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乾嘉诗坛大家序列

清人对乾嘉诗坛格局的建构还包括对大家的筛选，其中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是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此书仿照《水浒传》排列了乾嘉时期148位诗人的“英雄座次”，高居前列之人是：

 

诗坛都头领三员：托塔天王沈归愚（沈德潜）、及时雨袁简斋（袁枚）、玉麒麟毕秋帆（毕沅）；

掌管诗坛头领二员：智多星钱萚石（钱载）、入云龙王兰泉（王昶）；

参赞诗坛头领一员：神机军师法梧门（法式善）；

掌管诗坛钱粮头领一员：小旋风阮芸台（阮元）；

马军总头领三员：大刀手蒋心馀（蒋士铨）、豹子头胡稚威（胡天游）、霹雳火赵瓯北（赵翼）；

马军正头领十四员：双枪将邵梦馀（邵颿）、双鞭萧子山（萧抡）、没羽箭舒铁云（舒位）、小李广陈云伯（陈文述）、金枪手彭甘亭（彭兆荪）、扑天雕杨蓉裳（杨芳灿）、病尉迟孙子潇（孙原湘）、青面兽张船山（张问陶）、美髯公姚春木（姚椿）、插翅虎查梅史（查揆）、九纹龙严丽生（严学淦）、急先锋周箌云（周为汉）、没遮拦许周生（许宗彦）、井木犴翁霁堂（翁照）；

步军先锋正头领二员：花和尚洪稚存（洪亮吉）、行者黄仲则（黄景仁）；

步军冲锋挑战正头领一员：黑旋风王仲瞿（王昙）。

 

舒位把沈德潜、袁枚等27人分别比附为梁山英雄中的都头领、总头领或正头领，显然在他心目中，这27人具有特殊的诗坛地位。结合清人诗话、笔记相关记载来看，毕沅、阮元、邵颿、萧抡、陈文述、彭兆荪、张问陶、姚椿、查揆、严丽生、周为汉、许宗彦、翁照等13人未被清人以并称群体的方式加以标举。其余14人中，沈德潜与钱陈群被标举为“东南二老”，袁枚与蒋士铨、赵翼被标举为“三家”（又有“乾隆三大家”之称），钱载与王又曾被标举为“钱王”，王昶与王鸣盛等7人被标举为“吴中七子”，法式善与钱保、百龄被标举为“三才子”，胡天游与袁枚、洪亮吉被标举为“三大家”，舒位与王昙、孙原湘被标举为“三君”，杨芳灿与杨揆被标举为“二难”，洪亮吉与黄景仁被标举为“二俊”。以上并称群体中，涉及钱载、法式善、胡天游、杨芳灿的“钱王”“三大家”“三才子”“二难”等4个并称群体很少被清人诗话、笔记、诗选所引述，其余并称群体则不然。结合并称群体的引述频率，沈德潜、袁枚、蒋士铨、赵翼、王昶、洪亮吉、黄景仁、王昙、舒位、孙原湘堪称清人心目中的乾嘉诗坛十大家。

一、“东南二老”之一沈德潜

沈德潜与钱陈群曾被并称为“东南二老”。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第三次南巡，已致仕归里的沈德潜与钱陈群迎驾于常州白家桥，乾隆赐诗有“二老江浙之大老，新从九老会中回”，此后，“东南二老”之称广为传诵。袁枚《赠归愚尚书》云：

 

手扶文运三朝内，名在东南二老中。

 

李调元《雨村诗话》云：

 

大司寇嘉兴钱文端公香树，诗名与长洲尚书沈归愚齐驱。

 

此外，方浚师《蕉轩随录》卷八、杨钟羲《雪桥诗话》卷八、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六十一评钱陈群、郭则沄《十朝诗乘》评沈德潜均引述此称，可知“二老”之称流传甚广。

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把沈德潜喻为托塔天王晁盖，其《赞》曰：“卫武公，文中子，风雅有篇，隋唐无史，然而筑黄金台以延士者，则必请自隗始也。吁嗟乎！东溪村，曾头市。”以卫武公喻沈德潜高寿，以文中子喻沈德潜门下人才汇聚，以郭隗喻沈德潜实际才能虽然不是特别优异，但仍深受君主的恩宠。三个比喻均相当贴切。沈德潜享年97岁，为清代著名诗人中最高寿者。作为格调说的倡导者，沈德潜弟子广布天下，徐珂《清稗类钞·文学类》云：

 

乾、嘉之际，海内诗人相望，其标宗旨，树坛坫，争雄于一时者，有沈德潜、袁枚、翁方纲三家。……故其时大宗，不能不推德潜。

当康熙时，吴县有叶横山名燮者，病诗家之喜摹范、陆，作《原诗》内外篇，以杜为归，以情境理为宗旨。德潜少从受诗法，故其诗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尤所服膺者为杜。选《古诗源》及三朝《诗别裁集》以标示宗旨，吴下诗人翕然从之。受业者，其初以盛锦、周准、陈櫆、顾诒禄为最著。其后则有王鸣盛、王昶、钱大昕、曹仁虎、黄文莲、赵文哲、吴泰来之“吴中七子”。……文哲、泰来后复与法式善同宗士祯，而德潜门下又有褚廷璋、张熙纯、毕沅等之继起。再传弟子则有武进黄景仁。私淑弟子则有仁和朱彭。乾、嘉以来之诗家，师传之广，未有如德潜者。

 

至于沈德潜所受乾隆的恩宠，更为众多诗人所羡慕。陈康祺《郎潜纪闻》云：

 

诗人遭际，自唐宋至本朝，以长洲沈尚书为第一，天下孤寒，几视为形求梦卜矣。当公进呈新诗时，中有《夜梦俞淑人》一首，未经删去。高宗见之，谓汝既悼亡，何不假归料理，因赐诗送行。还朝后，同内直诸臣恭和悼孝贤皇后挽章，中有儿字、亡字，难于措词，公独云：“普天俱洒泪，老耄似童儿。”又云：“海外三山杳，宫中一鉴亡。”命即写卷后，传示诸臣。又公告归，命大司马梁诗正奉御制十二本，令德潜逐日校阅，先缴进四本。上命之曰：“改几处，俱依汝。惟《大钟歌》中云‘道衍俨被荣将命’汝改‘荣国’，因道衍封荣国公也。荣将本黄帝时铸钟人，汝偶然误会。然古书读不尽，有我知汝不知者，亦有汝知我不知者。余八本，尽心校阅，不必依违。”至于赐序私集，俯和原韵，称老名士、老诗翁、江浙大老，渥眷殊恩，几于略分，公亦何修得此乎。

 

从以上记载可知，沈德潜堪称乾隆诗坛前期影响最大的人物。按《清稗类钞》所载，沈德潜早期弟子有盛锦、周准、陈櫆、顾诒禄等，后期有“吴中七子”、褚廷璋、张熙纯、毕沅等，再传弟子有黄景仁等。虽然《清稗类钞》所载部分内容有些失实，如盛锦、周准、陈櫆与沈德潜早年共结诗社，只是同辈关系；“吴中七子”等人也不完全宗法沈德潜，但沈德潜的地位确实犹如梁山英雄中的头领晁盖。乾隆声称与沈德潜以诗始以诗终，并亲自为沈德潜诗集作序，喻为当代的高启、王士禛。因此，尽管沈德潜诗歌创作成就较袁枚稍逊一筹，但诗坛影响力却能与之相抗，堪为乾嘉诗坛大家。

二、“袁蒋赵三家”：袁枚、蒋士铨、赵翼

袁枚、蒋士铨和赵翼被并称为“三家”，此称源于袁枚《随园诗话》：“赵云松观察谓余曰：‘我本欲占人间第一流，而无如总作第三人。’盖云松辛巳探花；而于诗只推服心馀与随园故也。”《仿元遗山论诗》又云：“云松自负第三人，除却随园服蒋君。”袁枚两次声称赵翼推崇蒋士铨、袁枚，甘居第三人，不过现存赵翼著述却无相关记载。因此，清人崔旭《念堂诗话》指出：“乾隆中袁、蒋、赵称为鼎足，此说不知起于何人。《拜袁揖蒋图》，程春宇力辩无其事。”钱锺书也认为：“盖‘三家’之说，乃随园一人捣鬼。瓯北尚将计就计，以为标榜之资。”

舒位把袁枚喻为《水浒传》及时雨宋江，视为沈德潜之后的诗坛盟主，就袁枚的影响力来看，是有一定道理的。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曾记载袁枚在乾隆诗坛巨大的感召力：

 

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君园馆花竹水石，幽深静丽，至棂槛器具皆精好，所以待宾客者甚盛。与人留连不倦，见人善，称之不容口。后进少年，诗文一言之美，君必能举其词，为人诵焉。君古文、四六体，皆能自发其思，通乎古法。于为诗尤纵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悉为达之。士多效其体，故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

 

可见，袁枚虽无显赫政治地位，但他与众多诗家交游密切，对后辈诗人提携有加，兼之超人的天分和巨大创作成绩，故被视为乾隆诗坛继沈德潜之后的盟主。

蒋士铨在乾隆诗坛也享有盛誉，其《学诗记》云：

 

予十五龄学诗，读李义山爱之，积之成四百首而病矣，十九付之一炬；改读少陵、昌黎，四十始兼取苏、黄而学之；五十弃去，惟直抒所见，不依傍古人，而为我之诗矣。

 

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评曰：

 

心馀先生诗，篇篇本色，语语根心，不欲英雄欺人，不肯优孟摹古。言情而出以蕴藉，故无粗率之辞；用事而妙于翦裁，故无堆垛之迹。金银铜铁镕为一炉，而不觉其杂；酸咸辛甘调于一鼎，而愈觉其和。无他，有我以主之，有气以运之故也。

 

可见，蒋士铨同样强调真情、独创，其诗题材广泛，体式多样，不拘成法，故被视为清代江西籍诗人第一。蒋士铨与彭元瑞被乾隆称为“江西二名士”，与杨垕、汪轫、赵由仪被袁枚合称为“江西四子”，与陈允衡、王猷定、曾畹、帅家相、汪轫、杨垕、何在田被曾燠合称为“江右八家”。综合蒋士铨的创作成就和影响力，舒位把他推举为《水浒》中的马军总头领第一人大刀关胜，符合蒋士铨的影响力。

赵翼天分极高，阅历又广，文学与学术兼擅，实为清朝第一流人物。赵翼论诗既推崇真情和新变，又重视豪放与劲健，故诗坛有赵翼优于袁枚之论。黄培芳《香石诗话》云：

 

瓯北、子才一时并称，就二家论诗观之，固以瓯北为优。瓯北所著《十家诗话》能不失矩矱，不致诒误后生，胜于《随园诗话》矣。

 

客观而言，赵翼诗歌总量、绝句成就和诗学影响力远不如袁枚，但诗学理论成就与学术造诣极高，无愧于乾嘉诗坛大家的地位。

从实际影响来看，清人对“袁蒋赵三家”引述颇多，多数认同三家的诗歌大家地位。如王昶《湖海诗传》云：

 

云松性情倜傥，才调纵横，而机警过人，所遇名公卿，无不折节下之。初受知于汪文端公，及入中书直军机处，傅文忠公尤爱其才。旋以及第，改翰林数年，简放知府，出守广西镇远。时缅甸用兵，诏选邻省干才助搜军实。君住永昌半载，会文忠将督兵深入，遣之还粤。又为李制府所赏，调广州，并登荐剡，擢贵西道。寻以母老留养，遂不复出，迄今几三十年。同时与袁子才、蒋心馀友善，才名亦相等。

 

李调元《雨村诗话》云：

 

近时诗推袁、蒋、赵三家，然皆宗宋人。子才学杨诚斋，而能各开生面，此殆天授，非人力也。心馀诗学山谷，而去其艰涩，出以响亮，亦由天人兼之。子才亦自言：“余不喜山谷而喜诚斋，心馀不喜诚斋而喜山谷。”云松则立意学苏，专以新造为奇异，而稗家小说，拉杂皆来，视子才稍低一格，然视心馀，则殆有过之无不及矣。

 

此外，郭麐《灵芬馆诗话》，林昌彝《海天琴思续录》、《射鹰楼诗话》卷一，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卷四，符葆森《国朝正雅集》，黄钧宰《金壸七墨》卷八，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蒋超伯《南漘楛语》卷五，王豫《群雅集》，李祖陶《国朝文录·忠雅堂文录》，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二，康发祥《伯山诗话》，陆蓥《问花楼诗话》，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潘瑛和高岑《国朝诗萃二集》，谢堃《春草堂诗话》卷一，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五，潘德舆《夏日尘定轩中取近人诗集纵观之戏为绝句》（《养一斋集》卷五），朱克敏《儒林琐记》，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九十，徐珂《清稗类钞·文学类》均提及此称。尚镕又撰《三家诗话》，专门评价三家诗作。综合来看，“袁蒋赵三家”堪称乾隆诗坛流行最广、影响最广的并称群体。

从三人交游来看，袁枚与蒋士铨首次相见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当时蒋士铨受两江总督尹继善之邀主讲钟山书院，蒋士铨《喜晤袁简斋前辈即次见怀旧韵》（《忠雅堂诗集》卷十三）记载此事，时袁枚49岁，蒋士铨40岁。袁枚与赵翼相见更晚，袁枚《谢赵耘菘观察见访湖上兼题其所著〈瓯北集〉》（《小仓山房集》诗集卷二十六）记载了两人的首次见面，此诗作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袁枚已经64岁，赵翼53岁。此时三人在诗坛均享有盛名，互相推重，共称“三家”，并不为过。尤其是袁枚，堪称乾嘉诗坛万众瞩目的焦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引述“袁蒋赵三家”并称的文献时，有些诗论家并非一味肯定三人的崇高地位，而是注重辨析三人诗歌艺术风貌的不同。如尚镕《三家诗话》就对李调元之论加以补充：

 

子才学杨诚斋而参以白傅，苕生学黄山谷而参以韩、苏、竹垞，云松学苏、陆而参以梅村、初白。平心而论，子才学前人而出以灵活，有纤佻之病；苕生学前人而出以坚锐，有粗露之病；云松学前人而出以整丽，有冗杂之病。

 

相对李调元之论，尚镕指出三人并非单纯学习某一家，而是能够兼容并取，且对其独特风貌和不足做出更加详细的说明。这些论述均有助于更加准确理解三家的艺术成就。

另外，清人也常把袁枚、赵翼标举为“袁赵”，黄培芳《香石诗话》、陈文述《简松草堂怀张仲雅》（《颐道堂诗选》卷二十一）、陈作霖《焦耐庵先生》（《可园文存》卷十）、邓绎《藻川堂谭艺·三代篇》、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二十、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二十三评姚椿均提及此称。但与并称群体通常具有标举典范的意味不同，清人提及“袁赵”有时是出于批评的目的。朱庭珍《筱园诗话》云：

 

赵翼诗比子才虽典较多，七律时工对偶，但诙谐戏谑，俚俗鄙恶，尤无所不至。街谈巷议，土音方言，以及稗官小说，传奇演剧，童谣俗谚，秧歌苗曲之类，无不入诗，公然作典故成句用，此亦诗中蟊贼，无丑不备矣。袁、赵二家之为诗魔，较前明钟、谭，南宋江湖、九僧、四灵，江西诸派，末流之弊，更增十百，实风雅之蠹，六义之罪魁也。

 

朱氏基于传统的诗教理论否定两人诗歌，字里行间充满了憎恶和不满，也从反面说明了“性灵”说的巨大影响力。

总体来看，“袁蒋赵三家”这一并称群体的盛行说明了性灵说在乾嘉诗坛的重要影响。清代部分诗论家限于传统的诗教理论，无法接纳袁枚、赵翼诗歌中那些不甚典雅的内容，故在提及这一并称群体时，有时不是出于标举典范的目的，而是为了揭示其诗歌创作的流弊。相对而言，当代文学史家均认为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引领清诗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代表了诗歌正确的发展方向，推举意味十足。

三、“吴中七子”之一王昶

王昶曾与王鸣盛、吴泰来、黄文莲、赵文哲、钱大昕、曹仁虎并称为“吴中七子”，此称得名于沈德潜所编《吴中七子诗选》。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江苏巡抚王师请沈德潜担任紫阳书院院长，接替去年冬天因病请辞的王峻。当年秋，沈德潜选录王昶等七人诗为《吴中七子诗选》。由于沈德潜在诗坛的巨大声望，“吴中七子”遂名扬天下。陈康祺《郎潜纪闻》云：

 

归愚尚书主吴下坛坫时，门下士王光禄鸣盛、钱詹事大昕、王少寇昶、曹侍讲仁虎、赵少卿文哲、吴舍人泰来、黄明府文莲，汇刻吴中七子诗，以文章气节重天下，谈宗派者，至今称颂。

 

此外，袁枚《随园诗话》卷五、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三、秦瀛《刑部侍郎兰泉王公墓志铭》（《小岘山人集》文集卷五）、沈寿榕《玉笙楼诗录》续录卷一、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卷六、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潘清《挹翠楼诗话》、钱泳《履园丛话六·耆旧·兰泉司寇》、符葆森《国朝正雅集》评王鸣盛、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四、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五、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王昶”条、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二、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陈融《颙园诗话》、师范《荫椿书屋诗话》、俞樾《补刻春融堂集序》（《春在堂杂文》五编卷六）、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评曹仁虎与赵文哲、昭梿《啸亭续录》评褚廷璋、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卷七、《清史稿·钱大昕传》、徐珂《清稗类钞·文学类》都引述这一并称，是仅次于“袁蒋赵三家”的流传最广的并称群体。

“吴中七子”中，影响最大者首推王昶，俞樾《补刻春融堂集序》云：

 

先生少时与王凤喈、吴企晋、钱竹汀、赵升之、曹来殷、黄芳亭诸公齐名，号“吴中七子”。及在京师，与朱笥河互主骚坛，有“南王北朱”之目，海内知与不知皆称为兰泉先生。

 

由于“吴中七子”中的王鸣盛、钱大昕后来转向经史之学，赵文哲英年早逝，黄文莲仅位至县令，曹仁虎与吴泰来诗学成就有限，唯有王昶官居刑部侍郎，编有《湖海诗传》，能够把沈德潜诗学发扬光大。因此，在清人心目中，沈德潜之后能够与袁枚相抗衡的，只有王昶，这正是舒位把王昶喻为入云龙公孙胜的主要原因。

客观而言，王昶的诗歌创作成就不仅远在袁枚之下，在整个乾嘉诗坛十大家中也最为逊色。“吴中七子”被广为称引，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吴中七子”乃沈德潜所标举，沈德潜论诗先审宗旨、次论格调、终流神韵，“吴中七子”俨然被视为正统诗学的体现者；二是王昶官至刑部侍郎，被公认为沈德潜格调说的传人；三是王鸣盛、钱大昕等人学术成就巨大，众多文献在提及两人时，习惯上会引述他们早年曾被列为七子的经历。总之，“吴中七子”并称的盛行，表明格调说在沈德潜去世后仍有重大的影响力。

四、“二俊”：洪亮吉、黄景仁

洪亮吉与黄景仁曾被标举为“二俊”“洪黄”。洪亮吉《伤知己赋》云：“青门丈人，来于新昌。垂二俊之誉，共江夏之黄。”其自注云：“岁丁亥（乾隆三十二年）戊子（乾隆三十三年），邵先生主龙城书院讲席。余偕黄君景仁受业焉，先生尝呼之为二俊。”青门丈人为邵齐焘，时主持常州龙城书院，洪亮吉、黄景仁、杨伦、杨梦符时往就学，可知“二俊”之称由来已久。“二俊”又称“洪黄”，李斗《扬州画舫录》云：

 

洪亮吉本名礼吉，字稚存，常州武进人。庚戌榜眼，官编修，博通经史，精于地理之学。诗与黄景仁齐名，号“洪黄”。

 

此外，毕沅《吴会英才集》评洪亮吉、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喻文鏊《考田诗话》、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二十、钱林《文献征存录》卷四、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麟庆《黄少尹诗序》（《两当轩集》附录一）、潘清《挹翠楼诗话》、康发祥《伯山诗话》、金武祥《粟香随笔》四笔卷四、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八评洪亮吉均引述“洪黄”之称，可知“洪黄”之称流行甚广。

洪亮吉、黄景仁与吕星垣、孙星衍、杨伦、赵怀玉、徐书受又被标举为“毗陵七子”，此称得名于钱维城所编《毗陵七子诗》，时间应为乾隆三十七年（1772）。按《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徐书受《教经堂诗集》”条云：“毕沅选《吴会英才集》，钱维城编刻《毗陵七子诗》，书受其一也。”知钱维城曾有《毗陵七子诗》之选。又洪亮吉《崔恭人浣青诗草序》云：“余以壬辰岁七月，以所业受知于同里尚书钱文敏公。”王昶《刑部左侍郎赠尚书钱文敏公神道碑铭》云：“乾隆壬辰冬，刑部侍郎武进钱公以居忧卒于里第。”壬辰为乾隆三十七年，当时担任刑部左侍郎的钱维城以丁忧家居，闻同里七人之名，出于奖拔后进的目的，故有《毗陵七子诗》之编。之后，吴锡麒《翰林院编修洪君墓表》（《有正味斋集》续集卷六）、钱泳《履园丛话六·耆旧·春嘘叔讷两明府》、吕培等编《洪北江先生年谱》、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三、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八评洪亮吉、杨钟羲《雪桥诗话》余集卷六、金武祥《粟香随笔》二笔、《清史稿·赵翼传》均引述“毗陵七子”之称，可见此称在清代流行甚广。

洪亮吉、黄景仁、吕星垣、孙星衍又有“常州四子”之称。袁枚《随园诗话》云：

 

近日文人，常州为盛。赵怀玉字映川，能八家之文。黄景仁字仲则，诗近太白。孙星衍字渊如，诗近昌谷。洪君亮吉字稚存，诗学韩、杜。俱秀出班行。

 

朱珪《题黄仲则遗稿序》亦云：“予闻常州有‘四才子’之目，曰洪北江亮吉、黄仲则景仁、吕叔讷星垣、孙季仇星衍，其乡人假借以为伯仲叔季云。四人皆游竹君先兄之门。乙未，予初自晋归，先识仲则。”朱庭珍《筱园诗话》也引此称。

综合“二俊”“洪黄”“毗陵七子”“常州四子”之称，可知洪亮吉、黄景仁最受推崇。就两人创作成就和影响来看，黄景仁更胜一筹，甚至被推举为乾嘉诗坛第一人。如朱庭珍《筱园诗话》云：

 

常州四子，黄仲则才力恣肆，笔锋锐不可当，如骁将舞梨花枪陷阵，万人辟易，所向无前，自是神勇；又如西域婆罗门，吐火吞刀，变幻莫测，具大神通。

 

张维屏《听松庐诗话》云：

 

古今诗人，有为大造清淑灵秀之气所特钟，而不可学而至者，其天才乎！飘飘乎其思也，浩浩乎其气也，落落乎其襟期也。不必求奇而自奇，故非牛鬼蛇神之奇：未尝立异而自异，故非佶屈聱牙之异。众人共有之意，入之此手而独超；众人同有之情，出之此笔而独隽。亦用书卷，而不欲炫博贪多，如贾人之陈货物；亦学古人，而不欲句摹字拟，如婴儿之学语言。时而金钟大镛，时而哀丝豪竹，时而龙吟虎啸，时而雁唳猿啼。有味外之味，故咀之而不厌也；有音外之音，故聆之而愈长也。如芳兰独秀于湘水之上，如飞仙独立于阆风之巅。夫是之谓天才，夫是之谓仙才，自古一代无几人，近求之，百余年以来，其惟黄仲则乎！

 

此外，延君寿又有“四家”之称，《老生常谈》云：

 

海内近人诗，余所及读者不下百数十种，袁子才新颖，蒋心馀雄健，赵瓯北豪放，黄仲则俊逸，当以四家为冠，余则各有好处。

 

把黄景仁与袁枚、蒋士铨、赵翼推为清代最优秀的四位诗人。张维屏又有“言情三家”之称，《听松庐诗话》云：

 

国朝诗人善言情者不少，以黄仲则、乐莲裳、郭频伽三家为最。

 

把黄景仁与乐钧、郭麐推举为最擅长抒情的诗人。

相较而言，洪亮吉诗歌创作成就逊于黄景仁，但在学术领域也取得巨大成就。另外，乾隆四十八年（1783），黄景仁卒于河东盐运使沈业富署中后，洪亮吉曾扶柩归乡，奔波千里，堪称黄景仁知己。又嘉庆四年（1799），洪亮吉上书直陈时弊，激怒嘉庆而被流放伊犁，赦还当日，久旱京师忽降甘霖，清人视为异数。综合来看，洪亮吉笃于友谊、仗义执言、诗歌与学术成就可观，也不愧为乾隆诗坛第一流人物。

五、“三君”：王昙、舒位、孙原湘

“三君”是法式善《三君咏》对舒位、王昙、孙原湘三人的标举，诗云：

 

舒铁云（位）

空谷有佳人，十年不一见。相逢托水云，别去如风霰。临行仰视天，遗我诗一卷。中有万古心，事穷道不变。登科易事耳，君胡久贫贱。眄彼幽兰花，无言开满院。

王仲瞿（昙）

豪杰为文章，已是不得意。奇气抑弗出，酬恩空堕泪。说剑示侠肠，谈玄托宾戏。有花须饱看，得山便酣睡。愿更道心持，勿使天才逸。人间未见书，时时为我寄。

孙子潇

白云游任空，胡为吐君口。明月生自海，胡为出君手。想当落笔时，万物皆吾有。五城十二楼，谁复辨某某。一笑拈花枝，妙谛得诸偶。未必天真阁，独师韦与柳。

 

此诗系于壬戌（嘉庆七年，1802），当时舒位、王昙、孙原湘三人参加会试，均落第。作品称赞三人天分颇高、品格超俗、诗名早著，并对三人未来登科充满期待。舒位十岁即下笔成章，十六岁随父出镇南关迎接安南贡使，赋《桐柱诗》相赠答，名即大振。王昙也是天性聪颖，读书过目不忘，慷慨任侠，发语出人意表，诗作不循常规，海内目为“奇才”。孙原湘虽然17岁始学为诗，但29岁（乾隆五十三年，1788）在吴蔚光的推荐下即受到袁枚的关注和称赞。可见，“三君”之称并非虚语，兼之法式善京师诗坛盟主的地位，故此称流传甚广。陆以湉《冷庐杂识》引述此称云：

 

秀水王仲瞿孝廉昙，倜傥负奇气，文辞敏赡，下笔千言立就。家贫，依其外舅以居，赋诗有“娘子军中分半壁，丈人峰下寄全家”之句。举乾隆甲寅乡试，闱作沉博绝丽，脍炙一时。与舒铁云孝廉交最深，舒赠以联云：“菩萨心肠，英雄岁月；神仙眷属，名士文章。”在京师时，法梧门祭酒式善重其才，与孙子潇太史、铁云称为“三君”，作《三君咏》。

 

此外，陈文述《舒铁云传》（《颐道堂文钞》卷三）和《王仲瞿墓志》（《颐道堂文钞》卷八）、陶梁《国朝畿辅诗传》卷五十一评舒位、金武祥《粟香随笔》二笔卷三、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三、陈裴之《乾隆戊申恩科举人拣选知县舒君行状》（舒位《瓶水斋诗集》附）、符葆森《国朝正雅集》评孙原湘、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卷一“大兴才士舒位”条、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卷十二、王庆勋《题舒铁云孝廉瓶水斋诗后》（《诒安堂诗稿》初稿卷八）、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卷四十三评舒位和卷五十五评孙原湘、徐珂《清稗类钞·文学类》、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十八评孙原湘、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卷八、易宗夔《新世说》评法式善均提及此称，足见“三君”之称流行之广。

舒位、王昙、孙原湘又有“乾隆后三家”之称，此称陈凯玲博士论文《清代诗人并称群体研究》曾提及，但未指明出自何处。笔者查阅众多清人笔记、诗话、诗选，也未见相关记载。舒位乾隆五十三年（1788）中举之后，九应会试不第。王昙乾隆五十九年（1794）中举后，受座师吴省钦牵连而被士人所不齿，八试八黜，甚至改名“良士”仍未中第。孙原湘于乾隆六十年（1795）中举，嘉庆十年（1805）始成进士，但选庶吉士后不久即致仕归里，优游以终。可知在法式善标举“三君”之后，舒位和王昙屡试不第，为生计不得不奔走四方，对人生痛苦、社会不公体验更深，就诗歌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感染力而言，远胜前期，并称为“乾隆后三家”，确无愧于此称。相对而言，孙原湘后期诗歌没有太大变化，之所以获得高名可能与时人视其为性灵派中坚人物有关。

总之，“三君”之称主要基于舒位、王昙、孙原湘过人的天分，同时也说明法式善巨大的诗坛影响力。后人把三人并称为“乾隆后三家”，与袁枚、蒋士铨、赵翼“乾隆三大家”隐隐相对，主要基于舒位、王昙后期诗作的巨大成就和孙原湘在性灵派的地位。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瓶水斋诗》云：

 

赵云松先生跋其诗云：“开径如凿山破，下语如铁铸成，无一语不妥，无一意不奇，无一字无来历，能于长吉、玉溪之外，自成一家。”龙雨樵先生跋其诗云：“他人之诗有六家，铁云则兼有三长。他人之诗有四声，铁云则兼有五音。他人之诗有唐宋元明，铁云则兼有《离骚》、八代。”其为前辈心折如此。

 

龚自珍《王仲瞿墓表铭》云：

 

其为文也，一往三复，情繁而声长；其为学也，溺于史，人所不经意，累累心口间；其为文也，喜胪史；其为人也，幽如闭如，寒夜屏人语，絮絮如老妪，匪但平易近人而已。其一切奇怪不可迩之状，皆贫病怨恨，不得已诈而遁焉者也。

 

龚自珍也对舒位、王昙的文学成就推崇备至，认同两人无愧于乾嘉诗坛第一流诗人的地位。

综合而言，乾嘉诗坛并称群体的得名主要基于同乡、同门和作品巨大的声誉，由此导致清人视野中的诗坛格局与当代文学史所理解的乾嘉诗坛主要由三大诗说或九大流派构成有着明显不同。从并称群体的视角来看，乾嘉诗坛地域并称群体犹如夏夜星空，交相辉映，而沈德潜、袁枚、蒋士铨、赵翼、王昶、洪亮吉、黄景仁、王昙、舒位、孙原湘等人的光彩更加璀璨，他们构成了清人心目中的乾嘉诗坛大家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