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新时期“女性文学”漫谈

吴黛英

不管人们承认与否，近几年来在中国的文坛上，一个前所未有、人数众多的女作家群已经形成，它恰如异军突起，大有与男作家并驾齐驱的势头。从女作家的创作情况来看，比较复杂。因为出身、经历、年龄、职业、性格、情趣等主客观条件的差异，她们的作品也是千姿百态、各有千秋。但由于共同的女性生活经验，又使她们的作品在观察和反映生活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与男性作家不同的特点。这些女作家的作品，尽管称不上流派，也很难归入一个文学品种，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在当代文学领域，仍然具有独特的价值。所以有的评论家称之为“女性文学”（或“妇女文学”）。这种提法，在国外实际上早已有之，但含义却不尽相同。有广义的，泛指一切女作家的作品；也有狭义的，专指那些从妇女的切身体验去描写妇女生活的作品。这说明了，女性作家的共同特点已几乎消除了国家的界限，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

我国的女性文学出现较晚，与之相联系的文学批评也刚刚在初创阶段，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于在发展中研究。

一

我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崛起，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文学现象，它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它的兴起，固然可以用新中国妇女地位的改善、文化程度的提高得到某种解释，但这一说法并不能成为以往二十多年女作家寥若晨星这一现象的注脚。显然，真正的决定因素在生活的深层而不在表面。

有的评论者把目光转向了十年“文革”，指出，正是深重的民族苦难，把许多人“推向了社会底层，推向了社会斗争的漩涡”，而这些苦难“在柔弱敏感的女性心灵中，也许会发生更强烈的反响”。[6]这一说法显然已经开始接触问题的实质，找到了新时期文学繁荣的社会原因，但它仍然没有区分出“女性文学”兴起的特殊条件。

如果不是对妇女抱有偏见，如果对于妇女的命运还表示关心和同情的话，那么，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妇女身受的苦难和妇女的新觉醒，直接促成了新时期“女性文学”的繁荣。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曾一度猛烈冲击了封建的传统观念，为中国妇女的解放带来了福音。然而当时觉醒者太少，要以她们的微薄之力去解放那还在苦难的深渊里挣扎的不觉悟的姐妹，也只能是幻想。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广大妇女虽也跟随男子走上了解放的道路，但多半也是出于自发的反抗，对于妇女自身的命运没有明确的自觉意识。正如青年女作家航鹰在小说《前妻》中感慨的那样：“几千年封建文明的堆积层实在是太厚太厚了，‘五四’以来几十年的开垦，实在是太短太短了……”建国以来，虽然在我们的宪法上明文规定着男女公民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平等权利，但这种法律上的平等，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法制的不健全，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名存实亡、形同虚设的。在我国，男子占支配地位的情形仍未根本改变。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时代妇女地位的高低，都受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制约。应当看到，比起旧中国的妇女来，当代中国妇女至少已在劳动上赢得了与男子基本平等的权利，这显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大部分劳动还是主要靠笨重的体力支出，这样，身单力薄的女子在社会生产中不能不处于次要地位。另外，目前我国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程度很低，大部分仍需家庭承担，这样，历来主“治内”的妇女，不得不把许多精力耗费在烦琐沉重的家务劳动上。因此，妇女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都面临着比男子更多的困难和障碍，有时甚至受到歧视。不过，中国妇女历来有贤惠顺从、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所以，这一切事实上的不平等往往都被妇女默认和忍受了。然而，也正是妇女的这种顺从和不觉醒，给十年“文革”期间回潮的封建势力钻了空子，从社会上的歧视妇女到家庭中的典妻卖女，一时之间，中国妇女真有回到中世纪的牢笼里去的恐怖。直到近几年，农村中的买卖婚姻，城市中的溺杀女婴，还时有发生。中国妇女解放的步履蹒跚沉重，仍在徘徊不前。

但是，历史毕竟不能倒退，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和思想解放运动洪流的冲击，中国妇女也表现了新的觉醒。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涌现了一批自觉争取和维护妇女权利的积极活动者。其中，最先觉醒的是女知识分子，而最积极最活跃的是女文学家。女性文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又是新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喉舌。

凡新时期涌现的女作家，几乎都以各种方式，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中国妇女的这种新觉醒。有趣的是，这种新觉醒，在不同的女作家笔下，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甚至体现出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这是因为，我国尚处在新旧交替时代，妇女解放运动也呈现出比较复杂而多层次的特点。起点较低的恐怕要数描写男子对女子始乱终弃这一类题材的作品，这几乎是几千年的传统题材了，基本上没超出反封建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女作家写这一类题材的作品较少（大多出自男作家之手）。这一现象说明，女作家已不希望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只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乞求同情和哀怜的形象（尽管生活中仍不乏这一类现象），而有了较之于旧时代的妇女更高的生活追求，并希望在精神上获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妇女长期以来由于处于屈辱地位，形成了思想性格的两重性：一方面是对一切外来压追的强烈的反抗性；另一方面则是抗争中的软弱性和对男子的依赖性。从相当一部分女作家的作品看，在貌似提倡妇女解放的主题之中，往往隐藏着某种对男性的依赖心理。最典型的是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和《春天的童话》。这两篇东西尽管内容不尽相同，格调也有高下，但两者都表现出作者内心的深刻矛盾。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往往既想反抗男子的粗暴占有，同时又渴望男子的强有力的保护，于是对于男性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或是病态的反抗与报复，或是无条件地顺从。社会舆论往往看不到她笔下女主人公性格上的矛盾和分裂，往往只对其性格的某一方面下判断，或是寄予深切的同情，或是愤怒地斥责，这显然都是不够全面的，而且没有触及事物的本质。

“女性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当代妇女这种双重性格和复杂心理，往往连青年作家也不能免。张抗抗的《北极光》描写了女主人公芩芩对生活伴侣前后三次严格的选择，这种对理想的爱情的执着追求，原也无可非议，但我们仍可以从芩芩希望找到一个“能在她最需要的时候支持她的爱人”这一目标本身，隐约感觉到潜藏其中的软弱性和依赖性的因素。

倒是比她年长得多的张洁，显得比较清醒和刚强。这位已过了“不惑之年”的女作家，虽然也偶有激情来袭，但更多的是对女性本身力量的挖掘和探求。她的中篇小说《方舟》，可以看作是当代中国文学中女性的自我意识体现得最强烈、突出的代表作品。作者以饱蘸泪水的笔，写下了三个不同职业和性格的离婚妇女的辛酸和悲哀，对于社会旧势力加给妇女（特别是离婚独身妇女）的不公正待遇，提出了愤怒的抗议。作品的题词是这样一句话：“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这句话，提纲挈领、笼罩全篇。但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这消极的呻吟和悲叹之中，而是通过形象本身，向广大妇女展示了一条自我解放的道路。作者在作品的后半部发出了这样的议论：“女人，这依旧懦弱的姐妹，要争得妇女的解放，决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解放，它要靠妇女的自强不息，靠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自信和实现。”这是针对妇女本身的弱点提出的奋斗方向。与此同时，张洁还塑造了另一类女性形象（如千娇百媚的女翻译钱秀瑛之流），对她们以媚态取悦于男性的奴性进行了无情的嘲讽，表示了极大的鄙视。《方舟》这部中篇小说可以说高度集中地反映了当代妇女的命运，也是当代文学中第一次最鲜明地提出了妇女必须通过自强奋斗争得自身解放这一思想的作品。笔者认为，把《方舟》列为当代女性文学的开山力作，一点不为过。可喜的是，社会毕竟前进了，发生在老一辈妇女身上的悲剧，到了年轻一代，已较少重演的可能了。如果说，在以张洁为代表的中年一代妇女的心上，还较多旧传统的阴影，那么，在今天二三十岁的青年身上，已较少这种旧的因袭。一方面，她们较少老一辈妇女逆来顺受的“美德”，而更多地具有反抗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她们也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抵御旧的习惯势力。张洁理想中的新的境界和新的生活，已开始在年轻的女作家笔下相继出现，如王安忆的《金灿灿的落叶》、陆星儿的《啊！青鸟》等。其中，以张辛欣的中篇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最典型，也最富于现代色彩，它描写的是一对青年夫妇因为各自要求在事业上有所发展而离异的故事。反映家庭与事业的矛盾，这在当代女作家笔下也屡见不鲜，但像张辛欣这样的处理方法似乎还绝无仅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不仅不安于当助手、做后勤，为了事业，她甚至不惜与不支持自己的丈夫离异（尽管对他仍深深爱恋）。这一形象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她已完全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女性，一个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进取精神、然而又多少被现代社会的生活异化了的、带有一定男性特征的女性。尽管这一形象由于在某些方面违背女子的天性，显得不合情理，未必会征服多少读者（特别是男读者），但她所显示的那种前代女性少有的战胜自己、冲向社会的勇气和力量（前代女性只有在争取爱情和保护儿女时才有极大的勇气），对于热心社会工作，有志于大众事业的青年女性，具有一定的鼓舞和激励作用。

由此看来，新时期女性文学表现出来的女性自觉意识程度并不一致，作者的认识水平和作品格调也不很平衡，从总的发展状况看，还不很令人乐观。尽管如此，新时期女性文学仍然不愧是当代中国妇女的一面光辉的旗帜。我们可以注意到，新时期的许多女作家都曾大胆地触及某些神圣的禁区，进行过多方面的探索，这些曾引起过部分读者的非议甚至攻击（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女读者）。但是，这些女作家并无退缩之意，正像舒婷在她的诗作《献给我的同代人》中所写的那样：

为开拓心灵的处女地

走入禁区，也许——

就在那里牺牲

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

给后来者

签署通行证

作为妇女中先知先觉者的女作家们，为今天妇女的进一步解放，不仅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心血与汗水，而且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包括对女性最为珍视的名誉的牺牲，这种勇气和牺牲精神，往往只有开拓者才具有。

二

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兴起，除了社会条件之外，还有文学本身发展的因素。从世界范围来看，女作家的创作历史并不很短，如果从古希腊的女诗人萨福算起，也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因为古代女作家及其作品数量太少，一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只是到了现代，随着妇女地位的日益提高，女作家在文学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目和研究。第一个总结出女作家创作特点的是英国现代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她在著名的演说《自己的一间屋》中指出，妇女的特殊生活条件决定了她在观察世界和分析性格方面的特点以及这种特点决定了她在创作中最适合采用的体裁。此后，欧美各国对于女性文学的批评和研究风行一时，而各国的女性文学也在评论界的促进下日益走向成熟。

我国女性文学的形成，如果追根溯源，当推到“五四”时期。当时，由于新思潮的影响，一批勇敢无畏的女青年首先冲出封建家庭，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其中不少人后来执笔为文，为中国女性文学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其中有冰心、庐隐、丁玲、冯沅君、萧红、冯铿、李伯钊、陈学昭、凤子、草明等等，她们都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过自己的足迹。但是，因为人数尚少，且女作家命运多蹇，不少人在与旧社会的抗争中或早夭，或回到家庭。因此，“五四”时的女性文学的盛况也只是像流星一般转瞬即逝。

建国以后，虽然女作家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数量，但由于“左”的干扰，较少能够显示女性的特点，其成就反不如“五四”时代。

新时期的到来，给文艺提供了繁荣的契机，正在走向成熟的中国当代文学，也结束了十年的停顿和非正常发展，按着本身发展的规律，开拓着自己前进的道路。这时候，文学界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许多不同时令的花朵同时开放，老、中、青三代作家同堂，出现了作家与作品高度集中的局面。而新时期的女性文学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迅速地积聚了自己的力量，扩大了自己的阵营，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崛起于文艺新潮之中。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新时期的女性文学之所以逐渐为人们承认与首肯，并不仅仅在于女作家及其作品数量越来越多，主要原因是，随着创作实践的日益丰富，这些新崛起的女作家们已基本摆脱文学中男子传统的束缚，在创作中日益显示出独特的女性风格。这种独特风格并不与当代文学主流相违背，它恰恰与当代中国的文艺主潮息息相通，与民族文学的传统血肉相连，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应当看到，在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文学正朝着两极发展：一是在宏观上反映更加广阔的外部世界；二是在微观上要把握更加细微的内部世界。由于男女在生活视野、心理素质与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因此，对社会生活的宏观把握和反映往往是男性作家的特长，而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微观把握和反映，则更加适合于女性作家。

新时期女性文学对内心的开拓，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表现人的内在感情变化的细微程度日益提高。女性较之于男性，本来在感受外界信息方面，更加敏锐而且细腻。往往是一缕轻风，一点细雨，都可能掀起她们内心的轩然大波。而且，她们常常能凭直觉感受到发生在其他人心灵深处隐隐颤动的神秘变化。这种心理特点常使女作家们醉心于表现人物（特别是女主人公）的内心情绪变化，而不是像男作家那样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引起情绪变化的外部原因上。青年女作家王安忆就曾明确地表示，她所要极力表现和传达的是主人公心里的“微微一颤，轻轻一动”，而不在乎她的睫毛是长是短，脸形是圆是尖。她的短篇小说《雨，沙沙沙》，就十分准确地捕捉和表现了女主人公雯雯在感情上产生的一种微妙变化和对爱情的朦胧追求。作者十分巧妙地把淅淅沥沥、迷迷蒙蒙、若有若无的细细雨丝和主人公内心飘忽不定、难以言传的心理变化和谐地交织在一起，使无形的内心变化找到了某种外在的表现形式。

其次，女性文学对内心的开拓还表现为向更深的层次进军。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多变，人的内心世界也日趋复杂，而人类在探索外部世界的同时，对自身的探索也日渐深入。到了当代，人们已不满足于仅仅触及心灵的表层，而是努力探究深层的奥秘，这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已司空见惯。而女性文学的独特贡献在于对女性心理的深入剖析。因为女性在精神活动方面的特点是多被动、静态的活动，较少能动、动态的活动，正如罗丹所说的：“妇女多半是静静地忍受痛苦。”[7]因此，女性的心理活动往往潜藏在心灵深处，难以觉察。以往虽也有男作家描写女性心理成功的例子（如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的心理活动），但毕竟不如女性作家描写得那般细致、深入、真切。近几年来这方面影响较大的作品像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心理描写就很成功。它向读者揭示了一位中年妇女的特殊的爱情生活，挖掘了她那在内心深层被压抑了的激情和难以表达的痛苦。作品以其真诚和大胆坦露人物内心而震动了文学界，并波及社会，引起了一场大争论。这场争论，尽管至今未曾平息，但作品将以其对内心的新开拓而被载入当代文学史册。

随着笔触的日益深入，新时期的女性文学也开始光顾无意识（潜意识）领域。戴厚英的《人啊，人！》，谌容的《人到中年》《玫瑰色的晚餐》，宗璞的《我是谁？》《蜗居》等都写了人的梦境或幻觉，接触到了人的潜意识领域。潜意识是人的精神的冰山埋藏在水下的部分，它是个人一生的精神积累和某种集团、社会意识的复合体。对于人类这一意识深层的科学研究目前尚待深入，而作家们的探究无疑是有益的。从近几年小说创作情况看，被评论界认为运用过“意识流”手法的，女作家数量多于男作家。茹志鹃、谌容、宗璞、张洁、戴厚英、王安忆、张抗抗等都曾在不同程度上作过这方面的尝试。有的评论者把这种有益的尝试看作是对西方“意识流”小说的简单模仿，恐怕这结论下得过于武断。女作家在这一领域的探索与成就，大约与女性较强的直觉能力和半封闭式的精神视野有关。难怪西方的意识流小说刚刚出现时，有人就把它与女性联系起来，称之为“女性现实主义”。这种联系，恐怕不是偶然的。

由此可见，当代中国文学向内心的深入开拓，使女性文学得以扬长避短，内外契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生长条件。这是新时期女性文学初步繁荣的又一重要因素。

三

近年来，根据有关部门调查，占人数比例不大的女作家，却拥有人数众多的读者群（包括一大部分男性读者），而且这些读者往往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审美趣味。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条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女作家的作品往往具有与男作家的作品不同的美学价值。

关于女性的心灵之美和女性文学之美，早已有人注意到了。李大钊就曾认为，“男子的气质包含着专制的成分很多，全赖那半数的妇女的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相与调剂，才能保住人类气质的自然均等”[8]。鲁迅也曾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里指出过女性文学的特点，他说：“我所谓‘女性’的文章，倒不专在‘唉，呀，哟……’之多，就是在抒情文，则多用好看字样，多讲风景，多怀家庭，见秋花而心伤，对明月而泪下之类。”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可以说是充分地体现了女性的心灵之美和文学之美的。它一方面以丰富的情感、温柔的笔调，打动人的心灵，另一方面又以其空灵、超脱的韵味和魅力，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读者，给当代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优美的气息。

女性文学之美，在内容方面多表现为歌颂崇高的思想、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行为。因为女性的形象思维能力较之于男性更强，因此更富于想象力，她们常常超脱现实，生活在理想的精神王国之中。同时，女性的气质又使她们对于美特别敏感。所以，有人说，女性的心灵就像一座熔炉，生活在这里得到了过滤和净化，淘汰杂质，留下来的是美的结晶。这一类纯净的作品在女性文学中比比皆是。航鹰的短篇小说《明姑娘》，写的是一位盲姑娘的故事，在写作中，作者略去了残废者生理上的痛苦、缺陷和丑陋，通过想象和夸张，把内在美和外在美集于明姑娘一身，使之成为美的化身。即使是反映爱情生活的作品，女作家也极少有低级趣味的描写。这不仅与民族传统有关，而且与男女两性间在爱情上的不同境界有关。英国现代美学家李斯托威尔曾对此有如下论述：“深陷在爱情之中的女人，非常美妙地把生理上的欲望与她所爱慕的男人那种炽热的感情糅合在一起，从而达到了一种和谐。这种和谐，是那种具有更为粗野、更为狂暴的本性的男人很少能够企及的。”[9]这一论断虽然难以为一般男子所接受，但已为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所证实。这两种不同的爱情心理反映在文学中，就形成了重感官和重精神的两种不同趣味和格调。一般说来，女性作家追求的是两者的和谐统一或是更加偏重于精神。譬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鼓吹的就是一种柏拉图式的、超凡脱俗的精神恋爱。张抗抗《北极光》中女主人公芩芩理想中的爱情，也是建立在互相理解基础上的，并不低俗。而陆星儿的描写婚外爱情的《美的结构》，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精神相知、心灵相通的美好的关系和结构，而且女主人公的行为很高尚，在发现所爱者已有妻室时悄然离去。以上作品尽管遭到了部分读者的非议，但因格调较高，较少世俗的铜臭和浊气，因而获得了更多读者的赞赏。

女性文学之美，往往还表现在意境的优美上。中国艺术历来十分讲究意境，但意境之高低、浓淡、深浅却因人而异，若从审美角度看，按我国传统美学分法，又有“阳刚”与“阴柔”之区分。女作家的作品一般来说更具“阴柔”之美。其审美特征正如清代著名散文家姚鼐所总结的那样，“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为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10]这种阴柔之美，在西方一般被称作“优美”，但对于优美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有的认为，优美是在有生命的物体身上精力消耗的节省；有的把它看作是在于外界的运动中感知到了某种轻巧；也有的把它归之于人的感性方面与精神方面所取得的和谐，等等。如果仔细分析，这些看起来并不一致的理解却与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有某种内在的一致，娇小、轻巧、柔弱、圆润、温和、和谐……诸如此类的特点，往往在女性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

纵观新时期女作家以及她们的作品，除了极少数表现出男性的气质（如青年散文作者王英琦、话剧《秦王李世民》的作者颜海平）以外，绝大多数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阴柔的审美特征。那些“多讲风景”、多写“秋花”“明月”的小夜曲一般的作品，它们往往在女性作家的笔下显得更加柔和温雅，令人心醉神迷。

即使是那些出自女性手笔的鸿篇巨制，也与男作家的大不相同。譬如同是描写新时期经济改革的重大题材的作品，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作品就显示了由于性别不同带来的明显区别。蒋子龙的作品对人物多作粗浅条的大笔勾勒，显得刚健、粗犷、气势宏大。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在人物刻画上则多细腻的心理描写和内心感受的抒发。因此，在她的笔下，这部描写广阔社会生活的交响乐，却始终回响着一支柔和优美的心灵的主旋律，别具一番韵味。

此外，女作家的作品，又如鲁迅指出的那样，“多用好看字样”，换句话说，也即指女性文学比较注意语言的美。我们知道，女作家在反映社会生活时，多喜欢撷取美的部分，在创作中，生活又经过进一步的净化，变得美而又纯。因此，在反映美的生活时，女作家们必然要努力寻找比较能反映事物美的特征，同时又能唤起读者美的联想的字、词、句。这一类例子真是不胜枚举。而且，不同的作家还往往显示出不同的语言色彩和风格，所谓“语言的美”也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老作家冰心曾经对自己早年的创作作过如下的总结，她认为自己的作品在去国之前是文字多于情绪，而去国之后则情绪多于文字。因此，同是美的语言，因作者的生活感受的不同，侧重点不同。生活积累较少、感受并不很丰富的年轻作家，往往多在语言文字本身下功夫，因此作品显得气象峥嵘、色彩绚丽；而阅历丰富、文字功夫也渐入炉火纯青程度的中、老年作家，语言文字大多比较平淡，注重内在的神韵和言外之“意”。

综上所述，正是美的内容、美的意境、美的语言，构成了美的“女性文学”，而女性文学的独特的美学价值，将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代女作家的人数与男作家相比，还是很不平衡的。而且，从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来看，还比较狭窄，即使是描写妇女生活的作品，也多局限在知识妇女的圈子里。这当然与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准和妇女解放的程度有直接关系，是不必苛求于作者的。从发展的势头看，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当代女性文学的阵营将越来越壮大，祖国的文艺星空必将出现女作家群星灿烂的美好景象。与此同时，我们也期待着有关女性文学的文艺批评的形成和发展。

1982年12月初稿

1983年1月二稿

原载《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