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守护与送别（下）[1]

木心先生的最后时光（下篇）

人写出伴送死亡的记忆，据说是为卸除哀伤。上一篇写成，似乎并不如此。葬礼前后，我所收到的短信大抵老套：陈老师，节哀，节哀……这不是节哀的问题。哀伤不难承受。我要试着安顿而难以安顿的，是迎对消失。

消失不是死亡。人死了，消失感于是开始：刚刚开始。眼见木心老死的过程，固然难挨，但是可把握、可度越，即便重症病室站那么一站，亦属有为。消失则是虚空，实实在在的虚空，事情变得再简单不过：好了，到此为止。

这可是新的经验，仿佛莫名的症状，有待探知。

不到两个月，我与木心的关联便节节断裂，如船的下沉，不给你半点措手的余地。初听先生愕然动问：“海盗在哪里？”那个神志清明的木心，就此完结；当他昏在机器房里，叫不应，则病室床边听他连篇昏话的那份享受，一笔勾销；二十二日夜隔着玻璃罩努力看他，一时我竟巴望他仍不如回去重症病室，仰面喘息。

连地点的记忆也不可追：进到医院，我时刻顾念他在乌镇的家。一到给锁定重症病室，则住院部十二楼在记忆中成了福地。待他被移去殡仪馆，念及桐乡医院，究竟是活人走动之所，几近天堂……二十四日追思会后，众人走散了，我去到晚晴小筑二楼灵堂。先生总算回家了，躲在骨灰盒里。那盒子搁在壁炉顶端，其上便是他的遗像。我走走坐坐，与人说话——说及木心生时的嬉谈，我仍爆笑如昔——同时心中有异，犹在牵挂。牵挂什么呢，居然是寒气逼人的“羽化阁”：那小厅、冰柜，曾是惊痛之地，此刻我真想回去坐坐，仿佛那里是亲切的场所，便是一具遗体，也还终究是他。仲青说，守候的三天他时时走去冰柜边看看木心：

“不像了。就和所有很老的老人那样，他变成我爷爷。”

二十四日中午，告别仪式一过，木心给推出去了。我没追看，或者，不记得详细——那些天许多记忆的盲点，不知在做什么，在哪里——但我瞧见郑阳，那来自安徽，曾给先生暮年拍过许多照片的小伙子，给一群人拖来休息室，跌进沙发，抱头嚎哭，一米八几的个头，又瘦又长，勾拢身子抽搐着，像是乍入油锅的活虾。

我还不想停笔，还要写，并写两位侍护先生直到最后时刻的青年，小代和小杨。先生没了，他们不曾哭，也不说伤感的话，唯叉手站着，看着我，如丧家之犬。

二十三日。朝阳照耀殡仪馆。连日大晴。早起赶去桐乡见装殓师，一位高大忠厚的中年人。他在正厅门首等我们，随即去到“羽化阁”帷幔后的冰柜旁，商议如何更换装殓。

隔了一夜，又见到先生了。他仍然纹丝不动，坚持昂着下巴，不论什么角度也不肯变更他的坚持。在十二楼与重症病房时，我拍摄了他，从昨夜起，忽然我不忍——“不要拍。”先生低哑地说——装殓师，耐心听取修饰遗容的种种要求，都答应，都说尽量试试，但他解释：假牙恐怕很难嵌入了，稍不慎，嘴唇会被破坏。

我又堕入全盘皆输的放弃感。输，包括无数细节。

回向大告别厅，厅外满地阳光。女声，嘹亮激昂，是乡下人精力饱满的哭嚎，从偏廊深处的一排小告别厅远远传来，像是歌剧的开场。大清早，这里就开始营业了。

才过一夜，大厅正墙幕布中央的电子屏幕已显现了先生的遗像。遗像正前方，是被逐级升高的假花台座四面环绕的灵床。所谓灵床，不过是一架带有扶手和轮子的铁床，窄小，赤裸，没有铺垫，铁皮锃亮，如食堂运送菜饭的推车。这就是床吗，随即想起死人不怕冷。假花台座的一角可移开，以便灵床的推入与退出。真周到——如今先生听人摆布，只是被移来移去的躯体——灵床上有一方更大的，被螺丝钉固定的长方形玻璃罩，凝着经年擦拭而混同积尘的痕迹。如见仇家，我又蛮性子上来，要求撤除，翌日，他们拆除了。

那位本馆的年轻职员事事配合。他也掌管藏在幕布后的大音响，一口同意接受我们的版本——馆方曲目单居然还有港台流行乐——试听音效，是那首全国通用的哀乐，想起下午就能辑录经已编排的选曲，我又暗自快意了。

出殡仪馆，众人分头办事：镇方副总陈瑜、小傅陪我太太即去桐乡市寻觅合适的盖被，购置鲜花，更换灵台四边的假花（为此去一整天）；我回乌镇宾馆，润色悼词（其间短信不断，客人陆续到了）。间中似乎去了一去晚晴小筑，不记得为什么事，只独自偷去一楼客厅看了看，没有人，昔时与先生对坐的沙发空着，面南的轩窗打开了，窗外太阳荒荒。

午后随黄帆去到西栅景区办公室。斜阳直射电脑屏幕，一位中年职员才刚完成选段的辑录：忽然，《十二平均律》首曲在乌镇奏响，接着是巴伯的慢板，如宁静的洪水，漫延而来……我差不多手舞足蹈了，不知是在听音乐还是在想象葬礼。无法和先生商量了。第一次，事涉先生的种种，不可能，也不必再问他。我陪他听过一回巴伯的《弦乐慢板》，他照例一声不响，很久才说：“这是二十世纪的，更加懂了……”估计告别仪式的行礼部分不出半小时，我将殡仪馆的那份录音限于三十分钟，乌镇灵堂版则超过一小时，收入更多的选段。二者的最后一曲均是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在先生温静阴柔的文体背后，我知道，他渴望发作般的阳刚。

但这音乐真是为了他吗？我从未做过乐曲辑录，听乐章的一段段抑扬衔接，有那么一瞬，我又得意了，同时热泪涌起，不知是为音乐还是为那台冰柜。

接着被叫到西栅昭明书院二楼，一群青年员工正在布置明天下午追思会会场。长排的轩窗，长排的条桌，一律木质，若在盛夏，这里气息阴凉。先生曾给书院图书馆拟过一份书单，在医院陪护的徐晓琪便曾是图书馆馆长。由南窗下看庭院，是那座古老的“梁代昭明太子读书处”石牌坊，二〇〇五年春陪先生初访西栅，曾在石坊下合影，那年，他已不再拒绝我扶他一把。四五点回到晚晴小筑灵堂：上海的陈村、孙甘露、陈子善，兰州的陇菲，纽约老友秦明，都来了。客厅满是走动坐谈的人。我要小代往壁炉边的音响塞进乌镇版碟片，巴赫、莫扎特、肖邦……都来了。先生在遗像里目灼灼看着大家，同时，小蜡烛们，应声哆嗦，似乎更其明亮了。

先生家从未来过这么多人。我心思纷乱，打起精神，不知在说些什么。傍晚，电话打进来：鲜花到了，须由工人彻夜新做十个花圈，嘱我代写挽联的短信连连发到……近六点再次去到桐乡殡仪馆，如在医院的习惯，又绕到“羽化阁”匆匆看一眼冰柜中的木心，好似他还需要我们。灵床脚跟有把小椅子，搁着一支点燃的蜡烛，昨夜竟未看见。天色暗下来。将墨汁倒在塑料杯里，很差的毛笔，在休息室写了十余对挽联，手冻僵了。仲青、小杨、郑阳，还有一两位新来的陌生读者围在边旁。

八点赶回乌镇，向宏与他的团队等我商议葬礼的种种详细。上午客厅空荡荡，现在一大群人在灯下坐着站着，逐条落实丧仪的程序：几时放人进来，几时分批上前致礼，如何分批，如何关照来宾不要拍摄，由谁在遗体周围看守，致悼词的人数与顺序，是否请桐乡电视台专人主持，何处适合拨予媒体摄像的方位，仪式后，如何安排车辆运送众人由桐乡回到乌镇（难的是不确知会来多少告别的人），午饭后（本乡丧仪聚餐叫作“豆腐饭”）如何集中由东栅去到西栅景区昭明书院举行追思会……

红白喜事果然是热闹的。我被时时要求给出意见。瞧着众人的脸，我说着，专心而茫然。春阳，满面泪痕，忽然出现在客厅门口，绝望地看着一屋子人——为便出入，往常垂落的棉布门帘经已掀开——她从北京赶来了。我明白此刻她感到什么。过去六年春阳是这里的熟客，十一月初她护送先生去桐乡就医，回乌镇后，便是在客厅门口与木心告别，现在，她骤然发现屋子里站满了陌生的人。

木心没有家眷。他一走，除了接应来客的小代小杨，我们全是晚晴小筑未经通报的闯入者。向宏却是我多年的熟友，只有他知道，并知道我也知道，十六年前的这里不是灯光辉煌的客厅：

积雪御丧，邸廪如毁……黔庐赭峘，弃掷逶迤……

一九九四年先生私访乌镇东栅财神湾旧家，日后在散文《乌镇》中写道：“我再也不回来了。”翌年，一九九五年，当我特意寻来乌镇，目击“邸廪如毁”“弃掷逶迤”的故园，未承想镇上有位青年名叫陈向宏，更不料十一年后我会与向宏左右扶着先生，回到乌镇。

向宏也万万料不到的。在我与木心先后私访乌镇的四五年后，一九九九年末，他从中国台湾一份报纸看见了散文《乌镇》，着即打听谁是木心。二〇〇一年春，我带着先生的信坐在乌镇办公室，面对三十八岁的陈向宏。其时，乌镇东栅修旧如旧的景区工程才刚启动，占据木心旧居的铁工厂经已迁出，四周起了围墙，预备重建。“请老先生回来吧！”向宏朗声对我说。一年后，二〇〇二年初夏，向宏，我，一脑门汗，站在晚晴小筑工地上打量经已开工的场地：施工用料堆满院子，长方形的新宅地基钢筋矗立，正在灌水泥，间中是一大片翻掘的泥土。在这泥土之上刚被拆净的旧楼，才是木心梦魂牵绕的祖屋，一九二七年，孙璞在这里诞生。

倘若没记错，那天我与向宏在工地上站立的方位，正是今夜我们聚集议谈，为先生筹办葬礼的客厅。

“我们全体认了一位老爷爷！”向宏说。团队的年轻人六年来早经与先生相熟，七嘴八舌谈及还乡后的木心。翌日葬礼，我眼见孩子们眉目惊异，郑重哀伤，远远望着先生的遗体，可是今夜全体员工兴奋异常，各自承领葬礼的职责，如在热心办一场本乡的喜事。

十一点光景，送去装裱的挽联条幅送到了。众人灯下围看，要我解读何谓“此心有一”“彼岸无双”。我哪里懂得呢，而便是用文言，木心也要清通明白，字面好看，于是“所喜私愿已了”而“犹叹壮志未酬”。大家唏嘘着，仿佛因此长了学问，更其踊跃而欢然，预备明朝将有一场本乡的喜事。

木心的座椅空着。我曾想象过先生会在哪里殒灭，纽约么？但完全不曾念及乌镇。他迷信，几次说及幼年的卜卦，说是算命先生嘱咐他母亲：“孩子一定要离开血地！”“血地”，旧说乃指出生之所；木心，又总是抱紧他独自经营的世界主义，我所书写的条幅中兼有他几首古体诗，其中这两句写在一九九三年：

……嘹唳在四海，志若无神州。

末一句，非常木心。当其时，他绝不想到有朝一日归国而回家。一九九四年冬，终于难耐思乡之念，木心飞回神州，在一个“积雪御丧”的早晨，寻到他十五岁离开的故园：那年，他六十七岁。

遵彼乌镇，循其条枚。未见故庥，惄如輖饥……

其时他正写出近三百首《诗经演》，到纽约，便添了这首《乌镇》——什么意思呢，我问他。他笑眯眯说：“呶，就是沿着街找呀，找呀，找不到，心里的愁啊、急啊，古人有种说法真好哩。”——他指着“惄如輖饥”几个字——形容“肚皮饿极了呀”！

详细而郑重地说起那一刻，他显然努力抑制情感：进到院子，庭院满目苍凉，他实在不能辨识，不肯相信，伫立良久，终于对自己说，是了，就是这里：

遵彼乌镇，迴其条肆。既见旧里，不我遐弃……

什么意思呢，我又问。木心收起笑，正色说道：“呶，五十多年了，故里居然还在，不肯遗弃我呀！”一九九四年，向宏三十一岁，与木心彼此不识不知。二〇〇六年后，我眼见向宏轻扶木心的右肘，回到他的故居和新家。又过五年，今夜，他在木心的客厅为先生筹划体面的葬礼。

“家里的老眠床，八仙桌，角角落落，暗沉沉，小时候觉得永远会这样过下去，地久天长呢。”先生几次对我说。在我幼年，沪上人家也还多有这份江南旧宅的暗沉沉。二〇〇六年先生回来后，每与他客厅对坐，室中冥暗，轩窗外庭树寂寂，也是天长地久的神情，好似故家从来就在，只是少爷老了。木心，擅弄花草，在纽约每一迁入新居，即见盆栽环绕，郁郁葱葱。返乡后，晚晴小筑的后院经一番施工，挖水池，起亭榭，唯留着几株树，别无所长，先生居定不多时，便即草木繁盛，这两年来，我常去后院稍稍走动，绿叶扶疏，浓荫匝地，也仿佛这里从未荒弃。

其实不过六年。不到六年。今天下午正堂的条案前竖起放大的木心遗像，戴着礼帽，两手交叠，浅笑着，看定镜头，狡黠而慈祥，是木心暮年最真切的神色，问了，拍摄人便是向宏。

童明，先生部分著作的翻译者，任职加州的大学，因课不能赶来送别，嘱我写一条幅，也用的先生的字句。我写了，今夜裱幅送到，框了框子，仅八个字：

衔命首义，生生不息。

这意思，木心倒是先前就给我说过的：“你看，老虎慌急时，也知道嘴里叼着小虎崽，我一辈子多少回闯不过去，可是想想，不肯死，一路珍摄自保，等于老虎衔着自己的命呀。”

他便这样地带着老身老命，回来了。在死床上他记得自己说过这意思么？不管什么事，他总有话说，且老早说在那里。他喜欢玩弄字辞，而字辞大抵现成；但他真是在玩弄么，对我说下面这句话时，木心一脸中肯：我知道，那是他久藏心中、决定面对的真实。他说：

人说视死如归，我是视归如死啊。

葬礼那天，不料自行赶来的陌生读者竟逾百位，签了到，不知谁是谁，也不知从哪里来，如何地来。由各省市抵达浙江桐乡，颇费周折，便是就近从沪杭开车寻来，高速路也常会错过出口。木心初到那两年，我曾几度迷失道中，累先生久等。

有位湖北来的大学生在追思会上说，闻知噩耗，他放下功课，从武汉坐十五个钟头火车来这里，怀揣木心七本书，一路读。我又问人丛中另一位小伙子哪里来，回说是烟台，也从微博看到讣告，放下事情，上了火车，看他的孩子脸，顶多大学一年级。那天，总有七八位年轻人不约而同说，他们读木心时正当高中。高中少年，读得懂么？再想想，木心在茅盾书屋读古书、读洋书，也就十几岁。

下午的追思会上，乌镇外事导游沈晓玉说出一件中午发生的故事：林慧宜，中国台湾女士，上午随旅游团来到乌镇打听木心，要见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她在对岸读木心，时年十六岁，此后与先生通过书信；二十多年来，自认水准远不及，不敢趋前见木心，其间留学德国，远嫁意大利，近时听说先生还乡了，决定寻来乌镇。

于是陪同告诉林女士：“老先生逝世了，上午是桐乡的葬礼，下午三点你来参加追思会。”旅游团定两点离乌镇，中午，林女士走来昭明书院，独自默坐一小时——那一小时，先生正在熔化——离开前，她给导游留了自己的名姓与邮箱。

多像是四流剧本的廉价情节，然而确有其人，是真事：本月我来纽约侍奉老母，两位美国电影人在皇后美术馆又办了一场木心座谈会。我早到了，出门抽烟，迎面撞见前来赴会的林女士，身边是异国的夫君，还有他们的小孩子。她认出我，登时大哭，从包里取出木心给她的一沓信。我原以为她是年少浪漫的女书生，谈下来，结果她去欧洲修的是康德与尼采，日后教的是美学，只为眼界学问长进了，能来见木心。

“他玩笑开得太大了！”林女士哭笑莫辨地说，“自己走了，偏要招我那天来！”

木心的读者在哪里？木心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听说有人读他的书，他便夸口写篇《论读者》。多年来，若是传过一两句读者的赞美——虽然很少，虽然很迟——他会长久记得，倘若话说得好看，他能复述如背诵，每次不会说错。他说，他与世界的关系只在读者，但他不见人。

读者想要见他，也作难。那天，几乎每一位不曾见过先生的发言者都说，他们想去看他，横竖不敢去。守护病榻的青岛青年刘正伟，当初只为见木心，辞了工作，远来乌镇找份工，十八个月间每周骑了车绕着他的宅子转，不敢去敲门。

非要到他死了，读者这才来么？现在，上百位各地读者与木心在葬礼上会面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严寒，大晴，大告别厅门首悬起黑色的布幅。一进门，隔夜新扎的十个鲜花圈分置左右，灵台周围全换了黄白色的新菊。尚未进人的厅堂，寒冷空阔。八点后，乌镇旅游公司的工作团队，桐乡电视台主持人与若干文联成员，列名治丧委员会的京沪两地近十位作家，陌生的青年读者，还有晚晴小筑司厨的沈师傅，洗衣打扫的阿姨，陆续到了。十余位侍护先生的青年混在人丛中，期期艾艾，苦着脸，我想起医院的日子，现在木心不需要他们了。

先生躲着。他从来隐在不易找寻的地方，因为深深的羞怯、固执，还因为难以被解读被尊敬的理由。过一会儿他将被移出来，给大家看——只能用“移出”这个词了——我知道木心每将见人，多么郑重。如今总算明白，人死了，头一件事，便是任人摆布。两天来我已熟悉这殡仪馆，此刻举哀在即，我却对忙碌筹办的丧仪，芜然陌生。先生愿意么？有人送，没人送，清寂，抑或隆重，如何是对？多年来我习惯凡事遵从他，成全他不肯屈就的性情。病床呓语中，他忽然说出他的倔犟，没有上下文，说时，提高了嗓音，一字一顿：

不是不要，在乎要法，与其要法，不如不要。

他当然并非是在说葬礼，而葬礼也是一种“要”。不能问他了。当他被扶起坐好，签署文件，他惦念的是纷纷遗稿，没一句提及葬礼。

在花丛、灵台与大门口的近十米间距，围栏竖了起来，吊客陆续增多，漫进大厅。不少学生模样的男女，好年轻，一声不响，靠墙站开。九点前，我记得自己与熟悉或初识的来人握手说话，或在门口，或在休息室，同时，工作人员不断走来确认种种琐事。曹立伟，我在美院与纽约的老友，居然赶到了，才刚伸手一握，他扭头望见先生的遗像，猛地，抚脸哽咽（一九九〇年前后，先生一度借宿他家）。沈师傅，趁我稍空的当口探头说道：“问问领导，接下去我和阿姨还在老先生这里做事么？”（是啊，人的离去是被这样的家事提醒。）春阳来了，瞧见大厅的布置，破涕而有笑意：“很好看，很好看！”这么说着，却又眼泪淌下来（初起是她夫妇亲送先生来桐乡治病，此番再来，已是先生的丧仪）。在纷乱的人丛中，小代、小杨显得次要而孤单，无所事事，来客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却多年见惯了同一的情景：木心身边，就是他俩，如先生的家眷，也如我的孩子。

八点半，还是九点？忽然，昨日辑录的音乐响起来，漫溢全厅。先是巴赫《十二平均律》的连串琴击，明亮愉悦，渐次增高、递进、飞散，接着是莫扎特《安魂曲》的集体女声，绝望透顶，升举盘旋：这里不是教堂，而这异质的文化即便在一座中国的殡仪馆，亦如霸权，挟持西来事物的律令与强势，堂而皇之，笼罩人群，不顾人群，以音乐自己的主张，宣说行进——奇怪，在北京选取乐章及在乌镇辑录时的得意、兴奋，全然消褪了。我几乎没在听，或者，竟未听见，此刻写着，这才“想起”那天的灵堂乐音——人愈来愈多了，纷然嘈杂，渐渐聚到围栏跟前，正对花丛环绕的灵台，对着遗像中的木心。

先生的遗体是在几点被推进大厅？不记得了。但我目击灵床被缓缓移入花丛中央。灵台的木边，已被深绿丝绒包裹，覆盖遗体的盖被换作沉稳的青灰色，缀连宽幅的白布，及于先生前胸。灵床的铁面也给垫了棉垫，这些，都是昨天我的内人在桐乡市遍寻终日，又请店家缝制锁边，连夜送来，今晨为先生重新装殓的。殡仪馆显然从未这般处理遗体，做得很认真，仿佛一件作品。

但我确切记得，快到九点，我给叫到“羽化阁”再次确认先生的遗容。装殓师，几位员工，还有其他一些人等在那里。

前厅的音乐声远了。先生已被移出冰柜，平放在灵床上，盖着新换的被面，停在帷幔边，等着推出：玻璃罩去除了——有如一份归还，也好似找回失散的人，我终于清清楚楚看见了他。

木心！我立刻想叫他：不是哀号，而是，平日照面的直呼其名。但我随即吞声，自知什么都不能做，唯立定了，低头看他。前晚隔着玻璃罩，我错愕愤恨，此刻先生总算近在眼前，我只觉得委屈，觉得亲。许多死亡面相的描述都说死者像是“睡着了”，现在木心果然好比睡着了，清癯，惨白，干干净净，胡须剃除了，帽子取走了，头发被小心地向两鬓梳齐。

催逼在即。这是最后一见的时刻。如起毒咒，我只顾狠狠地盯着看他……有那么一瞬，竟想发笑，是早先每见他装扮停当便即上前揶揄的本能——他变得好看了。异常生分的好看。当消瘦到不能再消瘦时，先生的骨相出来了，凛然决然，一脸置之度外的表情。他的眉与唇已被抹了不可觉察的浅黛与微红，装殓师特意指出了，我当即抬头谢谢他——现在，木心，像被细细打扮过的新郎，毫无光泽的脸容光焕发着，因为紧闭双眼，因为一动不动的无辜相，瞧着又像小孩，一个被家人好生摆弄后的小孩，听话，无奈何，被展示着，停在生人面前。

瞧这个人。我真想请大家走开一会儿，单独与先生坐坐。来不及了。我只好这么站着，看他死在那里。在纽约，下雨天，我们撑着伞说话，鞋子进水……我说人为什么会放屁呢，木心应声站住，那么诚挚开心地笑，说：“你不懂啊，那意思就是，祝你健康！”……如在桐乡医院，我渐渐抬手轻抚他的鬓发，试将后脑触枕的一缕抚弄妥帖，但不成功。有一瞬，掌心触及耳轮，果然，冰冷冰冷。

很安静。像是很久。其实顶多五分钟。大家围着等我。永别的时刻到了。

众人让开，灵床被推动，沿着甬道去向大厅。我跟在后面走，看见灵床的铁轮刮着水泥地，先生的盖被轻微颠动——他们用一块白布覆盖了他的脸——王韦，先生的外甥，紧扶床沿，筋脉涨红，一路号啕。在医院闲聊时，他曾说及小时候舅舅领他出去逛，教他歌唱。我也有舅舅的，知道什么是外甥的记忆……进入大厅，众目睽睽，再不能与木心私相面对了。我退回围栏外侧的人群，远远看他：他又好看起来了，那是我仅存的宽慰——好后悔！此刻我好后悔没在隔间的那几分钟，拍摄木心。

九点半。音乐止息。仪式开始。人群静下来。桐乡市文联代表致辞，向宏致辞，王韦致辞，我致辞。之后，音乐再度播放——精力弥漫，兴高采烈，巴赫与莫扎特完全不管现场，同时，统摄现场——先生脸上的盖布被取走了。围栏中端解开。人群蠕动，我们四人一排依次上前，三鞠躬，绕行遗体，络绎走过，散去休息室。我记得上前之际终于泣下，随即狠狠止住，我也记得立定遗体前的最后一看——这回是在木心的左侧，隔着花丛——但心里并无所感，只狠狠做这总要做的事，心里堵着暴怒与嘲讽——不知要嘲讽什么。人到了一败涂地，大概就剩恶狠狠的嘲讽吧，我知道，在小隔间，我已和木心永别。

戏散了。音乐继续。我看见员工挪开花坛可被移动的那一格，退出灵床，推向通往火化间的边门。不记得从哪里弄到一包未拆封的中华烟，我撵过去，塞在先生枕边（他的脸又被盖了起来）。在医院，有一回小代进来，发昏的先生扭头巴望，以为他买了香烟。香烟。那些年去纽约总给木心带几条，剧谈过后，我起身，他说“……走啦”，我知道他又想了什么戏谑的话了，等我发笑：只见他喜滋滋摸了摸竖起排列的方方正正的烟条：

喔呦……你看看，像煞半壁江山！

大厅空了。好太阳。众人出外走动说话。过十二点，我被叫到走廊尽头的火化区，王韦一家、王韦小姐姐一家，先已在了。那是一方明亮的天井，左手是家属休息室，右手是玻璃排门，门下摆着大盆栽，门楣挂着五彩灯笼，灯笼下端的标语写着中国人惯说的漂亮话，“清慎勤思生，和善荣天下”之类，墙面画满吉祥鲜艳的图案。负责播放音乐的员工客气地说，快了，陈先生，稍微等等。我茫然站定，瞧着玻璃门。门开了。木心，手插在裤袋里，穿那件灰格子衬衫，一步逸出，随手关拢玻璃门，看向人群，找到我，朝我使眼色——在纽约的无聊聚会中他欲离开时，常是这样地斜眼瞥来，神色决然而调皮——天井上方投下正午的阳光，他眯起眼，显然不认得这里。

我不信幻觉，尤不耐烦阅读幻觉的描述。猛地一怔——也就半秒钟吧——装殓师，那位高大忠厚的人随即将我单独叫过去，打开靠墙的一扇小门，里面是办公室，桌上搁着电脑和当天的报纸。我被客气地让座，得到一支烟，一杯新泡的茶，于是聊天。

忽然好安静。众人隔在门外。事情先已商量好了：由王韦的闺女持先生遗像，王韦捧骨灰盒，出馆上车，去乌镇；到晚晴小筑，再由我接过骨灰盒，小代持遗像前导，迎先生回家。向宏关照说，本乡的其他习俗，就免了，但必须跨过大门口点燃的稻草，意谓完成生死的交割。当然，我都应了。

十二点半到一点之间，遮掩焚化炉的彩色玻璃门拉开了，我们小小的行列走出来。候在甬道的众人见状拥来，又复闪开，随即簇拥我们，向外走。小代，小杨，如临大事，奋勇地跟着——在医院的日子，先生忽有需要，他俩便是这样地耸身跃起，着即奔来——我唤他俩来我左右，拉起手，孩子有点错愕，随即手指握紧，脚步沉稳了。就这样，我们跟着王韦——仿佛跟着先生——继续走，穿过空荡荡的告别厅，走到阳光下。

车队向乌镇开。自十一月十五日先生离开晚晴小筑，此刻终于是在回家的路上了。下车后，我接过先生的骨灰盒，走向晚晴小筑大门——现在他变得那么小，由我抱着——青天白日下，那堆点燃的稻草几乎不见光焰。二楼灵堂挤满人。骨灰盒有点沉的，我不知是这般重法。先生到家了。灵堂隔壁就是他的卧室。小杨帮我将盒子挪放壁炉的上端。

连串的事，一件接一件，做完了。死，葬礼，原来这般平实而肯定。我记得每个细节，但我不愿写出在办公室停留的半个小时。再不能问先生了——他在乎，且精通什么不要写，又使所写下的，仿佛不写——其实，办公室尽头还有一扇小门，开进去，便是焚化间，成排的锅炉，很干净，有如厨房，绝不可怕，如死亡，明确而简单。

那是我与先生的最后一见么？我提前目击了我们全体的下场。他们要我戴上墨镜，然后打开炉膛的小小铁门，如赐特许的礼遇，让我正视熊熊烈焰。

“倘若他要走，是不是应该再晚一点？不要那么快，所以我很惊恐，不愿相信。”

“那天我在办公室，旁边一个女同志，那一刻我很想痛哭，但我忍住了，因为我无法向她们解释，我为什么要哭。”

“十点钟熄灯了，我躺在座位上，一直哭，列车员发现了，他说怎么了孩子，我说家里有位老先生去世了。”

“我是一个没有编制的老师……我知道今天会有一群人在等候，不论来自哪里，不论贫穷或者富有，没有权力，也没有地位。”

“他非常有魅力，但是很害羞，一开始的谈话缓慢艰难。幸运的是，当我告诉他我认为他的画作深受塞尚的影响，他非常高兴，突然不那么害羞了。”

“他的文字很美，让我觉得中国的文学就是这样的，你读不懂，可还是愿意读。”

“文学研究界，我坦率地说，是失职的，缺位的……刚才那么多青年读者表达了对木心先生的爱慕和敬仰，但是文学界评论界是缺席的，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也值得我们研究深思。”

“他不情愿出来，他觉得关在地下室，有吃的喝的，很潇洒——我发现他在说谎，他用谎言和他骄傲的姿态，糅合着这种痛苦。但是今天大家说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这种隔阂突然消失了。”

“我们有鲁迅的传统，周作人的传统，胡适的传统，张爱玲的传统，但是木心跟他们都不一样。”

“八十四年，他始终面临各种非艺术势力的剥夺和取消，他用自己的法子竟然逃过了一切的劫难。”

“在大家心里，木心先生是诗人、画家，或者是作家，但是在我心里，他更多的是一位老人家。”

……

这就是下午在追思会上我所听到的一小部分说话，全文记录后，近四万字。以上发言者我只认识四位：上海的陈子善，北京的孙郁、李春阳，纽约人弗里德。其余都是陌生的青年，会散后，再没见过。

我也叨唠了。怎么那时还能絮絮说话呢。此刻想来，不知如何过了那一下午。两百多人坐拢时，长排轩窗的垂帘缝透入阳光，直射会场，散会时，已过掌灯时分——上午的告别仪式，我不肯哭，午后会场听几位陌生青年口口声声说出这些话，好几次，我老泪纵横。到这岁数，大约能用这用滥的词语吧：眼看先生老下去，我总抱歉自己的年轻，今天他被烧掉了，我成了一个老人。

小代、小杨，是我最先给大家介绍的青年，仿佛他俩是先生的未亡人。孩子应声起立，之后忘了请他们坐下，他俩老实，站了许久，有如罪犯，此后，什么也没说——中午先生还在，哪怕是尸身，之后，尸身也没了——从那天开始，我一见小代、小杨，就像面对木心。

多数与会青年从未见过先生，也未来过乌镇。我已很难想象读者从文字中如何思量他们所想象的木心，而他们从老远的地方，径自来了，仅仅为读过他的书，为书中那些字。那天追思会场一遍遍环视满座青年的哀戚，我不是感动，而是惊异，不全为了那份集体的哀戚，而是，这些动容的脸，何其年轻：哀矜之于年轻的脸，其实是憬然懂事的意思——因为文学，还是因为木心这个人？

两位纽约电影人也寄来悼念的小稿，当众念了，随即播放他们辑录的片花：忽然，木心活转来，微笑着，老苍苍的语音，年迈持重，戴着那顶圆形的毡帽，因改说普通话，有点结巴。古人与死者诀别后，没有照片，没有录影，唯苦思而托梦，或假鬼怪小说与死者神会，又再铺衍渲染，演成文学。这一层，今人于死者的追念方式，事属进化么？愈是目睹死者的影像，愈是死的确认。午间才刚亲手捧了先生的骨灰盒，几小时后，木心复活，抽着烟，又在说话了……

全场肃静。我远远瞧着视频，心里藏着一桩秘密——他闪身走出，随手掩上玻璃门——直愣愣盯着木心，我又看见熊熊烈焰，看着，骤然想起他在病榻上的呓语，暗暗一惊：

我的话说完了。弥赛亚！地底下有玫瑰色的火焰，在读我的诗。

午间的“豆腐饭”，十余桌，追思会后的晚餐也是好几大桌。席间，乌镇团队年轻人往来安顿宾客的去留，代为订房，退房，领路，叫车……总在十点左右吧，顷刻，人散了。古镇冬夜，我鬼一般回到晚晴小筑，不记得独自去的，或者和谁一起。二楼灵堂灯光雪亮，音乐仍在行进。陇菲，瑞琳，春阳，先已到了。小代、小杨不知哪里吃的夜饭，也早愣在这里。好安静。因为巴赫，因为杯光闪闪的小烛火，二楼更其宁静。我们再三说起下午那些陌生青年的发言，唏嘘感动，相偕慨叹了。

人早就明白如何哄骗生死。告别仪式与追思会中，我以为自己镇定如常。现在没事可做了。大凄凉袭来。好几次想要放声大哭，狠狠吞回哽咽，立刻加入众人的谈话。小代，小杨，仍然站着，瞧着我们，一声不响。

我要小代坐下，问他：“你想先生吗？”

“先——生——没——有——走。”他如往常那样平静，一字一顿说，眼睛顺下去。

“为什么？”我问。

“你看……”他扭头指指通往卧室的门缝，“那里亮着灯，往常夜里我会在厅里坐坐，怕先生有事叫我。”

小杨从不吭声，也不坐下，老是雄赳赳站着。“你想先生吗？”我问小杨。他眼睛一闪，飞快地说：“下午梦见先生哩！他进来叫我！他穿那件毛衣，还有那双鞋，你知道，麻布面的皮鞋哩……他说他冷……”

有声有色地说着，小杨一脸乡下孩子讲起异事的惊怵和诚实：“我好奇怪，先生不是火化了吗？真的！他走进来叫我哩！”

我总分一只耳朵听音乐。音乐那么忠实，不肯弄错一处音节。我又问小代：“你喜欢今天的音乐吗？”

他直起身子，郑重地说：“丹青老师，你可以把这盘碟子留给我吗？”我说当然。他说：“有一段，我觉得，好像把你的心，拿出来，用——绳——子——在——上——面——拉。”

我立刻扭头与大家说话。深宵。灯愈亮了。终于众人起身离开，聚在楼梯口，等瑞琳。她仍站在壁炉下端的灵台前，兀自抽泣，盯着环绕烛杯的木心的书。我走过去，听她喃喃地说：“我们全都对不起他，都对不起他。”

第二天。有谁经历过丧礼过后的第二天吗？窗外喧嚣，人世如常。总有十点多钟了。宾馆餐厅空无一人。伺候的胖女孩几次看我，神色狐疑而怜悯。我看不见自己，独自吃完好大一碗面。之后去到晚晴小筑，那两条狗，跳蹿迎门。午后商议故居和遗物等等善后事宜，向宏、王韦、小代、我，坐在一楼客厅，全是在纽约看熟的木心的家具。夜里与王韦一家聚餐、告别，瑞琳和春阳一早就走了，唯陇菲留下来。饭后进先生面北的画室，满目遗物。水槽凝着涮洗笔色的积垢，案头摊着凌乱的排刷、毛笔、调色盘、试色的片纸、遗弃的废稿。东墙那方小小的匾额也是纽约见惯的，嵌着木心手制的半浮雕小字：

垂石彝荒

逼人的凄凉，收拾片刻，我们放弃了，回上二楼，各自捧杯热茶，守着灵堂。杯中烛火仍在哆嗦，几天来，这里变得好像从来就是灵堂。小代，小杨，知道我明日就要走了，单是朝我愣着。过去一个半月，我可依靠的人便是他俩——木心横躺在我们中间，昏迷，醒来——如今先生躲在壁炉上端，就剩我们了。

“烦吗？在医院时？”我试着笑问他俩。孩子不吱声，只是愣着。“久病床前无孝子。为什么你俩对先生这么好？”我又问。

小杨看看小代。停了片刻，小代，缓缓地说：“丹青老师，我们在外打工，你知道的……到这里来，先生把我们当人看。”

“怎样当人看？”

这回是小代看看小杨，然后直视我：“比方说，我做对了事情，先生会夸奖我，做错了，他从来不骂的……”那他怎样呢？“他就教我下次怎么做，下次怎么说。”

我转向小杨，他为必须说话而苦恼了。忽然，他又那么眼睛一闪，飞快地说：“我来这里，半年不敢看先生哩！这样的老头子，我没见过啊……”

两个小伙子都有连腮胡，都剃青。小杨，云南人，派来照应先生前，是巡镇的保安，随手擒拿游客中的偷儿，平日里俯卧撑连续八九十个，不在话下；小代，贵州人，十六岁一路打工到乌镇，跟了先生后，画起画来。壁炉边挂着他的速写，逸笔草草，我初见，吃一惊。先生入院后，俩孩子轮流在病室与宅子值更，小代每夜枕下藏一把匕首：“要是有人来偷东西，我就和他拼。”

那夜我们坐到几时？愈是夜静，灯光愈是亮。翌晨，阴，小筑一楼，景象壮观：所有先生的用具、摆件、衣帽、手杖、相框、书籍……全都堆放在客厅地上，三五位公司职员正在清点编号，逐一拍照，登记在册。固然这是好事，要做的，但人群背后的小杨见我到，转身拉我去到回廊，急得语无伦次：“不可以的！丹青老师，先生的东西不可以动啊！”我回到客厅，一眼看见木心的两只皮箱：陪先生回国时，是我办的托运手续，眼前，皮箱把手仍然缠绕纽约机场的行李签条，蒙着六年的尘埃。

午后与俩孩子拥抱告别，仿佛履行又一次遗弃。他们默默送到车旁，瞧我哭成那样，仍是呆着，直到车窗摇起，两张孩子脸忽地暗下来——先生未及写完的手书遗嘱，是将所有积蓄分给四个曾经照应他的青年：黄帆、徐晓琪、小代、小杨。

丧礼结束了。我不知道这篇文字怎样结束。回想种种，唯一未做的事，是不能临别与木心单独坐坐。单独坐坐，又怎样呢，我不知道。大半年过去，我被冻结的记忆就是小隔间的那几分钟，眼看先生死在那里：缩小了，像个孩子，一个满头白发的死孩。

我没读过详详细细的文字，描述死亡——不是小说，不是虚构，是真的死亡——如今我试着做，但做不到。人总有目击死亡的头一次。到我这岁数，不少人早已经历过，而我的初次的伴送，没想到，会是木心。追思会上好几位青年都以为先生起码活到九十九岁，以为有的是机会跑来乌镇看望他。我听着，却又想起先生昔时的笑谈。

是在抗战末期，木心十来岁，说是乌镇人成天聚在那里闲聊斗嘴，口气之大，一扯就扯到世界大战——于是木心改口说起乌镇话——“那么，希特勒，罗斯福，到底啥人赢？！”

终于有位年长的男子结束道：“总归美国人。不相信？你看看罗斯福那只下巴！”

木心也有一个狭长丰厚的下巴。“还早哩！”我对他说。那时先生才过六十岁，重拾写作没几年。“是呀，我还是个文学青年，刚刚开始呢！”这回翻阅他暮年的笔记，其中一段大意是，真的艺术家便是活到九十几，亦属夭折的。

我懂他的意思。五十多岁去国前，他的艺术，他的记忆，先已死过一回：文稿照片被抄没，先生没有私人的物证得以勾连他的过去。此所以他在病榻撞见自己十九岁时的照片，扭头恸哭。而他的幼年的形影，二〇〇九年初，寻上门来：王韦，带着家族老照片送到乌镇。

那时木心名叫“孙璞”，四五岁，拍摄年份是在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年间，距今快要八十年了，影像模糊，但是好看，一帧典型的民国家庭照——孙璞，穿着绣花丝绸的小长袍小马褂，头戴小帽，身后的小姐姐微微扶着他，右侧是父亲，当胸握着礼帽，左侧是母亲，前额一缕刘海，再左侧，是他的美丽的大姐，二七年华，模样介于女孩和姑娘之间，伸一只脚踏着园林的矮栏杆。

照片中的家人全都看着镜头，唯小少爷略微斜睨——先生早对我笑说这幅记忆中的照片，说他当时顾念衣襟不妥帖，袖手拽着下摆，未及正视，照片已拍好了。现在，我总算亲见了这份珍贵的影像。

那是先生一家最好的时光。两三年后，木心的父亲病死了；又若干年，小姐姐死在十五岁年纪——一九八六年陪木心去哈佛办展览，车中听他说起小姐姐的死，说是装殓时身体已经蛮长了，她的男友跺着双脚，仰面大哭。言及此，先生看向窗外，哽咽而沉默了——一九五六年木心二十九岁，头一次牢狱之灾，囚禁半年间，母亲心焦而死，不满六十岁。一九六七年，木心四十岁，时“文革”初，他的大姐姐被批斗至死：那照片中的美丽的女孩。

此后岁月，这份江南人家就剩木心一人活下来。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木心的身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识先生，他对我说起过父母姐姐的死，语气平缓。其实当他大姐姐出丧时，木心在灵车里放声号啕，连惯见丧事的殡仪馆司机也回头看他：这一节，是王韦告诉我的，当年他在灵车里和木心舅舅一起送别母亲——王韦说时，正捧着木心的骨灰盒，与我并坐在桐乡回向乌镇的车上。

先生的死日，是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倘若喘息不止，到得今年二月十四日，木心便活满八十五岁：孙璞，是族中最高寿的人，现在他潜入这幅民国的照片，与全家会合了。

二〇一二年三月至十二月写于北京

注释：

[1]本文初刊于《〈温故〉特辑：木心纪念专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后收入《草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