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嗨多，本亚明。”我说完，走出屋子关上门，抱起万妮娅走下楼梯。户外空气冷冽，但城中所有的光无论街灯、橱窗、车灯，都渐渐上行，如同一个微光闪烁的穹顶，铺展在远远近近的楼顶之上，全部的天体都隐没不见了，只有近乎圆满的月亮高悬在希尔顿酒店的上方。
我沿街疾行，万妮娅紧紧搂着我，我们呼出的气如同白色烟雾，笼罩在脑袋周围。
“也许海蒂想要我的鞋？”她说。
“等她像你一样大就可以给她。”我说。
“海蒂喜欢鞋。”她说。
“没错，她喜欢。”我说。
我们继续沉默了一会儿。走到地铁站，我看到紧挨着超市的巨大的三明治餐吧里，那个白发疯婆子正透过窗户盯着我。她经常在我们的街区出没，具有攻击性且难以捉摸，喜欢自言自语，总是把白发扎成一个紧紧的髻，无论寒暑都穿同一件米黄色外衣。
“爸爸，到我过生日能有派对吗？”万妮娅问。
“你想要就有。”我说。
“我想要，”她说，“我想让海蒂还有你还有妈妈来参加。”
“看样子是个蛮好的小派对。”我说着，把她从右手换到了左手。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不知道。”
“一条金鱼，”她说，“可以吗？”
“嗯……”我说，“要想养金鱼的话，你得能好好照顾它才行。喂鱼食，换水，等等。我觉得，你得比四岁再大一点儿才行。”
“可是我能喂！伊洛就有一条。他比我还小呢。”
“那倒是，”我说，“咱们再看。生日礼物应该要保密，你知道的，这样才有意义。”
“保密？意思是保守秘密？”
我点点头。
“啊，他妈的！他妈的！”疯婆子叫道，现在她就在前面几米远的地方。我们惊动了她，她转过身看着我。糟糕，她两眼冒着凶光。
“你拿的什么鞋？”她在我们身后说，“那爸爸！你拿的什么鞋？现在我有话跟你讲！”
接着她的嗓门更大了：
“他妈的！啊，妈的！”
“老奶奶说什么？”万妮娅问。
“没什么。”说着我把她抱得更紧。“你是我最好的宝贝。最最好的。”
“比海蒂还好？”她问。
我笑了。
“你们都是最好的，你跟海蒂。一模一样。”
“海蒂比我好。”她说。她的语调完全是中性的，仿佛在宣布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
“别瞎说，”我说，“你这小傻瓜。”
她笑了。我的目光越过她，望向浩大的、几乎空无一人的超市，货架间和柜台间的狭窄通道上正闪烁着商品反射的光。两个女人坐在收银台后直视前方，等待着顾客。我们对面的红绿灯下，一辆轿车的引擎正在加快转速，可我扭过头才看见这声音出自一辆巨大的、类似吉普的汽车，这样的汽车最近几年开始充斥我们的街道。我感到我对万妮娅的柔情如此强烈，几乎要把我撕成碎片。为了抵抗这一波情感，我开始小跑。我经过了安卡拉，一家土耳其餐馆，里面有肚皮舞也提供卡拉OK，晚上经常有衣着光鲜的东欧男人站在门外，散发出须后水和雪茄烟的味道，但里面这会儿空着；又经过汉堡王，这里有个极胖的女孩，戴着帽子和无指手套，一个人坐在门外的长椅上吞食汉堡；又穿过十字路口，经过酒类售卖店“制度公司”和商业银行，这时红灯亮起，我停下了脚步，尽管所有车道上都没有车。从头到尾，我始终把万妮娅紧紧抱在胸前。
“你能看见月亮吗？”停下来等待绿灯的时候，我指着天空问她。
“呣。”她说。接着，过了片刻她问：“有人去过那上面吗？”
她当然知道有人去过，但她也知道我喜欢讲这些事。
“去过，有人去过，”我说，“就在我出生以后，有三个人飞上去了。路程很长，花了七天。然后他们就绕着它飞啊飞。”
“他们不飞，他们坐飞船。”她说。
“你说的对，”我说，“他们坐火箭去的。”
绿灯亮了，我们走到马路对面，这里下去有个广场，我们的家就在这儿。一个身材瘦长、穿皮夹克、长发过肩的男人站在自动取款机前。他伸出一只手来取卡，用另一只手拔开脸上的头发。这是一个女性化的动作，真有意思，除此之外他身上的一切，他全套重金属的装扮，都是按照又黑又硬、充满男性气质的风格来设计的。
一阵狂风把一小堆银行收据从他脚边的地上吹起。
我把手挤进衣服口袋，拿出一串钥匙。
“那是什么？”万妮娅指着两台冷饮机问，它们挨着我们公寓正门摆在泰式外卖的门口。
“冷饮，”我说，“你认识的。”
“我想要！”她说。
我看看她。
“不行，你不能要。但是你饿了吗？”
“饿。”
“如果你想要的话，我们可以买一些鸡肉串。你想要吗？”
“想。”
“那好。”说完我把她放到地上，打开饭馆的门。它不过是墙上一洞，面条和炸鸡的气味每天上行七层，在我们家的阳台里飘荡。他们卖的是一盒两菜，四十五克朗，严格地说这不是我第一次站在玻璃柜台前，向那位骨瘦如柴、面无表情、努力工作的年轻亚洲姑娘订餐。她的嘴总是张开着，牙齿上的口香糖清晰可见，眼神从来没有感情色彩，仿佛不会有任何波动。厨房里有两个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我跟他们只有过短暂的眼神交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在他们中间跑来跑去，他同样面无表情，不过略显友善，最起码我们在地下室长长的、迷宫般的走廊里碰到对方时他是友善的：他要去贮藏室取放东西，我要洗衣服、扔垃圾，把我的自行车推进推出。
“你能拎一下吗？”我问万妮娅，把订餐后二十秒就出现在柜台上的饭盒递给她。万妮娅点点头，我付了钱，一起穿过下一道门走进门厅，万妮娅把饭盒放到地板上，去按电梯的按钮。
上行途中，她为每一层楼大声报数。等我们站到自己家门口时，她把饭盒递给我，打开门，还没进屋就喊起了妈妈。
“先脱鞋。”我拉住她说。这时琳达从客厅出来了。我听到电视开着。
角落里，折起的双人童车旁，一大袋垃圾和角落里的两个小尿布包正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腐败的气味和另一种更难闻的味道。海蒂的鞋和外套在童车旁的地上。
真见鬼，她为什么不把东西放进衣橱？
过道里到处都是衣服、玩具、旧宣传单、风车、袋子、水瓶。她一下午干什么去了？
但是她可以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我没钓鱼就得了个大礼包！”万妮娅说。
这就是她心目中的大事了，我一边想，一边弯腰给她脱鞋。她不耐烦地扭动着身体。
“我还和阿基里斯一起玩来着！”
“很好，”琳达说着蹲到她身前，“让我看看礼包里都有什么。”
万妮娅打开给她看。
不出所料。生态零食。肯定是从我们楼对面的商场里买的，那里头新开了一家商店。各种颜色的巧克力坚果。冰糖。一些葡萄干模样的糖球。
“我现在能吃吗？”
“先吃鸡，”我说，“到厨房里吃。”
我把她的外套挂到衣钩上，鞋放进衣橱，然后走进厨房把鸡肉摆好，春卷和面条放进一个盘子，取出一副刀叉，倒一杯水，把这些东西统统放到她面前的桌子上。签字笔、水彩颜料盒、装水的杯子、画笔和纸仍然在桌面上散落着。
“那儿还好吧？”琳达问，坐到了她旁边。
我点点头，抱着胳膊倚着操作台。
“海蒂睡得早吗？”我问。
“不早，她发烧了。怪不得她提不起精神。”
“又发烧？”我说。
“嗯，不过烧得不厉害。”
我叹了口气，扭头看了看旁边和水槽里成堆的脏盘子。
“乱如猪圈。”我说。
“我要看电影。”万妮娅说。
“现在不行，”我说，“早就该睡觉了。”
“我要！”
“你在看什么电视？”我问琳达。我们四目相对。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们回来时你正在看电视。我很好奇你在看什么。”
这回轮到她叹气了。
“我不要睡觉！”万妮娅说着，举起鸡肉叉子作势要扔。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
“放下。”我说。
“你可以看十分钟，吃一小碗糖果。”琳达说。
“我说了她不能。”我说。
“就十分钟，”她说完起身，“然后我带她去睡觉。”
“是吗，”我说，“那就该我洗盘子了，对不对？”
“说什么呢你？你随便吧。你非要知道的话，那我一直陪着海蒂，她病了，不舒服，而且……”
“我出去抽根烟。”
“……怎么都哄不住。”
我穿上外套和鞋走到朝东的阳台上，我经常来这儿吸烟，因为有顶棚，而且从这里几乎看不见任何人。另一边的阳台横跨公寓，长度超过二十米，没有顶棚但可以看到下面的广场，那里总有人，还能看到马路对面的酒店和商场，以及由此直抵治安官公园的沿线房屋。不过我要的是平和与安静，不想看到人。所以我上了小阳台，关好门，坐进角落里一把椅子，点着香烟，两只脚搁到栏杆上，注视着后院与远处的屋脊，粗糙的轮廓映衬在盛大的天幕之下。景观不断变化。前一刻还见浩瀚的云团积聚，如群山，悬崖和陡岸，峡谷和洞穴，神秘地在蓝色天空的中央徘徊，下一刻便有湿冷空气的锋面从极远处向前推进，在天际线上铺展成一床巨大的、灰黑色的羽绒被，如果这发生在夏天，那么几个小时之后最壮观的闪电便可能每隔几秒钟将黑暗撕破，伴随着惊雷从屋顶滚滚而过。但我偏爱天空的素颜，即使平滑，即使灰暗，即使飘着雨，但有我脚下后院那深深的颜色衬托，于是也显得明亮，亮得几乎眩目。瞧那屋顶的锈绿！瞧那墙砖的橙红！还有起重机的铜黄，在一片灰白的映衬下又是多么艳丽！或者一个平常的夏日，当天空晴朗，蔚蓝，当太阳即将燃尽，只有几朵浮云轻薄而近于无形，然后星星点点，灯光闪烁，那是广阔的屋宇铺向远方。夜幕落下的时候，天际线首先发散出红光，一如大地燃起了火焰，此后是明亮而轻柔的黑暗，在它友善的手下，今夜的城市可以安眠，仿佛它已经疲惫不堪，结束了阳光下这愉快的一天。星光照亮夜空，人造卫星高悬，一架架飞机闪烁着灯光，在凯斯楚普和斯图鲁普两座机场飞进飞出。
如果我想看的是人，就得探身向前俯视对面的中庭，在屋与屋、门与门之间，看不到脸的人形偶尔出现在别人的窗户里，出现在永远没有变化的旋转楼梯上：一扇冰箱的门打开了，只穿短裤的男人从里面取出某物，关上门，坐在厨房的桌边，某户人家的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然后一个穿外套的女人肩上背着包，匆匆走下楼梯，一圈又一圈，那边还有个男人在熨衣服，从侧影和迟缓的动作判断，他必定已经上了年纪，熨完以后，他关了灯，房间沉于黑暗。这时你该往哪里看呢？往上看，看那个男人吗？他有时舞动双臂，在地板上跳上跳下，身前有什么东西，你看不见，但无疑是个婴儿。或者看那个女人？她五十多岁，常常站到窗边，向外眺望。
不，这些生命不会在我的视野里停留。我让目光向外，向上，无心于所见，也无心于美，只为休息。绝对的独处。
我从地上抓起挨着椅子、还剩半瓶的两升装健怡可乐，从桌上的几个杯子里拿了一个倒满。瓶盖不在，可乐已经没气儿了，随着碳酸散逸，本略带刺激的口感消失，甜味剂的口感现在更加明显了。但是没关系，对于味道我一向不太在乎。
我把杯子放到桌上，取出香烟。过往几个小时接触过的那些人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感觉。他们就是全被烧死了我也毫不在意。这是我生活中的一条法则。当我和他人共处，我跟他们密不可分，我感到我们之间感受着无限亲密的接近，有极其强烈的共鸣。可以确凿地说，这种感觉如此强烈竟至于他们的幸福总是比我的幸福更重要。我让自己低人一头，濒于自轻自贱；某种无法控制的内部机理，使我把他们的看法和意见置于自己的之上。但我独处时，他人对我毫无意义。这并非我不喜欢他们，也不是对他们怀有恶感，恰恰相反，其中的多数人我都喜欢，而从那些确实谈不上喜欢的人身上我也总能看到某些价值，某种我能够认同的品质，最起码也能发现能让我心动一时的有趣之处。但是喜欢他们不等于关心他们。让我囿于其中的是社交环境，而不是环境中的人。这两种观念之间无法折中，小而谦卑和大而疏远，非此即彼。而我的日常生活介于两者之间。也许这就是我活得如此艰难的原因。日常生活连同其义务与惯例，是一件我必须忍受而非享受的事，更不是一件有意义或能使我感到快乐的事。这与不情愿擦洗地板或换尿布无关，而是涉及某种更为本质的东西：我置身其中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我总渴望着离它而去。我的生活因此不属于我。我努力让它成为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的奋斗，我为之向往，却铩羽而归，对其他东西的渴望摧毁了我的一切努力。
症结何在？
是那种刺耳的、乏味的、我到处都能听到而又无法忍受的声音吗？它出自我们在生命中要经历的一切虚伪的人和虚伪的地点，虚伪的事件和虚伪的冲突，是我们看到但并不参与的事物，以及现代生活以这种方式向我们呈现出的、和我们现今难以逃脱的自身生活的距离。如果是这样，如果它有我所渴望的更多的真实、更多的介入，那么我是否应该拥抱周围的一切？如果是这样，我是否不应该渴望逃离？或者，也许在这个我要作出反应的世界上，症结就是那种预先设定的、天天如此的行为模式，是我们需要遵从的例行轨道？是它使一切变得可以预知，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在娱乐上消费来体验哪怕一丝的紧张感？每次出门，我都知道要发生什么、要做什么。这是微观层面的表现：我去超市购物，我拿着报纸到咖啡馆坐下，我到幼儿园接孩子；这是宏观层面上的表现：从首次踏进社会的幼儿园，到最后退出时的养老院。或者，我所感知到的剧烈变化只是基于那种让世界变平、让万物变小的同一性？如果现在你到挪威各地旅行，会看见到处都是一样的。一样的道路，一样的房屋，一样的加油站，一样的商店。至迟到六十年代，当你驾车经过古德布兰斯达伦山谷，还能看到地方文化的变迁，例如那些奇异的黑色木屋，极为纯粹而阴郁，现在却在一种与你已离开或即将前往之地无异的文化中，被封装成了小博物馆。欧洲也正在日益融合为一个大的、同质化的国家。一样的，一样的，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或者，也许症结是那照亮了世界、让一切变得可以理解、却也将意义抽离其中的光？也许症结在于那些消失的森林、灭绝的物种，和永远不会复原的生活方式？
是的，我想到了这一切，我带着悲哀和无助想到了这一切，如果我心里有一个向往的世界，那就是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世界，连同它广袤的森林，帆船和马车，风车和城堡，修道院和小城镇，画家和思想家，探险家和发明家，祭司和杂货店。生活在一个万事万物都凭着手工、风力或水力制造的世界上又当如何？生活在一个美洲印第安人仍然安居乐业的世界上又当如何？当人生拥有切实的可能性？当非洲未被征服？当日落则黑，日出则明？当人口少而工具差，尚不足以对动物造成影响，遑论把它们杀光？当你耗尽气力才能完成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旅行，当安逸的生活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当海洋遍布鲸鱼，森林还有熊与狼随时出没，当无一探险故事能够正确描述的陌生国度仍然存在，如中国，前往那里的旅程不仅要花费数月，不仅只有极少数海员和商人才有这样的特权，路途也充满了危险。诚然，那个世界是艰辛的，多难的，污秽的，苦于疾病、酗酒与无知，充满了痛苦，短暂的寿命和猖獗的迷信，但它也诞生了最伟大的作家莎士比亚，最伟大的画家伦勃朗，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仍然未被后人超越——这一时期何以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就？是由于死亡更近，生命因此变得更为强健吗？
谁人知道？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可能让时间逆转，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可挽回，如果回首，我们看见的不是生命而是死亡。任何相信这个时代的环境和特性要为我们的不适应负责的人，不是患上了夸大妄想，便是十足的愚蠢，从这两个角度来说都是没有自知之明。我对所处的这个时代甚为憎恶，但这不是意义缺失的原因，因为这种憎恶并不是一定不变的……例如，我搬到斯德哥尔摩并遇见琳达的那个春天，世界突然打开了，充实感增强的速度堪称惊心动魄。我深陷于爱情，一切都有可能，我终日洋溢着幸福，愿意拥抱一切。如果那时有人对我谈起意义的缺失，我一定会嗤之以鼻，因为我是自由的，周围是开放的世界，充满了意义，从我公寓下方飞速穿过斯卢森区的闪亮的、未来主义的火车，到十九世纪风格的、邪恶又美丽的日落，数月里每天晚上我都能看到，太阳就这样染红了里达尔岛上座座教堂的尖塔；从刚刚采摘的罗勒的芳香、新熟的番茄的味道，到深夜时分希尔顿酒店前鹅卵石斜坡上脚步的叩击声，那时我们坐在长椅上，手牵着手，只知道在二人世界里地久天长。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半年，那半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幸福，真切地感受到了与世界、与自我的亲近，然后它慢慢失去了光泽，世界也又一次与我拉开距离。半年后，那样的状态又回来了，不过是以一种颇为不同的方式。那是万妮娅出生的时刻。那个开放的世界已然不再，我们把它关在了门外，而全神贯注于发生在我们中间的这个奇迹，不，毋宁说是我发生了变化。相较于恋爱时的不切实际和狂放不羁，朝气蓬勃和感情洋溢，这一次的表现却是小心翼翼和悄无声息，对眼前的一切都倾注了无尽的关心。它持续了四个星期，也许是五个星期。当我不得不到城里采购些东西时，我便跑过街道，抓起我们需要的随便什么东西，付钱时急得直哆嗦，然后双手提着袋子往回跑。我连一分钟都不愿错过！日与夜合为一体，一切都是温暖的，一切都寄托着柔情，如果她睁开眼睛，我们便马上扑到她身边。啊，你醒来了！但是这一次也过去了，我们同样习惯了这一切，我开始工作，每天前往达拉街的新写字间，坐下来写作，留琳达与万妮娅在家，午饭时来看我，她虽然时常有些焦虑，但还是快乐的，她对孩子和对当时的情况的态度比我更加贴近，因为我在写作，一开始是按照长篇随笔来写的，但慢慢现出端倪朝着小说一路前进，而且很快进入了状态，它主宰了一切，写作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我搬进了写字间，没日没夜地写，抽空儿睡上一个小时。我充满了一种奇妙至极的感觉，火焰在内心燃烧，不灼人也不毁伤，而是冷静，清晰，明亮。在夜里，我拿着一杯咖啡，坐到医院外面的长椅上吸烟，周围的街道一片静谧，我却无法安坐，因为幸福是那样的强烈。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有了意义。我在小说里的两个地方达到了超出预想的高度，仅就这两处而言，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我的手笔，无人注意或对此有所评论，但它们让我此前五年徒劳而失败的努力写作终有所值。它们堪称我人生中最好的两个时刻。我指的是我全部的人生。它们给了我全身心的幸福和一往无前的感觉，而这样的幸福我之前一直在寻找，却总是两手空空。
小说写完后，过了几个星期，居家丈夫的生活就开始了，并计划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春天，琳达在此期间将修完戏剧学院的学业。小说写作已经对我们的关系造成了损害，我在写字间睡了六个星期，极少见到琳达和我们五个月大的女儿，及至这段时间终于结束，她如释重负，面露喜色，而我自感亏欠了她，我应该在场，不只人应该待在同一间屋子里，还要拿出我全部的关心全力参与。我没有做到。有几个月我感到难过，因为我没有待在老地方，那个寒冷、干净的环境，我要回那儿的渴望大过了我们共同生活的快乐。小说反响很好也无关紧要了。每次有好评出现，我便在书上画个叉，然后等着下一篇，每次在出版社与代理人谈完话，得知有外国公司表示了兴趣，或提出了报价，我便在书上画个叉，然后等着下一家，而当它终于得到北欧理事会文学奖的提名时，我已经不太关心了，因为如果说过去半年让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写作唯一的意义就在于写作。全部的价值都在其中。然而我又想得到更多随之而来的东西，因为公众的关注犹如毒品，它给予满足的那种需要固然不是天生，但一旦你尝过它的味道，便会欲罢不能。就这样，我推着婴儿车，在斯德哥尔摩的动物园岛上转个不停，等着电话铃响，有某位记者向我提问，某位活动组织者邀我前往某地，某份杂志向我约稿，某家出版社向我提出报价，直到最后，我承担了这种令人不快的爱好在我身上留下的恶果，开始对一切人和一切事说不，同时，随着这种兴趣渐渐消退我也重新开始了每日的苦差。可是无论我如何努力，也无法深入其中，总是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我推着婴儿车在城里艰难行进，这儿走走，那儿逛逛，万妮娅坐在里面东张西望；不然她就手拿铲子，坐在胡姆勒公园儿童游戏区的沙箱里，周围是斯德哥尔摩的母亲们，又高又瘦，总在不停地打着电话，看上去好像荒诞时装秀上的一景；再不然，万妮娅坐在家中厨房的高脚餐椅上，大吃着我喂给她的食物。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厌倦到发狂。在屋里走来走去跟她瞎聊时，我感觉自己很蠢，因为她什么都不说，只有我的蠢话和她的沉默，快活的咿咿呀呀或不快的哭泣，然后给她穿好衣服，又一次跋涉进城，比方说去船岛上的现代美术馆，到了那儿我最起码可以一边照看她，一边欣赏优秀的画作，或者去市中心的某家大书店，或者去动物园岛或布伦斯维肯湖，那是城中最接近的自然地方，不然就走远路去看盖尔，当时他在大学有办公室。点滴积累，我掌握了有关小孩子的一切，她没有一件事情我处理不了，我们什么地方都去，但不管我如何得心应手，对她的柔情如何地不顾一切，我的厌倦和冷漠还是日甚一日。百般努力把她哄睡，我才能看看书，熬过这些日子，把它们从日历上划掉。我知道了城里最偏僻的咖啡馆，几乎坐遍了公园里的每一张长椅，有时一手拿书，另一只手推着婴儿车。我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先是《群魔》，后来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又一次在书中找到了光。但这不是崇高、明静和纯洁的光，不是荷尔德林的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没有高地，没有山脉，也没有神圣的图景，一切都在人的范畴之内，周围环绕着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不幸、肮脏、病态的气氛，几乎无处不在，与歇斯底里相距不远。这就是光之所在。这就是激荡的神性之所在。然而这是要去的地方吗？有必要俯身相就吗？像平时一样，我看书的时候不去胡思乱想，而务求全神贯注，花上几天时间，读过几百页后，便突然眼前一亮，煞费苦心而慢慢积聚的种种细节开始互相作用，其强度之大，竟让我深深为之感动而完全沉醉其中，直到万妮娅从婴儿车的深处睁开双眼，目光中甚至含着怀疑，这才让我如梦初醒：你把我带到了什么地方？
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合上书，抱起她。如果我们在室内，便取出调羹、食品罐子和围嘴，如果在户外，便赶快择路前往最近的咖啡馆，拉过一只高脚餐椅，把她放进去，然后走向柜台，请店员将食品加热，这种事他们做起来并不情愿，因为那个时候正值婴儿潮，斯德哥尔摩满街都是宝宝，由于大量三十来岁的女人做了母亲，她们有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所以办给母亲们看的时髦杂志开始出现，孩子成了装饰品，一个又一个女明星同意和家人一起在照片上亮相，在采访中谈及家庭。以前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此时纷纷涌进了公共竞技场。到处都能读到产前阵痛、剖宫产和母乳喂养，婴儿装，婴儿车，供年幼子女的父母参考的度假指南，这些东西纷纷成书出版，其作者既有居家丈夫，也有苦大仇深的母亲，她们被工作和生育弄得精疲力竭，身心俱废，感觉自己上了当，受了骗。一些过去还属于正常的话题，现在你最好不要说三道四，这就是儿童，儿童问题如今被推到了人生大义的最前沿，充满了人人应该为之侧目的狂热——这能有什么意义？这种蠢行我也有份，我用小车把孩子推来推去时，与众多把父亲的身份看得高于一切的爸爸们并无二致。每次我坐在咖啡馆给万妮娅喂吃的，店里至少有另一个做父亲的，他们多半与我年纪相当，三十五六的样子，剃着光头以掩饰脱发。谢顶和发际线高企如今几乎成了绝响。看到这些父亲我总是感觉有点儿不自在，感觉自己很难接受他们的女性化神态，可我自己的举手投足也跟他们一样女性化。不夸张地说，我对推婴儿车的男人所抱有的轻微蔑视是一柄双刃剑，因为在我看到这些爸爸的场合我自己就正推着婴儿车。我不相信只有我才有这种感觉，在儿童游戏区，我感到偶尔能从某些男人脸上看到一种不自在的神情，当孩子在周围玩耍时，他们的身体显出坐立不安的迹象，恨不得抓挠游戏设施。每天跟你的孩子在儿童游戏区花几个小时也就罢了，可还有更糟糕的事。琳达刚刚开始带万妮娅去斯德哥尔摩公共图书馆，那里有一个为刚学走路的宝宝开办的儿童舞蹈班，等我开始带孩子时，她也想让万妮娅接着学下去。我隐隐感觉自己大难临头，所以一口拒绝，这事用不着讨论，万妮娅现在由我带，所以儿童舞蹈班不上就是了。但琳达隔三差五就提起，几个月之后我对承担软男任务的抵抗已全盘瓦解，又考虑到万妮娅长得快，每天的活动确实需要多些花样，于是有一天我同意了，转天我们便计划到公共图书馆上儿童舞蹈课的事。记得早点儿到，琳达说，很快就满员了。于是一天下午，我早早推着万妮娅上了瑞典路，走到乌登广场，过马路走进国家图书馆的大门。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从没来过这儿，虽然这是斯德哥尔摩最漂亮的建筑之一，由阿斯普隆德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设计完成，那一时期在我看来当属上个世纪最好的一个阶段。万妮娅吃好了，睡好了，穿着为上课而精心挑选的干净衣服。我推着婴儿车走进馆内宽阔的圆形空间，向柜台后面的一个女人打听儿童区怎么走，随即按照她的指示走进侧面一个排列着儿童书架的房间，屋子紧里面的一扇门上贴有海报，说本次儿童舞蹈班下午两点在此开课。三辆婴儿车已经到场。车主们坐在稍远处的椅子上，那是三个穿厚外套、面带倦容的女人，都是三十五岁上下，而小孩们流着鼻涕，正在她们之间的地上爬来爬去。
我把婴儿车停到她们的车旁边，抱出万妮娅。我坐到一个小架子上，把她搁在我腿上，脱掉她的外套和鞋，把她轻轻放到地上。本以为她也能爬一爬，可她不愿意，她不记得以前来过这儿，只想和我粘在一起。她伸出双臂。我把她抱回到腿上。她带着好奇注视着别的小孩。
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手里拿着一把吉他，从房间另一头走过来。她肯定只有二十五岁左右，一头金色长发，外套及膝，下穿黑色长靴，走到了我的面前。
“嗨！”她说，“以前没见过你。你是来上儿童舞蹈课的吗？”
“是的。”我抬起头看着她说。她真的很漂亮。
“你报名了吗？”
“没有，”我说，“必须报名吗？”
“对，必须报名。今天恐怕没有空位了。”
好消息。
“太可惜了。”我说着站起身。
“因为你以前不知道，”她说，“我想我们可以让你加个塞儿。下不为例。过后你要先报名才能上下一次的课。”
“谢谢你。”我说。
她笑起来实在漂亮。然后她打开门进去了。我伸长了脖子，看到她把琴盒放到地板上，脱去外套，摘下围巾，搭到房间靠里的一把椅子上。她有一种清新、轻盈、春天般的气质。
我猫腰看着这一切。我应该起身走掉，可是我不是为了自己到这儿来的，我来这儿是为了万妮娅和琳达。所以我坐定下来。万妮娅已有八个月大，对任何类似演出的活动都万分着迷。眼下这场演出，她是其中的一部分。
更多推婴儿车的女人零零星星地到了，房间里很快充满了说话声、咳嗽声和笑声，衣服窸窣作响，袋子开合有声。大部分母亲来的时候都似乎是两人结伴或三人同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好像是唯一的男人，形单影只。但就在两点钟之前，又来了两个男人。根据他们的身体语言，我能看出他们彼此认识。其中一位大脑袋，小个子，戴眼镜，冲我点了点头。我差一点儿要踢他。他想什么呢？以为我们属于同一家俱乐部吗？这时大家纷纷脱掉外套和鞋帽，拿出奶瓶和拨浪鼓，跟孩子一起坐到地板上。
母亲们早就开始进到儿童舞蹈班上课的屋子里去了。我等到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才站起来，单手抱着万妮娅走进去。地板上已经摆好了给我们坐的小垫子，那位年轻女人是指导老师，坐在我们前方的椅子上，腿上放着吉他，面带微笑，扫视了一下观众。她穿一件米黄色的羊绒衫，胸部曲线优美，腰肢纤细，两腿修长，上下交叠，上面那一条轻轻摆荡，脚上仍然穿着黑靴子。
我在小垫子上坐下，把万妮娅放到腿上。拿吉他的女人讲了几句欢迎的话，万妮娅的两只大眼睛紧盯着她。
“咱们今天有几位是新来的，”她说，“也许你们愿意做个自我介绍。”
“莫妮卡。”一位说。
“克里斯蒂娜。”另一位说。
“卢尔。”第三位说。
卢尔？这算什么鬼名字？
屋里安静下来。这位漂亮的年轻女人看着我，投来鼓励的微笑。
“卡尔·奥韦。”我阴沉地说道。
“那我们先来唱一首欢迎曲。”她说完便弹出了第一个和弦，琴声回荡，她继续讲解，当她朝某位家长点头时，家长应该说出自己小孩的名字，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名字唱出来。
她轻轻弹出同一个和弦，大家开始合唱。这首歌的用意是每个人都对朋友招手说你好。孩子如果太小还不能理解，就由父母抓住他们的手腕帮他们招手，这个动作我也做了，但是第二段歌词开始后，我再也没有理由坐着不出声，不得不唱起来。在女人们的高音合唱中，我低沉的声音仿佛受着病痛的折磨。我们先对朋友唱十二遍你好，再唱每个小孩的名字，然后才能继续。下一首唱的是身体部位，让孩子们唱到哪儿摸到哪儿。脑门，眼睛，耳朵，鼻子，嘴，肚子，膝盖，脚。脑门，眼睛，耳朵，鼻子，嘴，肚子，膝盖，脚。接下来，我们拿到了有点儿像拨浪鼓的乐器，看来唱新歌的时候要摇一摇。我不觉得难堪——坐在这儿不是难堪，而是受辱和失去人格。一切都是温柔、友好与可爱的，所有动作都是小号的，我蜷缩着坐在小垫子上，跟妈妈们和宝宝们挤在一起，哼哼唧唧地唱歌，更有甚者，发号施令的是一个我想跟她睡觉的女人。但是，坐在这儿让我看起来完全无害，没有尊严，阳痿不举，我和她之间仅存的差别是她更有吸引力，这种自发的均平——我因此丧失了所有的自我，甚至我的尺寸——这一切让我充满了愤怒。
“现在该让宝宝们跳跳舞了！”她说着把吉他放到地板上，起身走向旁边的一把椅子，上面放着一台CD播放机。
“大家站成一个圆圈，我们先朝一个方向走，边走边跺脚，就像这样，”她说着跺了跺她漂亮的脚，“转过身，然后反方向回来。”
我直起身，抱起万妮娅站到大家排成的圆圈里。我看了看另外两个男人，他们都在全神贯注地照料自己的小孩。
“对，对，万妮娅，”我小声说，“各有各爱，你曾爷爷过去老这么说。”
她仰起脸看看我。到现在为止，她对孩子们要做的任何事情都毫无兴趣。她连响葫芦都不想摇。
“那我们开始了！”漂亮女人边说边按下了CD播放机的按钮。
一支类似民歌的旋律飘荡在屋子里，我开始跟随别人，和着音乐的节奏迈着步子。我双手托着万妮娅的两条胳膊，让她靠在我胸前摇来晃去。接着我得跺脚，让她打转，然后转身返回。很多人乐在其中，笑声不断，甚至能听见兴奋的尖叫。这一轮结束之后，我们得单独跟自己的孩子跳舞。我一边搂着万妮娅左摇右摆，一边想着这像什么鬼样子，装温柔、扮可爱，跟带着孩子的素未谋面的妈妈们在一起。这个节目完了之后还有一个活动，要用到一块蓝色的大帆篷，一开始假装那是大海，我们唱起了关于波浪的歌，大家一起上下摆动帆篷，弄出波浪的样子，然后让孩子们到下面乱爬，最后我们突然掀起帆篷，这一幕同样有我们的伴唱。
等她终于向大家道谢并说了再见，我赶紧往外冲，到外面给万妮娅穿上衣服，谁也不看，只盯着地面，周围的欢声笑语比他们进去之前更愉快。我把万妮娅放进婴儿车，系好安全带，推上她出了门，动作之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一到外面的街上，我就想撕心裂肺地来一番狂喊，把什么东西砸得粉碎。但我必须让自己尽快远离这个耻辱之地。
“万妮娅啊，万妮娅，”我一边说，一边沿着瑞典路一溜小跑，“你觉得好玩吗，嗯？我可真没觉得好玩。”
“达，达，达。”万妮娅说。
她没笑，可眼睛里透着高兴。
她伸出手指。
“噢，摩托车，”我说，“你跟摩托车有什么关系，嗯？”
走到滕纳尔街拐角处的孔苏姆商店，我进去买些晚餐要吃的东西。幽闭恐惧症的感觉挥之不去，但攻击欲已经消失，当我推着婴儿车在货架之间的过道内穿行时，已经感觉不到愤怒了。商店唤起了回忆，三年前我刚搬到斯德哥尔摩时经常光顾此店，当时我在诺尔斯泰特出版社安排的公寓里暂住了几个星期，就在这条街上，只有几步路。我那时体重有两百多斤，深陷紧张症似的黑暗状态，一心逃离从前的生活。那段日子没有多少乐趣可言。但我决心重新振作，于是每天晚上我都到小扬森林去跑步。连一百米都没跑到我的心脏便开始狂跳，气喘吁吁，几欲痉挛，只好停步。再跑一百米，两腿已哆嗦个不停。然后，我只好以步行的速度回到旅馆式的公寓，就着汤吃干面包。有一天我在这商店里看见一个女人，忽的她就站到了我的身边，正好挨着肉食柜台。她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她的外表有一种纯粹的肉体性，一瞬之间令我充满了几欲爆炸的性欲。她用双手把篮子提在身前，头发是赤褐色的，苍白的脸上长着点点雀斑。我捕捉到了她的一点儿体味，一种淡淡的汗味和肥皂的味道，立时目瞪口呆，心怦怦直跳，嗓子一阵阵发紧，呆立了大概十五秒钟，与此同时她正走过我身旁，从柜台上拿了一袋莎乐美肠，接着自顾走开了。付款的时候我又看见了她，她站在另一个收银台前，始终未曾尽退的欲望又一次在我体内迸发。她把东西装进口袋，转身走出门外。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万妮娅从她在婴儿车里沉坐的位置往外看，发现了一条狗，她用一根指头指着它。我总是禁不住去想，她在观察周围世界的时候看到了什么？这无尽的人流，这面孔、汽车、商店和标志的长河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并没有以一种不加鉴别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最起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她不仅有规律地指向摩托、猫、狗和其他婴儿，而且就周围的人构建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等级体系：第一等级是琳达，然后是我，然后是姥姥，再然后是其他人，以此前几天他们在她身边出现的时间长短为序。
“对，瞧啊，一条狗。”我说。我拿起一盒牛奶放到婴儿车上，又从旁边的餐柜上拿了一袋新鲜的意大利面。接着我又拿了两袋塞拉诺生火腿，一罐橄榄和莫扎雷拉奶酪，一盆罗勒，还有一些西红柿。在以前的生活中，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去买这样的食物，因为我压根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可现在我还是来这儿了，置身于斯德哥尔摩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心脏地带，但是像这样迎合意大利的、西班牙的和法国的各种东西，而排斥瑞典的一切，在我看来很蠢，而且渐渐地，由于越看越多，我也觉得这令人厌恶，不值得我浪费精力。当我思念猪排卷心菜、炖牛肉、蔬菜汤、土豆团子、肉丸子、肺糊糊、鱼糕、炖羊肉、熏香肠、鲸肉、西米露、粗面粉、米布丁和挪威米粥的时候，这正是我思念的七十年代的味道。但是吃什么对我并不重要，所以我倒不如投琳达之所好。
我在报摊前稍停片刻，合计要不要买两份晚报，这是瑞典发行量最大的两家报纸。阅读它们就像一袋垃圾整个倒在你头上。感觉头上再多一点儿垃圾也无妨的时候，我偶尔会买。但今天还是算了。
我付完钱，又上了街，温暖的冬日天空之下，人行道上反射着暧昧的光，十字路口的每个方向都有汽车排队，仿佛原木在河上重重堆叠。为了避开车流，我上了滕纳尔街。这里有一家我关注的二手书店，我在橱窗里看见一本马拉帕尔特的书，盖尔曾经非常热切地说起过，还有一本收入“亚特兰蒂斯丛书”的伽利略作品。我掉转婴儿车，用脚后跟慢慢把门顶开，然后拉着车倒退着进了屋。
“窗户里有两本书我想要，”我说，“伽利略那本和马拉帕尔特那本。”
“对不起，请再说一遍。”掌柜的说。他五十多岁，穿一件带领扣的衬衣，鼻尖上架着一副方框眼镜，从镜片上方看着我。
“橱窗里，”我用瑞典话说，“两本书。伽利略，马拉帕尔特。”
“那本天上的和那本打仗的吧？”他说，然后转身替我拿书去了。
万妮娅已经睡着了。
儿童舞蹈课这么累？
我拉起头枕下的小把手，朝我的方向轻轻放低，让她躺到婴儿车内。她的手在睡梦中摆了一下，又紧紧握住，和她刚出生时的动作一模一样。这样的动作得自天生，后来慢慢地被她自己的行为所取代，但是在她睡着以后这动作再度浮现。
我把婴儿车推到靠边，好方便别人经过，然后转向艺术书的架子，等着书店老板在老式收银机上录入那两本书的价钱。既然万妮娅睡着了，我就有了几分钟自己的时间，我第一眼就看见了佩尔·曼宁的摄影画册。真幸运！我一直喜欢他拍的照片，尤其是这些动物系列，牛啊，猪啊，狗啊，海豹啊。他总有办法捕捉到它们的灵魂。要理解照片里这些动物的表情，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了。完全的呈现，有时苦恼，有时空虚，有时目光敏锐，直抵人心。但也令人迷惑，就像十七世纪画家笔下的肖像那样高深莫测。
我把书放在柜台上。
“这一本刚到，”老板说，“好书。你是挪威人？”
“是的，”我说，“我再看看别的。”
有一本德拉克洛瓦的日记，我拿了。然后是一本关于透纳的书，虽然没有谁的画作像他的作品一样，在被拍成照片后会失掉如此多的东西。我又拿了一本波尔·瓦德关于哈默休伊的论著，以及另外一本讲艺术中的东方主义的大书。
刚把这几本书放到柜台上，我的手机就响了。基本上没人知道我的号码，所以铃声从我黑色风雪衣一侧的口袋深处闷声传出时并没有让我觉得心烦。自从琳达这天早晨骑车去了学校，除了跟儿童舞蹈班的那个女人有过几句简短的交流，我还没跟任何人说过话呢。
“喂？”盖尔说，“你在忙什么？”
“忙着得意忘形，”我说着转过脸，对着墙，“你呢？”
“我什么也没忙。在办公室干坐着，看着大伙走来走去。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事吗？”
“我刚碰见个很漂亮的女人。”
“噢？”
“跟她聊了聊。”
“噢？”
“她请我进屋。”
“你进了？”
“那当然。她还问我叫什么了。”
“可是？”
“她是儿童舞蹈班的老师。所以我得坐下来，拍巴掌唱儿童歌曲，当着她的面。万妮娅在我腿上。坐小垫子。跟一堆妈妈和小朋友在一起。”
盖尔哈哈大笑。
“我还弄了个拨浪鼓来摇。”
“哈哈哈！”
“从那儿出来的时候我气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我还有机会秀一下自己的新腰围呢，可是没人在乎我肚子上一圈圈的肥肉。”
“不，它们又软又好，真的。”盖尔说着又笑出了声。“卡尔·奥韦，今天晚上咱们聚一下吧。”
“别逗我了。”
“没逗你，我是认真的。我打算工作到七点，大概吧。之后咱们可以随时在城里见个面。”
“不可能。”
“咱们要是老不见，那你住在斯德哥尔摩干吗呢？”
“你知道自己刚刚这句话串到瑞典语去了吧，啊？”我说。
“还记得你刚到斯德哥尔摩那次吗？”盖尔说，“你在出租车里给我上课，大谈‘惧内’，就因为我不想跟你去夜总会。”
“瞧瞧，又串了。你的挪威语现在真是完蛋了。”我说。
“拜托别闹，伙计。咱们谈的是你那个说法，‘惧内’。还记得吗？”
“记得，恐怕记得。”
“所以？”他说，“你从中得出什么结论了？”
“今天跟那时不一样，”我说，“我不是惧内。我就是那个‘内’。而你就是‘内’玩意儿。”
“哈哈哈。那就明天？”
“我们要跟弗雷德里克和卡琳出去吃饭。”
“弗雷德里克？那个笨蛋电影制片人？”
“我不会那样称呼人家，不过是的，是他。”
“噢天啊。好吧好吧，星期天呢？不行，你那天要休息。星期一？”
“可以。”
“到时候城里人也多了。”
“星期一在鹈鹕餐馆吧。”我说。“对了，我现在手里正拿着一本马拉帕尔特的书。”
“是吗？你在二手书店？他的书蛮好的。”
“还有德拉克洛瓦的日记。”
“应该也不错。托马斯说起过，我知道。还有别的吗？”
“《晚邮报》昨天打过电话。他们想做个特写采访。”
“你没答应吧？”
“我答应了。”
“你这傻瓜。你说过你不再干这种事的。”
“我知道。可是出版社说这个记者特别好。所以我想就最后一次吧。这之后就好了。”
“不，好不了。”盖尔说。
“对，我知道，”我说，“但是不管了，反正我都答应人家了。你有什么新消息？”
“什么都没有。跟一帮社会人类学家吃了些圆面包。后来系里的老主任晃过来了，要跟我谈谈，他胡子上挂着面包渣，裤子前门儿也不关。我是唯一一个肯搭理他的人，所以他就来了。”
“特别强硬的那位？”
“没错。他现在就怕失去自己的位子，当然这是他仅剩的了。所以他学乖了。这是个能不能适应的问题。能强硬才强硬，该学乖就得学乖。”
“明天我也许顺便过去看看，”我说，“你有时间吗？”
“当然有啊。只有一点：别带万妮娅就行。”
“哈哈。好了，我现在得付钱。那明天见。”
“好的。给琳达和万妮娅带好。”
“也给克里斯蒂娜带好。”
“再见。”
“嗯，再见。”
我挂了电话，把它装进口袋。万妮娅还在睡觉。书店老板在研究一本书目。我站到柜台前，他抬起了头。
“总共一千五百三十克朗。”他说。
我把信用卡递给他，然后把收据放进了裤子后袋，因为这是我对自己购物行为的唯一证明，可以拿来抵税。我把两袋子书放到婴儿车的底层，随着门铃在耳边叮当一响，我推车出了书店。
已经三点四十了。我凌晨四点半就起了床，给达姆出版社看一份有问题的译稿，一直看到六点半，这是一件乏味的工作，我要做的只是比对原稿中的文字，但即便如此，比起我要忙活整整一上午的换尿布和哄孩子，这也要有趣和有益一百倍，因为这些家务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只是白白占去我的时间。我没有被这种生活搞垮，它并不会耗尽人的心力，但是这些事擦不出一丁点儿灵感的火花，总归它们让我沮丧，好像皮球被扎穿一样。
走到德贝恩街的十字路口，我左转上了圣约翰教堂下方的小山，教堂有红色的砖墙和绿色的铁皮屋顶，很像卑尔根的圣约翰教堂和阿伦达尔的三一教堂，在山脊街上走一段，拐进面包师大卫街，然后就进了我们后院的门。对面咖啡馆外的人行道上点了两支火炬。墙边的一排垃圾桶散发着臭味，还有一股尿臊气，因为老有人夜里从斯图雷广场回家途中在这儿停下，往栏杆后撒尿。墙角有只鸽子，两年前我们搬过来的时候她便已在此安家。那会儿她住在墙上的一个洞里。后来洞被人拿砖堵上了，高处但凡平整些的地方也都用水泥加装了尖利的墙钉，所以她只好搬到地面上。这里也有老鼠。夜里出来抽烟时，我偶尔见过它们，黑色的背脊在矮树的缝隙中滑行，突然急速跑过灯光下没有遮拦的空地，奔向对面花坛的安全地带。这会儿，有个发廊里的女人站在那儿，一边抽烟一边拿着手机打电话。她肯定有四十岁了，我猜她年轻时是个小镇美人，不管怎么说，她都让我想起夏天时在阿伦达尔的饭馆里会见到的那类女人，四十来岁，头发染得不是太黄就是太黑，肤色也总是太深，媚眼太多，笑声也过于响亮。她嗓音沙哑，讲一口明显的斯科纳方言，今天穿了一身白，看见我的时候点了点头，我也点头回礼。虽然我几乎没跟她讲过话，可我喜欢她，她和我在斯德哥尔摩见到的所有人都大不一样，这些人要么在往上爬，要么爬上去了，要么以为自己爬上去了。不夸张地说，她一点儿也没有这些人身上千篇一律的格调，而那样的格调不仅反映在服装和物事上，也体现于他们的想法和态度。
我在门前停下，取出钥匙。洗涤剂和干净衣服的味道从地下室窗户上方的通风口里涌出。我打开门锁，尽量不出声地走进门厅。万妮娅非常熟悉这些声音和它们发生的顺序，只要我们一进门，她差不多次次都会醒来。这一次她也醒了。还发出了一声尖叫。我没有去管她的尖叫，打开电梯门按下按钮，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电梯正上行两层。琳达肯定听到了万妮娅的叫声，我们上楼时她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了。
“嗨，”她说，“你们玩得好吗？小宝贝，你刚醒是不是？快过来让我……”
她解开安全带，抱起了万妮娅。
“我们挺好的。”我说着把空车推进屋，琳达解开了开襟羊毛衫的扣子，走进客厅，给万妮娅喂奶。
“但是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决不再踏进儿童舞蹈班一步。”
“有那么差吗？”她看了我一眼，目光里笑意一闪，便赶紧低头看着万妮娅，把她抱稳，让她贴住自己裸露的乳房。
“差？那要算我这辈子最糟糕的经历了。我走的时候肺都要气炸了。”
“我懂了。”她说，之后对这个问题再无过问。
她对万妮娅的照料是那么不同。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透着百分之百的真诚。
我拿着买来的东西走进厨房，把容易坏的食物放进冰箱，罗勒连盆搁到窗台的盘子上，浇了点儿水，又从婴儿车底下拿了书放进书架，然后坐到电脑前打开邮箱。我从早晨起就没检查过电子邮件。有一封卡尔—约翰·瓦尔格伦的来信，恭喜我获得了提名，说很可惜这本书他还没读，又说我哪天想喝啤酒，打个电话就成。我真心喜欢卡尔—约翰，我欣赏他的放浪不羁，有些人对此感觉不快，认为他有些势利或愚蠢，我却不以为然，而且不是在瑞典生活了两年之后才这么认为的。不过，我没办法跟他一起喝啤酒。我只会坐在那儿一言不发，我知道我会的；我已经这样干过两次了。还有玛尔塔·诺尔海姆谈及采访的一封信，事关我得到的挪威广播公司二台的小说奖。还有我叔叔居纳尔的来信，他感谢我给他寄书，说要鼓足勇气来读，并祝我好运，一举拿下北欧文坛的锦标，结尾加了一句“又及”，说英韦和卡丽·安妮离婚实在可惜。我没回信就关了电脑。
“有什么好消息？”琳达问。
“嗯，卡尔—约翰恭喜我。挪广想在两个星期后做个采访。偏偏居纳尔也来信了。他只是感谢我给他寄书。这倒也不算很糟，想想他以前对《出离世界》有多生气。”
“那倒是，”琳达说，“你为什么不给卡尔—约翰打个电话，请他来坐坐，嗯？”
“你心情这么好？”我说。
她冲我一撅嘴。
“我只想对你好点儿。”她说。
“我懂，”我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好吗？”
“没关系。”
我从她身边走过，拿起《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二册，它就放在沙发上。
“那我走了，”我说，“待会儿见。”
“开心点儿。”她说。
现在我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小时。这是我接手白天照看万妮娅的任务时提出的唯一条件，我必须在下午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小时。虽然琳达认为这不公平，因为她从来没像这样有过属于自己的一小时，但她还是同意了。要我看，她从未有过一小时的原因在于她从没想到过这一个小时。我进一步认为，她从没想到过这一个小时的原因，是她宁愿跟我们待在一起，而不是一人独处。可我不愿意那样。于是，每天下午都有一个小时，我可以坐在附近的咖啡馆里抽抽烟。我从来不连续四五次去同一家咖啡馆。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会把我当成瑞典话所说的“死大米斯”[3]，也就是说，我一进门他们就对我笑脸相迎，用他们对我偏好之物的了解来加深我的印象，经常就人人挂在嘴边的某个主题发表几句友善的评论。但是我在大城市生活的唯一的意义，就在于我即使置身人海也能保持完全的孤独。那些人的面孔我以前统统没见过！新面孔汇聚成河，源源不断奔流而过，能在这河里游弋才是一座大城市于我的真正魅力所在。地铁里挤满了不同类型的人，各具特色。广场如此。步行街如此。咖啡馆如此。大商场也是如此。距离，距离，我从未有过足够的距离。因此，当某位咖啡师一看见我就开始说你好和面露微笑，不等我张嘴去要就端出一杯咖啡，而且可能再给我来一份免费的羊角面包之时，我就该离开了。找到另一家店作为替代并不是很难，我们住在市中心，步行十分钟的半径之内有好几百家咖啡馆呢。
这一次我沿内阁街走向市中心。街上到处都是人。我一边走，一边想到了儿童舞蹈课上那位漂亮的女人。到底怎么回事？我想跟她睡觉，但不相信能得到机会，而就算有机会我也不会那么干。那么，就算我在她面前表现得像个女人一样，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关于我的自我形象有很多说法，但它绝对不是在理性的冷库里形成的。思想或许能理解它，却没有力量控制它。一个人自我形象的构成不仅包括你是什么人，也包括你想成为什么人，能成为什么人，或曾经是什么人。就自我形象而言，实际的与假想的没有区别。它包含了所有的年龄段，所有的情感，所有的驱动力。当我推着婴儿车在城中游走，花去大量时间照料我的小孩，我并没有给自己的人生增添任何东西，人生没有因此变得更为丰富，相反，某些东西失去了，那是一部分自我，一点儿与男性气质有关的东西。看清这一点靠的并不是我的理智，而是情感，因为理智知道我这样做是出于一个很好的理由，也就是说，在带孩子的问题上我必须和琳达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把自己塞进一个又小又紧让我动弹不得的模子，那么情感便会使我充满沮丧。问题在于哪个指标才是有效的。如果平等与公平可以作为指标，那么对男人处处身陷温柔与亲密的束缚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更不用提这样做还能赢得一轮又一轮的掌声，因为如果平等和公平是首要的指标，那么所出现的变化就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提高与进步。但指标不只这些。幸福感是一个指标，生命的活力是另一个。也许女人可以一心在事业上发展，差不多过了四十岁，才抓住最后的机会要个孩子，由父亲照看几个月，等找到幼儿园，父母都可以继续工作，也许她们比前几代的女人更加幸福吧。男人在家待上半年照看婴儿，也许反倒能够增加自己生命的活力。女人们大概也真心渴望家里那些长着细胳膊和大屁股、脑袋剃得光光、戴名牌黑框眼镜的男人们聚在一起，不仅能兴高采烈地探讨熊牌宝宝婴儿背带的优劣，还能同样开心地讨论自制婴儿食品和购买现成的生态果泥哪个更好。他们也许就盼着这些呢，怀着满腔热忱，调动了全部身心。但即便他们不是这样，那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平等和公平才是指标，它们胜过生活和男女关系中的一切。这是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已经做出。我同样如此。如果想要不同的安排，我得在琳达怀孕之前就告诉她：听着，我想要孩子，但不想待在家里照看他们，你觉得这样行吗？这当然意味着此事非你莫属。然后她可能说：不，我觉得这样不行，或者说行，没问题，还要以此为基础规划我们的未来。可我没有那样做，我没有足够的先见之明，因此必须遵守既定的规则。在我们所属的阶级与文化中，这意味着扮演相同的角色，以前称之为女人的角色。我已经绑定在这个角色上了，就像奥德修斯绑在桅杆上一样：如果我想得到解脱，我是可以做到的，但不可能在不失去一切的情况下做到。结果，我走遍斯德哥尔摩的街巷，看上去既摩登又女性化，内在的我却是一个十九世纪的怒汉。从外表上看我已经变了，仿佛魔杖一点我就马上把两只手放上了婴儿车。我总是一边走路，一边像男人那样到处看女人，这真是谜一般的行为，因为它什么也引发不了，至多得到一个回看的眼神，如果我确实看见一个真正漂亮的女人，我兴许还扭头去看她，当然最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可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些眼睛，这些嘴巴，这些胸和腰，腿和臀，究竟起着怎样的功用？看这些东西为什么如此重要？而只需几秒，偶尔几分钟，我就会把她们忘得一干二净？有时我也有眼神的交流，而如果对方的目光多停留几毫秒，我便会感到热流涌动，因为那目光发自人群中的一员，我对她一无所知，不知道她来自何地、怎样生活，什么都不知道可我们还是看见了对方，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就结束了，她成了过客，并从记忆中永远抹去了此事。当我推着婴儿车走过，却没有一个女人看我，好像我不存在一样。有人也许觉得，这是因为我发出了一个如此清晰的信号，表示我已有所属，但是我和琳达手牵手走在一起时发出的信号同样明显，却从来阻止不了任何人看我。天啊，我只是得了应得的报应，这只是为了让我有几分自知之明，因为我走来走去色迷迷地盯着女人们看的时候，却把给我生小孩的那一位丢在家里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是的，这样不好。
当然不好。
托妮耶有一次告诉我，她曾在餐馆遇见一个男人，天已经很晚，此人走到她们桌边，他喝多了，但不想闹事，或者她们认为此人不想闹事，因为他告诉她们他是直接从产房来这儿的，他的女友当天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现在他出来庆祝。但是接下来他就不老实了，变得越来越急切，最后竟然提议她们跟他回去……托妮耶的内心深处大受震动，充满了厌恶，不过我怀疑她也被他吸引住了，因为这怎么可能呢？他到底在想什么？
我不能想象还有比这种行为更大的背叛。但是当我搜寻这些女人的目光时，难道不是正在做同样的事情吗？
我的思绪不可避免地回到琳达身上，想到她待在家里陪着万妮娅打发时间，想到她们的眼睛，万妮娅时而好奇、时而兴奋、时而困倦的眼睛，琳达美丽的眼睛。那时，除了她我谁都不想要，可现在我不仅得到了她，还得到了她的孩子。为什么这还是不能让我满足？为什么我不能停笔一年，专心给万妮娅做父亲，好让琳达完成学业？我爱她们，她们爱我。那么为什么其余的一切还要不停地困扰我、折磨我呢？
我必须更加专心。白天的时候，忘记周遭的所有事情，一心扑在万妮娅身上。给予琳达所需的一切。做个好人。天啊，做好人对我就那么难吗？
我已经到了新开的索尼专卖店门口，正在思忖要不要去一趟街角的学院书店，买几本书，在那儿的咖啡馆坐一会儿。就在此时，我一眼看见了马路对面的拉尔斯·诺伦。他提着一个耐克购物袋，方向与我相对而行。我第一次看见他是我们搬进这座公寓几个星期之后，在胡姆勒公园，树林上空漂浮着薄雾，一个男人朝我们迎面走来，酷似霍比特人，一身黑衣。我与他四目相会，他目光暗如黑夜，看得我脊背发凉，这人什么来头？巫师吗？
“你看见他了吗？”我问琳达。
“那是拉尔斯·诺伦。”她说。
“那是拉尔斯·诺伦？”我说。
琳达的母亲是演员，很久以前曾与他在皇家剧院合作过一出戏，琳达最好的朋友海伦娜也是演员，同样与他有过合作。琳达告诉我，他曾与海伦娜谈话，态度和蔼地指点她以后怎样在这出戏里拿捏台词，让台词融入她所扮演的人物。琳达老缠着我推荐我读《混乱与上帝为邻》和《黑夜是白日之母》，她说这两个剧本妙不可言，但我没读，我要读的书单已经很长。眼下我得赶紧打理这次意外的眼福，因为像这样在街上碰到他殊为不易，而在我们常去的土星咖啡馆，他经常要么在接受采访，要么在和别人谈话。我碰见过的作家不只他一人；有一次在我们家附近的面包店，我看见了克里斯蒂安·彼得里，差一点儿张嘴打招呼，可我一遇见以前看过的脸就觉得别扭，还有一次我们在体育咖啡馆，正好彼得·恩隆德也在，然后拉尔斯·雅各布松也进来了，他写过一部奇妙之作《在红色女王的城堡》，还有斯蒂格·拉松，我二十多岁时对他的作品爱不释手，他那本《他们记忆中的夜晚》曾像一记重拳将我击中，我是在斯图雷霍夫餐馆的露台上看见他的，他当时在读书，我的心怦怦乱跳，好像看见了一具死尸。还有一次我在鹈鹕餐馆见到他，我们这一帮有人认识他们那边的人，所以我握到了他的手，干得像一捆枯草，伴随着他给予我的冷漠微笑。某天晚上，我在当代文化中心见到了阿里斯·菲奥雷托斯，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也在那儿，我还在南马尔姆的一个派对上遇到过安·耶德隆德。这些作家我在卑尔根都读过，那个时候他们只是一堆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外国姓名，现在看到被时代光环所遮蔽的活生生的真人，却让我对当前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感，他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写作，而未来的世代会通过他们笔下的色调来理解我们这一代。新千年之初的斯德哥尔摩，这就是我看到他们时所产生的感觉，一种又美好又振奋的感觉。这些作家中，很多人已经过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全盛期，现在已有很长时间被边缘化，我不管这些，我想要的不是现实，而是魔力。在卑尔根读过的年轻作家里，我只喜欢耶尔克·维德堡，他的小说《黑蟹》别具一格，超脱于道德和政治的迷雾之上，而别的作家往往深陷其中。原因不在于这是一本奇幻小说，而是他在寻觅一种不同的东西。这是文学独有的义务，从其他任何方面来说文学都是自由的，唯独这方面是个例外，如果作家对此无动于衷，那么除了蔑视他们不配得到任何关注。
我真是讨厌他们的报刊，他们的文章。加西列夫斯基，拉塔马，哈尔贝里——这些作家糟糕至极。
不，不进学院书店。
我停在人行横道旁边。另一边，通往老旧的北方百货公司的人行道上有一家小咖啡馆，我决定就去这一家。尽管我经常去那儿，但是由于店里客流量很大，环境特征又不明显，所以大可以隐身其中。
通往地下五金超市的楼梯扶手旁有一张空桌，我把夹克搭在椅背上，书放到桌上，封面朝下书脊朝里，这样就没人能看见我读的东西了，然后走过去排队。柜台里有三个人当班，两女一男，看上去像是姐弟关系。年龄最大的一个站在嘶嘶作响的咖啡机旁，外貌和神态只能在杂志上看到，当我看着她在柜台里来回移动时，她那照片般的外貌几乎抵消了我生发的所有情欲，仿佛我生活的这个世界完全无法连通她的，而且我认为确实如此。除了目光，我们再无一物相通。
该死，我又来了。
我就不能停下这些念头吗？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一百克朗钞票，用手抚平。扫视了一下店内的客人，差不多每人坐一把椅子，亮闪闪的购物袋占着另一把。锃亮的靴子和鞋，讲究的正装和外套，奇特的毛领，奇特的金项链，苍老的皮肤，苍老的眼睛，镶嵌在苍老的、涂过睫毛膏的眼眶里。喝着咖啡，吃着丹麦酥皮饼。我若有幸，真想看看这些人坐在那儿心里想什么，他们眼里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我想象着他们眼中的世界与我看到的是否截然不同。是否觉得沙发的黑皮子、咖啡的黑色表面和苦涩味道充满了乐趣，更不用说松饼一圈圈盘绕、破裂，围出的中心地带那座黄色的奶油岛。说不定整个世界正在他们内心欢唱。说不定这一天赠予他们的喜悦实在太多，多到鼓胀欲裂。就拿他们的购物袋来说，其中一些配有精致奢华的提绳，绝非超市里那种纸做的、粘在袋子上的提手。还有那些商标，不仅需要某些人穷尽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技艺，花费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星期进行设计，还要反复开会，听取其他部门的反馈，进而投入更多的工作，对设计加以改进，也许他们会把小样展示给亲朋好友，也许他们夜不能寐，因为就算他们一丝不苟、精心打磨，还是会有人不喜欢他们的设计，但它总算面世了，继而停在某人的膝头，比如店内那位年过半百的女人，她僵硬的头发染成了金色。
也许她没有那么欢欣，更像陷入了温和的冥想。难道是因为经历了漫长而幸福的人生之后，此时充盈着巨大的、内在的平和？难道在咖啡杯又冷又硬的白色瓷体与咖啡热乎乎的黑色液体之间形成的完美对比，只是穿过世界本体与现象的旅程中短暂停靠的一站？难道她不曾见过毛地黄在碎石里生长？难道她不曾见过一条狗在某个夜晚往公园的一根灯柱上撒尿，那些十一月的雾夜给城市注入了如此的神秘和美丽？啊，啊，难道空气中不是充满了细雨的微粒，不仅像一层薄膜包覆着皮肤和羊毛，金属和木头，而且周身反射着光芒，使得灰色天地中的一切都闪闪发亮了？难道她不曾见过一个男人先把后院对面地下室的窗子捣碎，接着拉开锁扣，爬到里面遇到什么偷什么？人的办法真是奇特而怪异！她的盐瓶子和胡椒瓶子没有金属的底座吗——两个瓶子都是槽纹玻璃的，但顶端是用与这种底座相同的金属制成，穿有很多小孔，好让盐和胡椒能够从各自的瓶子里撒出来？她见过它们往哪儿撒吗？叉烧肉，羊腿，带有切碎的绿葱的香喷喷的黄色煎蛋饼，豌豆汤，还有大块的牛肉。这些印象装得满满的，每一种都带着自己的味道、气息、颜色和形状，它们本身就是一种人生的经验，这一幕或许因此不足为奇了——她坐在那儿寻找平和，只求一静，看上去再也不想接受这世界上的任何东西。
排在我前面的男人要的东西终于放到了柜台上，三份拿铁咖啡，绝对够他喝的，女服务生留着齐肩的黑发，两片柔和的嘴唇，黑色的眼睛看到认识的人便瞬间一亮，但现在它们是中性的，它们看着我。
“一杯黑咖啡？”没等我张嘴，她就问。
我点点头，趁她转身的时候叹了口气。看来她也注意到了这个又高又邋遢的男人，毛衣上沾着婴儿食品的污渍，头发从来不洗。
她拿过杯子加满咖啡，我用这几秒钟上下打量着她。她也穿着及膝的黑色长靴。这是今年冬天的时尚，我希望它永远不要过时。
“给。”她说。
我递给她一张一百克朗的纸币，她用修剪整齐的手指接过，我注意到她的指甲油是透明的，她到收银台数好找零，放到我手里，给我的微笑也同时一变，投给了排在我身后的三位朋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放在桌上，看上去并不特别有吸引力。阅读的阈限变得越高，我读的就越少；这是典型的恶性循环。此外，我不喜欢置身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个世界。无论我对这本多么入迷，也无论我对他的作为多么钦敬，都不能使自己摆脱阅读他作品时的恶感。不，不是恶感。是文字引起的不安。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里感到不安。可我到底还是把书翻开了，靠到沙发上开读之前还匆匆扫了一眼店里，确保没人看见我在做什么。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理想，甚至是基督教的理想形象，总是单纯而强大的，它是天堂的一部分，几乎无人可以企及。肉体是虚弱的，心灵是脆弱的，但理想不可弯折。理想关乎抱负，坚忍，战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里，一切都是属人的，更准确地说，人的世界就是一切，理想也包括在内，并已全然改观：如果你放弃，松手，心怀非意志而不是意志，它们现在就能实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几部小说里，谦逊和不事张扬就是理想，在故事情节的框架内，它们从不引人注意，因此才显出他的伟大，因为这正是他本人作为一个作家谦逊和不事张扬的结果。与大多数伟大的作家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自己的小说里是无法辨识的。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可以算到他头上，也不存在可以宣读的道德真谛，他使出浑身解数赋予人物以个性，而由于人内心积聚过多，势必不能让自己卑微或埋没，因此斗争与行动总是强过仁慈与宽恕的被动，其结局亦然。由此出发，你可以更进一步，例如，检视他作品中虚无主义的观念，它似乎毫无真实感可言，总像一种成见、观念史当时的一个片断，原因就在于人性涌流，无处不在，任何形式都有，从最怪异的和最野蛮的，到贵族般优雅的和遭人毁谤的，一贫如洗的和拒绝世俗荣华的耶稣的理想形象，无所不包，也有关于虚无主义的探讨，意义颇为丰富。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写作与工作，那个时代动荡剧烈，苦于各种宗教与道德上的疑虑，一切面目全非。大段的文字用来描写风景与场所，习俗与服饰，射击后冒烟的枪管，微弱的回声，受伤的动物激烈地跳动，然后倒伏死去，血流到地上冒着热气。对打猎进行冗长的分析并加以探讨，没有假装成其他事情，而是作为一份对客观现象的详尽记录，插入其他头绪众多的叙述之中。这种事无巨细、自成一体的描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并不存在，总有什么东西藏在它们背后，一出心灵的戏剧，这意味着总是有人性的一个方面他没有包括在内，也就是让我们与外在世界相连的东西。人将要迎受各种风，他内心除了灵魂之深还有其他存在。《旧约》各卷的作者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一点。各种可能的人性例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丰富至极的表现，生活的所有形式在此都有体现。除了一种，对我们而言唯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种，也就是我们内在的生活。对人性加以意识和潜意识、理性和非理性的划分，让一个总是可以对另一个做出解释或说明，把上帝视为可将灵魂沉浸其中的事物，以使斗争结束，安宁胜出，它们实为新观念，与我们和我们的时代无法解脱地联系在一起，这并非无缘无故，也已让事物脱离了我们的掌控，允许它们融入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或看法，与此同时让人与世界的关系为之一变：以前人漫游于世界，现在则是世界漫游于人。当意义变了，无意义也随之改变。抛弃上帝不再让我们面对黑夜，像十九世纪那样留下人接管一切，正如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蒙克和弗洛伊德的作品中看到的，也许出于需要，也许出于欲望，那个时候的人变成了自己的天堂。然而只要从那天堂后退一步，一切意义便将丧失。很明显，本来有一个天堂高居于众生之上，不仅空虚、黑暗、冰冷，而且没有穷尽。人在宇宙背景下有多大的价值？众多昆虫里的一种昆虫，众多生命形态里的一种生命形态，也许只是湖藻，或森林地表的真菌，鱼腹中的卵，洞里的老鼠，或暗礁上的一串贻贝，与它们相比，人活在地球上的不同之处又在哪里？当人生既没有目标也没有方向，无非挤在一起混吃等死，我们为什么还应该做这件事而不是那件？当生命一去不返，变成一捧潮湿的泥土，一小堆发黄松脆的骨头，那时又有谁询问这生命的价值？那死人的脑壳难道不是在坟墓里带着嘲弄的笑吗？从这种观点来看，再多几具死尸又有什么不同？是啊，确实还有别的观点论及这同一个世界：难道不能把它看作奇迹吗——它有冰冷的河流与广袤的森林，有漩涡状的蜗牛壳和深深的地洞，有血管和脑灰质，还有荒凉的行星和扩张的星系？能，当然能，因为意义并非我们获得的东西，而是来自我们的给予。死亡使生命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一俟生命停止，我们勉力追求的一切也就结束了，同时它也使生命有了意义，它的存在让我们拥有的短暂时间变得不可让度，每一刻都非常宝贵。但是在我有生之年，死亡已经被移除了，它不再存在，而仅仅作为一个常项，在各种报纸、电视和电影里出现，它在其中并不代表某一过程的终止和中断，恰恰相反，由于日复一日的重复，它代表着那一过程的延伸和持续，并意外地以此方式成为我们安全感和精神支柱的源泉。飞机坠毁堪比仪式，周期性地发生，一连串同样的事件，而我们从未亲身参与其中。一种安全的感觉，但也有兴奋和紧张，想象那些乘客在最后时刻遇到了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们看到和做过的一切都包含着我们内心激起的紧张感，却与我们毫无干系。这算什么？我们在过着别人的生活吗？是的，虽然我们不曾拥有也未曾经历这一切，却还是拥有了、经历着这一切，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参与了，哪怕没有亲身前往。不仅偶尔为之，而是天天如此……不仅是我和我认识的每个人，而是所有主要的文化，实际上几乎是每个存在着的人，人类的全体。它遍览一切，化为己有，如海洋容纳雨雪，已不再有任何事和任何地方我们不曾拿来变成自己的并赋予它们人性：那里有我们的思想。在一切神圣的事物面前，人总是渺小的和无足轻重的，一定是因为这种观点意义重大——也许只有相信知识越多越堕落，其意义才能与之相提并论——当初催生了神，现在则已经走到了尽头。谁还在苦苦思索生命的无意义？青少年。只有他们关心存在主义的命题，结果让命题染上了某种幼稚的、不成熟的色彩，因此那些老成持重的成年人更不可能去碰这些问题了。不过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决不会像青少年时代那样强烈而热情地去感受生命，仿佛我们第一次迈入世界，一切感觉都像新感觉。就是他们，在小道上，带着大概念，随着压力增强，左顾右盼，寻找着出击的机会。可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叔，他们还能会遇见谁？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成了青少年作家，虚无主义的主题也成了青少年的主题。很难说这是怎么发生的，结果却是无论如何这个巨大的问题受到了全然的忽视，与此同时所有重要的力量都流向了左翼，任其鲸吞公平与正义的思想，当然，正是这些思想确立了我们社会进步的合法性，并确保我们过上脱离苦海的生活。十九世纪虚无主义与我们的虚无主义的不同，正是空虚与平等的不同。1949年，德国作家恩斯特·云格尔曾说，将来我们会建立起一个世界政府。现在，由于自由民主制已称雄于现代社会，似乎他所言不虚。我们都是民主主义者，我们都是自由派，各个国家、文化和人民之间的差异正在普遍瓦解。而这场运动从本质上说又何尝不是虚无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世界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一个日益缩减的世界，自然而必然地与趋向零点的运动相符。”云格尔写道。有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样的缩减，那便是把上帝视为“善”，再比如那种要为世界上所有复杂趋势找到一个共同特性的嗜好，又比如专门化的倾向，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缩减，又比如要把一切转化为数字的决心，美，森林，艺术，身体，概莫能外。因为如果金钱不是一种实体，将大部分不同的事物加以商品化，那它又是什么呢？抑或如云格尔所说：“渐渐地，所有领域都被归到这个独一的共性之下，即使与因果关系所处的距离像梦一般遥不可及的领域也不例外。”在这个世纪，就连我们的梦境都是相似的，就连梦境都是可以出售的东西。注重平等不过是冷漠的另一种说法。
这就是我们的黑夜所在。
我感觉周围的人越来越少，外面的街道暗了，但直到我放下书起身去给咖啡续杯，才惊觉这是时间流逝的证据。
已经五点五十了。
我的天。
我五点钟就该到家的。而且这是星期五，我们一向要在晚饭和饭后额外找些别扭。起码有找别扭的念头。
操。真操蛋。
我穿上夹克，把书塞进衣袋，匆匆出门。
“嗨多！”女服务员在我身后说。
“嗨多”。我头也没回地说。到家之前我还得买些东西。首先，我进了对面的制度酒水商店，胡乱从最贵的架子上抓起一瓶红酒，只看见酒标上有个牛头，然后沿着通道走进商场，里面又大又奢华，总让我感觉像流浪汉一样寒酸，我走到楼梯口，下到地下超市，此处出售的货品在斯德哥尔摩是最独一无二的，我们的收入当中有一大部分花在这儿了，这并不是说我们能算得上什么美食家，而是因为我们太懒，不愿走路去比耶尔·亚尔街地下通道的平价超市，还因为我对金钱的价值漠不关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一有钱就毫不迟疑，像泼水一样把它们花掉，没钱的时候我也没什么花钱的念想。这当然很蠢；生活因此变得难上加难。我们的进项虽然有限，但本来也能保持稳定、良性，而不是让我一有钱就到处乱花一气，导致接下来的三年都要捉襟见肘地过日子。可谁去琢磨这些事呢？说什么也不会是我。所以钱就丢给了卖肉的柜台，那里有上好的、成熟的、累累垂垂的，但以我们的标准又贵得吓人的牛排，来自哥得兰岛的一家牧场，连我都吃得出来这种肉的味道特别好，还有一些装在塑料罐里的自制沙司，我赶紧抓过来，再拿一袋土豆，一些番茄、西兰花和蘑菇。我看见他们有新鲜的树莓，就赶快拿了一篮子，又冲向冰柜挑了贴有新上货标签的香草冰淇淋，最后到商店的另一头拿了些相当不错的法式饼干；幸运的是，这儿也有个收银台。
妈呀，妈呀，妈呀，一刻钟过去了。
不仅因为我离开的时间已经比应该的多出一个半小时，也不仅因为她在等我，还因为这样一来晚上的时间会变得太短，因为我们睡得非常早。对我来说无所谓，坐在电视机前吃几块三明治我就挺开心，如果有必要七点半就能上床睡觉。我担心的是她。
此外，我最近刚做过一次为期三天的小旅行去参加朗读会，下星期还要去奥斯陆做个报告，所以我脖子上的皮带比平时还要紧。
金属盘缓缓地朝收银员的方向接次前行，我把货品放到上面，她一件件提起在空中扭转，直到条形码面朝下对好激光读码器，哔的一声，再把它们搁到到小小的黑色传送带上，全程梦游般的动作，仿佛她在睡梦里活动。我们头顶的灯光刺目，她皮肤的每个毛孔都一览无遗。她嘴角耷拉着，不是因为她上了年纪，而是由于她的脸如此之大，如此丰腴。她整颗头因多肉而肿胀。她大概花了很多时间打理发型，可这无助于改善整体形象；这就像装扮胡萝卜长着绿樱子的那一头。
“五百二十克朗。”她边说，边伸出指甲看了它们一小会儿。我掏出卡刷，按密码。等待交易完成的间隙，我凝视着陈列品，这才一下子想起我忘了买购物袋。每当发生这种事，我总是认真付钱，好让他们不会觉得我故意忘事，希望他们说我可以拿个免费的，他们经常这样做。但这一次我身上没有零钱，为这么小的数字再刷卡也太可笑了。可话说回来，她怎么看我有关系吗？她那么胖。
“我忘了拿袋子。”我说。
“两克朗。”她说。
我从收银台下方的箱子里拿出一个袋子，然后再次掏出信用卡。
“你没有现金吗？”她问。
“恐怕没有。”我说。
她摆了摆手。
“但我想付钱，”我说，“不是那样的。”
她不耐烦地笑了笑。
“拿走吧。”她说。
“那谢谢你。”我说着把东西装起来朝楼梯走去，这边的楼梯通往一条通道，两边的墙上有一些拍卖行的陈列柜。我走出那里的大门，街对面就是北方百货公司，在地下商业街上灯光闪烁，左侧和另一家名叫加莱里安的商场相连，同一侧再远些便是文化宫，直接走下去，就到了塞格尔广场，然后是地铁中央站，这里有地下通道通往火车站。下雨天我总是走这条路，其他时间也这么走，因为我发现地下世界引人入胜，如同观奇探险，我猜这必定源于我的童年，那会儿一个洞便足以成为我们最激动人心的发现。我记得有一年冬天，下了两米多厚的雪，肯定是1976年或1977年，有个周末，我们挖了好几个雪洞，中间有坑道相连，从花园一直通到邻居家的院子。我们像着了魔一样全然沉醉于这一天的成果，当夜幕降临，我们就能坐在厚厚的雪层底下聊天。
我走过拥挤的美国酒吧，时值星期五，人们下班后来这儿喝杯啤酒，或者把这里作为寻欢之夜真正开始之前的前奏，人们坐在搭着厚夹克的椅子上，微笑，喝酒，脸泛红光，大部分人年过四十，而纤瘦的男女青年系着黑色围裙走来走去，记下客人点的酒水，把啤酒托盘放到桌上，收起空杯。这些快活人的声音，这种温暖、友善、闹哄哄的人声，偶尔插入一阵轰鸣的大笑，在门打开的时候扑向我，还有停留在外面的五六个人，他们都有事情可忙，不是在口袋里翻找香烟或口红，便是在手机上按下号码，然后有所期待地把它举到耳边，一边等待，一边扫视着街道，抑或从路人当中挑一个出来，奉上微笑，仅此而已，只是一个友善的微笑。
“出租车，到内阁街……”我听见身后有人说。路边一溜儿小汽车滑行而过，缓慢而阴郁，街灯的微光短暂照亮了车里的面孔，给它们罩上一层神秘的光，司机们的脸则映出仪表盘上微蓝的光。有些脸在贝司和鼓声里颤动。街对面，人流涌出北方百货大楼，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大喇叭广播，说商场将在十五分钟之后关门。厚厚的皮衣，呜咽的小狗，深色的羊毛外套，皮手套，成堆的购物袋。间或出现一件年轻的羽绒衣，间或一条吊在胯上的裤子，间或一顶羊毛的无檐小便帽。后来有个女人跑过去，一只手按住帽子，大衣的下摆在腿上拍打。她为什么这样匆忙？好像很紧急的样子，我便扭头去看。可是什么都没发生，她在通往国王花园的街角消失了。三个乞丐靠墙坐在箅子板上。其中一位身前放着一张硬纸壳，上面用粗笔写着他需要钱来找个地方过夜。他身边放着一顶帽子，里面装了几枚硬币。另两位在喝酒。我从他们身前经过时，眼睛看着别处，走到学院书店过马路，快步经过它那刻板而面目模糊的门脸，脑子里想着琳达，她大概在发脾气吧，大概在想这个晚上又给毁了，在想我怎样不愿意见到她。过了另一个十字路口，经过昂贵的意大利餐厅，抬眼瞥一下格伦·米勒咖啡馆，那里有两个人正从出租车上下来。然后往纳伦的方向走，一辆带拖车的巨型乐队大巴停在那里，后面有一辆瑞典电台的白色大巴，一捆粗重的线缆从车上一直拉到了人行道，我使劲地回想今晚到底是谁要在这儿演出，却终归徒劳，此后跨了三个台阶，便到了我们楼门口，按密码，进门。开始爬楼梯的时候，我听到楼上有扇门开了又关。听那摔门的声音，我就知道是那俄国女人。这时候坐电梯已经太迟了，所以我还是爬楼梯，果不其然，片刻之后真碰到她正在下楼。她假装没看见我。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打了招呼。
“嗨！”我说。
她嘟囔了一句什么，不过是走过去以后才出声。这俄国女人是来自地狱的邻居。我们搬进这幢大楼的头七个月，她的公寓还是空的。后来有天夜里，已经一点半了，我们被走廊里的乒乒乓乓声给吵醒了，那是她家摔房门的声响，后来开始不间断地放音乐，声音大到我们都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欧式迪斯科、贝司和大鼓让地板颤动，窗玻璃哗哗作响。就像我们的音响在以最大功率播放。琳达怀孕八个月，反正也有失眠问题，可我这个往常在任何噪音中都能一睡不醒的人也彻底睡不着了。曲目的间隙里能听她在我们下方喊叫、嘶吼。我们起了床，走进客厅。我们应该拨打为这种情况而设的值班电话吗？我不想。对我来说，那样做太瑞典了。下楼，按门铃，抱怨几句不就行了吗？对啊，可是得我去。我去了，按了门铃，没有用，敲门，门不应。又在客厅待了半个钟头。说不定它会自动停止？可到了最后，琳达气急败坏，自己下了楼，没想到那女人突然开了门。而且她完全能体谅人！她上前一步，伸出一只手，放到琳达肚子上，你要生宝宝了，她用带俄国口音的瑞典话说，对不起啊，真抱歉，可是我丈夫离开我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能理解吗？音乐，加上一点儿酒，帮我忍受这冷酷的瑞典。但是你就要生宝宝了，你需要睡觉，对不对，亲爱的？
看到事情有了进展，琳达很高兴，回来跟我讲了谈话的内容，然后我们走进卧室，上了床。十分钟之后我刚睡着，那该死的喧闹又开始了。同样的音乐，同样疯狂的音量，同样的曲目间隙的吼叫。
我们起了床，走进客厅。差不多三点半了。我们该怎么办？琳达想打值班电话，但我不想，因为虽然从原则上看这应该匿名，按规定处理邻里纠纷的巡视员也不能说出谁打过电话投诉，但很显然她会知道，而她明摆着很不稳定，以后恐怕要找麻烦。因此琳达建议我们等到这一次消停以后，第二天再写一封友善的信，在信中表现我们的大度与宽厚，但是半夜三更弄出这么大动静，实际上是不可接受的。琳达躺到沙发上，高高地挺着大肚子，喘着粗气，我上床去了，过了一个小时，差不多五点钟的光景，音乐终于停了。第二天琳达写了信，早上出门前塞进了她的邮箱，此后一切平静。但晚上大约六点，有人开始狠狠捶击我们家的门。我开门一看，是那俄国女人。她那张蛮横的、被酒精毁坏的脸已经气得发白。她手里攥着琳达的信。
“这是什么鬼东西！”她大声质问，“你们凭什么？我自己的家！我干什么你们管不着！”
“这是封很友好的信……”我说。
“我不跟你说话！”她说，“我要跟当家的说！”
“你什么意思？”
“你不算家里的男人。你想抽口烟都被赶到外面。你站在院子里，让人拿你当笑话看。你以为我看不见吗？我要跟她谈。”
她上前几步，想从我身边过去。她满身酒气。
我心里翻江倒海。暴怒是我非常害怕的一种情绪。每逢这种情况，我总是避免不了全身全下被软弱的感觉所淹没。我腿发软，胳膊也软了，声音在颤抖。可她不屑一顾。
“你得跟我谈。”我说着向她迎上去。
“不！”她说，“信是她写的。她才是我要找的人。”
“听着，”我说，“你昨天深夜放音乐，声音太大了。我们根本没办法睡觉。你不能那么做。你得讲理。”
“我干什么不用你管！”
“行，是不用我管，”我说，“我们有个东西叫住户守则，所有住在这儿的人都得遵守。”
“你知道我付了多少房租吗？”她说，“一万五千克朗！我已经在这儿住了八年了。以前从来没人说过什么。然后你们来了。假正经的小东西。‘说实在的，我怀孕了。’”
说到后面这句模仿假正经的话时，她撅起嘴，扬起头，鼻子朝天。她头发没梳，皮肤灰白，腮帮子鼓胀，两眼圆瞪。
她用这燃烧的目光盯着我。我低下头。她转身下楼去了。
我关上门，扭头看着倚在过道墙上的琳达。
“这真是，干得好。”我说。
“你说那封信？”她问。
“对，”我说，“现在咱们麻烦大了。”
“你还怪我？是她发神经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别急，”我说，“咱俩又不是敌人。”
楼下公寓里，音乐轰然而响，和前一晚同样吵闹。琳达看看我。
“我们出去吗？”她说。
“我不觉得咱们躲出去是个好办法。”我说。
“可这里待不下去了。”
“那倒是。”
等我们穿好外套，音乐停了。也许她自己也嫌声音太大了。但我们还是出了门，朝尼布鲁广场走去，那里灯光璀璨，映着黑水，在慢慢靠近的动物园岛渡船的船首前，一层层碎冰正缓缓堆叠。皇家剧院就在马路对面，好像一座城堡。那是斯德哥尔摩我最喜欢的建筑之一。不是因为它漂亮，它并不漂亮，而是一种特殊的气质，周边地区同样如此。也许只是因为石材的颜色非常淡，几近于白，表面宽阔，哪怕碰上最昏暗的雨天也显得整幢建筑熠熠生辉。海风常年吹拂，门外旗帜猎猎，让它所在的空间颇显开阔，纪念碑式建筑常有的压迫感因此不复存在。它像不像海边的一座小山？
我们手挽手走在滨湖路上。黑暗笼罩着船岛外的水面。这里的房舍只有零星的几盏灯火，在城市里创造出独特的节奏，仿佛它到了尽头，慢慢融入乡村和自然，到水面的彼岸才重新加速，那里，旧城、斯卢森和面向南马尔姆的所有陡岸在呜咽的风声与海水声中闪亮、明灭。
琳达给我讲了一些皇家剧院的掌故。她简直就是在那儿长大的。她母亲在皇家剧院当演员时，一个人拉扯琳达和她哥哥，所以他们经常和她一起排练、演出。这些事对我就像神话，在琳达眼里却微不足道，她宁愿不提，如果这一次我没有直接问她，她肯定不会说。她知道演员们的一切，了解他们的虚荣和烦躁，他们的焦虑和诡计，她哈哈大笑，说最好的演员往往也是最愚蠢的和理解力最差的，聪明的演员实为自相矛盾的说法，不过，尽管她看不起演戏，看不起演员的做派与浮夸，看不起他们低级、虚伪和轻浮的生活与感情，但当他们处在最佳状态时，她对他们的舞台表演却总是不吝溢美之词。例如，她会充满激情地谈起伯格曼导演的易卜生作品《培尔·金特》，这出戏她在皇家剧院的衣帽间工作时看过无数遍，她会大谈戏里的魔幻与童话色彩，还有巴洛克风格与滑稽戏特色，再比如威尔逊在斯德哥尔摩城市剧院导演的斯特林堡作品《一出梦的戏剧》，她在那里做编剧，这出戏当然更纯粹，也更风格化，却具有同等的魔幻色彩。她自己也曾经想当演员，连续两年进入了戏剧学院的最后一轮面试，但他们仍然没有录取她，也好，他们永远都不会要她了，所以她把精力转到另一个方向，申请了毕斯科普斯—阿尔内的写作课，在那里的第二年，她便用所写的诗歌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
此时，她给我讲了以前的一次旅行。皇家剧院，伯格曼的巡回剧团，他们不管到哪儿都是明星，这一次去的是东京。这些高个子、吵吵嚷嚷、醉醺醺的瑞典演员挤进了城里一家高级餐馆，他们绝不会脱掉鞋子或其他适应当前的环境的行为，只会挥舞着胳膊，在清酒杯里按熄香烟，大声呼叫服务员。琳达穿着短裙，涂红色唇膏，黑发齐肩，发梢内卷，香烟在手，对彼得·斯托迈尔略有迷恋，而她只有十五岁，用她的话说，在日本人眼中必显怪异。可他们当然是不动声色的，只是安静地在这些人周围走来走去，哪怕有一位撞破纸隔墙摔了个大马趴，他们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说到这儿，她哈哈大笑。
“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她说着，看了看动物园泉那边，“有个服务员提着一个袋子走到我面前。他说这是大厨送的礼物。我往里一看，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我说。
“满满一袋子小螃蟹，活的。”
“螃蟹？有什么含义吗？”
她耸耸肩：“我不知道。”
“你怎么处理的？”
“我把它们带回酒店。妈妈醉得太厉害了，得别人送她回去。我自己拦了出租车，螃蟹袋子放在脚边。回到房间以后，我往浴缸里放了冷水，把螃蟹倒在里面。它们爬了一整夜，我就在一墙之隔的房间睡觉。在东京的中心。”
“后来怎么样了？你怎么处理它们的？”
“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她说着抬眼看着我，面带微笑，握紧了我的手。
她和日本有些渊源。特别是她的诗集得过一个日本的奖，还有一张日本人物图片，直到最近还挂在她的书桌上方。她这小而美的五官，隐隐约约地，难道不是也有一种日本特色吗？
我们走向卡拉广场，那里有个圆形水池，到了夏天，水池中央便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喷泉，但现在是干的，池底铺满了周围大树落下的枯叶。
“你还记得我们去看《群鬼》的那一次吗？”我问。
“当然啦！”她说，“我永远也忘不了。”
我知道，她已经把戏票插进了怀孕时开始弄的相册。《群鬼》是伯格曼在皇家剧院导演的最后一出戏，我们确立恋爱关系之前看的，这是我们一起做过、共同拥有过的最早的几件事之一。一年半以前才发生的事，感觉却好像已经过了一生。
她看着我，眼里的深情足以将我淹没。天气很冷，寒风冰凉、刺骨。这让我想到斯德哥尔摩东边有多大，少许异国他乡的感觉，跟我的家乡完全不同，可又没法具体指出到底是哪儿。我们正在全斯德哥尔摩最富有的区域，这里一片死寂。谁也不到这儿来，街上总是没多少人，虽然这里比市区的其他部分都要宽阔。
一男一女带着狗朝我们走过来，男的两手背在身后，头戴大皮帽子，女的身穿毛皮大衣，小梗犬在前面一路乱嗅。
“咱们找个地方喝杯啤酒？”我问。
“好啊，”她说，“我也饿了。西塔的酒吧怎么样？”
“好主意。”
我打了个寒战，赶快拉紧外套上的翻领。
“晚上这鬼天气，”我说，“你冷吗？”
她摇摇头。她穿着一件巨大的羽绒衣，那是她好朋友海伦娜借给她的，去年冬天海伦娜怀孕的情形跟琳达现在一样，琳达戴的皮帽子是我们在巴黎时我给她买的，底下有两根绳，挂着两颗小绒球。
“还踢吗？”
琳达把两只手放到肚子上。
“不了，孩子在睡觉，”她说，“我散步的时候它总是这样。”
“‘孩子’，”我说，“你说得我一个激灵。很多时候我好像老忘记你身体里还有个正儿八经的人。”
“但确实就是嘛，”琳达说，“我很了解它，也可以说我感觉很了解。你还记得他们做糖尿病检测的时候它有多愤怒吗？”
我点点头。琳达有风险，因为她父亲得过糖尿病，人家给了她一种含糖的混合物，她说，在她吃过的药里数这一种最恶心、最难闻，结果孩子在她肚子里像疯了一样乱踢，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肯定吓到它了。”我微笑着说，同时朝街对面看了一眼，远处是胡姆勒公园。灯光的穹顶之下，一块块被照亮的地方，有的地方长着树，树干粗大，树枝蔓生，另一些地方可以看见湿润、发黄的草皮，中间则是完全的黑暗，有一种迷人的气氛笼罩着这儿的夜色，但又不像森林里那样迷人，更像剧院里那种迷人的气氛。我们沿着一条小径前行。一些地方仍然有小堆的落叶，草坪和穿行其间的小路上不再空无一物，像客厅里的木地板。有个跑步的人在林奈雕像周围慢吞吞地活动，另一个人疾步跑下缓坡。我知道，我们脚下便是皇家图书馆巨大的书库，图书馆就伫立在我们的前方。一个街区之外是斯图雷广场，那里聚集着这一带最高档的夜总会。我们住的地方离斯图雷广场只有一箭之遥，却好像生活在世界的另一个部分。那一带经常有人被街拍到，我们总是读了第二天的报纸才知道这些事；世界知名的明星到访斯德哥尔摩，多半要到那里转转；所有瑞典的商界精英和各路名流都会在那一带亮相：这些事情全国都能从晚报上读到。人们不是排队入内，他们站成一排，然后有保安来回走动，指着那些获准进门的人。这座城市苛刻、冷酷的一面，我以前没有见过，我也从未经历过这样一种明确的文化分隔。在挪威，几乎所有的距离都只是地理上的，因为人口稀少，每个地方通往顶层或中心的路都很短。在学校，每个班级总有某个人能在某个方面达到顶层，或者至少每所学校总有一个。每个人都认识某个认识某人的人。瑞典的社会距离可就大多了，由于农村人口一直在减少，几乎所有人都在城市生活，任何想要有所成就的人都要到斯德哥尔摩来，但凡重要的一切事情都在这里发生，这是一目了然的：如此之近，却又如此之远。
“你有没有什么时候想过我是打哪儿来的？”我看着她问道。
她摇摇头。
“没有，好像没有。你是卡尔·奥韦。我英俊的丈夫。这就是我眼中的你。”
“特罗姆岛上一个居民小区。跟你的世界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对这儿的生活一无所知。样样东西都极为陌生。你还记得我妈第一次到咱们家来说了什么吗？不记得了？她说：‘应该让外公也看看，卡尔·奥韦。’”
“挺好的呀。”琳达说。
“可是你能明白吗？对你来说这公寓没什么特别的。对我妈来说这就像一座小舞厅。”
“那对你来说呢？”
“对我来说也是。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不管它好还是不好。我要说的是我来自一个非常不同的环境。一个特别不世故的地方，明白吗？我不在乎，这件事我同样不在乎，问题就在于那不是我的，永远也不可能是我的，不管我在这儿住多久。”
我们穿过马路，走上居民区里的一条小街，不远处就是琳达长大的地方，我们经过土星咖啡馆，上比耶尔·亚尔街，西塔电影院就在这条街上。我的脸冻僵了，两条大腿成了冰柱。
“你这样很幸运了，”她说，“想想看，它给你带来了多少好处？总有个地方可以去。往外是老家，往里是新家。”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说。
“我一切都在这儿。我在这儿长大。我没有办法把自己跟它分开。期望也是有的。但没人盼着你怎么样。最多盼你上个学，再有份工作罢了。对不对？”
我耸耸肩。
“我从没那样想过。”
“你当然没有。”她说。
沉默少顷，她又说道：
“我一直住在这儿。妈妈大概也不指望我什么，只要我没病没灾……”
她看了看我：“所以她喜欢你。”
“是吗？”
“你没注意到吗？你肯定注意到了。”
“好吧，就算我注意到了。”
我想起头一次和她母亲见面的情形。森林里一座很老的小农场，一幢小房子。屋外是秋天。我们一到就坐下来吃饭了。热乎乎的肉羹，新烤的面包，桌上的蜡烛。我不时感到她在看我。目光好奇而温暖。
“可是我长大的地方除了妈妈还有别人，”琳达继续说，“约翰·努登法尔克第十二，你觉得他是个中学老师吗？那么有钱，那么有文化。所有人都得出人头地。我有三个朋友自杀了。多少人得了厌食症，我想都不敢想。”
“是啊，真是太糟了，”我说，“人就不能看开一些吗？”
“我不想让孩子们在这儿长大。”琳达说。
“这就‘孩子们’了？”
她笑了。
“怎么样？”
“那就只能去特罗姆岛了，”我说，“我只知道一个人在那儿自杀过。”
“别开这种玩笑。”
“好吧。”
一个穿高跟鞋和红色长裙的女人喀哒喀哒地走过去。她一只手提着黑色手袋，另一只手紧紧抓住胸前的黑色网眼披巾。她身后是两个留胡子的年轻男人，穿着风雪衣和登山靴，其中一个手拿香烟。他们后面是三个女人，看样子是朋友关系，个个精心打扮，提着漂亮的小手袋，衣裙外面还披了风衣。跟东马尔姆的街道相比，这儿简直与狂欢节无异。街道两边餐馆灯火通明，家家座无虚席。西塔是本区的两家非主流影院之一，此时门外已经聚集起了一小撮瑟瑟发抖的人群。
“可是说老实话，”琳达说，“不一定是特罗姆岛。但挪威肯定行。那里的人更友好。”
“的确。”
我拉开厚重的大门，替她扶住。然后脱下手套，摘掉帽子，解开大衣，松开围巾。
“可我不想去挪威，”我说，“关键就在这儿。”
她什么也没说，正要去看橱窗里的电影海报。她冲我转过身。
“他们在放《摩登时代》！”她说。
“咱们看吗？”
“看吧，咱们看！但是我得先吃点东西。几点了？”
我到处找时间。在售票处后面的墙上，我发现了一个又小又厚的钟。
“八点四十。”
“九点开始。咱们赶得上。你去买票，我去看看酒吧里有什么吃的。”
“好的。”我说。我从口袋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一百克朗钞票，走向售票口。
“还有《摩登时代》的票吗？”我问。
一个扎辫子、戴眼镜、绝对不到二十岁的姑娘俯视着我。
“乌晒克达？[4]”她说。
“您……有……摩登时代……票？”我用瑞典话说。
“有啊。”
“来两张。后排，中间。二。”
为了保险起见，我把两根手指举到空中。
她一言不发把票打好，放到我面前的柜台上，扯平那张一百克朗的钞票，装进收银机。我走进酒吧，里面塞得满满当当，我寻见琳达，挤到她身旁。
“我爱你。”我说。
这种话我几乎从来不说的，所以她眼睛一亮，抬头看着我。
“是吗？”她说。
我们亲了亲。然后酒保把一小篮子墨西哥玉米片放到我们面前，还有一种好像鳄梨色拉酱似的东西。
“你想喝啤酒吗？”她问。
我摇摇头。
“看完再喝吧。不过那会儿你可能就累了。”
“有可能。你买到票了？”
“买到了。”
我第一次看《摩登时代》，是二十岁那年在卑尔根的电影俱乐部。有个地方我怎么也憋不住笑。大多数人连上一次哈哈大笑是什么时候都记不住，可我记得我二十年前的笑，这当然是因为我笑的时候不多。失控的羞耻和忘形的快乐，我统统记得。哪个场景开始让我大笑，仍然历历在目。卓别林必须要在一台歌舞表演中登场。这是一次很重要的演出，利害攸关，他很紧张，为了帮助记忆他把歌词抄到假袖口上。可他一上场袖口就没了，因为他做了一个过于热情的动作向观众致意，袖口飞了出去。然后他干站着，没有歌词，乐队已经在他身后开始演奏。怎么办？是的，他开始找袖口，同时跳着即兴创作的舞蹈，好让观众注意不到演出出了岔子，而乐队把引子演奏了一遍又一遍。我笑到哭。但是剧情进入了一个不同的阶段，因为不管他怎样转圈跳舞，都找不到歌词，到最后他非唱不可了。他先是站着一声不吭，一开口却是子虚乌有的句子，但足以乱真，因为虽然它们意义尽失，音乐和旋律还在。我记得自己欣喜若狂，不只为了我，也为了全人类，因为它是那样温暖，因为创造它的人是我们中的一员。
这个晚上我在琳达身边的观众席就座时，吃不准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卓别林，好吧，就是他。大概是福斯内斯·汉森在一篇以幽默为主题的文章里写过他。二十年前可笑的东西现在仍然会让我发笑吗？
会的。而且就在完全相同的地方。他上场，向观众致意，作弊的假袖口飞了，他在地板上转着圈跳舞，两只脚在身后一路拖行，他没有一秒钟不在与观众交流；他跳舞的时候，找东西的时候，始终都在礼貌地对观众点头。随着哑剧接踵而至，一滴泪从我脸上滚落。我感到那个晚上的一切都如此美妙。离开电影院的时候我们还在咯咯傻笑，我猜我这么开心让琳达也为之开心，她自己也乐在其中。我们手牵手走上芬兰文化学院旁边的石阶，分享着电影里的场景，笑个不停。然后是内阁街，经过面包店、家具店和美国录像店，打开门锁，上楼梯，回自己的家。十点半才过几分钟，琳达已经睁不开眼了，于是我们直接上床睡觉。
十分钟后，楼下的音乐再次轰然而起。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俄国人那档子事，一下就从床上坐了起来。
“天啊，”琳达说，“这不可能是真的。”
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十一点还不到，”我说，“而且是星期五晚上。所以咱们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我不管了，”琳达说，“我要打电话。不能再这样见鬼下去了。”
但是她刚下床走出房间，音乐就停了。我们回到床上。音乐再次响起来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还是同样惊人的音量。我看看钟。十一点半。
“你打电话吗？”琳达问，“我根本没睡。”
然而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了。几分钟后，那女人关掉了音乐，楼下一片寂静。
“我要睡客厅。”琳达说。
那天夜里她又放了两次音乐，每次都是最大音量。最后一次，她放胆持续了整整半个小时才把音乐关掉。这真是荒唐，也让人糟心。她疯了，而且显然对我们怀恨在心。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们有这种感觉。但是又过了一个星期，下一幕才开始上演。我们在家门外朝向楼梯井的窗台上放了些盆栽植物，这里是公共空间，严格说来我们不该操心，但是楼上的人家也做了同样的事，再说了，谁会反对让这冰冷的楼梯多一点儿亮色呢？两天以后，植物不见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可那几个花盆是我太奶奶传下来的，我奶奶过世的时候，我从克里斯蒂安桑的房子里总共也没拿过几样家什，它们可是从1900年之后那几年传下来的，就这样没了真让人生气。难道让人偷了？可谁偷花盆？要不就是有人不喜欢我们的积极性，所以把它们搬走了？我们决定在走廊的告示板上贴个纸条，问问有谁看见过那些花盆。当晚，这张条子上就新添了诅咒与谴责，蓝墨水的笔迹，瑞典话拙劣。我们在指控广大住户偷东西吗？如果是的话，那么现在就请搬走。我们以为自己是谁？几天之后，我要把从宜家买的一张尿布台组装起来，需要敲击几下锤子。因为才晚上七点，我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问题来了；头几下锤子刚敲完，楼下便传来一阵狂野的砸水管的声响，这是我们的俄国邻居表达抗议的方式，只要她认定有人违反了住户守则。但是我不可能因此让组装工作半途而废，于是我没有停手。一分钟之后，楼下刚传来摔门的声音，她已到了我们的门外。我打开门。我们自己整天乒乒乓乓，怎么好意思对她抱怨？我试图向她解释半夜三更大放音乐和晚上七点组装尿布台的区别，但她充耳不闻。她死死抓住我们的不是，伴以同样狂野的目光和义愤的手势。她已经睡下了，我们把她吵醒了。我们自以为比她优越，但根本不是这回事……
从此以后，她发现了新的战术。只要听到楼上传来一点儿响动，即便只是我在地板上迈的步子重了一点儿，她就开始砸管子。这动静具有穿透力，又因为看不见声音的发送者，房间里仿佛充满了内疚。我恨这声音，它让我感觉我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安宁，哪怕就在自己的家里。
后来，圣诞节前那几天，楼下总算消停了。我们从胡姆勒公园的摊位上买了棵圣诞树；天已经黑了，雪花漫天，街上是典型的圣诞节前的纷乱，路人行色匆匆，对别人、对世界都熟视无睹。我们挑了一棵树，一位穿制服的售货员为方便运输给树包上了一层网，我付了钱，搭到肩上往回拖。这会儿我才意识到，它可能有点儿太大了。过了半个小时，路上歇了无数次，我终于把它拖进了家门。等我们把它立在客厅里，不禁放声大笑。好大一棵树。我们买了一棵巨型圣诞树。不过这也许不算太傻，毕竟这是我们俩单独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了。平安夜，我们吃了琳达母亲给我们带来的瑞典圣诞大餐，拆了礼物，又看卓别林的《马戏团》，我们买了他的全套电影。圣诞期间我们一部接一部地往下看片子，在节日空旷的街道上长时间地散步，等啊，等啊。我们忘掉了俄国女人，在圣诞节那个周末，外面的世界已不复存在。我们去看琳达的母亲，在她家过了几天，回来以后便和盖尔、克里斯蒂娜、安德斯、海伦娜一起，着手准备除夕大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