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热烈而冷静的交锋——诗刊社举办的“诗歌理论座谈会”简记
诗刊编辑部于九月二十日到二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了一次诗歌理论座谈会，邀请了北京和外地的部分诗歌理论工作者，以及《文艺报》《星星》《海韵》《诗探索》的代表，共二十三人。他们是丁力、丁芒、易征、孙绍振、尹在勤、任愫、严迪昌、李元洛、杨匡汉、吴超、吴思敬、宋垒、何燕平、张同吾、阿红、陈犀、罗沙、金波、钟文、郑乃臧、高洪波、黄益庸、谢冕。
粉碎“四人帮”以后，诗歌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产生了许多好诗，其中有不少是新人新作。它们或因深刻反映了人民所关切、所思考着的问题，大胆干预了生活，使人振奋；或以其新颖、独特的艺术风格，一扫过去那种八股陈腐气息，给人愉悦。但是，随着诗人们的大胆创新和探索，也出现了一些被称为“新奇”“古怪”的作品，并由此在诗歌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对一系列诗歌理论问题的争论。诗刊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通过自由讨论，展开学术争鸣，对当前诗歌创作和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一些具体分析和研究，以期促进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使诗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座谈会讨论的内容比较广泛，与会同志对当前诗歌创作情况和许多理论问题，都坦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并展开热烈的争论。分歧较大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今后新诗应遵循什么道路发展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涉及对新诗六十年，特别是近三十年的发展道路、成败得失的评价。基本上是两种意见，一是基本肯定，一是基本否定。丁力同志认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总的说来没有脱离古典诗歌和民歌的传统，中间虽有曲折，如脱离群众和欧化倾向，但很快被克服，因此，除去十年“文革”以外，新诗发展的路子总的说来是越走越宽。谢冕、孙绍振等同志则认为，在新诗的发展进程中，从二十年代以后，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主要是忽视和否定了对外国诗的学习，使新诗发展的道路越走越窄。另一方面，解放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使人们不敢讲真话，发展到后来“假、大、空”盛行，用以言志抒情的诗，不能不走着越来越窄的路。易征、黄益庸、尹在勤等同志对新诗发展情况作了具体分析，他们认为从全国解放到1957年，新诗有长足的进步，路子越来越宽；1957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产生过许多好诗，但由于“左”的干扰，总的说是路子越来越窄；十年“文革”期间没有诗歌，是空白；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诗歌又开始发展前进，路子越来越宽。所以，近三十年中新诗发展的状况是：道路时宽时窄，有时某些方面宽、某些方面窄。他们不同意“越来越窄”的观点，说如果真是这样，那现在的这批新人根本就不会出现。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不同认识，对今后新诗应循什么道路发展，有几种看法。丁力、李元洛、尹在勤等同志认为，今后应该以古典诗歌和民歌为基础，吸收新诗六十年自身发展的长处和经验，正确借鉴外国诗歌，鼓励诗人在艺术上的独创和探索，不断发展新诗。谢冕、孙绍振等同志则认为今后新诗发展总的道路不能以古典诗歌和民歌为基础，因为过去我们强调民族化和群众化，总是与“维护传统的纯洁性联系在一起”，而且看待传统“往往是凝固的、不变的、僵死的，同时又是与外界割裂而自足自立的”。另外，有的同志更明确地提出，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打开眼界向外国学习，也可以通过“引进”促使新诗走向“现代化”，这是今后新诗发展的必然趋势。严迪昌等同志认为，新诗发展的道路应该宽广、多样，不必人为地去规定一条什么发展道路。
二、关于诗与现实的关系以及“诗歌现代化”问题
诗歌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一点大家意见一致。但是由于对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特点和规律的理解不同，对诗与现实关系的理解也产生了分歧。
有的同志认为，应该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诗要反映现实生活。罗沙同志指出：现在有些诗，写生活的少，轻飘的东西多，有的诗不是面向现实，而是回避现实。另外，诗要对现实起作用，首先就要让人看懂，现在有人追求写一种使人看不懂的诗是不好的。
吴思敬、钟文同志认为：正是诗与现实的关系，决定了诗的发展将逐渐抛弃现实主义而走向“现代化”。因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思维也在发展，抽象能力越来越高，就不满足于具象地反映生活的低级艺术形式。现代外国诗的假定性强，变形厉害，节奏快，这是今天诗发展的方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绝不可能永远是主流。有些诗让人不懂，不是艺术的荒谬，而是因为今天读者的文化水平低。
孙绍振同志认为：我们不能只习惯于研究诗的生活内容而忽视对艺术方法和艺术手段的研究。艺术还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不一定与生活的发展完全一致。正像我们不能只看到地球绕着太阳公转，而忽视了地球自转一样，只看到诗反映生活而忽视了诗歌艺术本身。“艺术不仅是生活的反映，还是心灵的创造”，把“表现人生的手段变成革命斗争的武器是偏颇的”。艺术发展的成败得失就艺术与社会两点来讲，艺术本身的原因是内因，社会原因是外因。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期，在新诗艺术上贡献大的诗人恰恰是那些脱离人民生活的、不革命的诗人，如戴望舒、徐志摩等，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三、关于学习外国
丁力、丁芒、李元洛、宋垒等同志认为，学习外国要在尊重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来学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不能盲目地全盘照搬。学习外国诗，主要是学习十九世纪或以前的一些优秀作品中的民主性精华。
谢冕、孙绍振、吴思敬、钟文同志认为，应该允许各种各样的艺术实践，包括搞全盘西化。外国诗，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艺术上还是有很多可取的东西，过去对它了解不够，学习也不够，我们不能再沿袭旧观点，把它斥之为政治上是反动的、思想上是颓废的、艺术上是堕落的。应该一分为二。任何艺术都有它产生和发展的根据，也都有局限性，过去我们搞“全盘民族化”也产生了局限。
阿红、陈犀同志认为，重要的是要写出能为大家接受的好作品。现在已经有了“古风派”（旧诗）、“国风派”（民歌）、“朦胧派”、“自由明朗派”等等，各有师法，都可允许。高低优劣要让人民群众来评论，让历史来评判。
在讨论中多数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学习外国，学习内容可以各有侧重，但都必须反映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感情，要符合自己民族的语言规律和思维规律，写出的诗要为群众所接受。
四、关于诗的感情的真实性问题
孙绍振同志认为，“人的感情的一切方面在诗歌中都应该有它的地位”。钟文、吴思敬同志也认为，诗的感情只要真挚就能感人，只要有了真实感情就是好诗。从某种意义上说，丑恶的真实比虚假的光明好。
作为对“假大空”的批判，现在人们特别强调诗要说真话，抒真情。然而感情的真实性是不是就可以作为评价诗歌的主要标准呢？任愫同志认为：并不是凡有了真实感情的诗都是好诗。对真实感情要作具体分析，有高尚的健康的感情，也有颓废的不健康的感情，或反动的感情。江青的《江上有奇峰》流露的想要篡党夺权的感情是真实的，难道能因此评为好诗吗？
五、关于自我问题
诗中应该有“我”，大家的意见相同。但“我”指什么内容，认识却不一样。李元洛同志认为，“我”指的是诗人对生活的独特的发现和诗的独特的表现，而不能说，诗就是“自我表现”。他认为“小我”只是手段，表现“大我”是目的，通过“小我”表现“大我”。如果我们承认诗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又说诗是“自我表现”，实际上就陷入“二元论”了。
郑乃臧同志认为“我”就是我，诗人就是应该顽强地表现自己，表现自己的所感所好，所爱所憎，在诗里表现自己的身姿音容。各人都写自己，才能有百花齐放。严迪昌同志认为，诗是以感情为表现对象的，诗人就是要抒发自我的感情，表现自己。要求诗以表现“大我”为前提的原则，实际上只能导致公式化概念化。孙绍振同志认为，“表现自我决不仅仅着意于诗”，而是与破除现代迷信、尊重人性有密切关系。过去诗中“我”的消失，实际是人性的被蹂躏，是我们不断地一面造神、一面打鬼的直接结果。
黄益庸同志认为，抒写自我是写诗的基本原则，但自我本身的价值并不相同。通过自我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我”的价值就大，如果只是抒写狭小的我，就没有什么价值。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做大诗人，使自己这个“我”能和人民群众相通。
六、怎样看待青年诗人的探索
这个问题在这次座谈会上讨论得非常热烈，其他问题上的各种不同观点，往往都表现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的分歧。谢冕同志作了专题发言。他的基本观点是：近一二年里出现的一批年轻诗人及他们的一些“新奇”“古怪”的诗，是新诗史上的一种新的崛起，它“打破了诗坛的平静”，“引起了习惯势力和惰性的惊恐与不安”。于是，才有人指责这些“新”诗为“古怪”，有人要引导这些诗回到狭窄的老路。他说，正是一批年轻人“首先对束缚人的精神枷锁提出了疑问”，他们的诗“思想上反叛了现代迷信，抛弃了诗歌为政治服务的狭隘见解”，在艺术上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并使之得到充分的发挥。钟文、吴思敬同志还认为这批年轻诗人的诗作不仅是“新的崛起”，并在一定程度上是方向，是未来诗坛的希望，他们必将掀起诗歌发展的大潮。何燕平同志说，人们对青年应取平等态度，而不应轻视他们或可怜他们而去原谅、宽容，更不应苛求。只有这样，诗坛才有希望。但不少同志认为，现在不存在容忍不容忍青年的问题，而是有些人除他们之外不容忍其他一切的艺术风格和流派，甚至否定已往六十年的诗歌。
宋垒等同志认为，这些青年人在诗歌艺术上努力创新和探索，是应该肯定的。但不能评价太高，因为他们的缺点也是突出的，特别是他们的创作还不能为多数读者接受。对他们应该引导。如果他们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就能代表一代人，成为诗坛的希望，否则只能由他们一代人中的另一些人去代表未来的希望了。
易征同志认为，诗评家肯定青年人的探索，这种热情是好的，但把某些青年的并不是真正优秀的诗称为“崛起”“方向”“大潮”，就评价太高，显得偏颇。丁力同志认为，对青年人的诗要作具体分析，不能把古怪诗和新起的一代青年诗人的新作混同起来。许多青年写出了大量的好诗，反映现实生活的、人们能读懂的诗。对这些诗作，我们的某些诗评家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却偏偏把一些古怪的诗捧上九天，认为是“新的崛起”，是投进黑屋子里的“几线光明”。他认为有一些青年人写了一些古怪诗，原不足怪讶，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他们一味吹捧，助长他们轻狂和骄傲的“古怪评论”。
金波同志认为，当前，面临着新的时代，老、中、青诗人都在进行新的探索。李瑛的近作《我骄傲，我是一棵树》，诗风就有很大改变。张志民自己也说过，他现在已经写不出《西行剪影》那样的诗了。还有，青年诗人叶文福、雷抒雁等为什么就不被包括在“崛起”之内呢？
多数同志认为，对青年人的创作要热情鼓励，也要正确引导；赞扬和批评都是在引导，刊物有选择地发表他们的作品也是一种引导，有人一听“引导”就反感，其实，反对引导本身也就是一种引导。作为诗歌理论工作者，应该积极地、热情地、耐心地、细致地做好对青年诗作者引导的工作，使他们能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健康成长，早日成材。
座谈会结束前，冯牧同志到会讲了话。他希望诗歌理论工作者能及时发现和研究诗歌创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诗歌新人的创作和思想状况，要鼓励诗人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积极创新。
这次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平等地交换意见，争论问题，各抒己见，取长补短，心情十分舒畅。与会同志都认为这样的会对贯彻“双百”方针、寻求艺术真理是非常有益的。
原载《诗刊》198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