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往事半苍茫（上）
——成舍我的办报生涯
民国初期的报人，因时代不宁，经历曲折甚而奇崛者为数不少，他们的办报生活，有的自立门户，独往独来，以一支孤笔向强权社会挑战，如林白水之于《社会日报》、邵飘萍之于《京报》；有的办同人报，说自己话，在政治夹缝中左冲右突，成就其事业，如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三驾马车”创办的《大公报》；更有无计其数的人，在依附报馆为稻粱谋的同时，自我奋斗，独树一帜，成为报人中的佼佼者。如果要找出一个人，都经历过这几种报人生活形态，且在每个领域都留下传奇故事的，则非成舍我莫属。
翻开成氏年谱，他的报人生活，从开始记者生涯的安庆《民碞报》、沈阳《健报》、上海《民国日报》、北京《益世报》，到独自创办的《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南京《民生报》，再到与同人发起的上海《立报》、香港《立报》、《自由人报》，其丰富多彩，流光溢影，本身就是一部报业的风云史。
在以上一系列报纸的背后，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也显现着中国报业发展嬗变的轨迹。成舍我的办报经历，从辛亥革命发生直到国民党统治结束，跨越了整个民国时期，既是一个情节曲折、高潮迭起的精彩故事，也是那一时代报人生活的缩影。要说新闻是历史的独特见证，要说优秀的报人是社会政治生活的记录者和参与者，成舍我讲述自己的办报生涯，算是一个难得的典型例证。
因父亲蒙冤对报纸发生兴趣
成舍我原籍湖南湘乡，1898年生于南京下关，“舍我”原是他的笔名，取自《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也透露他青年时代自视甚高，有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一面。“舍我”既随文章传噪一时，本名“成平”也就鲜为人知了。成舍我的祖辈从湘军到江南镇压太平天国，以后定居南京，这一段家史，见于他在《世界日报》上的追记：“自太平天国之役，曾国藩以湘军转战东南，湘子弟弃耕来从者数十万众，而吾邑豪杰之士，起自田间，立大功官至封圻者，乃多至不可胜数。先大父春池公，亦以此弃故业，佐国藩弟国荃幕，历官江浙，此为吾家百余年来有仕宦之始。”但是，到他父亲成心白这一辈，家业已荒芜，沦为既无田地也无房产的平民，靠着一份收入微薄的差事，为人司笔札养家糊口。大约在1900年，成心白因参加平定地方土匪有功，由乡人保举，获得一个九品候补官位，分发到安徽候缺。直到1906年，才被派为舒城县监狱典史（典狱长），然而不过两年，监狱发生暴动，数十名囚犯破狱出逃，成心白奋力追赶，在与逃犯搏斗中被殴成重伤。这个事件，经各报的传播，当时成了一条大新闻，连上海《申报》都发表了详细的报道。
按清廷成规，看守人员疏于防范而造成囚犯穴墙而逃，称作“越狱”，要问罪于典史；而囚犯结伙破狱出逃，称作“反狱”，属于狱政管理问题，知县要负责任。在往上行文呈报时，为了将“反狱”改称“越狱”，求得减轻刑责，这位陆姓知县向成心白提出，愿以纹银二千两，换得他同意共同遮掩此事。尽管这是一笔大数目，梗直倔强的成心白却不愿代上级受过，于是陆知县一边在报告中把逃案归罪于典史不尽职，一边联络上海各报驻省城安庆的访员，徇私发布对成心白不利的新闻，成心白则有口难辩，始知舆论之利害。一个小小的知县，为了保住官位，不惜重金贿赂，使出浑身解数，为了什么？成舍我当时不到十岁，对此事却印象颇深：
那时候做知县的，都有的是钱，最大的财源，就是收田赋，大的县份，一年究竟收多少，都没有数儿，也没法统计，大概都是收十块，往上报一块，其余九块，都可入县太爷的“腰包”。我记得当逃狱事件发生时，大约是在阴历七、八月的时候，正是田赋开始征收时期，所以他宁可给我父亲两千两银子，替他顶罪，也不肯丢官，但我父亲的个性也很倔强，宁可不要他的银子，也不肯替他顶罪。因此使知县恼羞成怒，他的呈文硬说是先有囚犯挖洞跑了几个人，后来才打架的。因在未定案之前，上海各报已有了消息，后来知县被撤职，我父亲也被撤职。
成心白因此丢官，心有不甘，带着一家人赶到安庆，住在湖南人聚居的大杂院“曾公祠”里，希望向上级机关面报实情。就在这当儿，经人介绍，认识了上海《神州日报》派驻安庆的访员方石荪。方石荪也是湘人，十分同情成心白的遭遇，乃撰一长文，详细叙述舒城监狱暴动真相，很快刊登在报上。因为这篇文章，成心白终得“平反”，典史却是做不成了，为前途计，考入安徽省安庆高等巡警学堂深造，两年后毕业，又被派到凤台县任警察局长。
因父亲受诬陷一事，新闻记者这个职业给少年成舍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是报纸的访员，一个收受了钱财，可以避重就轻把囚犯“反狱”说成“越狱”，使他父亲蒙冤丢官；一个忠于职责，在报上仗义执言，使得案件真相大白，而舞弊的知县也被治以应得之罪。这种景况，让他深切感受到了新闻纸的强大力量，从个人福祸到社会生活，无不有所作用。成舍我到晚年对此事念念不忘，足见这段经历对他后来选择报人生涯，有着直接的影响。
成舍我的求学历程十分艰辛，他父亲位卑禄薄，任典史时，每月俸银仅二两九钱，家里人口又多，子女四人，绕膝索食，因此无钱供给上学，他跟着父亲读书写字，直到十二岁才进小学。清宣统元年（1909年），成舍我入安庆湖南旅皖第四公学，“不一年，自初小高小，拔升至中学。顾家愈贫，境愈困。书值百钱者亦不能致，须昏夜借写。不能具校服，有操演或集会，均摈不得与。又积欠学金过巨，则不与试。卒至辍学”。成舍我十四岁那年，武昌起义的消息沿着长江传布开来，不久，革命军的势力蔓及安徽，并很快攻克他父亲任职的凤台，旧的制度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成心白自也不能幸免，结果是保了命、丢了官，带着一家人逃走。成舍我到晚年时回忆起来，依然是历历在目：
当时革命军占领的地方，很多县长都被杀了，我父亲是警察局长，居然被放走了。因为他的为人不错，在地方上做的很好，也没与人结怨，否则也会被杀的；……我父亲决定先回安庆，那时候地方治安很差，听说到处都有土匪，如果人少，携带的行李财物，一路上一定被劫光。因此，我们是联合很多人，集结几十条船一块儿走的，比较安全。
因皖北淮河流域，在清末时本来就不太平，革命军把清军打垮之后，很多清兵都做了土匪，他们都有枪，到处杀人掠货。我们一路上果然多次遇到土匪劫船。船行在河中心，两岸都有土匪，对着我们的船开枪，叫停。船上也有很多人有枪，就对着岸上开火，就这样停停打打，打打停停，逃到一个津浦路的车站，大概是在蚌埠。记得当时还有火车，我们就乘火车到了南京。当时正是革命军攻打南京的时候，我们就住在下关，眼见炮火连天，大人小孩，莫不触目惊心。我们稍作停留，就搭民船逃到安庆，那时安庆也已经被革命军光复了。这回我们全家，才总算是安全到达目的地了。
回想这一路的情境，真如做了一场噩梦，梦见死里逃生了。
一家人回到省城时，安庆已经光复，新政府也已成立，到处洋溢着一派新气象，成舍我的父亲因是旧官，在新政府中又没有关系，就只好居家赋闲了。但成舍我却闲不住，街头张贴着革命党招兵的告帖，号召爱国青年都去投革命军，推翻清王朝，告帖上充满鼓动性的语言吸引着他，跑到青年军的招兵处，抢先报名投考。对自己的这段“革命”经历，成舍我一生都引以为荣：
那时候我才十四岁，是个小孩子，大概是心理上所感受的，觉得当时社会上的坏人坏事太多了，觉得只要参加革命，就能铲除“坏人”、“坏事”，所以我就去投考了。记得他们是招考三个队，每队五百人，总共一千五百人，我是考取了第一队。在考取时，军监韩衍对我们几位成绩最好的人说：“你们的成绩很好，我各送你们一本书吧。”于是他就拿来几本《华盛顿传》给我们。他说：“你们很不错，希望你们做未来的华盛顿。”因为那时候提倡革命时，都提倡崇拜美国华盛顿。
我入伍时个子很小，发给我一支枪，和我的人一般高，现在回想，那时青年军也是胡闹，他叫我们去找汉奸，因革命党刚把满清打倒，但许多人想做汉奸，再把满清恢复起来，所以要抓他们。我们要轮班巡夜，查旅馆，有时从晚上搞到天亮。还有几次指说某人是汉奸，去把他们打掉；我还算好，没有派到过这种任务。后来，连都督都管不了他们了。
成舍我开始给报馆投稿，大约就在这时候。据他自述，引导他走上新闻之路的启蒙老师，就是几年前为他父亲在报纸上申冤的《神州日报》访员方石荪的儿子，名叫方竞舟。方竞舟时年二十出头，素有继承父业、从事新闻工作的愿望，得知成舍我小小年纪，就有当新闻记者的大志，乃引为同道，时加鼓励，向他讲解报纸对于影响国家人心、转移社会风气等方面的作用，指导他就身边见闻，撰写新闻稿件、小说、杂文等，每写一稿，必帮助修改润色，并代向报馆投稿，常被采用。
这时候的成舍我一心向往革命，为建立共和国出力，一年多的时间里，都和同伴们一起在省城内打打杀杀，把安庆闹了个天翻地覆，不可收拾。不久，当青年军被改编为正规部队，准备向南京开拔时，若不是他父亲上船阻拦，成舍我或许会成为一个职业军人，而不是新闻记者了。对当时的情景，他有以下回忆：
那时候的都督是白（柏）烈武，白烈武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一直到袁世凯做总统，白烈武仍做都督。他来之后，就先叫青年军改编，而韩衍不答应，不久，韩就被人暗杀了。据说就是白烈武派人杀的，因为这一千多人都有武器，后来青年军就被解散了。那时，革命军已把南京光复了，黄兴做留守府的留守，他组织了一个入伍生队，白烈武就获得黄的同意，把一部分青年军送到南京入伍生队里去，我就自愿参加了。但当我已上船就要开走时，被我父亲知道了，他及时赶到船上，把我抓下船来，硬是不让我去，说现在就做军人，年纪太小，还得好好读书，所以就没去成功，不然的话，我就变成职业军人了。后来，把入伍生队的一部分人，送到保定军校去了。这是民国元年的事，既然没有去南京，就在安庆待下来，没事就写稿，由于向《民碞报》投稿，结果就被聘为记者。我的新闻记者生涯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这年我是十六岁。
1912年较晚时候，十五岁的成舍我加入了国民党。这个选择，对他一生的办报生涯将产生重大影响。
丢了饭碗，扬了名声
成舍我被《民碞报》聘为外勤记者，是在1913年秋。该报创刊于1912年，日刊对开两大张，为安徽最早最大的报纸之一，主持人吴哑吭系清末京师大学堂文科毕业生，加入过同盟会，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以文章报国自许，在言论方面，以提倡民主自由和充当皖民喉舌为宗旨。袁世凯当政后，力图恢复帝制，激起公愤，反袁运动席卷全国，《民碞报》亦口诛笔伐，遭到安徽督军倪嗣冲的威胁，一度被迫停刊，复刊后已沦为袁党喉舌。
1913年是农历癸丑年，袁世凯乘着军事上的胜利，对国民党及其异己报刊进行大规模镇压，以“乱党报纸”的罪名查封各地国民党报刊三百多家，是为“癸丑报灾”。“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安徽，倪嗣冲也开始对国民党员大加逮捕，成舍我加入国民党后，本来就是个活跃分子，加之他参加过反袁的秘密活动，已为军政府所注意，势必要躲一下风头。于是，在1915年夏天跑到奉天（今沈阳），靠了一个本家的关系，投身当地的一家由革命党人创办的小报馆《健报》，先做校对，以擅诗能文，不久升任副刊编辑。总编辑王新命很赏识他，他们很快成为“忘年之交”，后来一起在各地辗转办报，合作无间。1957年，王新命在台北出版自传《新闻圈里四十年》，成舍我为之作序，说：
回忆我与新命先生相识，远在民国四年，那时我由安庆到奉天，为奉天《健报》任校对、编副刊。新命先生是《健报》总编辑，我以十七岁青年，做新命先生部下，屈指迄今，也已四十多年。就眼前……的朋友说，我或许是新命先生最老的朋友，新命先生也或许是我在报业中，惟一仅存的上司。
在沈阳避了半年光景，1916年初，全国反对帝制的呼声又高涨起来，受这种气氛感染，成舍我回到安庆，与朋友计划创办一份报纸，拟名《长江报》，要为讨袁运动制造舆论。申请立案的公文送到督军府后，正好自投罗网，成舍我连人带文都被扣留，连续审讯了三天。倪嗣冲憎恨革命，嗜杀成性，有着“倪屠户”的绰号，若不是督军府秘书长裴景福爱惜成舍我的诗才，愿意出面担保，后果可想而知。
安庆的政治环境是如此的恶劣，成舍我自知不能久留，于是经人介绍，到上海去闯一闯。这年2月初到上海时，人地两疏，借住在安徽革命党人设的讨袁总部，得识陈独秀；又因为投稿关系，与《民国日报》主持人叶楚伧交往，被揽入报馆做校对和助理编辑。虽然有了一份固定的职务，因该报经费困难，仅供伙食，不发薪水，成舍我的生活仍无着落。
到了这年春天，王新命也从《健报》弃职，辗转到了上海。王新命多年后在自传里回忆，当时他以发表反对帝制的激烈言论，被军阀张作霖派人指名拘捕，当报馆被包围时，仓猝间爬墙躲在屋顶上，待来兵散去，才带着青苔满身，从屋上跳到后院中，状甚狼狈。沈阳既不可久留，乃乘火车到山海关，再转秦皇岛乘海轮到了上海。由于他的文笔受到商务印书馆编辑高梦旦的赏识，嘱为提供各种文稿，应接不暇，于是由他领衔，纠集了几个落魄文人组成“笔阵”，依赖卖文为生，撰稿对象以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小说月报》为主，同时向各地报刊投稿，成舍我就此搬到“卖文公司”在法租界南阳路租下的一所小房子里，算是有了安身之所。当时他还只有十八岁，已能够写诗词、论文、小品文等各种体裁的文章，并与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通信，也有若干稿件发表。在一起以卖文为生的还有刘半农、向恺然(平江不肖生) 、章石屏等，成舍我虽是这个圈子里的后辈，而最初向《新青年》介绍刘半农的译诗并得到陈独秀、胡适的称赞，却是这个“小老弟”呢。
这一年，随着袁世凯病亡，讨袁运动结束，报纸上的评论又清冷起来，成舍我的兴趣渐渐转移到文学方面，尤喜吟诗填词。萧条的行囊里，只有几件单薄衣衫，但一部《白香词谱》却随身携带，到哪里也不肯舍去。据时人回忆，当时成舍我和刘半农住在一起，生活十分贫困，每天啃烧饼度日，“没有桌子，睡在楼板上，仰面写文章。有时瞌睡得要命，就洒些花露水在手巾上，捂住鼻子，用来兴奋刺激”。在《民国日报》时，“由于他不会说上海话，显得土气，就拼命练习，夜里说梦话都在学”。总编辑叶楚伧以散居在上海小东门外、冒充苏州籍的外地娼妓比附，作诗嘲弄他，其中有两句是“夜半忽闻作吴语，小东门外是前身”。但是在这里，他积累了众多人脉，不仅与《新申报》副刊编辑王钝根等发起组织“上海记者俱乐部”，还参加了柳亚子组织的“南社”，与沪上文化界的名人时相唱和，后来成为名作家的张恨水、此时名叫张天培的，这时候还是一个唱文明戏的演员，因为投稿关系，与成舍我交上了朋友，两人聚首唱和，往往通宵达旦。混迹于文坛老将新秀中，成舍我在学问和人生经验等方面，自然是日有所获，突飞猛进。
但他毕竟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以年轻气盛，不知深浅地卷入了南社的内部之争。他先后三次参加过南社的“雅集”活动，同样是个积极分子。1917年春天，南社主持人柳亚子与社员朱鸳雏因唐宋诗地位问题“诗见”不合，继而发生争执，柳亚子写了一个把朱鸳雏开除出社的启事，送往《民国日报》刊登，成舍我得知后，力阻见报，但主编叶楚伧还是给照登了出来。成舍我为此打抱不平，遂被柳亚子连带开除出社，加上对叶楚伧偏袒柳亚子不满，乃从《民国日报》愤而辞职，并典当了衣物，花钱在《申报》上刊登广告，披露南社论诗纷争，并指责柳亚子狂妄欺人，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他后来立志独立创办报馆，不肯依附于人，也与这一段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任《益世报》主笔惹大祸
丢了饭碗，却扬了名声的成舍我，在上海站不住脚，便动了去投考北京大学的念头。作出这一选择，是因为李大钊在这年夏天来沪时，曾对他面加鼓励，认为如有机会，仍应进入正规学校深造，以求来日发展；不久，北京大学聘陈独秀为文学院院长，李大钊为图书馆馆长，这更增加了成舍我前往求学的信心。他托请刘半农给陈独秀、李大钊带口信，表达自己投考北大、以半工半读完成学业的愿望，很快获得两人函复，表示愿意提供生计等方面的帮助。但是北京之行，绌于川资，成舍我计无所出，翻译了三篇西洋短篇小说，投到胡政之主编的《大共和日报》，得到稿酬一百元，才于1918年初独自乘轮北上，这年他二十一岁。
到北京后，陈独秀、李大钊对他多有帮助，陈安排他在北大学生第六宿舍暂住，入国文系旁听，李很快又在《益世报》替他找到差使，得以安顿下来。但投考北大一事，却经历了一番曲折，“抵京后，拟入北京大学深造，由于无中学毕业文凭，不能骤升大学，辗转思量，立草万言书，致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孑民)，自述好学之殷，请校长予以通融办法，俾得有所成就。蔡元培收信后，觉其文笔通畅，言之有理，怜其情况，准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旁听生”。和他一起考取北大预科国文门旁听生的，还有后来成为著名编辑的孙伏园。具体情形是这样的：
我是民国七年一月去北京的，目的是入北京大学读书，但要等到暑假才能考学，所以就请李大钊介绍到《益世报》工作，我一进《益世报》就做总编辑，写社论、编副刊、看大样，都是我一个人；暑假到了，我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取北大做旁听生。按照规定，旁听生的成绩如在第一学年平均到八十分以上时，就改为正式生。但这一年都不缺课的话，可以加三分。我为了争取“全勤”加分，每天都不敢缺课。但报馆的工作等看过大样之后，一定要到凌晨4点钟，而报馆离学校很远，每天早晨都是打个盹，就去学校上课，太累了身体实在吃不消。一学期过去了，成绩考得还不错，看情形升“正式生”是没问题了，所以向杜社长说明工作太累，请准辞掉总编辑的职务，改为主笔名义，除写社论外，还跑新闻，薪水照旧。一切先得杜的谅解，就这样决定了。之后，他请了潘云超做总编辑。
《益世报》创办于1915年，主持人是法国天主教天津教区神甫雷鸣远，内容上除了传播教义、刊登各地新闻外，对西方新思潮也多加鼓吹，发行两年后又在北京城南开了分馆，虽然也是日出对开一大张，但内容和声望远不及天津主报。从请一个穷学生来做总编辑这一点，可见报馆的窘困，成舍我在这里仅求温饱而已。
关于《益世报》京馆的情形，张恨水曾回忆说：“《益世报》当时在新华街南口，除了总编辑成舍我外，有吴范寰、盛世弼、管窥天和我几个编辑，还有两个校对。另有主笔一人，每天做一篇社论。社址有三进房屋，前面一排是营业所，有两个人收广告管财务。中进是排字房，有二十几位工人，还有两架平板机和一架小机器，两侧是堆纸的屋子。经理室、编辑部、厨房全在后进。新闻和副刊全在这里编。要说是每天出两大张报，这点房子真不算多……当时其它的报，往往是租一所小小的房子，门口挂一个木牌，就算报社了，报纸大半是找印刷所代印的。”成舍我不久自办的报纸，恰恰就是后面一种。
当时政局动荡不安，北京城成了军阀争权斗胜的舞台，报饭并不好吃。社长杜竹玄，北京通州人，是个好好先生，知道成舍我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所以平日对言论和新闻严加把关，惟恐得罪了哪路军阀。成舍我改任主笔后，请来了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的国文老师潘云超兼任总编辑，因为潘对新文化了解较多，思想开明，每遇社论言辞过于激烈时，杜社长也必加删改，以求相安无事。就这样，仍有一次，因转载上海《新闻报》“山东第五师全体士兵敬告全国同胞电”，京师警察厅以“煽动军队，鼓荡风潮”罪名，下令《益世报》罚停刊三日。山东军人通电，内容是“痛外交失败”，虽为军阀政府所忌，还不至于大动干戈；很快，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因为成舍我的一篇攻击军阀、支持学生运动的评论，《益世报》又让人刮目相看了。成舍我叙述事情经过：
我是住在北大的学生宿舍里，“五四”事件发生后，我到报馆来问“社论”写什么。结果恰巧杜回家去了，不在报馆，代理他的人就说：“老板不在，你就随便写吧。”我就想了“安福与强盗”的这个题目。本来杜社长很谨慎，我写社论他都亲自看过的，他认为言论过于激烈的地方，就删改几个字，这次他将好不在报馆，没想到这篇文章就惹了“大乱子”。文章发表的当天警察就来了，查封报馆抓走了总编辑……
《益世报》的后台是洋人，报纸又是在国外注册的，北洋政府对其无可如何，最后只好追查文责，将总编辑潘云超拘捕后，转交地检厅判刑一年，以警效尤。成舍我惹祸的这篇文章究竟写了些什么？兹引全文如下：
北京城里，强盗的窟宅非常的多，这几年来，又发生了一个最大的窟宅，弄得兵戈忧攘，鸡犬不宁，诸君知道这个窟宅在哪里呢？就是太平湖的安福俱乐部。
安福俱乐部成立以来，试问他们替人民安了什么，福了什么，他们所做所为，那一件不是鬼鬼祟祟祸国殃民的勾当，他们眼中只有金钱，只有饭碗，只要自己那一窝子有金钱、有饭碗，他们便不问国亡也好，种灭也好，这种行动，简直是强盗的行动，所以我说他是强盗窟宅。
他们得意的时候，便是我们痛哭的时候，我想他们若是到了生平最大得意的时候，那么便是我们宣告死刑的时候了，我现在且把他们得意的事情写出请大家看看。
军事协约成功，他们有了参战借款，每个人都分了若干卖国钱，这是他们第一件得意事，新国会成功造就了几百个饭碗，他们可以帮着政府为所欲为，这是他们第二件得意事，现在他们又有了两件得意的事：（一）就是南北合约快要决裂，他们在那里拼命运动，从前眼巴巴的在那里盼望决裂。如今快达目的了，从此南北还是打仗，他们还是可以多吃饭抢钱卖国；（二）就是这一次学生爱国运动，政府不但不能发现半点儿天良，也去爱下国子，却反把一班有名望的志士一网打尽，他们安福部都趁着这个机会，要去把那从前没有插入的地方去极力钻迎占据，你看这几天外间所盛传的什么教育总长哩！大学校长哩！他们安福不都在那里打主意，想把这两把交椅抢夺过来，做成他们完全的强盗政治。
我可怜的国民呀！安福部最大得意的时候快要到了，我们便听他得意么，我们若果不叫他得意，我们便应该大家起来，扫除这极大的强盗窟宅，我们就有了光明同幸福，若是大家放弃扫除的责任，叫他们大肆活动。那么，恐怕我们宣告死刑的日子就在目前了。
然而，这件事的结果，说《益世报》因祸得福，也未尝不可。报馆被封的消息传开，等于在报贩和读者中作了个广告，复刊后一段时间，报纸由日销几千份，一度增长到两万份。杜竹玄为销数暴涨而喜笑颜开，不但未对成舍我有所责难，反而请他代行总编辑职务，直至潘云超刑满出狱为止。
成舍我躲过这一劫，同年9月又升读北大国文系，成为正式生，学业算是有了着落。他求学的道路颇为不易，一年前校长蔡元培准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旁听生，考试结果，他居然名列前茅，但这又是以忍受艰困生活为代价而得来的。在北大旁听的一年多里，他两手空空，“东斋吃饭，西斋洗脸”，人们形容他过的是“逐水草而居”的日子，所有物品，只有一件小行李和一只小箱子，在北京的寒冷冬季里，常常因衣服单薄而出不了门，在宿舍里发些社会无情、人间不公之类的牢骚。岂不料再过些年头，他做了报馆老板，成了这样一个人——“对任何人极少有好评，对从业人员，无论其为亲友抑为同学，一律要求极严而待遇其苛”，他又做如何感想呢?
艰苦的大学生活，仿佛总是熬不出头，成舍我也真有毅力，咬着牙也要挣得一张大学文凭，因为他知道，这是今后出人头地的资本。他同时在《益世报》兼职，既写文章又编新闻，月薪只有五十元，而且常有拖欠，不得已向账房商借，也屡遭白眼，或是答应借几元，还把假银元掺在里面，他为此常在背后骂社长杜竹玄是“万恶的资本家”。到1921年大学毕业后，因为杜竹玄频繁删改他撰写的言论，以迁就各路军阀，两人经常发生争吵，为此，成舍我还跳槽到北京师范学校做过国文教员，又在李次山所办的北京联合通讯社干过一段记者，为了谋生，还是得吃《益世报》的“回头草”。正是因了这些挫折，他立志要自己办一份报，“第一是要说自己想说的话；第二是要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他也想要尝尝做资本家的味道，最重要的，他是懂得要“话语权”的。
但是办报需要资本，钱从哪来？成舍我对此早已有所准备，他经常去议员俱乐部采访，有意识地结交了不少权贵人物，并很会运用这些关系，具体的做法是通过他们为自己谋得一些拿干薪的兼差，“如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介绍任众议院一等秘书，月薪二百元大洋；通过教育总长彭允彝的关系当上教育部秘书；经财政总长王正廷推荐担任华威银行监理”，可见收入是不少的。通过兼差所得，成舍我挖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不过他无心走仕途，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刚有些变化，就决定独立办报，来实现自己的抱负。
两百元创办《世界晚报》
1924年4月，成舍我辞去《益世报》职务，用该报一次付给的薪水大洋二百元，创办了《世界晚报》，报馆就设在西单牌楼手帕胡同他的住宅内，打出的也是纯民营报纸的旗号。创办初期，除了聘请安徽籍众议院议员陈策做名义上的经理兼发行人，报社仅有三个采编人员，成舍我集社长、主笔和外勤记者于一身，因为晚报完全靠当天的特别消息撑门面，所以外勤记者是最重要的任务；其它两人，一是总编辑龚德柏，湖南人，曾在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留学，擅长写外交新闻，编报之外，专以东交民巷内的各国使馆为采访对象；一是副刊“夜光”主编张恨水，此前张在上海唱过一段“文明戏”，因爱好写作，常以梨园琐事为题材向《民国日报》投稿，与时在该报打工的成舍我相识；不久来北京，在《益世报》任校对、记者，又顺理成章被揽入《世界晚报》，他的成名作《春明外史》就是在这时候开始在“夜光”上连载的。
《世界晚报》创刊之初，论设备，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两百元开办费，一半付了房租，在租住的房子里摆两张办公桌、两只椅子，另外添置了一些笔墨糨糊，再往大门口挂一幅“世界晚报”的招牌，就算开张了。成舍我敢于赤手空拳办报，信心何在？王新命在所著《新闻圈里四十年》里回忆，《世界晚报》创刊前夕，他恰好来京访友，成舍我试图拉他入伙时，说过这样一番话：“现在办一张有当日新闻的晚报，是相当出色的。因为北京的日报虽多，晚报却只有《北京晚报》一家，这《北京晚报》上的新闻，却几乎全是隔日早报上剪下来的，决不采用隔日旧闻的《世界晚报》出版之后，便一定有其光明的前途。”可见成舍我对当年《世界晚报》的市场定位是很准确的，非大智大勇者不及此也。
但那“光明的前途”，此时还是个泡影。当王新命问起两百块银元开办费如何用法时，成舍我一五一十道来，原来，一个日出四开一张的报馆，在创刊的前一天，却连买白报纸的钱还计无所出呢。王新命闻此，讥他是“叫花子过日子”，表示恕不奉陪。成舍我后来这样说：
二百元的开办费用光了。譬如说预定创刊的日期就是明天，但今天此时，却还连买纸的钱都没有。
那时，购买印报用的纸张，不仅不能像现在报馆，几十几百吨的整批购进，而是向纸行多则三五令，少则一两令零星购买。送纸的工人，将纸背在肩上，走进大门，先将纸款拿到手，才肯把肩上的纸卸下，如果你说一句待明天来取钱，他连头也不回，就背着纸走了。
这年4月16日，《世界晚报》创刊号出版，公布了四条办报宗旨：言论公正，不畏强暴，不受津贴，消息灵确。这些都是针对当时的办报环境和条件，有感而发的。北洋军阀时代，报馆要想保持地位独立，态度不偏不倚，哪里容易。尤其在政治中心的北京，民国成立以来就是军阀横行的天下，除了《晨报》、《顺天时报》和《益世报》因后台强硬，稍有自主说话的底气，多数报馆维持生存的手段，无外乎领取政府津贴，接受党派赞助，或投靠某系军阀，否则就难以立足。成舍我既无背景又没后台，对一言不慎便会被封门、被抓人的危险，不是不了解，那么，他敢于自办报馆，有什么独造之秘、不传之学呢？
成舍我既不愿意依附军阀、领受补贴，又要说自己想说的话，并且在社会上站住脚，他只有在“消息灵确”上大做文章了。以战争消息为例，此时军阀纷争，烽烟四起，百姓惶惶不可终日，人们关心的最大新闻，便是军阀在混战中的此消彼长，对于自身生活的影响。但一般报纸，因为拿了别人津贴，又怕开罪某一方，对打仗的消息一是尽量免登，二是多为东家袒护说话，久而久之便失信于读者。《世界晚报》看准这个空隙，格外关注战事新闻，加上后来跑外勤的记者龚德柏是留日学生，每天都到东交民巷坐探消息，尤其靠他的日语熟练，为人诚信，终于打破各使馆都不愿接待记者的惯例，成了日本公使馆的座上客。
据龚德柏回忆，当时日本在中国各重要商埠都设有领事，每日必向公使馆报告地方上所发生的各种事件，龚德柏则以所得消息加上自己的推测，编成新闻，当然是重要消息。“这等于《世界晚报》，在中国各大商埠都有特派员一样”，这样不仅避免了像别的晚报一样“炒冷饭”，剪抄大报上前一两日的消息，还争取当日发生的新闻在下午见报，在速度上胜过日报一筹，《世界晚报》的特色由此形成。独家消息，抢先见报，成氏秘诀之一也。
创业的第一年，成舍我白手起家，采访、编辑、校对，事事都要亲自动手。据时人回忆，当时他身上穿的，夏天是一件蓝布长衫，冬天是一袭挡不住寒风的棉袍。报纸在一家印刷厂代印，有段时间他索性住在机器房外一间小屋里，既是编辑部，也是他的卧室，几张椅子拼起来就是床，几个烧饼也能将就过一天。每天看完大样，报纸付印，机器轰轰震动，他竟能在“床”上酣然睡去，因机器老旧，常出故障，只要声音一停，他马上惊醒，可见他办报何等投入。如此惨淡经营，创刊半年多，销数虽只有两三千份，但他以个人之力，创造出如此“高效率、低成本”的案例，也足以让同业自叹弗如了。此乃成氏秘诀之二也。
为了打开报纸销路，成舍我可以说是煞费苦心，想出种种“点子”，要把《世界晚报》挤进市场。“如他经常携带一捆当天的晚报，与一名伙计到城南游艺园一带去叫卖，有时他自己也混在人丛中争购自己的晚报，以吸引购者，同时也注意了解读者的意见。他还想出采用打笔墨官司的办法来引发读者的兴味，如他以《北京晚报》为对象，抨击了该报有些新闻失实，有些新闻纯系造谣，并揭露了该报与某派某系有内部关系，等等。对方不免照样反击，于是形成了对峙开骂的热闹场面。……他还有意识地找一些权贵，如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以及教育总长章士钊等加以攻击，一则可以哗众取宠、排挤对手，博得敢言之美名，一则引起权势者干涉后，亦可借此提高晚报的声望”。这些“点子”虽嫌寒酸，壮士不为，但的确能够刺激报纸的销路。此乃成氏秘诀之三也。
《世界晚报》创刊时，占据民国总统宝座的是直系军阀曹锟，而山海关以外，奉系军阀张作霖则陈兵数万，随时想突入关内，做北京的主人，两路军阀之间常爆发冲突。到1924年秋天，零星的战斗终于酿成第二次“直奉大战”，北宁铁路沿线燃起了熊熊烽火。为防堵奉军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曹锟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赶往山海关前线督师，吴佩孚满脑子封建思想，十分迷信“逢凶化吉”之类的说法，特地从开封调来他手下一个名叫“张福来”的大将，充前敌总指挥，以求首战开捷。这场战争，对于各报来说当然是争相刊载的重要消息，《世界晚报》也不例外，然而成舍我没料到，在编校过程中因为一个错字，酿成了大祸：
《世界晚报》得到消息，当时就发头条新闻，标题是“前敌总指挥张福来今早出发……”。当天中午外交部举行记者会，并邀宴记者午餐。但中午是晚报最忙的时刻，因在下午两点多，报纸就得印出来，此时稿子虽已排好了，但我还不能看大样，龚德柏在旁说：“外交部开会的时间快到了，可能有重要报告，你赶快去开会，今天的大样由我来看，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你要当心啊！不可错字。”
这天成舍我在外交部参加午宴结束后，在坐人力车回报馆的路上，看见报贩们已沿街叫卖《世界晚报》，于是买了一份在车上看，不料第一眼就发现，头条新闻的大字标题“前敌总司令张福来今早出发”中，“福”字竟误植为“祸”字！赶回报馆时，见龚德柏正在办公室埋头阅稿，神情自如，浑然不觉祸之将至。当成舍我把那个错字指给他看时，他“吓得呆若木鸡，久久不能自语”。成舍我当机立断，吩咐龚德柏收拾一下重要物品，两个人赶紧雇车驰往东交民巷，躲到六国饭店里，才喘了口粗气。
天将晚时，他们得到消息，在他们离开不久，报馆就被宪兵与警察包围，由于没有抓到当事人，警方已将大门贴上封条，下一步如何，尚未可知。
接下来的故事又一次演义了“因祸得福”之说。正当成、龚二人在六国饭店里，为报馆的命运、也为付不出每天好几块大洋的房费而惴惴不安时，北京政局瞬息而变，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临阵倒戈，回师发动北京政变，软禁总统曹锟，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改所部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赴京共商国是。经此一变，成、龚的困局顷刻得解，《世界晚报》仅停了五天，经当局批准又复刊了。复刊的10月23日当天，报纸销路大增，从原来的两三千份一跃到了上万份，成舍我的名字也因此大噪，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这岂是他当初能够想到的呢。如此说来，触犯禁忌、因祸得福，也算得上成氏秘诀之四了。
当《世界晚报》在北京打开局面后，成舍我忽发奇想，要再办一个日报，来与京城的其它报纸竞争。他才高志大，不甘寂寞且喜欢特立独行，这也是一例。这份新报于1925年2月10日创刊，名为《世界日报》，馆址设在北京西城石驸马大街的一所租来的房子里。办报的资本，是依靠财政总长贺得霖从东陆银行贷出的三千元，及其后陆续提供的现金，总计约四千元的资金，付了房租，购置了印刷设备。编辑班子仍是《世界晚报》的一套，只是在《世界日报》出版后一个月，总编辑龚德柏因与成舍我发生矛盾，辞职离开，创办《大同晚报》去了。成舍我敢于迈出这一步，是因为晚报已创造了声势，而且开始赚钱，由此具备了新事业可达成功的基础。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在借助品牌优势，实现新产品的开发升级，形成产业链。这可视作成氏秘诀之五。
这时的成舍我，在其它方面，也非一年前徒手创业时可比了：
当时，晚报虽已赚了一些钱，但要马上增办一份日报，力量还差得远。不过，这时候可以用报社的名义，向银行贷款。
《世界日报》创刊未久，《世界日报》营业上虽有些盈余，但赔补日报还嫌不够；我那时负债累累，没有存款，只有当票……
成舍我置办的第一个家产，是两部平印对开印刷机，虽然一部机器每小时出报仅一千张，但总算是自己的家当。《世界晚报》创刊后，由于没有自己的印刷所，一直委托印刷厂代印，颇多滞碍，如果拖欠印费，工头马上就不准排稿；有时向厂方交涉，工人还会躺在地上叫肚子饿，常常耽误出报。《世界日报》是一份大型报，日出两大张，因而又增添人手，在组织方面设立了正式的编辑部和经理部，以利于分别开展业务。同年10月，成舍我又把《世界日报》第五版“画报”独立出来，出版了《世界画报》，他的“世界报系”由此初具规模。套用现代营销理论，他的这一招便是通过研究市场，细分客户，把产品做到了极致。
《世界日报》出刊后，成舍我全力以赴，事必躬亲，以期有所大成。对日报而言，社论和政治新闻十分重要，但也有风险，稍有不慎就会得罪权贵，引来封门抓人之祸，自不待说；对政治新闻的获取及处理手段，也需与政要人物建立良好关系，才能熟练地运用把握。在这方面，成舍我也颇有心得：
那时候在北京做新闻记者，重要消息，都是从“鸦片盘子”边儿听来的。因为每一军阀、政要，都有抽鸦片烟的习惯，因为那时候吸“鸦片烟”，就等于在抽香烟一样，在北方上层社会人家，亲友间相互过往时，到哪家都是倒在炕上一面吸鸦片烟，一面聊天，尤其官宦人家莫不如此。所以，你要想采访到“独家新闻”，你就必须先和那些军阀、政要交朋友，甚至上层社会人士，都要交朋友，而且随时都可以登门拜访，不过，最重要的是如何使对方能够相信你，有些事他虽然说了，可是他说不能发表时，你就得绝对保密，遵守信用……这样，时间久了，大家都相信你，当然就可以得到“独家新闻”了。
别看成舍我一副敢打敢冲的架势，其实他心机细密，颇懂得审时度势，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有着很深的研究和认识，能够放出“不畏强暴”的狠话，也并非吹牛或头脑发昏，所倚仗的一是北洋政府标榜的新闻自由所提供的部分制度保障，二是此时他已在社会各界积累了广泛的人脉，有这两样东西垫底，能应付不少的麻烦。同时《世界日报》确定社论主题，报道政治新闻，都有一定的准则，那就是胆大而心细，有所为而有所不为。譬如说，对于社会的丑陋面、腐败现象尽管揭露，只要事实存在，就照样刊登，不怕得罪衙门甚至打官司；但是如果涉及到具体的人，特别是军阀、权贵之类，则左右考量，慎之又慎，尽量避其锋芒，以免引火烧身。小心从事，处处顾忌，是谓成氏秘诀之六。
尽管成舍我对政治作如履薄冰之状，但毕竟生逢乱世，新闻记者在当时是风险很高的职业，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风云变幻，政局动荡，谁能做到总是游刃有余？“不畏强暴”的报训很快又引祸上门了。
“成舍我氏已被处决”
转眼间到了1926年夏天，直奉大战结束后，北京政坛因换了新主人，正在动荡不止。此时冯玉祥在奉军的压迫下，败走西北，张作霖、张宗昌拥戴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组成了新的北洋政府，继续实行军阀统治。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率部入京，成了北京城的太上皇。直奉战争以来，北京各报对凶狠残暴的张宗昌向无好感，多所攻击嘲讽，张怀恨在心，早就扬言报复，进京后先于4月25日以“勾结苏俄”罪名逮捕《京报》社长邵飘萍，次日凌晨在天桥刑场枪毙。8月6日深夜，又因为《社会日报》登载揭露张宗昌的心腹潘复丑闻的《官僚之运气》一文，抓捕社长林白水，同样不经审判，随即枪决。“萍水相逢百日间”，就是时人对这两起惨案的沉痛比拟。在林白水被杀的第二天，8月7日凌晨3时，宪兵司令部奉张宗昌令，又从《世界日报》抓走了成舍我，当时，他刚刚看完报纸大样，上床准备睡觉。成舍我后来谈道，当自己的住所“来了一屋子枪兵”，并传令“宪兵司令部王司令（琦）请你谈话”时，“我知道‘大事不好’，只得跟着走”。
成舍我被抓时，宣布有三大罪状：恶毒反奉；和冯玉祥有密切勾结；替国民党广为宣传，最近还接受广州方面十万大洋之宣传费等。前两项罪名当属捕风捉影，是“欲加之罪”；对于后一项，成舍我后来解释说：“我虽然热烈拥护国民党，却从没要过国民党分文资助。十万元当然绝无其事。”他被捕的消息传开后，以当时的情形，人们相信，他的命运肯定与邵飘萍、林白水一样，以至于他的一些好友当天就等在天桥刑场附近，准备与他作最后的道别；路透社驻京记者更已发出了“成舍我氏已被处决”的电讯，成在各地的朋友，还有人打唁电慰问他的家属。但是成舍我命大，他到鬼门关转了一圈，竟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原来，在成舍我被捕当夜，夫人杨璠便找到他的拜把兄弟孙景阳，由孙带着去见其父亲、前国务总理孙宝琦（字慕韩），杨璠跪在孙宝琦面前，请求设法营救。孙与张宗昌是旧交，见事态严重，天一亮就赶到石老娘胡同张公馆，一一解释驳正所列成舍我罪名，商请缓颊行事，张以孙宝琦为北方政界元老的身份，应允考虑，答应绝不重办，保成舍我一条命。孙辞出后，嘱咐《世界日报》同人及成舍我夫人，立即搜集一些证明材料，由他附信送给张宗昌过目。张于当晚复信说：“本应立予枪决，此承尊嘱，已改处无期徒刑”——这仅仅是给孙宝琦一个面子而已。孙情急之下，再次往张公馆说项，认为如无成舍我接受国民党宣传费的确凿证据，就应该立即放人。张见此情形，料定孙宝琦与成舍我关系非常，再加上几天来，不断有名流人物或登门或写信为成求情，于是答应对判刑一事，再加考虑。成舍我回忆当时情形说：
第四天下午，一位副官来叫我，说王司令（王琦）等我说话，这个王司令是张宗昌亲信，在张宗昌的极盛期间，他真算红得发紫，无恶不作。当我进到他办公室时，竟出我意料，他一变其骄横凶恶的态度，很客气的向我说：这次很对不住，委屈了你好几天，现在督办（张宗昌）已有命令，叫我将你送交孙慕老，你现在就可以走了。说完，他就派一名副官，让我回屋收拾随身杂物，陪我乘车，到永康胡同，孙正在借来避暑的一个私人花园。副官拿出一张大卡片，上面写着：“兹送上成舍我一名，请查收。”孙也写了一张回片：“兹收到成舍我一名，谢谢。”副官交代完毕，我十分感激，叩谢了孙慕老，于是我回到《世界日报》，结束了四天以来的我毕生未有的一幕惊险怪剧。
由这些令人爆笑的卡片可见，张宗昌与孙宝琦个人关系极相契，且都是富有幽默感的人，但是，玩弄一条人命于股掌之间，仍不免让成舍我心惊肉跳。在这之前，《世界日报》曾详细披露过邵飘萍遇难经过，林白水案发生当天，成舍我根据外勤记者所采访的素材，已将林的被杀害情形，“以第一条大字标题，加黑边，刊登在下午出版的《世界晚报》上”，因而，当他被捕后，从前两位报人的遭遇，不难推测自己的命运。而命运戏人，成舍我被抓情景及在宪兵司令部的经历，竟与邵、林二人完全一样，只是最后一幕“柳暗花明”而已。成舍我后来才知道，他之所以没有像邵飘萍、林白水一样当晚即执行枪决，是因为那天晚上张宗昌新讨了第十个姨太太，宪兵司令王琦在抓人以后不敢扫张大帅的兴，才使孙宝琦得隙营救。
成舍我得开释后，或许是出于张宗昌方面的压力，或许是他本人想再过一把出名的“瘾”，即于8月12日《世界晚报》要闻栏刊登《成舍我释放之经过》一文，向读者报告事件原委。由于事情经过曲折敏感，文章尽管采用客观记实笔法，态度也不卑不亢，仍语多隐讳，不能尽言：
本报及《世界晚报》社长成舍我于本月七日上午三时，被宪兵司令部，奉张督办宗昌命，拘传质讯。经各方面竭力营救，及张督办王宪兵司令曲予矜全，已于前晚七时安全返寓，兹略记其释放经过如左。
成七日上午被捕后，即由宪兵司令部以军用大汽车押送至帽儿胡同，当经留置该司令部副官室，颇承优待，饮食起居，亦极自由。司令王琦、副官长张英武、秘书长陈什朋、秘书李介圭等，对成皆表示善意，是日各方知好闻讯，即纷赴司令部探问。孙前总理宝琦于成到司令部之后二小时，即有亲笔函，分致张王两氏，请予保释。八日下午，张复孙函谓成罪情重大，本应枪毙，既承尊嘱，可改处徒刑。孙接函后，复于九日傍晚，亲至石老娘胡同访张，面为解释，谓成及所办两报，平日持论，尚属公正，既蒙从宽免死，可否即请更进一步予以释放。张乃请孙将最近十日内之世界日晚报检送核阅，再行酌办，如果无妨害军事之纪载，则宽释亦无不可。当夜孙即将报如言检送，当成被捕后，与孙同时为成营救者，如李征五、潘复、杨度、薛大可、刘永谦等，均奔走甚力，成之同学朱光沐、刘子任等，复环请张军长学良，代为缓颊。张即以电话向张督极力劝解。十日上午，宪兵司令王琦即上一呈文于张，谓成平日言论尚无十分不妥之处，可否即予开释？伏乞钧裁，呈上后，张即于下午五时批令如下：
呈悉，世界日报成舍我，既属情有可原，着应开释，并派人送往孙总理宅可也。此令。
上令于下午六时送到司令部，即由王司令延成进见，略谈片刻后，王即派秘书韩某乘汽车送成至孙宅，成即由孙宅回寓，遂完全恢复自由矣。
读者若问，孙宝琦以一政界元老，缘何要为一个位卑言轻的年青报人求情？说来话长。孙是浙江杭州人，在前清做过督抚，武昌起义时在山东任地方官，响应独立，旋任都督，民国成立后历任外交总长、审计局长等，1924年1月曹锟上台执政时，孙年已六旬，仍受邀出任国务总理并组阁，因大力提倡“奉行宪法”、“和平统一”等施政纲领，很快得罪于曹锟，同时与财政总长王克敏大闹意见，上任不久遭到多方掣肘与排斥，反对派还收买一些报馆主笔写文章群起而攻，指责他年老昏聩、神智不清，等等，闹得沸沸扬扬。孙在位仅半年时间，当年7月就称病辞职，从此不问政事。当各报围攻孙宝琦时，成舍我认为有失言论公正，常在《世界晚报》上著文“打抱不平”，还让张恨水在副刊“夜光”里写了不少机智俏皮的打油诗，专门讽刺孙的对头王克敏，一时流传很广。可见，在北洋军阀时代，一段时期里，舆论的独立并非一句空话，报人手里还是握有一定“话语权”的。
后来，孙宝琦感于《世界晚报》的“公道”，曾让他的儿子上门拜访成舍我，表示感谢。成舍我还记得当时情形：
我们办报的原则，就是要说读者想说的话，对孙宝琦被围攻的这件事来说，当时北京城的老百姓都很同情他，认为各报对孙的谩骂是“不公道”的，所以我们《世界晚报》，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作百分之百的同情与支持。
有一天，孙宝琦的大儿子孙景阳突然来看我，对我们如何主持公道，如何替他父亲说话等，说了很多感谢的话，他临走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两百块大洋的支票，说：“端午节到了，这是家父一点小意思。”我说：“你这是做什么？我支持孙总理完全是基于道义的，要收你这两百块钱，不是就失掉我的原意了吗？何况我一向不要人家的钱，假如我向王克敏要钱，一定会比你这两百块钱多十倍、百倍；这实在不可以，请你赶快收起来。”他看我很坚决，就把支票拿回去了。
之后，他给我写封信来，除了说他父亲感谢之外，又说像我这种人很少，想和我做一个换谱的朋友，所谓“义结金兰”，我说这倒很好，做个好朋友么，不过，后来也没有正式换帖。
事情至此，告一段落，但还有一段后话。当1928年北伐军进占北京后，军阀势力土崩瓦解，张宗昌先是逃亡日本，后又被张学良召回京城，寓居铁狮子胡同，虽然生活依旧豪奢，但已手无寸铁，常独自到城内公园散心。成舍我当时也有个习惯，每天“一俟《世界晚报》出版，总多半赶到中山公园，步行一周，并在来今雨轩作短时间的休息”。有一天，两人在公园里遇上了。成舍我提起前事，张宗昌依然记得，并说了“那次真对不起，以后请你多帮忙”之类的话，大家“狂笑”了一阵，在笑声中告辞了。成舍我自称，这一次的笑是其“生命史上出自心坎最真诚和永不会忘记之一笑”，何以至此？因为事过境迁，当年不可一世的张宗昌已是失意下野的政客，而成舍我仍在自由自在地经营自己手创的报纸，两相比较，他的得意忘形也并不过分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