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平静以后
中国新诗失去了平静。人们因不满新诗的现状而进行新的探索，几经挣扎，终于冲出了一股激流。几代人都在探索：老的、中的，特别是青年人，他们是主要的冲击力量。
青年人热情而不成熟，富于幻想也易于冷却。对青年施以正确的引导，对此不应有异议，但对那种带引号的“引导”，却也不可苟同；同时，若是真理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则我们也不可拒绝接受引导。韩愈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是常理。我们深信未来不致因我们已经不在而泯灭，我们就要相信青年。
当前新诗所受的冲击波，动摇着建立在许多人心头的偏狭的诗的观念。分歧是巨大的。在如下问题上，不同意见有着尖锐的对立：三十年来新诗的发展是否遇到了挫折，从而由宽广而渐趋于窄狭？新诗是否只能拥有一个“基础”——“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一个“主义”——“现实主义”，它是否应当拥有更为广阔的借鉴对象和艺术表现的方法？是否承认当前新诗正面临着一番大有希望的新崛起，从而给予科学的评价：它究竟是一股激流，还是一股末流乃至暗流（不曾有人这么明确地说过，但“沉滓泛起”“颓废派”“古怪诗”等等谥号早已用上）？
失去了平静以后，我们应当如何？我们需要恢复平静。我们需要平静地想想分歧何在。我们也需要了解我们所不曾了解的诗的新潮及其作者们——主要是青年人。
历史性灾难的年代，造就了一代人。他们失去了金色的童年，失去了温暖与友爱，其中不少人，还失去了正常的教育与就业的机会，他们有被愚弄与被遗弃的遭遇。“它们都不欢迎我，因为我是人”（舒婷），这位女诗人感到了不受欢迎与不被理解的悲哀，她有着置身荒漠的孤独。以致直至今日，她还在痛苦地呼唤：“人啊，理解我吧。”“我不愿正视那堆垃圾，不愿让权和钱的观念来磨损我的童心。我只有躺在草滩上看云，和我的属民——猪狗羊在一起。”（顾城）这位诗人看到了丑恶，清高使他同样获得了孤独感，而且不掩饰他的愤激。青年一代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不独城市青年如此。一位写了很多美丽的诗篇的出身于农村的青年说，他之所以喜爱大自然，是由于“讨厌社会上的尔虞我诈，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倾轧”，他说，我“喜爱那稍稍远离权力之争的乡村，但我又为农民的痛苦生活而流泪。”（陈所巨）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对现实持怀疑态度，他们发出了迷惘的问话：“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北岛）他们对生活的“回答”，是“我不相信”四个字。
于是，他们对生活怀有近于神经质的警惕，他们担心再度受骗。他们的诗句中往往交织着紊乱而不清晰的思绪，复杂而充满矛盾的情感。因为政治上的提防，或因为弄不清时代究竟害了什么病，于是往往采用了不确定的语言和形象来表述，这就产生了某些诗中的真正的朦胧和晦涩。这就是所谓的“朦胧诗”的兴起。
黑暗的年代过去了，人们可以在明亮的阳光下自由地生活。他们开始怀着忐忑的心情唱起旧日的或今日的歌。他们由迷惘而转为思考；当然，他们的思考也带着那个年代的累累伤痕。畸形的时代造就了畸形的心理。他们要借助不平常的方式来抒写情怀，这就造成了某种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显得“古怪”的诗。这种诗在悄悄地涌现。尽管他们长期处于“地下”，但却顽强地萌动着，这是一个崛起的过程。
也许有些人不喜欢它的产生，但它毕竟是不合理时代的合理的产儿。它所萌生的温床是动乱的年代——“文革”十年打破了他们天真烂漫的幻想世界，痛苦的经历以及随后对它的思索，成为这一诗潮的生活和情感的基础。到了为这一时代送葬的礼炮响起——天安门事件的发生，为诗歌的复苏燃起了光明与希望的火种。许多青年的创作基调也由此获得了转机。即时出现了这样的一首诗：
一个早晨
一个寒冷的早晨
中国在病痛、失眠之后
被雾打湿了的
沉重的早晨
一双最给人希望的眼睛没有睁开
亿万个家庭的窗口紧闭着
（江河：《我歌颂一个人》）
这里所提供的形象，以及它那不是由叮当作响的音韵所构成的内在律动感，对于统治了十年的“帮诗风”，不能不是一种具有叛逆性质的挑战。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旗帜下，中国向世界敞开了门，窒息的空气得到了流通，人们的眼界和胸襟为之开阔。这不能不促使新诗考虑从情感、形象、语言以及节奏上，作一番变革。
诚然，在某些青年的思潮中，不免夹杂着空虚、颓废以及过多的感伤情绪，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而且也并非不可理解。顾城把他“文革”时期的作品称之为“近代化石”。化石是曾经存在的生命。从它的线条和图案上，人们确可辨认出那丑恶时代的鞭痕与弹孔，以及天空中黑云凝成的斑点。难道能够仅仅因为调子的低沉，而去扯断诗人悲怆的琴弦吗？这样的蠢事不能再重复。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这股激流的主潮，是希望和进取（尽管夹杂着泪水与叹息），而不是别的。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是一首可以列入建国以来新诗最佳作品行列的诗篇。它的确有着浓重的失落的怅惘与悲哀，但它仍然呼唤太阳的光芒，它顽强地“寻找”，并且“思考”那“丢失了的一切”。他们摒弃那种廉价的空话，而以切实的语言触及血淋淋的生活：
我是痛苦。
我听到草根被切割时发出呻吟
我的心随着黑色的波涛
翻滚、战栗
（杨炼：《耕》）
但他们不曾为痛苦所吞噬，而是顽强地耕耘着：“我迫使所有荒原、贫穷和绝望远离大地。”读这样的诗，有一种凝重的质感，一种内在的力的搏动；谈不上豪放，却有一股传达了时代气息的悲凉。
青年是敏感的。他们较早地觉察到封建主义的阴魂正附着在社会主义的肌体上，他们最先反叛现代迷信。他们要弥补与恢复人与人间的正常关系，召唤人的价值的复归；他们呼吁人的自尊与自爱，他们鄙薄野蛮与愚昧。他们追求美，当生活中缺少这种美时，他们走向自然，或躲进内心，而不愿同流合污。他们力图恢复自我在诗中的地位。作为对于诗中个性之毁灭的批判，他们追求人性的自由的表现，他们不想掩饰对于生活的无所羁绊的和谐的渴望：
湖边，这样大的风，
也许，我不该穿裙子来，
风，怎么总把它掀动。
假如，没有那些游人，
听，我会多自由啊，
头发、衣裙都任凭那风。
（王小妮：《假日 湖畔 随想》）
这样的诗，的确没有多重的意义，但它却有价值。它揭示了“人”的存在，而这种“人”，曾经是被取消了的。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沉溺于自我，他们的诗篇并没有忘却时代和人民。他们说，“我的诗的主人公是人民”（江河），“我欢呼生活中每一株顶开石头的浅绿色的幼芽”（高伐林）。他们有带着血痕的乐观，他们中不少人意识到了历史赋予的使命感。他们对着自己的长辈发出了要求信赖的呼吁：“快把最重的担子给我吧”；而且他们渴望着超越自己的长辈。他们没有一味地追求那种病态的华靡与轻柔，他们说：“我要横向地走向每个人的心中……我要寻找那种雄壮、达观、奔放的美。”（徐敬亚）
个性回到了诗中。我们从各自不同的声音中，听到了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对于往昔的感叹，以及对于未来的召唤。他们真诚的、充满血泪的声音，使我们感到这是真实的人们真实的歌唱。诗歌已经告别了虚伪。舒婷的《母亲》便是充满人性的颤音：
啊，母亲，
我的甜柔深谧的怀念，
不是激流，不是瀑布，
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声的古井。
一切听凭挚情的驱使，没有矫作的“刚健”。要是内心没有激流和瀑布，它不装假，而且坦率地承认是“唱不出歌声的古井”（尽管深知这可能会受到责难）。这首弥漫着哀愁的诗引人沉思，这一代生活在新社会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委曲饮恨、欲言又止的复杂心情？我们听到过对于这些诗人“太个人化了”的指责。滴水可以聚成大渊，无数的“个人化”集合起来，可以构成当代生活的喧闹。这种“个人化”当然是对于极左的反“个人化”的报复，是矫枉过正的产物。当然，舒婷不全写这些，她的若干已为公众知晓的诗篇，有着更为积极的主题。
较之思想内容方面给人以警醒与震动，恐怕艺术上带来的冲击尤为强烈。这些青年，他们有过艺术营养贫瘠的童年。今天他们是幸运的：他们终于有条件不担惊受怕地吮吸丰富多样的诗营养。他们终于以不拘一格的新奇的艺术结晶体让人目眩：对于瞬间感受的捕捉，对于潜意识的微妙处的表达，对于通感的广泛运用，不加装饰的情感的大胆表现，奇幻的联想，出人意想的形象，诡异的语言，跨度很大的跳跃，以及无拘无束的自由的节律……在艺术上，他们正在摆脱一切羁绊而自由地发展。
有人笼统地把当前新诗斥之为“朦胧”“晦涩”，因而令他“看不懂”，情况不全是如此。某种欣赏和批评的惰性，在彻底摆脱了那种生硬摹写事物的诗篇面前，表现得尤为突出。过分“恋旧”的批评家，易于产生偏见。有的诗，并不晦涩，也不朦胧。像舒婷《中秋夜》中的句子：“不知有‘花朝月夕’，只因年来风雨见多。当激情招来十级风暴，心，不知在那里停泊。”“人在月光里容易梦游，渴望得到也懂得温柔。要使血不这样奔流，凭二十四岁的骄傲显然不够。”它的沉郁丰富的意绪，蕴藏在有点飘拂无定的形象之中，只有反复咀嚼，才能寻出那介于显露与隐藏之中的美的效果。这样的诗，当然比“东风浩荡”“红旗飘扬”要“难懂”得多。我们不同意青年人沉溺于“哀愁”“绝望”之中，我们也不主张艺术上追求“不可知”的晦涩，但我们希望在艺术上讲点宽容、讲点仁慈，我们更不赞成以偏执代替批评的原则，从而对青年人的作品施以贬抑。
潘多拉的盒子里装的不全是灾害，也深藏着对人类说来是最美好的东西——希望。只是盒子放出了灾害之后便被关闭了。当今的使命，是敢于向“万神之父”宙斯的神圣戒令挑战，释放出那深藏盒底的“希望”来。青年人的冲击，带给了我们并不渺茫的希望。中国新诗确曾有过诸种艺术流派“共存共荣”的自由竞争的局面，只是后来消失了。当前涌现的新诗，也未曾形成流派。青年人的创作，并不全是“朦胧派”，他们是多样化的。《诗刊》的《青春诗会》就为我们展现了中国青年诗作丰富繁丽的缩影。不可否认，当前的这股潮流，的确蕴含着形成诸种艺术流派的契机——要是我们采取明智而积极的方针的话。
的确，青年人的状况并不全然让人满意。某些青年人表现了蔑视传统的偏激心理。我们对此务须分析：有的属于偏激，有的不是。某些青年的“偏激”，是对于企图引导新诗向旧诗投降的反抗。中国有灿烂的古文化，但中国由于民族之古老与传统之丰富，较之世界其他民族，我们有无可比拟的因袭的重负。我们的民族意识中，本能地有着某种拒绝外物的心理。新诗也是如此：一切外界有的，我们的祖宗都有了，连“现代派”的东西，在我们的祖宗李贺、李商隐那里也有，如此等等。长期的封建帝国统辖下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心理，在文化和诗歌上也有充分的表露。新诗不能倒退。青年人担心并且敏感地觉察到新诗在某个时期的倒退。他们对于“国粹”与“古董”之怀有并非无可诟病的警惕，与其说是历史的虚无主义的表现（他们当中某些人有此倾向），不如说是对于中国封建“遗传”的警觉与批判。
经过了长时期梦魇般的挫折，新诗正在顶破那令它窒息的重压。它在寻求更为合理的发展。新诗的道路不应只有一条，新诗也不能只在古典诗歌与民歌的“基础”上求发展。它应当吸收多种营养。它应当拥有多种的“血型”（冯牧同志语）。新诗应当改变长期以来的“贫血”的状况。世界在敲打中国的门窗，在新诗的发展中，继续实行那种闭关锁国的政策，看来已经不行了。
失去了平静以后，希望在缓慢地、但又是富有生气地生长着。我们已经跨出了地狱之门，我们听到了但丁的歌唱：“我们并不休息，我们一步一步向上走……直走到我从一个圆洞口望见了天上美丽的东西；我们就从那里出去，再看见那灿烂的群星。”（《神曲·地狱篇》）
真的，群星已在前面闪耀。
原载《诗刊》198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