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东都成周的营建及其政治设施

（一）东都成周的营建

武王克殷后，为了统治东方地区，防止殷贵族的叛乱，就有在洛邑创建新都的计划，并且把这件事嘱托于周公。等到周公平定三监和武庚叛乱之后，更加认识到加强东方统治的重要性，因此成王和周公都要遵照武王的遗愿，开始在伊、洛地区大规模营建新邑，作为东都，称为成周。

东都成周的兴建，《尚书大传》说在周公摄政第五年，而《史记·周本纪》说在“周公行政七年”，《鲁世家》也说在“成王七年”。成王七年即是周公行政七年。《史记》定在周公行政七年，是根据《洛诰》末二句“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的。《尚书》有《召诰》和《洛诰》两篇，是记述关于营建洛邑的事的。司马迁、刘歆认为两篇都作于周公摄政七年，而郑玄以为《召诰》作于周公摄政五年（《周礼·地官·大司徒》正义引）。皮锡瑞认为从两篇内容来看，“文势相接，不得以为相隔二年”，但是“营洛大事非一时所能办，《大传》言其始，《史记》要其终，两说可互相明”。也就是说，从五年开始，到七年完成（《今文尚书考证》卷十七）。我们认为，当以《尚书大传》为是，成周兴建于周公摄政五年。《史记》所说在周公行政七年或成王七年，是出于对《洛诰》末二句的误解。

殷、周贵族的纪年，很不统一。有以君王嗣位之年开始计算的，也有以某一特大事件发生之年开始计算的，更有以当年发生的大事作纪年标志的。西周初期纪年，以文王受命（接受克殷的天命）称王之年开始计算，这到武王和成王初年还沿用，所以武王克殷在武王即位之后四年，而《书序》和《史记》都说在十一年（文王受命称王之后十一年）。武王克殷之后，或者用“既克商”纪年。例如武王六年“访问箕子”，《尚书·洪范》称“惟十有三祀”，即文王受命称王之后十三年；《史记·周本纪》又说：“武王既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同年武王发病而死，《尚书·金》又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商代末年艅鼎：“惟王来正（征）人方，惟王廿有五祀。”上一句是用“征人方”这件大事作为纪年标志，下一句是指商王即位年数。《尚书·洛诰》末二句：“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王国维《洛诰解》（《观堂集林》卷一）以艅鼎纪年作对比，认为“上纪事，下纪年”，就是上一句是用当年大事作为纪年标志，下一句是用某一特大事件发生之年开始计数的。王氏依据上文，认为“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是指周公“留洛邑、监东土之事”，是正确的。上文记载成王命令周公留守成周，主持此后东都政务，“监我士、师、工（指文武百官），诞保文武受民（保安好文王、武王所受于天的人民）”。而周公的对答，一开头就说：“王命予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可知“惟周公诞保文武命”，确指受命留守成周主持政务的事。王国维《周开国年表》认为“惟七年”是用“既克商”纪年，“是岁为文王受命之十八祀，武王克商后之七年，成王嗣位，于兹五岁”。很是确切。这年是周公摄政五年，也是成王五年，从“既克商”起算则为“惟七年”。

根据《召诰》记载，这年二月乙未（二十一日），成王从宗周（镐京）到丰，派遣太保召公先于周公前往洛邑“相宅”（勘察建都基地）。三月戊申（初五）召公在早晨到洛邑“卜宅”（占卜建都基地是否吉利），得到吉兆便开始“经营”，庚戌（初七）召公“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就是使用许多殷贵族在洛水入黄河处营建地基，经过五天，到甲寅（十一日）地基建成。次日乙卯（十二日）周公到洛邑，全面观察新邑经营的规模。过三天，到丁巳（十四日），举行郊祭（祭天神），用牛两头；次日戊午（十五日）在新邑举行社祭（祭地神），用牛、羊、猪各一头。又过七天，到甲子（二十一日）周公召集殷贵族的各级领袖（侯、甸、男、邦伯），用“书命”（写在简册上的命令）分配劳役，“厥既命殷庶，庶殷丕（大也）作”。后来成王来到新邑，太保召公便以监护者的身份，对少年的成王作了长篇教导。《召诰》的内容，就是记载这长篇教导的。从教导内容来看，这时成王来到新邑，开始升登王位，亲理政务。召公对成王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土中”就是“中土”，指成周居于四方的中心。“绍”当解释为“助”，“自服”是亲自服政的意思。这是说成王来到成周，是帮助上帝进行治理，亲自服政于四方的中心。召公又说：“王乃初服……知（语词）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初服”是说成王开始亲政，“宅新邑”是成王居于新邑开始亲政。

一九六三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有这方面的记述：

惟王初，宅于成周，复（禀）珷（武）王丰福（丰福是祭名），自天（天指天室）才（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才（在）尔，考公氏克玟（文）王受兹〔大令（命）〕，惟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民。……惟王五祀。

近人考释把“惟王初宅于成周”读作一句，将“宅”二字连读，不确。“”当用作“”，原义为升登，“初”是说开始升登王位注21。“惟王初，宅于成周”，和《召诰》所说“王乃初服”，“宅新邑”，意义相同。只是因为两者的地位不同，用词有差别。《召诰》因为出于太保召公之口，用“初服”比较适宜。召公用“天命”来教导成王，“服”字有奉天命服政之意。召公引用夏殷二代的历史来证明他的“天命”理论，说：“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这是说夏代原来能够“服天命”，即按天命服政，因而历年长久；后来因为不敬重“德”，就很快丧失从上天接受来的“命”。至于何尊，是“宗小子”因为成王诰辞中有嘉奖其父亲的话，并赏给贝三十朋，为父亲所作的祭器。成王的诰辞是在来到成周升登王位之后发布的，因而何尊说“惟王初”，是合于作者身份的。

注21“”字在《说文》为地名。另有“”字在“舁”部，说：“，升高也。从舁囟声。”另有“”字，是“”的异文，说：“，或从卩。”段玉裁于“”字下解释说：“升之言登也，此与辵部迁、拪音义同”；又于“”字下解释说：“卩谓所登之阶级也。”“迁”字原义亦是升登。《说文》：“迁，登也。从辵声。拪，古文迁，从手西。”此处“”字是说升登阼阶，和文献上所说“践阼”、“践天子位”的“践”，音义俱近。“践”也有升登之义。《礼记·中庸》郑玄注：“践犹升也。”《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引崔浩和《汉书·陈胜项籍传赞》颜注引晋灼，都说：“践，登也。”

何尊记载“惟王初，宅于成周”，在“惟王五祀”，与《尚书大传》所说“营成周”在周公摄政五年相合，和王国维解释《洛诰》“惟七年”是既克商七年、即成王五年也相合。王国维的解释原来只是一种合理的推断，现在由于何尊出土而得到证实。《洛诰》第一段记载周公向成王报告营建洛邑经过，说：“予惟乙卯朝（早）至于洛师”，就是《召诰》所说三月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为什么周公只说乙卯这个日子而不讲月份呢？王国维《洛诰解》说：“日而不月者，成王至洛与周公相见，时在五月乙卯以前故也”（《周开国年表》同）。这一推断，现在也由于何尊出土而得到证实。何尊说：“才（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顺着《召诰》所记月日来推算，四月丙戌是十三日。成王来到洛邑是在四月丙戌之前，成王和周公、召公的相见当即在四月丙戌前后。

何尊的记述，与文献记载完全符合。所说“惟王五祀”，即是成王五年，也即周公摄政五年。所说成王诰宗子于京室曰：“惟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兹宅中国，自之民。”“中国”即是《召诰》所说“自服于土中”的“土中”，就是指天下四方的中心。这时在洛邑大规模建设东都，确是继承了武王的遗志，实行了武王“廷告于天”的遗嘱。《逸周书·度邑解》，就是记述武王克殷之后，要在伊洛地区建都，并把这件大事托付周公的。《史记·周本纪》也说：“成王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何尊载：“复禀珷（武）王丰福，自天。”这是说，成王来到成周升登王位之后，就到天室对武王举行福祭。“福”是祈求赐福的祭祠，用牲肉和酒献祭，酒肉要归君主吃喝，叫做“归福”。春秋时代晋国还沿用这种礼制。“福”原是“胙肉”之意，见《国语·晋语二》。天室就是明堂。成王之所以要到天室祭祀武王，因为在成周建筑天室就是武王的遗志。天室可以用来宣布法令，宣称这些法令符合天意，用来加强对殷贵族的管理统治。天室该是成周大规模建设中最早完成的建筑，所以成王刚来成周，就可以在此祭祀武王了。

东都成周大规模的营建，是西周初期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同时分设东西两都以加强对东西两部的统治，是我国古代政治历史上的创举。这对于创建强大的周朝，是具有重大作用的。

更有一点需要加以辨明的，就是由于何尊的发现，有人解释何尊铭文，认为成王确曾迁都成周。何尊开头说：“隹（惟）王初，宅于成周。”唐兰《尊铭文解释》（《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一期）和《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把“隹（惟）王初宅于成周”连读为一句，认为“宅于成周”，就是“周初的成王确实迁都成周”。并且认为《周本纪赞》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综其实是错的。何尊记武王告天的话说“余其宅兹中国，自之民”，正说明武王的决策，到周公摄政五年，才实现这个决策，经营成周。注22

注22唐兰《尊铭文解释》（《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一期）把铭文“惟王初宅于成周”连读，认为成王迁都成周，成王是在洛邑建成之后，在这个新建“大邑”亲政，因而改元，称为“元祀”。此器作于成王亲政后五年。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见同上《文物》）以为“”即“堙”之本字，堆土造城之意，否认有迁都成周的事。此器作于成王五年，即周公摄政五年，与《尚书大传》所说摄政五年“营成周”相符。张政烺《何尊铭文解释补遗》（见同上《文物》）认为“”与“省”音近通假，“省宅”即《召诰》、《洛诰》所说召公、周公的“相宅”。

我们认为司马迁所说没有错误，武王主张营建洛邑为东都，同时设置东西两都，是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以及对四方管理和统治。这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创举，对于加强全国的统一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全国面积广大，僻居西方的国都是不便于管理中原和东北南三方的政务的。司马迁说武王、成王营建洛邑“居九鼎焉”，就是说把洛邑建成国都，“九鼎”原是国都的象征，至于说“周复都丰镐”，丰镐原是周的国都所在。当时把洛邑称为“成周”、丰镐称为“宗周”，就是由于两都同时设置的缘故。

（二）召公为营建成周而对成王的教导

周公摄政五年开始营建成周，成王来到成周开始亲政，即何尊所说“惟王初，宅于成周”，召公就召集周公和殷贵族中首领在一起，当面向成王讲明今后在这里治理的方针政策，实际上就是以长老身份对成王进行教导。《尚书·召诰》就是当时史官记录下来的召公所作的教导。因为召公发表这篇教导时，周公和殷贵族中一些首领都在座，所以开头说：“拜手稽首，旅（陈也）王（指成王）若公（指周公），诰告庶殷（指殷贵族首领），越乃御事（指所有官吏，“越”下原衍“自”字，从《诗经·大雅·思齐》郑笺所引校删）。”

召公对成王的教导，主要是要成王以夏、殷二代历史为鉴戒，希望能够“疾（迅速）敬德”，能够按照上天的“成命”，在中土“治民”。召公说：

王来绍上帝（谓帮助上帝治理），自（亲自）服（服政）于土中（犹言中土）。旦（周公名）曰：其作大邑，其自时（是）配皇天，毖祀（犹言祷告）于上下，其自时（是）中（，治也。中谓治理中土），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休谓取得美好成绩）。

因为当时周公在座，召公用周公的话，指出了营建成周的政治目的，在于按照上帝“成命”在中土治理好小民。怎样治理好小民呢？召公认为必须使小民协和，“其丕（大也）能诚（和也）于小民”。还以为不能过分使用小民的劳力，也不能过分用杀罚的手段来治理，“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淫用谓过分使用）非彝（谓不按常法）注23，亦敢（承上文谓勿敢）殄（绝灭）戮（杀罚）用（治理）民。若有功（谓顺以导之则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谓居于德的首位），小民乃惟刑（通“型”，效法）用于天下，越王显（于王有光显）”。这样主张不过分使用“小民”和杀罚“小民”，就是提倡用“德”来治理，从而使得“小民”效法，把“德”推行于天下。

注23《召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有三种不同读法和解释：（1）伪《孔传》作一句读，解释说：“勿用小民过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有同样解释：“勿以小民过用非常，戒毋扰民。”（2）焦循《尚书补疏》则读“淫”字为句（实际是顿号），主张训“淫”为“过”，“用非彝”冒上“勿”字，“勿用小民淫为重民，勿用非彝为秉常”。（3）王引之《经义述闻》和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都把这句连下文“亦敢殄戮用民若有功”连读。王引之解释说：“不以小民非彝而殄戮之者，先教化而后刑罚也，用此治民，乃能有功。”孙星衍说：“言王勿以小民有过为非法者，敢尽罪以治民，惟顺叙则有功也。”我们认为当以江声之说为是，江声解释“亦敢殄戮用民”说：“亦是承上之词，上句言勿，下句言亦，则是蒙上勿字而言亦也。”“亦勿敢用殄戮以治民，戒毋虐民也。”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从其说，甚是。

召公在强调用“德”治民的同时，还主张重用老成人。他说：“今冲子（谓童子，指成王）嗣（嗣位），则无遗寿耇（勿遗弃老成人），曰其（指老成人）稽（稽考）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谋自天。”这是因为成王年轻继位，召公特别为此指出，必须不遗弃老成人，因为老成人既能懂得古人之德，又能懂得天命。召公也还主张做好使用殷贵族中办事人员的工作，也就是使用好从殷贵族中选拔出来的官吏。他说：“王先服（使用）殷御事，比介（使靠拢）于我有周御事，节性（使节制其本性）惟日其迈（天天能上进）。”这是主张对殷贵族采取争取靠拢和促使逐步转变其立场的政策。因为洛邑有大量殷贵族迁居，为了巩固周朝的统治，扩展周朝统治力量，必须做好对殷贵族的使用和安排工作。

这时召公有必要对成王进行这样认真的教导。因为周朝刚刚建成，全国刚刚统一，叛乱的殷贵族及东夷的势力刚刚平服，广大人民在前一个时期受到殷朝及其诸侯迫害的创伤还很沉重，成王年轻即位，缺乏历史知识和统治经验，这真是周朝开国以来重要的关键时刻，召公以太保的职位，以周族中长老的地位，对周的兴亡负有重任，对成王负有教导和辅助的责任。但是，召公对于成王毕竟是臣下，以臣下教导君上，只能强调天命了。何况，当时贵族在思想上确实很相信“天命”的。召公既用天命来解释夏代和殷代的所以灭亡，也用天命来解释周朝之所以能够兴起和完成统一以及建都中土。认为主要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用“德”。因此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祈求天给以长命）。”

（三）成周建成后的庆功典礼

《尚书·召诰》是成周开始营建以后，成王来到成周升登君位时，召公对成王的教导，着重阐明在东都的施政方针和策略。《尚书·洛诰》是在周公摄政五年成周建成以后，要举行庆功改元典礼时，周公和成王的对话。对话共分三段：第一段周公追叙营建成周的经过以及请成王前来成周定计等事，成王表示赞赏。第二段周公说明举行庆功典礼和祭礼的意义及其作用，成王极称赞周公的功劳。第三段成王表示要退回镐京即君位，命令周公留守成周治理，周公表示接受。最后叙述对文王、武王的祭礼，由成王命令作册逸宣布“王命周公后（指此后治理成周）”的册命。

《洛诰》第二段记周公对成王曰：

王，肇（开始）称（举行）殷礼（殷见之礼），祀于新邑，咸秩（都有条理秩序）无文（“文”读作“紊”，无紊谓不紊乱）。予齐（整齐）百工（即百官），伻（使）从王于周（成周）。予惟曰：庶有事（事谓祀事）。今王即命曰：记功（记建成成周之功）宗（宗庙），以功作元祀（因功举行大祭祀）。惟命曰：汝受命笃（大）弼（辅佐），丕（大）视（示）功载（事），乃汝其悉自教（效）工（功）。

“殷礼”是内外群臣大会合、朝见君王之礼。《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宾礼亲邦国……时见曰会，殷见曰同。”这种殷见礼是周族传统的礼制，或者称为“依”。《诗经·大雅·公刘》说：“于京斯依，跄跄济济。”《逸周书·度邑解》记武王说：“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所谓“于京斯依”，就是在京都举行殷见礼。所谓“依天室”，就是在天室举行殷见礼。古“依”、“殷”音同通用。这时举行殷见礼，具有庆功大会的性质。同时“祀于新邑”，是配合庆功大会，记功劳于宗庙。即所说“记功宗，以功作元祀”。古代有策勋礼，要把功劳写在简策上送进宗庙保存。这到春秋时还沿用。例如鲁襄公十三年“公至自晋，孟献子书劳于庙，礼也”（《左传》）。周公说：“予齐百工，伻从王于周”，正因为是殷见之礼，要使百官集中到成周。这种庆功的殷见礼，主要是庆祝成周大邑的建成，实质上就是庆祝周朝一统大业的成功。同时借此机会，要大臣和诸侯会集在一起献功，从而加强全国的团结和一统。《尚书大传》引《洛诰》“乃女（汝）其悉自教工”作“悉自学功”，解释说：“悉，尽也。学，效也。传曰：当其效功也。于卜洛邑，营成周，改正朔，立宗庙，序祭祀，易牺牲，制礼作乐，一统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诸侯，皆莫不依绅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此之谓也。尽其天下诸侯之志，而效天下诸侯之功也。”这就是解释庆功和献功的殷见之礼的。周公强调“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紊）”，其目的就在于“一统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诸侯”，并且使诸侯通过参加殷见之礼，参与献祭之礼，能够尽其志而效其功；从中也还可以观察他们是否诚心拥护周朝。《洛诰》记周公对成王说：

女（汝）其敬识（辨别）百辟（诸侯）享（参与献祭之礼），亦识其有不享（辨别某些诸侯并不诚心献祭）。享多仪（献祭应以礼仪为重），仪不及物（礼仪的分量赶不上贡物多的），惟曰不享（就是不诚心献祭），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这样对于王事就会发生差错和轻慢）。

这就是通过诸侯献祭之礼，观察他们对于朝廷的态度，从而辨别出哪些诸侯是不可信任的，防止他们发生差错和出现轻慢的行为。

（四）周公留守成周和主持东都政务

《洛诰》第三段记载成王对周公说：

公，予小子其退（谓自己将从成周退走），即辟于周（将回宗周即君位），命公后（命令周公留守成周主持以后政务）。四方迪（通“犹”）乱，未定于宗礼（还不能按照宗周的礼制使天下大定），亦未克敉（读作“弥”，终也）公功（也没有能够完成你周公的功业），迪（进也）将（主持）其后（必须进一步主持此地以后的政务），监我士、师、工（监督好我所属的文武百官），诞保文武受民（保安好文王、武王所受于天的人民），乱（当作“”）为四辅（任为君王统治四方的辅佐）。

郑玄把“命公后”解释为分封周公之子伯禽，不确。周公于摄政三年“践奄”，“践奄”之后，就把伯禽封于鲁，“因商奄之民”。这时伯禽早已分封，不需要等到成周建成后再分封。而且成王所说的话，都在嘱咐和勉励周公今后在成周进一步加强治理，没有半点分封周公后代的意思。蔡沈《集传》认为这是“成王留周公治洛也”，“犹后世留守、留后之义”。所说“犹后世留守、留后之义”，未必正确，但是说是“成王留周公治洛”，很是恰当。“命公后”的“后”，就是“迪将其后”的“后”。下文说：“王命作册逸（即史佚）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就是成王命令史官把他的口头的决定写成公文，用“册命”的方式授给周公今后治理东都的大权。成王给予周公监督百官、“保民”以及“司为四辅”的大权，就是统治东都的大权。因为东都是“中国”或“土中”，正当天下的中心，负有统治四方的重任。接着成王再对周公说：

公定（你周公留下吧）！予往已（我要回去了）！公功肃将祗欢（“肃”通“速”，公的功业行将为人敬悦），公无困我（“我”原误作“哉”，从《汉书·元后传》、《续汉书·祭祀志》刘注引《东观书》所引改正。谓公不要使我为难），我惟无（我不会厌倦），其康事（“康”通“赓”，希望你继续从事），公勿替刑（“替”谓废弃，“刑”通“型”，法则），四方其世享。

这是成王进一步说明他的意愿，要求周公留在成周，继续从事治理四方的政务，只要不废弃原有的法则，子孙可以世袭这个为“四辅”的职位，所以说“四方其世享”。后来果然这样，周公的后代世袭着这个治理成周的职务。令彝：“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明公朝至于成周”。《书序》也说：“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

（五）成王和成周称号的确立

西周前期诸王都在活着的时候有尊称。文王、武王、成王，原来都是生号。关于这点，在先秦和汉初都是明确的。《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朱熹认为“此诗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诗也”。是正确的，全诗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毛传》：二后，文、武也）。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贾谊《新书》引作“谧”），於缉熙，单（《国语》引作“亶”）厥心，肆其靖之。

《国语·周语下》记载晋大夫叔向对周大夫单靖公所说的话，有解释这章诗的内容：“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俭信宽，帅归于宁。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和之。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和，故曰成。”贾谊《新书·礼容语下》也有相同的记载，也有对这章诗的解释，但解释不同：“谧者，宁也，亿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经也，势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孙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临民，故称‘昊天’焉。不敢怠安，早兴夜寐，以继文王之业。布文陈纪，经制度，设牺牲，使四海之内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顺武王之功，奉扬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国，歌谣文、武之烈，累九译而请朝，致贡职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时也，天地调和，神民顺亿，鬼不厉祟，民不谤怨，故曰‘宥谧’。成王质仁圣哲，能明其先，能承其亲，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

上述两段对《昊天有成命》的解释，虽有不同，但是，认为这首诗是歌颂成王之德，是一致的；认为成王是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而得到成功，完成了昊天的“成命”，也是一致的。《国语》说：“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文昭”是指文王的“德”，“武烈”是指武王的“德”，而“道成命”就是成王的“德”。《新书》说：“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而“有成”。说明成王之所以称“成”，就是由于他完成了文王、武王“未就”、“未成”的功业。《新书》所说：“布文陈纪，经制度，设牺牲，使四海之内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也就是《尚书大传》所说的“改正朔，立宗庙，序祭祀，易牺牲，制礼作乐，一统天下”。《吕氏春秋·下贤》说：“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这就明确地指出了成王所以称“成”的原因。

《尚书·酒诰》开头，无论今文尚书三家（欧阳、大小夏侯）和古文尚书三家（马融、郑玄、王肃），都作“成王曰”（只有伪《孔传》删去“成”字）。马融所引解释“成王”的三种说法之一：“或曰：以成王为少，成二圣之功，生号曰成王。”郑玄说：“成王所言成道之王”（《尚书·酒诰》正义引）。都是有依据的。段玉裁根据《尚书·顾命》云：“翌日乙丑成王崩”；《史记·鲁世家》说：“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尚书大传》作：“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证明成王确是“生称”，“如汤生称武王之比”（《古文尚书撰异》）。魏源也根据《国语》、《新书》、《吕氏春秋》、《史记》等书，证明成王是“生时尊号”，“周人及西汉初人皆知之”（《书古微》卷十）。

成王之所以称“成”，确实取义于周朝开国大业之完成。也就是昊天“成命”的完成。《召诰》记召公引周公的话说：“其自时（是）中，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这是说成王奉行上帝的“成命”，治民取得了美好的成果。《召诰》记召公最后对成王说：“王末（终也）有成命，王亦显。”这是说成王终于完成上帝的“成命”，因而成王也很光显。周朝统一全国、统治四方开国大业，是周公东征胜利、建成东都成周之后才完成的，从此成王开始成为统治四方的新的开国之君。所以《洛诰》记周公对成王说：“予乃胤保（指保天命），大相东土（指准备营建成周），其基（始也）作民明辟（“明辟”即明君）。”周公在对答成王要他留在成周主持统治四方政务时又说：“孺子（指成王）来相宅，其大惇典殷献民（指管理殷贵族），乱（当作“”）为四方新辟（成为统治四方的新君），作周恭先（作为后代恭谨的周朝君王的先导）。曰：其自时（是）中（治理中土），万邦（诸侯）咸休（都有很好的治理），惟王有成绩。”正因为“王有成绩”，所以推尊称为“成王”。

成周之所以称“成”，和成王之所以称“成”，意义是一样的。郑玄说：“居摄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公羊传·宣公十六年》疏引）。这个解释不够确切。何休说：“名曰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水经·谷水注》引）。“成周”是和“宗周”对称的。“宗周”是因为天子是天下的大宗而得名。“成周”是因为建成四方统治的中心而得名。自从成周建成以后，西都宗周的京畿和东都成周的京畿就沟通连结起来，有所谓“邦畿千里”之说，成为周朝中央政权相互连结的两个统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