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色当的阴影

1913年的一天，里尔市军事长官勒巴（Lebas）将军来到陆军部求见法国副总参谋长德卡斯泰尔诺（de Castelnau）将军，对总参谋部所作的不拟在里尔设防固守的决定提出异议。里尔距比利时边界10英里，离海峡40英里，如果入侵军队取道佛兰德来犯，它便紧挨在进军路线的一侧。德卡斯泰尔诺将军在听了勒巴将军请求设防的理由后，摊开地图，用尺量了从德国边界穿越比利时国境直抵里尔的距离。他提请这位来访者注意，要发动一场强有力攻势的话，标准的兵员密度是每米五至六人。他指出，如果德国人把战线向西一直拉到里尔，他们的力量就会分散到每米只有两人。

“我们会把他们拦腰切断！”他说道。然后又解释说，德国的现役军队，可用于西线的兵力是25个军，约100万人。“这儿，你自己来算一下吧。”他一面说，一面把尺递给勒巴。“如果他们真到得了里尔，”他语含讥讽而洋洋自得地重复了一遍，“对我方更有利。”

法国的战略并不曾把德军实行右翼包抄的威胁置之度外。相反，法国总参谋部认为，德国人在他们的右翼投入的兵力越大，他们在左翼和中路的兵力就要相应地减弱，法军就可以计划在这一带突破。法国的战略是背靠比利时边界面对莱茵河。只要德国人远道迂回包抄法军翼侧，法国就计划发动钳形攻势，在德军设防的梅斯地区的两侧突破德军中路和左翼，并乘胜切断德军右翼和它的基地的联系，使其无法出击。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其源盖出于一个意愿——这一意愿是因法国从色当（Sedan）之败的奇耻大辱中恢复元气而产生出来的。

1871年，法国在凡尔赛唯德国之命是从订立了城下之盟，备受国土肢解、赔偿军费以及敌军占领的苦楚。在被迫接受的条款中，甚至还规定了德军要举行胜利阅兵仪式，在香榭丽舍大街雄视阔步，耀武扬威。仪式进行之际，大街上观者绝迹，阒无声息，黑纱低垂。在波尔多（Bordeaux），当法国国民议会批准和约之际，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议员们泪流满面，步出大厅，留下了他们强有力的声明：“我们宣告，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千秋万代都要保留作为法兰西民族一分子的权利。我们为我们自己发誓，为我们的选民发誓，为我们的儿女发誓，也为我们的子子孙孙发誓，要采取一切手段在篡夺者面前永远坚持这一权利。”

并吞这块领土，是出于老毛奇和他的总参谋部的要求，而为俾斯麦所反对，他说，这会成为新德意志帝国的致命隐患。老毛奇和总参谋部坚决主张，并且也使皇帝陛下相信，这两个边境省份，连同梅斯、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以及孚日山脉的崇山峻岭，都必须从法国一刀砍掉，使法国在地理上永远只能处于守势。他们还进而要法国偿付一笔五十亿法郎的不堪负荷的赔款，其用心是要在一代人的年头里捆住法国的手脚，同时还要在法国驻扎一支占领军，直至赔款偿清为止。法国人作出惊人的努力，在三年内筹足款子付清了赔款，于是便开始恢复元气。

色当之败萦绕脑际，在法国人的意识中，它是一个历久恒在的黑影。“你们不要放在嘴边，而要铭记心间。”这是甘必大（Gambetta）的一句忠告。四十多年来，防止“往事重演”是法国政策中独一无二的最根本的因素。1870年以后的初期阶段，战败者的本能和孱弱的军力迫使它执行筑垒防御的战略。法兰西倚为屏障的是一个壕堑纵横、深沟壁垒的防御系统。从贝尔福到埃皮纳勒（Belfort-Epinal）和从图勒到凡尔登（Toul-Verdun）的两条防线卫护着东部边界，还有一条从莫伯日经瓦朗谢讷到里尔（Maubeuge-Valenciennes-Lille）的防线保卫着比利时边界的西半段；这两条防线之间的缺口便是故意留给入侵部队的通道。

维克托·雨果写出了他最为慷慨激昂的心声，主张借助这一道屏障：“法兰西将万众一心：重建力量，养精蓄锐，毋忘国耻，唤起青年一代组成一支全民的军队，发愤图强，永不懈怠，研究敌国的方略和技术，以便重整旗鼓，再成为伟大的法兰西，即1792年的法兰西，亦即胸怀理想、利剑在握的法兰西。到那时，它定会所向无敌，定会光复阿尔萨斯和洛林。”

经历了繁荣的再现和帝国的扩张，经历了年复一年的内部纷争——保皇派、布朗热派、教权派、工人罢工，以及空前激烈、创巨痛深的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民族仇恨依然在心头燃烧，特别是在军队里面。不论是保守派还是共和派，不论是耶稣会会士还是共济会成员，把他们团结起来的，便是那阿尔萨斯的奥秘。人人都凝视着孚日山脉的那一片苍翠。一位步兵上尉在1912年便已直认不讳，他常把他的一连人分成三两人的秘密巡逻队，带领他们穿过幽深的松林，潜上山顶，凝神遥望科尔马尔（Colmar）。“经过这种私下的出巡，归来之后，我们的队伍便与以前完全两样，全连都心潮激荡，哽咽无语。”

阿尔萨斯原先既非德国属地，亦非法国所有，德法两家你争我夺，反复易手，直到路易十四当朝，才由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确定归属法国。1870年德国并吞阿尔萨斯以及洛林的一部分后，俾斯麦便建议尽可能给当地居民以最大限度的自治权，并对他们的地方主义进行鼓励。他说，他们多想到自己是阿尔萨斯人，就会少想到自己是法国人。他的后继诸公却见不及此，未把这批新添的黎民的愿望放在心上，不去争取他们，而把这两个省份当作“帝国领土”（Reichsland）来治理。派去的德国官员，其施政方针几乎跟对待非洲的殖民地无异，他们唯一的政绩是激起了这两处人民的愤怒，离心离德，直到1911年才恩赐给他们一纸宪法，但已为时过晚。德国的统治在1913年的扎本（Zabern）事件中原形毕露。事件的起因是市民和驻军之间的口角，一个德国军官用军刀刺伤一个跛脚的鞋匠。这场风波的结果是：彻底暴露了德国对这块帝国领土的政策，世界舆论掀起一阵反德浪潮，同时军国主义也在柏林高奏凯歌，扎本的军官成了誉满京华的英雄，受到王储的嘉奖祝贺。

对德国来说，1870年的胜利还不能算是最后的解决。德国人认为，当他们在凡尔赛宫镜厅里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之际，德国主宰欧洲的日子已开始出现，可是，这一日子却始终未到。法兰西并未成为齑粉，法兰西帝国实际上还在北非和印度支那开疆拓土；世界上崇尚艺术和美感的人们，追求奢华时尚的人们，仍然拜倒在巴黎脚下。德国人对这个已经被他们征服了的国家依然是妒意难消，隐痛在胸。“法兰西的富贵豪华有如仙境”，是德国人的一句俗话。同时他们又认为法兰西的文化已经腐朽，民主政治已经使它软弱无力。“一个在四十三年中任命过四十二任陆军部长的国家，是不可能有效地作战的。”德国的史学泰斗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教授曾如此声言。德国人深信，他们自己的心灵、实力、能量、勤劳，以及民族品德，都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们感到欧洲的盟主非我莫属，色当大业必须事竟其成。

生存在德国人这项未竟大业的阴影下的法兰西，随着精神和实力的恢复，对于年复一年的保持防备警戒，对于领袖们年复一年关于自救图存的告诫，也就滋长了厌倦情绪。随着新旧世纪的交替，法兰西精神便针对三十年来的困处守势，以及这种守势所隐含的自卑，起而造反了。法国自知体质不及德国。它人口较少，出生率较低。它需要有一种德国所缺少的武器，使自己有信心发奋图存。“胸怀理想，利剑在握”，满足了这一需要。用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话来说，这便叫做“生命的冲动”（élan vital），也就是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意志。法兰西笃信这种意志法力无边，从而也就深信不疑，人的精神毕竟无须对天意所归的进化势力俯首帖耳，虽然叔本华和黑格尔都曾声称进化的势力是不可抗拒的。法兰西的精神可以成为制胜因素。它的必胜的意志，它的冲动，足以使法兰西挫败强敌。它特异的禀赋在于它的精神——崇尚荣耀的精神，1792年的精神，无与伦比的《马赛曲》的精神，马格里特（Margueritte）将军在色当战役中率领的骑兵部队英勇冲锋的精神，这种精神，甚至连当时亲临观战的威廉一世也不禁为之高呼：“啊，多勇敢的人们！”

相信法兰西的热血沸腾，相信高卢人的同仇敌忾，这就在1870年以后的一代人的时间里复活了法兰西对它自己的信心。就是这股激情，使它的军旗高高飘扬，它的军号激越嘹亮，它的战士斗志高昂；如果“往事重演”的日子一旦来临，这股激情便会指引法兰西走向胜利。

柏格森的“生命的冲动”经转译成军事术语，便成了进攻的理论。随着防御战略让位给攻势战略，对于比利时边界的注意也就相应地日趋淡薄，取代它的则是重心步步东移，一直移到法国人可以发动进攻，实行突破，直趋莱茵河的地点为止。对德国人说来，取道佛兰德的迂回路线可以通向巴黎；对法国人说来，这条路线却哪儿也到达不了，他们只能选一条最短的路线前往柏林。法国总参谋部的思路越是向进攻战靠拢，它集中在出击点的兵力就越大，留下来防守比利时边界一线的兵力就越少。

进攻派的学说源出陆军大学。这一学府乃是法国军界的英彦骏骥荟萃之所，校长费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将军是法国军事理论的一代宗师。他的头脑仿佛是一颗心脏，有着两幅瓣膜：其一专供把精神注入战略之用；另一则司常人识见的流通出入。一方面，福煦传布一种关于意志的奥秘的说教，这可见于他的两句名言：一是“克敌制胜的意志是胜利的首要条件”，或者说得言简意赅一点，“胜利即意志”；一是“一场胜仗就是一次绝不服输的战斗”。

在实际运用中，这就成了他日后那道蜚声一时的马恩河（Marne）的进攻令，而当时的形势要求则是撤退。当年在他身旁的军官们都还记得，他一面勃然作色，攘臂奋拳，咆哮如雷地吼叫：“进攻！进攻！”一面像通了电似的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地冲来冲去。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在按照陈规说来已吃败仗的时候还要在马恩河战线上向前进攻？“为什么？我不清楚。为的是我部下的士兵，为了我有一个意志。再加上——还有一个上帝。”

尽管福煦对于克劳塞维茨的学说造诣很深，但他却不像克劳塞维茨的德国后辈那样崇信一份事先制订的万无一失的作战时间表。他倒是谆谆教导人家，必须不断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当机立断。他常说：“操典条令在操练时确是再好不过的，但在危急关头就没有多大用处……你们必须学会思索。”思索的意思是要让主观能动性有纵横驰骋的天地，要让那些不可捉摸的因素去制服物质的因素，要让意志有用武之地，去制服环境条件。

但是福煦也提出警告，认为那种光凭士气便能克敌制胜的想法乃是一种“幼稚的见解”。在他的讲演里，以及在他的战前的《战争原理》和《作战指导》这两本著作中，他都会从玄学的凌空翱翔中急转直下，降落到战术的地面上来，细叙前卫部队的布置，安全措施或警戒部署之必要，火力诸要素，服从与纪律之必需，等等。他所传授的军事学中有关现实情况的那一半，可以用战争期间传诵一时的他的一句名言予以概括：“问题的实质何在？”

尽管福煦讲起战术问题来也是娓娓动听，但是最使门墙桃李醉心倾慕的却是他所启示的意志的奥秘。早在1908年福煦还在担任教授的时期，克列孟梭有意要他出长陆军大学，曾经派了一个私人代表前去听课，此人听后大惑不解，汇报说：“这位军官讲授的抽象空论，真是叫人如堕五里雾中，简直要把学生变成白痴。”克列孟梭听了这样的报告还是起用了福煦，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报告倒也是言之不妄。福煦所宣讲的原理，不是由于它过于玄妙深奥，而是由于它过于引人入胜，便使法兰西入其彀中。身任第三处即作战处处长的格朗迈松（Grandmaison）上校，“一位心肠火热、才华出众的军官”，则尤其如痴似狂地信奉他的那些原理。1911年，他在陆军大学所作的两次讲演起了使其奥秘具体化的作用。

然而，格朗迈松上校所掌握的只是福煦的军事原理的顶巅而不是基础。他所大谈特谈的是冲动，而对安全却只字未提；他所阐述的军事哲学，好似电流，触动了听众的心弦，使之激动，使之倾倒。他在眼花缭乱的听众面前祭起了“胸怀理想，利剑在握”的法宝，向他们指明法兰西的制胜之道。它的精义在于“殊死进攻”（offensive à outrance）。唯有这样的攻势才能成为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决战，把决战“进行到底便是战争的根本任务”，这样的决战“一经交火，就不容三心二意，而必须全力以赴，死拼到底，把人的耐力发挥到极限”。夺取主动乃是必要条件。对敌人的意向武断地作出判断，并据此预作战略安排，实属冒失。要取得行动自由，全靠强使敌人接受我方意图。“一切指挥上的决断都必须来自夺取主动和掌握主动的意志。”防御战略已被忘怀，已被放弃，已被扔到九霄云外；唯一可能容它立足之处，是有时“要在某些地点节省兵力以供增强进攻力量之用”。

这套理论在总参谋部产生的作用果然非同凡响，不出两年，便体现在用作指导实战的新颁《野战条例》之内，体现在1913年5月通过的名为“第十七号计划”的新的作战计划之内。格朗迈松讲演后没有几个月，共和国总统法利埃（Fallières）先生便宣布：“唯有进攻才与法国将士的气质相称。……我们的决心已定，要一往直前，迎战敌军，毫不犹豫。”

法国政府在1913年10月颁布的新《野战条例》，是法国陆军训练和指挥的圭臬。这部条例一开头便是豪言壮语，气概不凡：“法国陆军，现已恢复其传统，自今而后，除进攻外，不知其他律令。”然后开列八条军令，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决战”，“锐意进攻，毫不犹豫”，“勇猛凶狠，坚忍不拔”，“摧垮敌方斗志”，“无情追击，不顾疲劳”。条例把防御战踩在脚下，不屑一顾，其热切的心情实不亚于正教会之要把异端邪说一举除尽。它宣布：“唯有进攻战才能达到积极的战果。”条例的执笔人还给第七条军令用上了斜体字以便醒目，条文说：“军心士气重于一切，一切战争都是军心士气的较量。一旦失去征服敌人的希望，失败便不可免。胜利并不归于蒙受伤亡最少的一方，而是归于意志最坚强、士气最旺盛的一方。”

全部八条军令，没有一处述及物资、火力，也没有一处述及福煦所说的安全。整个条例的要旨可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法国军官们所津津乐道的一词——勇敢，或者说得不那么文雅——有种。青年人出发攀登山顶，都是高擎一面大旗，上写：“更上一层！”1914年的法国军队则是在“勇敢”的大旗下开赴战场。

这数年间，尽管法国的军事哲学已经改弦易辙，法国的地理却依然如故。国境线上的地理态势仍旧维持着1870年德国一手安排的原状。威廉一世向对他提出抗议的欧仁妮（Eugénie）皇后解释说，德国的领土要求，“只不过是把法国军队今后可以用来进攻我们的出发点向后推移而已，别无其他目的”。不过这样也就同时把德国可以用来进攻法国的出发点向前推进了。尽管进入本世纪以来，法国的历史和法国的发展都使它全神贯注于打进攻战，其地理形势却仍然需要采取防御战略。

1911年，也就是格朗迈松上校发表讲演的那一年，有人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上作过一次最后的努力，要使法国遵循一条防御的战略。力主此议者是身居要职、内定要出任总司令的米歇尔（Michel）将军。他是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如果发生战争，也就是总司令的当然人选，因而在那时，他是陆军中地位最高的一人。他在一篇把施利芬意图反映得一清二楚的报告中，提出他对德军可能采取的进攻路线的估计，并且提出他的反击方案。由于德法共同边界的地形陡峭，加之法国在边界沿线布有防御工事，他坚决认为，德国人如在洛林作战，无法取得速战速决的胜利。取道卢森堡和默兹河以东贴近卢森堡的一小块比利时领土，也不能给他们所偏爱的包抄战略提供充分空间。他说，唯有借助“比利时全境”，德国人才能搞成那么一场“即刻的、无情的、决定性的”进攻战，德国人必须赶在法国的盟军开始行动之前就发动那样一场攻势。他指出，德国人对比利时的大港口安特卫普早已垂涎欲滴，这就使他们取道佛兰德的进攻又多了一条理由。他建议要在凡尔登—那慕尔—安特卫普一线布列百万法军迎击德国人，法军的左翼——跟施利芬的右翼一样——必须把衣袖拂及海峡。

米歇尔将军的计划不仅属于防御性质，而且取决于一项他的袍泽强烈谴责的建议之能否实现。米歇尔将军为了对应他所估计的德国人将要通过比利时入侵法国的兵力，要给每个现役团配备一个后备团，从而把法国第一线的有生力量增加一倍。如果他要建议把名噪一时的女艺人米斯坦格特推举为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也不见得会比这个配备后备团的建议惹起更大的风波和受到更多的唾骂。

“后备役不顶用！”这是法国军官们的传统见解。凡是根据义务兵役制受毕军训而年在二十三岁到三十四岁之间的男子，都被列为后备役。动员令颁布后，最年轻的几届便被编入正规陆军部队，使之达到战时编制的实力；其余人员一律根据他们所在地区的情况组成后备团、后备旅乃至后备师。这些后备部队都被视为只宜担负后方勤务，或者充任要塞守备，而没有资格配属作战部队，因为他们缺少训练有素的军官和士官。正规军蔑视后备部队是右翼政党所同声附和的，而对于“全民皆兵”原则的憎恶又助长了这种看法。把后备部队和现役师混合编组，那就不啻是给陆军的战斗锐气泼冷水。他们相信，保卫国土只能依仗现役陆军。

另一方面，对于那位昂首马背的布朗热将军仍然心有余悸的左翼各党，头脑里都把陆军和政变牵连在一起，并且认为唯有“全民皆兵”的原则才是共和国的安全保障。他们都主张，短短数月的训练就足够使任何一个公民成为合格的战士，他们也都死命地反对把服役期延长到三年。延长服役期是军方要求在1913年实行的改革，这不仅是为了要和德国陆军的延长服役期相颉颃，也是为了随时有更多的服役受训兵员，可以减少对于后备部队的倚重。经过一场大动肝火的辩论——这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裂痕——三年兵役法于1913年8月生效。

关于进攻战的新理论使后备兵员受到的鄙夷有增无已。这种进攻战的思想，被认为是只能正规地灌输给现役部队。打好以白刃战为象征的使敌人无法抵御的猛烈的短促突击，基本的素质乃是冲动，而冲动是不能求之于已经过上平民生活而有家室之累的那些男子的。后备兵员和现役部队混在一起只会搞成“士气低落的队伍”，不可能有征服敌人的意志。

听说在莱茵河彼岸有人也有同感。“有家室的男子不上前线”，众口一词都把这句话说成是德皇陛下的上谕。德国人不会把后备部队和现役部队混在一起，这是法国总参谋部的一个信条，这一信条又导致他们相信，德国人在前线要同时顾两头，即既要在右翼派出一支大军取道比利时向默兹河以西大举进攻，又要在他们的中路和左翼保持充分兵力，以阻止法军向莱茵河突破，它的兵力是不足的。

米歇尔将军呈交这份计划之后，陆军部长梅西米（Messimy）把它当作“有如痴人说梦”。身为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不但准备扼杀它，并且马上找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其他大员商议，罢免米歇尔是否适宜。

梅西米是个生气勃勃、精力过人而近乎粗野的汉子。他长得脖粗脑圆，一双农民的眼睛虽戴着眼镜而依然炯炯有神，说话声如洪钟，原先也是一名职业军官。1899年他是轻骑兵里的一名三十岁的上尉，为了陆军拒绝重新审判德雷福斯一案，愤而辞职以示抗议。在那个群情激昂的年代，军官团作为一个整体，坚决主张德雷福斯既已被定罪，再承认他有无罪的可能，就会使陆军的崇高威望和一贯正确的名声毁于一旦。梅西米既不能把他对陆军的一片赤胆忠心凌驾于公正原则之上，便决心改行从政，并且公开宣布，他的目的是要“使陆军和国民消除嫌隙，言归于好”。他扶摇直上，怀着一腔要补偏救弊、除旧布新的热忱进入陆军部。他发觉有一些将军，“别说率领不了他们的部队，就连跟也跟不上”。于是效法西奥多·罗斯福的故伎，下令所有将军都得骑马指挥军事演习。此举招来了各方非议，说这样老将势必被迫引退。梅西米答道，这正是他的目的。他被任命为陆军部长是在1911年6月30日，在此以前的四个月中，这个部长职位已经四易其人。他上任第二天便碰到阿加迪尔港（Agadir）跳出一艘德国“豹”号炮舰的事件，酿成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值此动员令随时都会颁发的关头，梅西米发现即将肩负总司令重任的米歇尔将军竟然是个“踟蹰不前，优柔寡断，不堪胜任那顷刻间就要加委给他的重任之辈”。梅西米认为，这么一个人处在这样的位置上，乃是“国家的危险”。米歇尔的这份“痴人说梦”的计划，正好提供了一个除掉他的口实。

可是，米歇尔却不肯马上就走，他要先向最高军事委员会提出他的计划。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有着法兰西的第一流将领：加利埃尼（Gallieni），是位在殖民地功勋卓著的将军；波（Pau），是个亲身经历1870年之战的独臂老将；霞飞，是个沉默寡言的工程兵宿将；迪巴伊（Dubail），豪侠的典型，歪戴的陆军平顶帽遮没一只眼睛，不减第二帝国时代的“俊俏”模样。这几位将军，1914年时都统率重兵，效命疆场，其中两位还成为法兰西的元帅。他们谁都没有支持米歇尔的计划。有一位出席会议的陆军部军官说道：“讨论这份计划是毫无意义的。米歇尔将军神志不清。”

且不说这一裁决是否代表全体与会者的看法——米歇尔后来声称，本来是有人跟他看法相同的，迪巴伊将军就是一个——梅西米却是毫不掩饰他的敌意，并且一手左右了整个会议。命运的捉弄安排了性格倔强的是梅西米而不是米歇尔。正确的东西被否决掉，这对那些处于决策地位的人来说是不能原谅的，米歇尔为了他的洞察力付出了十足的代价。他被解除职务以后，被任命为巴黎军事长官，在行将到来的大考验的关键时刻，他又被证实了果真是“踟蹰不前，优柔寡断”。

梅西米狂热地扼杀了米歇尔主张打防御战的“异端邪说”之后，便运用他陆军部长的职权为打赢进攻战尽力装备陆军。但是这一回却轮到他碰壁了，他未能使他最殷切盼望的事情——改革法国军装——得到实现。英国人在布尔战争（Boer War）过后便已采用黄卡其军服，德国人正在打算把普鲁士蓝改成土灰色。但是1912年的法国兵却仍然是1830年的穿戴——蓝色军上装、红军帽、红军裤，1830年的步枪火力只有200步射程，军队都在近距离交战，根本用不着隐蔽。梅西米曾在1912年前往巴尔干前线观战，看到保加利亚人因为他们的军装颜色暗淡而获益匪浅，所以他回国后便决心要使法国兵不再穿戴得那么显眼。他提出一个方案，要把军服改成蓝灰色或青灰色，但立即惹起了一阵来势汹汹的抗议。事关陆军荣誉，他们在换下红军裤这件事上寸步不让，就跟要他们采用重炮一样。陆军的威望看来又一次岌岌可危了。陆军的捍卫者们宣布，给法国兵穿上不光彩的泥巴一样颜色的军装，那就实现了德雷福斯分子和共济会分子梦寐以求的愿望。《巴黎回声报》写文章说，取消掉“一切鲜明的色彩，一切使士兵仪容生气勃勃的条件，是违背法国人的审美和军队职能的”。梅西米指出，这两者未必具有同等意义，但是他的反对派表明绝不动摇。一位前任陆军部长艾蒂安（Etienne）先生在议会听证会上便以法兰西的名义说话。

“取消红裤子？”他大声疾呼，“绝对不行。红裤子便是法兰西！”

梅西米后来写道：“那么盲目、那么愚蠢地死抱住一种颜色，又是所有颜色中最显眼的一种，这自当招来惨痛的后果。”

此时，阿加迪尔危机尚未过去，他需要物色一位可以接替米歇尔出任未来总司令的人选。他打算使这一职位具有更大的权力，把它跟总参谋长的职务合并起来，同时还撤销陆军部的参谋长编制，当时任此职务的是迪巴伊将军。这样，米歇尔的继任者将是个大权集于一身的人物。

梅西米首先选中的是戴一副夹鼻眼镜、老成持重、勋业彪炳的老将加利埃尼，可是他辞谢了这一重任，因为他参与罢免了米歇尔，再要由他取而代之，不免有所顾虑。况且，到他六十四岁退休的年龄，也只有两年好干了。此外他还认为，任命一个“殖民地”将军将会招来法国本土陆军的反感——“有个徽章问题”，他拍拍他的军徽说道。接下来第二个人选是波将军，但他提出一个条件：凡是担任较高级指挥职务的将军都要由他本人遴选提名。由于他的观点反动是人所共知的，这样一来，刚刚平静下来的右派军队和共和主义的国民之间的长期不和就有重被挑起的危险。政府敬佩他的开诚布公，但是碍难接受他的条件。梅西米再向加利埃尼就教，后者推荐了他从前在马达加斯加岛的一个部下，说此人“处事冷静，有条不紊，头脑清晰，准确不误”。因此，这一重任便托付给约瑟夫—雅克—塞泽尔·霞飞将军（General Joseph-Jacques-Césaire Joffre）了，这时他五十九岁，曾经做过工程兵总司令，此时的职务是后方勤务总司令。

身躯魁伟，大腹便便，穿着宽肥的军服；面容丰腴，点缀着已近霜白的浓浓髭须和天生匹配的两道粗眉；肤色白嫩，两眼碧蓝安详，目光诚挚恬静；霞飞的模样活像个圣诞老人，叫人一见便有慈祥朴直之感——这两个品质在他的性格中是不易察觉的。他并非出身于缙绅之家，也不是圣西尔军校的毕业生（而是不那么贵族化，然而却更富有科学精神的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并且也不曾受过更高一级的陆军大学的训练。他的身份是工程兵军官，军界中的这一行不过是搞搞防御工事和修筑铁路之类毫无浪漫色彩的事情，他所从属的兵种不是产生将帅之才的地方。他的父亲是法国比利牛斯山区（Pyrénées）的一个薄有资财的酒桶制造商，共有子女十一人，以他居长。他以往的军事生涯的特色便是他在每一岗位上都是不声不响地恪尽职守，干练有为；他在中国台湾和印度支那当连长，在苏丹和廷巴克图（Timbuktu）当少校，在陆军部的铁道处当参谋，在炮兵学校当教官，1900年到1905年间在加利埃尼的部下担任马达加斯加岛上的构筑防御工事的军官，1905年当师长，1908年当军长，以及在1910年以来当后方勤务总司令和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时，都是如此。

在他的交往中，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教权主义分子、君权主义分子，或者别的令人不能放心的人物；德雷福斯事件期间他不在国内；他有一个优秀的共和派分子的好名声，就跟他的精心修剪的指甲一样，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他为人稳重沉着，丝毫不动感情。他的性格的突出之处是习惯成自然的木讷少言，换在他人身上，这样的性格不免会显得妄自菲薄，然而它却像是霞飞庞大安详的躯体上散发出来的灵气一样，令人一见便会信心倍增。他还得再过五年才到退休年龄。

霞飞自知有一条短处：他未受过参谋业务这门深奥学问的训练。7月里的一个大热天，圣多米尼克街的陆军部里，各处房门洞开，官员们瞥见门外波将军拉住霞飞军服上的一粒纽子。“听我的话，亲爱的朋友，”他说，“我们会把德卡斯泰尔诺给你。他对参谋工作无所不知，万事不用你操心。”

德卡斯泰尔诺是从圣西尔军校到陆军大学的正途出身，他跟达达尼昂一样，也是加斯科涅（Gascony）人，据说那一带地方是火热心肠又兼冰冷头脑的智勇双全的人物辈出之处。他的家族与一位侯爵有瓜葛，他自己则跟耶稣会教士相往来，并且笃信天主教教义，身体力行，以至于在战争期间为他赢来了穿马靴的托钵僧的雅号，这一切都使他受累不浅。他在总参谋部里却是一个老手。霞飞倒本想选任福煦的，但是他知道梅西米对福煦抱有原因不明的偏见。因此他便一本故习，倾听了波将军的进言而不吭一声，并当即采纳了。

霞飞提出要德卡斯泰尔诺出任他的副手。“哎呀！”梅西米抱怨说，“你会掀起左翼各党的一场风暴，还要给你自己结下一批政敌。”总统同意了，总理也同意了。总理对此是“面有难色”的，不过还是同意了，两起任命便同时通过。一位袍泽，为了个人目的而钩心斗角，向霞飞提出警告，说德卡斯泰尔诺会撵他下台。“把我撵走！德卡斯泰尔诺绝不会。”霞飞如此作答，心中毫不介意，“我要用他六个月；然后派他去当军长。”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认为德卡斯泰尔诺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因而战争爆发后他就任他为集团军司令，而不是一个军长。

霞飞有着无比的自信心，第二年的一件事情表明了这一点，他的副官亚历山大少校问他，据他看来战争的爆发是否近在咫尺。

“我认为这毫无疑问，”霞飞回答说，“我一向是这样看的。战争是要来的。我要指挥作战，我要取得胜利。不论干什么，我都克竟其成，就像我在苏丹那样。这一次也会如此。”

“要是那样，你就会有一支元帅杖了。”副官说，同时，对此前景有些肃然起敬。

“对！”霞飞承认前景确是如此，措辞简洁，语气沉着。

总参谋部托庇于这位巍然屹立、不怕风吹浪打的人物，从1911年以后便全力修订《野战条例》，用新条例的精神重新训练部队，并制订新的作战计划，以取代现已陈旧过时的第十六号计划。参谋人员奉为导师的福煦已离开陆军大学，晋级升迁，在野战部队任职，现在坐镇南锡（Nancy）。如他所说，南锡，这段1870年的国境线，“宛如划在我国胸膛上的一道刀疤”。他统率第二十军守卫着这一带国界，不久，他就使该军名声大著。不过，他也给总参谋部留下一批“门徒”——法国陆军是如此称呼派系的，这批人便构成了霞飞的左右亲信；他还留下一份战略方案，这份方案也成了第十七号计划的轮廓。计划于1913年4月制订完成，未经讨论，也未经征求意见，最高军事委员会便于5月份把它和新的《野战条例》一并通过。接下来的八个月便是用来在这个计划的基础上改编陆军，用来准备与动员、运输、补给，以及部署集结地区与时间表有关的全部指示和命令。到1914年2月，这计划便已安排就绪，可以按不同情况分别下达给组成法国全部陆军的五个集团军的司令，每个集团军的司令拿到的只是和他本人有关的部分。

计划的主旨，如福煦所说，在于“我们必须通过美因茨（Mainz）到达柏林”，也就是说，必须经由南锡东北130英里的美因茨渡过莱茵河。这一目标只不过是个设想。第十七号计划跟施利芬计划不同，它没有一个见之于文字的总目标，也没有一个作战时间表。它不是一个作战计划，而是一个兵力部署计划，指示每一个集团军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采取哪几条进攻路线，但是并没有提出确定的目标。因为它实质上是一个对德国的进攻作出反应，实行迅速回击的计划。德国的进攻路线法国人是无法事先确知的，所以它不得不如霞飞所说的那样，是个“后发制人，相机行事”的应变计划。它的意图是坚定不移的：进攻。除此以外，一切安排都是机动灵活的。

有一份简单的、只有五句话的总指示，列为机密文件，这是负责执行这个计划的各位将军所仅能共同见到的，并且是不得相互议论的文件。事实上，指示本身也没有多少可供议论之处。它跟《野战条例》一样，开头是一句铿锵有力、鼓舞人心的话：“在任何情况下，总司令都要求我全军将士奋勇前进，齐心协力，对德军发动攻击。”总指示的其余部分，仅说明法国的行动由两方面的重大攻势组成，即由对梅斯至蒂永维尔一线德军筑垒地区的左侧和右侧的攻势组成。右翼，即梅斯以南地带的攻势，要直接向东进击，越过旧日的洛林边界，同时在阿尔萨斯发动辅攻，以便使法军右翼立足莱茵河畔。梅斯左面的攻势，也就是其北面的攻势，或向北进攻，或在敌人侵犯中立国领土的情况下，向东北方进攻，穿越卢森堡和比利时的阿登山区，但这一行动“只能由总司令发出命令”方可实施。其总的意图，虽然未见载明，但显然是要向莱茵河挺进，同时把进犯的德军右翼从后方予以切断，使之孤立。

为此目的，第十七号计划把法国的五个集团军部署在从阿尔萨斯旧省的贝尔福直到伊尔松（Hirson）一带的国境线上，法比边界的三分之一是在这道防线内。其余三分之二，从伊尔松到海边一段，则不予设防。米歇尔将军原来的计划是要在这一地带捍卫法兰西。这份计划，霞飞是在接米歇尔任之后在办公室的保险箱里发现的。它把法军的重心集结在整个防线的外左翼，而霞飞在这里却没有布下一兵一卒。这纯粹是一份防御计划，它根本不想夺取主动，霞飞细心研究之后，认定这份计划“愚不可及”。

法国总参谋部虽然收到所属第二处——又称军事情报处——搜集的许多情况，表明德国人要用强大的兵力实行右翼包抄，但是该部仍然深信，否定如此用兵的论据要比证实如此用兵的证据有力得多。他们对于德军行将横扫佛兰德的情报未予置信，虽然早在1904年就有过一个德国总参谋部的军官将施利芬计划的初期样本泄露给他们。说起这番经过，还很有点戏剧味道。此人和一个法国情报军官先后在布鲁塞尔、巴黎和尼斯秘密会面三次，他出现的时候头部完全用绷带包扎起来，只露出一撮灰色的髭须和一双犀利的眼睛。他索取了一笔相当大的代价才交出的这份文件表明，德国人计划取道列日、那慕尔和沙勒鲁瓦（Charleroi）一线穿过比利时的国土，经由瓦兹河流域的吉斯（Guise）、努瓦永（Noyon）和贡比涅（Compiegne）一线侵入法国。这条路线果真便是1914年作战时的入侵路线，文件完全真实可靠。当时的法国总参谋长庞德扎克（Pendezac）将军认为这份情报“完全符合主张必须采取大规模包抄战的德国战略的当前趋势”，但是他的许多袍泽都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德国能动员足够的兵力来策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行动，他们疑心这份情报是一个疑兵之计，为的是把法军从他们要真正进攻的地区调开。种种无法确定的因素使法国的计划工作受到阻碍，其中最大的一个便是比利时。法国人的头脑是讲究逻辑的，在他们看来，如果德国人侵犯比利时，向安特卫普发动进攻，那就显然要把英国卷进来反对他们。德国人有可能会自找麻烦吗？或者，他们宁愿让比利时不受侵犯，而重新采用老毛奇的计划，在动作迟缓的俄国人完成他们的动员之前首先进攻俄国，这是不是“完全不可能”呢？

对于德国战略，有着若干种假设，为了要使第十七号计划与其中一种假设相吻合，霞飞和德卡斯泰尔诺都认为，最为接近真实的一种假设便是敌军向洛林高原大举进犯。他们预计敌人会侵犯比利时的默兹河以东一角。他们估计敌人在无须动员后备役兵员的情况下可以投入西线的兵力为26个军。以这一点兵力而要把战线延伸到默兹河的彼岸去，德卡斯泰尔诺断定是“不可能的”。“我也是同样看法”，霞飞表示赞同。

大名鼎鼎的社会党领袖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却另有见解。他领导了反对三年兵役法的斗争，他在演讲中和在他的《新军队》（L'Armée nouvelle）一书中都坚信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动员每一个公民参加的投入大批部队的战争，他坚信德国人正在准备的便是这样一场战争。他还认为，二十五岁到三十三岁的后备役人员在体力上正处于顶峰状态，他们比起没有家庭负担的年纪小些的人更肯打仗，他还说法兰西若不把全体后备役人员送上前线，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在赞同第十七号计划的那帮人之外，仍然有一些军事评论家为防御战略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格鲁阿尔（Grouard）上校在他1913年出版的《可能的战争》（La Guerre éventuelle）一书中写道：“我们首先要集中注意的是德国发动借道比利时的攻势。我方的战役发动之后，必然的后果将会如何？就我们的预见所及而言，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我们在开始时即取攻势则我们必败无疑。”但是如果法国做好准备，对德军的右翼迅予回击，“我方当可稳操胜券”。

第二处在1913年搜集到的大量情报，充分证实了德方将使用后备役兵员充当作战部队，这就使法国总参谋部对于这一重大因素不能再予忽视。毛奇为1913年的德国大演习写的一篇述评落入了法国人手中，这份文件表明后备役兵员将被如此使用。比利时驻柏林武官梅洛特（Melotte）少校注意到德国人在1913年异乎寻常地征召了大量后备役兵员，并据此断言他们将为每个现役军征编一个后备军，少校为此写了报告。但是制定第十七号计划的那些人还是不肯听信。虽有证据表明他们仍以采取守势为宜，但是，他们对此一概置之不顾，因为他们的全副心思和全部希望，如同他们的训练和战略一样，都是定在打进攻战上。他们深信，德国人动用后备部队只是为了守卫交通线和“战场中处于守势的几条战线”，以及充当守军和占领军。他们断然决定不防守法比边界，他们坚决认为，如果德国人把他们的右翼延伸到佛兰德，他们中路的兵力就会异常单薄，用德卡斯泰尔诺的话说，法国人就可以“把他们拦腰切断”。德军如果在右翼投入大量兵力，法国对德军的中路和左翼就会具有优势兵力，并会因此得益。德卡斯泰尔诺的名言，“对我方更有利！”就是这个意思。

那天，当勒巴将军离开圣多米尼克街时，他对陪同他前去的里尔市的议会代表说：“我的袖子上是两颗星，而他有三颗。我怎能和他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