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
编者按：公刘同志提出了一个当前社会生活和文学事业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怎样对待像顾城同志这样的一代文学青年？他们肯于思考，勇于探索，但他们的某些思想、观点，又是我们所不能同意，或者是可以争议的。如视而不见，任其自生自灭，那么人才和平庸将一起在历史上湮没；如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实事求是的评论，则肯定会从大量幼苗中间长出参天的大树来。这些文学青年往往是青年一代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影响所及，将不仅是文学而已。我们深信，后面的办法不失为一良策。本刊特转载《星星》复刊号上的这篇文章，请文艺界同行们读一读、想一想。
最近，在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出版的《蒲公英》小报上，读到了一组诗：《无名的小花》。作者顾城同志在小序中这样写道：
《无名小花》长久以来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一个随父“下放”少年的畸形心理……
当然，随着一个时代沉入历史的地层，《无名的小花》也变成了脉纹淡薄的近代化石。我珍视它、保存它，并不是为了追怀逝去的青春，而是为了给未来的考古学者提供一点论据，让他们证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间，有一片多么浓重的乌云，一块多么贫瘠的土地。
这一段内心独白似的言语，使我感到战栗！
于是，我设法找来了这位二十二岁的青年的全部诗作，默默地读着，也默默地想着——
粉碎“四人帮”以来，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出现了一批新人，戏剧和电影创作方面也开始在出现，唯独诗坛没有多少别开生面的变化。这是为什么？难道是由于我们的青年一代中缺乏时代的歌手么？显然不是的。《天安门诗抄》的群众作者就多数是青年人，他们写下了已有定评的传世之作。即以现今北京街头张贴的某些油印刊物为例，我看，其中也不乏诗才。
有的同志也承认，这些刊物中的某些作品闪烁着一种陌生的奇异的光芒，但又断言，这些作者是走在一条危险的小路上。我不完全同意这种评论。我想，从诗贵创新的角度看，我们自己每写一首诗，不也同样是对思想感情领域的一次“探险”么？既要“探险”，就不免冒险，就必须另辟蹊径，就不能老是重复别人的脚印。
还有人说，这一类新人新作，不过是一些个人主义的呻吟，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五四”时代要求个性解放的回声，这恐怕也是过于简单的否定吧，不敢苟同。是的，我们如果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往往很容易把本来是上升运动的螺旋错当成周而复始的圆圈。事实上是：历史毕竟不会重演，尽管它们有时是如此惊人地相似。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都已经不是六十年前的中国和世界了，这是大家都能看得明白的。因此，即或这些诗作中有着消极的甚至是颓废的一面，但其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的社会心理因素，也还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有不少文章曾经公正地指出，新一代是思索的一代。思索，我以为，这的确是抓住了一代人的主要特征。
烟囱犹如平地耸立起来的巨人，
望着布满灯光的大地，
不断地吸着烟卷，
思索着一种谁也不知道的事情。
上面引用的小诗是顾城同志在一九六八年写的，当时，林彪和“四人帮”及其高级顾问的倒行逆施，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作者年仅十二岁。我并不觉得这首诗特别精彩，但它的确说明了一个历史的客观过程：“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狂热逐渐冷却了，各地武斗升级，血泪成河，所有佩戴过或者羡慕过红卫兵袖章的孩子们开始进入了生活的新阶段：思索。一叶知秋，这就是一叶；接下来我们大家便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天。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你遇见过这么一个小男孩：他独自一人在荒凉的河滩上踽踽而行，他不时望望昏黄的天宇，怨恨着为什么要刮这么大的西北风，而瘦小的身子也不由自主地瑟缩起来；忽然，他又天真地一笑，希望西北风刮得更猛烈，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拾到更多的枯枝；他的那个新近迁来的下放人员的家，喘息着的灶火正在等待着柴草。这个小男孩酷爱读书，但偏偏命运把他从文化的伊甸园中放逐出来，仿佛他偷吃了什么禁果，犯了什么罪。此刻，他只好抱定“抄家”的劫后余灰——一部《辞海》，像还不习惯吃草的小牛犊那样咀嚼和反刍着。他的一切权利（包括受正常教育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唯一剩下的只有任谁也剥夺不掉的幻想：
我在幻想着，
幻想在破灭着，
幻想总把破灭宽恕，
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
像千万个男孩子女孩子一样，顾城在幻想中长大了。缺乏物质的乳汁（精神产品的物质形态是书、画、音乐和表演，还有旅行和各种交流等等），仅有幻想的乳汁，又怎么能不导致病态的早熟？他写了一首题名《生命幻想曲》的诗，由衷赞美了大自然、太阳、月亮、大地和谷物。表露了积郁在这颗年幼的心灵中的对祖国人民的无尽的爱。它使我惊异，我是写不出这样的诗句来的。虽然，它所包含的思想是可以争议的。
幻想是现实的折光。有时，幻想像一位魔术师，的确能变化出色彩斑斓的东西来。然而，人毕竟不能通过万花筒看世界。结果，幻想也终不免掺进去了对于现实的辛辣讽刺。浪漫主义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但是，从现实中腾空而起，也不能不落回现实中来。于是，在他的一首描写村野之夜的小诗中，竟出现了这样奇特的句子：
我们小小的茅屋，
成了月宫的邻居，
去喝一杯桂花茶吧，
顺便问问户口问题。
历史在迂回曲折中前进。在它的某一阶段，往往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逆流倒冒名顶替了主流，而真正的革命大潮却被斥之为“妖风恶浪”。处在这种反常的氛围之中，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应该怎么办？有的堕落了，当了“白卷先生”一类的“当代英雄”；有一小部分则扎扎实实深入到人民中去，如同蚯蚓之于土壤；但大多数人都因为“既不能前进，又不愿后退”（《幻想与梦》），只好像顾城那样，以《铭言》自勉：
且把搁浅当作宝贵的小憩，
也不要去随浪逐波。
宁愿“搁浅”，这在奋发有为的年华，实在是一个悲剧。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和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上一代，都是多么的不相同啊！我的前辈们固然有更多的动人的跑步投入战斗的故事，但这有待他们自己去叙述。就拿我这么一个没有多少经历的人来和新的一代作比较，也不难指出：我是在四十年代后期，被席卷蒋管区的学生运动（这是当时全中国的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带进红色的队伍中来的。我们要民主、要科学，当然就要打倒反民主、反科学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目标是清晰的，斗争是义无反顾的。然而，今天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代，都是在红旗下成长的。对他们来说，地主和资本家只不过是画在纸上的魔鬼。一方面，要民主、要科学的历史任务尚待完成；一方面，他们又懂得，共产党的确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因为谁都知道，从本质上讲，马列主义正是一切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更会带来历史上从未曾见的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而不幸客观存在着的，却是以林彪、“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路线把这一切都搞乱了、破坏了的痛心的事实。有一部分青年由此在政治上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混淆了政治欺骗与革命理想的界限。更多的青年则陷入巨大的矛盾与痛苦之中，他们失望了，迷惘了，彷徨了，有的甚至踅进了虚无的死胡同而不自知。其中满怀激越，发而为声的，便是目前引起人们注意的某些非正式出版物上的新诗。
顾城同志大致属于这一群。唯其如此，字里行间也就每多愤世嫉俗之言。例如，他有一首题名《两个情场》的诗，这样写道：
在那边，
权力爱慕金币，
在这边，
金币追求权力，
可人民呢？
人民，
却总是它们定情的赠礼。
这里有很大的认识上的片面性。造成这种片面性的，是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政治气候的异常，这是不能过多去责难青年们的。
众所周知，在人们的一生中，青少年时代可塑性最强。他们虽然被极左路线扭曲了，可是我们不能嫌弃他们，我们应当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斗争中同他们一道努力，把扭曲了的部分一一加以矫正。如果回到顾城同志使用过的“搁浅”的比喻上去的话，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拉纤、撑篙，或者跳下水去用肩膀将这些小船扛出沙滩和礁丛。我们要消除他们的怀疑和误解，指出国家经过艰苦的奋斗肯定有一个光明前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为被玷污了的革命传统平反昭雪才是最大的平反昭雪，为被败坏了的社会主义恢复名誉才是最根本的恢复名誉。
还应当充分肯定的是：这些新的所谓不见经传的诗歌作者，他们的悲观是和人民大众的悲观熔铸在一起的。他们不仅仅是止于思索，必要时，他们就挺身而出，起来抗争，震撼世界的天安门事件就是有力的证明。以顾城为例，他写的悼念周总理的一些诗篇，如《白昼的月亮》《啊，我无名的战友……》等，就都跳荡着激昂的音符。
现今人们纷纷议论，为父母的都不大了解自己的孩子了。是的，我们和青年之间出现了距离。坦白地说，我对他们的某些诗作中的思想感情以及表达那种思想感情的方式，也不胜骇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他们，理解得愈多愈好。这是一个新的课题，青年同志们对我们诗歌创作现状的不满意见，也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的诗是不是仍旧标语口号太多？当我们用诗来执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使命时，是不是过于僵化？关于诗的艺术规律，关于诗的形象、技巧，是不是太不讲究？我们报刊上的诗的废品和赝品能不能减少一点？这都是可以讨论的，至于青年们的诗歌创作活动，要真想避免他们走上危险的小路，关键还是在于引导。要有选择地发表他们的若干作品，包括有缺陷的作品，并且组织评论。既要有勇气承认他们有我们值得学习的长处，也要有勇气指出他们的不足和谬误。视而不见，固然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听之任之，任它自生自灭，更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到头来，灭者固然自灭，生者呢？也许倒会以三倍的顽强，长成我们迄今未曾见过也不敢设想的某种品类。我们是不愿尝这枚苦果的。但如果我们对青年同志没有热烈的阶级感情，就总有一天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 北京
原载《星星》1979年复刊号，后被《文艺报》1980年第1期转载，转载时在文前加了“编者按”。这里编入的是《文艺报》转载时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