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乾嘉诗学研究”主要探讨乾隆（1736—1795）、嘉庆（1796—1820）时期的诗坛格局及诗论家对诗歌性质、经典作家作品、创作技巧的认识，进而揭示此时期诗学的时代特征、具体内涵和价值地位。当前文学研究比较重视内部演进规律的探讨，反对机械按照王朝兴衰作为时代断限，而且随着清代诗学研究逐渐成为“显学”，有些学者已经对清代诗学分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本书没有借鉴这些最新学术成果，而是沿袭按朝代进行分期的传统方式，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在清代政治、经济、学术、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按朝代分期是相当普遍的做法，至今仍被众多学者所采用。学术、思想、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发展演变自然与经济基础息息相关，而不同朝代政治方针往往具有帝王的个人色彩，由此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朝代的差异，也使属于上层建筑的学术、思想、文化发生相应变化。因此，学术、思想、文化研究按朝代加以分期确有其内在合理性。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把近世学术分为永历康熙间、乾嘉间、最近世三个阶段，“乾嘉”为其中一个阶段。陈居渊《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指出：“萌发于清初的朴学，百年之后，至乾嘉称为极盛。”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派研究》认为：“清代乾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中叶的百余年间，经史考证，朴学大兴，在学术史上因之而有乾嘉学派之谓。”也把“乾嘉”视为清代学术重要阶段之一。如今，“乾嘉考据学”“乾嘉学派”“乾嘉学风”已为学界常用术语，而文学与思想、文化、学术同为上层建筑，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以“乾嘉”命名文学实属自然。如马积高在《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中说：“乾嘉诗歌的崇雅倾向是清初崇雅倾向的继承”，“论乾嘉诗还有一个现象可注意，北方的诗人有成就者少……乾嘉诗人进一步集中于江南”。同样频繁使用“乾嘉诗歌”“乾嘉诗”“乾嘉诗人”这些术语。

第二，在清代诗学研究领域，把乾嘉视为其中一个重要阶段仍是学界主流观念。在已出版的影响较大的文学史中，蔡镇楚《中国诗话史》把清代诗话分为初期、中期、末期三个阶段，初期是顺、康、雍三朝，中期是乾、嘉两朝，末期是道光至清末。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把清代文学批评分为明清之际、前期和中期三个阶段，“明清之际是指由明入清和顺治年间，康熙、雍正期间为前期，乾隆、嘉庆和道光初（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则为中期”。朱则杰《清诗史》列“乾嘉以降的其他诗人和诗派”一章，同样把“乾嘉”视为一个整体。

第三，“乾嘉诗坛”作为一个传统诗学术语，清人已广泛使用。舒位著有《乾嘉诗坛点将录》，共录148位诗人。徐珂《清稗类钞》“诗学名家之类聚”言清代诗学之盛，先言“国初，诗家有声者，如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为江左三大家，皆承明季之旧”，次言“乾嘉之际，海内诗人相望，其标宗旨，树坛坫，争雄于一时者，有沈德潜、袁枚、翁方纲三家”，之后又列“道光以后之诗派”，把“乾嘉”与“国初”“道光以后”并称。可见，“乾嘉诗坛”这种说法具有悠久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乾嘉诗学的确具有异于其他时代的特质。首先，此期试律取士制度的实行彻底改变了诗歌的社会地位。作为抒情言志的载体，诗歌一直是魏晋以来传统文人最习用的文体，但由于不同时代科举政策的不同，诗歌的地位其实经历了高低起伏的变化。清初吴乔曾言：“唐人重诗，方袍、狭邪有能诗者，士大夫拭目待之。北宋犹然，以功名在诗赋也。既改为经义，南宋遂无知诗僧妓，况今日乎？”唐代以诗赋取士，诗歌迎来了创作的高峰。南宋之后诗歌与“功名”无关，地位的沦落也就难以避免。不仅如此，由于明清两代八股文要求考生大量背诵儒家经义，且写作程式比较固定，而优秀诗歌则讲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两者似乎难以兼容，这直接导致师长因担心影响科举而反对子弟习诗。如沈德潜《自订年谱》记载康熙二十九年（1690）十八岁时的经历：“时文八家间读，曾咏绝句四章，师正之曰：‘勿荒正业，俟时艺工，以博风雅之趣，可也。’”不难想象，当诗歌无法带来实际的功名利禄时，众多迫切需要借科举改变命运的士人又怎么可能对诗歌创作投入过多的精力？不过，诗歌地位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得到根本的改变。当时，乾隆有感于科场论判大多陈陈相因，于是颁旨将会试第二场表文改为五言排律。《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规定：“嗣后会试第二场表文，可易以五言八韵唐律一首。……其即以本年丁丑科会试为始。”所谓利禄之门既开，名利之徒趋进。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变化，明代以来的“作诗妨举”观念轰然倒塌，进而导致诗歌创作及研究之风渐趋高涨。

其次，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为乾嘉诗人的创作活动奠定了较好的物质基础。三藩之乱后，清代经济渐渐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人口总量和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几次边境战争巩固了国家疆域并增强了民族自信心，整个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盛世景象。就全国人口而言，据法式善《陶庐杂录》所载，康熙元年（1662）为19203233人，不到2000万，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一月为307467200余人，已达3亿，较康熙年间增加15倍左右。伴随着人口的稳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也日趋增长。张研据《高宗实录》统计，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收入是：地丁银2991万两，盐课574万两，关税540万两，耗羡300万两，捐纳300万两，落地杂税85万两，契税19万两，牙当16万两，芦鱼14万两，矿税8万两，茶税7万两，总计4854万两。支出方面：内务府等56万两，王公百官俸90万两，外藩王公俸12万两，京官各衙门公费饭食14万两，文职养廉347万两，武职养廉80万两，织造14万两，采办颜料等12万两，兵饷1700万两，共计2325万两。尽管此年的缅甸之役使军费开支大大增加，但由于国家巨大的经济实力，财政盈余仍在2000万两以上。正是此期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为包括诗歌创作在内的精神文明活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所收录的148位诗人中，有109人曾经出任政府官员，未入仕的39位诗人中，据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所载，有19人曾有过游幕经历。在传统政治体制下，入仕是文人获得稳定生活保障的重要方式，入幕则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兼之幕主和幕客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平等关系，编撰书籍、谈诗论文正是幕客从事的主要活动。因此，众多乾嘉诗人即使落第也不至于困顿终身。如黄景仁多次乡试落第，生活落魄，从“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两当轩集》卷三《别老母》）、“全家都在西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两当轩集》卷十三《都门秋思》）来看，似乎已沦落到衣食难继的地步。但据许隽超《黄仲则年谱考略》所载，黄景仁24岁即入安徽学政朱筠幕，27岁主寿州正阳书院讲席，28岁充武英殿书签官，32岁入山东学政程世淳幕，35岁入陕西巡抚毕沅幕。其中毕沅在邀请黄景仁入幕时，先支付给他500两白银作为由京城到西安的旅费，并许诺入幕后再予500两，不难推测其生活水平一定远高于普通民众。诚如梁启超所言：“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能有余裕从事于更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近世欧洲学问多在此种环境之下培养出来，而前清乾嘉时代，则亦庶几矣。”从屈原、司马迁到杜甫、高启，历代文人大多仕途蹇塞，沉沦下僚，甚至英年早逝，令人不免有“人未尽才”之叹。乾嘉诗人则基本摆脱了“诗人多穷”的宿命，多数拥有比较稳定的物质生活，不但有余裕专注于诗学研究或创作，诗人之间有较多切磋交流的机会，而且著述也能够得以出版。这正是乾嘉诗学能够走向鼎盛的重要前提。

综合而言，“乾嘉诗学”的确具有独特的品格，值得深入研究。“乾嘉诗学”的命名既根植于中国文学研究按照朝代划分阶段的传统，又曾被古代和现代学者广泛使用。与“清代诗学中期”“清代诗学第二阶段”这类说法相比，“乾嘉诗学”的内涵更加明确，用语更加简洁，更容易传播。因此，本书仍基于朝代对清代诗学进行分期，并对乾嘉这一特定时期的诗学活动加以研究。

道光二十年（1840）发生的鸦片战争通常被认为是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标志，“乾嘉”距离这个关捩点仅有20年的时间，乾嘉诗学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最后阶段，自然具有不同寻常的地位。从研究现状来看，关于乾嘉诗学的研究专著有10多部，博士论文20多篇，硕士论文60多篇，期刊论文300多篇。随着清代诗学成为学术热点，研究论著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

对乾嘉诗学进行整体研究的论著有赵杏根《乾嘉代表诗人研究》，赵杏根按照诗人生活状态，把乾嘉27位诗人分为达官诗人（沈德潜、钱载、王昶、翁方纲、吴锡麒、阮元）、中下级官员诗人（郑燮、严遂成、刘大櫆、洪亮吉、杨芳灿、宋湘、张问陶）、盛年脱离官场的诗人（杭世骏、袁枚、蒋士铨、赵翼、姚鼐）、淡于科场的诗人（厉鹗、汪中、黎简、郭麐）和困顿科场的诗人（胡天游、黄景仁、王昙、舒位、彭兆荪）5类，并对各家诗歌理论和创作分别予以研究。王济民《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诗学》依次胪列沈德潜、袁枚、翁方纲、赵翼、洪亮吉、舒位、方东树、龚自珍、魏源、张际亮、姚燮、林昌彝12位诗论家相关理论主张。此外，部分清代诗学通史类著作也涉及乾嘉诗学总体风貌的研究，包括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和李世英、陈水云《清代诗学》等。这些论著大多以格调、性灵、肌理三大诗说为中心，再拓展到姚鼐、法式善、纪昀、阮元等其他一些诗论家。

相对而言，乾嘉诗学大部分成果为个案研究，主要集中于沈德潜、袁枚、翁方纲所代表的格调、性灵和肌理三大诗说。研究格调说的专著有胡幼峰《沈德潜诗论探研》、王宏林《沈德潜诗学思想研究》、王顺贵《清代格调论诗学研究》和陈岸峰《沈德潜诗学研究》。《沈德潜诗论探研》从论诗宗旨、诗体、创作和风格四个方面对沈德潜诗学理论加以探索；《沈德潜诗学思想研究》立足于《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宋金三家诗选》《清诗别裁集》5部诗歌选本对沈德潜诗学思想加以综合考察；《清代格调论诗学研究》第三章“清代格调论的集大成：沈德潜—沈德潜的诗学观”、第四章“沈德潜的同调—清盛期其他格调论者”、第六章“袁枚论格调”、第七章“翁方纲论格调”，主要内容也是围绕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等乾嘉诗学大家而展开；陈岸峰《沈德潜诗学研究》考察了沈德潜对明清诗学的传承与突破，并对沈氏格调说、诗教观进行了相当清晰的梳理。另外，王玉媛《清代格调派研究》（苏州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主要结合沈德潜生平时代考察了诗学思想、诗歌内容、诗歌风格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对“吴中七子”的诗学观念详加论述。

研究性灵说的专著有王英志《性灵派研究》、胡明《袁枚诗学述论》（黄山书社1986年版）、石玲《袁枚诗论》（齐鲁书社2003年版）和沈玲《随心随性 随情随缘—袁枚诗学研究》。《性灵派研究》对性灵派兴起的美学渊源、文化背景、主要成员、理论主张均详加探讨，《随心随性 随情随缘—袁枚诗学研究》则结合创作对袁枚诗学思想加以阐发。此外，还有一大批学术论文从诗学影响的角度对性灵派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

对肌理说的研究近年来渐趋丰富，宋如珊《翁方纲诗学之研究》从原理论、方法论、创作论、风格论、流变论、体裁论、声律论等方面考察了翁方纲的诗学体系。张然《翁方纲诗论及其学术源流探析》（华南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重点考察了翁方纲诗学的源流，并指出翁方纲肌理说立足于普通人的接受能力，堪称“学诗”的诗学。唐芸芸《翁方纲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博士论文）先从翁方纲对杜诗的评价总结出肌理说的含义，然后指出：“在翁方纲的诗学中，正面铺写才是最重要的概念。”吴中胜《翁方纲与乾嘉形式诗学研究》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乾嘉形式诗学》分别从字法、句法、篇法、声律四个方面探讨乾嘉诗学形式批评。第二部分《翁方纲诗学》分七章，分别探讨“肌理说”的渊源、主要内涵及对谢启昆、吴嵩梁、祁寯藻、近代宋诗派的影响。附录一《清乾嘉年间诗学作者小传》，附录二《乾嘉诗学编年》，对乾嘉时期的诗论家与诗学活动加以简要叙述。

随着近年来清代诗学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众多学者已把研究领域拓展到沈德潜、袁枚、翁方纲之外那些之前不甚受重视的乾嘉诗人，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业绩。如杨子彦《纪昀文学思想研究》共分五章，从学术志趣、诗学观、创作论、诗歌史论、小说理论五个方面对纪昀文学思想加以系统考察，并以“俗”“正”“老”“通”“理”五个关键词概括纪昀文学思想的特点，全面深刻地揭示了纪昀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承前启后作用。李靓《乾隆文学思想研究—以“醇雅”观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主要考察了乾隆“醇雅”文学观在诗学、古文和文学传播中的具体体现。徐国华《蒋士铨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程美华《孙原湘诗歌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和石天飞《乾嘉诗人舒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分别对蒋士铨、孙原湘和舒位的生平家世、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予以全面考察。至于王昶、钱载、毕沅、阮元、王芑孙、吴锡麒等其他乾嘉著名诗人，均有硕士论文将其作为专题研究对象。

综合来看现有乾嘉诗学成果，基本上都属于个案研究，全面考察乾嘉诗学整体风貌的宏观研究相当罕见，包括赵杏根《乾嘉代表诗人研究》、王济民《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诗学》两部以“乾嘉”为名的论著，也只是个案研究的汇集。总体而言，现有成果未能呈现乾嘉诗坛的总体格局，也未能揭示乾嘉诗学的时代特征，更未能对乾嘉诗学在中国古典诗学史上的地位加以定位。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乾嘉时期诗学文献异常丰富有直接关系。就诗话而言，蒋寅《清诗话考》辑录清代诗话总量超过1500种，属于乾嘉两朝的近700种。就诗选而言，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著录历代唐诗选本有600多部，属乾嘉两朝所选达150部以上。另外，乾嘉诗人在序跋书信中也对诗学问题多有阐发。可以推测，乾嘉诗学文献总量远远大于前代各个时期。与此同时，众多乾嘉诗学文献仅以刻本或抄本传世，又分藏于各地图书馆，在目前阅读古籍善本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研究者很难通览乾嘉诗学文献，无法对乾嘉诗学加以整体研究，也很难对乾嘉诗学整体风貌做出相对精准的判断。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存目丛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等大型丛书的出版和《中国基本古籍库》等数据库的开发，具有一定影响的清代诗人别集已比较容易阅览。另外，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乾嘉名家别集丛刊》《明清别集丛刊》也对众多乾嘉名家别集加以点校整理。就文献资料而言，对乾嘉诗学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文献条件已初步具备。

本书侧重对乾嘉诗学的整体研究，在研究思路上比较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明确研究范围。本书将把研究范围集中于《乾嘉诗坛点将录》所录148位诗人和卢见曾、纪昀、朱珪、朱筠这些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显著创作业绩的人物，他们是诗学风气的开创者和引路人，构成了乾嘉诗学的主体。通过对这些人物相关理论的综合分析，应该能够相对全面地展示乾嘉诗学的基本面貌。第二，以诗学问题为研究线索。本书将以诗歌本体论、作家作品论和创作论等三个诗学基本问题为主要线索展开研究，通过与前代相关诗学主张的纵向比较，以及乾嘉各诗学群体之间诗学观的横向比较，最终归纳出乾嘉诗学的基本内容、独特品质及其所蕴含的文学史观念。第三，注重与前代诗学的联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本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对乾嘉诗学研究而言尤为重要。因为乾嘉诗学诸多论述乃是承袭前代而来，如果缺少相关背景的说明，则很难展示乾嘉诗学的独特成就。目前，学界公认乾嘉诗学具有集大成的特点，但多数学者对这个特点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却语焉不详，正是背景研究不够所致。总之，本书将力图避免前代研究依次胪列各家诗说的研究模式，而是注重相关诗学问题历史演进脉络的详细考察，从而揭示乾嘉诗学的具体内涵和整体风貌。

在结构安排上，本书分为六章。前两章分别从并称群体、诗学流派两个角度考察古今学者对乾嘉诗坛格局的认识，它们与附录一《〈乾嘉诗坛点将录〉诗人生平及诗学活动》和附录二《〈清诗纪事〉乾嘉诗人并称群体辑录》相互参照，从而客观全面展现乾嘉诗坛的原始生态和历史进程，目的是对乾嘉“诗人”相关情况加以详细说明。第三章探讨乾嘉诗家对诗歌本质特点的理解，第四章探讨乾嘉诗家对前代诗歌经典体系的建构，第五章考察乾嘉诗家关于创作方法技巧的论述，这三章分别针对“诗道”“诗史”“诗法”三个中国古典诗学核心问题展开研究，主要阐明乾嘉诗人对“诗是什么？”“何为经典？”“如何写出好诗？”这三个问题的思考。第六章对乾嘉诗学的成就和不足加以概括。附录三《乾嘉诗学编年》借鉴编年体史书的长处，按时间先后直观而简明地展示乾嘉诗人事迹及诗学活动。

就整体结构而言，本书从诗人、诗道、诗史、诗法、贡献等五个方面对乾嘉诗学展开论述，既从宏观角度对乾嘉诗学的总体风貌、理论主张、时代特征进行了综合考察，又对相关诗学活动加以微观叙述。本书希望能够深入到乾嘉诗学历史进程之中，全面翔实地展示乾嘉诗学的发展历程，进而推动明清诗学和中国古典诗学研究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