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规模与信任

20世纪90年代早期涌现出一大批图书，主题都是关于信息革命以及信息高速路会带给每家每户深刻变化。信息时代未来学家最为一致、最津津乐道的一个议题是，技术革命将为各种等级制度敲响丧钟——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依他们所言，信息就是力量，所有传统等级制度的上层通过控制信息渠道来维系他们的统治。现代的通讯科技——电话、传真机、复印机、卡带和录像带，以及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网络化个人计算机——已经将信息的枷锁冲破。按照这些信息时代高人的说法，例如阿尔文和海蒂·托夫勒夫妇（Alvin and Heidi Toffler），乔治·基尔德（George Gilder），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白宫发言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等人，这一切的结果将是权力向下转移到人民手中，将所有人从他们所工作过的集权化、专制式机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信息科技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的确对去集权化和民主化趋势有所贡献。众所周知，电子媒体加速了专制政权的倒台，其中包括菲律宾的马科斯（Marcos）独裁、东德的共产主义政权以及苏联。但是信息时代理论家认为，技术对于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都是致命的，其中包括雇用了大批美国人的巨型企业。20世纪80年代，IBM从计算机神坛跌落，而太阳计算机系统和康柏电脑等新星冉冉升起，这一场兴衰更替被视作一场道德剧，小型、灵活、富有创新精神的小企业挑战大型、集权化的官僚传统，而且常常收获颇丰。各路作家都认为，因为通讯革命，我们所有人未来都将在小型的、联网的“虚拟”企业工作。也就是说，公司都将无情地裁员，直到他们把所有非“核心竞争力”的活动全部剥离，而通过光纤电话线将业务外包给其他小型公司，从供应商和原材料到会计和市场服务，不一而足。有些人认为，在横扫一切的电子科技驱动下，小型企业网络而非大型等级制企业或混乱的市场，代表着未来的趋势。倘若社会从大型企业的集权化权威中，从联邦政府、IBM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中解放出来，自发型共同体将会出现，而不会出现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有了科技支持的通讯手段，优质信息会驱逐劣质信息，诚实和勤勉将替换欺诈和寄生，人们将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自发地聚集在一起。

当然信息革命将会带来广泛的改变，但庞大的、等级制的组织还远远没有寿终正寝。虽然计算机产业的确容易让许多小型、灵活的公司受益，许多信息时代未来学家对于这一产业得出的结论过于笼统。从飞机和汽车制造到硅晶圆生产，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需要越来越大的资本、科技和人力资源才能驾驭。即便是在通讯行业，光纤传输更青睐单一、巨型的远程公司。我们再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例子也就不觉得意外了，该公司到1995年的时候已经恢复到它在1984年的规模，当时该公司百分之八十五的业务都投在了本地电话公司。信息技术能够协助小公司更好地完成大项目，却没有办法消除行业对于规模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当信息时代最为热忱的倡导者欢庆等级制和权威的垮台时，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信任，以及支撑它的共同道德准则。共同体是基于互相信任之上的，缺了信任，共同体不可能自发形成。等级制是必要的，因为在每一个共同体内部，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墨守道德准则。小部分人有明显的反社会性，他们意在通过欺诈和破坏来削弱或剥削群体。而更大一部分人则是搭便车者，作为群体的一员，他们一方面乐于从中获取利益，一方面又只为共同目标做出极小贡献。等级制是必要的，因为不能信任所有人可以一直按照内在的道德标准行事并且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倘若成员没有能够达到共同道德标准的要求，他们最终要通过具体的规则和奖惩来进行规范。这一点在经济领域是如此，在更广泛的社会中也是一样：要把货物或服务外包给不甚熟悉或者难以信任的人，代价是非常昂贵的，这也就是大型企业成立的原因。因此，公司往往愿意把承包商带入到自己的企业中来以方便直接监管，这一做法也更加经济。

信任并不驻扎在集成电路或是光纤电缆当中。虽然信任涉及信息交换，但它不能等同于信息。一个“虚拟”公司可以通过网线而获取大量关于它的供应商和承包商的信息。但是如果这些公司都是假冒或者骗子的话，与他们做生意依旧是代价昂贵的，这会涉及复杂的合同和耗时的强制执行。倘若没有信任，人们会强烈要求这些安排在公司内部完成，并且要求重建旧有的等级制度。

因此，信息革命是否让大型等级制企业成为明日黄花，又或者当等级制消亡后，自发性共同体将取而代之，这些趋势都尚未明了。因为共同体基于信任而生，而信任又受文化制约，以此推论，不同的文化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自发组织。换句话说，公司是否能够从等级制向灵活的网络化小公司转换，其成功几率将取决于信任的程度，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范畴内社会资本的积累。像日本这样的高信任社会，在信息革命提速之前就已经建立这样的公司网络；低信任的社会或许永远没有办法从信息科技所带来的高效率当中获益。

在一个有规律的、诚信的、相互合作的共同体内部，成员会基于共同认可的准则，对于其他成员有所期望，这一期望便是信任。这些准则可能是关乎上帝的本质或者正义之类深层次的“价值观”，但也可以是关于职业标准或行为规范之类的俗世准则。换句话说，我们信任一个医生不会刻意伤害我们，是因为我们期望他们会恪守希波克拉底誓词以及医学职业的标准。

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力，它源自某一社会或某特定社会部分中所盛行的信任。它可以根植于社会中最小的基本单位——家庭，也可以是最大的群体——国家，以及二者之间的所有群体。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不同，是因为它往往由宗教、传统或历史习惯等所创造和传递。经济学家往往会说，社会群体的构建可以通过个体之间的自愿契约来解释，这些个体通过理性计算之后认为，合作将有利于他们的长远利益。依照这一说法，信任对于合作并不是必需的：开明的私利，加上契约之类的法律机制，足以弥补信任的缺失，并且创建出一个为了共同目标而努力的机构。基于私利，人们随时可以构建一个群体，而且群体构建并不依赖文化。

虽然契约和私利是联盟的重要基础，但是最有效的组织是基于有共同道德价值观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不需要广泛的契约和法律条文来约定他们的关系，因为既有的道德共识为群体成员提供了相互信任的基础。

构建这一类型的道德共同体所需要的社会资本是无法通过理性投资决策而获取的，这一点和其他类型的人力资本不同。也就是说，个人可以选择“投资”传统意义的人力资本，例如大学教育，或者接受培训成为机械师或者电脑程序员，这些只需要到相应的学校上学就可以了。然而，社会资本的获取需要适应一个共同体的道德准则，并且在这一共同体情境中培养各种美德，例如忠诚、诚信和可信赖。此外，群体必须以整体的形式接受某些共同准则在先，之后才能将信任贯彻到所有成员当中。换句话说，每个人各自行事是无法产生社会资本的。它基于社会美德的普及，而非个体美德。比起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社会性倾向的获取要困难得多，而且因为它是基于道德习惯之上的，于是更难调整或摧毁。

在本书我会一再用到的另一个术语是“自发社会性”，它属于社会资本的一个子目。在任何现代社会里，各种组织都不断地被创造、摧毁和调整。最有用的社会资本，往往不是在某一传统共同体或群体的权威之下进行运作的能力，而是创造新的联盟以及在新创立的共识条款之下展开合作的能力。这一类群体由工业社会繁杂的社会分工所孵化，但又基于共享的价值而非契约，它们可以算作是涂尔干所称的“有机团结”。再者，自发社会性指的是各种类型的中间级共同体，它们有别于家庭或者政府刻意组建的机构。当社会缺乏自发社会性时，政府往往需要介入民间，以促进共同体建设。但国家介入往往带来极大的风险，因为它可以轻易摧毁公民社会中的自发性共同体。

对于塑造着社会的工业经济的本质，社会资本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在同一行当中工作的人们因为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体系而互相信任的话，那么商业成本就会降低。这样的社会更能够在组织结构上实现创新，因为高度信任使各种社会关系得以形成。因此，高度社会化的美国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领了现代公司的发展，而日本人在20世纪探索了网络化组织的种种可能。

对比而言，彼此不信任的人群最终只能通过正式的规则和规范进行合作，即必须通过谈判、同意、诉讼、强制执行，有时候还需要强迫手段。这一套法律装备不过是信任的替代品，而经济学家称之为“交易成本”。换句话说，一个社会中的普遍不信任给各种经济行为横加了另一种税，而高度信任的社会则无须支付这一税款。

社会资本在各个社会之间的分配并不是统一的。某些社会比其他社会展现出更强的结社倾向，所青睐的结社形式也大有不同。在某些社会，家庭和亲属关系构建了结社的基础模式；而在其他社会，志愿性结社要坚固得多，而且会把人们从家庭关系中摆脱出来。例如在美国，改换宗教信仰常常会导致人们离开家庭以追随新的宗教派系，至少会给信众施加新的责任，让他们无法履行家庭责任。对比而言，在中国，佛教的传教徒想要诱导孩子离开家庭就困难得多，还常常因此遭到谴责。纵观历史发展，同一个社会可能获得社会资本，也可能失去社会资本。中世纪末期的法国拥有密集的公民结社网络，但法国人的自发社会性在16世纪和17世纪被中央集权的王室完全摧毁。

传统上认为，法国和日本是群体倾向的社会。这两国社会都鼓励对权威的服从，并奉行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所谓的“共产主义式资本主义”（communitarian capitalism）。过去十年左右关于竞争力的大部分文献也做出了相似的假设：日本是一个“群体倾向”的社会；美国作为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则是另一个极端，人们不愿意相互合作或彼此支持。按照日本学家罗纳德·道尔（Ronald Dore）的说法，在以英美为代表的个人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以日本为代表的群体主义国家之间，所有社会都可以在这条社会倾向的连贯线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而，这样的划分完全曲解了社会资本的全球分布情况，而且是对日本、特别是对美国极深的误解。的确有一些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民众之间无法结社。在这一类社会中，家族和自发结社都非常弱；而且通常最强大的组织是犯罪团伙。俄罗斯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就符合这一情况，而美国的某些市内街区也是如此。

比当代俄罗斯更高一层的社会化结构是家庭社会，在其中最主要的（也可能是唯一的）社会化渠道是家庭和更广泛的亲属，例如氏族和部落。家庭社会的自发结社往往比较弱，这是因为非亲非故的人之间没有相互信任的基础。例如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这样的华人社会就是如此；中华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把家庭联系置于其他各种社会忠诚之上。但是法国和意大利的某些地区也有这个特征。虽然家族主义在这两个国家没有那么明显，但是非亲属之间也很难有相互信任，因此自发性共同体也非常薄弱。

与家庭社会形成对比的是有普遍高度信任的社会，也是有高度自发社会性倾向的社会。日本和德国的确就属于这一类。但是从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就不是个体化的社会，这一点和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大相径庭；相反，美国一直有着高度网络化的自发结社和共同体结构，这些机构的存在使得人们愿意把私利放在次要位置。当然，对比德国人和日本人，美国人一直以来都是更加反对国家主义，但强有力的共同体可以在没有强大国家的情况下形成。

社会资本和自发社会性倾向有着深远的经济影响。如果我们看一下众多国家经济体中最大公司的规模（除了国家所有或大幅补贴的企业，或海外跨国企业），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的结果。注1在欧洲和北美，美国和德国私有企业的规模要远大于意大利和法国。在亚洲的对比更加突出，日本和韩国有着大型企业和高度集中的产业，而台湾和香港的企业规模要小许多。

注1 下面的列表包含在八个经济体中排名前十、前二十和前四十的最大私营本土公司的营收额（以百万美元计）：

此表是根据所列的8个经济体中100家最大企业的数据，不包括国有企业或外国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某些企业的所有权有些含糊不清；它们可能只是部分国有或外国独资，或真正的所有权通过控股公司和交叉持股而隐藏。

比较测量不同经济体内的公司规模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可以测量企业收入、增值（即税前收入）、就业或总市值的大小。增值也许是在任何一年中衡量公司规模最全面的指数，虽然市值衡量的是未来收益的预期。收入作为衡量指数，并不考虑利润率和对未来的期望：在这里使用它们，是因为很难获得所有国家和企业在公司层面的盈利数据和资本化数据。

此表不包括集中度，因为他们作为公司的相对规模往往有误导。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单一部门的集中度，则是通过测量总增值、就业或X家顶级企业的总市值（其中X是一般为单一部门三到十家公司），然后除以本部门总附加值、就业或该部门的总市值。因此，对于美国钢铁业三大公司集中度将说明，美国总钢产量有多少是由三个最大的生产商生产。这一比例常用来衡量在某一特定行业的寡头垄断情况。这种分析可以扩展到国民经济中，可以通过将集中度扩大到整个经济体中规模最大的前十、二十或者更多企业。第14章的表1就展示了选定的一组国家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是基于雇员数目情况得出的。

有人可能会倾向于认为，对比全国最大公司的绝对规模，集中率是一个更好的衡量指标，因为不难想象，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口以及它能够支持公司的规模之间的关系（参见第27章）。在另一方面，一些欧洲小国一直有着非常大的公司。瑞士、瑞典和荷兰都有比美国、日本、德国更高的十大企业集中率。只要超过了某一最低人口值，或者整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经济的绝对规模和催生大企业的能力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企业的平均规模也不是衡量国民经济催生大公司的能力的好办法。除了有大企业之外，日本的经济也缔造了非常多的小公司。倘若简单地基于企业平均规模，我们往往会得出日本公司比他国同行要小的结论。（参见第8章注4）

上表中日本的数据排除了前6位的一般贸易企业的收入，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大部分没有新的净销售额，在美国则会被计入公司内部转账。

我们也许会认为，建构大型企业的能力无非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经济体的绝对规模。很明显，在安道尔和列支敦士登是不可能诞生出壳牌和通用汽车这样大型跨国公司的。但换个角度，在工业化国家中，绝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大型企业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欧洲最小的三个经济体——荷兰、瑞典和瑞士——都有巨型的私有企业；用各种指标衡量，荷兰都是全世界工业化最集中的国家。在亚洲，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经济体在过去一代都是不相上下的，但是韩国的企业规模要比台湾地区大得多。虽然许多因素都会影响企业规模，例如税收政策、不信任以及其他各种规范性法律条款，但是高度信任的社会（例如德国、日本和美国），与丰富的社会资本——也就是创建大型私有商业机构的能力——之间有着相关性。这三个社会最早——无论是绝对时间轴上还是对比他们自身的发展史——发展出大型、现代、专业化管理的等级制度企业。相反，在相对来说低信任的社会，如台湾和香港地区、法国以及意大利，一般来说充斥的都是家族企业。在这些国家或地区，非亲属之间彼此达成信任存在着阻力，这延误甚至在某些情形下阻碍了现代化的、实行专业管理的公司的出现。

如果低信任、家庭式社会希望有规模的商业，国家必须以补贴、指导甚至完全国有化的方式介入。这一结果将是马鞍状的企业分布，一头是大量的小型公司，一头是少量的大型国有企业，而中型企业则寥寥无几。国有资助形式使法国这样的国家得以发展大规模、资本集中型产业部门，但代价高昂：对比私营机构，国有公司不免显得效率低下，管理不善。

信任的盛行不仅仅能够协助大规模组织的成长；如果大型等级制公司能够通过现代信息科技而演化成小型公司网络，信任也将使这一过程更加顺利地展开。随着科技和市场的变化，社会资本储备丰厚的社会能够更加积极地采用新的组织结构。

起码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企业大小和规模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繁荣没有深刻的影响。虽然社会中信任缺失会使人们更加青睐小型企业，也会给经济行为带来更高的成本，但这些缺陷都能从小型企业常有的优势中找到补偿。小型企业不仅容易组建、灵活，而且面对市场变化时能够比大型企业更快做出反应。事实上，那些相对而言公司平均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例如欧洲范围内的意大利，和亚洲的台湾和香港——在近两年的增长都超过了拥有大型企业的邻近国家或地区。

但是企业规模的确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具体能够参与全球经济的哪些部分，并且在长远来看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小型企业的构建往往基于劳动密集型商品，并且面向局部且变化迅速的市场，例如成衣、纺织品、塑料、电子配件和家具。大型企业需要掌控复杂的生产程序，例如航空、半导体和汽车，这些都需要大笔资金支持。大型公司对于创建大品牌背后的市场营销公司也是必需的，所以世界最著名的品牌名——柯达、福特、西门子、AEG、三菱、日立——无一例外都来自善于组建大型组织的国家。对比而言，人们很难找出一个小型中国企业创建的品牌。

在古典自由贸易理论中，全球化的劳动分工是由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后者往往通过不同国家的相对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储备来衡量。本书中所例举的证据将说明，社会资本也必须纳入到国家的资源储备中。社会资本储量的不同将对全球劳动力分工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中华儒家思想的本质意味着中国永远无法复制日本的发展道路，并将持续参与到完全不同的经济环节中去。

缺乏创建大型组织的能力对未来经济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将取决于许多不可知的因素，例如科技和市场的未来走向。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一约束可能会严重伤及到中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的长期增长潜力。

此外，强烈的社会性倾向还会带来其他益处，且不见得限于经济领域。高度信任的社会能够以更加灵活和群体倾向的模式来组织其工厂，将更多的责任授权给低级别的组织。相比而言，低信任的社会必须将工人用一系列的官僚体制规则圈住且相互分隔开。如果工人受到成人应有的对待，被寄予信任对其所在共同体做出贡献，而不似他人设计的大型产业机器中的小齿轮，那么工人会对自己的工厂更加满意。丰田的精益化生产体系就是一个共同体组织工厂的系统化设计，它同时带来工作效率的极大提高，这证明共同体和效率是可以兼得的。我们可以从中所学到的是，现代资本主义虽为科技所塑造，但并不表明只有一种每个人必须遵循的产业组织结构。经理人员在经营中需要考虑到人性的社会层面，这其中就有很大的自由。换句话说，共同体和效率之间不见得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关注共同体的公司可能会成为最有效率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