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聚焦

宋教仁血案中的袁世凯

张耀杰

宋教仁案的发生以及随后爆发的国民党方面的“二次革命”，直接改写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长期以来，掌握话语主导权的国民党方面，一直把刺杀宋教仁的罪魁祸首，归之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及国务总理赵秉钧。但是，被国民党方面视为铁证的“宋案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袁世凯与赵秉钧确实参与了针对宋教仁的谋杀计划；与此相关的后续发现，反而形成一条足以证明袁世凯对于应夔丞与洪述祖的“毁宋”阴谋并不知情的证据链条。

“宋案证据”中的“宋犯骗案”

1913年4月25日深夜12时，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以长篇通电方式公布了宋教仁案的部分证据。4月26日，作为国民党第一大报的《民立报》，以《程德全应德闳宣布宋案证据通电》为标题全文刊登了这一长篇通电。4月27日，《民立报》再接再厉，以《关于宋案证据之披露》（以下简称“宋案证据”）为标题发行临时增刊，在公开承认“为时太迫，讹误之处未及细勘”的同时，以加写编者按的方式披露并且点评了四十四项书面证据。同年5月，另有铅印本《江苏都督程德全呈大总统检查报告——附应夔丞家搜获之函电文件五十三通》（以下简称“检查报告”）面世。认真阅读这些证据材料，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内务部秘书、青帮“大”字辈大佬洪述祖，南下会见另一位青帮“大”字辈大佬应夔丞的最初使命，是解散应夔丞任会长的江湖会党联合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接受招安之后向洪述祖及国务总理兼内务部总长赵秉钧邀。

“阅后付丙”就是看后烧毁的意思。曾经担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的应夔丞，并没有把洪述祖的来件“阅后付丙”，反而保存下来留给国民党方面充当了他自己与洪述祖共谋犯罪的直接证据，实在是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情。

第二天即1913年2月2日，从天津回到北京椿树胡同家中的洪述祖又追加一封书信，被《民立报》列为“宋案证据”（六），其中写道：

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吾弟须于题前径密电老赵，索一数目，似亦不宜太迟也。吴兰英已有办法否？手此，即请台安。

同样是在2月2日这一天，应夔丞给赵秉钧发出邀功请赏的应密冬电，被《民立报》列为“宋案证据”之（四），其中写道：

国务院程经世君转赵鉴：应密。孙、黄、黎、宋运动极烈，黎外均获华侨资助，民党均主举宋任总理。东电所两总，其一已有把握。虑被利用，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兴下女合像，警厅供抄。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孙得信后，要黄遣马信赴日，重金买毁。索三十万，阳许阴尼，已得三万。一面又电他方要挟，使其顾此失彼。群壑难填，一伏一起，虽百倍其价，事终无效。此事发生，间接又间接变象万千，使其无计设法，无从捉摸，决可奏功，实裨大局。因夔于南京政府与孙共事甚切，知之最深，除空言邀誉外，直是无政策。然尚可以空名动人，黄、宋则无论矣。内外多事，倘选举扰攘，国随以亡，补救已迟。及今千钧一发，急宜图维。黎使田姓来沪筹款，迄未成。夔。冬。

查勘程德全“检查报告”第二十八件原文，“东电所两总”是“东电所陈两纲”的误写。“警厅供抄。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应该合为一句，即“警厅供抄宋犯骗案刑事提票”。“要黄遣马信赴日”，是“要黄遣马姓赴日”的误写。这几句话所介绍的正是洪述祖所说可以讨要一笔赏钱的“激烈文章”：孙中山、黄兴发现应夔丞向日本方面购买孙、黄、宋劣史，黄兴下女合像，警厅供抄功请赏的应夔丞，最初并没有想到要采用派遣枪手的武斗方式直接杀害宋教仁，而只是想通过“文字鼓吹，金钱联合”的文攻方式，诋毁败坏宋教仁及孙中山、黄兴的名誉。

被《民立报》列为“宋案证据”之（三）的，是1913年2月1日应夔丞发给赵秉钧的应密东电：

宪法起草，创议于江、浙、川、鄂国民党议员，现以文字鼓吹，金钱联合，已招得两省过半数主张两纲：一系总理处不投票，似已操有把握；一系解散国会，手续繁重，取效已难以力图。此外何海鸣、戴天仇等已另筹对待。夔。东。

电文下方有加盖应夔丞印章的批注：“四等明，九字密，八十八字，二年二月一日午刻发。”

查勘程德全的“检查报告”第二十七件，这份密电中“已招得两省”的原文，应该是“已招得江、浙两省”，“总理处不投票”的原文，应该是“除总理外不投票”。[1]

当时的国民党正委托与宋教仁一起离京南下的北京本部理事王宠惠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应夔丞与洪述祖打算通过文字鼓吹、金钱联合的方式施加影响力，以便达到两项主要目标也就是所谓的“两纲”，其一是“似已操有把握”的运动赵秉钧继续当选国务总理；其二是很难办到的解散何海鸣、戴天仇等人发起组织的欢迎国会团。

同样是在2月1日这一天，此前与应夔丞、张尧卿等人一起南下履行公务的洪述祖，接到来自北京方面的“赵嘱速回”的电报后，乘坐火车回到天津宿纬路家中。他于当天从天津寄给应夔丞的快信被《民立报》列为“宋案证据”（五）：

夔弟又鉴：顷文泰快车已开，又记起一事，吴兰英处有洋帽盒锁钥一把，又白皮箱锁匙一个，请向伊索回，由邮局寄来为盼。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阅后付丙。手颂台安。名心印。十四日致密码电一本，声明有电直寄国务院，绝无可疑。如欲凭应、洪往来函电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实非法理之平。近一年来，凡谋二、三次革命者，无不假托伟人，若遽凭为嫁祸之媒，则人人自危，何待今日！甲乙谋丁，甲诳乙以丙授意，丙实不知。遽断其罪，岂得为公！[3]

然而，4月27日的《民立报》，在没有看到来自赵秉钧、袁世凯的解释与辩护的情况下，仅仅依据洪述祖书信中的一面之辞，就在编者按中得出了疑罪从有的有罪推定：

[按]冬电即应夔丞故为大言以倾陷国民党重要人物之电，赵付洪，洪呈袁，袁阅后喜悦，可见袁忌嫉之念蓄之至深，闻有倾陷之谋，即深叹为颇有本领，又可见洪、赵朋比为奸，无所忌惮，民贼之手段其辣如此！然应所云骗案及提票实皆子虚乌有之谈，倾陷不成，而暗杀之谋亟矣。

既然应夔丞“倾陷国民党重要人物之电”是“故为大言”，“所云骗案及提票实皆子虚乌有之谈”，既然洪述祖与应夔丞之间所形成的是“朋比为奸，无所忌惮”的相互欺骗关系，在这场骗局中最有可能被蒙蔽、受欺骗的冤大头，自然不是应夔丞所谎称的“遣马姓赴日”的孙中山与黄兴，而是远在北京的赵秉钧和袁世凯。在“甲乙谋丁，甲诳乙以丙授意，丙实不知”的连环骗局中，赵秉钧和袁世凯所处的地位，恰好就是“丙”的位置。《民立报》仅仅依据“朋比为奸，无所忌惮”的洪述祖与应夔丞的“子虚乌有之谈”，就撇开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的所谓“劣史”，一口咬定袁、赵二人是“手段其辣如此”的“民贼”，分明是自相矛盾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宋犯骗案”与《间岛问题》

“1913年5月6日，《民立报》刊登署名救炎的文章《宋案勘言》，对于所宋犯骗案刑事提票”之后，采取了“重金买毁”的对应措施，应夔丞乘机要挟，把价码抬高到三十万。

应夔丞所谓的“与孙共事甚切”，是“与孙共事最初”的误写，指的是一年前孙中山刚从海外回到上海时，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应夔丞奉陈其美之命，组织卫队保护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

2月4日，洪述祖寄给应夔丞一封快信，被《民立报》列为“宋案证据”（七），其中写道：

夔弟足下：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云云。兄又略提款事，渠说将宋骗案情及照出之提票式寄来，以为征信用。此飞函驰布，弟以后用川密与兄再用应密。缘程君下手，即多一人也。且智老手续不甚机密，此信到后，望来简电，“函到”两字足矣，或加“件照寄”三字，以杜邮局迟误之弊。（连邮局亦须防）。

这里的智老即国务总理赵秉钧（字智庵），程君即国务院庶务秘书程经世。川密即自号观川居士的洪述祖的专用密码，应密即赵秉钧此前送给应夔丞的专用密码。洪述祖之所以要求应夔丞优先使用川密电码，是因为两个人已经在酝酿不可告人的“激烈文章”即请赏骗局。

4月28日，赵秉钧就程德全、应德闳三天前的长篇通电发表辩护通电，其中解释说：“查原函所称冬电，是否明电，抑系应密，洪述祖均未译呈，不知原电所指何事。其面呈总统一节，尤为虚构。各部员司谒见总统，向有该部长官带领。总统府门禁森严，一切来宾均先由传宣处登记。本总理既未领洪述祖谒见总统之事，而查阅总统府门簿，亦无洪述祖之名，其为不根之谈，显而易见。”[2]

4月28日当天，袁世凯在发给黄兴的回电中，另有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与辩护：

据程都督、应民政长电呈各种证据，三月十三日以前似专为解散国会团及应、洪串谋挟制讹诈各事，词意甚明，与刺宋案无涉。惟十三日以后各函，应有“如不去宋”一语，始寓造意谋宋之点。俟人证齐集，审判公开，自能水落石出。至赵君与应直接之函，惟一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洗清罪责，进而从根本上化解迫在眉睫的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反而囿于国民党方面的党派立场，避重就轻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应夔丞的所谓“骗案”，“不足以为倾陷之资料，遂出于暗杀之计。稍有常识者，类能知之。”

间岛原名假江，是图们江北岸吉林省延边地区和龙县光霁峪前的一处滩地。康熙五十一年即公元1712年，中朝双方曾在此地勘定边界，勒石为碑。这一带原为满族聚居地，属于大清王朝的发祥地。清兵入关后，这一带被列为不准开垦的封禁之地。后来禁令松懈，临近的朝鲜咸镜北道的居民开始越境开垦，清政府便在此地设官管理。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1904年，中朝两国官吏会订的《中朝边境善后章程》明确规定，“间岛”即假江之地，本属中国领土，准许“韩民租种”。

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朝鲜沦为日本管辖的保护国，日本方面得寸进尺，开始染指“形势便利，物产丰富，于经营东韩北满大有所资益”的延边地区，企图将间岛的范围扩展到包括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在内的广大地区。用宋教仁写在《间岛问题》一书中的话说：“国家之兴也，东征西讨，日辟国百里，人莫得而非之；其衰也，城狐社鼠，宵小亦得陵侮之，何也？强权不足以制之也。间岛以韩人占垦始有此名，要其地在土门江北。……东西四百里，南北四百七十里，大小略等台湾……”[5]

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前的1904年5月19日，宋教仁就写过一篇《二十世纪之梁山泊问题》，认为革命党人应该像争取利用秘密会党一样，争取利用东北地区以李逢春、朱二角、金寿山等人为首的马贼团伙。

1906年5月5日，宋教仁在日本《商业界杂志》看到一篇《鸭绿江源之独立国》，其中谈到在中朝交界处的鸭绿江、图们江、松花江发源之地，形成一个叫“间岛”的独立国。“地方与日本之九州岛等，其王曰韩登举，山东人，十余年间占据此地，清兵时来攻之，不克，遂定约每年纳款二十万金于清盛京官吏。其地富于矿产、林产、人参云。”[6]同年9月24日，宋教仁查阅《满州地志》，发现韩登举盘据的地区是以他的祖父命名的“韩边外”，也就是吉林夹皮沟一带的金矿区，与间岛是邻近的两个地区。

同年9月25日，认为黄兴（庆午）与孙中山等人一心要在中国南部边疆谓“宋犯骗案”进行揭秘：

当间岛交涉时，遁初著《间岛问题》，署名宋錬，驻日钦使李家驹延见遁初，阅之甚欢，遂以报告袁氏。袁电李，令遁初进京，许以不次之擢。宋故以川资不足为辞。留学生编译社遂以二百元购其稿，并未兼买版权。当时同志颇有疑遁初有贰心于满清者。遁初不得已在报纸上登一告白，有“革命首领宋教仁著间岛问题一书，为某君将去印行，因原书错误太多，故自行集资再印”之语。该社经理遂指为撞骗，向日本警厅提起诉讼，后因“版权本未买绝”，当然不成罪案。应等所指骗案，盖指此事。欲利用为倾陷之具，可谓心劳力拙矣。

这位“救炎”显然是宋教仁血案的知情人，这篇文章所纠正的恰好是同一报纸于4月27日刊登的编者按。当年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原本就是宋教仁署名“宋錬”写作《间岛问题》一书的知情人。应夔丞和洪述祖拿宋教仁有功于国家的《间岛问题》一书充当诋毁败坏宋教仁名誉的黑材料，并且要到袁世凯那里邀功请赏，完全是找错对象的“心劳力拙”。假如洪述祖确实把应夔丞发给赵秉钧的应密冬电“面呈”袁世凯的话，袁世凯无论如何也不会做出“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渠说将宋骗案情及照出之提票式寄来，以为征信用”之类低级表态的。况且这么一本小书的版权纠纷，无论如何也不足以妖魔化宋教仁这样的政治人物。

借用赵秉钧的说法，洪述祖书信中所说的“面呈总统一节”，其实是用来诱骗应夔丞邀功请赏的“虚构”。洪述祖与应夔丞只有在袁世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才可能把“甲乙谋丁，甲诳乙以丙授意，丙实不知”的连环骗局继续下去。

借用洪述祖于1913年5月3日从青岛发出的辩护通电中的话说，他自己与应夔丞来往函电中的“毁宋”等语，“不过欲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共弃之，以破其党派专制之鬼蜮而已”；由于自己“人微言轻，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4]

但是，这位署名“救炎”的《民立报》记者明显缺乏救火的勇气与魄力，他并没有依据自己所掌握的真实信息，彻底解开宋教仁血案的谜底，特别是为矣。而山川隔绝，去京绝远，欲为割据之事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特遣派某某等躬诣远幕，商议机宜。其训练士卒，编制军队，皆所谙晓，有足备公等之顾问者。若不嫌微末，而以提倡大义之事互相联合，则不独仆等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也。

李逢春收信后，邀请宋教仁到大孤山面谈。宋教仁等人随后在奉天即今天的沈阳联合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徐镜心、张榕等人，创立同盟会辽东支部，积极筹备武装起义。

为了深入调查间岛周边的人文地理环境并且与韩登举取得联系，宋教仁化名桃源宗介，假扮为日本商人在延吉挂出“木植公司”的牌子，甚至于化名贞村潜入日本浪人组织的长白山会，专门收集该会为攫取中国领土而制造的假证据。

1907年8月，宋教仁、白逾桓、徐镜心、吴崑等人经过多方联络，准备在碱厂发动起义。白逾桓因为古河清的告密出卖而在碱厂被捕，身份暴露的宋教仁只好匆匆返回东京。白逾桓后来在递解回籍途中逃往北京，在程家柽的帮助下化名吴操，与景定成等人创办《国风日报》宣传反清革命，任社长兼总编辑。

回到日本的宋教仁，经常到上野图书馆查阅资料，终于从朝鲜人古山子著的《大东舆地图》中，找到了关于康熙年间中韩定界碑的准确记录，以及相关的边界地图。经过几个月的呕心沥血，他完成了长达六万字的《间岛问题》一书，从历史、地理、政治、文化及国际法等各个方面论证间岛确实为中国领土，作为界河的豆满江与图们江所指称的其实是同一条河流，其名称源于满语音译。“间岛者，实中日俄三国势力接触之缓冲地带，而具有控引东西临制南北之潜势力之要区也。”在全书的结束语中，宋教仁以中国传统的告地状方式，郑重警告清政府当局必须力保领土完整，“勿再贻白水黑山之羞，而使鄂多里城边之鬼，不安于地下也。”

宋教仁的未果诈骗

1907年8月24日，清政府外务部针对日本方面在间岛地区设立派出所，起义是“冒险心、激进心太甚，将来恐有孤注之势”的宋教仁，向黄兴提出赴吉林南部争取韩登举割据势力的三个方案：“理想最高则握其大权，兴教育、整实业、练陆军、行招徕、讲外交，以图远大，此须有大才而能持久者方可行之；其次则谋占其地之实业权，殖产兴业，以得经济上之富裕，此亦须有实业家才而稍能持久者方可行之；其下则直往游说运动其多金而来，以资接济，此则不须岁月，只一辩士足矣。”

黄兴听了有所心动，建议宋教仁专门写一本书介绍此事。宋教仁说自己担心“狡猾之徒或乘之而去”，所以一直没有动笔。

1907年2月24日，宋教仁通过日本黑龙会会员末永节，认识了曾经在辽东马贼队伍中充当头目的日本退职军曹古河清，“古河为日本一军曹，入满州马贼中为其头目多年者也。余与谈良久，言及韩登举及各马贼事甚悉。夜，黄庆午邀末永、古河、张溥泉及余同至凤乐园食晚餐，遂谈商运动马贼事，良久，决议古河前去，而吾党一人随之同去，……庆午复向余言，欲余去，余答以且待稍思索再决。九时乃散而回。”

在宋教仁为筹措前往东北的活动经费而一筹莫展的时候，此前与他一起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的白逾桓（楚香），手头恰好有湖北省天门县寄来津贴该县自费留学生的二千多元现款，并且愿意一同前往。

1907年3月20日，宋教仁、古河清、白逾桓与黄兴、张继等人商定，决定于23日起程至马关，由马关坐船经朝鲜前往安东县即今天的丹东市。“至满州后之策略，则联络马贼劫取通化县款项，然后大行进取之策”。

4月1日，宋教仁一行抵达安东县，看到这里的日本租界区繁华热闹、井然有序，“俨然有日本内地之风”，便触景生情写下一首五言诗，最后一联是“都护今何在，安东空复存。”

在1907年4月9日的日记中，宋教仁记录了写给“马军”首领李逢春、朱二角、金寿山、王飞卿、杨国栋、孟福亭、蓝黑牙的一封书信，其中自然少不了虚张声势、兵不厌诈的革命高调：

某某英雄麾下：闻公等集义辽海之间，以扶弱抑强，抗官济民为志。……仆等在南方经营大业，号召徒党，已不下数十万众，欲扶义师久悔悟前非，接见尚静默，故行推荐，跅弛之士，诚在驾驭等语。惟边务关系交涉，必须性情和平兼有经验者，方能得力。宋錬到彼，恐不甚相宜，应请缓用。

即使在知道宋教仁的革命党身份的情况下，更高层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和他的满族同僚那桐，还是打算要重用宋教仁。在上海《申报》1908年6月29日的《京师近信》栏目中，刊登有外务部致驻日公使李家驹的电文：

前尊处送来学生宋錬所著之书，本部现有向该学生面询之处，希酌给川资，饬速来京为盼。并先电复。

与此相印证，在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中，收录有以“学生宋錬谨禀，五月三十日”落款的《致监督星使书》，其中的抬头是“监督星使大人钧座”，正文中首先谈到自己的回国之事：“敬禀者，前日晋谒，面聆钧训。归后即准备一切，本拟于二十八日起程，以便乘二十九日神户出发之轮。奈赏给之川资，除稍置衣服（洋服一套十五元，及行具、衣笥六元，旅行用铺被十元外），所余无几。往返合计，不敷尚夥。……又唐演处售版权金，只得百五十元，偿还宿债。此宿债亦万不能不偿者，亦不能足。”[8]

接下来，宋教仁又谈到更加重要的“间岛之证据”，说：“非仅凭拙稿及錬之口舌所能尽述，必有确实可捏出之证据物不可。而朝鲜古昔之官私著作，则尤相宜者也。幸而錬所知之日人，藏有独得之秘，可以用私人资格买收入手。此种机会不可多得。”

这里的监督星使指的是李家驹，字柳溪，汉军正黄旗人，1907年6月3日担任出使日本大臣，兼留学生总监督。宋教仁与李家驹当面谈到过“间岛之证据”，希望对方支付“数千金”，以便以私人名义购买“外交上能占必胜之证据，而可争回土地十余万方里”。李家驹的答复是此事需要经过外务部批准，打电报请示外务部又要浪费“数百金之电资”，最好的办法是由宋教仁回到北京后当面请示外务部。

宋教仁为了从李家驹手里得到他所希望的“数千金”，同时也为了避免到并提出所谓“间岛问题”的挑衅行为，明确表示间岛为延吉厅所属，确系中国领土。同年9月，清政府专门任命陈昭常为吉林边务督办，吴禄贞为边务帮办，率领武装部队进驻该地区勘查边务。1908年初，日本设立的派出所公然宣称“间岛是朝鲜领土，朝鲜人不应服从中国的裁判”，中日双方关于间岛问题的争议再度升级。在这种紧张局势下，宋教仁适时完成的《间岛问题》一书，对于清政府来说堪称是雪中送炭。

《间岛问题》完成后，宋教仁通过湖南同乡许孝绶转送给清政府驻日公使李家驹（柳溪）。李家驹对此书异常重视，立即抄送给北京外务部和吉林边务督办陈昭常。陈昭常收到此书，于第二天给自己的上司、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发去电报：

昨接李柳溪星使来书，附寄日本留学生宋錬所著《间岛问题》一卷。是书详于知彼，颇足补边务报告所不及。该生既于间岛事实悉心考究，李使亦称其学行尚优，似可调来边务，藉资襄助。但昭常与李使未约密电，可否请我帅用官密电与李使商调，俾收得人之效。伏候钧裁。[7]

紧接着，陈昭常又给徐世昌发去第二份电报：“又前电所称留学生湘人宋錬昭常素昧平生，但就李柳使荐书及所著《间岛问题》而论，学识尚优，立论纯实，似不类浮嚣一派。去年到奉，被人指摘，不知是否此人。仍请我帅密电李使，详查该生平日品行，曾否来奉游历，当能水落石出。人材难得，用敢渎陈。”

陈昭常所谓“浮嚣一派”，指的是同盟会一派的革命党人。他身边的边务帮办吴禄贞，就是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密切交往并且曾经被两广总督张之洞记录在案的革命党人。他这样明知故问的目的，一方面是急需人才，另一方面也是给自己开脱责任。

1908年5月19日，已经调查过宋教仁的革命党身份的徐世昌，在回复陈昭常的电文中否决了对方的提议：

李星使推荐湘学生宋錬一节，昨又代电询柳溪。据云该生近日颇跃有入虎口之意。既而事为中日报章所播，道路纷纷，谣谤交作。某之怨家，或谋以是陷某，故某有所警戒，乃取消前议，决计不去。前此对李公谓须政府出巨款购秘密证据书，方可赴召者，亦不过欲攫取政府金钱，以为吾党用之术也（欺诈之罪，幸未成立，尚祈原宥）。

《中兴报》在为该书信所写的按语中介绍说：“湖南人宋教仁，为著名之革命党，曾在东京倡办《二十世纪之支那》。去年游历满洲，著《间岛问题》一书。清政府方与日本交涉间岛问题，非常棘手。及得此书，如获拱璧，即以各种证据反驳日使，日政府至今尚不能决答，其书之价值可知矣。袁世凯、那桐等谓宋有大才，特电驻日使李家驹，令致意宋某，使即来京助理间岛交涉，当与以不次之擢用，宋拒绝之。及新任日使胡惟德来，奉袁、那等命，力求宋赴京重用，敦促再三，宋大愤，移书李、胡二使，辞甚决绝。”

这里的“项城”，指的是与那桐一起担任外务部尚书的军机大臣袁世凯。“李、胡二星使”，指的是正在交接之中的前任清政府驻日本公使李家驹与新任公使胡惟德。“来自北京友人”，指的是被袁世凯等人派往日本联络并监视中国留学生的程家柽及刘麟。[9]在此之前的1906年5月11日，宋教仁还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化名骗取留学官费的经历：

接公使馆来一邮片，招余至公使馆，云有要事面商。余不解何事，下一时，遂至公使馆问之。初晤一王姓随员，问余以宋谦即宋錬否？余云是。彼遂引余见杨公使。公使问余：“你是宋教仁否？有湖南人来说，谓宋錬即是宋教仁，信乎？”余曰：“不是，宋錬与宋教仁固两人也。”公使又言：“你须有同乡会干事来说，证明你非宋教仁方好，不必多言。”余诺之，遂出。……细思此事以狡诈行之如此，虽对于敌者，亦似无妨，然究恐有不是处。然思索久之，又究难于不出此方法。处事之真难也。

这里的公使，指的是李家驹的前任杨枢。作为一名革命家，宋教仁“虽对于敌者，亦似无妨，然究恐有不是处”的道德反思，足以证明他当时还不具备“兵不厌诈”或者说是为了某种神圣目标而不择手段的革命素质。在诈骗失败的情北京后自投罗网，便采取了固执己见以拖延时间的策略：

又近日北京、上海各报已登载此事（外部致公之电，亦已全录），难保该日人不有所闻知。錬意以为，若不于日内将其书物买得，恐不俟錬之抵北京，而此间岛证据之不能入吾手，已早于冥漠之中定之矣。

在以“学生宋錬谨禀，五月三十日”落款的《致监督星使书》之后，宋教仁另有一封写给李家驹的短信，其中依然强调自己之所以迟迟没有动身回国，是因为缺乏足够的旅费，“唐演处尚有未交之款百元，彼以归抵上海邮递交炼约，迄今尚未见来。炼非待此不可，故仍不能不展期。”他希望李家驹能够就间岛证据一事给外务部寄去请示公函，他自己也给唐演寄信催款，以便半个月后起身回国。

1908年10月12日，同盟会南洋支部于新加坡出版的《中兴报》，公开刊登宋教仁的《致李、胡二星使书》，其中详细介绍了写作并呈报《间岛问题》一书的前因后果：

敬启者：某愚不幸，素持与政府立于不两立之主义。曩者，“间岛”问题之起，某以公等政府诸人昏聩无知，将坐使日人攫夺我十数万里之地。政府固所反对，然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爱之。吾人今日既未能获与外国交涉之权，则不得不暂倚政府。又我所悉该问题情事，既较多于公等政府诸人，则尤不宜袖手含默。故费数月之功，著《间岛问题》一书，发明该地确为中领之证据，欲以为政府外交援助。又以某素为公等所目为党人者，若遥自贡献，必受峻拒，而反无益于事，故又委曲设计，介于敝同乡之曾为李公旧属许孝绶氏（此君非某同主义者，实为宪政党员，幸勿误会），以达李公之前。幸为李公采纳，抄送外部；外部得此，果大有所资于谈判，向获斥退日人之口实。因是且有电欲招致某，谓有面询之要。适有来自北京友人贻书劝某，谓项城外相实有非常之志，曷藉此阴与握手（此人与李公有旧，其与项城之关系，李公当亦知之，其与某手札尚在敝处也）。某闻此亦既跃。

章太炎在《自定年谱》1908年项下回忆说，由于孙中山（逸仙）与黄兴（克强）一心一意要在广东、广西等边远地区发动起义，负责主持同盟会事务的刘揆一又不能服众，留在东京同盟会本部的革命党人精神涣散。失去留学官费的宋教仁，“常郁郁，醉即卧地狂歌，又数向民报社佣婢乞贷”。章太炎得知此事，劝告宋教仁说，这样做会让日本人耻笑的。“急取社中余资周之。然资金已多为克强移用，报社穷乏，数电告逸仙，属以资济，皆不应”。[11]

1908年10月19日，日本政府禁止《民报》第24号发行，并且明令不准再刊登革命文章，《民报》因此停办。1909年秋天，黄兴撇开章太炎邀请汪精卫到东京主持编辑事宜，在林文等人的帮助下托名巴黎《新世纪》为发行所，续出《民报》第25、26号。此举导致同盟会内部的章太炎、陶成章（焕卿）等人的激烈抗议，黄兴等人也随之陷入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

据黄兴1909年11月7日《复孙中山书》介绍：“弟所欠款事，刻尚无从筹得，且利息日加，今已及四千元以上矣。欲移步他去，为所牵扯，竟不能也。公有何法以援我否？……勤学舍自六月解散矣。……以后复书，即请寄‘日本东京府丰多摩郡西大久保一五八，桃源寓黄兴收’为要。”[12]

谭人凤在《石叟牌词叙录》中回忆说，黄兴当时邀请各省的同盟会分会长商议，由各省分摊捐款组织勤学舍。“迄冬间，遂难乎为继，而‘勤学舍’又解散矣。时克强避债于宫崎家者及两月。余病其苦，代借官费生三折，于林肇东处抵借千金，得敷衍，始搬寓大久保与宋教仁同住，即光复后日人所摄影之桃源是也”。[13]

当年的官费留学生的折子，含金量是很高的。借用官费留学生的折子充当抵押物去借高利贷，是谭人凤等人筹措革命经费的常用手段之一种。

另据秘密跟踪宋教仁的日本警察介绍，1910年12月31日，留守在日本东京同盟会本部的宋教仁，突然离开东京经神户前往上海，他在东京期间欠下了巨额债务。“仅仅作为在日本的革命党的中心，宋就需要各种费用，而且去年孙中山来日时的费用全由宋负担，自然负债不少，目前所借最多的是牛入区内的高利贷者姓冢本的，约四千元。上年除夕，已到了得不到六百元左右现金就过不了关的境地。因此，筹款应是为次到上海旅行的目的。宋曾为筹措旅费而况下，他唯一的抉择就是为了证明革命立场的坚定不移，不惜把自己置于生存绝境：今某不胜大愿，恳请胡公即将此官费挖除，并革去留学生之名，以示与公等断绝关系之义，以祛公等之曲解。折子一册，已奉缴于贵署会计课，乞为检纳。”

在这封书信的末尾，宋教仁警告李、胡二星使说：“际此立宪维新之会，各位官禄，固亦大切，然爱惜国土，保持权利，勿使同胞后日有失啖饭之所，亦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之义也。”

在此之前的1905年1月26日，宋教仁偶然看到湖南同乡陈天华（星台）所著的《警世钟》一书中印有黄帝肖像，便立即在背面题辞曰：“呜呼！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浒。藉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沐雨。嗟我四万万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其祖。”

同年6月24日，《二十一世纪之支那》第一期出版，印在首页的正是宋教仁题辞的黄帝肖像，落款署名为“第十姓子孙之一个人宋教仁敬题”。

然而，为“同胞后日有失啖饭之所”而高调表态的宋教仁，单单忘记了赤贫如洗的他自己，比驻日公使李家驹、胡惟德等人更需要用于“啖饭”的经济来源。随着他因诈骗未果而不得不放弃官费留学生资格，很快便陷入饥寒交迫之中。宋教仁的遭遇恰好验证了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讲过的一番话：

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10]佐证者，复亲历间岛考求其地望、事实，归而著《间岛问题》。书成，日本东京之有名学者，均欲求先生此书版权归诸日本，先生不允。时袁督北洋，得此书，电召先生归国，先生因在日经营事多，不欲以政治上之一鳞一爪急得表见，故以书付袁，而卒未归。后间岛交涉，因获此书为辅佐，得未失败。袁甚德之，电驻日使酬先生以金二千元，先生不受，不受，驻日使固强之，先生随散之留东之困乏者。且谓：“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

需要指出的是，早在中日双方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之前的1909年1月2日），袁世凯已经被摄政王载沣发布谕旨，解除所任各职回籍养病。袁世凯除了此前电告驻日公使李家驹为宋教仁预付回国路费之外，不大可能另支二千元报酬给宋教仁。宋教仁自己倒是有过从李家驹手里诈骗“数千金”的未遂计划，被于右任张冠李戴地误记在了袁世凯的头上。

另据杨天宏采信的一则史料，曾经担任袁世凯幕僚的张一麐在事隔二十多年后写道：“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嗾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15]

但是，袁世凯即使当真希望诋毁败坏宋教仁的名誉，也不可能同意洪述祖及应夔丞利用《间岛问题》的版权纠纷来诋毁败坏。直接唆使武士英刺杀宋教仁的是近在上海的应夔丞，而不是张一麐所说的洪述祖。张一麐所谓“袁亦无以自白”，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袁世凯在宋教仁血案发生后，曾经就此事一再表态，其中最为经典的说法就是用“甲乙谋丁，甲诳乙以丙授意，丙实不知”一句话来概括洪述祖与应夔丞相互诳骗的刺宋阴谋。只是在一直崇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单向片面的革命理想及道德正义，而不遵守司法独立、疑罪从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现代法理常识的中国社会里，既没有组织自己的党派，也没有足够的报刊资源的袁世凯，在与国民党方面的舆论比拼中，注定是要屈居下风的。况且袁世凯的表白能不能够成立，最终应该由法庭来认定，或者由时间来检验，而不能以张一麐的一家之言作为定论。

“归结了说，以袁世凯对于宋教仁及其《间岛问题》的赏识，应夔丞在1913奔走，但没有得到资金。最后，串户不忍看其窘状，借给他三百元。有这笔款作旅费，宋才得以到上海旅行”。[14]

这里所说的串户，是宋教仁的好友、公司职员串户真左树。宋教仁这次回国的目的，是打算以中介身份把湖南新化的锑矿出卖给日本商人，以便从中得到一些手续费以偿还债务。由于事情没有办成，他只好接受《民立报》主编于右任的邀请担任该报主笔。当时的宋教仁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自己为《间岛问题》一书设计的未遂诈骗，不仅害得自己饥寒交迫、债台高筑，最终还因此丢掉了性命。

袁世凯不是刺宋元凶

1909年9月4日，中日双方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日本方面完全承认间岛为清国领土，以图们江为中韩国界，在江源地方以界碑为基点，以石乙水为分界线，并承诺撤销所谓的统监府派出所。中国方面则在开商埠、领事裁判权、兴修铁路等具体事项上对日本方面做出让步。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一例成功个案，同时也是处于敌对状态的清政府外交当局袁世凯、那桐等人与革命党领袖宋教仁、吴禄贞等人之间，为了国家利益的一次特殊合作。先任吉林边务帮办后任督办的同盟会秘密会员吴禄贞，曾经带人途经敦化县、延吉厅、珲春城，沿图们江登长白山，后折到夹皮沟，历时七十三天，纵横两千六百多里考察边区的山水村寨，记载了二十一种图例，绘成《延吉边务专图》，并写作长达十万字的《延吉边务报告》，为捍卫国家主权做出了应有贡献。

《民立报》主编于右任，与1913年5月6日在该报发表《宋案勘言》的“救炎”一样，是宋教仁血案的知情人。在《民立报》记者徐血儿编辑的《宋渔父》一书中，收录有“骚心述意、东方笔录”的《宋先生遗事》，其中介绍了袁世凯与宋教仁围绕《间岛问题》展开的良性合作：

当间岛问题发生后，交涉者一无把握，宋先生自日本走高丽，搜求高丽之古迹、遗史，抵辽沈，又得中国及日本史迹，足以为此案之年2月2日致赵秉钧密电中所编造的向日本方面购买“孙、黄、宋劣史，黄兴下女合像，警厅供抄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的谎言与骗局，无论如何是通不过袁世凯这一关的。所谓的“宋犯骗案”假如能够被重新曝光，只能为成功捍卫过国家利益的宋教仁及袁世凯等人，增加国会选举中的政治号召力，而不可能达到“毁宋”即妖魔化宋教仁的政治目的。可以认定的历史事实是，当假借袁世凯的名义哄骗应夔丞的洪述祖，一旦发现应夔丞从一开始就在利用所谓的“宋犯骗案”哄骗自己，便气急败坏地怂恿应夔丞采取更加激烈的刺杀行动，以便实现与应夔丞一起邀功请赏的目的。于是便有了凶手武士英于1913年3月20日晚上在沪宁火车站刺杀宋教仁的血腥一幕。

话又说回来，从来没有到过日本的应夔丞，是不太可能无中生有地凭空编造所谓“宋犯骗案”的。假如非要说在应夔丞背后另有主谋元凶的话，这个主谋元凶只能是对宋教仁的东京往事比较熟悉的国民党方面的主事者，而不是远在北京的袁世凯。

历史的吊诡在于，应夔丞通过洪述祖向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邀功请赏的方式方法，与宋教仁当年通过李家驹向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骗取钱款的基本套路，几乎是如出一辙。宋教仁为《间岛问题》设计的未遂诈骗，冥冥之中为应夔丞和洪述祖几年之后诈骗未遂的刺杀阴谋埋下了伏笔。

注释：

[1]《江苏都督程德全呈大总统检查报告——附应夔丞家搜获之函电文件五十三通》之第二十七件，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二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6月，第101页。

[2]《赵秉钧为宋案自辩电》（1913年4月28日），《政府公报》，1913年5月1日。见朱宗震、杨光辉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1页。

[3]《袁世凯为宋案复黄兴电》，1913年4月28日。朱宗震、杨光辉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第262页。

[4]《洪述祖否认刺宋阴谋电》，《民立报》，1913年5月8日，《时报》，1913年5月9日。

[5]宋教仁：《间岛问题》，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57页。

[6]宋教仁日记，1906年5月5日。郭汉民编《宋教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册，第768页。

[7]迟云飞著《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8]郭汉民编《宋教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第1册，第62页。

[9]据宫崎寅藏回忆，1909年1月3日，他应黄兴的邀请，由东京到京都，在郊区下鸭村程家柽宅与黄兴、宋教仁聚会，并且特别提道：“据说程系受袁世凯所派遣，与革命派秘密来往。”另据宋教仁著《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回忆，与善耆、铁良等满族亲贵大臣关系密切的程家柽，当年其实与袁世凯处于敌对立场。被袁世凯派往日本监视程家柽等革命党人的，是被程家柽感化之后以演出文明戏闻名于世的刘麟即刘艺舟，又名木铎。

[10]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卷，第160、161页。

[11]章太炎：《自定年谱》，姚奠中、董国炎著《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17页。

[12]刘泱泱编《黄兴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册，第21页。

[13]石芳勤编《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5页。

[14]宋教仁：《与串户真左树的谈话》，1910年12月，《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秘档》，1911年1月10日报告。见郭汉民编《宋教仁集》，第161页。

[15]杨天宏著《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