夜晚可能要在一间还不如印第安人棚屋大的小屋子里过夜。如果有人认为,在一个常常显示出文明迹象的国家里,绝大多数居民的境况不会像野蛮人那样落魄,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我指的是那些落魄的穷人,还没说到那些落魄的富人。要了解这一点,我用不着往远处看,只需看看铁路附近随处可见的简陋的小屋就行了,而铁路就是文明的最新成果。我每天散步时,都会看到一些人拥挤地住在那些肮脏的窝棚里,他们整个冬天都敞着门,以便阳光照射进去,我没见有任何可以用来取暖的木材堆,那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之中。无论是老人还是青年人,他们的身体因为挨冻而习惯性地缩成一团,体态永远地变了形,四肢和官能也得不到正常地发展。公正地看待这个阶级的生活状态,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那些表现出这一代特色的工程才得以完成。在英国这个世界大作坊里,各种类型的技工们的生活状况大多如此。我再和你说说爱尔兰的情况吧,这个地方在地图上被标注为白人居住的开明地区。我们不妨将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与北美洲印第安人,或者南太平洋上的岛民,或者任何其他还没有接触文明人而退化的野蛮民族的身体状况做对比。我毫不怀疑野蛮人的统治者和文明人的统治者一样聪明,他们的状况只能说明,卑劣可能与文明并存。现在,我不用提到那些生产本国主要出口产品的南方各州的劳工,他们本身就是南方的主要产品。我要谈的只是那些境状中等的人。

大多数人好像从来没有思考过,一幢房子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原本不必像邻居那样拥有一幢房子,但确实穷了一辈子。好像一个人只能穿裁缝给他裁制的衣服,或者慢慢甩掉棕榈叶帽或土拨鼠皮帽,他就开始埋怨度日艰难,因为他实在拿不出钱来买一顶王冠!人们如果想创造出一幢比现在更舒适、更豪华的房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大家都承认拿不出这笔钱。我们能不能不要总是琢磨如何得到更多这类东西,而是满足于少一点呢?那些值得我们尊敬的公民用言传身教,告诉青年人要在死之前准备好多余的皮鞋、雨伞,并准备好空客房,以招待空想中的客人,这是否可行?难道我们的家具不能像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那样简单吗?我们将民族的救星奉为天上的使者,为人类带来神圣的礼物,我们想到他们时,却想不出有任何随从跟在他们后面,或者载有整车时髦的家具。或者有人说,既然我们在道德和智慧上比阿拉伯人更优越,那我们的家具是不是应该比阿拉伯人的家具更加复杂呢?——我要是同意以上说法,岂不是一种奇怪的认可吗?现在,我们的房子堆满家具,脏乱不堪,一个好的主妇宁愿大量家具被堆成垃圾堆,也不愿让她的晨活撂在一边。晨活!在曙光女神的灿烂霞光和门农 [11]的音乐声中,世人的晨活该做些什么呢?我的桌子上本来有三块石灰石,每天还要给他们掸灰,可我脑子里家具上的灰尘还没有打扫干净呢,于是我一气之下就将它们扔出窗外。那么,我怎么能拥有一间带家具的房子呢?我宁可坐在露天的地方,因为草地上没有成堆的灰尘,除非人们已在那里破土动工。

贪图奢侈享乐、放荡挥霍成性的人开创了新时尚,引得芸芸众生紧随其后,亦步亦趋。那些住在所谓最豪华旅馆的观光客们很快就会发现,旅馆的老板将他们当成萨丹纳帕路斯 [12],要是他接受了他们的盛情款待,男子汉气用不了多久便会被弄得消失殆尽。我想起在火车车厢里,我们总是喜欢把钱花在享受奢侈的设施上,而不是花在火车的安全与方便上,车厢还没有做到更加安全与方便,恐怕就变成了一个现代客厅,里面摆放了长沙发、土耳其式睡塌、百叶窗帘,还有其他上百种富有东方情调的物品,我们把这些东西带到西方,而它们原本是为天朝帝国后宫的嫔妃和六宫粉黛而创造的,约拿单 [13]要是听到这些东西的名字,绝对会羞得无地自容。我宁愿坐在一只南瓜上,独自占有它,也不愿意和别人挤来挤去地坐在天鹅绒的垫子上。我宁愿乘坐一辆牛车漫游人世间,也不愿搭乘拥有高级车厢的游览火车上天堂,一路上呼吸污浊空气。

蛮荒时代,原始人的快乐极其简单且不加掩饰,那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人类是大自然中的匆匆过客。当他吃饱睡足、抖擞精神时,心里就琢磨着重新上路了。可以说,他们住在天地间这座大帐篷下,不是穿过峡谷,就是越过平原,或是攀上山巅。可是,你瞧!人类已经变成他们的工具。以前感到肚子饥饿时去采摘果实的人,如今成为农民;而过去躲在树荫下寻求遮蔽的人,现在变成了管家。我们现在再也不支起帐篷过夜,而是安居于大地,再也不念天堂。我们把基督教当作一种改良农业的方法来信奉。我们为今生在这个世界修建了家庭宅第,为来世建造了家庭坟墓。最杰出的艺术品是表现人类如何努力地从这种状况中挣脱出来,可我们现在的艺术作品不过是将这种卑微的状况进行了美化,却把更高一层的境界抛之脑后。不用怀疑,在这个村子里,真正的美术作品就算产生并流传下来,也不会有立足之地,因为在生活中,我们的房屋和街道上都没有适合陈列它们的地方——你连一根用来挂画的钉子、一个摆放英雄或圣者半身像的陈列架都找不到。当我在思考如何建造我们的房屋,如何花钱或不花钱,以及房屋的内部构造是如何安排和支撑时,总是觉得很奇怪——当一位访客在赞美壁炉台上那些华而不实的装饰品时,他脚下的地板并没有塌下去,让他穿过地窖,掉到那块虽是泥土但却十分牢固可靠的地基上去。我不禁感觉到,这种所谓的富足而高雅的生活,只是一种人们跳上去抓取的东西,我没办法欣赏那些被人们拿来装饰生活的美术品,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这个跳跃上面;因为我记得,人类肌肉所能达到的最高的跳高纪录是由一些流浪的阿拉伯人创造的,据说他们平地跳起,可以达到25英尺的高度。如果没有东西支撑,一个人跳到这个高度后,肯定还要再落回到地面上来。我很想向这种以不正当手段经营的业主提问,第一个问题就是:是谁在支撑着你?你是97个失败者中的一个吗?还是那3个成功者之一?你要先回答我这两个问题,然后,可能我会去看看你那些花哨的小玩意,鉴赏一下它们的装饰价值。套在马匹上的车子,既不美观,也不实用。在我们用美丽的物品装配房屋之前,必须把墙壁剥干净,同时,我们的生活也同样要剥干净,而且还要有出色的家务管理和美好的生活作为基础。可你要知道,只有在没有房屋和管家的露天环境中,才能培养起对于美的品味。

老约翰逊[14]在他的《神奇的造化》中,曾谈到本镇初代移民和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他说:“他们在小山坡下面打地洞,将其作为最早的栖息之所,并把泥土高高地盖在木料堆上面,然后在最高的一边生起冒着浓烟的火,用来烘烤泥土。”他还说,他们并不“自己修建造屋,直到老天赐福,让土地里长出了能够供他们果腹的庄稼为止”。可是,第一年的庄稼收成并不好,使得“他们不得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节衣缩食地过日子。”1650年,对于那些想要在新尼德兰省经营土地的人,当地大臣用荷兰文进行了格外详细的阐述,他说:“那些在新尼德兰的人,尤其是在新英格兰的人,最初是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建造农舍的。他们在地上挖一个四四方方的坑,就像个六七英尺深的地窖,长度和宽度酌情而定,然后用木板将土坑的四壁围起来,再用树皮或其他东西把木板蒙住,以防泥土落下来;他们还在地窖里铺上厚木板,顶部装上壁板作为天花板,并架起一个斜梁屋顶,上面盖上树皮或绿草皮。这样一来,他们全家人就可以在这干燥而暖和的屋子里住上两年、三年,甚至是四年;可想而知,根据每个家庭的人数,在这些地窖里还会隔出一些隔间。那些新英格兰的富豪和显贵,在殖民初期也住这样的房子。他们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是不想在建造房屋上浪费时间,以免下一个季节不会粮食不够吃;二是不想让他们从祖国招来的大批贫困的劳工气馁。在三四年的时间里,当这片土地已经适于耕种,他们才会花上几千块钱给自己建造漂亮的房子。”

我们祖先在那里采取的办法,至少表现出一种审慎的态度,看得出来,他们向来都是把满足那些最迫切的需求放在首位。可那些更迫切的需求现在是否得到了满足呢?当我想到要为自己建造一座豪华的住宅时,我感到心灰意冷,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可以说还没有相应的人类文化,而且我们不得不削减我们的精神食粮,削减得比我们的祖先做全麦面包时用的面粉还要少。这并不是说在建筑的最初阶段,所有的建筑物都不用被装饰。我的意思是,我们的房屋从一开始就应该从内部装饰起来,从那些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开始,就像贝壳的外壳那样,但不能弄得过分奢华。可是,哎!我曾经走进一两所房子看过,他们房屋内部的装饰真的让我感到失望。

虽然今天的我们并没有退化到住山洞、棚屋,或穿兽皮就活不下去的程度,可人类发明和工业发展为衣食住行带来的种种好处,代价虽然有些昂贵,但确实能够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使我们不用住窑洞、住尖顶屋、穿兽皮。在我住的这一地区,木板和木瓦、石灰和砖头都较便宜,而且比适于居住的洞穴、整根的圆木、大量的树皮、上好的黏土或平整的石板更容易得到。我之所以对这件事如此在行,是因为我无论从理论上或实践上都了如指掌。只要多动动脑筋,我们就能利用这些材料使我们成为比当今世界上最富裕者更加富裕的人,而且还能使我们的文明成为对人类社会的一种祝福。其实,文明人也就是一种更有经验、更加聪明的野蛮人罢了。言归正传,我还是快点讲讲我自己的试验吧。

1845年3月底,我借来一把斧子,走进瓦尔登湖旁的森林中,在最初选定的建造房子的地点,砍下那些笔直高耸的年轻白松作为木料。在建造房屋的最初阶段,你不可能不向别人借东西,而这也可能是一种可以让你的伙伴对你的事业感兴趣的方法。斧子的主人把斧子借给我时说,这是他最心爱的东西;可当我还给他时,斧子比我借走时还要锋利。我选中建房的地点是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山坡,那里长满了松木,透过松树的间隙可以看见湖水和一小片林间空地,那里有刚长出来的松木和山胡桃木。尽管湖中有几处冰已经解冻,但湖面的冰还没有完全融化,湖水呈暗黑色,水面溶溶。我在那里劳作的几天里,还曾下过几场小雪,但大多数情况下,当我穿过铁路线往家走的时候,会看到一片在雾蒙蒙间隐现的、一直向前延伸的黄沙,而铁轨则在春天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还会听见云雀、小鹟和其他鸟儿用鸣叫来和我们一起迎接新的一年。在这令人愉快的春日里,人们心情的就像冬天的冻土一样慢慢解冻,那些处于蛰伏状态的生命也开始舒展身体。有一天,我的斧子柄掉了,于是我砍下一段青绿色的山胡桃木,把它做成楔子插入斧中,并用一块石头把它敲紧,然后把整把斧子浸在湖水中,以便使木头膨胀。我看见一条环纹蛇钻进水里——在我停留在那儿的一刻钟时间里,它一直躺在湖底,很明显没有什么不适之感,也许是因为它还没有完全从蛰伏状态中苏醒过来吧。在我看来,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人类才会停留在现在这种低级、原始的状态之中,如果人类能够感受到令万物复苏的春天的力量,他们一定会上升到一种更加高级、更加美妙的生活境界。我曾经在一个降霜的早晨,在房前的小路上见到一些蛇,它们身体的有些地方还处于麻木僵硬的状态,正等待太阳出来温暖它们。4月1日下了一场雨,冰融化了。这天早晨,雾气很重,我听见一只失群的大雁像迷路般在湖上徘徊,并不断地哀鸣,就像是雾中的精灵一样。

就这样一连几天,我都在用这把窄斧头不停地伐木,并将它们砍削成门柱和椽木。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什么可以表达的深刻思想,我只是兴之所至,信口吟唱——

人人都自称无所不知;

可是你看!他们都已展翅欲飞——

艺术和科学,

还有千般技艺;

只有吹着的风

才是他们的全部所知。

我把主要的木料劈成6英寸见方,大部分门柱砍掉两侧,而椽木和地板则只劈一侧,其余地方都留下树皮不动。这样一来,它们同锯子锯出来的木料一样笔直,而且更加结实。我在每根木头上小心地依据截口挖出榫眼或劈出榫头,因为这时我借到了其他的工具。我在林中待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我常常坐在我砍下来的青绿松树枝上,带些牛油面包当午餐,阅读用来包午餐的报纸,有时,松树的香味会染到我的面包上,因为我的手上粘了一层厚厚的松脂。在我的房子盖好之前,我非但不是松树的敌人,反倒成了它的朋友,因为虽然我砍倒了几棵松树,但我对松树更加熟悉了。有时,某个在林中漫步的人会被我斧子伐木的声音吸引过来,我们就会隔着我劈下来的木屑愉快地聊会儿天。

由于我干活并不急于求成,而是尽量做到最好,所以到了4月中旬,我的房屋框架才完工,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准备将它竖立起来了。在费奇伯格铁路上工作的爱尔兰人詹姆斯·柯林斯的棚屋被认为是难得的好房子,我将他的房子买了下来,以便使用他现成的木板。我去看房子时候,他刚好不在家。我绕着房子走了一圈,由于窗子又高又深,以至于屋子里的人并没有看到我。屋子的面积很小,有一个尖尖的屋顶,其他的就看不到什么了。房子周围的污泥沙土堆了有5英尺高,像是一个肥料堆。房子的屋顶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被太阳晒得翘起来,变得很脆,极易断裂,但这已经是整座房子最完整的部分了。房屋没有门槛,门板下面有一条可以供家养的鸡随时进出的通道。柯林斯太太走到门口,请我进到屋子里看看。我进屋的时候,鸡群也纷纷跑进屋里。屋子里光线很黑,地板的大部分地方都很脏,而且潮湿黏腻,踩上去颤颤巍巍;地上散乱地堆放着许多木板,东一块西一块,经不起搬动,因为很可能会断裂。她点起一盏灯让我看屋顶和墙壁,还有一直延伸到床下的地板,不过她提醒我不要走进地窖,因为那只不过是一个两英尺深的土洞。用她自己的话说,“屋顶和四壁都是好木板,窗户的木板也不错”——那原本是两个齐整的方块,只有猫儿从那里进出。屋子里有一个火炉、一张床、一块可以坐的地方、一个在房子里出生的婴孩、一把丝质的女式遮阳伞,一面镀金框的镜子,以及一个被固定在一棵小橡木上的全新的咖啡豆研磨机。詹姆斯回来后,这笔买卖很快就成交了。当天晚上我就付清了4元2角5分,而他则要在次日清晨5点搬出去,而且不能再将房子转卖给别人,如果一切顺利,第二天清晨6点时,我就是这间棚屋的主人了。他让我最好早点来,以免有人在地租和燃料方面提出某种不确定的完全无理的要求。他向我保证,这是唯一的额外要求。清晨6点时,我在路上碰到了他们一家。他们的全部家当被捆成一大捆——床、咖啡豆研磨机、镜子、母鸡,只少了一只猫——它逃进林子变成了野猫,后来我听说它踩上了诱捕土拨鼠的夹子,最终成了一只死猫。

当天早上,我就把这幢房子拆掉,拔出钉子,用小车把已经变形的木板运到湖边,铺在草地上,让太阳把木板晒白并使它们的形状恢复原状。当我推着车走在林间小路上时,一只早起的画眉为我送来由它演唱的小曲。一位名叫帕特里克的年轻人不怀好意地告诉我,一个叫西利的爱尔兰邻居在我用车子运木板的间隙,把一些还不错的比较直的可以用的钉子、U形钉和大钉装进自己的口袋。当我回来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他正站在那里,而且以一种得意扬扬、满不在乎、遐想绵绵的模样看着那片已经被拆掉的房屋的废墟;就像他所说的,那里没什么能用的东西了。他要在那里充当观众,并使这件微不足道的事看起来像是特洛伊众神大搬迁。

在一座向南倾斜的小山旁,我挖了一座地窖,以前曾有一只土拨鼠在那里挖过地洞。我在挖地窖时挖出了漆树和黑莓的根,再将残留在最下面的植物的痕迹清理干净,一直挖到细沙土上。这样一来,无论冬天多么寒冷,这个6英尺见方、7英尺深的地窖可以确保马铃薯不会被冻。我没在地窖内壁砌上石头,而是装了隔板,可太阳从来没晒到上面,所以沙土不会流下来。这些工作只需花上两个钟头就能完成。我特别喜欢这种掘土动工的事,因为几乎所有纬度地区上的人,只要向地下挖掘,人们就能感受到同样的温度。城市里最豪华的房屋下也有地窖,人们像古时候那样将块茎植物储藏在里面,就算以后上层建筑被夷为平地,后人们也能在地里发现凹陷的痕迹。所谓的房屋也不过是地洞入口处的门廊罢了。

5月初,我在一些熟人的帮助下把房屋的框架立了起来,其实我可以不用邻居们的帮助,但我想借此机会增进邻里之间的感情。有这么多人帮我立房屋框架,这让我感到很荣幸。我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来帮我建立更高的大厦。7月4日,房屋的墙板和屋顶刚刚装好,我便搬了进去,此时的木板边缘被削薄,并且一块叠一块的嵌在一起,所以具有很好的遮风挡雨的功能。在铺设木板之前,我就已经在房子的一端砌好了建造烟囱的基础,所用的石头都是我亲手从湖边推到山上去的,装了满满两车。在秋天锄完地之后、需要生火取暖之前,我就把烟囱砌起来了,在这期间,我一直都是大清早起来在户外做饭。我到今天都认为这种方式的家常做法更加方便,也更让人感受惬意。每当我的面包还没有烤好就下起大雨时,我会支起几块木板挡在火堆上,然后自己坐在木板下盯着面包,看它是否烤熟了。就这样,我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在那时候,我手头有很多工作,几乎没有时间读书,可散落在地上的一些纸片、一块端菜用的布垫,甚至是一块桌布,都给我带来许多欢乐——这与《伊利亚特》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如果人们能够比我更加缜密周详地规划建造房屋,那是一件很有益的事,例如事先想好门户、地窖或阁楼在人性中有什么样的基础,也许在我们找到一个比满足眼前需要更好的理由之前,就不要去建造所谓的上层建筑。人们为自己建造房屋和鸟给自己筑巢有着同样合情合理之处。谁知道呢,如果人们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自己的住房,而且简单朴素地养活自己和家庭,那么他们诗歌方面的才华会不会普遍得到发展,就像鸟儿在做同样的事时,也把歌声传遍了四方呢?可是,天哪!我们倒是很像那些牛鹂和杜鹃,到别的鸟儿筑造的巢里下蛋,然后发出叽叽喳喳的刺耳噪音,没有半点音乐味儿,也不曾使路过的行者得到半点快乐。难道我们就这么把建房造屋的欢乐永远让给木匠去享受吗?在大部分人的经验里,建筑物相当于什么呢?在我从事过的各种职业中,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从事像建造自己的房屋这样既简单又自然的职业呢。我们都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在所有分工中,不仅有裁缝,还有传教士、商人和农民。这种劳动分工到底要细致到何种程度呢?最终又为谁服务呢?毫无疑问,别人可以为我着想,但如果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我放弃思考,那这就不是我想要的结果了。

没错,在这个国家里有一些被称为建筑师的人,我曾经听一位建筑师说过他的一种想法,要想使建筑物上的装饰具有一种真实性的核心性和必要性,并因此获得一种独特的美,就像是神灵给他的启示。从他的观点来看,这种想法确实很好,可事实上这并不比那些业余爱好者的品位高明多少。他是一个感情用事的建筑学领域里的改革者,一开始就从飞檐入手设计规划,而不是着眼于基础。事实上,他这样做无非是想把真实性的核心放到装饰物上去,就像把一粒杏仁或贡蒿籽放进每一块糖果里面一样(其实,我认为杏仁不含糖才最健康),而不是如何帮助住在屋里的居民把房屋里里外外真实地建造起来,并且顺其自然的装饰房屋的装潢。那些有理智的人都会认为装饰物只是一种表面的东西,纯属皮毛罢了——就像乌龟有斑纹外壳,贝壳有珍珠色泽,都要像百老汇的住户需要订立承包契约才能拥有他们的三一教堂?其实,一个人跟他房屋的建筑风格关系不大,就像一只乌龟跟它龟壳上的斑点关系不大一样;一名士兵也不会无聊到把他的英勇无敌用准确的颜色涂在军旗上。敌人准会一望便知,考验一来,他脸色立刻就变白了。依我看,这个建筑师仿佛俯身于檐口之上,羞答答地对住在里面的比他更明白的住户嘀咕着半真半假的悄悄话。我现在看到的所谓的建筑之美,我知道那是由内部逐渐向外部形成的,是迎合了居住者的各种需要和性格,因为他们才是最好的建筑师——美来源于某种不知不觉的真实和高贵,丝毫没有装点门面的想法;如果说此外还有什么类似的美需要产生,那么必定先要有同样不知不觉的生命之美。画家们都知道,这个国家最有趣的住宅,通常是穷人家那些毫无虚饰的简陋木屋和农舍;这些木屋和农舍之所以别具风格,不是有着与众不同的外表装饰,而是因为住在里面的居民生活;一样令人感到有趣的还有市民建在郊外的那些箱子形状的小屋,他们的生活就像想象得一样简单朴实,没有拼命地追求什么住所的风格效果。绝大多数建筑上的装饰物其实都是虚有其表的,9月间的一阵大风便可以把它们吹得无影无踪,就像脱下一件借来的漂亮衣服一样,可大风对房屋的主体部分却丝毫没有影响。那些地窖里没有橄榄和美酒的人,就算不懂建筑艺术也无所谓。如果在文学作品里也一样竭力追求体裁上的装饰风格,那结果会怎样?如果我们的《圣经》设计师也和教堂的建筑师一样,把大量时间都花费在飞檐上,那结果又会是怎样?纯文学和美术学以及他们的教授都是这样造就出来的。几根木条子应该斜放在他上面还是下方,他那箱子形状的房子应该涂什么颜色,这些问题对于某些人来说真是的事关重大。说真的,如果他把那些木条子斜斜地安装起来,并把房子涂上颜色,那是很有道理的;但如果精神已经离开了居住者的躯体,那与为他自己打造棺材无异——这就是坟墓建筑学,而“木匠”不外乎是“棺材匠”的另一种叫法而已。有人说,在你感到绝望或者对生活已经无所谓的时候,不妨抓起你脚下的一把泥土,就用这种土的颜色来装饰你的房子。他是否想到了他最后的狭小的屋子呢?不妨抛个钱币来决定命运吧。他一定是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为什么你只抓起一把泥土呢?最好还是用你皮肤的颜色来粉刷你的房子吧;让他的颜色替你变得苍白或者替你羞愧变红。这是改进村舍建筑风格的一项创举!一旦你为我的房屋装饰准备停当,我一定会采用它们。

赶在入冬之前,我建造了一个烟囱,房子两侧原本挡不住雨水,这时已经被我钉上从原木上砍下来的薄片防雨。这些薄片很粗糙,我不得不用刨子刨平它们的两边。

就这样,我盖成了一间严丝合缝、涂抹灰泥的屋子,宽7英尺,长15英尺,立柱高8英尺,里面有一个小阁楼和一个盥洗间,每侧都有个大窗户,两个活动天窗,房子一头有一个大门,大门对面是个砖砌的壁炉。我的建造房屋的准确费用支出,只是按我所用的材料的通常价格,人工不计算在内,因为造房的活都由我一个人完成的,现将清单开列如下。我之所以将其细细列出,是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准确说得出他的房屋究竟花了多少钱,即使有,能将造房的各种材料费用单独列出来,并且一一加以说明,这样的人就更少了——如果有的话。

木板……8.035美元(多属棚屋木板)

屋顶及四壁用的废旧木瓦……4.00美元

条板……1.25美元

两扇装有玻璃的旧窗……2.43美元

一千块旧砖……4.00美元

两桶石灰……2.400美元(价钱高了)

毛丝……0.31美元(超出我的需要)

壁炉架用铁……0.15美元

钉子……3.90美元

铰链及螺丝钉……0.14美元

门闩……0.10美元

粉笔……0.01美元

搬运费……1.40美元(大部分自己背)

共计……28.125美元

上面这些就是造房子的全部材料,不过其中不包括原木、石头和沙子,因为这几项材料我是按照政府公地上合法占住者应享受的权利而取得的。我还在附近搭建了一间小小的木料间,主要是利用我建房子剩下的材料盖成的。

我还想要给自己盖一幢房子,宏伟豪华和舒适程度超过康科德大街上的任何一幢,只要它能像现在这幢房子那样让我心旷神怡,而造价却不高于我现在这一幢。

因此,我发现,想要找个地方住宿的学生,只要支付还不到他现在每年交付的房租费用,就可以获得一所他可以终生受用的房子。如果说我这话有点过分夸大,那么我的理由是:我是为人类,而不是为了自我夸耀,而我的诸多缺点和前后不一致之处都不影响我陈述的真实性。尽管我也存在着不少浮夸和伪善之处,就像糠秕很难跟麦子分离一样,我和别人一样为此感到遗憾——可在这件事上,我还是会自由呼吸、挺直腰杆的,这对于心灵和身体来说都能感到释然。我下定决心,决不低声下气地成为魔鬼的代理人。我要竭尽全力地为真理说句好话。在剑桥大学,一个学生住的房间只比我这个房子稍微大一点,每年光是房租就达30美元,而那家公司一本十利,在一个屋顶下并排修建了32间房子,所以,住宿者会因为邻居人多嘈杂而叫苦不迭,而且说不定还要住在四层楼上。我不禁想到,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真知灼见,那就不需要办那么多的教育,因为人们已经受过更多的教育,而且受教育要缴费这种现象多半不复存在了。在剑桥或别的学校,学生为了得到的这些便利,按花费他自己或别人的生命来计算,那么他的代价是双方处理得当情况下所需花费的10倍。最花钱的东西,绝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比如,学费是学期账单上重要的一个项目,可与同时代人中极具修养的人交往,得到的教育价值要高得多,而那根本无须支付金钱。建设一所学院的方式,通常是靠募捐,收进美元和分币,然而极端盲目地按照分工原则——其实这种原则非得慎重从事不可;于是,招来了一个将此事当成是投机生意的承包商,他又雇来一些爱尔兰人或别的什么技工,便真的奠基开工了,至于那些到校上学的学生,不得不凑合着住了进去。为了这些失误,未来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不得不付出代价。我认为,学生或那些想从上学受益的人,哪怕他们自己动手奠基动工,也会比上面这种做法好得多。学生通过这种方式躲避了人们必不可缺的一切劳动,从而获得他们那令人羡慕的安逸和休息,他所获得的是一种可耻而无益的安逸,自己失去了唯一能使空闲时光结出丰硕成果的经历。“可是”,有人说,“你这意思是说学生应该用手干活而不是用头脑工作吧!”我的本意确实不是这样,但我的意思他可能会认为很接近于那样。我的意思是,他们不应该只把生活当作游戏,或者仅仅停留在研究生活上,而且在这场昂贵的游戏中还需要社会供养他们。他们应该自始至终认真地在生活中获取经验。青年人如果不立刻投入到生活实践中,怎么能更好地学习生活呢?在我看来,这样做才会像数学那样锻炼他们的心智。例如,如果我希望孩子懂点艺术和科学方面的知识,我就不会按老规矩行事,那无非就是把孩子送到附近的某个教授那儿,那里什么都教,什么都练,唯独不教生活的艺术——教他用望远镜或显微镜观察世界,可就是不教他用内眼来观察世间万物;学了化学,可就是不懂面包是怎样做成的,更不懂面包是如何得来的;发现了海王星周围的一些新卫星,却没有发现自己眼中的微尘,没有发现自己早就成为一颗流浪着的卫星;或者说他在一滴醋酸里观察各种妖怪,却反而被妖怪所吞噬。一个孩子一边尽力在书本中寻找他所需要的知识,一边自己动手挖掘铁矿石,并加以熔炼,最终给自己打造一把折刀——与此同时,另一个孩子在大学里上冶金课,并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一把罗杰斯牌子的折刀,一个月后,你说这两个孩子哪一个进步更快?哪一个孩子的手指头最有可能被折刀划破呢?……让我吃惊的是,在我离开大学时就被告知,我已经学过航海了!啊哟,我只要在港口里兜上一圈,我将懂得更多有关航海的知识。穷学生也会学习政治经济学,但他们也只是被教过罢了,而生活经济学,那是哲学的同义词,却从未在我们的大学里被认真教授过。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如此可怕的后果:学生们一面在攻读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的政治经济学,一面却使他们的父亲陷入难以摆脱的债务之中。

我们的大学是这样,而许多“现代化进步”的情况也是如此。人们对它们抱有幻想,但并不是总能取得积极进展。魔鬼很早就在其中入股,后来又在不断追加投资,所以在不断地收取复利,一直收到最后一笔。我们的发明通常只是一些漂亮的玩具,使我们的注意力分散出去,不能集中在严肃的事物上。它们只改进了手段却没能改进目标,可这个目标早已达到,而且是极易达到,就像通往波士顿或纽约的铁路那样。我们急急忙忙地从缅因州兴建一条通往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线,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之间,说不定根本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交流。这就好比一个男子急切地想见一位耳聋的贵妇人,可等到给他做介绍,并将助听器的一端也放在他手上,他却无话可说,结果使得双方的处境都很尴尬。就好像主要的目的是要把话说出来,而不是要说得有意义。我们急于在大西洋海底修建隧道,使旧世界通往新世界的时间缩短几个星期的时间,可说不定传入美国人那宽阔下垂的大耳朵里的第一个消息却是阿德莱德公主患百日咳。反正那个骑着马、一分钟跑1英里的人,不会带着最重要的信息;他不是福音传教士,他跑来跑去也用不着吃蝗虫和野蜜的。我怀疑,飞童 [15]未必曾把大量的玉米带到磨坊去。

有个人对我说:“我很纳闷,你怎么不攒钱。你喜欢旅游,不妨搭乘汽车,今天就可以到菲奇伯格见见世面。”可我想的比这更加聪明。我知道,最快速的旅行者是步行的人。我对我的朋友说,让我们来试试看,谁会先到那里。这段路程的距离是30英里,票价9角钱,差不多是一天的工资。我记得,过去在这条路上打工的人,一天赚6角钱。好吧,现在我步行出发,天黑之前便到达那边;一周以来,我一直用这个速度步行。在这期间,你将赚到你的车费,并在明天的某个时间抵达,也可能今天晚上就会到达,如果你很幸运的及时找到一份工作的话。其实,你并没有到菲奇伯格去,而是花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工作。所以说,就算是这条铁路绕着全世界一圈,我想,我仍然会赶在你的前面;至于见见世面,获得更多一点的阅历,那我也只好和你完全断绝往来了。

这是普遍的法则,没有谁能靠斗智胜过它,就连说到的铁路也是一样。要想建造一条供全人类使用环球铁路,等于要铲平这个星球的整个表面。人们会有一种模糊的概念,就好像只要长期坚持用这种合股经营的方式,用铁锹不停地挖,几乎用不了多久,大家最终就都能分文不花的乘火车到达某个地方;可是,尽管人们一窝蜂地奔向车站,列车员大声喊道:“大家上车!”这时,透过火车四起的黑烟和蒸汽可以看到,只有少数人爬上了火车,其余的人被碾过去,这将被称为而且的确是“一件可悲的意外事故”。毫无疑问,那些赚到车费的人,最终还是能够赶得上火车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可能早就失去了快乐的心情,变得意兴阑珊,不想旅游了。把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耗费在赚钱上,目的是希望在最没有价值的一段时光里享受那一点儿成问题的自由,这让我想起那个英国人,他最开始跑去印度发财,只为了日后可以在返回英国时过上诗人般的生活。其实,他应该立刻爬到阁楼上去。“什么?! ”一百多万个爱尔兰人从全国的棚屋里冒出来大声惊呼道:“我们已经修建的这条铁路,难道不好吗?”我回答说,嗯,是比较好的,否则你们干得会更糟呢;不过,既然你们是我的兄弟,我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日子能过得比挖泥土更美好。

在我的房子建好之前,我希望通过诚实且令人愉快的方式赚到10或12美元,以供我支付额外开支。于是,我在房子附近大约两英亩的半沙土地上栽种了一些农作物,主要有菜豆,还种了一些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整片地总共有11英亩,大部分种着松树和山胡桃树,上一个季度,每英亩可以卖到8美元零8分。一位农民说,这片地“没有什么好处,只能养一群吱吱叫的松鼠”。我没有给这块地施肥,因为我不是这块地的主人,仅仅是个合法定居者,我也不指望以后再栽种很多东西,就没有把这块地一下子都锄了。我在犁地时挖出了好几堆树桩头,可供我燃用好长一段时间,这就留下了小小几圈待开垦的肥沃土地,由于夏季来临时,菜豆在那里长得十分茂盛,所以很容易辨认出来。我房子后面那些枯死的、基本没有销路的树木,以及从湖上漂过来的木头,为我提供了需要补充的燃料。我还雇了一个人和一套马匹来犁地,不过仍由我自己掌犁。在第一个季度,我的农场支出应用在工具、种子、劳务等方面,费用为14美元7角2分5。玉米种子是人家送给我的。这实在花费不了多少钱,除非你种得太多。我收获了12蒲式耳 [16]菜豆、18蒲式耳土豆,此外还有一些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得太晚,毫无收益。我从农场获得的全部收入为:23.44美元

扣除支出费用……14.725美元

结余……8.715美元

除了我用掉的和还留在手上的农产品外,当时估算的价值为4美元5角——我手头上的这些钱,用来抵销我没有种植的那点蔬菜钱还是绰绰有余的。经过全面考虑后,也就是说,考虑到人的灵魂和时间的重要性,尽管我进行实验时间不长,不,可能正是因为时间不长,我确信,我当年的收入要比康科德任何一个农场主所做的要更好。

第二年,我做得更好,因为我把所需要的地全都铲平了,大约有三分之一英亩。我没有被那些农业巨著吓倒,其中还包括阿瑟·扬 [17]的著作,这两年的经验使我认识到一个事实,如果一个人简朴生活,只吃自己种植的粮食,而且种多少吃多少,也不用这些庄稼去交换更奢侈、更昂贵的物品,那么,他只需种几平方杆 [18]的土地就够了。这么一点儿地,用铁锹铲要比用牛犁的费用更低,而且每次挑选一块新的土地耕种,也比在老地方追肥要便宜。夏季有空闲的时候,他可以把所有必要的农活轻松地做完,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和一头公牛或一匹马、一头母牛、一头猪拴在一起了。在这个方面,我想说句不带偏见的话,因为无论它成功还是失败,我对当今社会经济状况都不感兴趣。我比生活在康科德的任何一个农民都更特立独行,因为我不会被锁定在一幢房子里或一个农场上,而是随着自己的悟性行事,而这悟性是时刻变换的。而且我的境况比他们好很多,万一我的房子起火被烧掉,或者庄稼歉收,我的日子还是可以一样过得很好。

我常常这样想,与其说是人在放牛,还不如说是牛在放人,因为牛更加自由自在。人与牛是在交换劳动,但要是我们考虑的只是必不可缺的劳动,那么牛看来就有很大优势,它们的农场也比我们大得多。人们花费6个星期的时间割草晒干,作为交换劳动的一部分,这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当然,没有哪一个民族在各方面都生活得很简单,也没有哪个贤哲的民族会犯如此大的错误,竟然让牲畜去劳动。说真的,过去从来没有过,将来也不一定会有那样一个贤哲的民族,就算有,我也不能确定这样的一个民族是否令人称心惬意。不管怎么说,我肯定不会去驯一匹马或一头牛,然后将其束缚起来,让它替我干活,因为我唯恐自己会成为一名马夫或牛倌;要是这么做了,看上去好像有所得,但我们能肯定说,一个人是得到的赢家,另一人一定是失去的输家?小马倌能和他的主人一样感到满足吗?就算有些公共工程的建设离不开牛马的帮助,还让人和牛马一起共享此种光荣,难道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人在那种情况下并不能完成更加令人称道工作吗?人们在牛马的帮助下开始做那些不仅毫无必要或毫无艺术性,而且是奢侈无用的工作时,那就有少数人不可避免地去和牛马交换工作,或者换句话说,他们变成了最强者的奴隶。这样一来,人不仅为他内心的兽性工作,而且作为这方面的一个象征,他还要为身外的兽性工作。尽管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用砖块或石头砌成的房子,可是一个农民的家境是否殷实还是要看他的牲口棚多大程度上超过他住的房子。据说,这个城镇最大的房子都辟为马房和牛棚,而且跟城镇里面的公共建筑比也不落后;可在这个城镇里,能够供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用的厅堂却很少。国家为什么不用抽象的思维能力,而是靠建造高楼大厦来为自己树立丰碑呢?一部《福音之歌》[19]比起东方各国的所有废墟更加令人钦佩神往!高塔与寺院都是帝王的奢侈品。一个思想单纯而独立的人,是不会听从王孙公子的旨意奔走卖力的。天才并不保留给任何帝王使用,也不为物质上的金、银或大理石而保留,即便是,也只是保留一点点而已。请问,开凿这么多的石头究竟目的何在?当我住在世外桃源般的阿卡迪亚 [20]时,没有看见任何人在开凿岩石。有些国家像疯了一样,痴心妄想地留下大量石雕来纪念自己,以期永垂不朽。如果这些国家花费同样的力气来精雕细琢自己的风度,情况又会是什么样呢?一份理性远比一座高如悬月的纪念碑更值得流传下去。我更喜欢岩石留在原地不动。底比斯城 [21]的宏伟是一种庸俗的宏伟。一座有一百个城门的底比斯城,早就脱离了真正的生活目的,远不如围绕老实人的田地的长石头墙合情合理。那种野蛮的异教徒宗教和文化修建了许多辉煌的寺院,可被你们称之为基督徒的人却没有去修建这种庙宇。一个国家开凿的石头,大部分不过用来修建了坟墓。它活埋了自己。至于金字塔,它们原本谈不上什么奇迹不奇迹,其实最令人感到惊异的是,竟然会有那么多的人忍辱负重,不惜将毕生精力浪费在为某个野心勃勃的笨蛋建造坟墓,其实,这个笨蛋还不如淹死在尼罗河里,然后把他的尸体捞上来喂狗,这样反而显得更聪明、更有须眉汉子的气派。本来我还可以给他们和他找个借口,可惜我没这闲工夫。至于那些建筑者的宗教信仰和艺术追求,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不管他们修建的是埃及的神庙还是美国的银行,它付出的要比得到的更多。主要的原因是虚荣,再加上对大蒜和黄油面包的热爱。悉心追随维特鲁威 [22]的年轻有为的巴尔科姆先生是一位青年建筑师,他用硬铅笔和直尺设计了一张图纸,随后将这件工作交给了多布森父子采石公司,于是,人类开始仰视那曾被轻视了三千年的建筑。至于你们那些高塔和纪念碑,这个城镇曾有一个疯狂的家伙,他要挖一条通往中国的隧道,而且已经挖得很深了,据他所说,他已经听到了中国茶壶和水锅里煮沸的声音。不过我认为,我可不会一反常态地去赞美他挖的那个窟窿眼。许多人都在关心西方和东方的那些纪念碑是由谁建造的。就我而言,我倒更想知道,在那些建造的日子里,有谁不肯建造纪念碑——是谁不屑于做那些无聊的事。不过算了,还是继续回到我的统计工作上来吧。

我生活在村子里的那段时间,我在村子里又搞测量,又做木工和打各种各样的零工,反正我做过的行当跟我的手指头一样多,就这么着,我一共赚到了13美元3角4分。下面列出了我8个月的伙食开销,也就是从7月4日到翌年3月1日,根据这八个月的时间估算的,尽管我在那边住了两年多。其中不算我自己种的土豆、少量甜玉米和一些豌豆,也不考虑结账当天仍留在我手里的存货的价钱:

米……1.735美元

糖浆……1.73美元(最便宜的一种糖精)

黑麦粉……1.0475美元

玉米粉……0.9975美元(比黑麦便宜)

猪肉……0.22美元

面粉……0.88美元(比玉米粉贵,花钱又麻烦)

糖……0.80美元

猪油……0.65美元

苹果……0.25美元 所有试验

苹果干……0.22美元 均告失败

甘薯……0.10美元

一只南瓜……0.6美元

一只西瓜……0.2美元

盐……0.03美元

是的,我一共吃掉了8美元7角4分;不过,如果不是我知道读者中很多人的罪过和我一样大,一旦将他们的行为公之于世也不比我好,我是不应该这样没羞没臊的。到了第二年,我有时会捕一网鱼来当正餐,有一次,我还杀了一只钻到我菜豆田里搞破坏的土拨鼠——就像鞑靼人说的,它的灵魂正在转生,我把它吃掉,多少是为了加以验证。虽然它有一股麝香味,可还是让我饱了口福。不过我知道,长期享受这种野味不是件好事,哪怕你让乡下厨师加工你的土拨鼠也不行。

在同一时期,衣服和其他零星费用数目不大,合计也有:8.4075美元

油和若干家用器具……2.00美元

洗衣服和缝补衣服大部分会拿去外面做,只是费用账单还没收到,除此之外,全部金钱支出如下——这些费用是世界上这块地方必须支付的(虽然稍微有点超支):

房屋……28.125美元

农场一年的开支……14.725美元

8个月的食物……8.74美元

8个月的衣服等……8.4075美元

8个月的油等……2.00美元

共计……61.9975美元

现在,我是针对那些需要谋生的读者说的。为了支付以上开销,我把农场上的产品出售了,收入计有:23.44美元

打短工赚得……13.34美元

共计……36.78美元

从收支出的数目中减去此数,还剩25.2175美元——这个数目与我启动时的资金相差无几;另一方面,我除了获得悠闲、独立和健康外,还拥有一座舒适的房子,而且我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

尽管这些统计资料看上去很琐碎,好像没多大意思,但因为十分完整,所以也就有了一定价值。凡是我开支过的,我全都记了账。从上述账目中可以看出,单是食物这一项,每周就要花掉大约2角7分。在这之后的近两年时间里,我的食物无外乎是黑麦、不发酵的玉米粉、土豆、米、少量咸肉、糖浆、盐,还有我的饮用水。像我这样一个对印度哲学情有独钟的人,以米饭为主食是自然合适的。为了对付一些吹毛求疵的人的反对,我不妨在此声明一下:要是我偶尔在外面吃饭(我是经常这样做的,而且相信未来还有不少机会这样做),那时常有损于我的家务开支安排。可是我已经说过,在外面吃饭是常有的事,一点儿也不会影响我这份比较性报告书。

我从这两年的经历中懂得,就算在这个纬度地区,想要获取一个人必需的口粮一点儿也不费事,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一个人的饮食可以吃得像动物那样简单,而且还能保持健康与活力。我从玉米地里摘来一些马齿苋,加盐煮熟,当作一顿正餐,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让我十分满意。我之所以附上它的拉丁文学名,是因为它的名字虽然平凡,可味道却十分美味可口。请问,在和平时期的日常中午,除了品尝相当丰盛的加盐煮熟的鲜嫩甜玉米,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还会要求再增添点别的什么菜肴吗?就算我稍微变换一点花样,也只是迁就一下口味上的需求,并不是为了健康上的需要。可人们免不了时常饥饿,不是由于缺乏必需品,而是由于缺乏奢侈品;我认识一位心地善良的妇人,她认为她儿子丧命的原因是他有只喝白开水的习惯。

读者也许会发现,我是从经济视角而不是从营养的视角来处理这个问题,读者也不会贸然用我这种节制饮食的方法拿来做试验,除非他是一个胖子。

最开始,我用纯玉米粉加盐做面包,这是地地道道的玉米饼。我把它们放在一块盖屋板上,或者我盖房子时锯下来的木棍上,然后拿到户外的火堆上烤,但这样很容易把饼烤煳,还会带点松树的味道。我也使用过面粉,可最后发现用黑麦掺上玉米粉一起烧烤才最方便,口味也最好。在天气寒冷的日子里,连续烤上几个这样的小面包,就像埃及人一样小心翼翼地照料并翻转它们,倒也是一件令人兴致勃勃的事。它们是我培养成熟的真正的谷类果实,我感到它们拥有如同其他高贵的果实一样的香气,我用布把它们包起来,以便使香气能够长时间保存。我研究了不可或缺的古代面包制作工艺,向能找到的相关的权威人士求教,一直追溯到原始时代首次发明未经发酵的面包,那时的人类从吃坚果生肉的野蛮状态首次进展到食用面包这种温和优雅的饮食。随后,我又在研究中了解到面团偶然发酸的事,据信这个现象教会了人们发酵的过程。接下去,我还阅读了各种各样的发酵方法,终于读到了“优质、美味和有益于健康的面包”,即生活的必需品。有人认为发酵剂是面包的灵魂,是面包细胞组织里的精神,它像圣灶上的火焰一样被虔诚地保留了下来——我想,大概有几瓶珍贵的发酵剂最初还是由“五月花”号 [23]带来的,为美国解决了问题,它的影响至今还在上升、膨胀、波及四方,就像这片国土上的麦浪起伏荡漾一样——这酵母引子,我经常虔诚地从村子里拿到,直到有一天早晨,我忘记了规则,竟然用开水烫坏了酵母;由于这次意外,我发现酵母也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的发现不是靠综合法,而是靠分析法。从那时起,我便干脆免去了酵母,尽管大部分主妇都认真地劝告我,不经过酵母发酵,是不可能做出安全而健康的面包的,而年纪大点的人还预言体力会因此很快衰退。可我发现,酵母并不是必不可缺的东西,在不用酵母的一年里,我还不是好好地活在这块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我很高兴,总算不用总是在口袋里装着小瓶子,有时,它会砰的一声碰碎,里面的东西全都散落出来,弄得我狼狈不堪。免掉酵母,这样便更简单,也更像样。人这种动物比其他任何动物更能适应各种气候和环境。我也不在面包里放什么盐、苏打,或者其他酸性、碱性的东西。看上去我似乎是按照加图 [24]大约写于公元前2世纪的制作方法来做面包的。按此种方法揉面。洗净你的手和揉面槽。然后把粗面粉倒进槽里,慢慢加水,把面粉揉透。揉均匀后便可以捏成面包的形状,然后盖上盖子烘烤,也就是说,放在烤炉里烘烤。这段文字中对酵母只字未提。不过,我也并不经常使用这种生活必需品。有一段时间,由于囊中羞涩,我有整整一个多月时间没见过面包。

在这片适宜种植黑麦与玉米的土地上,每个新英格兰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生产出自己所需的面包原料,而不必依靠那些价格起落不定的远方市场。可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既不简朴,又缺乏独立性,以至于在康科德镇的商店里很难见到有新鲜香甜的玉米粉出售,而更粗一点的玉米片和粗粮就更没有人吃了。农场主把自己生产的大部分谷物拿去喂牲畜,而自己却用更高的价格在商店里买一些未必更有益于健康的面粉。我知道,我可以毫不费劲地栽种出一两蒲式耳黑麦和玉米,因为黑麦在最贫瘠的土地里都能生长,玉米也不需要最好的土地栽种,我可以用一架手磨将它们碾碎,在没有米没有猪肉的日子里也能照样过得很好。要是我必须吃点高糖甜食,我通过实验发现自己能从南瓜或甜菜里熬出非常好的糖浆。我还知道,只要我栽种几棵槭树,就能更容易地得到糖浆,哪怕这几种菜蔬都还在生长期,我还可以利用其他代用品,“因为”就像我们的祖先在歌中唱到的:

我们能用南瓜、萝卜,还有胡桃树的叶片,制成美酒,让自己的双唇啜得甜甜。[25]

最后,说到盐,这种在食品杂货店里最基本的食品。想要得到它,我们不妨借此机会到海边走一趟,或者我完全不吃盐,可能我还可以少喝点水呢。反正我从没听说过印第安人会为了得到食盐而费劲心力。

这样,单就食物而言,我可以避免一切买卖和物物交换,而且因为我有安身之处,所以只剩下衣服和燃料这两项了。我现在穿的裤子,是在一个农夫家里做成的——谢天谢地,人的身上还保留着那么多的美德;因为我觉得,一个农夫降为技工,就像一个人降为农夫,两者同样伟大而值得纪念。刚到一个新的乡间,获得燃料会是一个让你头疼的事。至于住处,如果我不能继续免费住下去,我会按我耕种过的那块土地的售价——8美元8角,来购买一英亩地。事实上,我认为就是因为我在这里定居,这块土地的价值反而增值了。

有一些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有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否觉得自己光吃素食就能过日子?为了立刻揭示这个问题的实质——因为实质就是信念——我习惯于这样回答:我仅靠吃木板上的钉子也一样能够过活。他们如果连这话都不能理解,那无论我说多少,他们也还是无法理解。至于我,我很乐于听到有人做这类实验,比如有个青年做过半个月实验,用他的牙齿当石臼,啃连皮带穗的硬玉米过日子。啮齿类动物做过同样的事并获得成功。人类对这类实验是有兴趣的,虽然那些丧失能力或在磨坊里拥有亡夫三分之一产权的老妇人可能对此大吃一惊。

我的一部分家具是自己做的,其余的也没花多少钱,所以我没有记账。其中包括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张书桌、三把椅子、一面直径三英寸的镜子、一把火钳和柴架、一个水壶、一个长柄平底锅、一个煎锅、一只长柄勺、一个洗脸盆、两副刀叉、三个盘子、一个杯子、一把调羹、一个油罐、一个糖蜜罐,还有一盏涂了日本油漆的灯。没有人会穷得只能坐在南瓜上。那是苟且偷安的无能表现。在村子里的阁楼上,有很多我最喜欢的椅子,只要你喜欢,尽管带走就是了。家具!谢天谢地,我不用家具店伙计的帮忙也能坐能站。可有人看到自己的家具——不外乎是一些寒碜的空箱子——包扎起来装上马车,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走村串乡,除了圣贤之外,有谁不羞愧得无地自容呢?这莫非是斯波尔丁 [26]的家具。看到过这样一车家具,我说不准它是属于一个有钱人还是穷人所有;这些家具的主人看上去好像总是穷困不堪。实际上,你拥有的这种东西越多就越贫穷。每一车装的好像都是12间简陋窝棚里的家具;如果一间窝棚意味着贫穷,那这岂不意味着12倍贫困。我们既然总是要搬家,为什么不丢掉我们的家具,甩掉我们的蜕皮?为什么不从这个世界搬到另一个布置了新家具的世界,而把老家具通通烧掉呢?这看起来就像是有人把所有圈套都拴在自己的腰带上,只要他搬家经过我们乡村,不得不拖动圈套,从而把自己拽进了圈套。那只把尾巴丢在陷阱里的狐狸是很幸运的。为了逃命,麝鼠也会咬断自己的第三条腿。难怪人们失去了自己的灵活性。有多少次他处于绝境啊!“先生,恕我冒昧,请问你说的绝境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是一个有极强洞察力的人,无论什么时候遇见谁,你都会明白他所拥有的一切,也知道还有一些东西是他佯装成不是自己的,甚至厨房里的用具和无用的杂物他都要留着,舍不掉烧掉,这样一来,他就像是被套在家具上的人,使劲地拉着它们赶路。一个人已经从一道门穿过去,可他身后那一车沉重的家具却无法通过,我想,这个人正处于绝境之中。我听说有一个一表人才、身体结实的人,看上去很自由,万事齐备,没想到他说到自己的“家具”是否买了保险时,我不禁对他起了怜悯之心。“可我的家具怎么办呢?”我可爱的蝴蝶就这么被蜘蛛网给缠住了。甚至还有一些人,他们很多年都没有什么家具,可如果你仔细问一下就会发现,他在某某人的棚屋里还寄存着好几件家具。在我看来,现在的英格兰就像一个年老的绅士带着一大堆行李外出旅行,这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是在长年累月节俭度日中积攒起来的,只是他没有勇气将它们烧掉;大衣箱、小衣箱、手提箱,还有大大小小的包袱。至少前三样可以丢掉吧。现在,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也不可能带着他的床铺上路,我更要劝告生病的人放下床铺跑吧。当我碰到一个扛着全部家当跌跌撞撞前行的移民——看上去就像是脖子后面长出来一个大肉瘤,我觉得这个人挺可怜的,倒不是因为他的全部家当这么少,而是因为他还要扛着所有东西。如果我非要拖着圈套走路,我会小心留神拖个轻的,不让它夹住我的关键部分。但是,千万别把你的手放进圈套里,也许这样才最聪明。

顺便提一下,我可不会花钱买窗帘,因为我不需要把任何喜欢窥视的人挡在屋子外,至于太阳和月亮,我更是愿意让它们往里面看。月亮不会让我的牛奶变酸,也不会让我的肉腐坏;太阳也不会损坏我的家具,或者使我的地毯褪色,就算有时它像是一位热情过度的朋友,我仍然觉得躲到大自然提供的帘幕后比在家用支出中再添上一笔更加节约。有一次,一位夫人想送给我一块地席,可惜我的屋子里实在找不到地方铺它,也没时间在屋里屋外打扫它,我只好谢绝了。我宁可在进门前将脚底在草地上擦干净——最好是罪恶刚一露头就避而远之。

不久前,我参加过一次教会执事的财产拍卖会,因为他的一生并没有白活——

人们做了恶事,死后仍免不了遭人唾骂。[27]

和大多数情况一样,很多东西都是无用的摆设,从他父亲在世时就开始积存下来。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条干绦虫。这些东西在他的阁楼和其他垃圾堆里躺了半个世纪之后,到现在也没有被烧掉;不仅没有一把大火将它们消毒焚毁,反而搞了一场拍卖,换句话说,它们的生命得以延续了。街坊四邻们聚在一起围观这些家具,一股脑地把它们买走,然后小心谨慎地把他们运回自家阁楼和垃圾堆,让他们在那儿躺着,直到他们各自的家产得以清理,这些家具才又一次被搬出门。人死了,一切复归尘土罢了。

我们不妨学一学某些野蛮民族的风俗,这对我们来说也许很有好处,因为他们好像每年要蜕掉一次皮;这是他们的一种处事理念,且不管实际上是否能够做到。就像巴特拉姆 [28]所描绘的摩克拉斯印第安人的风俗那样,我们如果能举行这样的“迎新节”或“新果节”,岂不是很好?“当一个小镇举行迎新节时”,他说,“人们早就给自己预备好新衣、新罐、新盘子,以及其他家用器物和家具,把所有穿过的破衣服和其他乱七八糟的废物收集起来,打扫和清理他们的房子、广场和整个城镇,把这些旧东西连同陈年谷子和其他的旧物倒成一堆,点把火,一股脑地全都烧掉。随后,大家服药和禁食三天,城镇禁火。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对食物和其他欲念一律戒掉,而且会颁布大赦令,所有犯罪分子都可以回到小镇上来。”

“到了第四天早上,大祭司将干燥的木头聚在一起,在公共广场上双手摩擦生起新火,镇上的每户人家都会从那里得到新的、纯洁的火焰。”

随后,他们会品尝新的谷物和水果,一连三天载歌载舞,“后两天,他们接待来访的客人,与来自附近城镇的朋友们一同欢庆,而这些朋友也按同样的方式净化自己并且准备就绪”。

墨西哥人每隔52年也会举办一次类似的净化活动,他们相信大千世界每隔52年就会终结一次。

我几乎从来没听说过比这更真诚的圣礼,也就是说,就像词典定义的那样,是“一种内在的心灵美转化为外在表现”,虽然他们没有一部《圣经》来记录,但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的这种做法就是由天意直接传授的。

在五年多的时间里,我仅凭自己的双手用劳动来养活自己,我还发现,一年里只要工作大约6个星期便可以满足我的生活所需。我整个冬天和大部分夏天都自由自在,可以安心读书。我曾全力以赴地办私学,可我发现,由于我不再穿衣服、坐火车,所以我的支出和收入相抵。更确切地说,不是相抵,而是略有超支,更不要说我在进行相应地思考、信仰中花费的时间。由于我教书并不是为了让同胞受益,完全是为了谋生,所以此次办完是失败的。我还试过做生意,可我发现,要想靠经商发财,要花费10年时间才能让一切走上正轨,到了那个时候,可能我正赶着去见魔鬼了。其实我还担心,到了那个时候,我可能正在做某种所谓的好生意。过去,我到处寻找谋生之道时,那种依照朋友们的愿望行事的可悲经历在脑中不时浮现,使我殚精竭虑,于是我常常想,我还不如去摘黑浆果,反正我肯定能干得了这样的事,而且它的微薄利润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我最大优点就是所求不多。它只需要一点儿资金,且对我惯常的情绪极少妨碍,我就是这样愚蠢地想着。当我的朋友毫不犹豫地投身于商海或就业,我觉得自己这份职业与他们的职业倒是很相似。我整个夏天都在山上来回跑,路上见到浆果就会摘下来,然后又漫不经心地把它们扔掉,这像看管阿德墨托斯 [29]的羊群。我还梦想自己不如去采摘些野花野草,或用运干草的马车运些常青植物给喜欢森林的村民,甚至运到城里去。可从这以后我才明白,商业给它涉及的一切带来诅咒,就算你经营的是天堂的福音,却也逃不开商业对它的全部诅咒。

由于我对事物有所偏爱,尤其珍惜个人自由,而且还吃得起苦,并能取得成功,所以我不愿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赚取华丽的地毯、精致的家具、丰盛的美味佳肴,或者修建希腊式或哥特式的房屋上。要是有谁能够毫不费力地获取这些东西,而且在得到他们后还懂得如何将其作用发挥到极致,那么我情愿把这方面的追求拱手相让。那些“勤奋”的人,看似喜欢劳动而不辞辛苦的劳动,可他们真正的目的也许是为了让自己不去胡作非为;对于这类人,我现在无话可说。那些享有更多空闲时间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的人,我反倒要劝他们努力工作——一直做到能自力更生,享受真正的自由。对于我自己来说,做短工是一种更加自由独立的工作,因为一个做短工的人,一年只需工作30或40天就可以维持生计。当日落西山后,结束了一天工作的劳动力获得了自由的闲暇时光,他可以投入到与工作无关的消遣中;可他的雇主却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投机,一年到头也得不到休息。

总之,凭我的信念和经验,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简朴而又聪明的过生活,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谋求生存就不是痛苦的事,而是快乐的事;就像那些追求自食其力的民族,他们的日常工作只是更复杂的民族娱乐。一个人想要生活下去,没有必要非得辛苦得汗流浃背,除非他天生比我更容易流汗。

我认识一个继承了几英亩地的年轻人,他曾对我说,如果能够掌握我精通的那些生活技能,他也要像我这样生活。但我不愿意让人仿效我的生活方式,因为当他对我的生活方式还没有真正了解之前,可能我已经为自己找到另一种生活方式了。我希望世界上不同的人有尽可能多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只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小心谨慎地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而不是因循守旧地走上他父亲、母亲或者邻居什么人的老路。青年人可以去建房、植树、航海,只要他们喜欢做的事不被阻挠就行。仅凭遵循数学定理,我们就可以变得更有智慧,就像水手或逃亡的奴隶始终望着北极星;这足以指引我们的一生了。也许,我们很难在预计的时间内到达港口,但我们会始终保持一条正确的航向。

毫无疑问,对一个人正确的事,对一千个人来说就更加正确,就像一座大房子,如果按比例计算,它的造价并不比一幢小房子更高,因为几个房间可以共用一个屋顶、一个地窖,而且一面墙就能隔开好几个房间。可对我来说,我倒更喜欢独居。一般说来,自己独立建造一所房屋,要比与其他人共用一面墙更便宜。就算你说服了人家,这堵公共的墙要想更便宜,就一定要建得很薄,如果共用这堵墙的人是个品行不佳的坏邻居,他那边坏了也不会去修理。通常,人们只可能达到那种自私的、表面化的合作;但凡在合作中有一点点儿真心诚意,人与人之间就会表现得更加自然和谐。一个人只要有信心,无论他与谁合作,都会与有着同样信心的人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可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心,那么不管对方是谁,他都会继续像世上其他人那样碌碌无为的生活。合作的最高层次或最低层次的意义一样,都是将人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最近我听说,有两个年轻人打算一起环球旅行,一个身无分文,一路上要在船头或在田间劳作赚取路费,而另一个口袋里却放着一张旅行支票。显而易见,他们两个人没办法长时间结伴或者合作,因为其中一个人根本不用工作。在旅途中遇到第一个危机,他们就会因此分道扬镳。更重要的是,就像我已经指出的,一个单独上路的人,今天想出发就可以出发;可如果和别人结伴旅行,就必须等对方准备好才行,这样一来,他们可能很久之后才能出发。

我听一些镇上的人说过,这是很自私的行为。我承认,迄今为止,我很少参与慈善事业。出于责任感,我做出过一些牺牲,其中也包括牺牲向他人行善这种欢乐。有人使出浑身解数,想劝说我对镇上那些贫穷人家施以援手;如果我没有事做——魔鬼专找无所事事的人——我很可能会在这一类事上显示身手,以此自娱。然而,当我想在慈善事业中出点力,让那些穷人的各方面生活都能过得和我一样舒适,我甚至主动提出帮助他们时,这些穷人全都坚决表示愿意继续过贫穷的生活。当镇上那些男男女女全都全力以赴投身于为同胞谋福利时,我相信至少可以省出一个人做不那么慈善的事。像做其他事业一样,办慈善也必须要有天赋。“做好事”是一项人人争先的事业,我也曾尝试做过,可说来很奇怪,可能是我的性格和慈善事业不合,于是我也就释然了。也许,我不该放弃社会赋予我的特殊使命——用行善将全人类从毁灭的绝境中拯救出来;我相信,正是某种一定类似于慈善事业而又更加坚定的力量,能够使人类社会得以保全。可我不会阻挡任何人去发挥他的天赋;虽然我自己不再从事慈善事业,但对那些全心全意终身从事这项事业的人,我还是要说,就算全世界的人说这是在做坏事——因为世人很有可能会这么说——也请坚持下去!

我从不认为我的情形属于特殊情况;毋庸置疑,我的读者中会有许多人为自己做相同的辩护。在做某项工作时(我不敢保证我的邻居会认为那是件好事),我会毫不迟疑地说,我会是一个第一流的雇员;但究竟是否如此,还要让我的雇主来评判。从字面意义理解的行善肯定在我的人生轨迹之外,而且我所做的善事大多不是故意做的。人们从实际出发认为:万事始于足下,安分守己,不要一心使自己变成一个更有价值的人,也不要带着伪善之心到处行善。如果我用这种腔调去说教,我宁愿说:现在就去行善吧。就像太阳的光芒照亮月亮或一颗六等星之后便停止了运行,像好小子罗宾 [30]那样,从每一个村舍的窗外窥视,令人发疯,让肉变坏,使人们眼前一片漆黑,而不是不断增强自己亲切柔和的热量,直到变得光芒耀眼,令人无法直视,同时,按照自己的轨道围绕这个世界旋转,恪尽职守,为人间带来光明和温暖,或者更确切地说,像一种更真实的哲学所发现的那样,世界绕着太阳运行,从而得到它的恩惠。为了用做好事来证明自己神的出身,太阳神之子法厄同驾驶着太阳车出巡,不到一天时间,太阳车就越出了轨道,将下界街道上的几条街道烧毁了,还烧焦了地球的表面,烤干了泉源,形成了撒哈拉大沙漠,直至最后,主神朱庇特用一个霹雳将他击落在大地上,而太阳神由于悲悼,竟然整整一年没有照耀大地。

变质的行善就像人或神的腐尸一样,会散发恶臭。如果我知道有人特意来我家要对我行善,那我非逃命不可,就像躲避非洲沙漠刮来的那种干燥而火热的西蒙风一样,这种风一刮,你的嘴巴、鼻孔、耳朵和眼睛会全部被沙土灌满,直到你因窒息死亡。我很怕他在我身上做,那会使行善的病毒混入我的血液。不,与其这样,我宁可顺其自然地忍受他作恶。我不会因为一个人在我饥饿时为我提供食品,在我受冻时给予我温暖,或者在我掉进沟里时把我拉上来,就认为他是个好人。我可以为你找来一条纽芬兰狗,这些事它也会做。慈善事业不是最广义上的爱同胞之情。从霍华德 [31]的个人作为来说,他无疑是一位极其善良而又受人尊敬的人,而且他的善行也得到了善报;可是,就比较而言,在我们最值得被帮助的时候,霍华德们的慈善事业并不能落实在我们处于最佳状态的人身上,那么,就算有一百个霍华德,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用呢?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慈善大会上会有人真诚地建议为我或者像我这样的人做好事。

就算是耶稣会的传教士,对那些被捆绑在火刑柱上行刑的印第安人也会爱莫能助,在他们受刑前,竟然还会建议那些折磨他们的人使用新的折磨方法。他们不在乎肉体上的痛苦,传教士所能提供的安慰有时丝毫不起作用;待人如待己的原则对那些根本不在意别人怎样对待自己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他们会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爱敌人,而且几乎原谅了对方所做的一切罪行。

要确定你给予穷人的帮助正是他们所最需要的,尽管他们的贫穷落后是你的过失。如果你想给他们钱,你就要亲自监督钱要花在他们自己身上,不能只把钱丢给他们一走了之。我们有时会犯一些很奇怪的错误。穷人看上去衣衫褴褛、举止粗鲁,却不一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挨冻受饿。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习惯了这种生活,却并不是真的那么不幸。要是你把钱给他们,他们说不定会拿去买更多破烂衣服。我对于那些粗手笨脚的、在湖上凿冰洞的爱尔兰工人总会产生同情,当我穿着一身整洁又时尚的外衣冻得瑟瑟发抖的时候,他们却穿着难看又破旧的衣服在冰天雪地中劳作。直到某个天气寒冷的冬日,有一个不慎掉进水里的工人来我的房子里取暖时,我才改变了我的看法。我看到他脱掉了三条裤子、两双袜子,才最终见到皮肉。虽然这些裤子袜子肮脏破烂不堪,但他却有足够的理由谢绝我送给他的衣服,因为他竟然穿了那么多层衣服。这样看来,他落水也是情理之中的。然后,我开始可怜起自己来,我觉得送给他一件法兰绒衬衣,比送给他整间廉价成衣店更慈善。当一千个人在胡乱砍伐罪恶的枝条时,只有一个人试图铲除罪恶之根,结果可能是这样:那个用大部分时间和金钱来帮助穷人的人,却正在用他的生活方式制造着他努力想要铲除、却无能为力的贫穷。道貌岸然的奴隶主会把奴隶所创造价值的十分之一拿来为其余的奴隶购买一个星期天的自由。有些富人为了显示他们的善良,会雇用穷人到厨房里工作。要是他们自己亲自去做,岂不是更加仁慈?你自夸说,自己将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慈善事业,或许你该做的,是捐出另外十分之九。其实,社会收回的仅仅是财产的十分之一。这应该归功于财产所有者的慷慨,还是应该怪审判官的疏忽大意呢?

慈善事业几乎是被人类极为赞赏的唯一美德。不仅如此,出于人们的私心,人们还会对这种行为进行过度的赞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生活在康科德的一位身体强健的穷人,向我称赞他的一位老乡,因为据他所说,这个人对他非常好,非常仁慈。家族中慈善的伯父伯母,往往比真正的教父教母更受到尊敬。有一次,我听一位知识渊博、才智过人的神父做的有关英国的演讲。在他列举了英国科学、文学和政治上的杰出人物,如莎士比亚、培根、克伦威尔、弥尔顿、牛顿等人之后,谈起了基督教中的英雄人物,就像出于自己职业上的需要一样,他把这些基督教英雄人物捧得比那些伟人还高,并称之为伟大人物中的最伟大者。他说的是佩恩、霍华德、弗赖夫人。所有人都会对此不以为然,因为这三个人并不是英国最卓越的伟人,他们也许只能算是英国最杰出的慈善家。

我并不想在慈善事业受到的过度的溢美之词中删掉任何东西,我只是要求公平对待所有全身心为人类造福的人。在评价一个人时,我并不觉得他的正直与善良高于一切,因为它们就像一个人身上的茎叶罢了。用干枯的草药泡茶,并不能治愈病人,那通常是江湖郎中的骗术。我要的是一个人的花朵与果实,他身上的香气可以飘送到我这儿,而他的成熟则使我们的交往更具情趣。他的善行绝不是狭隘而短暂的,而是出于永恒不变的本性,这种本性并没有让他失去什么,甚至无所察觉。这世上有一种慈善,它遮掩了无数种罪恶。慈善家总是通过回忆使让人们置身于他所营造的一种悲哀氛围中,并一本正经地称之为“同情心”。我们授之以人的应该是我们的勇气而不是绝望,是健康与舒适而不是疾病与沮丧,而我们也要当心,不要让我们的热情像传染病一样四处蔓延。究竟是从南方的哪片平原上传来了哀号之声?在地球的哪个纬度居住着一些需要我们送去光明的异教徒?谁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加以挽救的狂妄而粗野的人?如果一个人因为烦恼或忧愁无法完成自己的职责,如果他的肠胃感觉不舒服,那么他应该立刻去改变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充满了同情心的地方。由于他自身就是一个微观世界,于是他发现(这确实是一个有价值的发现,而他正好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人)这个世界都在啃青苹果。其实,在他看来,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青苹果,一想起人类的后代在苹果还没成熟的时候就去啃咬,他觉得真是可怕极了。于是,他那不可抑制的仁慈之心会促使他立刻找寻爱斯基摩人和巴塔哥尼亚人,去拥抱人口众多的印度乡村和中国乡村。就这样,靠着这几年的慈善活动的力量,有权有势的人借此实现自己的目的,毫无疑问,他治好了自己的消化不良,而地球的面颊也泛起淡淡的红晕,好像它已经开始成熟,生命褪去了生涩,再一次变得美好如初,成为人间天堂。我从没想过会有一种罪恶比我所犯过的罪恶更大,从没认识、也不会认识比我自己更坏的人。

我相信,使一个改革家如此忧心伤神的不是他对处于穷困之中的同胞的同情,而是他尽管是上帝最虔诚的子民,却仍然会心生烦恼。如果让这种情况得到改变,让春天来到他的身边,让朝阳在他的床头升起,他将会毫无歉意地抛弃他那些慷慨的同伴。我从不反对抽烟,因为我从不抽烟,那是戒除烟瘾的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许多事我都尝试过,但我依然能够反对它们。就算你曾被误导参与了慈善事业,那你一定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做什么,因为这是没有必要的。你救起了落水者,请顺便把鞋带系好,然后从容地开始做些自由自在的工作。

我们的行为举止在和圣徒交往时受到玷污。我们的赞美诗集回荡着音律优美的对上帝的诅咒,以及对他的忍受。有人会说,即便是先知和救赎者也只安慰人们恐惧的心灵,却无法实现人类美好的愿望。在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人们对生命赋予的能够表示出真诚、难以抑制的满足之情,也找不到令人难忘地对上帝的赞美。所有的健康和成功,无论看上去多么遥远渺茫,都对我大有益处;所有的疾病和失败,无论它使我得到多少同情,或让我多么同情别人,都会让我感到悲哀和痛苦。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想用纯正印第安式的、草木的、吸引人的,或自然的方式来恢复人类的本性,那么我们首先要让自己像大自然那样淳朴而美好,驱散眉宇间的阴云,让生机充满全身的每一个细胞。不要满足于充当一名济贫扶困的神职人员,而要努力成为一个真正对世界有价值的人。

我在设拉子 [32]的诗人萨迪 [33]的《蔷薇园》中读到过这样的诗句:“有人问一位贤人:‘在上帝创造的许多著名的参天蔽日的树木中,没有被称为自由之树的树,只有不结果实的柏树——这其中有何奥妙?’贤人回答道:‘每种树都有相应的成熟期和特定的生长季节,在这段时间里,它叶茂花繁,而过了这段时间则枯萎凋谢,柏树却不是这样,它永远枝繁叶茂。这种特性在宗教中被称为具有独立而自由的特性。不要把你的心依附于那种瞬息万变的事物上。底格里斯河在哈里发 [34]绝迹后依然奔流不息地穿过巴格达。如果你很富裕,就像枣树一样慷慨大方吧;可如果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人,那就像柏树一样自由吧。’”

补充诗篇

贫困的借口

穷困不幸的人,你过于妄自尊大,

竟然想在苍穹之下寻找栖息之所,

你那破烂的房屋,像是木桶做成的,

使你培养出迂腐懒惰的德行,

在免费照耀你的阳光下,或带给你清凉的泉水边,

吃着树根野菜;

在那儿,你用你的右手将热情从心灵中夺走,

这激情正是使美德之花吐艳昂首的土壤,

你使自然之美遭到贬损,使感官麻木,

你像蛇发女妖戈耳戈,把活人变成顽石。

我们不需要一个单调沉闷的社会

硬逼着你自我克制,谨小慎微,

不需要不合情理的愚蠢行为,

那会使人不知道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痛苦;

也不需要你那假装的被动的坚强来取代主动的积极。

这些卑贱可鄙的人啊,

内心永远充斥奴性,人则扎根在平庸里,

但我们崇尚的是恣肆的美德,

英勇慷慨的行为,庄严宏伟的气魄,

洞察一切的远见,无限宽宏的胸怀,

还有那英勇威武的刚毅,

可拥有这些美德的英雄自古不曾留下姓名,

只有像赫拉克勒斯、阿喀琉斯、忒修斯这样的典范。

回到你该死的藏身之处;

当你见到一片文明的新天空时,

你会懂得什么才最有价值。

——T.卡鲁(英国骑士派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