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战在经济改革的战线上——论近年小说中的工业干部形象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它集中地表现为经济改革和由此引起的人们的精神面貌的变革。这是由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治国方针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主要任务所决定的。而经济改革的矛盾冲突又突出地表现在工业战线。这不仅是因为工业在实现现代化国家中的重要位置，还因为与农业相比，它更为复杂，也更接近于政治经济的中心，它的成员远不如农村那样单纯，因此，就表现出十分尖锐激烈的矛盾斗争，展示出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风云人物。生活玉全了作家。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不很景气的工业题材的小说，摆脱了“车间文学”的束缚，突破了方案之争的套套，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品，就同类题材的作品而言，近年小说在群众中引起的反响是现当代文学中空前的，在今后一些年中也未必有能超过的。
这些作品，不光带有现代工业特有的气息，节奏快速，气势粗犷，大起大落，令人耳目一新；它首先是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奋战在经济改革战线上的工业干部形象，写出了他们的时代特征，反映了近年来工业战线的艰难的前进历程。
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对这一组工业干部进行分析；近年小说中的工业干部与十七年小说中的工业干部的比较，近年小说中同类作品中的工业干部形象的演变及其原因。
让我们举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中的阎兴和柯云路、雪珂的《耿耿难眠》中的杨林为例加以比较。这两部中篇小说不一定特别引人注目，却写得扎扎实实，很有思想深度。
阎兴和杨林都是经过革命战争年代考验的领导干部，一个是领导上万人的第九工程队的党委书记兼队长，一个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大型企业的党委书记。他们都是时代的主人翁和先行者，战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风口浪尖上。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既有为革命事业和理想英勇献身的革命英雄主义激情，又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求实精神；他们在群众中起着表率作用，影响和带动着广大群众一道前进；他们面临着的都是非常艰巨的困难，经过激烈的搏斗，他们都把困难踩在了脚下。
但是，由于时代的阶段性，他们又有着各自的特点。
第一，他们表现出了各自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阎兴在战争结束以后，积极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在和平的日子里继续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昂扬的革命斗志和忘我的劳动热情，体现出五十年代前期那种昂扬奋发、凯歌行进的时代风貌。杨林是处于在调整中建设、在改革中前进的年代，他面对严峻的现实，在荆棘丛中开拓前进通道，集结起一支向四化宏伟目标前进的队伍。从他身上映照出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终于辨清了前进的方向，振动着沉重的翅膀，艰难地起飞了。
第二，他们都是党的优秀干部，具有庄严的历史责任感，把自己的工作和全国的经济建设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但是，阎兴表现出来的是刚刚由战争转入建设之后的学习和摸索，而三十年的艰难曲折告诉杨林，决不能再因为工作的过失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了。在怎样搞好生产建设上，阎兴还是一个准备付出学费的学生，杨林则已经毕业了，并且深感到学习的代价，分外珍视它。这也正是时代的差异和发展。
第三，阎兴表现出顽强的战斗精神，面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的困难，不妥协，不退让，知难而进。杨林在这一点上和他相同，但又更多地表现出创造性。他的任务不是为争取提前接轨而奋斗，而是整顿企业，改变不适应四化建设的落后混乱局面。没有章法可循，没有现成的指令，一切都要从头做起，闯出新路，创造出成功的经验，避免可能的失败。杨林正是通过创造性的劳动，“把自己的力量溶化到组织里，又使整个组织的神经、血管遍布全厂，控制住整个局面，使之看来缓慢，但却真正有力地被推动起来。”
第四，他们都尊重科学，按客观规律办事。但是，八十年代的工人干部，比起五十年代是大大地复杂化了。杨林对于人的认识也深化了。对于他们各自的对立面，阎兴对梁建犯错误的根源摸得不是很准，恨铁不成钢正是因为力不从心。杨林对董乃鑫既斗争又团结，“压住他的野心不让他冒，使用他的能力”，这正是对其深刻了解和认真分析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办企业中，杨林把关心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放在突出地位，较好地处理了人与生产的关系，把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严密的科学性结合起来了。
第五，杨林的性格比阎兴丰富，这既是社会生活复杂化的折射，也是作家更深刻地开掘人的心灵的结果。阎兴的形象是比较完满的和崇高的。杨林的身上更好地体现了崇高和平凡的统一，他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却常常像一个睿智长者，循循善诱，苦口婆心。他并不完美，有着严重的缺点，当他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的时候，却忽略了自己的承受着邪恶势力的极大压力的女儿，以致酿成了家庭的悲剧；（据作者的暗示，她是范熊熊式的英雄）同时，他对妻子的追念，对女儿的深情，他的悲哀和忧虑，都使他的精神世界更多层次、多侧面，因而也更具有立体感。
杨林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所表现的时代特征也不同程度地在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傅连山（《祸起萧墙》）、丁猛（《三千万》）、郑子云（《沉重的翅膀》）身上体现出来，形成一个新人形象的系列。他们都是工业战线的领导干部，自觉地挑起时代重任，改革现状，创造未来，是前进道路的开拓者。
乔光朴的出现，不啻平地一声雷，群情为之振奋，人们热切地呼唤着：我们要有千千万万个乔厂长！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是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乔光朴的出现则反映出全民族要求振兴经济、摆脱历史的重负、大踏步地迈向未来的心声。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人们不能总是沉浸在对已往的痛苦的回忆里，揭出弊病之后要求的是对症下药的疗治，而实现四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时代选择它的代表人物，乔光朴就是时代精神的优秀代表。他的出现，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但是，他又不是十全十美的英雄。新人前进的道路也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人们为乔光朴的出现而喝彩，却忽视了他性格中的一个重大缺陷，他是以包打天下的铁腕人物出现的，果断发展到专断，主角变成了“独脚”，抓规章制度演化为条条至上，忽视了人是生产的主人，把厂长与工人的关系变成了立法者与执行者的关系，对干部则利用老战友、爱人、老部下的关系任意排阖，在工作方法上是一味猛打猛冲。这种孤家寡人猛打冲在傅连山身上发展得更充分。他也抓体制改革，技术考核，但是，他最后只落得陷入法网，以类似于封建时代刚正不阿的士大夫的尸谏的方式去反对封建性的地方割据。我们同情他的悲剧命运，钦佩他为四化献身的精神，但是，对于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却不能赞同。丁猛比他们沉着，他不慌不忙，讲认真，讲科学，讲实效，把三千万的费用砍掉了一半，但他的沉着稳重部分地是由于与他的主要对手张安邦相比，他是张安邦的顶头上司，居高临下，其次在费用审查工作上，审查者与被审查者的不同的地位是很明白的。因此，他能砍掉一千五百万元经费，他自己却也很快被“砍”掉了。车篷宽作为省委书记，有着更深的阅历，更丰富的经验，在会议上，他可以克制自己，让政治斗争规律战胜他的经济规律；在中央某人调动他的工作时，他可以“耍滑头”，“硬要我去，我就退休。这种种因素，导致我的退休报告暂时不会批下来。在这期间，我还是省委书记。即便将来我退休了，没有权力，还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他搞的改革仍然是靠贤能政治，曾淮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试想，如果你出点什么事，不在省委书记的位子上了，咱们省一切改革的努力和已经取得的结果，岂不全得付诸东流？”建立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的改革，怎么能不令人忧心忡忡呢？
当开拓者受挫之后，他们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总结经验教训，寻求新的突破口。乔光朴、车篷宽都讲行为科学、管理科学，杨林和郑子云也讲行为科学、管理科学，但是，他们更多地想到的是人，人的价位，人的利益，人的发展。如果说，行为科学、管理科学、经济手段、生产竞争是世界各国搞工业建设共同采用的手段，那么，社会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最大的区别就是，生产资料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工人是国家的主人。马克思说：“无限地发掘人类创造的天才，全面地发挥，也就是说发挥人类一切方面的能力，发展到不能拿任何一种旧有尺度去衡量。”①这就是我们批评那些包打天下的英雄的主要依据。离开了亿万在真正意义上当家作了主的人民群众，建设是很难搞上去的。生产靠人去搞，生产的目的又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关心人的利益，尊重人的尊严，爱护人的价值，应该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所在。这也是郑子云、杨林高于乔光朴等人之处，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不是把经济改革仅仅看成是体制的变动，而是首先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
《沉重的翅膀》中揭示了生活中并不十分美好的一面。为了一元多钱的瓶胆发生纠纷的刘玉英夫妇，急于结婚找不到房子的青年工人小宋，艰难地挣扎着的万群母子……郑子云比乔光朴、丁猛等高明，就在于他看到了这一点，他鲜明地指出：“我们在企业管理中，就必须尊重人，信任人，关怀人。要善于使每个人想到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价值，同时尽可能关心和满足他的需要，充分调动他的主动性、积极性；同时，又要有必要的目标、监督和协调。”在解决现存问题上，既注意了在可能的条件下为人民补欠账，又相信人民群众通情达理，能体谅国家的困难，为国分忧。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关心人，尊重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以此推动企业管理改革和生产。这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本。
鲁迅早就指出，人类的基本要求，一是要生存，二是要温饱，三是要发展。郑子云考虑的是要达到更高意义上的温饱以及拿握人的心理动机规律，杨林则把企业的整顿首先看作是人心的整顿，人向什么方向发展，怎样更好地发展。他一上任，就面对着错综的关系网，那些靠后台和关系当干部的，给企业造成很大危害，但又老虎屁股摸不得，他一举手一投足都难免触犯众怒。他没有像车篷宽那样，用逼迫一些干部（自己的老战友和妻子）退休的方法，安排精明强干的新领导，没有像傅连山那样先组织一班人马，对待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也没有大撤大换，而是把人的发展前途和搞好企业管理结合起来，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首位。他深刻地看到了那些追求权势的人希望有个好的前途和发展，从根本上却事与愿违，像揠苗助长一样，稚嫩的小树硬充大梁，只能是小树和房屋同毁，这样做，对国家、对企业、对其本人都是有害无益。这样，就把彼此对立的矛盾和切身利害的冲突转化为国家、工厂、个人有着共同利益的统一了。另一方面，他对干部实行了岗位责制，不是靠个人或几个人来打开局面，而是拿一个严格的标准要求干部，在其位者必谋其政；不是把不称职者撤下去，而是在争取“把一个不称职的培养成称职的”的同时，对力不从心者等待和促使他们自觉地认识到力不胜任，心甘情愿地辞职，在合适于己的工作中发展自己。这比乔光朴、傅连山把工人干部赶上考场，在他们尚未觉悟时强制性地驱使他们离开工作岗位，为渊驱鱼，把他们都人为地赶入反对经济改革的保守派营垒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杨林就是这样，“带着特有的亲切和关怀的微笑走入每一个人的生活”，关心每一个人的利益、前途，调动每一个人的自觉，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把势不两立改变成同心协力，在整顿企业的同时改革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因此，他也就取得了乔光朴等人所未能取得的成功，使原来有意要与他作难的顶头上司、市工交建政治部主任费昌消除了敌意，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杨林的做人的工作所达到的思想深度的标志。
从乔光朴到杨林，不仅仅是作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它首先是社会生活的发展。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期，一方面，多年被压抑的政治热情、生产热情空前地迸发出来了，“打倒‘四人帮’，人民得解放，生产得解放”，就是标志着这种高昂热情的口号。另一方面，人民痛感被林彪、“四人帮”耽搁的时间太多了，遭受的损失太大了，急切地要求把国民经济迅速地搞上去。经济方针上，“左”的经济政策仍然是指导思想，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口号。乔光朴和傅连山就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出现的。从他们立志改革上看，他们站在了时代的前面，从他们那种“大干快上”的冲劲上看，则反映出时代的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潮退了，人们的狂热变成了冷静的思索，在强调尊重科学、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能违背经济规律的同时，出现了重物轻人的现象，只讲科学管理，经济手段，忽视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人在生产中的决定意义。丁猛的登场就是要压缩过分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并要尽快地使拖延多年的胡子工程投产使用，求得实效。车篷宽则旗帜鲜明地批判洋冒进，要在调整改革中把已经陷入僵局的全省工业生产引上新的生路。冷静、认真、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代替了猛打猛冲，这也和社会生活步调一致。调资工作出现的弊病，调整工作中遇到的巨大的人为的阻力；虽然规章制度建立起来了，但未必都行之有效，更非万能；对于长期以来领导和群众之间形成的巨大的隔膜和裂痕的正视；远远超过工业生产发展速度的农业突飞猛进的事实所证明的千方百计地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的决定意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由此对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的重新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立起高度的精神文明……这一切，都把焦点集中在人的身上，集中在做好人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解决他们切身存在的衣食住行等困难上。这就把郑子云和杨林推上了前台。
从乔光朴到杨林，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生活的另一方面，经济改革的潮流怎样由弱到强，战胜保守力量，汇成不可逆转的长江大河。当乔光朴作为经济改革的急先锋走马上任之机，其一，他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符合历史的必然趋势，但在现实中是新生的、弱小的，本身存许多缺陷；其二，“左”倾思潮还很强大，保守势力处于优势，保守力量自己的地位还很稳固，可能随时压垮改革派。改革派要站住脚，夺取桥头堡，就必须尽快地做出成绩，打开局面，让事实说明真理。其三，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经济改革的必要性的认识不足，由于党内和干部队伍内部的两种力量的较量的影响，也由于改革派还没有认识到争取人民群众的意义，脱离了群众，急于求成，不是依靠群众去争取胜利，是想先胜利，拿胜利的事实来教育群众。由于这种种原因，改革派所遇到的阻力常常大大超过他们自己的能量，于是，就形成了意识到的历史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冲突，乔光朴是悲剧人物，傅连山也是悲剧人物，丁猛和车篷宽标志着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进入了相持阶段。丁猛已经开始注意有意识地“唤起民众”，他把白玫、钱工、建工局长等争取了过来，车篷宽也提出了要重视青年人的思想状况，在给凤兆丽的信中提出了“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渗透到生产和管理中去，把思想政治工作同现代化生产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是，可以说，他的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概念是模糊的，在信中他举的色彩与心理的对应作用，充其量是信息反馈，还不是我们所强调的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拿这些内容来解决凤兆丽提出的青年中怀疑一切的思想问题，更是所答非所问。这说明思想政治工作已经引起人们的新关注，但怎样做好、做些什么在人们头脑中还是模糊的。但是，他毕竟以对待青年人的诚恳关切的态度赢得了青年人的好感和尊重，增强了互相理解。因此，在丁猛和车篷宽的身后，改革派的队伍正在集结、壮大。虽然两人最后都被免职调走，但那种孤军奋战的寂寞感少了，我们看的是激战前战斗序列的调整，听到的是海燕的欢叫，“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乔光朴、傅连山、丁猛、车篷宽的英勇斗争在一些方面是失败了，但在另一些方面胜利了，他们使改革派看到了自身的弱点，总结了经验教训；他们为国为民甘愿赴汤蹈火的崇高精神鼓舞着后来人；他们的所作所为终于争取了民众，人心所向，势不可挡；时代的潮流动摇了保守派的根基，分化了他们的队伍。杨林和郑子云在这时出现，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明显的转化，郑子云在选举十二大代表时获得了绝对多数的选票，杨林把对立面转化为同行者，就是明证。
时代的步伐不停地前进，工业题材的作品已经获得了丰收，我们期冀着一个更丰硕的收获。
原载《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