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话剧《车站》观后

何闻

话剧《车站》的剧本发表在1983年5月的《十月》上；6月以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试验演出过若干场。看演出较之读剧本，印象要强烈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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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写的是在一个城市郊区公共汽车站上发生的事情。星期六傍晚，一群乘客正焦急地等车进城。他们各有自己想做的事：姑娘去初次会见男朋友；老人去参加象棋赛；做母亲的急着回家看望孩子；木工师傅要去揽活；一个供销社的主任是到“关系户”那里去“吃请”；一个愣小子则不过是想进城去逛逛，喝瓶酸牛奶……可是，他们左等右等，汽车却总也不来。终于有一辆车来了，人们叫喊狂奔，你推我挤，汽车却并不停下，竟轰然而去。人们在埋怨和咒骂中，焦急不安地等了又等，又一辆汽车自远而近，人们又叫喊狂奔，你推我挤，这辆车竟也不停，又轰然而去。人们在焦虑、希望、失望、埋怨和愤恨中一次一次地被耍弄，然而他们一直在等下去，让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后来一看表，才发现在车站已经等了十年，人老了，背驼了，头发也白了。直到这时，有人才看到站牌是模糊不清的，也许这个车站早就被废弃了。于是，他们愤慨地指责公共汽车公司“坑人”，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看清站牌。直到这时，大家才想到，在等车的一群中，原来有一个沉默的人，他早已在众人的毫无希望和消耗生命的等待中，独自悄悄离去，步行进城了。他们也早该像他那样，抛弃对公共汽车的任何幻想，步行进城的。

剧本给人的印象是，这趟汽车线路和公共汽车公司——它本来是应当为公众服务的，现在却完全置公众于不顾，令人气愤。每个乘客——他们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都有自己的一点合理的、平常的生活愿望（赴“关系户”之宴，虽不合理，现在却也习以为常），可是这些很平常的愿望，最终都由于公共汽车的极端不负责任而被葬送了；并且由于连站牌都模糊不清，等车竟等白了头。他们要从郊区进城，路途遥远，不能不把希望寄托于这趟公共汽车，但是他们却被人愚弄了！

在舞台上这场可悲、可怜的等车事件中，等车的人们发出了痛苦的、愤怒的叫喊：“我们再也不能等待啦！无用的等待，无益的痛苦……”“咱就等了一辈子，就这样等啊，等啊，等老啦！”“汽车站牌子竖在这里，哪能唬人哪？”“这也太气人了，把乘客当猴耍！要不停车就别在这竖站牌子！”“岂有此理！叫乘客在车站上白白等到白头到老……荒唐……太荒唐啊……”“我们被生活甩了，世界把我们都忘了，生命就从你面前白白流走了……”“咱们白等了，让汽车公司给坑啦！”最后，是演员们“从自己的角色中化出”，各走到剧场的一角，分别向观众说话：“该说的不是已经说完了……那他们为什么不走呢？……那就告诉他们快走吧！”“等，倒不要紧。人等着，是因为人总有个盼头。要连盼头也没有了，那就惨了……用戴眼镜这小伙子的话说，叫做绝望。绝望就好比喝‘敌敌畏’……”

全剧如此强烈地表达乘客们由于等不上汽车而产生的恼怒、痛苦、悲观、屈辱和绝望，这难道只是在批评我们现实生活中某个交通运输部门存在的问题吗？显然不止于此。《车站》在表现人们等车而陷于绝望的同时，还通过各种人物之口，说出了我们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和不正之风，诸如交通秩序混乱、服务态度恶劣、某些商品短缺、“关系学”、“开后门”、缺乏文明礼貌、调动工作进城靠门路、农村教育质量不高，等等。舞台上的演出使人感到，我们的生活是一片混乱，而且也看不见前途和希望。

我们当前的生活中，的确有许多严重的弊端，许多重大的困难。我们正为此进行艰巨的斗争。我们的斗争正在逐步取得成果，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的前途是充满希望的，中华必将振兴，社会主义事业将取得更大的胜利。文艺创作应当真实地反映这场斗争和斗争发展的趋向。我们的创作自然应当揭露生活中的黑暗面，这种揭露，不仅在于引起疗救的注意，而且应当增强疗救的信心。然而，《车站》却不但不能达到这种效果，反而有可能助长人们失去信心。

作者曾说，这出戏“讲究的是一种艺术的抽象，或称之为神似”【6】；又说，它“有种象征意味”【7】。问题是，它所象征的是什么。这里面，也许还有从存在主义那里来的“自由选择”等等奥妙的道理，但是给观众的直接印象，却只能是：这样的公共汽车和等车人的命运，就象征着今天的生活。

也许有人会说，难道不准揭露生活的阴暗面吗？我以为，《车站》的问题完全不在于它揭露了生活中的阴暗面，而在于这样的“揭露”，它所“象征”的东西，是对我们现实生活的一种扭曲。借用这出戏里一句台词来概括，就是：“谁都看着，就是没治！”既然“没治”，一切都还有什么希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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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车站》是在抨击当前的某种“国民性”：犹豫、等待、牢骚、不满，而不能奋发向前。这自然并非什么“国民性”，但即使是某些人身上的弱点，自然也是应该批评的。然而，剧中所表现的其实并非如此。这场等车事件，其罪过完全在于公共汽车，人们从郊区进城，唯一可以依靠的是这趟汽车，他们一盼再盼地等待，乃人情之常，完全值得同情，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剧本讽刺和抨击的并不是什么犹豫和等待，倒是这群等车的人在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耍弄的情况下，对这趟根本不顾老百姓死活的汽车还抱有幻想。剧本展示给我们的是：明明是完全腐败的、根本不能依靠的东西，这群芸芸众生却还对之寄予希望，并且在事实的一再的教训面前，也还不能觉悟，直到连站牌是否废弃也弄不明白时，才犹豫着迈开自己的步子。他们对于生活的这种幻想，是多么可怜、可悲而又可笑啊！

那么，什么才是我们的出路呢？与可怜、可悲、可笑的芸芸众生相对照，剧本推出了一个“沉默的人”。他在众人无望的等待开始不久，就悄悄走开，步行进城了。这个“沉默的人”，虽然在舞台上停留的时间很短，而且没有说过一句话，但剧本为他谱写的音乐却震响着、贯穿着全剧（“沉默的人”走后，他的音乐反复出现了几次，作者将这种音乐比作“探索”“嘲讽”“宇宙声”“进行曲”）。由此可见，这正是作品主题之所在。

但是，这样一个超乎群氓之上的“沉默的人”，果真就是我们应当向往的理想人物吗？《车站》的演出说明书说：“沉默的人则象征着时代的召唤，未来属于不说废话，争取时间，认真进取的人们。”我们生活中，的确有许多认真进取的人，他们有革命的理想和世界观，能和群众一起，勇于革新，善于斗争，勤于进取，他们是群众中的一员，又是生活中的先驱者。而《车站》中这个象征性的人物，同那些在“时代的召唤”下，“认真进取”的社会主义新人，有什么相似之处呢？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脱离群众、孤芳自赏、高踞于芸芸众生之上的“超人”。他是一个自命为“举世皆醉我独醒”的角色，他什么都看穿了，对什么都不抱希望了，因而他才鄙弃人们对现实所存有的幻想和等待，走自己的路。其余那些等车的人可怜可悲的遭遇，正证明他是唯一正确的。这就是剧本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的理想。然而，这是我们对于现实、对于群众的正确的态度吗？人们不免发问：这个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为什么不关心人民的疾苦，不同群众一道来改变现状，而是对其周围的人们采取不屑于一理的态度，扬长而去呢？这种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正是我们应当反对的，而作品却十分赞美，这将把剧中的乘客和剧场中观众引向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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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演出时，把收在鲁迅先生散文诗集《野草》中的《过客》，也当作一出戏剧，放在《车站》之前同台演出，而且扮演“过客”的演员又在《车站》中扮演“沉默的人”，他刚从《过客》结束时下场，紧接着又在《车站》开始时上场了。为什么要如此安排呢？且不说把散文诗《过客》当作戏剧来演是否适宜，即以这两个作品的思想素质来说，人们也看不出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之处。可是演出者却宣称：“《车站》试图沿用鲁迅先生半个多世纪以前开创的这种戏剧手段，并且进一步作了些新的尝试……”【8】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仿佛《车站》这样反映生活，是从鲁迅先生那里继承来的。

鲁迅先生在1925年3月所作的《过客》中，塑造了“过客”这个和黑暗的旧社会彻底决裂，不畏艰险，不计得失，始终坚持奋进的革命者的形象。“过客”虽也感到孤独和前途的渺茫，感到疲惫和劳顿，但他不相信老翁说的前面是坟地，也不相信小女孩说的前面是盛开鲜花的坦途，而是清醒地面对现实，不接受一切“布施”，倔强地往前走去。《过客》同《野草》中的其他作品一起，真实地反映了鲁迅这个时期从进化论者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过程。我们从《过客》中感受的是鲁迅先生严于解剖自己的科学态度和大无畏的反帝、反封建战士的彻底革命精神。

且不说《过客》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社会理想和精神境界已经大大超越了“过客”的历史局限和思想局限，即以作品论作品，《车站》中那个“沉默的人”，难道能够跟《过客》中的“过客”同日而语吗？那种孤傲、高踞于群众之上的个人主义者，难道可以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者相提并论吗？把两个思想素质相反的作品放在一起演出，把《车站》说成仿佛是对《过客》戏剧手段的“沿用”，如果不是一种混淆，也是过于轻率了。

《车站》不是什么继承《过客》的结果，而是盲目崇拜、生搬硬套西方现代派戏剧那一套社会观点和创作思想的产物。《车站》的作者曾经写过一本题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以下简称《初探》）的书。在这本有着许多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和错误的小册子里，曾两次赞赏地提到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作者在其他文章和讲话中，也多次谈到这个作品。爱尔兰作家贝克特1952年写的两幕剧《等待戈多》，是西方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之一。这出戏主要写两个瘪三在荒凉的乡间土路上无聊地等待戈多的情景，至于戈多是谁，为什么要等他，剧中都未交代。直到戏剧结束时，戈多也没有出现。贝克特像其他荒诞派作家一样，把客观看作是荒诞、残酷、不可思议的，所以《等待戈多》剧中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也不可思议。西方有的评论家认为这出戏是“揭示人类在一个荒谬的宇宙中的尴尬处境”【9】。这个作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和人们精神状态的某种反映，对于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的荒谬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但是剧作家的世界观、哲学观和社会观，则是唯心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我们赞成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现代文艺的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事实已经证明，只要借鉴得当，是有利于我们的文艺创作的，但是我们绝不能把荒诞派戏剧的社会观点和创作思想吹得神乎其神。《车站》的作者在《初探》里，是如何评价《等待戈多》的呢？他说：

二次世界大战后，先锋派戏剧的代表人物贝克特写了一出轰动西方的现代悲剧《等待戈多》……剧中人左等右等总不见来的这位戈多的喻意十分明白，那就是被人们象祷告上帝那样期待着的未来。渴望从贫困和苦难中得以解脱的人们无止境地等待温饱，可这位主人公却始终未曾出场。

戈多是贝克特对现代社会的一种认识，或者说是他的世界观的一种艺术的概括。观众和读者尽可以从这个抽象的形象中得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这里仅仅就艺术方法而言，不能不认为这种手法的运用是出色的。贝克特塑造戈多这个形象用的方法，我们不妨称之为艺术的抽象。

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人物的台词，大都写得十分平淡，近乎现实生活中不求连贯的语言的碎片，然而全剧贯穿起来看，却荒诞至极，细细一想，竟又十分深刻。

既然内容“十分深刻”，言下无限崇拜这就不难理解，作者眼中的《等待戈多》与作者笔下的《车站》，为什么如此相似了。两出戏都写“等待”，前者等待戈多，后者等待汽车，两出戏都写“等待的落空”，但前者讲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未来不能解脱的等待者的贫困和苦难，后者所写，却是社会主义社会。

鲁迅先生所写的过客，是一个对旧社会深恶痛绝，而且绝不回头、奋然前行、追求未来的战士；《车站》的“沉默的人”却是一个走“自己的路”的孤独的个人主义者。这两个形象的社会内涵是如此鲜明地迥然有异、黑白分明，为什么却要说《车站》是“沿用”了鲁迅的戏剧手段而写成的呢？说它是受了《等待戈多》之类唯心主义、虚无主义的社会观和艺术观的影响，不是更为确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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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当前某种错误的社会思潮在文艺创作上的反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我们的国家引上了一条欣欣向荣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五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我们正在克服这些困难，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绝大多数人是紧跟着党，满怀信心地前进的；但是由于“十年动乱”的后遗症和外来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一部分人的思想长时期地陷在迷乱与动摇中，他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发展起来，逐渐形成用一种消极、悲观、冷漠的眼光看我们的现实，直至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表示怀疑甚至否定。

文艺创作中的某种思潮，往往是某种社会思潮的表现。我们的文艺家本来应该通过自己创造性的艺术劳动，通过对生活的真实反映，振聋发聩，潜移默化，以分明的爱憎，提高人们的觉悟，鼓舞人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斗志。我们的许多作品都发挥了社会主义文艺的这种积极的功能。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在文艺空前繁荣的形势中，也出现了一些有错误倾向的作品，它们颠倒历史、歪曲现实，散布各种各样消极悲观、腐朽庸俗的思想情绪，宣扬各种各样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利己主义的世界观，对读者和观众起了有害的作用。在文艺理论上，一些同志热心鼓吹西方现代派文艺，企图把西方现代派作为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他们在“借鉴”“创新”“崛起”的名义下，在盲目地把西方现代派鼓吹得天花乱坠的浪潮中，要把西方现代派的世界观、艺术观也一股脑儿地“移植”过来，作为我们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车站》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原载《文艺报》198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