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妇女为中心的母系氏族公社

第一节 母系氏族公社的出现

一、氏族公社的起源

我们的祖先自从过渡到新人阶段，也就是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由于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和生产的需要，出现了氏族组织。不过，这种新的社会组织直到进入新石器时代才达到发展、繁荣的阶段。恩格斯说：“氏族，直到野蛮人进入文明时代为止，甚至再往后一点（就现有资料而言），是一切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所以，我们为了深入理解原始社会，就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氏族公社制度。

“氏族制度，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直接发生的。”所谓“普那路亚”（Punalua），是一种原始的家庭结构，原为夏威夷语，义即“亲密的同伴”。例如，一列或数列姊妹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核心，而她们的同胞兄弟则成为另一个共同体的核心，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所说的普那路亚家庭便是经过这样的途径而由血缘家庭发展出来的。按夏威夷的习惯，若干数目的姊妹（同胞或血统较远的）曾为她们共同丈夫们的共同妻子。但在这些共同丈夫中，排除了她们的兄弟。这些丈夫彼此已不再互称为兄弟，而称为普那路亚，即亲密的伴侣；同样，一列兄弟（同胞或远房的）则跟若干数目的女子（只要不是自己的姊妹）共同结婚，这些女子也互称为普那路亚。所以，这种家庭的主要特征是：“一定的家庭范围内相互的共夫和共妻，不过在这个家庭范围以内是把妻子的兄弟（起初是同胞的，以后更及于血统较远的）除外，另一方面也把丈夫的姊妹除外”。这种婚姻关系，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禁止同胞兄弟姊妹的子女、孙子女以及曾孙子女之间结婚。这有助于人类的发育和蕃衍。摩尔根认为人类的这一进步是由于“自然选择原则”发生作用。普那路亚集团禁止同胞的和旁系的兄弟姊妹间的婚姻关系，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外婚制。由此，必须有两个这样的集团互为婚配，才能存在下去。每一个这样的集团，其中的姊妹集团连同她们的子女以及她们的兄弟（即母方同胞的及血缘较远的兄弟）等等一群人，正是后来构成原始形式的氏族的成员。可见，氏族公社组织是自然而然地从普那路亚家庭发展起来的。氏族公社又分为母系和父系两个前后相衔接的阶段，而以母系氏族公社制度为其典型的形态。

二、我国境内母系氏族公社的遗迹

从我国各地的新石器遗址中，可以看到丰富的氏族公社的文化遗迹：在黄河中游及其支流广大地区，有“仰韶文化”；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有“马家窑文化”；从东北部起，经内蒙古、宁夏直到新疆的广大地区，散布着“细石器文化”。在其他各地区，近年来广泛发现各种不同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也都属于母系氏族公社的阶段。

（一）我国境内的中石器时代的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起来的。在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里，人们不断改进用石头和石头互相打击制作的粗糙工具，逐渐知道使用凿磨过的较精致的石器。这标识着石器文化的一大进步。这种新石器，有的还安上木柄，或者钻孔穿绳；有一定的形状；用途的区分更加细。这时，人类还发明了陶器，成为新石器文化的主要特征。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生活领域的扩大，他们就不再过着到处为家，以渔猎为生的流徙生活，而是比较安定地居住在平原上了，因而有了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的条件。这时，人类有了多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能力。这是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和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基本上不同的地方。但是，由旧石器过渡到新石器，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而是经过相当长的一段过渡阶段。考古学上名之为“中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类发明了弓箭。弓箭不仅是一种武器，同时也是最主要的生产工具，有助于人类同自然界的斗争。

目前在中国境内很少有中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根据现有的材料，黄河流域发现了河南灵井遗址、陕西沙苑遗址，北方地区发现了内蒙古札赉诺尔遗址、黑龙江松山遗址、内蒙古大义发泉遗址，南方地区发现了广西芭桥芭勋遗址，以及西藏自治区的亚里遗址等等。其中灵井和沙苑最为典型，可作为中石器文化的代表。

1965年在河南省许昌灵井砦地下10米深的砂层中发现两段人的股骨化石，采集到千余件石制品。石器基本上可分为三类：砾石石器、石片石器和细石器。砾石石器很少，主要为砍砸器和刮削器；石片石器中则有尖状器、雕刻器、小型厚刃斧状器及各式刮削器；细石器中有各种形式的石核、扇形石器和大小不等的长形石片。其中打制石器具有旧石器时代传统，而占相当大比例的典型细石器则具有进步的特征。该遗址在中石器时代遗址中属于较早的一处。

1956年在陕西省朝邑和大荔沙苑地区的沙丘地带，发现了十多处细石器和石片石器共存的文化遗址。其细石器与北方细石器文化有共同处，制作技术稍原始，如两面加工的石器较少，石器上大部分保留着原来的岩面等。石片石器是这里的典型产物（见图19），而在北方细石器文化中则很少见到。并且在这里没有发现早期的陶片，同石器共存的兽骨已开始石化。考古学家认为，沙苑地区的文化遗存可能处在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初期阶段。

（二）弓箭的出现

沙苑的细石器中有石镞，可以证明当时已发明并使用弓箭，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以前人们对于天空中的飞鸟，对于距离较远的兽类很难猎取，有了弓箭就可以射杀了。恩格斯说：“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日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普通的劳动部门之一。”弓箭的发明和使用，在当时“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弓箭使打猎的范围扩大，提高了打猎的效果，从而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妇女成为氏族公社中心的原因

根据当时人类简单的劳动分工，妇女是主管采集经济的，原始农业就是那时妇女从采集实践中逐渐发明的。由于农业逐渐成为人类维持生活的必要的经济部门，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使妇女在经济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占有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群婚制下，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社会上便逐渐形成了以女子为中心的母系氏族公社。

（四）新石器时代的村落

它们分散在我国各地新石器时代的氏族文化遗址中，反映母系氏族公社生活情景比较全面的是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因1921年首先在河南省渑池仰韶村发现而得名。嗣后在西起甘肃、青海东部，东达河南中部，南至丹江流域，北到内蒙古的广大地域，都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仰韶文化的中心区域在陕西关中、山西南部和河南大部。在这广大地域内的仰韶文化各自承袭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等发展而来，蔚为三个地区的七个类型：关中、豫西、晋南地区的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西王村类型，郑州、洛阳地区的大河村类型和王湾类型，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比较重要的遗址有：陕西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邠县下孟村、华县泉护村、元君庙、华阴横阵村、河南安阳后岗、大司空、陕县庙底沟、渑池仰韶村、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山西芮城西王村、河北磁县下潘汪、界段营等等。通过对一些典型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仰韶文化的面貌、当时居民的族属、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我们已经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仰韶时期的人是今天的中国人的血亲，这是考古学上已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在半坡、北首岭等遗址所发现的数百具骨架，经过人类学家的研究，结论是：都属于蒙古人种，和近代蒙古各支人种比较，则与太平洋支的南亚人种系、远东蒙古人种系接近。其接近的程度以与南亚人种系较为近，而与蒙古人种大陆支的中亚细亚系相去较远。这是由于在原始时期，华南、华北都住着我们的祖先。后来居住华北的居民不断与北方来的民族融合或同化（如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宋元时期），体质特征起了变化。而南方居民则保持着原来的特征。因而仰韶文化的人的体质特征接近于近代南方人。可见仰韶文化的人确是我们的祖先。

仰韶文化半坡遗址是一个典型的氏族村落。遗址略呈椭圆形，北部和东北部为氏族墓地，当中和南部为居住区，东部为制造陶器的公共窑场。窑场、墓地和居住区之间各有深、宽各五六米的壕沟，可能是一种防护性设施。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还发现好几十座当时人居住的房子，有的保存很完好，如1955年清理的第二、三、六号方形房子和第三、四、九号圆形房子。

方形房子分方形和长方形两种。从它们的建造和结构上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可以以第三号方屋为代表。这是在当时地面上下掘深约0.8米、长4.1米、宽4.75米，东西长的长方形圆角坑。以坑壁作为墙壁，壁上涂抹一层厚约2.5到3.5厘米的黄色草泥土。门开在南边。门道是长1.7米的一道狭槽，作阶梯形，共四级，宽仅0.4米，仅能容一人出入。门道南端两旁各有一柱洞，当为门道棚架的支柱。门口有宽1.3米、长0.42米的门坎。屋里有烧火的灶坑，灶坑附近堆积有灰烬和木炭渣。居住面为细的黄色草泥土。在屋内中心偏西有一个柱洞，可能是支撑屋顶的木柱的遗迹。房屋周围尚未下掘，没有发现像第一号方屋那样密集的柱洞。第二类以第六号方屋为代表，形状几乎成正方形。屋基和居住面保存较完好，南北长3.58米，东西宽3.89米。墙壁是用黏土夹木柱和木板筑成的。屋四周和中间共12根粗大的柱子，东西成三列，每列四根，排列整齐。除屋基有明显的柱洞外，在居住面以上还保存有高约0.1米的黏土烧过的墙壁，其中有明显的木柱痕迹。居住面与当时地面中间还隔有厚约0.3米的灰土堆积。居住面下部接近灰土部分，铺一层木板，然后再在木板上涂抹一层厚约8到15厘米的草泥土，且经过篝火烧烤，成为坚硬的红烧土面。

圆形房子有近乎正圆的，也有椭圆形的。墙壁当中夹有木柱，相当稠密地排列在居住面的周围。屋顶也是由木柱支持的木板或木椽排列而成，上面盖以黏土。如1954年所发现的第一号圆屋，房基略呈正圆形，直径约5米。周围有残留的立壁。立壁有垂直的，也有部分向内弯曲成弧状的，高度平均0.22米。西南部分保存较好，高0.38米。房子中间是一个匏形的灶坑。灶坑两边有六个对称的柱洞，隔墙的壁中夹有长方形、三角形或多边形的小木柱作为骨架。这个房子根据发掘的资料，能够恢复它的原形。

在居住区屋旁还有许多储藏东西的窖穴，是氏族的公共仓库。居住区当中那规模很大的第一号长方形房子，可能是氏族的公共活动场所，氏族会议大概就在这里举行。根据已发掘的房屋数量推测，整个村庄同时存在的房屋有100多座，可居住四五百人，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村庄。

1972年开始发掘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是一处比西安半坡保存得更好的仰韶文化村落遗址（居住区发现了90座房址，也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到1979年为止，已经进行了历时8年的11次科学发掘，发掘面积累计达16000多平方米。先后发现的重要遗迹有：房址143座，灶坑331个，地窖504座，墓葬685座。发现了陶、石、骨、角、蚌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以及其他用品1万多件。这是一个仰韶文化初期比较完整、清晰的母系氏族村落基址。有两条壕沟将居住区和墓葬区隔开。居住区的中心是一个约4000平方米的广场，房屋建于广场四周，它们的门朝向广场。东、西、南、北四面有5座面积80至120平方米的方形大房屋，大概是供氏族会议或宗教活动用的。在每座大房屋附近，分布着十几到二十几座方形或圆形的中小型房屋，这是氏族成员日常生活、居住、贮物的地方，从而形成了以大房屋为中心的五个建筑群。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这里的居民可能分属几个家族或氏族，而共同组成一个氏族或部落。姜寨这个村落遗址保存得这样完善，布局这样清楚，充分显示出6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是如何生活的完整面貌。

关于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问题，有必要提出的是发现于陕西、河南、河北等地的与仰韶文化有密切联系而年代又早于半坡遗址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

自20世纪6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逐渐在陕西、甘肃地区发现了老官台文化。这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因首先发现于陕西华县的老官台一带而得名。老官台文化的遗址在陕西关中和甘肃陇东一带已发现十余处，如陕西华县元君庙、宝鸡北首岭、西乡李家村、临潼白家村、渭南北刘白庙村、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等遗址。老官台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遗迹中已发现有圆形半地穴式房基、各种形状的灰坑、公共墓地。如秦安大地湾一期的半地穴式房基，面积一般为六七平方米，房基一侧有一个斜坡门道。房基内和门道内都挖有圆形柱洞，洞周用土夯实，房基内周壁似经火烧，坚硬而呈红色。灰坑分圆形直竖平底坑、圆形圆底坑和不规则形坑等。墓葬形制一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但也有少数为圆角方形坑。墓内死者多是一次单人葬，只有个别的为二次葬。死者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多，侧身屈肢葬为少。有些墓的排列似有规律，墓内死者头向多朝西或西北。墓中有随葬品，有石器和陶器，有的还有猪的下颌骨。遗物中主要是石器和陶器。石器有磨制、打制两种，品种有铲、斧、矛、镞等。陶器多为手制，胎质以砂质红褐陶为主，泥质红陶较少，还有少量的泥质灰陶，火候低，质松易碎。器表除素面外，多饰绳纹，还有锯齿纹、锥刺纹和划纹。器类有小口深腹平底罐、小口鼓腹罐、三足筒形罐、圆底钵、三足钵、假圈足碗和小口壶等。

1977年和1978年在河南新郑的裴李岗发掘出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这种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中部，如郑州、新郑、尉氏、中牟、密县、巩县、登封、长葛、鄢陵、陕县、项城和潢川等地。经过发掘的有新郑裴李岗、密县莪沟、长葛石固和舞阳贾湖等遗址。裴李岗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遗迹中已发现有房基、灰坑、陶窑和墓葬等。房基多为圆形半地穴式，少数近方形。房的一侧挖有一个底呈斜坡形的窄房门。房的周壁或中间有圆形柱洞。室内地面用黄砂或黄土铺垫。灰坑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几种，有些应是储藏东西的窖穴。所发现的陶窑规模很小。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竖穴，死者多是一次单人葬，个别的为合葬。死者头向多朝南或西南。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多数墓内在死者两侧放随葬品，数量不等。男性墓多随葬石铲、石斧、石镰和石镞等生产工具和陶器，女性墓则多随葬石磨盘、石磨棒等。这表明当时男女在生产上分工不同，男性以从事农耕和狩猎为主，女性以加工粮食为主。遗物中有石器、骨器、蚌器等生产工具和陶质生活用具。发现的陶器数量很多，以泥质红陶为主。制法多为手制，以泥条盘筑为主。器表以素面为多，但已有拍印与压印的篦纹、指甲纹和划纹。器类主要有深腹平底罐、敞口圜底钵、三足钵、平底或假圈足碗、小口双耳壶等。在舞阳贾湖遗址中，还有骨笛和刻有符号的龟甲出土，说明了当时的宗教与巫术情况。

1976年在河北省邯郸市武安磁山村靠近沼河的台地上发现了磁山文化遗址。类似的遗址在武安的岗南牛宗堡、西万年、容城和河南北部的淇县等地也有发现。磁山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遗迹中有房基和灰坑。房基分为圆形和椭圆形半地穴式两种。房基直径约3米左右，深约1.2米，有台阶式门道。房基周围有圆形柱洞。灰坑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等。灰坑一般不是很大，内有陶片、兽骨等遗物，有的还有炭化粟粒。遗物以石制生产工具和陶质生活用具为主。石器多以青色石灰岩为质，皆磨制而成，品种有扁圆体双面刃斧、上窄下宽扁平体铲、扁平体双面刃镰、椭圆形扁平体三足或无足磨盘、圆柱体磨棒等。陶器多以砂质红陶、褐陶为质，制法有泥条盘筑和捏制两种。器表除素面外，绳纹较多，还有篦纹、划纹、剔刺纹、指甲纹、附加堆纹与器底的编织纹等。器类有砂质的直口或侈口深腹平底罐、直口深腹平底盂，泥质的敞口圜底三足钵、敞口碗、直口直壁平底盘、小口双耳壶、四足器和靴形支座等。此外，还有狗、猪、鸡等家畜与家禽骨和大量粟的炭化遗存。

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从文化面貌上看，三者具有一定的共性，当然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三者都表现出与仰韶文化的早期阶段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如三者的典型器物有圜底钵、三足钵、大口深腹罐、假圈足碗和双耳壶等，均见于仰韶文化，而绳纹等纹饰在仰韶文化中更为普遍。这些迹象充分表明它们属于仰韶文化的先驱。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经碳14断代，都有好几个不同的数据，但都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这无疑是华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目前已知的最早遗址。

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和住房虽然简陋，但是，这确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件大事。过去人们住在天然的山洞中，束缚在固定的地方，受着天然地形的限制，很不自由，并且集体居地的扩大也受到限制。这时因为发明了房屋，可以按照人们生活的需要增加住地，并可以选择适宜的地方居住。人们有了住房，便结束了穴居野处的生活，冬夏可以避寒暑，平时可以避风雨，并且还可以防备猛兽虫蛇的侵害。这样，人们的生活比以前要安定多了。这对氏族公社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