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井田制基础上的古代村社组织

接下来，我们想讨论一下我国古代井田制基础上的村社组织。究竟在井田制下多少家合成一井呢？孟子说：八家共一井，《考工记》又说：“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而《周礼·遂人》又说，“十夫有沟。”我们认为十家一井之说，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古代村社是由氏族公社、家庭公社变化来的，原来氏族组织是十进制的。春秋战国间各国编制户籍，以伍什为单位，例如郑国子产曾使“田有封洫，庐井有伍”，秦国在公元前三七五年“为户籍相伍”，也该是按照村社的老习惯的。春秋时代有所谓十室之邑、百室之邑、千室之邑，也是以十进计算的。金鹗《求古录礼说》卷九《邑考》说：

《孟子》云：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此可见一井亦可为邑矣。《论语》谓十室之邑，即一井之邑。

这个说法很有见识，所谓“十室之邑”，该是当时最普遍的小村社。“邑”是古人居住地的通名，大的都市可以称为邑，小的村社也可称为邑。古时最小的居住单位叫里，贵族所居的都邑古时也有称为“里”的，有所谓“里君”。令彝、史颂簋、《尚书·酒诰》和《逸周书·商誓解》都曾提到“里君”（《酒诰》和《商誓》篇今本已误作“里居”），这种“里君”和“诸尹”、“百官”、“百姓”（贵族）连称，当是贵族所居“里”的官长。但是，“里”原来应该是农民居住单位的名称，所以从田从土。西周金文中，除了有赏赐“田”和“邑”的记载之外，也还有赏赐“里”的。大簋盖铭说：

王乎（呼）吴师召大，易（锡）里，王令（命）善（膳）夫豕曰（谓）曰：“余既易（锡）大乃里。”……令豖曰（谓）天子：“余弗敢（婪）”，豖以（与）（履）大易（锡）里。

这是记述周王把原来属于的“里”，改赏给大的经过。古书上也常以“田里”连称，例如《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述郑国大夫“丰卷奔晋”，后来又“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国语·鲁语下》记述孔子说：“赋里以入”，《墨子·尚同》也以“里”为“乡”以下的居民的单位。《尔雅·释言》说：“里，邑也”，“里”该就是小邑，也就是“十室之邑”。“里”的作为长度和面积的单位，该也是由此而起的。孟子说：“乡里同井”，又说：“方里而井”，因为一“里”是“十室之邑”，“十室之邑”有一井之田，因而把一井之田的长度面积也称为“里”了。

古书上还有把这种“邑”和“里”称为“社”和“书社”的，这是由于“里”或“邑”中设有“社”或“书社”的关系。《战国策·齐策五》说：“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可为明证。大概我国古代村社的大小是不一致的，最普遍的是十家，也还有百家的，千家是极少数的，单位名称在各个地区也是不同的，有称邑和里的，有称社或书社的，也有称乡的，又有称聚的，商鞅变法时就曾把乡、邑、聚合并成县。自从春秋战国间有县制的设立，就逐渐把这些乡里的组织统一起来。

最初村社中管理公务的领导，该是选举出来的。《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记述井田制度时说：“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辩护伉健者为里正。”秦汉时代的乡官，有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缴“缴巡禁贼盗”。所有这些乡官，究其原始，该是由村社中选举出来的，后来才成为国君和贵族选派的。《汉书·高帝纪》记二年二月诏说：“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东观汉记》说秦彭做山阳太守，“择民能率众者，以为乡三老”。《汉书·文帝纪》记十二年诏说：“三老，众民之师。”原来村社中三老，确是“众民之师”，“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的。到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时，樊崇起兵于莒，还“自号三老”。这“三老”和“啬夫”等乡官，有着很古的渊源，例如《左传·昭公三年》记述晏婴说：由于当时齐国赋税的严重，“民参（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又如《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说：“辰不集于房（日食），瞽（乐师）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原来在原始的农村公社中，这些三老和啬夫等，是村社的领袖。

原始村社中的长老，负有领导、组织和监督社内成员劳动的责任。我们在古人有关井田制的论述中，也还可以见到一些这种情况。《仪礼经传通解》卷九引《尚书大传》说：

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馀子毕出，然后皆归，夕亦如之，馀子皆入。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轻任并，重任分，颁白者不提携，出入皆如之。

《白虎通》卷六《论庠序之学》部分也有相类的叙述。这些虽出于后人的传述，应该不是凭空虚构的。《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在论述井田制时也说：

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时，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莫（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谷毕入，民皆居宅，里正趋缉绩，男女同巷，相从夜绩，至于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从十月尽正月止。

《汉书·食货志》也有相同的说法，惟“男女同巷”作“妇人同巷”。这时村落的周围是有泥墙保卫着的，称为“保”或“都”，所以《月令》说：孟夏之月“命农勉作，毋休于都”，又常说：“四鄙入保”。在“保”或“都”的两头有门，叫做“闾”，在“闾”旁有个门房，叫做“塾”。在农忙季节，父老和里正就坐在“塾”里，监督人们早出晚归。何休注和《食货志》都说在里正的监督下，在夜长的冬天，妇女“相从夜绩，至于夜中”，一天要做十八小时工作。

这时“籍田”或“公田”上集体劳动所得，已被贵族侵占，因而贵族对这种集体劳动监督严厉。“籍礼”就是贵族在“籍田”上进行集体劳动的仪式和制度。孟子在论述井田制中说：八家“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谓“公事”即指集体劳动。《周礼》记述里宰的职司：

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征敛其财赋。

这个里宰已是国家的属吏，也还要“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负责协作耕耨的组织工作和监督工作。所谓“锄”，郑玄认为是“里宰治处也，若今街弹之室，于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以为名”。其实“锄”就是孟子所说“同养公田”的“公田”，也是孟子所说“惟助为有公田”的“公田”。因为在“公田”的被监督的集体耕作叫“助”，这种“公田”就叫做“助”或“锄”；犹如在“公田”的被监督的集体耕作叫“籍”，“公田”又叫做“籍田”或“籍”。“合耦于锄”，就是说：集体耕作于“公田”。这种乡官监督和组织农业劳动的习惯到汉代还流行，叫做“弹劝”。《水经注》卷二九载：平氏县故城内有南阳都乡正卫弹劝碑，《水经注》卷三一又载：鲁阳故城内有南阳都乡正卫碑，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四认为《水经注》的“卫”字都是“街”字之误。《金石录》卷十八又载昆阳城中有中平二年正月都乡正街弹劝碑。惠士奇《礼说》卷五解释“南阳都乡正街弹劝碑”说：

弹劝者，既弹之又劝之也。洪氏《隶释》载其文亦云：“县令愍繇役之苦”，而其颂有“劝导有功”及“耕于耦，梵梵黍稷”之语，则知弹劝不独平繇，且合耦矣。

还有酸枣令刘熊碑说：“愍念烝民，劳苦不均，为作正弹，造设门更”（《隶释》卷五、《全后汉文》卷一〇六）。所谓“弹劝”，是对农民的工作加以组织和监督，以免“劳苦不均”，也就是《逸周书》所谓“兴弹”。《逸周书·大聚解》说：

发令以国为邑，以邑为乡，以乡为闾，祸灾相恤，资（助）丧比（合）服（事），五户为伍，以首为长，十夫为什，以年为长，合闾立教，以威为长，合旅同亲，以敬为长，饮食相约，兴弹相庸，耦耕俱耘。

这里所说的，大概也是根据古代村社的协作情况。所谓“兴弹相庸，耦耕俱耘”，也就是《周礼》所说“合耦于锄”。

这是我们所要谈的第四点，说明中国原始的村社和各国的村社组织一样，有长老作为他们的领导，负责组织和监督劳动生产以及其他公务，在成员之间有着相互协作的习惯。等到村社隶属于国君和贵族，长老就成为国君和贵族的属吏，虽然外表上仍具有村社代表的身份，负有督促成员生产和互助之责，实质上已代表贵族来统治，成为贵族派在乡里中的直接监督者和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